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秘史》向世人揭示了英国情报机构那些秘而不宣的历史。20世纪中叶，英国政府出于各种目的，委托相关人员为情报工作编纂了大量相互关联且不对外公开的历史资料。有一些资料，是为了证明情报工作是保卫国家安全的重要工具，理当获得雄厚的资金支持；另有一些则是为了提醒政策制定者忽视情报工作将导致的危险后果；还有一些是为了完整记录情报部门的工作，以确保某些人退休或调任白厅(1)其他部门时，相关资料不会遗失。简而言之，这些内部历史资料诞生的背后，有着错综复杂的“政治原因”。但是，从没有人正确认识或客观评价过这些历史。在这里，我们可以套用近年来评价情报历史的一句话：“一个手握重权的体系，却只干着一部大型记录仪的活儿，即以自己的想象塑造着过去。”
《秘史》认为，英国官方为情报工作设计了各式各样的“事后”评估，这种严格的审查程序，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至冷战早期的英国“情报文化”提供了许多宝贵的一手材料。这些内部研究，也为了解英国政府机构的运作提供了全新视角。因此，无论涉及国家内部还是外部安全，这些资料都能够极大地帮助我们洞悉行政文化的演变历程。
这些经过仔细打磨的历史，往往会把情报机构塑造成一个无所不能、坚韧不拔而又自私自利、不可一世，且最终足以影响军方和国家决策者的角色。他们反复强调，无论是忽略这个专为提供情报而设立的国家机构，还是忽略其提供的信息，都会贻害无穷。这一叙事方式既是对过往的记录，也是对未来的展望。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情报工作历史的研究也发生了巨大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时，内部研究已经从塑造情报工作在军事或政治大背景下所扮演的角色，转变为由进行调查工作的情报机构成员撰写英国整个情报系统的发展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军队和政治家作为情报的消费者，是这些内部材料的主要受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受众逐渐扩大到情报人员。1943年后，这些研究不仅仅是为了强调情报在政治和军事行动中的重要性，同时还要对情报领域进行划分。
凡事都探问其动机是不可取的，因为历史反映多少现实，文字就能构建多少现实。《秘史》小心地揭示了英国情报机构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处的立场。今天的人们总是更关注那些魅力四射、完全没有军人身份的现代特工，而忽略他们先辈的存在。因此，本书会极力避免落入替胜利者书写成功故事的俗套。
军事情报历史学家将这种困扰自己的问题称作“忽视综合征”。然而他们越是想尝试“过滤”掉安全情报、反间谍、欺诈和特别行动，这一问题就越发严重。
但这些定义是有意识地被构建出来的，《秘史》中也将展示这一点——它们是为了给特定情报机构和情报类型设立或高或低的地位。好的军事情报历史之所以相对匮乏是有原因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类似白厅联合情报委员会（Joint Intelligence Committee）(2)或者白金汉郡的布莱切利园（Bletchley Park）(3)这样的机构都曾服务于军队。1943年之后，由于英国政府期望把战略和政治情报作为情报机构优先完成的任务，因此这些事实皆被巧妙掩盖了。
正因如此，情报历史学家往往担心在研究中忽略了自己的主题，即经常沉溺于一种过度的“发现欲”之中。同时，对现有文献也如法炮制，“讨论被漏掉了什么”。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情报历史从没有被史学界所忽视。如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在1977年出版的《荣誉学生》（The Honourable Schoolboy）中，就曾虚构过一个叫“硬汉”的特工。文章一开头，这位特工就承认对情报机器产生真正影响的是“历史案例”，而非特工个人的知识或行为。
约翰·勒卡雷曾是一名情报官，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先后服务于军情五处（MI5）和军情六处（MI6）。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执行任务的情报官和只阅读行动报告的情报官之间是有明显区别的，而他非常执着于去执行任务。
勒卡雷的小说，是基于他从个人角度对英国情报世界的观察，但该小说也影响了之后的历史学者。小说家的这些体悟，在情报研究学术化的形成年代引发了积极响应。1983年，迈克尔·汉德尔（Michael Handel）(4)观察认为，“大多数新知识都不可避免地建立在对过往历史案例的研究上”，而历史案例恰恰一直都是现代情报研究的中心。
尽管如此，“历史案例模式”通常都是为了“改进”情报工作而存在，即历史必须得实现“增值”。用戴维·奥曼德（David Omand）(5)这位情报官员出身的学者的话来说最合适不过了：“在20世纪早期，专业安全人员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在情报研究中，对情报史的研究已经逐渐将分析“失败”与从“历史的教训”中学习混杂在一起。迈克尔·古德曼（Michael Goodman）(6)和罗伯特·多弗（Robert Dover）(7)在《从隐秘往事中学习》（Learning from the Secret Past）一书里反思了这些问题，并提出“前人已经在如何吸取更多的教训方面进行了各种尝试。但大家共同的问题在于，他们忘记教训的速度总是和得到教训的速度一样快”。古德曼和多弗认为，“部分原因在于情报人员面临的时间压力——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坐下来反思这些教训；还有一部分是选择的原因——该如何选择一个合适的研究对象展开对这些历史案例的研究”。从这个观点出发，情报史就是一部既不能从有效的实践经验中吸取教训，也无法记住这些经验的历史。历史案例研究在指导实践上的失败，已成为一种判断其相对重要性的常规方式。
然而，这种“情报研究”的方式往往会将历史视作某种有利于现有英国情报部门的辅助活动，而不是本来应由历史学家做的工作。最近，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正确地指出，强调历史调查的“附加值”是一个危险暗示，即意味着情报界是在政治之外独立出现和发展的，而不是去研究历史上的情报文化是如何在特定的政治体系中产生和发展的。
本书用了一个假设的开头：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分析英国情报机构是如何从英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产生的，并解释为何这一研究比研究同时代间谍的工作成效或其他方面更为重要。
英国的精英们，见证了秘密情报工作一步步上升为英国政府核心工作的过程，并在对这一过程进行了反思后，进一步巩固了情报工作在国家职能中的核心地位。因此，研究情报史是如何产生的，已成为一个更广泛的历史课题的一部分，即理解20世纪中期英国精英的精神面貌。
在一定程度上，这套情报部门自行编纂的历史，本身就是一个独特的领域。这一历史不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那种“官方历史”。这套历史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有了关键结论，并得到广泛接受。作者在书写历史时，通过描述情报和相关行业的界限，设定了情报工作的范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相关行业大部分来自政治和军事领域。历史记录嵌入了关于什么可以被称为情报机构或谁可以被定义为情报官员的价值判断，他们有资格决定有效和无效的技术和组织。因此，历史以一种强大的“文化资本”形式出现。
《秘史》把情报历史视为一种文化资本，有意识地参考了英国和国际历史这一更广泛领域中的主要研究成果，将其作为自身的基础。
在《掌控历史》（In Command of History）中，作者戴维·雷诺兹（David Reynolds）(8)因为对丘吉尔这位政治家兼历史学家的研究而获得了沃尔夫森奖（Wolfson Prize）(9)。是的，他为有志于撰写历史的人树立了一个榜样。雷诺兹认为，一本研究历史的书应当严肃。他还指出，由历史学家来谈论历史，可能只是一种徒劳的努力。一本关于20世纪史的历史书，必须告诉人们两次世界大战是如何改变世界的。除此以外，还要讲述冷战的问题，这也几乎是20世纪下半叶所有重要历史作品绕不开的基本背景。
一部有价值的历史著作，读者必须能对作者的想法“惊鸿一瞥”，即不仅能了解他们说了什么，还能明白作者是如何理解过去、解释现在，以及预测未来的。1953年，詹姆斯·邦德系列电影首次登上荧幕，同时流行起来的还有那句名言“往事仿佛发生在异乡，一切都是如此不同”（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they do things diff erently there）(10)。这些现象深刻揭示了一点：我们其实并不了解那些自认为尽在掌握之中的冷门领域。人们的想法和所说的话，很多并不是他当初的本意。密切关注这种现实，会对过去的文化有更复杂的描述。
以历史写作和讨论为代表的详细调查，必然和公众的假想有明显界线。这条界线又催生出五花八门的文学作品和消费群体。在这条界线上还有更多无形的文化元素，它们“像一团影子般存在”。
这条分界线的定位对了解情报的历史尤为关键。一般来说，当秘密信息经过大众媒体和其他形式的大众文化传播进入公共话语时，这条界线就出现了。在英国，人们过度关注那些商业化的历史“纪实小说”：小说为了博取大众眼球，宣称作者“曾从事情报工作”，或者通过虚构情节在同一个作者的纪实作品中生搬硬造。
尽管如此，英国20世纪情报文化的学术边界依然特别宽广。机密信息和公众认知虽然是分隔开的，但又相互渗透。情报工作者为了执行任务，需要保守秘密；但他同时又需要通过分享信息，以定义、完善和提高自己的专业。这时，情报工作成了一种选择：需要分享什么信息、和谁分享，以及何时分享。
向公众解封机密历史材料，掀起了现代英国情报研究的第二波浪潮。在20世纪90年代，约翰·梅杰（John Major）(11)领导的保守党曾承诺将在未来打造一个“开放的政府”，其中就包括对情报部门在20世纪英国治国方略中发挥的作用给予了官方承认。那些由国家档案馆或商业出版社出版后名声大噪的历史，如威廉·史蒂芬森（William Stephenson）(12)的英国安全协调处（British Security Coordination）的历史、英国在美国情报活动的战时信息交换所史、杰克·柯里（Jack Curry）的军情五处史、威廉·麦肯齐（William Mackenzie）的特别行动处秘史、罗宾·史蒂芬（Robin Stephen）(13)对他掌管的020营（Camp 020）(14)的记录、戴维·加尼特（David Garnett）(15)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Bloomsbury Group）(16)——对政治战执行处(17)的变相研究，以及弗兰克·伯奇（Frank Birch）(18)在布莱切利园大量未完成的工作。
不过，这些出版物迅速就沦为理查德·奥尔德里奇（Richard Aldrich）嘲弄的对象，说它们的作者是“吃什么就拉什么的历史学家”。如果情报史学家心存感激地利用国家处理过的那些简化信息，他们就应该说明“没有任何外部信息可以证明，本文所表达的内容一定是对现实的模拟”。
几十年后，或许是时候再多谈一点关于辨别的问题了。我在研究中发现，那些受到关注（或者出于有趣的原因没能引起关注）的历史写作或多或少都从官方档案中获取了资料：这些资料或被独立引用，或像通常那样被嵌入文中。这一写作方法的核心，在于解读资料库从而建立自己对相关历史的描述。这就需要抛开情报史学家传统的探索方式。这一方式包括假定“这个是已知的”，提出“有没有新发现”的问题，然后希望能找出新的原始资料来支撑对情报工作“真实”历史的描述。
然而，这种在“探索欲”驱使下的仔细解读将一代情报史学家的杰出成就作为某种对现实的检验。情报史虽能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情报行动的知识，但归根结底这些历史是制造和使用它们的那种文明中最重要的艺术品。
情报史是20世纪中叶的英国所贡献的文化产品。自其诞生之日起，关于这种隐秘历史的相关知识就在不断地传播，从简单传播，到传播摘要，再到传播相关历史存在的知识。对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陆军军官詹姆斯·汉伯里-威廉斯（James Hanbury-Williams）和文职人员爱德华·普雷菲尔（Edward Playfair）(19)创造了“吸引有限的外部公众”这句话来描述这一现象。
情报历史的记录方式相当多样，因此人们认为它是以叙事或分析手段来解读过去。这样的历史可以是独立报告，甚至包括各种书籍。然而，将历史资料嵌入其他文档里，作为序言、正文或者插图也是常见的方式。以上所有这些方式都在《秘史》里有所体现。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历史提供了一种特定的框架结构，让相关人员可以提出问题：“发生了什么？应当怎么办？”
《秘史》同样认真地对待另一位获得沃尔夫森历史奖的历史学家——唐纳德·卡梅隆·瓦特（Donald Cameron Watt）(20)的劝告，来参与“当代历史的循环”。
瓦特的观点正好是《秘史》所关注的。瓦特从拉格比公学毕业后，先进入情报部队服役，然后又求学于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他在他的学术生涯里对情报历史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在瓦特被擢升为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历史系史蒂文森学会主席之前，他还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官方历史学家。不过，即使在白厅这样的国家机器里工作过，似乎也没有给他留下太难忘的记忆：尽管他是一个异常高产的学者，但从未在政府任职期间编纂过官方历史。
瓦特用“英国官方军事历史学家所谓的‘第一叙事’”来描述当代历史第一阶段的开端。“这些叙事很快被政府政策的公开说明和政府机构的分析（包括研究论文）所充斥。其中有些材料可能是直白地致歉、叙述和研究分析……而且这些材料还互相影响。”
瓦特接着对历史研究和普通假设之间的分界线进行了评论，在他愤世嫉俗而又言之凿凿的观点看来，很多初始研究遭到了“公然或私下的剽窃”，但这一举动反而扩大了它们的影响。
当下一代历史学家意识到“围绕他们所研究的这些事件争议不断，造成了无数神话和错误认知”，而且这些东西“本身就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结果一下子令当代历史研究进入了尾声。对此，瓦特总结道：“当代历史事件造成的神话、误读和误解，已被重新纳入政治历史研究过程中。”
对于20世纪中叶的英国当代史来说，《秘史》正是一本写在当代历史尾声以反映当代历史开始阶段的书。本书展示了情报历史学家作为“准确的观察者和事实的记录者”，在英国文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秘史》对20世纪中叶五大“神话、误读和误解”抱有特别的兴趣。其中一些事件至今还在官方历史、解密历史和通俗历史之间的灰色地带里产生着共鸣。
第一，英国所有的情报工作都是为了赢得战争。当然，英国偶尔也将注意力集中在史料撰写这一个挑战上，但它又尽可能地迅速将其弃置不顾。
第二，军事情报机构的工作必然不如民事情报机构有效。在书中我们可以发现，出于一些特定的原因，军事情报机构不擅长撰写历史，而且他们更容易遭到政治和行政精英们的排斥。不过重要的是，有效性和影响力不能混为一谈。
第三，情报机构非常缺钱。20世纪中叶的历史调查往往都是围绕着金钱展开。但他们在财政方面所得出的结论不一定与他们所搜集的证据一致。
第四，20世纪中叶的英国的情报机构对布尔什维克和苏联问题相当偏执。当然，有个别情报官员痴迷于有关苏联的一切，就像有政客、公务员、军官和记者也被吸引一样，这些人通常是很有利用价值的。但官方机构作为一个整体面对威胁时所表现出的冷漠态度，几乎到了自大的程度。
第五点与第四点密切相关，英国情报机构不懂对敌方情报部门的渗透工作——勒卡雷口中的“鼹鼠”(21)，或者说开展相关工作非常滞后。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人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渗透工作的历史时，官方才开始进行相应的调查工作。
(1) 白厅（Whitehall）是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市内的一条大道，它自特拉法尔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向南延伸至国会广场。白厅是英国政府中枢所在地，包括英国国防部、皇家骑兵卫队阅兵场和英国内阁办公室在内的诸多部门均坐落于此。因此“白厅”一词亦为英国中央政府的代名词。
(2) 它是英国政府于1936年7月7日成立并延续至今的一个跨部门的情报审议机构，从属于帝国防务委员会。该机构负责对情报进行分析和协调，并对MI6、MI5、政府通信总部和国防情报局进行监管。
(3) 一座位于英国白金汉郡的乡村庄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作为盟军的密码破译中心。
(4) 美国战略理论、战略性质、战争开展和未来战争的军事专家，曾任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国家安全事务教授、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海军战略教授。
(5) 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安全和情报协调员，曾为英国稳定南斯拉夫和平局势以及冷战结束后英国核威慑政策的重新制定做过卓越贡献。
(6)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情报研究学高级讲师。
(7) 拉夫堡大学国际关系讲师。
(8) 英国历史学家，不列颠学会会员，剑桥大学国际历史荣誉教授。
(9) 沃尔夫森奖即沃尔夫森历史奖，该奖项由沃尔夫森基金会于1972年设立，旨在提倡和鼓励普通民众阅读历史著作。
(10) 英国作家莱斯利·波勒斯·哈特利（Leslie Poles Hartley）小说《送信人》（The Go-Between）开头的句子。
(11) 1990—1997年间担任英国首相兼保守党领袖。
(12) 威廉·塞缪尔·史蒂芬森（1897—1989），爵士，加拿大士兵，第一次世界大战王牌飞行员，间谍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整个西半球的英国安全协调（BSC）高级代表，他的情报代号“无畏”（Intrepid）广为人知。
(13) 生于1900年，卒年不详。由于史蒂芬出生在埃及，所以他精通英语、乌尔都语、阿拉伯语、索马里语、法语、意大利语等七国语言。1939年起他加入军情五处，代号“锡眼”（Tin eye）。
(14) 20世纪40年代中期，由于间谍、破坏分子和第五纵队活动频繁，罗宾·史蒂芬说服军情五处建立起专门的审讯中心，即后来的020营。
(15) 加尼特（1892—1981），英国作家和出版人，外号“兔兔”，布鲁姆斯伯里集团成员。
(16) 指的是20世纪上半叶一群英国作家、知识分子、哲学家、艺术家的联合团体，其成员包括弗吉尼亚·伍尔夫、约翰·凯恩斯等。
(17) 英国于1941年8月设立的秘密机构，其主要作用在于通过白色和黑色宣传来打击轴心国的士气，并鼓励那些被占领国家和轴心阵营仆从国的民众进行抵抗。
(18) 伯奇（1889—1956），英国密码破译专家。
(19) 英国财政部高级官员。
(20) 瓦特（1928—2014），英国历史学家，1990年获得沃尔夫森奖。
(21) 勒卡雷在小说中，把潜伏在敌方机构里开展情报任务的特工叫作“鼹鼠”。这个代称后来如此流行，以至于官方情报机构也采用了这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