第一章
影子帝国初现：英国情报机构的崛起

1917：秘密从军情一处开始

英国现代情报史发端于1917年，但第一次世界大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关情报机构的记载非常粗糙，并且缺少细节。而且，确实也很少有当权者严肃地询问过陆海空军的情报工作。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当情报史学家们试着查询第一次世界大战情报史的材料时，发现除了一堆“干骨架”之外一无所获。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政治家和高级公务员醉心于民事情报机构间的内部斗争：军情一处c科（MI1c）(1)、军情五处、苏格兰场（Scotland Yard）(2)、印度政治情报局（Indian Political Intelligence）(3)以及政府密码学校（Government Code and Cypher School, GC&CS）(4)。1919年，时任第一海军大臣的沃尔特·朗（Walter Long）(5)推动情报机构重组并设立情报局长进行统一管理。他以“民事机构完全没有采取行动的授权”为由，取消了对陆、海军情报的详细讨论。

1918年12月大选后，首相劳合·乔治（ Lloyd George）(6)的权力实际上被朗这样的保守党大臣所辖制。在他们的敦促之下，英国政府成立了特勤委员会，并进一步委任了八个“历史最短”的情报机构：即特勤局（the Secret Service）(7)、安全局（Contre-espionage）、海军情报局、军事情报局、空军情报局、战争贸易情报部、印度情报局和爱尔兰情报局。这些部门在1919年2月之前早已有了属于自己的历史，只是互相之间的联动相对较少。

鉴于此，军情一处c科的主管曼斯菲尔德·卡明（Mansfield Cumming）(8)提出了重要建议，并据此于1917年11月对特勤局进行了重组，明确了各部门的服务对象。他不是根据自身经验，而是以假设的德国情报机构历史，提出了反对建立单一情报部门的理由：德国的海军、陆军和政治情报部门都各自为政，因此输掉了战争。

这一论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军情五处的主管弗农·凯尔（Vernon Kell）(9)只负责军情五处的团队扩充工作，战争的第一年该处有40名官员，战争的最后一年竟增加到了140名。

海军情报局局长“眨眼”霍尔（“Blinker” Hall）(10)公开宣称，皇家海军不会承认特勤局是真正的“特工”，因此他们将自行开展海外情报行动。这些任务的负责人一直在西班牙，并没有对自己执行的任务做具体说明。

印度事务部获准管理一个情报机构，在伦敦设有办公室，并在美国和波斯(11)开展工作。作为对比，印度局海外机构的费用是军情五处总经费的3/4。

爱尔兰事务部承认，自己的警察情报网在对抗轰轰烈烈的爱尔兰民族起义时表现得非常糟糕。

迄今为止，最详细的历史记录是由苏格兰场的主管巴兹尔·汤姆森（Basil Thomson）(12)提供的。汤姆森是反颠覆工作的奠基人，朗及其保守党盟友希望将他扶植为国内情报方面的领军人物。但汤姆森完全没有兴趣谈论战争，他的任务是镇压起义，而且他获得的经费是军情五处的1.5倍。正如预期的那样，汤姆森从委员会那里成功摘下了内政情报总监的头衔。

英国国内情报历史的大规模缺失，导致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期间，出现了颇具误导性的情报“战争书籍”的畸形繁荣。这些情报战争书籍描述的都是个人的传奇故事，缺乏对真相或相关重要事实的基础性分析。巴兹尔·汤姆森这位自夸是时局敏锐观察者的人物早在1918年4月就预见到了这种繁荣——“间谍自白”必然出现，并且不可避免地会不尽人意。正如他对一本此类书籍的评论中所写的那样——“个人的虚荣心”。汤姆森对这一主题非常了解，“让他和间谍小说作者竞争这样的要求，更让他无法说出真相”，这一类书籍“是所有伪装成真相的作品中的最糟糕一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关于情报的机密历史被记录下来，但这些干巴巴且含含糊糊的古老资料像一团乱麻，毫无吸引力。而且，情报官员的地位并未得到明显提升。英国官方历史学家詹姆斯·埃德蒙兹爵士（Sir James Edmonds）(13)在战前曾是一名极有影响力的军事情报官。然而，在他主编的由帝国防务委员会（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ce）出版的那部号称不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中，也只强调了军事行动的重要性，而忽略了军事情报的作用。

埃德蒙兹担任《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匿名评论家时，为超过400本战争书籍撰写过评论，但更多的是表达个人的意见。他的这些评论中，只有四篇涉及军事情报，其中三篇还是大肆抨击德意志第二帝国陆军最高统帅部情报处（OHL IIIB）(14)负责人瓦尔特·尼古拉上校的工作。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埃德蒙兹的文章非常具有代表性：情报不过是战争史中的小插曲。

英国陆军部于1921年编纂的英国军事情报史，几乎通篇都是平铺直叙。1917年11月，军事情报局（Directorate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DMI）的管理部门军情一处成立了一个小组来编纂该局的历史。但不出三个月，该小组就被调出军情一处，因为他们编纂出来的东西根本不是什么情报史，只能说是军事情报机构对其他国家的了解。1918年9月，威廉·思韦茨爵士（Sir William Thwaites）(15)担任军事情报局最后一任战时主管，委任自己的一位幕僚——波茨少校（Major Potts）负责编写英国战时情报史。但波茨也只是从各部门领导者那里收集了一堆材料，然后罗列成一篇流水账。

类似英国远征军法国总司令部的雷金纳德·德雷克上校（Colonel Reginald Drake）这样的情报负责人提交的报告，就是波茨那部情报史资料的来源。在感觉到那个由代号为“C”的主管曼斯菲尔德·卡明领导下的民事部门（有时候被称作“特勤局”）的无能之后，驻法国和比利时的英国远征军于1914—1915年间成立了自己的情报机构。

总司令部情报处的历史反映了驻法国和佛兰德斯(16)的英国远征军所开展的秘密情报工作。但如果不是亲历者，人们很难读懂这部情报工作史中记录的一切。除了对使用信鸽那无休止的叙述之外，主要的“案例史”都和战争末期远征军总司令部在瑞士和卢森堡设立的情报分支机构有关。阅读完这些材料后，读者会发现，总司令部的秘密情报工作可以归结为一项主要活动：监视火车。据说做这件事的特工一度多达6000人。

读者无法从历史中得知，为何军事情报部门总是重复之前做过的工作。他们能得到的唯一解释是——而且永远只有这一个解释，像被施了魔咒——因为工作量增加了。但唯有仔细研读资料后，你才能发现这些工作的整体目标：为了纳入计划于战后编写的《军事情报手册》。所以书写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情报历史只不过是一场有限的、野心不大的演习而已。

1922年4月，军事情报工作再一次与军事行动合并。军事情报局的下属机构在战间期(17)发布了两个文件：1923年的《军事情报手册》以及1939年的《军事情报手册》修订版。有趣的内容全部都收集在了“秘密增刊”中。《军事情报手册》的秘密增刊开头就对军队在“1914—1919年”那场战争中所学到的东西发表了一份完美的声明——军事情报工作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来自“研究军队在战场上的信号通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约43%的情报工作的胜利，都得益于所谓的“Y”业务(18)所做的贡献。

用《军事情报手册》中的话来说，“特工部门”的意义就是通过间谍方式进行情报搜集，如果能恰当地与军事系统进行配合，那就更好。特工部门“并不是孤立个体”，它“只是其他情报组织的补充，如果不能和其他单位紧密合作，便永远无法取得成功”。《军事情报手册》中演绎了远征军总司令部情报处的历史来讥讽以下的想法，即在地图上画一条线以区分军事情报机构和民事情报机构，军事情报机构的活动范围靠近战场，而民事机构的活动范围离战场则很远。事实上，秘密增刊的大部分内容都直接来自1919年的远征军总司令部情报处的历史。

威廉·思 韦茨非常重视从自身经历中总结经验教训，战争一结束，就打算将军事情报局下属负责的特别情报工作分支机构与“C”(19)合并，进而建立一个新的军事特工机构，即“特别情报局”。他还提了一个小小的附加建议：合并陆军和海军的密码情报工作。

思韦茨的建议非常重要，既抓住了时机，也找准了方向。他对情报工作的整合意识，也解释了他为何在1919年春给予“C”大量支持。但思韦茨手下的历史学家，尤其是在战时还执行过情报任务的，大多不会对“C”有什么好评。真正让思韦茨青史留名的，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对情报部门做出的整合。这些整合在1920年底基本完成，随后于1921年春正式发布。

当然，“C”在政府机构中有强大的后台支持。外交部常务次官哈丁勋爵（Lord Hardinge）(20)就多次出面为“C”斡旋，本人也以民事“特工部门”的创始人自居。思韦茨对军事情报机构的整改计划遭到了阻挠。哈丁声称，“从各方面来看，（民事特工部门）为赢得战争做出了相应的贡献”。虽然他没有任何可靠的论据来佐证自己的说法。

1919年，思韦茨关于建立独立密码情报机构的倡议得到了实施，不过，此举导致军队失去了对密码监听的掌控，最终使军队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

陆军部密码负责人马尔科姆·海（Malcolm Hay）(21)察觉到了思韦茨立场的“叛变”，在1919年夏天愤然离开了军事情报部门。随着他的离去，军用密码的历史材料几乎全部遗失。海曾委托他人编写了五页本部门的历史，但并没有证据表明他将这些史料递交给了上级部门，而且军事情报历史和《军事情报手册》中也没有这些史料的相关记录。这样一来，军情一处下属的密码室——MI1b、MI1e和MI1d (22)注定成为“1900—1945年间档案工作最差的英国情报机构”。

这几个密码室一直由不再适合服现役的陆军下级军官领导，因此招募进来的新兵在军队中地位很低——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为国效力。根据机密史料的记载，直到1917年底，他们一直在破译所有“从德国发出的远程无线电报”。几个密码室也发展出了一套复杂巧妙的网络，和总司令部及随后的美国人分享他们的情报。密码室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但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他们在那个时代得到了应有的重视。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情报“Y”机构，其血统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1926年，当新的军用侦听破译站启用之时，它给人的感觉是全新的创造，而不是旧的重建。当时陆军部在查塔姆（Chatham）设立了一个中心，而不是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将办公室设在伦敦的科克街（Cork Street）。

某种意义上而言，军事情报机构得益于“阿拉伯的劳伦斯”，即T. E.劳伦斯（T. E. Lawrence）(23)的成名，是他一手造就了战后战争类书籍的繁荣。他的作品《智慧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于1922年、1926年和1927年多次再版。作为一名情报军官，劳伦斯的直接上级是驻开罗的情报主管戴维·霍格斯（David Hogarth）(24)。而作为劳伦斯在阿拉伯处的业务指导，如何约束他履行好情报官的职责，令霍格斯大为头疼。“当他在1914年加入时，完全没有想过会去帮助阿拉伯人获得自由。”霍格斯在1927年出版的《沙漠革命》（Revolt in the Desert）里写道：“当他被派至开罗开展情报工作，并且在那里得知我们建议麦加埃米尔反对圣战时，这一想法方才萌生出来。这个小个子的海军中尉情报官做起了革命之梦。”

劳伦斯及其阿拉伯处的同僚开展的政治情报工作和特别行动成了金字招牌，同时也掩盖了艾伦比将军（General Allenby）(25)的功绩。正是他娴熟地整合并运用军事情报系统，才帮助英国在巴勒斯坦战场上取得胜利。但此时，仍然很少有作品从本质上对军事情报进行著述。

在英国国内，英国远征军法国总司令部情报处在战后的处境相当被动，该部门前负责人约翰·查特里斯（John Charteris）(26)更是受到了许多政治家和记者的批评。1917年12月，司令部情报处不得不将久遭舆论诟病的查特里斯解职。但这些对军事情报机构的政治批评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目的是借此抨击在西线领导作战的总司令道格拉斯·黑格（Douglas Haig）(27)。他们认为，比起帮助黑格进行决策，情报机构的意见似乎被他的决策所左右。

由于“长礼服与黄铜帽”（frocks vs. brass hats）(28)的内斗传统，已不大可能为我们留下详细的情报工作分析材料。这一分析本可以揭示查特里斯对战俘情报系统的依赖，因为查特里斯对情报得出的结论与军事情报局局长和帝国防务委员会完全相左。确实，各方都对情报进行了复杂的分析，但谁都拿不出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

当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29)在1926年询问相关工作时，查特里斯情报分析的可靠性依然是个谜。詹姆斯·埃德蒙兹向丘吉尔保证，官方战史学家的档案“百无一用”。或许某一天，德国人能首先提供一些准确的数据，但他们自己的官方记载也仅仅承认“由于核对工作需耗费大量时间，尚无法从统计的角度提供重要（但不对其他方面产生影响）的伤亡数据”。因此，对于军事情报部门的行动，拘押约180名德国间谍嫌疑人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而没有人去分析在造成近200万名德国军人死亡这一结果中那些情报人员所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