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回望家园
走出与回归
这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一个时刻：1981年秋天，一个烟雨蒙蒙的日子，我告别故乡去省城上学。当我渐渐走出故乡的视线，最后一次转身回望那些水墨画般的屋舍时，我的眼里一下子噙满了泪水。这就是生我养我的故乡啊，这就是榨干了祖先的血汗，给我留下18年欢乐和痛苦的记忆，让我又爱又恨的故土啊！我就这样匆忙地离开你吗？那一刻，酸甜苦辣各种滋味一齐涌上心头，让我感到又欢欣又悲伤。为了跳出农门，永远离开这贫穷落后、偏僻闭塞的地方，我曾寒窗苦读十数载，在屈辱和怨恨中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啊！ 然而，当我真的要告别故乡去远方时，却又是那样地留恋这片土地，并且为自己曾有过的绝情想法而羞愧。
时至今日，回想起童年、少年时渴望走出故乡，到远方的城市去寻找梦想的冲动和信念，我心中仍然是五味杂陈、感慨万千。我的身子虽然早已走出故乡了，但故乡的一切仍然让我难以割舍，我的灵魂时常回到这里，久久地徘徊在童年时住过的窑洞里、玩耍过的槐树下以及光脚奔跑过的田埂上。我似乎在用一辈子的时光，在同故乡做着深情而艰难的告别，在不断切割着自己与故土的脐带，然而最终我却发现，我精神的根须仍然深深扎在故乡的泥土里。我大约是永远无法真正走出，但也永远无法真正回归故乡了。我不过是一只被放飞的风筝，以为自己已经飞越了千山万水，回头一看，系我的绳子仍然攥在故乡的手里。
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从大人们羡慕的言谈中知道，在我生活的村子之外，在我站在村口望不到的地方，有一个神奇的所在叫城市。那里的人脸都很白，都不用下地干活，都吃的是国库粮，每月从单位领回工资，想买啥就去买啥。如果谁家有在城里工作的人回家探亲，那几天往往会成为全村人的节日，这个人会被孩子们跟前跟后地欣赏，也会让老奶奶、小媳妇没完没了地羡慕和赞扬。那时乡亲们虽然一年四季忙个不停，甚至大年三十还在寒风中修梯田，然而土地的产出却总是少得可怜，长年的辛苦换不来一个饱肚子。于是有关城里人的幸福，就像一个无比神奇的故事，始终在乡亲们头脑中流传、演绎着，让他们做梦都想过上城里人的生活。而城市的美好也如一道彩虹，一直装饰着我儿时的天空，不断地冲击和折磨我幼小的心灵，让我也很早就萌生了走出乡村的愿望。
但在我的童年、少年时代，城乡实行严格的二元分治，也就是农村人不能随意向城市流动，不像现在，你可以自由去任何一个城市打工或常住。那时农村人进城的渠道非常窄，虽然也有招工、参军、升学、提干几条途径，但是无论哪一种途径出口都非常小，因而最终真正能走出去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那时农村青年要走出去，首先是家中成分要好，其次是本人表现要好，这样才能获得基本的资格，之后还要经过政审、体检等方面的层层筛查。招工大约是好几年才会招一次，每次在村里也就招一两个人。升学无论怎么说，总得要考得上才能去，但“文革”中大中专都停止招生了，后期几年虽然实行推荐上大学，名额却少之又少。提干就更不用说了，机会与如今中彩票差不多。唯一年年有机会的是招兵，稍有一点想法的年轻人，都想着能通过参军走出去，外面的世界对于他们充满了诱惑。以农村人现实的眼光看来，当兵至少有如下好处：如果在部队提了干，或者转为志愿兵，或者立了功等等，复员时就会得到优待，被分配或安置到公家单位干事，从此一举改变命运。即使以上成绩、荣誉都没能取得，但作为农村青年在部队锻炼一下，或者说到外面开一下眼界，增长一些见识和才干，对退伍后的发展也很有益处。不否认参军是报效国家的崇高追求，但对于个人前途的好处是明摆着的，如果像没见识的人认为，只有苦和累甚至只有危险，如何还会让人争先恐后呢！但是每年分到村上的参军名额也就一到两个，报名者却会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让谁去不让谁去总得有个说法，从政审中找不出有什么问题，就拿体能测试以及体检来刷人。先通过走队形，找出弯腰驼背、腿脚不利索等毛病的，刷下去一部分人；再通过跑步、弹跳等方式，找出体能方面不足的，又刷下去一部分人；最后是严格的体检，从头一直查到脚，身体里外都查个遍，总能发现你哪里有问题。比如，胸透看到肺部有钙化点，表明你曾经感染过炎症或有结核，现在虽然已经痊愈了，应该说对今后不会有负面影响，但那时可以凭此认定你身体不够好。体检的目的，已经不是检查你身体是否合格，而是找出毛病将你淘汰掉，这样才能最终挑出两个最好的。我那时也曾想通过参军的途径走出去，但我自小身体孱弱，连上体育课都困难，眼看着验兵时通不过体能测试这一关。于是我只好拼命读书，同时也练习画画，总之是想另辟蹊径，有一天能有机会走出去。我好几个同村的小学、中学同学，就是通过参军彻底改变了命运，他们后来有转业到大城市机关、工厂的，也有到铁路、民航系统的，还有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据说有的还当了不小的官。就是运气不太好，最后仍然退伍回老家的，由于从军经历而被选拔为村干部，也算是农民中出人头地的人了。
能走出去已属不易，最后能在城里找到媳妇，真正把家安在城里才更为关键。这样，孩子一生下来就是城市户口，才算让家庭实现实质性变迁，彻底与农村告别。我堂叔贵元就是这样一个幸运的人，他到省城当了工人，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他聪明机灵，好学上进，因而很受师傅的赏识和照顾，四处为他张罗对象，最后终于在本厂安了家。贵元叔只有一个儿子，儿子后来考上了重点大学，还读了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了沿海发达城市工作。贵元叔的华丽转身具有标杆式的作用，那时不仅在村上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对于我这个晚辈也有很大的触动和激励，因为母亲常常拿贵元叔做示范，希望我以后也能像他那样“鲤鱼跳龙（农）门”。
不过，那时像贵元叔这样的幸运儿也只是少数，大部分进城当工人的农村青年，其实都因为有后顾之忧而未能走远，最后又不得不回归故里。这是因为他们几乎都有一个先天不足，那就是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缺乏掌握一两门过硬技术的基础和条件，因而一辈子只能靠力气吃饭。这种状况极大地限制了他们上升的空间，使他们在与城市青年的竞争中处于下风，因而让他们找一个城里媳妇实在困难。然而从农村角度看，工人身份却又让他们身上镀了一层金，如同高瓦数灯泡一下子亮瞎了人们的眼，惹得提亲者一时踏破门槛。而农村的家长们普遍缺乏长远的考虑，看到那么多的人家都想把女儿嫁过来，就只剩下从睡梦中笑醒、只管挑三拣四的劲了，哪里会多想儿子娶一个农村媳妇的后果呢，于是也就欢天喜地地为儿子成了亲。我在此并无贬低农村媳妇之意，只是想说明这些人娶了农村媳妇，就得把家安在农村，从此背上了一个永远甩不掉的大包袱。这样“两头沉”的家庭，不但使夫妻双方生活不方便，心理与精神上的压力都非常大，而且在老人抚养、孩子教育等方面，都会出现一连串严重问题。他们也曾试图将农村的家搬到城里，但是除了少数人如愿以偿外，大多数都没有能成功，原因是当时的工资水平、住房条件以及生活费用等等，都基本上无法允许将老婆孩子长期带在身边。于是，他们就只好城乡两头来回跑，从年轻一直跑到年老，其间不知受了多少累，同时也不知耽误了多少事，最后一直跑到退休，又不得不回到村里来度晚年。这下虽然不用再跑了，但当初走出去的那份荣耀，也被“两头沉”的负累给一点一点地抵消掉了。想当年，他们被招进城当工人是多么风光，现在他们的人生如同画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当初的起点上，谁能懂得他们心里的那种缺憾和失落，抑或还有难以诉说的忧伤？
等我长到需要作出人生抉择的重大时刻，幸运之神翩然降临，高考制度恢复了，我总算可以搭上这趟快车走出故乡了。那时大中专录取率不到10%，我也曾经应届落榜复读再考，终于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记得复读时，我几乎天天默诵着柳青先生在其小说《创业史》中的那段名言：“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以此来告诫自己正处于人生的分水岭，跨过去就会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为自己打造一个全新的人生，跨不过去就需要重复祖辈们的命运，在卑微中与泥土打一辈子交道。我并非嫌弃农民身份，实在是长期蔓延在乡村的贫困和压抑，让我童年、少年时的心灵受了伤，我只有走出去才能彻底获得新生。大学毕业后，我去老家所在市里的学校教了近10年的书，其间写了不少以故乡为题材的散文，抒发我对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的眷恋和感恩。之后我又做了近10年的公务员，其间走访了全市大部分乡镇及村子，那时我反复思考和研究“三农”问题，最终认定只有大多数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才能彻底告别世代贫困的命运。
与我童年、少年时农村人不容易走出，到城市后又不容易留住相比，如今完全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农村人不仅走出去的通道大为宽敞，而且在城市安家落户的也越来越多了。这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后，包产到户让农民彻底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人多地少的矛盾又催生了大批农民外出打工，随着城乡区域间户籍壁垒的逐渐拆除，越来越多的农民彻底告别了土地，深度地融入了城市生活，从此变为不折不扣的城里人。但他们与故乡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乡愁成为他们心中无法排遣的隐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每年都要拖儿带女回乡过年，不仅是为了回来探望亲人、祭祀祖先，同时也是为了重温童年、少年时的梦。更重要的，他们是回来寻找自己的“根”，从而重新校正人生的航向以便再出发，同时让儿女们寻访自己生命的源头，记住那些消逝在岁月深处的背影。
在走出老家的近40年里，我也曾经无数次回归，每一次回来都会有不同的感触。我大约是永远无法真正走出，但也永远无法真正回归故乡了。写到这里我心潮澎湃，久久不能让自己平静，竟然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来描述自己的感受。是啊，当我从远方归来，村路就像亲人温暖的手臂迎接着我，路边的树无声胜有声地问候着我，只因为踏在了故乡的小路上，疲惫的双腿似乎也减轻了疼痛。在外闯荡的人回乡是一件具有朝圣意味的事情，当我满脸风尘、心情激动地回到故乡，是什么使我喉咙堵塞、双目湿润？是什么总在我的眼前晃动，而我却一时不能看清她熟悉的面容？许多年后，当我在回味中重返童年、少年那些如烟如梦的时光时，我总是为那些宝石般闪烁的情节或细节而沉醉。虽然故乡给了我那么多苦难的记忆，让我的童年、少年奔波在饥寒交迫中，但是我仍然铭记那些欢乐美好的时刻，怀念那些同泥土一样朴素平凡的故事。我的血肉相连的亲人啊，我的纯朴善良的乡亲啊，没有谁，能比你们给我更多的教诲、启迪和期望了……
饥饿的岁月
饥饿，曾如一口硕大无比、密不透风的黑锅，扣在我童年、少年时代的天空，让我饱受煎熬、倍感窘迫，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有一种喘不过气的感觉。
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彼时，那场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的巨大劫难，仿佛一头残暴无比的猛兽，挟着死亡的气息刚刚离去。母亲生下我时，奶水严重不足，多亏贵祥他妈慷慨帮衬，硬是从贵祥嘴里分出些奶喂我，我才勉强度过了婴儿期。正是由于先天营养不良，我自小就身材瘦小，体质孱弱，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班上个头最小的学生之一。打记事起我就体验到，贫穷如同一条甩不掉的尾巴，一直紧紧地追随着我、我们家以及全村的人。包括吃、穿、用在内的所有物资，都十分匮乏，匮乏到我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富足，以为富足只存在于令人神往的故事里。
我老家所在的村子，位于陇东黄土高原腹地一块塬边上，那是一个如泥土一样朴素而平凡的村庄。如今站在村口望去，几乎家家都是清一色的小康屋，屋后是一望无际的苹果园，乡亲们靠果园以及外出打工，已经过上了不再为吃饭而发愁的好日子。但在我小时候，大多数人家还住在窑洞里，所有的家当加起来值不了100元，村上最富的人家，也不过有几间简陋的瓦房，比别人多了一辆自行车或一台缝纫机而已。吃饭是那时候的头等大事，所有的人一年到头都在找饭吃，为此耗尽了气力流干了汗，然而最终还是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很早我就品尝到饥饿的滋味，那是一种腹中似有无数只小爪子在不停抓挠的感觉，让你难受到对生活丧失信心，只有食物才能解除这种窘迫。于是我那时候的人生理想，就是将来每天都能吃到白面馍，如果能吃到油饼也就等于过年了。偶尔得到一只白面馍时，我会像捧着宝贝似的双手抱着它，不是狼吞虎咽地大口吃下，而是小口小口地慢慢品味，那真是一段美妙而幸福的时光。如果不小心，掉了一块能看得见的馍渣，我肯定会立马从地上捡起，吹一吹上面沾染的灰尘，毫不犹豫地送进嘴里。如今食物十分丰富，即使一个囫囵馒头掉在地上，能再捡起来吃的人，怕也不多了吧！
在国人的记忆里，发生在民国18年的西北大旱，与1960年前后出现的“三年自然灾害”， 是上世纪中国影响深远的两大年馑。我出生晚，幸运地躲过了那两场深重的大灾难，却经历了1972年发生的一场小饥荒。奶奶是从民国18年过来的，吃过树皮、草根、观音土，因而后面出现的这场小饥荒，在她眼中几乎算不了什么。母亲经历过1960年的严峻考验，也积累了一些应对粮荒的经验，因而面对小饥荒显出应有的从容。然而对于我来说，后面的这场小饥荒，虽然没有到吃树皮、草根的地步，但也让我对饥饿有了刻骨铭心的体验。当时一个人每天只能供应4两粮，也分到了从河南调来的红薯干，4两粮之外的缺口，就只能靠各家各户自己去想办法了。
4两粮勉强只能吃一顿，等于每月有15天没有饭吃，这实在是一件让每一个人都头皮发紧的事。而能作为粮食的替代品，可以不花钱就能弄到手的，大概也就只有野菜。但由于野菜需求量太大，几乎天天都有人采，因而野菜也成为抢手物资，能不能采得到就看你的运气了。于是在饥饿的威逼下，村里凡是能出得了门的人，包括小脚老奶奶以及尚未到上学年龄的孩子，都不约而同地加入到剜野菜的队伍中。似乎也无须大人特意督促，饭不够吃就是无声的号令，因而我也常常会提上一只小竹篮，跟着其他人到处寻觅野菜。最初可以到返青的麦地里去剜野菜，麦子起身之后，麦地里就不让再进去了，只能到山沟里去剜。站在塬边上朝下一望，常常可以看到每一面荒坡上，都如星星般挤满了剜野菜的人，可见吃饭问题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我就是在这样的经历中，不仅认识了荠荠菜、苦苣菜、灰灰菜、扫帚菜等众多的野菜，还熟悉了它们各自不同的味道，知道哪个好吃一些，哪个比较难吃。由于没有别的选择，因而即使难吃也得吃，慢慢地吃多了，也就不觉得有多难吃了。除了地上长的之外，像榆钱、洋槐花这些树上长的，也会被采来食用。有一种叫地软的藻类植物，模样十分不起眼，冬春时节可以从低洼潮湿的荒草丛中拣到，用它做的汤味道却很不错。但野菜总体来说天生性野，真正能作为美味的并不多，有的是口感太差难以下咽，有的是吃到胃里不好消化，还有的含有一定的毒性，吃多了或烹制方法不得当，便会使人中毒。如今到乡村旅游的人，专门到“农家乐”去点野菜吃，就是为了图个新鲜或换个口味，哪里知道在贫困的岁月里，这些东西却是农民们司空见惯的口粮。
说起野菜，我想特别提一下苜蓿。这是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到处可见的一种极普通的植物，平时是用来作家畜饲料的，然而在饥荒年代，它却是农民们的救命粮，没有哪一种野菜的贡献能超过它。初春时节到山洼里采野菜，采得最多的其实就是野苜蓿芽。鲜苜蓿可以做成凉菜，也可以掺进面粉蒸成馍或烙成饼，还可以做成菜汤，口感比大多数野菜都要好。最值得称道的是，苜蓿像韭菜一样，一年可以割好几茬，春天可以吃嫩苜蓿芽，夏天、秋天可以吃苜蓿条；可以作为青菜吃，也可以晒干储存到冬天吃。饥荒年代，谁家会没有储藏着几袋干苜蓿呢！往往一个冬天的时光，都要在苜蓿的帮助下艰难度过。粮食之外，能让农民们产生依赖的野菜，大概就数苜蓿了。为了能对苜蓿有更深入的了解，我写这篇东西时特意“百度”了一下，才知道苜蓿有“牧草之王”著称，不仅产量高，而且草质优良，各种畜禽均喜食。它耐干旱，耐寒热，生长不挑土质，还能改善土壤。最值得称道的，是其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尤其是多种维生素的含量，竟然会在好多蔬菜之上。苜蓿具有清脾胃、利大小肠、下膀胱结石的药用功效，对人身体上的各种小出血，都有很好的预防效果。
如此好的粮食替代品，按说在食物匮乏的年代应该大量栽植，以缓解农民时常出现的粮荒。然而这在那时是不被允许的，因为大量栽植苜蓿，势必会挤占基本农田，从而影响粮食的播种面积及总产量。每个生产队，大约只被允许栽植不到20亩的苜蓿，而且压根儿就不是为了缓解粮荒，而是给队里的几十头大牲畜提供草料。平时队里并不允许村里人随便去揪苜蓿，还会专门派人看管，如果有人偷偷去揪，抓住是要做经济处罚的。我小时候常常听到，远近不少村子，晚上总有人去偷生产队苜蓿，被发现后惊慌逃窜，结果跌下悬崖而摔断了腿。
由于饿肚子是经常发生的事，因而凡是能吃的东西，自然都会容易成为偷盗的对象。生产队里的庄稼、蔬菜以及果树，往往在将要成熟而尚未收获的时节，一般都要派人看管。即便如此，也仍然会时常发生丢失，做贼的人饿急了，总能想出办法偷走可以吃的东西。有一年腊月，生产队里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偷盗事件，当时队里存放粮油的仓库，晚上在看管的人眼皮底下被盗，丢失了三麻袋小麦和一缸菜籽油。队上干部开会分析，认为四五百斤重的东西不容易转移到远处，因而极有可能是本村人偷的。于是组织人挨门挨户搜查，连各家的粪堆底下都挖开看了，愣是没有能找得到。大约过了好几年，30里开外的玉都公社抓住了几名惯偷，从他们的交代中得知，是这几个人合伙盗窃了我们队里的仓库。
还有偷牲口饲料的事。生产队养着几十头以牛为主的大牲口，每到农忙使用这些牲畜耕地、拉车时，为保证其有足够的体力，必须在草料中加入玉米粒、麦麸或豆饼之类的精饲料。这些饲料虽赶不上粮食，但总比野菜要好得多，因而可以作为粮食的替代品。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饲料流失，队里每天按牲口数量，只向饲养员供给牲口一天吃的饲料，还要求大家互相监督。然而这样仍然不能完全防止饲料的流失，有的饲养员家里实在没吃的，就会暗暗打饲料的主意。这样做一旦被发现，轻者会被罚工分或罚款，重者还会上批斗会，让你在全村人面前名声扫地。人在极度的饥饿面前，会觉得没有什么比活命更重要，因而常常丧失应有的道德。
食物短缺的年代，没有什么比粮食更金贵。收麦时天气变化剧烈，一是怕过度暴晒，让麦粒脱落到地里；二是怕突然遇到暴雨、冰雹，把成熟的麦子砸成一堆泥，因而有“虎口夺食”之说。这时候，所有的青壮年，包括回家探亲的工人、军人以及干部，都要一起被动员来割麦，甚至一些小脚老奶奶也上场了。学校也会给小学生放10天忙假，让我们专门去刚收割完的地里拾麦穗，之后把麦穗交到队里，1斤记1分工分。我最多时一天拾到过6斤麦穗，等于挣了6分工分，而一个壮劳力一天的工分，大约也就是12分。到年底队里一决算，1分工分值4到5分钱，我拾6斤麦穗等于挣了两三毛钱，那时街上食堂里一碗面也就是8分钱。拾麦穗的活看起来像鸡啄米，需要不断地弯下身又伸直，刚开始干似乎很有意思，但一连干10天就会觉得很乏味也很累，到最后腰都疼得直不起来。然而这样的工作，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不仅崇高乃至神圣，小脸儿会被晒得起了皮，也不会有人偷懒耍滑。想来我至今坚持的劳动光荣的观念，应该就是从那时候树立起来的。
小麦和玉米，是老家那一带最主要的两种粮食作物。小麦价值高，所以收割时格外珍惜，尽量做到颗粒归仓；玉米相对价值低，划不来过度重视，因而一遍掰过去也就完事了。但个别玉米杆上，会长一大一小两个棒子，大的被掰走了，小的偶然会被遗漏。掰了棒子的玉米地，队里不再派人看管，允许人们进去搜寻遗留的玉米。我曾经多次搜寻过，运气好时，也能拣到五六个大小不一的棒子，足够一家人煮着吃一顿。说起到玉米地寻找遗留的果实，村上曾经发生过一起悲惨的事件，被乡亲们反复诉说了许多年。这件事发生在1961年秋天，当时村上有4个少年，其中有贵祥他大哥和我三叔，一起到一块刚收过的玉米地里找遗漏。这几个少年应该是饥肠辘辘，然而谁能想到，同样处于饥饿状态的还有一群狼，他们在空旷的地里四处寻觅的时候，这群狼悄无声息地从山沟里溜上来，将利爪对准了他们。结果，贵祥他大哥当场被狼咬死，我三叔被狼爪抓到脖子上，虽侥幸夺回一命，却终生留下了一块伤疤。等我长到能在玉米地里找果实时，大约是人口的增长挤占了狼的活动空间，狼已经稀少成一个令人悲伤的传说，不会再到玉米地里来了。
贵祥他大哥被狼所害，还不是这一家人灾难的终结，另一桩同样凄惨的事，发生在10多年之后的那场小饥荒期间。由于一家人穷得实在过不下去，贵祥父母便悄悄把贵祥他弟贵平，以5斗麦子的身价，卖给南山中一户人家做养子，这样既给贵平找了一个吃饭的去处，也让一家人暂时摆脱无米下锅的困境。然而贵平被卖到南山后不久，却不停有受到虐待的消息传来，这让贵祥父母总是寝食难安，也让村上的人唏嘘再三。3年后一个寒风刺骨的日子，贵祥他爸去探望贵平，与亲生儿子相遇在荒凉的村头，当时贵平正背着粪筐，瑟缩着身子在路边拾粪，爷俩禁不住抱头痛哭。后来几经周折，这个卖给人家的苦命孩子，终于又被遭受着亲情与良心双重煎熬的父母，费尽心思地赎了回来。然而谁料祸不单行，没过多久，贵平又遭遇了人生之初的第二次灾难。
食物匮乏的岁月，不仅人受到饥饿的威胁，似乎狼也同样为缺少食物而狂躁，于是频频出现在村子里。听村上老一辈人讲，狼平时是以兔子等小动物为食的，人到了没饭吃的时候，过度地捕猎了山中的兔子，等于把狼的食物给抢了，于是便把狼招惹到村中来觅食。但狼首先瞄准的，应该还是家中的畜禽，只有在畜禽被看管得过紧而无法下手时，才会转而袭击人。我曾听到过许多狼伤人的故事，除前面那一则之外，竟然有两起都与我小姑有关。母亲告诉我，小姑小时候，曾经两次遭遇了狼。第一次是小姑四五岁时，有一天凌晨出大门上厕所，母亲见小姑许久不回来，喊了两声也听不到答应，便赶紧出门去找，却在厕所门口看到小姑的一只鞋，又发现地上有什么被拖走的痕迹，便立即意识到发生了不测。于是母亲拿起一根木棒，顺着地上的印子，沿着到沟里担水的山路追下去，就看到一只狼叼着小姑，已经拖出了三四十步远。小姑上厕所能与狼遭遇，说明那狼也是饥饿难耐，早早就潜伏在了大门外，只等猎物出现。见有大人在后面喊叫着，狼起先一直不肯松口，仍然拖着小姑一步步地往沟里走，等母亲追到了跟前，狼才极不情愿地放下小姑，悻悻离去。小姑受到极度的惊吓，只见嘴一张一合，却听不见有声音喊出来。这件事过去了大约两年，小姑又一次受到狼的侵害。那是一个仍然时不时饿肚子的春天，母亲到自留地里给玉米苗锄草，小姑跟着母亲到田埂上剜野菜。当时，母亲正专心锄地，忽然听到小姑在不远处惊叫了一声。母亲扭头一看，一只狼正从田埂下跳出来，朝着小姑的后背打了一爪子，小姑立时倒在地上。那时候，庄稼也就长到半尺高，狼在几乎没有什么遮挡的时候，突然到地头上来袭击人，说明狼也是饿疯了。于是母亲赶紧跑过去救小姑，那狼却并不马上躲开，而是屁股蹲在地上，前爪在地上刷刷地刨着土，似乎要与母亲对阵。母亲曾经听老一辈人讲过，狼最怕人朝它扬土迷了眼睛，于是她从地上抓了两把土，接连朝狼扔过去。狼感受到母亲毫不退让，这才慢慢走开，一边走一边还回头朝母亲张望，似乎很不甘心。母亲得空抱起后背流血的小姑，一路小跑着回到家，进门一放下小姑，才为刚才的情景而深深后怕。
所有能吃的东西，比如路边或山中没有主人的果树上的果子，根本等不到成熟，就让人们早早给摘掉吃了。谁家门前如果有杏子、核桃、枣之类的果树，为了防止被别人偷摘，一般都有老人整天坐在树下看管，要不就在树下拴一只狗，让你根本到不了跟前。我常常和小伙伴们去山中采野果，山杏、山桃、木瓜、酸枣都采过，甚至像杜梨这种只有经过漫长的冬天才能脱去涩味的小野果，我们都当美食似的吃过。也许是饿怕了，人们把食物看为是最宝贵的，其他东西可以随便借你用，饭却不会轻易大方地请你吃。如果是什么好吃的，那就更加珍贵，往往则要背过人去做、去吃，感觉就像偷来的一样。比如谁家偶然杀一只鸡，多是半夜里才烧火煮熟，为的是避免有人突然串门。过年时，家境稍好一点的人家都会炸油饼，也是不放到白天来炸，而是要等到黎明时分，那时候左邻右舍应该都在睡梦中。好吃的东西实在太稀少，往往需要一大家子人分着吃，青壮年会尽量让着老人、孩子，而老人又总是把自己的那份省下来，最终塞到小孙子手里。我幼儿时是曾祖母照看的，偶尔有亲戚来看望她，带来了点心、水果之类，曾祖母往往是尝一口，就悄悄留给了我。但曾祖母与三爷、三奶在一起过，她这样做绝不能让三奶看见，否则三奶是要跟她闹事的。三奶家里蒸了白面馍，上工前她都要把剩余的馍数了又数，之后再把馍锁进柜里，就是为防止曾祖母偷偷把馍给了我吃。
饥饿的年代，不能吃或未成熟的东西，也会被当成食物吃掉。记得我八九岁的时候，某日与贵祥等几位小伙伴，在一块糜子地边玩耍，无意中发现地里有一棵野生的瓜秧，上面结了一只比拳头稍大一点儿的瓜。小伙伴兴奋异常，观察这瓜要再等半个月才能成熟，于是约定到时一起分着吃。担心被路过的人发现摘走，我们还拔了几束茅草盖在上面，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晚上我睡在炕上，感到心里有两个小人儿打架，一个要把那只瓜偷偷摘来，独自享用，另一个主张信守诺言，不要做对不起小伙伴的事情。第二天贵祥和那几位小伙伴都来找我商量，说那只瓜肯定等不了半月，就会被过路的人发现摘走，还不如乘现在就吃了算了，其实是大家都馋涎欲滴等不及而已。于是我们又兴冲冲地来到那块地边，让贵祥把瓜摘下来，很均匀地给每人分了一块，我们便美滋滋地吃起来。因为离成熟还很早，这瓜完全没有一丝香甜的味道，倒是有一股发涩难咽的苦味，然而却让我们吃得津津有味。这大约是童年时所品尝的最特别的食物，因而至今还鲜活在我苦涩的记忆里。
作为孩子，小时候总盼望着过年，因为不仅可以得到压岁钱，还可以吃到好东西。现在的孩子过年所得的压岁钱，动辄会有数百元、上千元乃至上万元，由于没有经历过贫困，所以他们对自己得到这么多的钱，并没有多少兴奋或满足的感觉。我小时候大约是穷日子过怕了，虽然每年所得的压岁钱总数只有1块几毛钱，也仍然觉得拥有了一笔不小的财富。其实那时候大人手里也没多少钱，能给我给得起压岁钱的，不过就是父亲、二叔和几位舅舅，还有一位在城里工作的表叔，每人所给的压岁钱一般只有2角，是特意从银行换来的新币，拿在手里有一种新奇的感觉。隔壁三叔有好多年手头拮据，他给两个女儿几乎从未给过压岁钱，给儿子也只是象征性地给5分钱。而我能得到的压岁钱有1块多钱，已经算是很有福气的了，在当时够买一学期用的作业本。
那时候生活水平普遍低下，过年所能吃到的好东西，与今天相比实在不值一提，不过就是菜里面有几块猪肉、面筋和豆腐，再加油饼而已。但一年才会过一次年，感觉等待的时间太长了，长得几乎让人无法等到。慢慢地我便发现，只要能给驻队的干部管饭，就可以跟着吃几顿好的。那时候，上面经常有干部来村里蹲点，队里便会给他们派饭，每顿饭给管饭的人家补助2斤麦子、2两油。由于有油水可捞，一般人家都会抢着管饭，但队里不是谁乐意管就派给谁，而是不仅要考虑谁家饭做得好，还要让吃饭的干部感到满意才会派。母亲也算是村里饭做得最好者之一，如果一连几天要给干部管饭，会按队上要求特意炸油饼。油饼得先让着干部吃，干部吃剩下端回厨房后，才能让我们小孩子沾一下光。我发现母亲管饭很有讲究，如果来吃饭的干部是1个人，会在盘子里放3个油饼，再放1个馍；如果是2个人，会放5个油饼加2个馍，最后的结果是，总会有1个油饼剩回来。多年以后，当我熟谙了人情世故之后我才明白，在那个食物异常匮乏的岁月里，吃派饭的干部心里都清楚，这端来的油饼有一个必须是剩下的，这样才能满足主人家的孩子或老人的一丝期待，他们如何会将好吃的一扫而光、做出令人扫兴的事来呢！我至今记得，那个剩下的油饼一端回来，母亲便用菜刀切成均匀的4份，给喉咙里早已伸出无数只小手的我们兄弟4人每人一块，我们便会欢天喜地地吃起来。
整个童年、少年时代，给我留下最难忘却的记忆，便是村上的人无论男女老少，一年四季都在为挣一口饭吃而努力。那时候，故乡人的食物结构非常单一，除了粮食，便没有其他可以经常吃的东西。肉是非常稀罕的，一般人家只能在过年时买几斤肉，除此之外，常年碗中看不到荤腥。隔壁三叔家日子过得更是艰难，连续有好多年，过年时连1斤肉都买不起。三叔如果想吃到肉，得等到哪位亲戚家有红白喜事，他去吃宴席才能够吃到。邻村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某日谁家娶媳妇，有位客人来吃宴席，大约是为了节约自家的粮食，或者是贪占人家的便宜，他先一天就让肚子空着。结果由于吃得过猛，他想一顿吃到两顿的饭，谁料没到散席就撑炸了胃，送到医院没能抢救过来。平时乡亲们也没有什么菜可吃，最多在门前屋后炕头大点儿的地里种一点，根本没有更多的地用来种菜。家家都养鸡，不过鸡蛋舍不得自己吃，几乎都卖到了供销社，日常的开支要全靠它。那时候不准做生意，也无打工挣钱的门路，农民几乎没有什么很好的来钱渠道，便只能向土地要。野地里生长的中药材能卖钱，乡亲们只要有空闲时，就会去山中挖药材。我和二弟也曾挖过，什么甘草、茜草、板蓝根的，挖回来收拾干净并晒干，最多的一次卖到过9毛钱。9毛钱在如今不值一提，但在那时候足够三天的伙食费，而且这是靠自己的力气得到的，因而让我和二弟高兴好几天。
在物资匮乏、粮食奇缺的年代，肥料也十分稀少昂贵。粮食是人类的食物，肥料是庄稼的食物，庄稼缺肥便难以多打粮，没有人不懂得这个朴素的道理。为了搜寻和制作肥料，生产队常组织社员，或者把山中的腐殖质运到地里当肥料，或者把路边的草皮铲起来沤肥。有些人出门倘若碰到一堆牛粪，会摘下草帽用帽壳儿把牛粪端回来；外出时常常舍不得浪费一泡尿，会硬憋在肚子里带回来，撒在自家的粪堆上。羊粪豆被看为是与化肥相当的上等肥料，于是生产队便鼓励人们，农闲时到山中去拾羊粪豆，交给队里每斤可以兑现3分钱。拾羊粪豆是一项十分枯燥而累人的活，与拾麦穗一样得不停俯下身子，因而时间一久腰会很疼。我上小学的那几年，应该年年都要拾羊粪豆，但我最多一天只能拾5斤，而贵祥却可以拾8斤。村上拾羊粪豆的冠军是贵祥他妈，为了给贵祥挣学费，她一个小脚老奶奶翻山越岭、跨沟爬洼，瘦小的身子比年轻人还要矫健，每次都是她拾到的羊粪豆最多。那时候，一个小学生每学期的学费是3块钱，得拾100斤羊粪豆才能换回3块钱），贵祥家比我家还要困难些，他每学期的学费，都是他和他妈拾羊粪豆挣得的。为了拾羊粪豆，村上也曾出过事。那是一个冰雪初融的春天，我们一群孩子下沟去拾羊粪豆，也许是雪刚消过地上有点儿滑的缘故，贵祥他弟贵平，就是卖给南山中人家后来又被赎回来的那个，竟失足跌下了悬崖，当时摔得血肉模糊、昏迷不醒。后来花了不少钱，贵平的命总算保住了，却留下了终生的残疾。
我上高中时已到上世纪70年代末，那应该是人民公社制度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吃饭问题仍然未能解决。那时学校没有学生灶，即使有，大多数学生可能都吃不起，因而学校允许学生每周三下午回一次家，专门取一次馍。家境好的学生，还可以经常吃到白面馍；我大约隔一周才能吃到白面馍，另一半日子吃的是玉米面馍。也没有什么菜，最多从家里拿来一罐头瓶辣椒酱，或者其他什么咸菜，就着馍吃。天天吃玉米面馍，又没有足够的蔬菜伴食，胃里便会发酸，感觉到消化一直有问题。学校供应开水，打一大缸子开水，泡两个冷馍，就算是一顿饭。天气热起来时，馍在宿舍里不好存放，会长出一层白色的霉菌，让馍变了味道。我那时候学画画，可以画老虎，学校烧开水的曹师傅知道了，让我给他画了一张老虎，从此允许我到锅炉房里去烤馍。顿顿吃开水泡馍，吃得实在没胃口了，就到学校不远处的饭馆里，花4分钱买一碗酸汤，将馍泡在里面美滋滋地吃一顿。那时大多数同学经济状况都不好，馍从家中背来一般都装在包里挂在墙上，个别同学馍不够吃，就会去偷别人的馍，因而宿舍里经常发生馍被偷吃的事件。我为了防止馍被盗，从家中拿来了一只小木箱，离开宿舍时把箱子一锁，这样就不用担心馍被偷了。
真正能够每天吃上白面馍，彻底与饥饿告别，还是在1981年我考上大学之后。我上的是师范院校，每月伙食费与助学金可以得到29.5元，足够我们这些从农村来的学生吃得十分满足，因而同学们相互开玩笑说，自己上的是“吃饭院校”。我上大学后的第二年，国家在农村推行了包产到户，很快解决了吃饭这个始终困扰国人的老大难问题，从此让饥饿也成为永远定格在记忆中的一段历史。
饥饿如一块无法抹去的胎记，深深地烙在我的生命里。饥饿又如一所大学校，它教会我在饱食终日时无法学到的东西。如今，每当面对一桌丰富的饭菜，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回味起，饥饿如何把一个人变成一只胃的岁月，不由得怀念起粮食。大如蚕豆、小如芝麻的粮食，这小小的生命的要素，是那样牵动着社会的每一根神经，谁能绕过它而去奢谈诸如理想、追求和人生的终极意义？怀念粮食，也就是怀念那些宝石般闪亮的品质。每天都不可缺少的粮食，当它从庄稼的母体上滚落下来，变为我们碗中的东西，谁能完全领略它无私的情怀与奉献的精神？又有谁能领悟它所经受的苦难和应该享有的光荣呢？从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过来的人们，谁能忘记粮食的情谊？在它面前，有谁不觉得自己显得渺小和浅薄呢！在那些鄙视泥土和农人的眼里，粮食也许同泥土一样卑贱；然而在为它付出过终生血汗的农人及其子弟的心目中，粮食就是他们坚定不移的信仰。在同粮食进行了无声的交流和相互凝视之后，谁不感到自己也变成一颗粮食，成为一粒渴望亲吻土地的种子呢？攥紧一粒粮食，犹如握住自己一生的愿望和幸福。我热爱粮食，如同婴儿热爱母亲的怀抱，每一粒饱满的种子，只要播进土地，总能发芽并长成一株优美的庄稼。我根植生我养我的大地，又能长成什么呢？
心灵饥渴的年代
鲜活的生命囿于有限的空间，思维和想象受到物质的束缚，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烦恼和痛苦。而且，现代生活的拥挤以及快节奏，加之信息传播手段的发达，使人们感到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走出狭小的天地，超越庸常的生活，探索充满未知的远方以及更加辽阔的世界，让心灵拥有更多的滋养与更大的自由，一直是人类不灭的梦想。但是，若要让有限的一生来承担无限的愿望，或者通过放纵自我以求得精神的解放，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显然不切实际。不过，一个人完全可以通过读书，来不断扩展生活的视野，拓宽人生的空间，丰富生命的体验。
有一种门，当你想打开它的时候，你便会方便地打开它，这就是书。在我们渴望慰藉与提升的时候，书绝不会用后背对着你。打开书，岁月便扑面而来，智慧便扑面而来，你向往、品味或沉思的一切，都会如一群精致的小鸟向你飞来。一本书就是一个宇宙，就是一座思想的谜宫，在书中你尽可以思接千载，目极八荒，上穷碧落下黄泉，获得在别处无法获得的乐趣。那些米粒般的文字，看起来只是一滴滴墨迹，却往往包含着先贤精神的芬芳，蕴藏着人类思维的玄机，是我们灵魂永世享用的美食，没有什么能比书带给你更多的启迪与回味。
的确，没有书的日子，是单调干瘪的，没有美的甘霖滋润的生命，是缺乏生机和趣味的。如果没有书，我们就只能任物质的枷锁禁锢住手脚，心灵日渐黯淡和萎缩，生活是多么单调和无聊，更为可怕的是失去梦想的能力、探索的热情和向上的力量。而读书却能够扩大我们的视野，使我们摆脱世俗的羁绊，精神得到自由的舒展与扩张，从而让生命的体验进入高层次。也只有读书，我们才能跨越时代与分工，才能经历许多无法亲身经历的事情，也才能使有限的人生有了无限的可能性。
作为一介书迷，可以毫不隐晦地说，我大半辈子都沉浸在书的诱惑中。当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书中所展现的美好与神奇，就时常令我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真像一个饥饿的人扑到食物上一样，那时凡是能找到的书，都会很快地被我囫囵吞枣地“啃”完，就像“咔嚓咔嚓”地吃掉一只苹果一样。如果一个小孩子有什么精神生活的话，那么，读书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成了我童年、少年天空中斑斓的彩虹，甚至成了我人生的全部。成年后，我在坚持读书的同时，自然也不停地买书，在手头并不很宽裕的情况下，居然也源源不断地买了上千本书。如今站在书柜前，目光常常抚摸着那一排排码得整整齐齐的书脊，心里有一种储藏了巨额财富的充实和快慰。于是总是想起童年、少年时那种无书可读的窘迫和无奈，那种由于精神食粮的匮乏而产生的饥渴与焦灼，至今让我有一种无法消除的隐疼和缺憾。
上学读书，对于一个人来说，大约是人生的第一道分水岭。之前懵懂未开，不知道世界有多精彩，书里面到底有什么风景；而几乎就在上学读书的同时，生命逐渐觉醒，心中的某一扇窗户忽然被打开，让一个孩子看到了另一番天地。我开始上学是在1970年，那时正处于“文革”中期，虽说学校的秩序比之前有所恢复，但是读书无用论仍然甚嚣尘上，甚至还流行着“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说法。平心而论，那时候小学、中学的师资水平，总体上都要比“文革”前后差一大截，因而我所接受的教育，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先天不足。给我先后教过语文课的小学、中学老师，竟然好多都不大懂汉语拼音，更不会说普通话，上课基本上都是用方言读课文，因而教学中常常会出现明显的错误，甚至闹出不该有的笑话。比如我上高一时，有位老师教生字，竟然将“妯娌”领读为“xiānhòu（先后）”。在我们当地，确实是将“妯娌”称为“xiānhòu”的，但只要查一查字典就知道，“妯娌”一词的正确读音是“zhóuli”。那时的大气候不鼓励人们去钻研学问，因而老师们不仅自己业务能力有限，而且也不大督促学生去认真读书。我之所以能逆行于时代而爱上读书，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书迷，主要还是出自于父亲的引导和熏陶。
父亲是我们家族的第一位读书人，平时一有空也总是看书，受他的影响，我很早就对读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初爱上的书自然是连环画册，虽然那时并不认识上面的文字，但每一幅图画还是可以看懂的。记得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常常给我买画册看，有时还给我念上面的文字，讲解画册中所反映的故事。我在尚未上小学时，就已经积攒了20来本连环画册，一直当宝贝似的储藏着，同时也已经认识了三四百个字。父亲有一个简陋的小木箱，里面装着他学生时代用过的教材，以及他购买、阅读过的一些文学书籍。我几乎在上小学的同时，就接触到这些书，起初只是看看里面的插图，随着识字量的增多，便逐渐能读书中的文字了。大约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就已经读完了《烈火金刚》《红岩》《儿女风尘记》等一批长篇小说。这些书中有不少生字，是学校里老师没有教过的，但我总是连蒙带猜、望文生义，意思也就能把握到八九不离十。
看大部头的书一多，我便很快就感觉到，以前所看的连环画册都是小儿科，故事情节相对简单，而且看到前面便可以猜到后面，因而对于我越来越没有什么吸引力。于是我不再满足于看画册，认为只有纯文字的书才算书，因而越来越喜欢读那些大部头的书。父亲藏书中的文学作品有二三十本，如同那时看电影爱看打仗的，最先吸引我的是描写战争题材的小说，像《烈火金刚》《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这种故事情节十分惊险的书，让我痴迷到无法放手的地步。后来战争题材的书看光了，又去看《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创业史》这些写农村生活的书，便发现其中也有动人的地方。那时放学后没有家庭作业，回到家只要不干活，我就会捧着书看，有时在油灯下会看到半夜，母亲催促我好几遍才肯睡觉。由于太爱看书，白天看、晚上看，吃饭、走路也抱着书看，有时嘴里还念念有词，也常眼睛盯着一个地方发呆，村里不少人便感觉我有些异常，甚至觉得我可能是中了邪。我看书速度很快，平均不到一周就可以读一本，因而当时能被我看的书，很快就都看完了，而且大多数都看过两三遍。到最后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书不够读或无书可看。父亲藏书中也有一套《红楼梦》，而且父亲也多次给我讲过，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小说是《红楼梦》，因而我很早就对这部书充满了莫名的敬意。但那时候我的理解力很不够，也尚未建立起高层次的阅读趣味，在没有其他书可读的情况下，我先后也曾数次庄重地捧起《红楼梦》来读，然而读不了几页就总是放下了。我觉得这部书翻来覆去，不是吃吃喝喝，就是哭哭啼啼，实在不像《烈火金刚》那样惊心动魄，因而那时我实在体悟不到它究竟伟大在哪里。惭愧得很，真正将《红楼梦》认真读完，并且能够领悟到它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已经到了许多年之后。
大约小学四年级还没有上完，我就开始体会到无书可读的乏味和郁闷。有一天，在邻县工作的父亲回来了。我忽然想起，先一年我到他单位过暑假时，看到他书柜里有两本叫《艳阳天》的长篇小说。记得当时翻开看了几页，因为看到不是写打仗的，我便觉得不是很好看，就搁下了，只记住开篇第一句话有点意思：“萧长春死了媳妇，三年还没有续上。”现在我阅读的兴趣逐渐拓宽了，不再只限于看战争题材的小说，并且手头也没有更好的书去读，便不由得想起那两本书来，也许可以暂时满足我对读书的渴望。于是我就央求父亲，过年回家时，一定要把那两本《艳阳天》带回来。父亲走后，我便一直心心念念着那两本书，不时计算着他回家过年的时间，其间还特意写了一封信叮嘱他，回来时千万不要忘了带上那两本书。好不容易等到腊月二十九，父亲终于回来了，我一见便迫不及待地扑过去要书。然而，父亲从包里掏出来的书，并不是我日思夜想的《艳阳天》，而是一本连环画册《智取威虎山》。
原来，父亲想当然地认为，我那时年龄尚小，还不适合看那么厚、内容又十分复杂的小说，而只配看小儿书，因而临回来前，特意到书店给我买了这本画册。但读过几十本大部头小说的奇特体验，已经激发起我更大更深的阅读欲望，让我不再对小人书感兴趣。而且《智取威虎山》画册我很早就翻看过，样板戏也看过好几遍了，那时几乎家家墙上都挂着剧照，如何能让我再有丝毫的兴致呢！一个期盼已久的愿望最终落了空，让我仿佛从高处重重地跌到地上，我忍不住“哇”地一声哭起来。我那时也真是脾气倔，为此不再理父亲，一个人站在门外，一直“呜呜”地哭了足有两小时，连饭都没有吃。期间奶奶和母亲，应该还有别的人，不停地过来劝慰我，都没能劝得住。他们想来也不会明白，大过年的，我不知是哪一根筋拧住了，放着那么多平时吃不上的好东西不吃，却为一本书哭得那么伤心。
若干年后，当我从大学图书馆借到《艳阳天》来读时，发现这部书已经没有什么能吸引我了，而我这时却有了更多更好的选择，《巴黎圣母院》《安娜·卡列尼娜》《丧钟为谁而鸣》乃至《尤利西斯》等一大批世界名著，都已陆续进入我的阅读视野。
文学作品对人的影响不言而喻，大多数人读书，大约最初都是从文学作品开始读起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如一道闪电，放射出无与伦比的光芒，能够在一瞬间穿透我们的心灵。那些文学大师们也许没有想到，即使在他们辞世几百年上千年之后，他们心灵的果实，仍然被后世的人们一遍遍地采摘和饱享。阅读文学作品犹如一次心灵的长旅，我们进入书中的同时也进入到大师的人生和他所处的时代，他们把世间的真善美与假恶丑一一指给我们看，我们在鉴赏、感叹与思索中获得智慧、信念和勇气。的确，文学作品是那样地奇妙无比，它有时如睿智慈祥的长者，有时又像一位知心朋友，有时还会成为一面照得见我们的镜子，在我们忘乎所以的时候，它会提醒我们要防止头脑发昏，以免做出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事情；在我们遭受打击痛不欲生的时候，它如同朋友一般安慰我们破碎的心，激励我们鼓足生活的勇气。当我们沐浴在文学的和煦春风中时，我们常常犹如卸掉心灵的重负，感到生命欢快如一条解冻的小溪，生活向你展现出令你迷醉的诗情画意。读书可以说是提高自己的一条途径，当我们把一本书从头至尾读完时，我们也犹如孩子长大了一般，经历了一场精神的洗礼，从而使自己变得成熟和睿智。
现在回想起来，小时候虽然读了不少大部头小说，但多是二三流水平的作品，堪称经典的少之又少，这是由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决定的。有关《艳阳天》的事过后不久，便发生了一件当时我十分糊涂、过后越想越不对头、多年后仍难以释怀的事。给我们教算术课、同时又教图画课的张老师，那时应该是30岁左右，他是村上的民请教师，平时对学生非常严厉，喜欢用竹子做的教鞭，敲打他认为犯了错的学生脑袋。有一天放学后，张老师忽然把我留下来，非常和颜悦色地和我拉起家常，还抓了一把葵花籽让我吃，当时我真是受宠若惊。后来才搞清楚，原来他也是一个小说迷，那时与我都遇到了同一个问题，就是无书可看。自“文革”开始后，不仅多少年基本上没出版过小说，而且以前出版的，大部分都被当成“封资修”的毒草，或禁止或收缴了。那时候有小说的人家实在很少，即使有也还得藏着掖着，很少会轻易拿出来示人，免得被当成政治问题惹来麻烦。到我能看懂小说的时候，环境逐渐宽松，看小说不再像以前那样敏感了，所以我才敢把父亲的那些书拿出来。张老师之所以主动找我说话，是因为他无意中发现我书包里装着小说，于是便要我借给他看一看。我那时几乎从未受到过老师的重视，张老师对我嘘寒问暖，看起来是那么地亲切，我如何能拒绝借给他书呢！我几乎想都没多想，就把书借给他了。从此张老师上课总是表扬我，说我知识面广、反应敏捷之类的，还特别在图画课上夸我画画得好，并把我画的一幅画向全班同学做了展示。我借给他的第一本小说他还没有看完，几天后放学时就又把我留下了，问我还有些什么书，我都一一报了书名。他听后严肃地对我说，看小说不过是消遣解闷，大人看没有多大坏处，作为学生就不一样了，如果整天被小说迷住，将来肯定会没出息。他说我画画得不错，不如就好好发展这个特长，以后可以大有作为。我之所以对画画有一些感觉，是因为我表兄就是画画的，师范毕业后分配到县文化馆工作，父亲一直嘱咐我要以表兄为榜样，将来也能靠画画谋生。我整个小学、中学时代，除了看小说的爱好，就一直在不停地学画画，后来也常常给学校画墙报。当时听了张老师的指点，觉得他和父亲的想法一样，总之都是为我好，因而在心理上与他亲近了许多。看到我似乎听进去了他的话，张老师从抽屉里拿出几本书，说我学画画应该有教材，他的这些资料都可以让我拿去照着学。另外，如果我愿意，可以拿自己的小说，尤其是那些看不懂的、没什么用处的“老书”（指繁体字、竖排版、文言文的书），与他的图画书公平交换。我看到张老师的书，有宣传画报，有简笔画教材，也有学写美术字的，总之都是我当时学画画用得上的资料，不禁对张老师的提议动了心。再一想我手头的那些小说，好看的我已经反复看了好几遍，不好看或看不懂的对于我也没什么用处，因而我当场表示，可以和张老师的美术书做交换。于是，在这之后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当时拥有的大部分小说，都源源不断地到了张老师手里，而作为交换，张老师也给了我近10本与画画有关的书。记得每次把书送到张老师手里，张老师都要称赞我聪明好学，将来一定能成为一名画家。而我得到了张老师的鼓励，则对于交换书籍这件事更为着迷，甚至把父亲书箱中那些我当时啃不动的“老书”，包括一套旧版的《三国演义》，都偷偷地送给了他。还有几本当时被认为是“反动”、后来被重新认定是经典的书籍，也被我稀里糊涂地“交换”给张老师了。但我却一直忍住没有送出《红楼梦》，那是因为我的耳边总是回响着父亲的声音：《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小说，这句话让我认识到了《红楼梦》的价值，所以我对这套书始终没有放手。
我是上中学后才逐渐意识到，与张老师“交换”书籍，实在是一件不划算的事。我所获得的那些美术教材，其实都是一些非常初级、价值不大的资料，其中不少是为配合政治运动、方便办板报而编印的宣传材料，对于真正学习美术作用甚微，因而小学还未毕业，我就将这些资料弃置一旁了。我以自己的年幼无知，十分廉价地“出卖”了父亲的藏书，而张老师以成年人的心机，算计了我这个懵懂的孩子。由于非常心疼自己那些书，曾经想找张老师说说，看能否把“交换”给他的书再“交换”回来，然而我却一直缺乏这样的勇气。因为换书是我自觉自愿的，张老师并未逼迫过我，甚至也很难说他是有意欺骗了我，我和他的交易，不过是周瑜与黄盖之间的故事重演而已。
无论怎么说，由于父亲积攒了不少书，我在小学时总还是有一些书看，然而一上到中学后，原有的那些书大部分已经被我“挥霍”，因而感到无书可读的问题十分严重。我上初中是在1975年，那时学校的教学秩序仍然很混乱，记得为了学“朝农经验”，学校每学期都要组织学生到农场劳动两个月，也不大重视文化课学习，应该开学就拿到手的课本，竟然常常到快放学时才发下来，平时上课往往是念报纸、学文件，甚至与社会上一样开批判会。我那时书包里总是装着小说，只要有空就拿出来看，有时感觉到上课没什么吸引力，我就埋头偷偷地看小说。有些老师发现我上课看闲书，委婉地批评几句也就过去了，但班主任冯老师每次都会把我的书没收，先后大约收走过四五本。到学期末了时我去索要书，冯老师黑着脸说，你这些书都有政治问题，已经按规定上缴了。那时候人人都怕出政治问题，我一听就吓得再也不敢往回要了，但后来我又偶然发现，那些书并没有被冯老师交到上面，而是被他攫为己有。和我一样爱看小说的同学也是大有人在，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流有关书的信息，讲从书中看到的精彩故事，尤其可以相互借书来看，这样彼此便都能看到更多的书。但即使这样，总体上书还是十分有限的，能借到的书很快就都看完了，便又回到了无书可看的状态。那是一个物质十分匮乏的贫困年代，同时也是精神食粮极度匮乏的年代，然而偏偏那时我爱读书到了痴迷的地步，这样便会时常感受到比肉体的饥饿更难耐的一种饥饿感，那是心灵的一种焦渴。我那时几乎是像在春天的田野里搜寻野菜一样，四处寻觅着可读的书籍。《民兵建设》大约是父亲单位上唯一的一份“流行”书刊，每—期我都一字不落地从头读到尾。凡是能找到的报纸，无论新旧我几乎都要翻一遍，而且还把报纸上的文学作品剪下来，粘贴在笔记本上，等没书看时再看。那时几乎家家都有一套《毛泽东选集》，正文的意思我看不大懂，实在没书看时，我便会翻看其中的注释，比如有关“三大战役”的情况，我最早就是从《毛选》注释中了解到的。
偶尔去亲戚家或熟人家，我关注的第一件事不是有什么好吃的，而是打听有没有什么书，能在别人家找到书看，那是我串门时的最大收获。如果亲戚家实在没什么书可看，我便挨着屋子去读糊墙的报纸，那时几乎家家都用报纸糊墙，没想到却被我当成了阅览室。全国“评《水浒》”时，上面给每个生产队发了一套《水浒传》，我听到后便也借来看，故事基本上能看得懂，只是不明白扉页上所印的毛主席语录：“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投降”咋能是好的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为此也纳闷了好多年，直到后来理解力提高以后，才不禁恍然大悟，原来回答我的疑问，答案就是紧接着的那一句：“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记得那时我也看过不少手抄本小说，什么《龙飞三下江南》《一幅梅花图》等等，它们最大的特点是故事惊险、情节离奇，与当今的谍战小说风格相仿佛，读时常常令人紧张得喘不过气，别有一种神奇的魅力。手抄本大约是由在外边工作的人带回村里，传到我二叔手中，我二叔也是一个小说迷，我看见他晚上在煤油灯下看，等他不在时我也悄悄读了这些手抄本。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所看的书当中，最没意思的书名字叫《虹南作战史》，看书名会让人误以为是描写战争题材的，其实是写上海郊区农村合作化运动的，书中生硬地展示“两条路线的斗争”，还不时插有大段的政治性评论，读起来实在是味同嚼蜡。然而就是这样一本乏味的书，我在没书看时，竟然也耐着性子看完了。如果一定要说我的收获，那就是，从此我知道了什么是世间最糟糕的小说。
我读初中的学校旁边，有一处新华书店的分销点，平时是不开门的，只有在逢集的日子才开门。那时候书店里大多卖的是政治与农业科技方面的书，文学方面的书非常少，仅有的一些也是为配合当时形势需要而出的，比如我当时买的《西沙儿女》《新来的小石柱》等，今天看来并没有多大文学价值。但那时候面临的总体形势是书荒，我也没有多高的鉴赏力，甚至还有些饥不择食，因而能买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书店的营业员叫老杜，家就在不远处的村子里，平时一直不见他的踪影，逢集时他才会到书店来，但也只开三四个小时的门他就回家了。那时候不是开架售书，要买书得让老杜隔着柜台递书，但老杜总是坐在火炉边熬罐罐茶喝，最多递两次书就不耐烦了，看我是小孩子，常对我骂骂咧咧。有一次我打算买一本书，翻看了一下又不太中意，便要求老杜把书放回去，结果把老杜惹恼了，抓过书朝我脑袋“啪啪”就是几下。即便如此，我仍然经常忍不住去书店，而老杜成了我少年时代最讨厌、却又不得不与其打交道的人之一。
常常听到，一个人执着于什么往往会上瘾。而我觉得自己童年、少年时，就已经嗜书成瘾，这种瘾一旦染上也是难以消除，所以至今我对书仍有一种无法割舍的感情。而且，童年、少年时体验到的精神饥渴，在我后来遇上大好年头，一口气读了上千本书，也买了上千本书之后，仍然没有能够消除掉，反而越来越强烈了。至此我才明白，精神的饥渴是痛彻心扉、烙印难消的，随着时光的流逝，书读得越多，思索领悟得越多，就越会感到一种难以满足的空虚和痛苦，也许这种感受会覆盖我的一生。其实，精神的饥饿，对一个人的成长以至整个人生，都是有很多益处的。因为心灵的焦渴，一个人才会通过阅读大量的书籍，来弥补精神上的欠缺与苍白，才会懂得用别人的经验和智慧，来滋润自己的生命。试想，如果一个人衣食享用样样具备，唯独少了知识、智慧与修养，他的人生还会达到超尘拔俗的境界吗？没有精神追求的人，就像商场橱窗中那些模特，虽然身上有最美的服饰，却缺乏真人血肉丰满的神韵。时下，光怪陆离、物欲膨胀的现代生活，使人们越来越疏于读书了，满世界拥挤不堪的欲望，常常使一只书桌无处落脚，而市声的喧闹又总是淹没读书的清音。然而无论怎样，在真正的读书人那里，书仍然是心灵的灯盏，读书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只要人生的梦想不灭，追求上升的心灵就总能与书美好地相遇。我正是从童年、少年开始的读书生活中，不断获得人生所需要的知识、信念和力量的，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一本书甚至书中的一句哲言，都会给我莫大的安慰和鼓励。当我怀着虔诚的心情，翻看起书架上那一本本内容各异的书籍时，我总是不由地意识到，拥有这样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实在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福气，今生今世，我的生命已与书高度地融合在一起。我深深地领悟到，一个人如果不读书，他的生命就只能是肉体的，也就只能停驻在当下；而当他读了很多书时，他仿佛同时拥有了无数个精神的生命，既可以随时穿越到古代，与那些高贵的灵魂倾心相谈，也可以尽情地徜徉在未来的世界里，放飞高贵的梦想……
村庙与戏台
城市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高歌猛进，古老的乡村却依然背负精神的重负，深陷在传统的泥淖中踟蹰不前。尽管科学早已成为时代的主题，然而信仰的迷雾并没有从日常中散去，至少在我老家乡亲们的头脑中，鬼神仍然占据着相当牢固的地位。我作为一个无神论者，在他们看来就是一个异类。
也许因为我童年、少年时热衷阅读宣传科学的书，或者说我真的接受了中学政治课上唯物主义的教育，总之在我十五六岁时，我就已经坚定地相信世界上并不存在鬼神。记得小时候遇到敬神一类的活动，大人们总是十分虔诚地烧香、跪拜，而我始终毫无敬畏之心，有时还说出一些冒犯鬼神的狂言，惹得大人们十分生气乃至呵斥。我的这种从小就不信神的态度，一度引起奶奶、母亲的担心，生怕这种牛心古怪的脾气，会给我之后的人生带来什么灾祸。然而无神论的思想已经深深扎根在我的心灵，大半辈子到访过许多民俗或宗教场所，见过无数尊高大威严的神像，但我只是一个观光赏景的游览者而已，从来没有作为香客去做过任何敬拜。不信鬼神，也从不算命，一切从科学出发，这就是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但我的这种信念或信仰，至今让我与我的乡亲们貌合神离，格格不入。我不知道我这样做，是否意味着对他们的背叛？虽然在血缘或感情上我与他们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我也一直想真正地融入他们，倾听他们卑微的欢乐或痛苦，然而在精神上，我却总是与他们背道而驰，渐行渐远。
在中国广袤的乡村，大约每一个村都会有一座庙，其中都会供奉着一尊神，有些村庙里的神还不止一个。这些神当中有玉皇大帝、观音菩萨这些人造偶像，也有关羽、岳飞这些历史人物，甚至还有孙悟空这样的文学形象，总之是来历不凡，各有一套动人的说法。村庙的功能和用途，简而言之，就是给人和神提供一个可供交流的平台，谁有什么重要的愿望不容易实现，或有什么难言之隐装在心里不踏实，就到这里烧几炷香，朝神像磕几个头，祈求神灵保佑或化解，心里也就释然了。不过，传统的农民秉持实用主义，一般并不专门信服某一个特定的神，而是见庙就烧香，见神就磕头，总之是礼多神不怪。因而，每一个村庙里所供奉的神一般也都不一样，究竟主要供奉哪一尊神，可能与先祖们的崇拜偏向或现实需求有很大关系。
比如，我老家的村庙供奉的是关羽，村上人也称其为关公庙。这庙究竟从何时就有了？没有人能说得清，年纪最大的人说他能记事时，就见到那庙已经在那里了。为什么会供奉关公，而不是其他的什么神？也没有人能说得清。我根据上世纪70年代修梯田时，曾经从地里挖出过许多锈迹斑斑、尚未完全风化掉的马刀，以及村上遗留着一处大约能容纳数百人避乱的土城堡来推断，此处在古代某个时候曾经是拼杀激烈的古战场，因而村庙可能修建于战乱年代。那时的先民常常受到匪祸袭扰，生死就在旦夕之间，虽然一般认为玉帝、菩萨法力无边，但毕竟没听说过其能上阵御敌，于是惯使一把大刀、威风凛凛的关公，便被先祖们从戏台上请下来，到村庙里来做守护神了。但这只是先祖们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庙修建了，神也请了，香也烧了，灾难却并没有被挡住。就说我家吧，1957年夏天，不知建于何时的那座土城堡，其脚下的山体突然大面积滑坡，也致使土城堡发生垮塌，造成我爷爷与其他几个人遇难，当时他们正在维修通往水泉的山路。而据奶奶说，爷爷正是那种虔诚地相信神灵，每年都不忘去庙里烧香拜神的人。
“文革”中破“四旧”，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掀起了强劲的拆庙风，我们村及其周边村里的庙都被拆掉了。改革开放后拨乱反正，各地恢复了民俗与宗教活动，原来被拆掉的庙也陆续得以重建。现在到乡村去你会发现，所有“文革”中被拆掉的庙，又都原模原样地被恢复了，而且显得比原来更加豪华和气派。我作为无神论者，对于大规模重修村庙有不同意见，因为这不仅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观念相悖，同时也耗费了一定的物力。但一想到自己有不信神的自由，别人同样也有信神的自由，况且这些庙一般也都由民间信众捐资重建，因而我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我在这里并不想说村庙到底该不该重建，而是想说说与庙关系十分密切的戏台，到底该不该再与庙重建在一起。
戏台，也可以称之为舞台，即专供演戏或举办其他文艺活动的设施。听熟悉乡村民间文化的专家讲，过去农村的戏台，是不能随便修建在某个地方的，而必须作为庙的附属物，一律修建在庙旁。也就是说过去的戏台，主要是为敬神、娱神而修建的，唱戏是取悦于神的一种重要方式，人们看戏不过是沾了神的光，顺便搭车娱乐一下。但现在是新社会，新社会也已经有70多年历史了，如今大力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将戏台或舞台的主要功能、作用，定位在服务和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上。这样一个本质的区别，决定了戏台作为村上重要文化设施，应该与村委会、学校等修建在一起，也就是建在村上政治、文化中心才合适。这样不仅搞起文艺活动来方便，没有演出时还可以将舞台挪作他用，避免长年闲置而造成浪费。农村戏台使用率非常低，一年唱戏一般都不会超过两次，但戏台又不是一般的建筑，其在设计、材料等方面都有特殊要求，因而造价比一般建筑要高很多，缺乏经济实力的村子往往承受不起。
我上小学时，正处于“文革”中期，村上的舞台恰好与学校修建在一起，应该说恰到好处地解决了舞台的使用率问题，还节约了有限的建设资金。将舞台与学校修建在一起，应该是一项十分完美的设计，唱戏时舞台从前面打开门就是戏台；不唱戏时关闭前门，从后门出入就是教室，这样可以让舞台一物二用，一取两得。我上小学一年级时教室就设在舞台上，而舞台正门前面的空地就是学校的操场，唱戏时正好供观众站立。而且，那时村委会（当时叫大队队部）也正好就在学校旁边，村上开群众大会时，常常也将舞台作为主席台使用。将舞台与村学、村委会、卫生站以及供销社等建在一起，在那时农村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是村上政治、文化建设的一种标配，记得我舅舅、姑姑家所在的村子都是如此。
然而，这样一种本来十分合理、协调的格局，却随着村庙的重建被打破了。
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我老家一带农村经济取得一定的发展，由此也催生了一股重修村学、村部的热潮，自然也相应地涉及到重修戏台的问题。以前村上的公共设施，限于财力一般都十分简陋，况且大部分现在都破旧不堪，无法再继续使用，如今经济上宽裕了一些，新修时普遍追求高端大气上档次。2000年前后，我老家的村子重修小学，规划了一栋三层教学楼，建设费用预算40多万元。虽然当时村集体并没有多少积累，向上争取资金也是僧多粥少，但由于我们村是全镇乃至全县有名的建筑工匠村及苹果栽植村，不仅出了好几位有名的农民企业家，甚至还出了一位在海外经商、在县上设立过奖学金的华侨，结果村委会振臂一呼，村民以及相关的人纷纷捐款，资金问题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过了几年，村上又张罗着重修戏台，预算10多万元，仍然通过动员公众捐款解决了建设费用。
然而令我诧异的是，新戏台最终不是修建在村委会旁边，也不是修建在村文化广场，而是又与村庙修在了一起。“文革”中毁弃的村庙，重修时仍然建在原来的地址上，位置在村庄西南方向的沟边，不仅偏离村上中心地带，而且距离村委会也比较远。这地址最初是由阴阳先生勘定的，据说谁也不能随意变动，否则便会灾祸临头。不光是我们村，重建戏台时仍然建在村庙旁，几乎所有的村都是如此，仿佛接受了一个统一的命令。如今从我老家一带的村庄走过，几乎家家都是崭新的砖瓦房，有些人家还是两层的小洋房，的确呈现出一片富足的景象。然而你如果细看，便会发现这些新院落的门楼，无论装饰得多么堂皇气派，大门却有不少是斜着开的，如同一个脸蛋还长得不错的人，嘴巴却像中风了似的歪在一旁。不熟悉乡村民间社会内情的外人，实在是搞不懂为什么会如此，这其实都是阴阳先生的“杰作”。村上的戏台，在离开了村庙几十年后，如今又返回村庙旁，回归到它最初敬神、娱神的本位，自然也是阴阳先生的“功劳”。由此你不能不感叹，迷信的力量是多么强大。
其实，最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村委会作为基层政府的延伸，不能按照科学、先进的文化观念，决定将戏台修建在村委会旁，而是失去应有的立场，竟然听从或迁就民间落后的意见，按照迷信的要求或阴阳的标准，将戏台重建在村庙旁，这样的结果实在令我悲哀。时间已经跨入21世纪，为什么迷信的力量在乡村仍然那样强大呢？为什么我的乡亲们，白天可以来到村委会，兴致勃勃地听专家们讲致富办法，晚上则又会悄悄地去庙里，虔诚地祈求神灵保佑他们挣大钱呢？为什么村委会可以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却不能阻止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信仰寄托到村庙里呢？我实在无法理解，科学与迷信，为什么会在我的乡亲们头脑中虽然处于矛盾状态，却又最终能达到一种奇妙的平衡呢？
对以上疑问，我思考了许久、许久，至今没有得到答案。
祭祖
进入新世纪之后，祭祖在我老家农村一带成为一种风气。
我老家地处西北黄土高原腹部的陇东，据说是世界上黄土最深厚的地方。但那里年平均降水量只有550毫升左右，属于半干旱半湿润地带，与毗邻的赫赫有名的关中平原相比，农业耕作条件不够优越，因而我小时候就时常饿肚子。为了改善世代贫困的局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故乡的人们或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或纷纷组建工队进城搞建筑，或来到周边城镇辛勤做起小生意，总之，到上世纪末或新世纪初，好多人家便彻底解决了吃饭问题，开始向高质量生活迈进。
经济基础决定一切。人们手里有了一点钱，心思便活跃起来，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或愿望，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而祭祖便在这时候呼啦啦兴起。在我看来，祭祖的原始意义大致有二：一是缅怀先祖筚路蓝缕的丰功伟绩，继承他们的优良传统，将祖先开辟的事业发扬光大；另一是子孙们很有出息，作出了值得肯定或称道的成绩，因而有必要向祖先汇报好消息。如果真能扣到这两个主题上，我觉得祭祖不仅很有必要，其中的正面效应也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如今能铺开摊子祭祖的，主要是两种人家：或者是有人大小做了个什么官，不仅本人十分风光，自然也无形中让整个家族意气扬扬，实现了老话所说的“光宗耀祖”；或者是虽没有人做什么官，却发了不大不小的财，成为引人瞩目的老板，走到哪里都十分吃得开。总之，大张旗鼓地祭祖是需要资格或条件的，一个没有任何影响的普通人家，在年夜里照着祖先的牌位磕头没人理会，但如果某一天也要拉开架势来祭祖，村上的人肯定是要当做笑话来看的。
以往人们祭祖，一般都是在清明节、重阳节或除夕等时间进行，活动的主题也十分单纯，那就是对祖先的隆重祭奠，以此祈求先祖保佑子孙兴旺，家族昌盛。而且，以往祭祀的重点集中在祭祀本身，如准备香烛、纸钱等祭品，组织族人上坟或扫墓等等，通常都是举办一两个重要的仪式，最多半天时间就结束了。现在情况则大为不同，不光祭祀时间不限于那些特殊的日子，原来重要的那些仪式、讲究也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在其中增添了许多新内容，让人不能不觉得，如今的祭祖已经变成一场大型社交活动。
以前，参加祭祖的人基本上限于家族内部。如今却要请许多客人，并且请客成为祭祖活动的关键所在，如果来的客人不多，或者没有重要的客人出席，主家就感到不是很体面。能摆起排场祭祖的人，一般本身就是在场面上走动的人，因而他们邀请的客人，同样也是在场面上举足轻重、可以呼风唤雨的人，无关紧要的人不大可能会出现在邀请名单上。我老家一带，将举办红白喜事通称为“过事”，看一个人家“事”过得究竟大不大、响不响，习惯上有一个衡量标准，那就是看究竟来了多少客人，其中最有来头的客人是谁。假若是县长亲自来出席了，那就是这一家人最大的骄傲，县长便是“过事”时最重要的客人。如今祭祖也一样，谁家如果请来了县长，或者有与县长一样重要的客人出席，那大概是整个祭祖活动中最重要的新闻。当然，县长工作非常忙，不是你想请他就能来的，也不是谁都有资格去请。但如果谁送的牌匾或锦幛上，写有县长领衔题写的字样，大致上也就等同于县长出席了，这幅牌匾或锦幛会被挂在最显眼的位置，供人们反复瞻仰和谈论。
从前祭祖，由于要动用家门族人出力，少不了给大家管一两顿便饭。现在行情不一样了，既然要邀请很多客人，而且重要的客人还不少，那就需要摆宴席，以表示对客人接待的隆重。其实，为什么非要摆宴，主人心里是十分清楚的，不过是通过祭祖这个堂皇的由头，千方百计地建立或密切重要的人际关系。如果距离酒店不是很远，宴席或许会放到酒店里。如果放到家里摆宴，则可以造成巨大的轰动效应，于是很多人家就尽量在家中进行，以求让祭祖活动锦上添花。为了让饭菜质量不低于酒店，常常会专门请有名的厨师来掌勺，厨师总是提前开出所需食材清单，之后让主家派人去市场专门采购。接待客人是大事，自然还需要有一批人临时组成“接待办”，到时负责迎接客人、安排就坐、端菜斟酒，服务丝毫不比酒店差。给客人排座次可是一门学问，非要经验丰富的内行处理不可，谁和谁亲近最好坐在一起，谁和谁不和需要有意避开等等，这些都提前要做好文章，绝不能搞错而出现尴尬之事。
按民间习俗和礼节，参加别人家的红白喜事，肯定都是要“随礼”或“凑份子”的，世上大约没有去白吃人家宴席的事。祭祖同样要“收礼”，收礼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是将平时送出去的“礼”再收回来。你向别人发请帖，别人自然也心领神会，来时是不能空手而来的。以前日子过得不景气时，客人一般送的“礼”，是“过事”时使用的物品，其实也值不了几个钱；现在行情看涨，送的常常是现金。送礼金一般遵循对等原则，也就是以前你给我“随”了多少，我现在也给你“随”多少，当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适当提高，但绝不能比人家原来随的数目少。当然有身份、有地位的重要客人，主人看重的是你给他撑体面，因而随礼多少无所谓。十几年前，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家祭祖，常常会收到十几万甚至更多的礼金，如今上头管得紧了，无论主人、客人都不会声张，所以究竟随了或收了多少，一般人也就不大知道了。
对于那些能祭起祖的人家，乡亲们总是显示出十二分的羡慕。我逢年过节回老家时，不止一次地听到他们在议论：东王庄有个什么人在省上干事，面子大得很，回来祭祖摆了20几桌，请来县长给他们做主持呢；五里铺的赵胖子当包工头发了，不仅把父母的坟从山地里迁到塬心，还立了个上万块钱的碑子，礼金也收了20多万，还请戏班子在家门口唱了3天戏；沟垴上郭老三的大儿子，在县交通局当局长，为了方便上祖坟，修“村村通公路”时，特意修改了原来的规划路线……总之，大凡祭祖的人家都出尽了风头，也可以说都一本万利、名利双收。
看着别人家频频祭祖，常常在老家一带引起不小的轰动，已经年近70的叔父不禁也有些心热，便鼓动我也能效仿一下。我父亲十几年前就已去世，如今叔父是他这一辈人中的代表，因而提出祭祖的倡议也算一言九鼎。叔父虽然如今不算什么有权或有钱的人物，但他毕竟担任过30多年村干部，因而在村里也曾经算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只不过他卸任也有10多年了。我算是家族中的第一个大学生，也曾经做过近10年的公务员，然而在40岁时却突发奇想辞掉公职，到远方的大城市自谋出路，无非是收入比原来高了一些而已。叔父提出祭祖的理由是，曾祖、祖父那几代人都过得非常苦，因而才庇荫我们这些子孙有了今天，值得我们特意做一次隆重的祭奠。
然而，对于叔父的提议，我却一直未给予积极的响应。我不大愿意祭祖，并不意味着对自己的祖先缺少应有的敬意，而是我经过反复考察和论证后，认为我们家族的历史和现状都实在太平凡，平凡得有如泥土一般地朴素和卑微。父亲、爷爷、太爷以及我们这些在世的子孙，所有的人都是非常普通的人，无论对于社会还是对于家族，都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角色而已，并没有特别值得称道的事迹。因而现在如果对祖先做一次特别的祭祀，真不知道我们面对祖先该说些什么，也不知道这样的祭祀究竟会有多大的意义。如果还要像别人家那样请很多客人来，真不知道我们凭什么资格去请，也不知道究竟会有谁真的会来为我们撑体面。而且，这样的体面，是否真的就是我们如今最需要的呢？
终生无法改变的身份
对于我们家来说，1981年是个非同寻常的年份，这年我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在村里以及亲戚朋友当中，一时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轰动。
那年是恢复高考后的第5年。在这之前，村里先后考取过两三个中专生，还没有人考取过大学。那时大学、中专录取率都非常低，毕业后国家还包分配，因而，农村孩子只要考上其中任一个，等于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我兄弟4人，常常会听到大人们，为将来要娶4个媳妇而发愁。我老家那一带，娶媳妇的彩礼钱一直很高，一般家庭承受一个媳妇的费用，就已经很不轻松了，而我们家竟然得承受娶4个的压力。那时我年龄尚小，还用不着去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但可以想象，父母当时心里的压力会有多大。为了缓解可以预见的危机，父母便一心要供我上学，只要我能端上铁饭碗，吃上国库粮，他们就不用为娶媳妇的事煎熬了。
我考上大学，父母应该是长舒了一口气，不仅家里的负担一下子减轻了，我也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好前程。一家人包括亲戚朋友，为此欢欣鼓舞自不用说，就连村上的人也十分眼热。有一位大伯，平常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我，某天在路上相遇后，忽然眼睛放光，主动过来热烈地抓住我的手，嘴上表达了十足的羡慕。临上学前，家族的长辈们还专门凑了份子钱，为我添补学杂费。在生产队当过队长的四爷，向我发表感言说：你娃有出息，算是把一辈子的前程挣下了，再也不用像我们在农村受苦了！
的确，想方设法走出农村，干上公家的轻松事，源源不断地给家里挣钱，在城里过好日子，大约一直是许多农村人的梦想。但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国家严格控制农民进城，除了考学、招工、参军几个非常狭窄的渠道，几乎再没有其他途径能让你当上城里人。
我中学一位叫会平的同学，父亲在村上当了20多年的支书，在农村也算是有一点权势的人了。会平的父亲作为一名村干部，有更多的机会去城里办事，算得上是见多识广，对于城乡差别自然有十分强烈的感受。因而在他掌权的那些年里，他利用职务上的方便，首先将大姑娘安排到县百货公司当了营业员，从此成为城里人；之后又让二姑娘参了军，退伍后找了一位在外边工作的女婿。等会平高中毕业时，除煤矿这些劳动强度较大的行业外，工种好的工厂、企业，已经不再从农村招工了，因而父亲便没有来得及将他送出去。但那时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考学成为农村大多数孩子最好的出路，于是父亲一心要供会平读书，希望他无论大学、中专，只要能考上其中一个就好。但会平不是个读书的料，一连复读了3年也没考上。会平的二姐和二姐夫在农垦系统工作，公司地处青海的一个民族自治县，听说那里考学可享受优惠政策，录取分要低好多。于是会平父亲便和二女儿、二女婿商量，想办法将会平的户口转到那里，会平便以民族地区考生的身份，又连续复读了两年，谁料最终还是没能考得上。父亲认定会平考学这条路走不通，但让他干公事的期望仍然高涨，于是又将他的户口转回来，安排他在村小学里当民请教师，等待以后能有机会转正。但不久国家出台了政策，明确规定1984年之前在册的民教，才有通过相关考试转正的资格，之后基层组织聘请的民教一律不予承认。会平正好是1985年才当民教的，由于民教的工资实在太低，加之转正的政策又卡得很死，父子俩便感觉教书这条路仍然走不通，后来会平也就不再在村学里干了。
会平父亲希望儿子跳出农门的梦想，至此悄然破灭。
像会平这样尝试通过各种途径，改变农民身份和命运的人，在当时应该说不在少处。会平本身是一个平常的人，他想借助父亲的力量冲出农村，最终没有成功也在情理之中。其实，在农民中的确有一批人，在某些方面具有特长，甚至可以算是身怀绝技，他们不甘心终老农村，大半辈子都在不停地折腾，希望自己有一天能跨越城乡壁垒，但他们最终都未能成功。
离我老家不远的白水村，就曾出过一位叫戴笠人的农民，从他一生的事迹来看，他的确称得上是一位奇人。他一天正规学校也没进过，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他在部队上了3个月识字班，就基本实现了脱盲，半年后当上了连队文化教员，自学成绩被当时的军队报纸报道过。1957年他退伍回乡，被县上聘为广播站记者、农民报编辑、剧团编剧等，之后一连出版了好几部书。当时，他的志向是做一个有使命感的作家、诗人，对坐在机关只能写些应付差事的表面文章不是很满意，而是非常认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有出息的文学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这样才可能创作出好作品。于是他一时心血来潮，主动放弃城里的工作，请求回乡务农，期待自己能在农村生产第一线，写出真正有影响力的作品。谁料他这一去，竟然彻底改变了他人生的走向，他之后大半生的贫困与落魄，都由此而起。
戴笠人辞职回乡时，应该是完全没有想到过，文学的梦想，一般是要建立在优厚的物质生活基础上，或者说是需要一定的平台才能支撑起来的。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农村不仅物质生活艰苦，文化资源也十分匮乏，如果一个人每天都要为生计去谋算，并且长期置身于文化沙漠中，他如何能从容地去做文学梦呢！现实情况常常是，一个农民要靠文学梦想改变人生，要让其作品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不知要比高居庙堂的专业人员艰难多少倍！首先人们就不大相信，文化程度普遍低下的农民，当中会藏有文化方面的杰出人才。有关农民造飞机的报道，以前大约每隔数年就会有一次，他们所造的飞机确实也有能飞上天的，然而在飞机制造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农民费尽心血所造的这些简陋的飞机，除了证明他们确实有超出一般农民的聪明才智，又能有多少实际的用途呢！人们不过是将其作为一个有趣的娱乐项目，漫不经心地消遣一下罢了，没有人认为他们真的有什么了不起。因而，虽然戴笠人倾尽一生心血编著了几十部书，另有10多项拥有专利的文化、科技方面的发明，但他一生中都基本上生活在困顿当中，他需要自费出版发行自己编著的书，诸多发明也基本上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回报。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他是农民，可以说，农民身份严重地拖了他梦想的后腿。
了解了戴笠人这类人一生的悲剧，我们才会真正明白，为什么不少农村人，终生都在为改变自己的身份而努力。
脱农之路
您没看错，是“脱农之路”，而不是平常所说的“脱贫之路”。在以往很长一段时期，“农”便意味着“贫”，因而“脱农”即为“脱贫”。大约20年前，我从事“三农”问题研究，发表过《农民的根本出路在于非农化》一文，大意是农民要脱贫，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命运，在于跳出农业找出路。如今减少农民、让农民变为市民、培养职业农民等等，早已成为包括农民在内的很多国人的共识。
其实，农民向往城市生活，渴望能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这样的愿望和努力，大概始终就没有间断过。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农民的进城梦总是被时代所打断，比如在改革开放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城市工业化、现代化程度不高，对人口的吸纳能力有限，国家便一直限制农民向城市流动。不但严格限制农民进城，上世纪60年代初困难时期，甚至连不少城市居民也下放到了农村。
在当时很多农村人眼里，城市居民不用到地里干活，吃的是农民上交的国库粮，大约从来也不会饿肚子，因而他们简直就是生活在天堂里。相比之下，农民天生就是受苦的，不仅吃饭要靠力气挣，还常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手中的钱更是少得可怜，有病了常常要硬撑着。城乡差别是清清楚楚摆在那里的，农村人只要是进过城或见过一点世面的，大约没有不羡慕城市人的生活。于是，能够想方设法脱离农村而进到城里，具体来说就是能在城里干一份工作，大约是每一个头脑正常的农村青年的梦想。
然而那时，农村人进城的大路基本上是被封死的，只留出非常狭小的几个通道，算是农村和城市之间交流的纽带。成千上万个农村青年，都想通过这几个几乎只是一条缝隙的通道，从而摇身一变成为城里人或者人上人，竞争的激烈乃至惨烈可想而知。
第一个通道是考学。父亲当年就是通过考学离开农村的。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文革”前，在我老家那一带农村，能够供孩子读书考学的农民家庭是很少的。这一则是因为农民本身普遍文化程度不高，对读书改变命运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常常对孩子能否念好书抱无所谓态度；二则是由于大多数农民家庭，那时普遍经济状况都不够好，因而家里并无多余的钱供孩子读书。父母为了使孩子不当“睁眼瞎”，只满足于让他们读个小学而已，能上中学的人已是很少，而最终考上大中专的就更是凤毛麟角。那时候小学毕业，在农村就已经算知识分子了，如果能把算盘打得十分熟练，就有机会在生产队当会计。我家世代务农，家族历史上从没出过什么稍有名望的人物。到了父亲这一辈，大约是爷爷观念上有了改变，家里经济条件也还允许，才开始重视孩子念书的事。1957年，父亲19岁时，考上了地区的师范学校，三年后他顺利毕业，被分配到地区农校任语文教师。1963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国家由于经济困难，裁撤了一批大中专院校，我父亲任教的农校也在裁撤之列。于是他又由教师转为行政干部，被分配到与我老家相邻的一个县，先后在数个县直部门及乡镇工作。虽然他后来大多数时间，是作为农村基层干部经常要驻村蹲点的，但由于干的是公家事，吃的是国库粮，因而村上人便一直将他当作城里人看待。
“文革”前半期，大中专院校基本上都停止招生了，因而考学这条出路一度中断。但到了后半期，这些学校又开始招生了，不过不是通过统一考试，而是通过层层推荐上学。当时有一个叫《决裂》的电影，反映的就是通过推荐上大学，上学的“资格”是手上的老茧。也就是在生产中表现积极的青年，经过生产队、大队逐级推荐，就可以上大学。我大姑家是富农成分，按说她家的孩子是没有资格被推荐上学的，但我大表兄刘文君有绘画方面的特长，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地富子弟，结果也被推荐上了地区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县文化馆工作。表兄的成才之路为我树立了榜样，后来父亲一直要我学画画，为的是将来也能像表兄那样走出农村，所以我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在学画画。只是我实在缺乏表兄那样的天赋，学了多少年，仍然是只会临摹、不会创作，因而自度靠画画考不上大学，于是到高中毕业时就放弃了。
第二个通道是招工。堂叔贵元就是通过招工进到省城的。“文革”时期，城里的知识青年被动员到农村插队，国家却又从农村青年中不停地招工，粗略地算一下，仅我老家一个村子就有近20人，通过这样的机会离开了农村。这些人中大约有一半充实到城里的工厂，另有一半进了煤矿、油田等企业，总之是再也不用靠种地为生了，身份变成了国家的正式职工。当然，能被招工也是要有一定条件的，需要得到生产队、大队的层层推荐。在当时十分讲究出身的情况下，家里成分最低也要是中农，而地主、富农家庭的子弟是无缘的；其次是本人表现要好，要在生产队里属于积极分子，没有好吃懒做等不良习气；再次要身体好，体检标准一般很严格，查不出什么明显的毛病，能够承受得住高强度的工作。现在看，那时的招工标准，可能未对文化程度有什么明确要求，反正我贵元叔父几乎没上过学，当时未必会写自己的名字，就被招到省城的化肥厂当了电焊工。如今好多人可能以为，当时农村青年要当上工人，因为名额实在有限，而工人身份的诱惑力又很大，一旦当上便等于一步登天，因而大概得有十分过硬的关系才行。很难说，这之间就完全不存在“走后门”的可能，但从村里被招了工的每一个具体的人来看，的确也还是有不少人，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特别的背景，主要靠家庭成分好就改变了命运。这就是说，招工虽然以推荐的方式进行，竞争自然也十分激烈，实际操作中肯定有失范的时候，也不排除会有人暗地里活动，但总体上还算是比较公平的。
第三个通道是参军。我四舅舅就是通过参军离开农村的。农村出身的士兵，如果在部队没有提干、没有上学、没有立功、没有超期服役，没有达到其他优待条件，一般服役期满，仍然是要回到农村的。但如果满足了一定的优待条件，复员时政府就会给其安排工作，一般是安排到县域内的一些企业。我四舅舅应该是达到了其中的某一种条件，因而复员后被安排到县糖厂当工人，从此完成了他自己的身份转变。遗憾的是，糖厂在上世纪80年代末倒闭，让他成了下岗职工，后来他参加了社保，才维持了晚年的基本生活。农家子弟参军，固然是在履行保家卫国的义务，但也不排除好多人，由此寻找跳出农门、到外面闯天下的机会，从而有一个更加美好的前程。改革开放前，我老家每年村上通过招兵能出去的人也就一两个，但报名的人常常会达到二三十，于是便主要通过严格的体检来淘汰，只要身体上有一丁点毛病就被刷掉了。但即使如此，报名者仍然乐此不疲，有人会一连报好几年的名。农村的生活实在是太苦了，因而谁都想抓住这个稀缺的机会，去外面闯一下。事实上，也确实有一部分人通过参军改变了命运，我中学的好几位同学，有参加过对越自卫还击战的，有通过一技之长转为志愿兵的，有在部队提了干、上了学的，等等，这些人都通过参军走出了农村。
第四个通道是招干。“文革”前后的若干年里，还有一种走出农村的途径，那就是通过招干进入党政机关工作。但那时的招干大部分是临时性质的，不像上学、招工、参军那样严格、规范，面向社会公开进行。所招的人虽然也脱离农业生产，但其身份并不是国家正式干部，而是具有“以工代干”的性质，所从事的一般也都是机关上一些辅助性工作，比如话务员、通讯员之类。我上高中时，某天突然发生的一件事，在班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有位同学突然退学，进县政府当了通讯员。当时已经恢复了高考制度，大多数同学应该都在为考学而努力，这位同学学习并不差，怎么能轻易放弃考大学的好机会，而去县政府当了通讯员呢？班上的同学百思不解。有几位与其要好的同学，去劝他还是回来读书考大学为好，当个通讯员能有多大出息？谁知这位同学语出惊人：你们懂个啥，我爷说了，咱们县上前后有3位通讯员，都当了县长呢！后来同学们才知道，这位同学的爷爷是县上一位退休的领导，原来他是在为将孙子培养成县长打基础。若干年后我曾向县史专家求证，的确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里，前后有3位县长是通讯员出身，可见对通讯员绝不可小觑。但这位同学最终还是未能当上县长，原因应该是时代毕竟不同了，选拔县长的标准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在当时，农村人还是很看重这种走出农村的途径的，只是这样的机会只限于少数有关系的人，一般人不仅无缘，可能连门道都摸不着。其实，那时党政机关所招的话务员、通讯员等工勤人员，实际身份都属于临时工，这些人的结局是，一部分会转为机关和事业单位有正式编制的工人，一部分会等到国家正式招工的机会（一般是工种好的企业）而当了工人，大概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最后才有资格成为有正式编制的国家干部。
直到上世纪90年代，神州大地上出现汹涌澎湃的打工潮，一些中小城市逐渐放开落户限制之后，上述进城的通道才逐渐不再为人瞩目。
“两头沉”家庭
民间有“一根扁担两头沉”的谚语，意思是说，用扁担挑东西，两头吃力。我老家那一带，把一方在城里工作，另一方和娃娃留守在农村的家庭，称为“两头沉”。大多数情况下，在城里工作的是男方，留守在农村的是女方；偶然也可见女方在城里工作，男方和孩子留守在农村。在这样的家庭里，在城里工作的人往往要两头用力，一年四季在城乡之间来回跑，如同扁担“两头沉”。
农村的小伙子进城时，一般都是20岁左右，过不了几年就需要成家。大约那时城乡差别大，城里的姑娘一般瞧不上农村出身的人，而农村的父母又习惯在当地给儿子找媳妇，于是大多数人都将家安在了农村。在城里工作而在农村安家，实在是有百弊而无一利，所产生的一系列负面问题，会深刻影响到这个家庭的未来。
首先是造成夫妻长期两地分居，严重影响双方的感情，这方面的弊端无需多说。
其次是男方回一趟家不大方便，如果是在县城或周边的城市还算好，倘若在省城或者外地就非常麻烦。记得村里有一个叫军红的，1970年前后被招到北京一家纺织厂当工人，回一趟家光路上来去就得走4天，一年也就只能回来两三次。这样两头跑花钱、受累不说，一年压根儿就没有多少天假，因而真正在家能待的天数屈指可数。
再次是男方不在家，女方的负担便非常重，一些常常只有男人才干的重体力活，就落在女人身上了。所有“两头沉”的家庭，最累的是女人，一人身兼男女双方的责任和义务。
我很小的时候，家里平时有两项活最苦最累：一是挑水，二是推磨。挑水要从将近两公里外的深沟里去挑，来去得花一个小时，这是一项非常耗费体力的活，通常都由男人们来完成。我父亲在外面工作，这样的重活就留给母亲了。记得母亲凌晨下沟挑水时，我还常常在睡梦中；她挑水回来后，才叫我起床去上学。推磨几乎和挑水一样熬人，劳力充裕的人家还好些，三四个人一起上阵，再累的活似乎也没有那么累了。但我们兄弟还年幼的时候，那时候磨面机尚未普及，推磨便由母亲一个人承担，如果哪一天凌晨她不去挑水，一般便是去推磨了。那石磨由两个男人来推，一般也不会很轻松，她一个女人家，一个人却推了好几年，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等我和二弟，终于长到了能下沟抬水、能帮着推磨的年龄，才让母亲稍稍地缓过一口气。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两头沉”的家庭，给老人的赡养、孩子的教育、家庭的生活维持等等，都带来一连串问题。男方长年不在家，照顾年迈的父母，养育幼小的孩子，便毫无例外地全落在女方一个人身上。如果公婆与媳妇双方都识大体、明事理，一家人的关系还会融洽一些；假如有一方脑筋糊涂，大事小事都不作忍让，这个家庭便永无宁日，让长年在外工作的丈夫时刻有后顾之忧。而且，男方长年不在家，这个远在农村的家便近似于单亲家庭，孩子的教育也会随之遇到很多麻烦，让又做爹来又做娘的母亲难以应对。如果是缺少劳力的多子女家庭，正常的生活往往也会出现问题，虽然男方在外边是“挣钱”的人，给人一般印象是花钱不用愁，但也未必就能应付得了农村的生活。农业社时期，我家里是母亲带我们兄弟4人过日子，生产队分口粮，是按“劳六人四”的比例分的，即六成由劳动力数量决定，四成由人口数量决定。由于我家只有母亲一人挣工分，所得远远不够支付口粮价，于是几乎每年都要向队里交纳100元左右的粮款，相当于父亲两个半月的工资。
与“两头沉”的家庭一比较，便可以看出在城里找到对象、将家安在城里的人，是多么幸运。不说夫妻双方往往都是“挣钱的”好处，就是孩子一生下来便属于城镇户口，天然免除了家在农村的种种麻烦。但有这种好运气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要达到这样的程度需要具备各方面优越的条件，自然其中也有许多偶然的因素。我在省城化肥厂工作的堂叔贵元，便成为这少数幸运者当中的一个，他最大的福气，是遇到了一位父亲一般的好师傅。贵元叔以他老实忠厚的品格，赢得了师傅的好感和器重，结果在师傅一家人的悉心撮合下，最终在本厂找到了对象。这一重大人生经历所带来的显著结果是，他的儿子从小可以在城里享受到良好的教育，高中毕业后顺利考入了重点大学。而与他同时期当工人、对象找在农村的人，他们的大多数子女仍然是农民。
“两头沉”的家庭，应该是曾反复地考虑过，并且试探过将农村的家搬到城里，但也是除了很少的人家外，大多数家庭都没有能成功。其主要原因，一是改革开放前，所有的公家单位，正式职工都有严格编制，单位不会随意招聘、使用员工的家属，即使是临时工用量也十分有限。其次，就算厂矿企业会从家属中招聘一些临时工，但这部分职工家属一般都缺乏文化，因而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作做不了，能做的只是一些又累又脏的体力活，收入自然也是非常低。再次，城里生活成本明显高，靠丈夫一个人的工资，几乎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连住房都很成问题。因此，这些在城里工作的人，大多数都无法将家搬到城里，退休后一般也都是回到村里养老。想当年，他们被招进城当工人是多么风光，现在他们的人生如同画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当初的起点上，命运似乎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想必他们的心里会有一丝淡淡的忧伤。
个别“两头沉”家庭，最终能在城里安家落户，实现了身份与命运的转变，是由于具备了下列一些条件。一是工龄达到了一定年限，可以享受到国家“农转非”的优惠政策。改革开放后，国家大约为了解决“两头沉”家庭的实际困难，有限度地放开了户籍限制，工龄一般超过20年的职工，家属和子女可以转为城镇户口，也就意味着从此可以吃上国库粮了。虽然吃国库粮也并非白吃，仍然需要交一定数额的费用，但这要比完全从土里刨食吃轻松多了。我家就是在1983年“农转非”的，当时我已经上大二了，“农转非”对于我个人没实际意义，但对其他人还有很有吸引力。考虑到当时二弟已经成年了，但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转了户口后在城里不容易就业，于是父亲就说服他在农村发展，只转了我母亲和两个小弟的户口。二是本人收入相对比较高，能够在城里养活住一家人。比如，同村的金成在煤矿当工人，工龄虽然不够长，一时享受不到“农转非”政策，但他作为井下工工资比较高，因而他后来就将老婆、孩子接到身边，过得与城里人差不了多少。也有达到了“农转非”条件，但家庭收入不足以维持在城里的生活，结果仍然不得不坚守在老家的。可见能否在城里正常生活，收入高低成为一个关键性因素。
如今，大量的男性青壮年农民出外打工，将老婆、孩子留在农村，自己长年在城乡之间来回奔波，其实也造成了更多的“两头沉”家庭。但随着户籍政策的放开，不少人已经相对容易地将户口迁到了城里，或者迁到了他打工所在地的城市。“两头沉”的家庭形态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不会消失。
张大个的进城梦
村里人后来才逐渐明白，张大个为什么一心要把自家的姑娘，一个个都嫁到城里。
年轻时，张大个在省城当过兵，是一位首长的勤务员。首长喜欢他聪明伶俐、吃苦耐劳，把他当自家儿子看待，因而他退伍时，特意在城里给他找了个工作。张大个在大城市生活了几年，也亲眼见识了城里人的生活，让他对在农村饿肚子的记忆更加刻骨铭心，便认定城里才是人间的天堂。城里富裕而多彩的生活，让他的心一点点地变野了，他做梦都想着变成城里人，因而首长给他的机会实在是千载难逢。然而，他的留城梦却最终没有做成。原因是家里给他早早定了个农村媳妇，眼巴巴等着他退伍回家成亲呢！他想退掉这门亲事，父母说什么也不答应，人家姑娘实在没什么挑剔的，平白无故地退婚，要被人戳脊梁骨。母亲还放出狠话：如果张大个不回来结婚，她的老脸就没处搁，还不如跳下沟摔死算了。
张大个是个孝顺儿子，无论如何也做不出与父母闹翻的事，只好乖乖地回到村里，老老实实地当起农民来。但张大个很不甘心，凭着自己在省城当了几年兵的阅历，还有他明显超过一般农民的见识，他很快地就从人堆里冒出来，当上了令人眼热的大队干部。他从民兵连长、文书干起，之后副主任、副支书地一路干下来，不到10年的功夫，就成了一村之首的村支书。表面上看起来，张大个出生在农村，生活在农村，无论外貌还是个性，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最多由于衣着稍微整齐一些，才会被看为是一位农村基层干部。但他的进城梦却始终没有熄灭，他在心里一直暗暗地琢磨着，如何才能脱离农村而挤进城市。
他把进城的梦想，深深地寄托在下一代人身上。
张大个的老婆，没有为他生下儿子，却一口气生了4个姑娘。在我们老家那一带，人们习惯上都把儿子看为“顶门杠”，认为女儿再好也是要去别人家的，因而也常常不把女儿当回事。如果自家没儿子，只生了一堆姑娘，父母便会自惭形秽，平日走路腰都挺不直。但张大个想法却不一样，认为自家的4个姑娘就是4朵金花，因而他把姑娘看得比儿子还重。这4个姑娘虽生在农村，却是从殷实的家庭里长大，没有像别人家姑娘过过苦日子，因而一个个都出落得水灵灵的，仅从衣着打扮与神态举止来看，就与一般农村姑娘有很大不同。张大个的心思是，自己当兵退伍时没有能留在城里，不得不回到农村继续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但自己这4个姑娘，他是铁了心都要送出农村的。城乡差别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村里凡是有人在外边当干部、工人的，明显都要比其他人家过得好，至少花钱要宽余得多。村里其他人看不到这种差距，他张大个看得一清二楚，因而他下决心要通过女儿改变这种局面。
于是，张大个从上世纪70年代，从农民还不能自由外出打工，从其他人认定自己天生只能种地的时候，他就开始通过女儿，一步步地实现起他的进城梦。
大女儿玉秀高中一毕业，张大个就想方设法，让她进了县饮食服务公司，分配到县城国营食堂卖票。虽然那时工资不是很高，但从此成了吃国库粮的人，再也不用当农民去种地，身份便一下子不一样了。她每次从县城坐班车回家，不是背回一大包好吃的，就是穿着时髦鲜艳的衣服，让村里的姑娘、媳妇羡慕得不得了。过了几年，玉秀在县物资公司找了个对象，就在县城顺理成章地安家落户了。
二女儿金秀高中毕业时，高考制度刚刚恢复，但金秀书念得不太好，连考了两年，大学、中专都没考上。本来，张大个是村上的支书，如果遇到招工的机会，金秀沾他的光还是可以走出去的，但那时国家已经基本停止从农村招工，金秀便少了她大姐那样的好机会。金秀上不了大学，也当不了工人，一时没有其他渠道跳出农门，找个不干农活的工作还是有的。正好当时村小学缺一名民请教师，金秀便趁势补了缺，从此也不用下地干活了。但她的运气不太好，当了大半辈子民教一直没法转正。她是1985年秋当上民教的，而国家只承认1984年之前在册的民教，优惠政策是可以通过考试转正，她正好迟了一年，便始终无法获取转正的资格。
金秀在职业发展上不大圆满，在婚姻大事上也不很顺利。她在性格上不像大姐玉秀温顺，而是很有一些叛逆之气，虽然自小就一直听父亲叮嘱，嫁人一定要嫁到城里，找对象要找吃国库粮的国家干部、职工，这样才好跳出农门，等等，但在实际生活中，她就把张大个确定的原则抛到脑后了。她大约是在高中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暗恋上了同级的一位男生，后来她进村学当了教师，那男孩跟姑父在镇街道上开了一个家电维修部，俩人很快就走到一起了。在农村，年轻人谈恋爱不像城里那样普遍，也不像城里的年轻人那样张扬，金秀和这男孩子来往了好几年，大约是保密工作做得好，张大个竟然没注意到。等到某一天，有熟人给金秀提亲时，她和那男孩的事才公开化了。
熟人给金秀提的亲，在县上一个行政单位开小车，他家本身就是县城里人，张大个和老婆，对小伙子本人及他家里情况都十分满意。但金秀却对这开小车的年轻人不屑一顾，扬言非修电器的小伙子不嫁。于是，张大个便反复给二女儿讲道理：修电器的小伙子再好，说到底仍然是农民，是农民就得从土里刨食吃，就永远过不上城里人才能过上的好日子。金秀反驳父亲说：他靠自己的手艺致富，比一些城里人还挣得多，有啥不好？你自己本身就是农民，你咋还歧视农村人？张大个应对说：他现在挣得多能顶个啥，他只要是农村户口，就一辈子得守在农村，以后娃娃上学、招工、提干等等，都要受很多限制。不是我看不起农村人，是我在农村待了大半辈子，很清楚农民的苦楚在哪里。父女俩谁也说服不了谁，竟然僵持了很长时间，金秀扬言不同意她的选择，她就不再回家；张大个更是恼怒不已：不服从家里的安排，他就不认金秀这个女儿。这件事当时在老家一带闹得沸沸扬扬，大多数人赞成金秀的想法，认为张大个的做法太绝情了。
后来还是那修电器的小伙子，大概觉得如果不受岳丈首肯，这桩婚事便难以正常维持，于是他主动终止了和金秀的关系，甚至为躲避金秀的纠缠而远走了南方。金秀自然是十分悲伤，视父亲为破坏她幸福的罪魁，也最终未嫁给那个开小车的小伙子。此后七八年里，她始终闭口不提婚姻大事，一直将自己拖成大龄剩女。三十三四岁时她结婚了，找的丈夫是县医院一位有名气的外科大夫，那大夫妻子患癌症去世了，给他留下了一个儿子。虽然这男人是二婚，年龄也相对大了些，但由于是吃公家饭的，在社会上也十分受人尊重，张大个便也没有别的意见，只提出了一个在他看来十分重要的要求：男方得想法给金秀弄个城镇户口，彻底让她名正言顺地进城。那时候的城镇户口，涉及到粮油供应等一大批福利，因而农转非的指标卡得相当严，听说要上县长办公会研究才能确定，不是谁都能轻易弄到手的。但这男方是县医院的“第一把刀”，好多领导都常常找他给亲戚熟人做手术，咋能不给他解决一下家庭困难呢！村里人对这件事也不是太清楚，究竟是县上走正常程序审批了，还是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那大夫背地里花了一笔钱，反正金秀最终拿到了城镇户口，成了名副其实的城里人。这桩迟来的婚姻，也给金秀的人生带来了一些重大的转变，凭着丈夫的能量，她很快就在县医院当上了仓库保管员，从而给那既不在编、工资又低的“黑户”民教划上句号。如今，村里人到县医院看病，如果要找有名的大夫，要少花检查费，要做手术等等，都会先给张大个打个招呼，之后再上门找金秀帮忙，她家几乎成了远近数十里乡亲看病的接待站。
三女儿文秀书念得好，从镇中学顺利考上县一中，之后又一路考上省城的大学，本科毕业后被保送为本校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省直单位工作了。她找的对象是一位同事，自然也就把家安在了省城。
四女儿改秀，初中毕业时没考上高中，就上了市里的职高。职高毕业后，去南方打工，后来在当地找了个对象，小伙子虽然也是从农村长大的，但家里开着一个塑料加工厂。这时已经进入了新世纪，很多城市都放开了户口，城市户口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吃香了，农转非成了唾手可得的事。改秀找的这个南方对象，由于当地城镇化发展得快，家里早已没地种了，与全村人集体转了城镇户口，并且也在县城买了房子，基本上就算个城里人了。因而张大个便没有再有任何干涉，一切都随了改秀的愿望。改秀结婚时，张大个夫妇专门去了一趟，顺便游览了沿途著名的城市和景点，回来后对村里人说：沿海发达地区真是天堂啊，地上的天堂！
如今，张大个已经70多岁，58岁时他就卸任了村支书，将自己的主要工作转为给女儿带孩子。最初是老伴给在县城的玉秀、金秀看孩子，后来他卸任了支书，也加入到“家政”行业，和老婆一起到省城给文秀带孩子。几年前改秀有了孩子，张大个和老婆又到南方住了几年，如果不是由于老婆不大适应南方的气候，大约他们还会多待一些时间。现在他们把家里的地租给了别人耕种，4个女儿集资给他们在县城买了房子，大多数时候老两口都在县城住着，平时还有玉秀、金秀轮流着过来嘘寒问暖，因而日子过得也算舒适惬意。他们基本上不再在老家生活了，只在逢年过节或参加村上红白喜事时，才回来住上几天，因而老屋的大门总是长年锁着，院子里的蒿草也常常有半人高。
村里人如今才明白，张大个为什么一心要把自家的姑娘，都一个个嫁到城里。他是早在年轻时就下定决心，要想方设法离开世代居住的农村呢！
从哪里来
一个家族的老祖宗，一般人家往上数，大概最多只能数到高祖父。对于高祖父，一些人家可能还有一点模糊的记忆，再往上，恐怕就不容易说清楚了。
我老家那一带农村称高祖父为八太爷。从奶奶以及家族很少的几位“元老级”成员那里，我零星听到过有关八太爷的一点情况。大意是：八太爷娶了八太奶，没生养就去世了。为了给张家留后，八太奶招赘了何姓八太爷，生养了大太爷与一位姑太后，八太奶也去世了。之后何姓八太爷又娶了一位八太奶，生养了二太爷、三太爷与另一位姑太。按习俗，大太爷、二太爷要给张家顶门立户，都姓了张；三太爷要给何家顶门立户，便姓了何。
家族中有关八太爷的记忆，竟然仅限于接续香火这一点，充分说明旧时的人家，的确把传宗接代当成天大的一件事。
我是大太爷这一脉的后代。大约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从生物课上获得了一点遗传学知识，有一天我忽然和父亲讨论起血缘问题来。我郑重其事地向父亲指出，我们本应该姓何，不姓张。父亲一下子愣住了，诧异我为什么会有如此荒唐的想法。我便严谨地向父亲论证道，我们本是张姓人家，但姓张的八太爷并没有男性后人，生养我们的是何姓八太爷。从血缘关系上说，我们已经与张姓无关，身上流淌的是何姓八太爷的血，所以我们应该姓何才对啊！父亲听了沉思片刻，之后摇摇头说：“改姓是一件大事，整个家族中的直系、旁系成员都会被惊动，不是你想改就能改的。再说，好几辈人都这样过来了，现在你提出要改姓，你早已去世的爷爷、太爷会同意吗？”
等我慢慢有了一些阅历，才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我要改姓的想法是多么幼稚可笑。一个人或一户人家究竟姓什么，其实并不完全取决于血缘，还有历史、文化、习俗以及伦理等方面的复杂因素。在何姓八太爷进了张家的门之后，张姓家族的血脉的确戛然而止，但张姓的家庭氛围、价值观念以及思维方式等，却如影随形、润物无声地影响着子孙后代。人是不可能超越环境而存在的，一个家族、家庭也是如此，就算当时大太爷也改为何姓，却无法避免张姓家族的传统在他们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
其实，一个人、一个家族姓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这个家族，是否在一些方面卓有建树、可圈可点，至少在能力、品质上不要辱没了祖先。
我的老家位于甘肃省泾川县丰台镇张观察村。自小我就为这个村名纳闷，怎么看，“张观察”都不像一个村名，而像是对一个姓张的官吏的称呼。宋金对峙时期，泾川为金朝管辖，有一位叫张行信的节度使，曾兼任过泾州观察使，传说给我们村办过什么好事，于是村民把村名改为“张观察”。但这个传说实在太勉强，并没有可靠的史料来证实。全村数百户人家几乎全姓张，大约分为十几个不同的大家族，要问老祖宗从哪里来，也流传着来自“山西大槐树底下”的说法。但这个说法未免太笼统，大半个中国的人都这样说，便让这种说法失去了实际意义。本土文化学者张怀群先生曾详细考证过张观察村张姓人的来历，认为从史料记载以及当地出土文物来看，该村人属十六国时前凉政权创始人张规的后裔。但史料中至今未发现有关“张观察”的任何直接记载，因而所有关于“张观察”的说法，目前都只是学者的一种推测。
退一步讲，就算我们村的人都是张规的后裔，那又能怎么样？从古至今的张观察村的人，又有哪些重要的事迹可以与张规相提并论呢？
一个家族，如果没有族谱之类的记载，往上数不了几代，就已经无法说清楚了，何况是一个村呢！只是，我们究竟从哪里来，如同我们究竟要到哪里去，这个问题会始终萦绕在我们心头。
命中注定，兄弟要分道扬镳
一母所生的几个兄弟，看起来面貌相似，幼时在同一口锅里搅勺子，好像会一起奔向同一种前程。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兄弟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走着走着，就会慢慢地散开，最后各奔东西了。
爷爷辈兄弟3个，虽然都属于农民，却也呈现出三种不同的人生。大爷是我亲爷爷，死于一场突发的山体滑坡，当时他在深沟中修挑水要走的路，遇难时不足50岁。二爷年轻时，两次被国民党拉壮丁，后来据说在行军途中患重病去世，估计年纪二十六七岁，年纪轻轻的二奶奶只好改嫁。三爷沉默寡言，似乎有着极强的忍耐力，一辈子只知埋头干活，活了六十五六岁，无疾而终。大爷、二爷的一生，完全算得上是苦难深重，辞世时都未达到该有的寿数。三爷因三奶奶个性倔强，上下两层婆媳关系都十分紧张，因而也是一生没过过安生日子。小时候，我们家与三爷家一墙之隔，隔三岔五，就能听到三奶奶扯开嗓子，婆婆、媳妇轮流着骂，从白天一直会咆哮到晚上。偶尔有几日十分宁静，并非三奶奶脾气变好，而是她串娘家去了。
二爷大约是有一些胆量的。第一次给国民党出兵，他中途竟然跑了回来。第二次出兵，究竟是被当作逃兵抓走的，还是按常规被征走，由于年代久远，已经没人能说得清，反正是再也没能回来。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兵源严重不足，看到我家还有我三爷，便又给我们家派了一个出兵名额。我大爷年轻时，一条腿受过伤，行动不是很利索，因而一大家子人，主要得靠我三爷干活。为保证家中有足够的劳力，我们家便用15石麦子，雇了奶奶娘家大侄子，我应该叫他表叔的，顶替我三爷出兵。这位表叔的命运起初看起来凶多吉少，谁料他却能遇难成祥，只在国民党军队当了几个月兵，不知是阵前起义还是被解放军俘虏了，总之他参加了解放军，后来还成为志愿军上了朝鲜前线，又一次经历了人生的重大考验。表叔在部队干了近20年，最后成为一名军官，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转业到咸阳一家纺织厂工作至离休。给国民党出兵的结局无非就两个：或者像我二爷那样死在行军中或战场上，白白做了国民党政权的陪葬；或者像我这位表叔因祸得福，由此展开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但显而易见的是，人生无常、世事难料，在那个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年代里，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表叔那样的好运气。
父亲这一辈兄弟两个，也是走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路。在父亲之前，我们家族从未出过读书人，爷爷大约看父亲还算一块念书的料，于是一心供他上学，终于让父亲在1957年考上了地区师范学校。考上学，对父亲的人生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分水岭，从此父亲便成了“公家人”。但母亲的身份是农民，父母结婚后只能将家安在农村，因而最初的10多年，我们家是与二叔家在一起过的。二叔虽然只上到小学二年级，但悟性非常好，后来靠不懈的自学，也能看得懂《三国演义》之类的书。我小时常看到一个情景：父亲回家探亲时，常常与二叔蹲在地上聊天，两个人一边说话时，一边都用小木棍在地上练字，因而父亲和二叔都写得一手好字。值得一提的是，二叔18岁就当了生产队队长，之后又在村里当干部，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是村支书，20多年后才从村支书的位子上退下来。虽然二叔一辈子都没走出农村，但能在较长时间里担任村干部，也算是农民当中出类拔萃的人了。
我们这一辈人兄弟4个，在改革开放后，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由于母亲是农村户口，我们家作为农民家庭，一直在农村待了20多年，我们兄弟都属于不折不扣的农民子弟。如果20世纪70年代末不搞改革开放，高考制度也恢复不了，也没有“农转非”政策，我们兄弟4人大概都只能去当农民，人生的轨迹可能会大致相同。然而幸运的是，在“文革”结束之后，时代与国家的大转折终于出现了，也带来了我们个人命运的大转折。大约由于父亲是读书人，他一心供我上学，对我将来能靠读书改变命运寄予厚望。1981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关键节点，那年我有幸考上了大学，实现了跳出农门的重大跨越，人生从此呈现出与其他兄弟不同的气象。1983年我家享受“农转非”政策，鉴于二弟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父母担心他到城里后不好就业，于是就动员他放弃进城的机会，留守在老家继承祖先的事业，其他两个弟弟去城里寻求发展。兄弟4人当中，大约因为我夫妻俩都有学历，给孩子提供了良好的成长条件，因而儿子学习成绩优异，直到赴国外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供职于上海一家科技公司。我时常想，我是故乡麦地里一株不安分的麦子，不愿意将自己的一生都交给麦地，于是我毅然决然地从地里跑出，跌跌撞撞地来到了城里。我的根无疑还在农村，但我已经使自己这个小家实现了由农民向市民的历史性跨越，明显与其他兄弟的家庭拉开了距离。二弟在农村坚守了大半生，虽然也使出浑身解数致富，但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至今也不过是越过了温饱线而已。好在他的一对儿女，已通过上学、打工的途径走出了农村，因而从他们下一代人起，也要彻底离开世代生活过的地方了。
命中注定，兄弟们要分道扬镳。只是，有的人一生会一帆风顺，有的人生活却充满了艰辛。
人过留名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不要以为传统的农民，曾经长期挣扎在温饱线上，满脑子都是如何从土里刨食吃。其实，他们对于在人世间走一遭，最终要留下一定的名声，从骨子里还是渴望的。只是，他们对于名声的认识，以及留名的方式，相较其他阶层的人有很大的不同。
名字是一个人的符号，人死了，名字却可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流传下去。一个人要留下名声，必然得让人们知道他的名字。历史上但凡能留下名声的人，比如孔子、秦始皇、华佗等等，首先都是因为后世的人们知道他们的名字。甚至像貂蝉这样一个传说中的人物，由于名气实在太大了，因而是否存在真人也无所谓，反正中国的老百姓，认定她是古代“四大美女”之一。
在我老家那一带农村，至今还严格保留着一个传统习俗：为逝者讳，为长者讳，为亲者讳。你如果当着大伙的面，随便叫了谁家先人的名字，被认为是非常严重的事件，性质与挖了人家祖坟差不多，这家后代会感到受了莫大的侮辱，会立马向你严正交涉。农民不像过去的读书人有字有号，如果不能直呼其名，那有事或谈起时该如何称呼呢？办法很简单，就是在晚辈名字、称谓后面，加上对其称呼，就可以了。比如铁蛋他爷，桂芳她爸，娃他大伯、张乡长他媳妇舅家奶奶，等等，听起来好像是绕一些，但这样巧妙、委婉地一处理，为尊者讳的意思便都在里面了。
由于有这样的习俗，人们一般都忌讳当着孩子的面，随便说出先人的名字，更不允许别人从嘴里喊出。所以，我大约在10岁之前，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爷爷名字叫什么，也不敢冒然去向大人打听。突然某一天，我与一个小伙伴吵架了，听到对方起劲地朝我喊一个陌生的名字。我感觉情况有些不对劲，赶紧回家小心地问大人，才确认爷爷的名字被人叫了。这些小伙伴和我一样，应该是不知道我爷爷名字的，现在他们能叫出来，无疑是从他们家大人口中知道的。记得当时奶奶很气愤，立即谴责小伙伴的家长缺德，给孩子不教好的。似乎在很多大人看来，将别人家长辈的名字告诉孩子，等到哪一天吵 架时喊出来，如同预先给孩子配备了一把锐利的武器。后来我与另一个小伙伴闹矛盾了，又从对方口中知道了奶奶的名字。不过，喊爷爷、奶奶的名字，大约还不算太严重，最恶毒的，是喊他曾祖父、高祖父的名字，这样杀伤力更大。如果辈分更高的老祖宗名字被人叫了，这家孩子、大人都会如丧考妣，为捍卫家族的尊严，他们十有八九会上门问罪。
忌讳别人叫先人的名字，是维护传统礼教的需要；希望能留名于世，属于人正当的精神需求。只是，这两者的平衡点，究竟在哪儿呢？
一般说来，从政者，希望通过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政绩留名；作家们，希望通过写出一批有影响的作品留名；而农民，想来应该是通过致富改变家庭贫困面貌，或者培养出有出息的子女而留名。然而老家有不少老人，却并不从能力、贡献方面去想，而是希望自己去世后，儿孙能将丧事办得十分风光，认为这样才会给他们扬名。我不止一次地听到一些老人，热烈而羡慕地谈论谁家的丧事办得气派，称赞这样的子孙才最有孝心，给逝者传了大名。老人的这种观念十分吊诡，也令我很是困惑。在我看来，葬礼不过是生者向死者的告别仪式，其中含有对死者的尊重与评价，但死者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名声，其实早已铭刻在世人心目中了，岂是通过一场隆重的葬礼就能达到的？
不仅如此。最近几十年以来，老人们有关留名的愿望，在以前丧事隆重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项：立碑。一块普通墓碑目前的成本，大约不少于1000元，豪华的可能价格会加倍。如今，立碑已经成为丧礼的一个标配，成为体现儿女们是否有孝心的重要标志，有些老人甚至在未去世前，就是否立碑与儿女们达成共识。在墓前立一块石碑，真会有那么大的效用吗？以我浅见，墓碑主要起标记作用，在公墓里统一安葬，如果没有墓碑，家属祭祀时不方便辨认。而在我老家那一带，去世的亲人都是埋在自家承包地里的，闭着眼也能找到坟头，因而立墓碑的意义又何在呢？
都说传统的农民最讲求实际、不图虚名，但从他们希望通过葬礼、立碑留名来看，似乎又不尽然。一方面，后代特别忌讳别人喊先人的名字，另一方面，先人又总想着通过丧事留名于世，他们的名望观为何如此纠结呢？
扳起指头数一数，村上能真正留下名望的人，还真是没几个。然而，竖在坟头上的墓碑，倒是越来越多了。
“脉气”
我老家所在的自然村，胡家是土改时唯一被划了地主成分的人家。听老人们说过，胡家是在国斌的爷爷手里从南边山区迁来的；同时也有一个传闻，说胡家修宅基时从地下挖出了金银财宝，所以才在一夜之间暴富的。我一直不大相信这种说法，因为我了解到，胡家人从来没有透露过有这样的事，而村上当时参与了修宅基的人，也自始至终没有看到过有金银之类的东西。据奶奶讲，胡家的老一辈人还是很勤劳的，即使是土改时戴了地主帽子的国斌他爸显儒，也是坚持下地干活的人，并非光靠剥削别人发家。他们家田产最多的时候，也雇了几个长工，剥削是不可避免的，但对待长工并不显得心毒手辣，他们毕竟不是刘文彩式的大地主，手上也没有血案。
上世纪80年代末，当我压着指头数点村上30来户人家，在经过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究竟谁都真正在经济上翻了身时，我发现，土改时的贫农，几乎所有的人家仍然是贫农。而土改时被分了家产的胡家，应该说从土改后就与其他人家没有什么两样了，可以说彼此家底相当。但在土地承包之后，胡家的人便最早外出打工，在村里第一个购买了小四轮拖拉机跑生意，因而收入便很快地超过了其他人家。假如当时在我们村再来一次土改，那么结果可能是，胡家作为以前的地主仍然会是地主，而以前的那些贫农人家仍然还是贫农。从地下挖出银子致富的事可以说不会再有，那么胡家究竟又是凭什么发了家呢？
对这个问题我曾经作过一些思考和探讨。经过把胡家的人，与村上其他人加以一番比较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胡家的人在综合素质上，明显地要好于其他人；对于一件事，胡家人的看法与想法，常常要高其他人一筹。我不能不佩服，同样作为农民的胡家的人，确实要比其他人有见识得多。我的饱经苦难的乡亲们，在看到自己多少年来经济状况未发生彻底改变，而胡家在经过了几十年惊心动魄的变迁之后，仍然还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时，总是感叹人家“脉气”好，而自己天生就是受穷的命。我老家那一带的人们，常常将家族兴旺的人家看为是“脉气”好，也就是老祖宗的坟墓埋的地方风水好。这当然是出于迷信而宿命的观念，并未揭示出问题的实质。而在我看来，对一个家族、家庭影响最大的因素并非什么“脉气”，而是这个家族、家庭特有的文化传统或人文环境。贫富并不是家族或家庭之间的根本差别，根本差别主要在风气和习惯上，尤其是在家族成员普遍具有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上。村里老一辈人一定会记得，胡家的家产在土改时应该能分的都被分了，分了家产、被划了地主成分的胡家，应该与其他人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在农业社里一起过日子时，谁也没有看出他们有什么过人之处，一旦政策放开提倡致富奔小康时，他们便显示神通，很快就冲到别人前头去了。而不少人习惯了在生产队里混日子，却似乎很不适应形势的变化，在脱贫致富方面办法不多，甚至还有人像电影《芙蓉镇》里的王秋赦一样，幻想着再来一次土改，以便将胡家的财富再分一次。
以我多年的观察和了解，在我们村30多户人家中，胡家至少在以下几方面比其他人要突出一些：一是家族内部有比较好的门风，家族中的成员一般都有一点文化，看问题比较全面、长远，长辈对子女要求严格，能有效地防止一些不良习气的侵入；二是勤劳刻苦，忍耐顽强，在任何社会气候下都有生存的能力，善于应变，能伸能屈，讲求实际，是庄稼人中的能人；三是与人为善，广结良缘，即使在整个家族受到运动的冲击之后的许多年里，胡家的人也没有跟相关的人记仇，而是尽力与村里人建立一种自然和谐的关系。有了以上这些过人之处，胡家如何能不过得比其他人家好许多呢！可能谁也想不到，胡家的第三代子孙国杰，若干年后还当上了村委会干部，并且成为中共党员呢！
我家土改时划定的成分是中农，属于贫下中农这个革命需要依靠的群体之中。前边我给地主成分的胡家说了不少好话，可能会被一些人看为立场有问题。如果时间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我无论如何是不敢这样说的，好在中央于1979年作出的《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应该说早已给这个问题定了调。我忽然想到，虽然我党革命的主力军是工农群众，但是第一代、第二代领导者中的不少人，偏偏就出身于地主家庭。我们其实在以往很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好好研究过农村这个十分特殊的阶层，尤其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都是将地主家庭草率地贴一个标签了事，根本容不得对此作具体分析。这在血与火的特殊年代还情有可原，然而在土改结束几十年后就显得不合时宜，因而中央当年关于成分问题的决定实在是英明。
回过头来继续说说胡家的事。有一年我回老家，在村口碰上了胡家当时还健在的长辈显礼。他是显儒的弟弟，早年也曾戴过地主分子的帽子，但因劳动改造表现突出，帽子很早就被摘掉了，没有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受过冲击。我看到他身体十分硬朗，已经70多岁了，还在不停地忙碌着，不像有些人到了这年龄，就只想着去享清福，什么事都不想再管了。我们站在路边说了几句话，我发现他仍然头脑清楚，反映敏捷，谈吐不俗，感觉与一般的农民确实有些不一样。记得我小时候，常看到他在生产队里干活，他总是乐呵呵地抢着干苦活、重活，赢得过人们的好评。如今胡家仍然是村里人羡慕的富裕户，但是大家可能并没有多想一下，他们之所以如此究竟有什么深刻原因。
银元的传闻
我小时候听村里人闲聊，有几次都听到一些消息灵通的人说，张东奎家里藏有不少银元，是他早已去世的父亲传给东奎的。
银元是旧社会通行的货币，虽然新社会在市面上不用了，但老百姓认为这是硬通货，放到什么时代都是一笔不会贬值的财富，因而民间私下的收藏与交易，至今也没有停止过。我听到东奎家藏有银元的时候，大约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那时一块银元大约值人民币不到10元；写这篇小文章时我上网查了一下，现在一块银元少则值四五百元，多则可以达到数千元。东奎要将据说数目还不算少的银元，从旧社会到新社会一直储藏几十年，中间还经过无数次政治运动，那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这件事在村上始终也只是传说，试想，东奎即使真有这样一笔不小的财富，在那个普遍贫困的年代，他如何会向外人透露哪怕是一丁点儿消息呢！因而，包括他的老婆、孩子，谁也不知道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但有关银元的传说，最终还是在家里引起了一场风波。
东奎在家族中虽不属于长者，却也算个说话有分量的人，因而家族中有什么事，常要他出主意或出面解决。他的堂弟中奎分家，兄弟5人为逃避赡养老母亲的责任，吵得不可开交，最后摆了一桌饭请他来判官司。东奎阴沉着脸坐在主位，指着几位堂弟的鼻子训斥道：“你们的良心都叫狗吃了？大爹（即伯父）死得早，不是大妈一把屎一把尿把你们拉扯大，哪有你们的小命？如今一个个都人模狗样了，就想把老人撇下不管，我看谁敢做这伤天害理的事？”中奎兄弟叫他骂了个狗血喷头，一个个都傻了眼，最后不得不接受东奎行使族长职责：“生奎，你是老大，虽说从20岁起就到煤矿工作，但大妈的穿衣花钱一直是由你管的，这些年你算扛了个大头；文奎，你是老二，大爹过世后你替他扶养几个兄弟，也算尽了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中奎，你是老三，一家人为了给你娶上媳妇，身上的油都要榨干了，你还尥蹶子，对得起谁？这次尽孝，轮也轮上你了，大妈就分给你照管；福奎、宝奎，你们还小，对老人也有很大责任，以后大妈百年了，棺板老衣由你们俩分摊。大妈就住在中奎家，花钱由生奎给，吃粮由文奎出，有了啥事由福奎、宝奎跑腿。你们兄弟既然叫我操这个心，就不要嫌我处理得不好。”5兄弟听圣旨般地不敢出一口大气，老母亲却在窗外哭出了声。
东奎这一个家族在他们的父辈、祖辈时代，是曾经辉煌过一阵子的。但到了东奎这一辈人手里，除了东奎还算个人物外，家族中其余的人，包括中奎5兄弟，似乎都不起眼，有一两个还有点儿蔫。我在故乡生活的那些年里，正是政治运动频繁的时期，成分高的人要夹着尾巴做人。东奎是个精明人，自然也知道枪打出头鸟或出头椽子先烂的道理，因而他似乎一直处于蛰伏状态，从不显山露水，以免被人抓住什么把柄。直到70代末政策松动，他也终于公开行医时，人们才记起他年轻时是个不错的中医，曾经在村上医疗站坐过堂，尤其擅长看儿科。如果不是政治气候的原因，他不得不回到生产队干活，他可能会成为一个很有成就的民间医生。后来听说，即使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里，东奎也常被人偷偷地请去给孩子诊病（这可是无照行医啊！），多少挣点小费，以弥补家中的开支。在他们那一族人当中，东奎家经济情况是最好的，即使在生活困难时期，人们只看见他穿得非常寒碜，却不大知道他家还是比一般人家过得好，虽然他老婆也常去剜野菜，但那不过是不想在村上露富罢了。
东奎能妥善地处理家族内的事，比如堂兄弟分家老人赡养之类，却没有想到未能处理好他自家的事。
事情就是由前边所说的银元引起的。东奎老婆一直未生养，儿子杰明是从东奎大妹那里过继来的。杰明小时候十分机灵，也十分听东奎夫妇俩的话，因而在家中很受疼爱。谁也没料想到，这个平时腼腆得像个大姑娘的孩子长到20岁时，突然有一天要父母给他娶媳妇。原来，村上一些好事的人，煽风点火地对杰明说：杰明啊，你都20好几了，人家谁谁和你一般大，儿子都抱上了，你咋还不娶媳妇呢？又有几个爱挑拨是非的人，添盐加醋、悲天悯人地说：杰明呀，你可真是拾来的娃，你们家攒有几百块银元，你爸光爱钱不爱你，要不早给你娶下媳妇了。那时规定的结婚年龄，是男不低于22，女不低于20，但家境好、有门路的一些人家，为了早抱孙子早得福，常常会通过改年龄或先办事后领证等办法，让儿子早婚。虽然父母一直对杰明的来历守口如瓶，但杰明对自己是从姑姑那里抱养的事早有耳闻，平常没人提起倒没什么，现在将这件事与娶媳妇的事联系在一起，本来没有的事看起来也有事了。杰明禁不住别人的煽动，也受不了那些闲话的刺激，再看看和自己一起长大的伙伴的确大都结婚了，于是心中不由得腾起一股比腰还粗的怨气，二劲便如同火山般地在家中爆发了。父子俩在争吵中，不知怎么就撕打在一起，结果东奎被儿子昏头昏脑地踢了一脚，一时疼得他蹲在了地上。视若掌上明珠的儿子，竟然会对自己下如此重手，东奎怎么也想不通，一气之下竟卧床不起，对人生产生了一种深深的绝望。杰明自然是很快也后悔了，想向父亲认错，东奎却不理他，只是一个劲地流泪、叹气。等东奎终于听了亲友的劝告，愿意与儿子和解，并同意给其提亲时，医院诊断出他肺癌已到了晚期。
东奎没有给杰明早早娶媳妇，其实并非闲话所说的什么爱钱不爱儿，而是出于如下考虑：一是他是学医的，明白过早成婚其实并不好，儿子身体长成熟了，心理、脑子未必就成熟，许多事情其实自己并不会处理，因而迟一点结婚会好一些；二是即使给儿子张罗婚事，眼前也暂时还没有合适的对象，随便找个人仓促结婚没好处，往后拖一拖也无妨。但这些道理要讲给儿子听，杰明那时头脑正发着高烧，如何会接受得了呢！据说，东奎自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深秋的一天晚上，他让老婆把大门、屋门都关严实，认定没有其他人会打扰时，他把儿子叫到床前，交给他一个纸包和一只布袋。杰明哆嗦着手打开一看，不禁泪如泉涌，原来纸包里是几本发黄的医书，布袋里是几十块银元。但这也仍然只是村上人的传说，是否真有继承银元之事，杰明自然不会给外人讲，其他人当然也就无从知道。数月后，也就是在杰明终于娶了媳妇不久，他的僵卧病床的父亲，于无限憾然之中撒手西去，享年64岁。
看戏
在我老家农村，唱戏至今是最重要的文化生活之一。每年春夏农闲时节，村上一般都要请戏班子唱戏，乡亲们把看戏当成隆重的节日。
我自童年时，就喜欢跟大人到戏场里去，但我看戏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常常听不懂演员究竟唱的是什么。照剧本去看，几乎所有的戏词我都认识，意思也基本上都能理解，然而这些戏词经演员一唱，我就听不大明白了。所有的小伙伴都能听懂，还能学着哼唱，只有我听不懂，到现在也还是听不大懂。不管是什么戏词，让我的耳朵听起来，都是伊伊昂昂嗷嗷啊啊，不知道是我的耳朵有问题，还是我的脑子有问题，反正我就是听不懂。每次看戏，戏没开场时我都十分兴奋，似乎马上就要吃到一顿大餐，激动的心快要蹦出嗓子眼，这一点应该和别的小伙伴没什么两样。然而，演员们开口一唱，我就立刻懵了，仿佛一块块石头从台上朝我抛来，我只觉得脑子嗡嗡作响，什么词都听不清楚。看着小伙伴们一个个看得津津有味，间或还会心一笑，我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在戏场里不停地转来转去，仿佛一个饿汉想对一顿美味大嚼大咽，却发现自己缺少一副好牙口。
于是，每次看戏，我都不大明白台上唱的是什么，只能在戏场里凑凑热闹，打发一段欢乐而惆怅的时光。别人都伸长脖子往台上看，我看不懂台上的戏，便只好去看台下的人，慢慢地我便发现，台下也有一些有趣的人和事。起初，我看到有一个年岁很大的老头，走起路一瘸一拐，却每场戏都会到场。让我十分好奇的，是他的脑后总扎着一条小辫，戏我看不懂，只好去看这老头的小辫子。光棍牛娃的父亲是个戏迷，眼睛早已看不见了，却常常让儿子用小推车推着来看戏，一来就往戏场的角落里一坐，只管支棱起耳朵听。后来，我看到村上有一个外号叫毛头的小伙子，看戏时眼睛总不往台上看，而是不停地斜视着旁边的人，目光总在人家衣服口袋上打转。村上人自然都知道毛头是什么人，因而见他在旁边乱挤，就远远地躲开了，因而毛头总是无从下手。但邻村来看戏的人不一定知道，毛头从他们身边挤过的时候，他们只顾看戏，想不到自己的口袋常常会被摸，结果总有人喊自己丢钱了。再后来，我看到我小学同学忠民，他妈为了给他挣学费，每逢唱戏时总是挑着一担凉粉来卖，一碗2毛钱。忠民看戏期间，会到他妈身边转悠好几次，每次都用舌头舔着嘴唇，似乎想让他妈给他一碗凉粉吃。但他妈嘴里老念叨着，学费还差好多呢！忠民一听，只好又钻进人群去看戏了。我还老看到，供销社的营业员王胖子每次看戏，中途总像有事的样子要回店里去，从戏场里往出走时，常会用胳膊肘子，悄悄碰一下一个叫秀花的女人。秀花的男人在煤矿当工人，一年回不了几次家，接到王胖子的暗示后，她也很快就悄无声息地退场了……
其实，台上台下都有戏。台上的戏我没看懂，但台下的戏我却大致上都看懂了。
两块钱
我上中学时，有一次，母亲给了我两块钱，要我周末从学校回家时，顺便从供销社买1斤棉花拿回来。那时候，街上饭馆的面条一碗是1毛钱，由此可知，两块钱对于我一个学生来说，已经相当于是巨款了。在这之前，我几乎从来没有替母亲买过东西，手中也很少拿这么多的钱，因而一时感到责任的重大。临走时母亲反复叮咛，棉花质量差别很大，好棉花颜色雪亮，没有一丝杂质，一定要我把好棉花买回来。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对棉花质量好坏根本没概念，既担心买不到好棉花，又害怕把钱弄丢了。
我和怀平是小时候的玩伴，虽然他和我不在一个班，却和我紧挨着睡在学校的大通铺里，因而我们俩人来去学校，常常都是结伴而行。返校路上，我一直默想着买棉花的事，便随口问怀平：“你给家里买过棉花吗？”怀平说没有。我有些茫然地说：“我妈要我周末回家时买1斤棉花。”说话时，我下意识地用手在胸前按了一下。那时已到秋末天气，我上身穿着一件绒衣，母亲给我的两块钱，就装在贴身的衬衣口袋里。现在还能想得起，那2元面值的纸币，上面的图案是一个开机床的工人，整个颜色是绿色的。记得那晚在学校宿舍临睡前，我还用手摸了摸，确认钱在口袋里时，才放心地睡着了。
第二天起床后，大约是急着洗脸、上早操，就没有来得及去想钱的事。一直到10点半钟左右，我突然想起身上装着两块钱，便悄悄将手伸进衣服去摸，不料这一摸，我的脑袋便嗡地大了：我明显地感觉到钱没了。那一瞬间我几乎是魂飞魄散，双手把衣服上所有的口袋都翻了个遍，哪里还有钱的踪影！我便“哇”地一声哭起来。当时是数学课，一听到我的哭声，正在上课的老师和同学们，都齐刷刷地将目光投向了我。老师从讲台上赶到我身边，诧异地问：“咋回事？”我哽咽着说：“我把钱丢了。”“多少钱？”“两块。”“在哪丢的？”我想了想说：“可能在宿舍。”数学老师一想，两块钱不算小数目，便立即让班长大虎陪着我去找。
我和大虎便急急忙忙地来到宿舍里。大虎帮着我，先将我的被子打开抖了几遍，又将我的褥子与床单提起抖了几遍，连褥子下面铺的麦草都翻了，哪里还有钱的影子。于是大虎提议扩大搜索范围，我们俩把我左边怀平、右边小刚的被子、褥子，用同样的办法检查了一遍，还是什么也没有。大虎比我显得成熟一些，他不停地启发我说：“你再想想，还会丢在啥地方？”我脑子里一片茫然，想了好半天，才给大虎说清楚早晨起床后的行程：上了一趟厕所，去水房打了一次水，到操场上了一次早操，之后就去教室上课了。于是大虎便领着我，沿着宿舍到厕所、到水房、到操场的路搜寻，俩人边走眼睛边盯着地面，期待着钱能从尘土或草丛中跳出来。当时我忽然想起，以前曾有一次，我中午饭后在校门口闲逛，碰到怀平正满嘴油腻地从外边进来。怀平兴奋地告诉我：先一天晚饭后他去街上逛，无意中在路边捡到3毛钱，因而今天便去饭馆里开了一次荤。那时生活比较艰苦，大多数人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能吃上肉，因而怀平的好运气实在让我羡慕。按怀平的说法，既然能在路边捡到钱，便说明在路上丢钱的还是大有人在，说不定我的钱就是丢在路边了。然而，我和大虎沿着我早晨走过的路，认真搜寻了好几遍，连操场的角角落落都找遍了，仍然是一无所获。
直到今天，40多年过去了，我已从一个懵懂少年变成一个半大老头，还是没有完全想明白：这两块钱，到底去哪儿了呢？
三奶的一生
大约七八年前的某一日，留守在老家农村的二弟，在电话中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三奶殁了。”
我听了后没有丝毫的悲痛，竟然十分冷淡地随口道：“哦，殁了好！”
在不了解情况的外人听起来，我的反应实在是不近人情。是的，自小我对三奶就没好感，这种情绪一直延续至今。
我爷爷那辈人兄弟三个，爷爷、二爷都在我出生前早早去世，我曾经依据三爷的面相、性格，推测和想象过爷爷的样子。三爷个头高大，性格孤僻内向，长着一副很有力气的身板，一辈子似乎只会埋头干活，不大听得到他说话，更别指望他会讲一个笑话了。除庄稼活外，他也能做一些粗糙的木工活，农闲时或雨雪天，他常常一个人闷在他的木匠窑里，做一些农具或小家具之类。三爷最引人瞩目之处，并非他能干活或能做木工活，而是娶了一个厉害的三奶。我老家那一带，称曾祖母为太或者太太，我太爷50几岁时就去世了，太太便和三爷一起过。三奶心眼子多，颇有治家能力，大约从一过门，就看到太太为人宽厚忍让，三爷又是懦弱怕事，于是便很快把当家的权力抓到手，从此其他人都只能活在她的阴影里。三奶确实是过日子的一把好手，干什么都是风风火火，从不会懈怠延误或得过且过，负荷的家务超过了一个男人。但她有一个谁也无法忍受的缺点，那就是性情十分暴躁，说不了几句话就骂开了，一天到晚只听得她高声骂人，而且骂起来总是没完没了，像一只高音喇叭不停地吼叫。
我小时候母亲上工时，常常会把我交给太太看管。那时生活十分艰苦，缺粮吃的状况一直伴随我的童年，三奶家虽然粮食比我们家宽裕得多，但三奶为人吝啬，担心太太会把她家的馍偷偷拿给我吃了，因而她上工时总是将馍锁进柜子里。太太对我这个曾孙非常好，有什么好吃的，自己舍不得吃，会常常留给我吃。油饼在那时算是稀罕食品，一般只有在过年时才会吃到，有一次三奶家给驻队干部管饭，炸了油饼，太太便悄悄藏了半块。等我来了后，太太正要把油饼拿给我吃时，不料被三奶看见了，三奶便从太太手里把油饼夺了去，自然又是骂了太太大半天。
三奶虽然脾气火爆，待人刻薄，但非常注意节俭，她家积攒的粮食，大约是村上人家中最多的。这也难怪，粮食是那个年代最短缺的东西，三奶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懂得粮食的重要性，只是她比其他人更加珍惜。她常常会攒下好几年的麦子，平时在窑洞最里面的粮屯中藏着，为防止出虫子，到阳光好的时候，便会拿出来在院子里晾晒。看到她家竟然有那么多的麦子，而且她总是爬在地上一遍又一遍挑拣着其中的石子，那种认真、虔诚与满足，如同一个母亲小心地照顾着婴儿，村上的人便十分羡慕。于是有好事者便与她开玩笑：“嫂子，麦子的公母都分出来了吗？”三奶便笑着骂：“分你奶的个脚呢！”
我对三奶的厌恶，不是由于她不让太太给我好东西吃，而是由于她将吵闹当成一生的事业。别人家吵嘴，大约是一年有那么一两次，而且吵个一时半刻也就完了，然而在她家，吵嘴却是家常便饭，基本上是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闹，让左邻右舍也不得安宁。我家与三奶家一墙之隔，有时我睡觉前，听到三奶在吵嚷，一觉睡醒后，吵嚷声仍然回响在耳边。别人家吵时，一般也都是两个人对吵；三奶家不是，听来听去，基本上是她一个人在吵。有时太太被吵得实在受不了，便会到我家来躲一躲，但三奶并不罢休，太太不在时她仍然一个人咒骂，只骂到她太累骂不动为止。三叔没有娶三妈之前，三奶主要吵嘴对象是她婆婆，也就是我太太；三妈过门后，太太并没有被放过，不过是三奶又多了一个吵闹对象而已。如果有几天格外安静，听不到三奶骂人的声音，并不是三奶病了，或者嗓子吵哑出不了声了，而十有八九是她走亲戚去了。
听母亲说，三奶一辈子没有把我太太当婆婆对待过。太太是很善良的人，待人非常和气，在村上有良好的口碑，但她命里摊上一个粗野的儿媳妇，只能自认倒霉。三奶对太太不光随意打骂，甚至还把她当保姆任意使唤，让她不停地干活。打我记事起，太太就有70多岁了，三奶不仅要她天天跟着做饭，晚上还要她参与推磨。推磨是一项重体力劳动，就是年轻人也不会感到轻松，那时候虽然村上已有磨面机了，但三奶为了省钱，就仍然坚持在家推磨。太太本来就有头晕的毛病，那么大年纪了帮着推磨，一推就是两三个小时，不知有多少次昏倒在磨道里。如果光是要太太干活，也许她还好受一些，主要是三奶对于她的打骂，让她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三奶骂太太时，常常以一种猛虎扑羊的气势，扑到太太跟前，手扠着腰，脸憋得通红，眼瞪得铜铃一般，一跳三尺高，那架势似乎要将太太一口吃掉，而且一边用恶毒的话骂，一边还喊着太太娘家爸的名字。按我老家一带的习俗，长辈的名字是非常忌讳晚辈随便叫的，因而这如何能让太太受得了呢！但太太拿三奶没办法，为了保全一点脸面，只好拄着拐杖、移着小脚，到三里外的大队部去告状。然而这样的家务琐事，大队干部又如何能管得了呢，只好招呼她喝一杯茶，好言好语劝她回去了事。让我一直不能理解的，倒不是大队为什么不惩罚三奶，而是三爷对于三奶的恶行，基本上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似乎三奶凌辱他亲生母亲的事，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多年之后，与母亲议论起三奶的秉性及其家事，我万分感慨地说：“一家人，应该和和气气地过日子才对啊，到底有多大的事，值得一辈子吵个不停呢！”母亲道：“你三奶啊，大约是年轻时苦日子过怕了，后来就一直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舍不得多花一分钱，只知道一个劲地攒、攒、攒，粮囤里的麦子能存放五六年。为啥总和你太太、你三妈吵呢，是嫌她们过日子不如她心劲大，也不如她节俭，平时吵的都是一些盐多了、醋费了、又把油糟踏了之类的小事，这样便总有淘不完的闲气。”的确，三奶一辈子辛辛苦苦，尤其是特别能节俭持家，确实让一家人在后来的饥荒年代没饿过肚子，这是她对家庭最大的功绩。但她又个性粗野，待人苛刻，稍不如她的意就要吵，总是拿婆婆当出气筒，将儿媳妇看为死对头，实在让一家人都受不了。当然，她最大的恶行是虐待老人，这样便败坏、毒化了家风，为她后来的悲剧结局埋下了祸根，不知道她晚年是否对此有过反省呢？
我15岁那年春节期间，83岁高龄的太太，终于在老天爷的照顾下，永远关闭了三奶在她耳边的聒噪声，到一个清静的世界享福去了，从此三奶便将吵闹的目标集中到三妈身上。三妈是一个脑子有些慢、嘴也有点秃的女人，面对强悍的婆婆一直处于下风，起先挨骂时基本上是逆来顺受，嘴上虽然嘟囔着为自己辩解，但声音非常小，与三奶不在一个数量级。随着时间的推移，她逐渐有了一些反抗的意识；又因为自己三个儿女的出生和成长，在她外围形成了一些统战条件，于是她也逐渐敢于和三奶对着干了。这样越发刺激了三奶的性子，要与儿媳妇争个我高你低，在我离开老家之后的那些年里，婆媳之间的争斗从来没有停止过，久而久之，彼此都在心中结下了深刻的仇恨。终于有一天，三妈鼓起勇气和三奶摊牌了。
上世纪90年代，村里人手里逐渐有了一些钱，便都陆续在平坦的塬面上修建了砖瓦房，从此永远告别了世代居住、位于沟边的窑洞，我们家和三叔家也不例外。三叔家新房修好搬迁的时候，一辈子没有说过硬话的三妈，这时向三叔发出了“通牒”：如果三奶能作出承诺，保证以后再也不吵闹，就可以一起搬到新房去住，否则就分开过。让三奶不要再吵嘴，这不是要废了她的“武功”吗？三奶如何能答应这“丧权辱国”的条件呢！是可忍孰不可忍，三奶扬言要自己一个人过。那时三爷早已去世，三奶也60多岁了，但她的脾气一点儿也没有改，三妈应该是被吵得实在受不了，才蓄谋已久，下决心要和她分开过的。三叔虽然是三奶的亲生儿子，让她独自过有些于心不忍，但他一是拗不过三妈，二是也确实被三奶给吵怕了，心想这样虽说会在村里背上不孝的骂名，但从此家里可以太平了，因而也就装作不偏袒任一方，提出让三奶自己来选择。三奶认定这是儿子、儿媳合伙对付她，一怒之下，可能也真是没来得及多想后果，就赌气让三叔他们搬走，自己留在了窑洞里。
就这样，三奶独自在老屋一住就是10多年，一直到她85岁去世。听母亲说，三奶当初声称要一个人过，不过是为了给自己撑面子，不向三妈服软而已，内心还是希望能一起过的。其实她一个老婆子独自生活，手来脚不来的，孤独落寞不说，一些日常家务就很难应付，要是再生了病，身边连个照应的人都没有。然而三叔却拿定主意要分开，三奶明明是嘴硬心软，他却揣着明白装糊涂，就这样将她遗弃在了老屋。村里人曾多次劝三奶：和儿子儿媳过一起算了，你咋就那么固执呢？三奶总是泪光闪闪地说：“唉，娃娃，你不懂！是人家不要我老婆子了，哪里是我不愿意呢！我现在是连喝一口热水都难！”村里人也曾多次劝三叔：不管怎么说，老奶奶总是你亲生妈啊，接过来一起过算了。三叔显出一副左右为难、无可奈何的样子说：“劝过多少次了，一心就要一个人过，我也是没办法啊！”我那些年常常回老家过春节，少不了要去看望她，给她带一些点心什么的，也会给她一些压岁钱。和她聊起往事时，她总是埋怨太太、三妈，说她们都不是会过日子的人，这个家如果不是她苦苦撑着，就算不饿死人，也早早就解散了。
对于三奶的一生，我实在是无法评说。
我的母校
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我的母校共有5所，依次是：张观察小学、赤城中学、丰台中学、泾川一中、西北师大。
张观察小学是我老家所在的张观察村（当时叫大队）的村学，我在这里上学共5年，时间是1970-1974年。赤城中学位于我老家泾川县毗邻的崇信县赤城公社（现合并到新窑镇），当时我父亲是公社里的一名干部，我们家迁居到距离学校不远的河北村数年，我在赤城中学上了2年初中，1年高中，时间是1975-1977年。丰台中学位于我老家所在的丰台镇（当时称公社），我在这里共上学1年半，时间是1978-1979年7月。泾川一中是我老家所在泾川县的“最高学府”，我在这里共上学2年，其中高二毕业后为考大学复读1年，时间是1979年9月至1981年6月。西北师大位于甘肃省兰州市，一般认为是全省范围内地位、影响仅次于兰州大学的一所师范类省管大学，我上学前学校名为甘肃师范大学，入学时改名为西北师范学院，毕业后不久又改名为西北师范大学（为什么不是一次改到位，而这样反复改呢？），我在这里共上学4年，时间是1981年9月-1985年7月。
在我从7岁开始一直到22岁共15年的求学经历中，小学、初中由于整个社会不重视知识的原因，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总是被干扰，小学时期学黄帅“反潮流”，初中“学朝农”住农场等等，因而在我的印象中，小学、初中时，学校几乎没有怎么认真地抓过学生的学习，我也是感觉到什么知识也没有学到过。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无论是对于整个国家还是对于我个人，应该都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之前不知道学习究竟有什么重要的用处，因而基本上是稀里糊涂地在上学，与没上几乎感觉差不多；之后忽然醒悟，学习的好坏决定着终身的命运，于是才开始有些紧张和忧愁起来。那时我已经凭惯性“混”到了高一，然而所有的文化课中，除了语文尚可考及格外（不过是长期爱看小说的结果，并非语文课学得有多好），对数理化几乎一窍不通。现在回想起来，在我的5所母校中，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对我后来的影响最大的，要数我在人生的重要关头上过的丰台中学。虽然我只在丰台中学上过3学期，然而这一年半的时间却足以决定我的一生。
1978年春天，我从赤城中学转回到老家的丰台中学，那时丰台中学还是一所完全中学。当时高考制度刚刚恢复，那一年国家把学生毕业、升学的时间改到了夏天，也就是1977学年延长到了1978年7月。当时已经上到高一的我，如果就这样按步就班地混下去，再上3学期到高二毕业，也许我的学生生涯就会草草地结束，凭我当时十分糟糕的学习状况，无论是中专还是大学，肯定是一个都考不上。就在我为此十分焦虑的时候，一个完全称得上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学校考虑到当时的高一学生，普遍在初中阶段文化课学习上有严重欠缺，于是为了弥补这个重大的不足，决定利用1978年延长的这一学期，办一个初中课程补习班，让愿意补习初中课程的学生，自愿到这个班去补一下课，之后再继续高一的学习。当时不少同学可能认为，让自己去初中补习班去补课，大约与留级差不多，脸上会有些不好看，因而他们都不愿意去，最后全高一200名左右的学生，只有不到50人报了名。而我则认为，这对于我是一个非常稀缺的机会，甚至可以说是“喜从天降”，因而我未与父母商量，就自行报了名，欢天喜地地进了补习班。现在回想起来，补习了一个学期的初中文化课，是我学业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虽然在极其短促的时间内，要学好整个初中的课程难度可想而知，实际效果也会打不少折扣，但这实在是比不补习不知要好多少，总之是为我以后高中阶段的学习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本来，我是一个十分愚笨的学生，小学、初中阶段的学习几乎没有出过什么好成绩，从来没有得到过学校的任何奖励。然而在丰台中学的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我赶上了国家拨乱反正、重新重视教育的好时光，尤其是遇到了一批勤奋敬业、诲人不倦的好老师，因而我在学习上发生了明显的重大变化。那时学校的教学和生活条件，同现在相比虽然要简陋得多，学生的知识底子比较薄，老师也未必都是出类拔萃的名师，但他们教书育人的认真态度和献身精神，却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至今还记得丰台中学教我的那一批老师们的风采，例如赵军与赵东玉两位校长的严谨，许庭坤老师的缜密，巫安洲老师的深厚，孙怀伍老师的精到，陶养民老师的含蓄，卢文轩老师的朴实，段元奎老师的渊博，张玉存老师的睿智……若干年后，当我也成为一名教师站在讲台上时，我发现自己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以他们作为我奋进的标尺。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上面提到的那一批老师，除个别外大多数都已经去世，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和精神魅力，仍然生动鲜活地保存在我少年时代的记忆里。
在丰台中学上了一年半，1979年秋天到高二时，我又转到了位于县城的泾川一中，去完成高中学业上的最后冲刺。虽然在丰台中学学习的时间十分短暂，然而正如作家柳青先生所说的那样：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正是在丰台中学，郑重地走了人生之初最要紧的几步。由于在丰台中学学习期间，初步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因而后面数年的中学以及大学里的学习，应该都是从这里发力的，丰台中学由此成为我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节点，同时也成为我心目中最重要的一所母校。
土地与就业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曾有一个产业或行业，始终在就业上无任何门槛，也就是有多少人都可以容纳得下，这便是传统农业。改革开放前的农村人，可以说从出生那天起，就意味着天然获得了农民身份，只要长到能拿得动农具的年龄，就符合一个农民的基本标准。就业时不用做任何选拔，干活时也没有什么严格的要求，也不用像工人或军人要退休、退伍，只要身体状况允许，尽可以干到干不动的那一天。传统农业本是一个十分平常的产业，以往的农民也本是一个十分普通的群体，但在就业方面却几乎是终身制，让它显示出与其他产业完全不同的特性。农业就业者的主要工作场所是在土地上，土地不光在很长时间里消化了所有的农村人口，甚至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里，还先后吸纳或接受了2000万左右的城市知青长期或短期就业，由此可见其容纳能力有多强。到上世纪90年代初峰值时期，中国的农业人口竟然达到9亿之多，其中有一半左右为劳动力，之后这种状况才因“民工潮”的兴起而逐渐改变。
作为农家子弟，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童年、少年时代都是在农村度过的。几乎从我懂事的那天起，我就从大人的言谈中知道，农民是那时天下生活最苦的一群人，因而农民最大的梦想，便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天能走出去，像城里人那样端上铁饭碗，吃上国库粮。然而那时国家严格控制农民进城，除了考学、招工、参军几个非常狭窄的渠道，几乎再没有其他途径能让人离开农村。谁家的孩子如果有出息加上运气好，有一天终于干上公事，再不用和土坷垃打交道了，父母高兴得会从睡梦中笑醒。倘若没有办法走出去，那就只好老实地呆在村里当农民，反正天下只有当农民没有任何障碍，愿意不愿意当你都得认命。我是赶上了“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制度的好机会，寒窗苦读了好几年，才在1981年实现了“鲤鱼跳龙（农）门”，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其实在以往，土地之所以能有超常容纳就业的能力，奥妙全在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传统农业就其基本形态来说是一种小农经济，不太重视核算投入和产出比，因而无论投进去多少人力，实际产出并不见有明显的增加。尽管当时有数亿人在从事农业生产，然而粮食总产量却始终没有大的突破，饿肚子问题一直没有能得到彻底解决。我国是一个高原、荒漠、山地居多，而平原、盆地等宜农土地相对较少的国家，发展农业的条件完全无法和美国、巴西、印度等国家相比，加上我国又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因而粮食产量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直到经过几十年持续兴修梯田、水利，同时发展化肥、农药等相关工业，不断改良和引进农作物品种，大量使用各种现代农业技术，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承包制，粮食产量才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从而一举解决困扰国人数千年的吃饭问题。记得那时流行着一句让国人十分自豪的话语：“中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创造了人间奇迹。”不过，美国人对此可能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自己才了不起：“美国用不到2%的人口，产出的粮食不仅养活了3亿美国人，还出口到全世界。”的确，单纯从基本解决了10多亿人民吃饭问题来看，中国取得的成就实在值得称道，但是我们无法回避这样的成就，却是建立在巨量的农业就业人口之上的，而从投入与产出比来看，美国农业的比较优势不言而喻。
随着粮食产量空前提高，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到上世纪90年代，“谷贱伤农”“增产不增收”“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等等，这些在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时代从未有过的问题，便迅速地凸显出来且愈来愈烈。当时，我国农村户均承包耕地大约7亩多一点，其中一半左右的省份人均耕地低于1亩，更有几个省市人均耕地面积不到半亩，土地的承载力远远超过了极限。由于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国家不得不采取退耕还林等策略维持生态平衡，与此同时，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又引起非农项目大量占用土地，致使耕地每年以几百万亩的速度锐减。与耕地减少相对应的是，那时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有4-5亿，而据专家测算，当时的耕地面积只需要不到一半的劳动力，甚至还有人认为只要1亿左右的从业者就足够了，这样便意味着，另有一半乃至三分之二的人，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不能实现充分就业，也就等于形成隐形失业，土地上第一次出现了就业过剩的问题。过多的劳动力，如果还像以往那样不讲效益地聚集在土里刨食吃，就只能勉强维持低水平的温饱日子，根本无法脱贫致富并且向小康目标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有眼光、有抱负、有雄心的农民，开始放下世代视为命根子的土地，转身到农村、农业之外寻找出路。于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起，大批青壮年农民进城或到发达地区从事二三产业，由此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民工潮”。这实在可以算为中国农民的一大创举，为此他们无意中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农民工。一些学者说“农民工”这个称谓具有歧视性，在一个讲文明的社会中不该这样叫。但农民工生来讲求实际，不认为起个好听的名字就会有好运，他们只希望干活后能及时把工资领到手。考虑到那么多的农民如果都挤在土地上就业，不但不能有效地解决农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还会影响到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而那时的城市建设以及二三产业发展也确实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于是，国家也相应地调整了人口迁徙、户籍等方面政策，推动了“民工潮”有序流动。
据国家统计局有关资料显示，2019年我国农民工总数为2.9亿人。这个数字意味着，4-5亿农业劳动力当中，有一大半实现了非农就业，远远超过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农民工在农业之外谋求自主择业，其中包含着一丝窘迫与无奈，但总体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因为几千年来农业无限制就业的魔咒，终于被他们在不经意间打破了，这预示着农业作为产业终将翻开崭新的一页。
产出与收入
上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对于我国农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之前，主要是如何解决粮食产量的问题，之后是如何解决农民增收的问题。当粮食产量终于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后，农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怪圈：产粮越多越不值钱，甚至还一时卖不出，然而农业成本却节节攀升，因而忙了一年最后一算账，扣除各种费用，种粮不但不赚钱，甚至还出现了亏本。这种情况持续发展下去，逼迫许多地方政府，不得不带领农民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主要是由种粮改为栽植果树、蔬菜等经济价值较高的农作物，或者在有条件的地方大力发展畜牧业等等。地方政府向农民宣传说，新形势下，必须改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面向市场生产适销对路的农产品，这样便可以彻底改变增产不增收的问题。
然而，产业结构调整之后，尤其是果品取得丰收、养殖业也取得较大发展之后，产品卖不出去乃至亏本的状况，依然没有得到较大的改观。于是有专家指出：中国农业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农业技术落后的问题，也不是农业现代化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问题，而是农民增产不增收。我曾经从事过近10年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知道很多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都是农大或农校毕业的，他们也明白教科书上有关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的相关知识，懂得农产品市场多为小型分散市场，具有供给的季节性和周期性，市场风险比较大，等等。但如何有效缓解产出与收入不成正比的突出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究竟在哪里，教科书上并没有现成的一试就灵的办法，因而许多乡镇领导干部对此产生迷茫，纷纷探索实现突围的路径。这其中有一个叫李昌平的湖北人，本世纪初年前后曾在乡镇当过党委书记，他在思考和探索过程中将自己打造成“三农”问题专家，所著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在当时引起轰动。
我在长期调研与反思中逐渐认识和领悟到，与其他产品或服务相比，农产品市场其实是一个“有限市场”或“恒定市场”。所谓“有限”与“恒定”，其含义是，农产品市场究竟有多大，大致上是可以估算出来的，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也就是我们的胃究竟有多大，农产品市场就有多大。因为几乎所有的农产品，都要最后进入到人的胃里，而人一天只能吃3顿饭，吃不了8顿饭，也就是说，人对农产品的消费是有限或恒定的。工业品以及其他服务产品的消费，在某种程度上会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也可以相互重叠，因而市场相对要广阔得多。然而农产品的市场却有很大的约束性，无论是消费粮食还是蔬菜抑或肉类等等，消费量的差别只体现在食物种类上，比如粮食消费多了，蔬菜、肉类就相对少了，反之亦然，而总量是不会有多大变化的。因而，根据农产品消费的这一特点，我们就可以从产品的流向，以及目的市场相关的人口规模，大致估算出它的市场潜力究竟会有多大。由于农产品市场的总体容量是有限或恒定的，总是停留或波动在一个临界点上，因而无论如何开拓，它的边界总是很难突破，绝不会出现明显的增加。这就像一个平常每天只能消耗1公斤食物的人，无论如何改善胃口，他也不会再多吃1公斤，他的消化能力决定了他的消费能力。
明白了农产品市场的这种刚性约束之后，就可以知道所谓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也只是限于在农业结构内部进行调整，可以丰富农产品的种类，对于改善和优化原有的单一产品结构有好处，但对增加农产品市场的总体消费，就未必有十分明显的效果。比如大力发展果树种植业，压缩了粮田面积，水果产量得到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则有所回落，由于水果的经济价值比粮食高，因而农民栽种果树的比较效益要好一些。但这样的增收仍然是很有限的，如果果品的总产量一直在增加，市场投放量超过实际需求造成滞销，果品的价格自然就要直线回落，最后仍然让农民陷入增产不增收的魔圈。上世纪90年代，县乡财政实行分灶吃饭，由于烤烟的返还税比较高，于是我老家一代的乡镇便大力推动烤烟种植，一时烤烟种植面积和产量都翻了几翻。但是烟草属国家专卖产品，烟叶不像蔬菜、水果那样直接进入流通市场，而只能卖给烟草公司，全国的烟厂就那么多，吞吐能力也就那么大，过多的烟叶烟草公司根本收购不了，结果大量的烟叶最后变为柴禾，让农民吃了很大的苦头。农民们在实践中都感受到，农产品要卖出好价钱，往往不是在丰收的时候，而是在大面积受灾的时候，比如霜冻或冰雹造成甲地果品大面积减产，未受灾的乙地果品便会乘机独占或畅销市场，从而获得较好的销售收入。总之，增产不一定带来增收，增收总是受到市场需求的很大限制，即使产业结构调整了，农产品消费市场有限或恒定的特点，仍然对农民增收造成较大的制约。如今实行市场经济，似乎凡生产都可以让市场去调节，但生产农产品恰恰如同单位的职工食堂，做饭前却少不了一定的计划，因为做少了不够吃，而做多了又吃不了，必须大致上满足实际需求才行。农产品市场消费的这个特性，至今仍然被人们严重忽视。
从上世纪90年代到如今，经过30年的不断实践与摸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意识到，单纯地增加农产品的产量，或者不断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都无法真正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而只有通过推进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去，让他们从事二三产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增收问题。事实上，农民也早已发现，从事传统农业获得的收入十分有限，外出打工已经成为他们谋生的一条重要以至主要渠道，目前农村中比较富裕的农民，大多数都是靠从事二三产业致富的。
文化与贫困
有必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千百年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化基本上没有与乡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生活在乡村的绝大多数农民，从来都是不掌握或者很少掌握文化知识的文盲或半文盲。虽然农家门额上，常常也写有“耕读传家”的字样，但那不是告诫子弟为耕田而读书，而是要他们铭记孔夫子“学而优则仕”的教导，一旦掌握了文化知识，就实现“鲤鱼跳龙（农）门”，在过去通过科举在如今通过高考，进入到设在城市里的衙门或者机关里，那里从来都比乡村更有强烈的诱惑力。
相对其他阶层而言，农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整体上来说不是文化的拥有者和使用者，他们历来主要是靠体力而非脑力获取生活来源，那些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民尤其如此。由于整个农民阶层受教育的程度不是很高，甚至于还有很多人并未接受一定年限的教育，因而我国的文盲或半文盲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农民中也基本上没有中高级知识分子，文化知识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农民缺少文化的状况之所以会长期存在，其中有经济能力不允许他们享受教育的原因，也有农民长期在观念上不重视文化的原因，但还有一个常常被人们忽视的重要原因，那就是：从事传统农业以及在乡村生活，实际上用不到多么深厚的文化知识，或者说没有文化照样可以做农民，种地对文化并没有多少刚性的需求。既然做一个农民主要靠力气吃饭，因而有一个好身体才是最要紧的，又何必去花那么大的代价去寒窗苦读呢！
仔细考察农民之所以长期处于贫困，有自然条件较差、资源匮乏的原因，有从事传统农业本身收益较低的原因，也有灾害、疾病等方面造成的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缺少文化。没有文化，造成农民没有广阔的视野，难以接受新的思想观念，无法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而缺乏彻底改变贫困命运的基本素质和能力。不过，农民从整体上普遍缺少文化，并非意味着乡村就不会产生知识分子，实际上，历史上有许多影响深远的思想家都出自于乡村，一些知识分子政治上失意后还会退隐在乡村，说明乡村仍然具有产生知识分子的土壤。但是更应该看到的是，古代的科举与现代的高考，如同一架功能强大的人才收割机，将农村的知识分子大量地选拔到城市里，这样农村便由于知识的稀薄而长久地衰落了。越是艰苦的地方，人们对土地越是有巨大的离心力，往出走的欲望就越是强烈，这也就是为什么越是贫困县，往往越是闻名遐迩的高考状元县，许多贫困县在高考制度恢复后的几十年间，竟然有数万农家子弟考出去，这些人大学毕业后绝大多数都留在了城市里。城乡二元分割格局其实并非出现在现当代，这种差别在历史上就始终存在着，只是表面上看似乎是经济、社会、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差别，本质上却是文化的积淀、活力与能量的差别。城市不仅是工商业以及巨额财富的聚集地，同时也是人才、知识的聚集地，乡村中的人才与财富总是不断地流向城市，致使乡村一直处于失血状态，乡村如何能与城市并驾齐驱地发展呢！
如果说，高考制度以及城市较好的发展机会，一遍又一遍地将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农家子弟选拔到城市里，造成乡村在文化上的巨大贫困，那么民工潮的兴起，又让更多头脑灵活、拥有一技之长的农民更多地疏远或脱离了土地，致使农业、农村发展后劲严重不足。能够持续去城市、去发达地区打工的这一部分人，从年龄上来说，是农民中的青壮年；从体力上来说，是农民中的强健者；从掌握的知识和智力上来说，是农民中的佼佼者，总之，他们是农民中的优秀分子。他们通过出外打工谋生的途径和方式，从从事传统农业的土地上转移了出来，某种程度上来说有利于农业产业化，应该说这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但是，这样既在智力上又在体力上，反复不断地减弱农村发展的主要动力，无疑会让农村目前的情况更加雪上加霜，这种状况又会延缓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国农业要真正实现产业化、集约化，中国农村要发生根本性的变迁，中国农民要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农民就必须成为文化知识的掌握者和使用者，必须在头脑中掀起知识与思想的风暴，这样才能使土地摆脱千百年来的落后与愚昧，使这块古老的大地焕发生机和希望。
时下，扶贫攻坚已经让中国农民摆脱了绝对贫困，国家将“三农”工作的重心聚焦到乡村振兴上，而大力发展农村文化事业也应该成为农村工作的重要内容。
衰落与振兴
农村的衰落，基本上是以人口的迁出以及村庄的消失为标志的。“民工潮”兴起之前，虽然城乡差别较大，但是农民们大致上还能够安居乐业，农村生活也依然丰富多彩，并没有让人觉得有衰败的迹象。然而，随着大批青壮年外出打工，并且逐渐定居在城里不再回来从事农业，居住在农村的人口便一天天减少，许多村庄最终变为“空壳”。曾有媒体报道称，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每天平均消失的村落有100个左右，村庄消失速度之快令人咂舌。
对于村庄不断消亡的现象，一些作家、学者在多年前就注意到了，他们对此感到痛心疾首，认为一个民族本该有的精气神，都随着这些被拆、被弃的村庄而没落了。不过，也有人认为，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必然导致大量农村人口迁入城市，一些村庄随之消失也是大势所趋。很久以来，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农村能否避免衰落的命运，最终发展到像城市一样繁荣？我之所以有这样一个疑问，是因为自从城市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之后，尤其是工业化兴起之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便转移到了城市，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往往也是由城市的数量、规模和GDP来衡量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靠发展农业、农村实现了现代化，而且越是农业产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从事农业的人口也越是最少。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一直以农业大国闻名于世，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尚有70%的人口住在农村，“三农”问题几乎成为中国的一块心病。曾经被文人墨客歌咏为精神家园的乡村，并非真像俗语所说的那样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是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成为落后、贫困、闭塞的代名词，生活在这里的年青人，总是梦想着能有一天实现“胜利大逃亡”，挤进代表先进、文明的城市过上现代化的生活。
农村之所以长期处于落后甚至衰落状态，大致上有如下几方面深刻的原因。其一，从古到今，农村的人才大量地流向城市，使农村的发展丧失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人才是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取得长足发展的根本保证，而农村从来都是文盲半文盲聚集的地方，艰苦的环境不但不能把外面的人才吸纳进来，反而自身产生的知识分子也都千方百计地离它而去。退一步讲，就算有大批的人才愿意从城市进入农村，也会因为创业空间的狭窄使他们难以发挥作用。比如曾先后有数百万城市知识青年，满怀豪情地到农村来想干一番事业，谁料都如水牛掉入枯井，最后又不得不重新返回城市。其二，农村产生的财富，大多都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到了城市，使农村的发展一直存在资金不足的问题。和收入相对较高的城市居民相比，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收入相对较低，很长时间里未能形成可以影响市场的购买力。不仅外界没有足够的资金进入农村，而且农民本来就很少的一点储蓄，也通过银行流入城市滋润了工商业，农民想要扩大再生产，从银行贷款却又存在着各种困难。其三，如今大量的精壮劳动力外出打工后，农业生产常常要靠老弱病残支撑，农村经济发展失去了充足的动力。目前农村出现的劳动力危机，情形和大炼钢铁的年代有相似之处：“青壮炼铁去，锄禾童与姑”，只不过当年的“炼铁”变成了今日的“打工”。其四，农村社会特有的封闭性和农民思想上的守旧，不仅使新观念、新技术、新方法难以落地生根，甚至还造成对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的排斥。中国农村最令人惊奇的特征之一，就是几千年来，由于小农经济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使它一直处于一种封闭、自足的状态，这样便造就了农民的闭锁性心态，而几十年严格的户籍政策，也在城乡之间人为设置了一道墙，从而把中国社会分割成两个相对独立的世界。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城乡经济的融合以及“民工潮”的涌动，这种封闭状态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打破。
究竟如何才能有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呢？目前，通过产业、人才、文化、生态以及组织五个具体路径，大力推动乡村振兴已成为举国共识，但在如何把每一项工作全面落到实处，使其成为撬动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点，真正在农村产生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应，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深化认识并强化措施。
比如，在农村推动产业化经营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实践证明，片面地强调把农业做大做强，从事某种单一农产品生产，只单纯地推动农业产业化、专业化和规模化发展，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农民充分就业、收入提高的突出问题。这就需要转化产业发展的基本思路，由以往围绕土地单一地、片面地发展农业，转换为以发展种植业、养殖业为主，同时重视兼顾发展二三产业的基本思路，真正形成种养加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的产业化发展格局。产业发展是人口迁移的指挥棒，只要农村真正形成了可以大量聚集人口的产业格局，乡村生产、生活空间才能得到进一步拓展，流出去的人口便又可能再流回来，农村也才能成为兴旺发达的幸福乐园。
再如，如何留住农村产生的人才在本地发展、服务或创业，同时吸引外边的人才能落户乡村，这是一个涉及到许多方面、同时又需要多管齐下才会解决的复杂问题。人才其实也是跟随产业流动的，传统农业技术含量低，所以不需要使用高素质人才，只有发展具有一定技术或知识含量的产业，才会吸引相应的人才去就业。另外，人才也是多种多样的，发展产业需要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而农村社会的发展、管理和服务，也需要各种实用人才以及社会工作人才。要吸引大批的人才来农村工作，农村基层政府、企业和社区不光需要“筑巢引凤凰”，也要方便和引导各种人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使他们在农村工作一样具有成就感。引进和留住重要的人才，对于一个企业可能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对于整个农村社区未必就一时会有多大的影响，但是如果各方面的人才多了，对农村持续进行智力投入，慢慢地就会量变产生质变，对农村社会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另外，文化建设事业，不光要不断增加或改善乡村的各类文化设施，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让农民享受充分的学历教育。文化是一个人基本素质中最核心的因素，文化素质的整体低下，成了制约农民整体素质提高的关键所在。目前，我国农村基本上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基本上杜绝了青少年当中产生文盲或半文盲，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就业门槛的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所取得的学历，已经不再是一个有效学历。因而，在农村大力开展职业技术教育，让每一个农村青年都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应该是今后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任务。农民要创业，除了缺少资金、技术和信息等必要的条件之外，最缺少的就是各种知识以及运用知识的能力。没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做基础，没有以知识为核心的智力来支持，即使有了资金和技术，也会由于不能正确运作而难以取得成功。
总之，无论是产业、人才还是文化的振兴，这一切都需要通过乡村组织的振兴来推动，也就是需要将广大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就像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那样同频共振，凝心聚力地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才能彻底解决制约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三农”问题。
故乡的苹果传奇
我的故乡泾川县，地处黄土高原腹地的陇东，那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地方。在古代，泾川以西王母文化、佛教文化大量的传说和遗存而著称；如今的泾川，却以“中国红富士苹果之乡”、“全国优质苹果标准化生产示范区”的美誉而闻名。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泾川积极致力于发展苹果产业，终于使全县成为一座大果园。每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每一株果树都似乎绽放着农民的梦想，空气里弥漫着醉人的清香，无论是村庄还是城镇，是乡里人还是城里人，都会沉浸在这无边的芬芳中。而到了金秋10月，整个泾川大地更是硕果累累，每一只苹果都呈现出红宝石般的光彩，都在向世界展示着一种食物的神奇。没有来过泾川的人们，谁会想到贫瘠的陇东黄土地，也能出产如此精美绝伦的苹果呢！于是王母故里的传说，以及泾川农民的风采，都随着苹果源源不断地传播到全国各地乃至国外。
然而30多年前，刚刚包产到户的时候，走遍泾川的南北二塬，满地长的是小麦、玉米这些传统的农作物，成片的果园很少，尤其是将大块的庄稼地建成果园的更少。那时候，剜野菜、吃定量粮的岁月还未走远，饿肚子的经历还活跃在记忆里，因而农民们便把所有的气力都投入到种粮上，最大的愿望就是多打几袋粮食。那时候的人们谁会想到，一只小小的不起眼的苹果，会代替白生生的麦子、黄灿灿的玉米，承载起农民们的致富梦呢！谁会想到，几十年之后，泾川人丹心妙手，会将一种叫苹果的植物，谱写成一个动人的传奇故事呢！
包产到户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乡亲们很快发现，虽然不用为吃饭再发愁了，但花钱的问题却凸显了出来：老祖宗留下来的破窑洞，早该换成一砖到顶的新瓦房了；孩子们要上中学、大学奔前程，需要支付一大笔学费；或者儿子已经到娶媳妇的年龄了，这彩礼钱可不是个小数目……这一切都需要大把大把的钱啊！农业社时期，故乡人给姑娘找婆家，娘家人是要亲眼去看未来女婿家的粮囤的，那时谁家有几囤粮就算是很大的财富。如今粮食不值钱了，人们看重的是有没有新房子、新家具，是手头有没有足够的钱花。时代不同了，衡量财富的项目和标准也跟着变了。
到哪里去挣钱呢？这是故乡人在基本解决吃饭问题之后，普遍遇到的一个新问题。与周边其他县区相比，泾川的农业发展条件应该算是最好的了，不过光靠种粮食，只够一家人全年吃饭，基本上没多余的钱可赚。一亩上等的地，先不管会不会遭受干旱、冰雹这样的自然灾害，就算风调雨顺，投入和管理到位，撑死也只能收1000斤左右的粮食，卖个不到2000元钱，然而扣除机耕、化肥、农药、收割、打碾等成本，也就所剩无几了！农民们都是能算这笔账的，像这样相对贫瘠的土地，并且人均也就2亩左右，仅仅靠种粮食是弄不来多少钱的。
还有什么别的挣钱门路呢？出外打工！这是乡亲们想到的最简单的出路。那时候百废待兴，基建需求旺盛，几乎所有的城市、城镇都在修建高楼，到处是一片热气腾腾的工地，这样自然便需要成千上万个建筑工。于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泾川冒出了无数个包工头，相当多的青壮年被吸引到建筑队，农忙时在家种地，农闲时去建筑工地干活，一年下来也可以拿回家数千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可观的数目。我老家所在的丰台镇以及张观察村，至今仍然以建筑之乡而遐迩闻名。
与此同时，政府也在千方百计地给农民寻找着增收的渠道。出外打工固然可以挣到钱，但不是所有的农民都有条件出去，对于留在村上的农民来说，仍然需要立足土地找出路。在经过多年反复的调研和论证之后，政府给农民找到的致富门路是：大力发展以苹果为主的果树业！泾川的海拔、纬度、土壤、气候等条件，都非常适合于种苹果，陕北苹果大县洛川等地，就是靠苹果让农民致富的。苹果素有“水果之王”、“智慧果”的美誉，营养价值和保健价值都很高，市场需求巨大。另外，苹果也便于储藏、保鲜、运输，销售周期比较长，因而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于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及进入本世纪以来，前后历时30多年，泾川的县乡两级政府，一届一届如同接力赛似的，都把种苹果作为一项支柱产业来发展，果园面积从零发展到如今几十万亩，一跃成为全国“兴果富农”百强示范县，可以说让泾川的农村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巨变。进入丰产期的苹果，1亩地在正常情况下，收入可以达到1万元左右。试想一下，如果不是主要依赖于苹果产业，还会有什么其他重大的致富项目，能让众多的农民在打工之外，获取相对丰厚的收入呢！可以这样说，一只小小的苹果，不但承载了故乡农民的致富梦，同时也重塑了陇东农业发展的轨迹。
如今看来，大力发展苹果业，提高现有土地的出产率，确实是一件功德无量的惠民之举。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让全县几十万农民奔小康的好项目，从最初到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却一直不被农民们所认可。他们嘲笑和质疑政府：自古地里就是长粮食的，谁见过能栽苹果树？种这么多的苹果谁来吃呢？难道中国人以后都不再吃粮食，就靠吃苹果过日子了？
为了把苹果产业尽快发展起来，县、乡层层往下压指标，派干部专门到村上督阵，完不成任务轻者受批评，重者会影响到职务升迁，因而栽果树成了当时干部最为头疼的差事。乡里、村里为此开了无数次会，苦口婆心地劝说人们栽果树，农民们就是不愿栽。乡上一看宣传、动员收效不大，而上头又催得十分紧，于是在无奈和焦躁之中，只好由乡上花钱买树苗、买劳力，替农户把果树栽进地里。可谁又会料到，强栽到地里的树苗还没有发芽，或者还未应付过上级的检查，就被农民们偷偷拔掉，拿回家晒干当柴烧了。这样如同拉锯似的折腾了好几年，其间采取十分严厉的处罚措施，总算让农民勉强把苹果树苗栽进地里。
按苹果园专业的管护要求，果树一旦栽进地里，就不能再套种高杆作物了，否则树与庄稼相互争肥，两者都长不好，不仅影响果树的生长，还会延缓挂果时间。然而农民们却不管你那一套，非得在果树下套种不可，于是乡上便组织人力到地里，把套种的小麦或玉米给翻了，为此干部和农民打起架也是常有的事。从理论上讲，苹果树苗栽到地里，生长三四年就会挂果，到第5年就会有经济效益。然而，由于缺乏专业的种植技术，同时也缺少科学的管理手段，加之农民们普遍思想认识不到位，甚至其中还有人为的破坏等等，因而在最初的10多年里，大片的苹果园总是不能按时成长起来，不能按时挂果并且见到效益，这种局面大大地延缓了苹果产业的发展进程。
要让苹果真正成为能卖大价钱的商品，决不能像房前屋后的几棵杏树、桃树，让它们顺其自然地生长就行了，而是需要从各方面进行管护，技术程度比种粮食高多了。必要的管护措施和环节，大致是这样：每年冬天，或者说果树在开花之前，需要对其进行修剪，不修剪的树是难以提高产量的。开花以后需要疏花，目的是为了防止花量过大，造成果树养分消耗，因而需要把多余的、弱小的花朵摘掉，同时也增加坐果率。苹果长到拇指那样大时，又需要蔬果，如果果子太繁，就会长不大，成不了优等果，因而便卖不了好价钱。疏果之后，又需要套袋，目的是为了让果子避免灰尘污染，减少病虫侵害，使果面光洁美观。以上工作做完之后，时序也就到了盛夏，而这正是苹果生长最为关键的时节。如果遇到干旱，便需要给果树浇水；如果遇到病虫害，便需要喷洒农药，另外还要注意预防冰雹等极端天气。临摘前半月时，为了让套在袋中的苹果着色，又需要把袋子一一摘掉。摘袋后，为了改善树冠内膛、下裙枝等部位光照不足，又要在树下铺设反光膜给苹果增色，增加全红果数量，从而提高苹果外观质量。总之，将一只苹果由花蕾伺候到成熟，与把一个孩子从母胎抚育到能自己走路一样，哪一个环节都不能少。
在这里，我顺便提一提3个人，他们都与苹果产业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关系。
第一个叫向国科，是我小学、中学的同学。我老家所在的丰台镇，目前果园面积数万亩，是泾川著名的苹果大乡。而丰台镇大面积栽种苹果树，是从我老家所在的张观察村开始的，首先在自家地里大批量栽树的两个人，其中有一位叫向国佐，是向国科的大哥。向国科上世纪80年代初农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县农林部门工作，他不仅对于苹果栽植技术十分精通，同时也对其市场前景有充分的了解。向国科拥有的知识与他大哥的胆识一结合，于是丰台镇以及张观察村的第一座苹果园，便在1986年横空出世了。应该说，在全镇、全村苹果产业艰难发展的过程中，向国佐起了相当大的示范带动作用，而向国科在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对其兄的支持，应该也是功不可没。
第二个叫张怀成，也是我小学、中学的同学。张怀成最初是通过从事建筑业，从一个传统的农民转变为现代企业家的。在建筑业、房地产业等领域取得成功之后，他把发展项目扩大到苹果产业上。然而他投资苹果产业，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帮助乡亲们致富，用他自己在2015年全县双联行动大会上发言的话来说，就是“我要帮助他们！”于是，这样一个情怀故土、心系乡亲的人，曾经拿出了12万元，购买有机肥150吨，无偿发放给村上的果农；先后投入1000多万元，在村上建成了6000吨气调果库1座，以成本价让利给村上果农收购储藏果品；投资150万元购置果品包装框自动生产线1条，年生产果框10万多只，将生产的周转箱无偿提供给果农……正是由于有了像张怀成这样一批致富不忘乡亲的农民企业家，在二三产业领域掘得第一桶金之后，也投身到苹果产业，从而带动了全县苹果业的产业化经营。
第三个叫张曙明，是我的二弟。二弟小学毕业时，还处在农业社时期，家里为了保证我能有条件考上大学，就动员他到生产队干活。由于父亲是一名基层干部，1983年家里“农转非”时，父母又说服二弟留守在老家。这样，家里其他人便都脱离农村进城了，只有二弟的命运仍然与土地连在一起，所有的经济来源都要依赖土地。好在父亲当时对种苹果有些认识，便鼓动二弟在地里栽上了果树。我基本上目睹了二弟从一个只会种粮食的农民，逐渐转变为远近闻名的种果能手，尤其是成为一个在全镇能数得上、叫得响的果树技术员的全过程。每年冬春季节，二弟都要手拿一把果树剪子，走乡串户为乡亲们剪树，大多数果园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有时候我会想，假如老家不发展苹果产业，二弟会靠什么去致富呢？苹果将他塑造成了一位新式农民，他因苹果而成就了一家人的温饱生活。
如今走遍丰台镇以及张观察村，到处都是一片苹果园，果树掩映之处，是一年年多起来的小康屋。二弟家的小康屋是20年前修建的，应该属于村上第一代小康屋，那时的标准不太高，一般都是修一层。现在乡亲们普遍富裕了，因而不少小康屋都是修两层，并且屋子里摆放着新式家具，门前还停放着小汽车或者农用车。以前种粮食的时候，作物秸秆不是用来做牲畜的饲料，就是被充当了做饭、烧炕的燃料，而且沟里的草也被刮得净光，甚至连树也被偷伐做了燃料了。如今家家门前屋后，都有一个由剪下来的果树枝组成的大柴垛，不仅没人再下沟割草、偷伐树木了，就连作物秸秆也很少做燃料了。发展果树业，不仅给农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同时也带来了观念的转变、技术的进步以及生活的变迁。农民们从务果过程中，真切地感受到了传统农业已经完成自己的使命，从此将慢慢地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以规模化、集约化、科技化和专业化为特征的现代农业。想一想，如果不是政府30多年来，坚持不懈地推动果树业产业化，如今还会有什么项目、什么门路、什么渠道，能够如此大面积地解决全县几十多万农民的温饱问题呢！
经过30多年的博弈、磨合以及不断适应，如今大多数从事苹果业的农民，内心里还是逐渐接受了政府的倡议和安排，也认为政府这么多年殚精竭虑，确实给农民办了一件大好事。的确，苹果业发展的历程告诉我们，在我国，在故乡，农民至今仍然是一个十分庞大而特殊的群体，他们勤劳、朴实、善良、本分，但同时也保守、固执、散漫乃至狭隘，面对市场经济以及全球化趋势，如果没有政府有效的引导、组织和推动，他们很难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改变农村的现状，尤其是很难找到一条可供大多数农民都能走的致富之路，这一点不容置疑，难以抹杀。
30多年的风雨历程，让故乡人谱写出了苹果传奇。但是，随着苹果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市场供应量的相对饱和，产品质量以及价格的激烈竞争，我们今天所看好的苹果业，时下也遇到了十分严峻的考验。因而，对于苹果之后的下一个传奇，故乡人又将会如何去谱写呢？
我相信传奇会有精彩的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