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讲 如何研究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学是不是很难懂？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的。如今的宏观经济学的论文里充满了数学，借用一位极有名的宏观经济学家的话，如今的宏观经济学论文通常遵循“严格的、类似俳句一样的规则”。

当听到“经济学”三个字的时候，人们脑海里的第一反应多半是宏观经济学。人们要是想问“黄金价格会如何波动”“最近是不是应该换美元”“房价或者猪肉价格会发生什么变化”等问题，普遍都会去问经济学家。

当然，很多经济学家愿意侃侃而谈，甚至上电视接受采访，对未来的股市、房价做出评论。但是，他们是如何根据现有的信息和自己的知识做出未来预测的？这一点，绝大多数读者并不关心。

其实，这多半是一点江湖诀。如果所有人都知道某件事情未来会怎么样，那么经济学家自然也知道，其中没有任何神秘之处。如果没有人知道未来会怎样，那么经济学家肯定也不知道。如果经济学家对自己的理论能预测未来深信不疑，他们就应该像物理学家一样，把理论拿出来，经受证伪性检验。同时，经济学家也应该依据理论去投资，用自己的投资回报来证明这些理论的有效性。

经济学家迪尔德丽·N. 麦克洛斯基（Deirdre N. McCloskey）嘲笑说：“在电视上评论房价的经济学家中，看来并没有什么人凭借这些知识让自己成为地产大亨。所以，经济学家既然没有那么富裕，也就没有那么聪明。”

“先知”还是“神棍”

在面对大众时，宏观经济学家有意无意地使用了大量的修辞术，比如“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在去年有所增加，生产力有所提升，从而在过去30年的经济周期里达到了顶峰”。这样的叙述，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

可是问题在于，货币供应量与生产力有什么关系？生产力与经济周期又有什么关系？叙述者就像一个讲故事的人，精心剪裁相互映衬的故事情节，最终让人们觉得收获了一个完整全面的景象。

当然，这个故事本身充满隐喻。生产力是什么？经济周期是什么？我们并不清楚。无论使用哪种经济模型进行衡量，我们最终得到的必定是一个不真实存在的东西。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最初发明这些概念的目的，只是想通过这些概念来阐释我们真实生活里发生的变化。我们却把这些隐喻不假思索地融入故事中，使得故事更加丰富动人。

如今，宏观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非常小，并且越来越小，研究者都使用一套“黑话”。但是，这套方法与大众的分歧越来越大，门槛很高，技术性很强，大众很难在闲谈中讨论经济学。

这种技术性强的科目往往会吸引那些兴趣点集中于学科技术层面的人，他们其实对学科本身的研究对象不太感兴趣。专业的宏观经济学家并不喜欢面对公众讨论宏观经济。那些在电视节目中侃侃而谈的人，大多不是专业的宏观经济学家，他们所讨论的内容也与学界内部的发言不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默顿·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认为：“这样虽然很不好，但是无法避免。”

那么，这个分歧来自哪里呢？我们要从宏观经济学的起源说起。

宏观经济学的起源

如果说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开创了经济学这个学科的话，那么到了1890年，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出版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已经基本勾勒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雏形。当时的经济学家认为，微观经济学足以解释一切经济现象。

但是到了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当时各种微观经济学理论都无法解释大萧条，相关的经济政策也都无效。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思考：我们是否有必要发展出一套新的理论，用于解决现实的经济危机？

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了一本书，即《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毫无疑问，这本书是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纵观整个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首先想到的就是美国大萧条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可以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一个参照系，直到今天都无法彻底摆脱。

宏观经济学发展演变三阶段

在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前，古典经济理论信奉的是自由市场。20世纪30年代初，经济大衰退，社会出现了大量失业现象。按照古典经济理论，当时的很多经济学家预测，企业会趁机通过降低工资来吸收失业人员，从而缓解失业。

但事实上，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背后的原因很复杂：一方面是因为大萧条期间大量企业倒闭，这些倒闭的企业不可能再吸收失业人员；另一方面，人们的消费能力急剧萎缩，在全家都陷入危机的时刻，必然存在一个“工资下限”来保证全家人的基本生活，人们不可能接受特别低的工资。

大萧条毫无疑问阻碍了物质需求的满足。凯恩斯认为，当市场调整特别缓慢或者失灵时，就需要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逆周期地调节经济，政府不能像古典经济理论所说的那样无所作为。

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后，大批学者跟进研究。在1937年的一场研讨会上，牛津大学的约翰·R. 希克斯（John R.Hicks）、罗伊·F. 哈罗德（Roy F. Harrod）等学者分别汇报了他们对《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理解。他们都重构了古典经济理论，尝试将凯恩斯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相比较、相融合。希克斯做得最好，他跟阿尔文·H. 汉森（Alvin H. Hansen）把凯恩斯的观点提炼成了一套简化的联立方程，将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这两个不同市场的结果整合进一个统一的框架，即IS-LM模型。在以后的数十年里，IS-LM模型成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石。

到了1939年，荷兰计量经济学家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将这些宏观经济观点的理论分析转换成了定量的经验分析。丁伯根整理了美国1919—1932年的经济数据，将其与凯恩斯主义模型的结果相比较。从此以后，各个国家才有了统计整理GDP、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的意识。

经过演变发展，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终于变成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门独立学科才真正地建立起来。

经济学界“大乱斗”

1947年，保罗·A. 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与威廉·D.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合著的《经济学》（Economics）教科书出版，分成上、下两册：上册是古典经济理论，命名为“微观经济学”；下册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命名为“宏观经济学”。自此以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正式开始分庭抗礼。

从罗斯福总统开始，几乎每一届美国总统都是凯恩斯主义的信徒。1965年12月，《时代》（Time）杂志将凯恩斯放在了封面上，甚至加上了被认为是反对凯恩斯主义代表性学者、芝加哥大学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教授的背书：“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弗里德曼马上表示抗议。他表示，自己只是含糊地发出一种声明：“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在另一种意义上，没有人再是凯恩斯主义者。”

这种对凯恩斯主义的追捧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再一次陷入停滞。大家突然发现，凯恩斯主义似乎失灵了，照搬20世纪30年代的药方，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好像再也没有效果了。这时候，大家才想起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论述：不能总想着刺激经济，应该适时住手，让市场自发地恢复。

20世纪70年代，宏观经济学内部发生了一场革命，有人将其称为“卢卡斯革命”。以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E. 卢卡斯（Robert E. Lucas）教授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发明了一种新的数学语言，可用于更为精准地构建宏观经济学模型。这套语言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可以根据需要在里面随意添加各种经济结构。与之相比，IS-LM模型就显得粗糙了。

“卢卡斯革命”在宏观经济学圈内的意义重大，如今每个宏观经济学家都必须使用这套分析模型。但是，这场革命在圈外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因为大众并不关心经济学家到底用的是什么方法来得到那些结论的。

卢卡斯及其追随者都是纯正的自由主义者，他们的理论可以推导出市场自发达到均衡的结果。所以，他们把自己这一套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在他们看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依赖的信条存在根本性缺陷：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只是一些简单的事实归纳，甚至算不上真正的经济理论。当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并非全无可取之处，当代宏观经济学家所面对的任务，就是通过残骸来进行分类整理的，并决定哪些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内容可以被修正和较好地利用，而哪些应该被丢弃。

“卢卡斯革命”在宏观经济学中意义深远，以至现在我们仍处于这场革命的余波中。

1995年，卢卡斯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中已有十多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未来可能还有更多。如今，经济系学生所研习的教材，基本上都是用新古典经济学语言书写的。卢卡斯甚至骄傲地说：“我的学生已经不知道凯恩斯是谁了。”

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者

“卢卡斯革命”距今已有几十年，凯恩斯主义是否已被彻底扫除出经济学教科书了呢？答案是，并没有。新古典经济学固然已形成一套逻辑完美、数据严密的描绘现实经济的理论系统，但有一个致命缺陷：它的理论预测结果与真实情形不符。

原先的大量凯恩斯主义者也并没有坐以待毙。他们在发展自己的经济学语言，甚至开始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为凯恩斯主义构建更精致的理论基础。他们自称“新凯恩斯主义者”。他们坚持：宏观模型必须从现实出发，必须依据现实情况来设定自己的模型。为了接近现实，他们的理论模型始终不如新古典经济学完美。

现实经济如此复杂，新古典经济学如此精妙，两者却难以完美契合，这真是“卢卡斯革命”之后经济学家所面对的最尴尬情形。经济学毕竟不是哲学，不符合真实情况的经济学模型不可能获得大众的认可。于是，各种意义上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出现，介于两者之间，既希望解释现实，又希望推进理论。

总体而言，新闻记者与政策制定者在思考宏观经济问题时，所使用的仍然是那个基本过时了的20世纪70年代前的凯恩斯主义分析框架。当代宏观经济学家并没有将他们的新发现与新认识传达给政策制定者以及整个世界。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方法论问题。早已被宏观经济学家抛弃的IS-LM模型，竟然在各种语境下广泛使用。虽然大家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结果常常表示不满，但似乎并没有引入最新工具的打算，何况最新工具还不如IS-LM模型好用。

学院里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并不是很在乎大众怎么想。宏观经济学家在乎的是，他们在处理各种复杂的现实问题时，使用了一整套内在逻辑一致的处理方法。这套现代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可以视作脚手架，由它搭建出的宏观经济叙事逻辑，能够经得起数学与数据的检验，能够保证内在逻辑的一致性。这套分析框架也可以称为宏观经济学者的世界观。只有接受这种世界观的读者，才可以理解宏观经济学家的工作。

新古典经济学与现实困境

近年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突飞猛进，但批评声不绝于耳。

早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就有很多人批评经济学家没有对这场经济灾难做出预测。但是，几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领军人物都对这类批评不屑一顾，因为批评者没有接受宏观经济学家的世界观。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本身确实不会错，但问题在于：宏观经济学家的工作，应该是尽力构建完美的理论模型，还是回应现实的经济问题，从而提出针对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如果说类似于预测2008年金融危机这样的工作，并不是宏观经济学家应当承担的工作，那么这应该是谁的工作？经济学家如果不能运用最新的宏观经济工具来预测，那么应该运用什么样的工具来预测？

2020年，终于又有重量级的经济学家“开炮”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乔治·A. 阿克洛夫（George A.Akerlof ）在《经济学文献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上发表了《遗漏之罪与经济学的实践》（Sins of Omission and the Practice of Economics）一文。

阿克洛夫认为，现代经济学越来越“硬”，只有理论精致、数据完备的研究才能发表在好的经济学学刊上。但是，“硬”的研究未必是重要的研究。经济学家往往在追求“硬”的过程中忽略了“重要性”。

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比，新古典经济学显然更“硬”。但是，过硬的新古典经济学并不能预测和解释2008年金融危机这样的重要现实问题。阿克洛夫提醒我们：未来的经济学要在“硬”和“重要性”两个维度上寻求平衡。不同的学者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我总是会想，如果凯恩斯活到今天，他会是一个怎样的经济学者呢？凯恩斯生前就表示过，他不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我想，他也不会是一个新古典主义的宏观经济学者。很显然，他是一个追求“重要性”的学者。

结 语

最后，我讲一个故事：哈耶克在凯恩斯的晚年见过凯恩斯一面。当时，凯恩斯的各类门徒不断扩展、形式化他的理论，哈耶克对此表示忧虑，凯恩斯却不以为然。凯恩斯说：“这些人都是傻瓜。你知道，我的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是非常重要的，那时候压根没有通货膨胀问题。你也可以相信我，哈耶克，我的思想已经过时了。不过，我打算把公共舆论彻底扭转过来。”

六个星期以后，凯恩斯不幸去世，没来得及实现这个“公共舆论彻底扭转过来”的工作。未来，这个舆论会不会扭转呢？我真不知道，宏观经济学也许还需要一次革命，还需要经济学界的同人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 高鸿业，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 米歇尔·德弗洛埃. 宏观经济学史[M]. 房誉，李雨纱，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3] Akerlof G. Sins of Omission and the Practice of Economics[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20，58(2)：405–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