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克劳迪娅和贝尔恩德不让自己被抓获
那是一月份大雪纷飞的一天。我站在一处被大雪覆盖的狭长山丘上，望着山下熟睡的、同样埋在雪中的一个村庄，尝试回忆当时的情景，那时我在山下村里一间几乎没有家具和供暖的住房里度过了两个半月时光，所住的房子更像是一个仓库，它紧邻一条溪流，一半河面在许多年前类似于今冬的严寒天气里都冻住了。我站在山丘上，目送自己一呼出便凝结的气息，目光一直延伸到那只松鸦身上，它刚刚还蹲在一根堆满积雪的树枝上，转眼间便飞向灰色的苍穹，消失在下一个山顶后面。
那条乡间公路就像一幅儿童画所描绘的那样，从灰白色的地平线一直蜿蜒到我脚下的原野。这时公路上已经有一辆汽车驶近。它不是法拉利250高性能跑车（12缸4冲程发动机，汽缸容积2953立方厘米，功率240马力，最大速度230千米/小时），甚至连保时捷501也算不上（6缸4冲程发动机，汽缸容积1995立方厘米，功率120马力，最大速度200千米/小时），而仅仅是一辆NSU 王子（2缸4冲程发动机，汽缸容积578立方厘米，30马力），它正以每小时120千米的速度驶出被大雪覆盖的村庄，在这个路段顺风上坡行驶。而此时我连轻型摩托车驾照也没有，克劳迪娅和贝尔恩德在车上大喊大叫，让我继续保持靠右行驶，以便躲过转弯处警察们的视线。但是这根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的NSU王子的两个后轮轮胎几乎都瘪了，以至于我几乎无法使车体保持平衡。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领先了一大截。塞满警察的大众T2型公务用车在我们身后追赶，车里的警察开始噼噼啪啪地开枪射击。子弹射入雪堆，从沥青路面上弹起，敲击着汽车挡泥板柠檬色的油漆。克劳迪娅在杂物箱里翻寻到一把手枪。它没有装子弹，我说道。什么，没有装弹？里面没有水。水？这是我的水枪。天哪，你发疯了？贝尔恩德喊道。豌豆枪到底在哪儿？不记得了，但是这把水枪的性能真不错，它前面有一个环圈，这样你就可以向拐角处射击了。你们都是些胡说八道的家伙，地地道道的胡思乱想者，我心里想，你们本想向阿希姆借气枪。他不在家，只有他祖母在场，而她不愿把气枪交出来。小心！我的身体向左侧倾斜，差一点儿我们就翻车了，但是克劳迪娅和贝尔恩德机智果断地把自己甩向车厢另一侧，这样我只是暂时脱离了行车道。积雪高高扬起，飞溅到挡风玻璃上。雨刷疯狂地刷个不停。或许我们应该干脆掉头，克劳迪娅喊道，他们做梦也不会料到我们会这样做。对，贝尔恩德也喊道，然后我们就从他们旁边飞速驶过，在他们意识到情况有变之前我们早已逃之夭夭了。不，别胡闹了，这纯属无稽之谈，我们必须赶到下一个地方，它离这儿不太远了，此外前方就已经开始下坡了。是的，没错，我已经看到几栋房子了。我们必须甩掉他们。我驾驶汽车毫不减速、发狂般地驶进居民点，顺着白坪大街往下开，然后向右拐入池塘巷，从出售裹有巧克力糖衣的香蕉切块的福尔面包店旁边驶过，沿途又经过施帕尔丁卫生用品店、布赖登巴赫食品店、毛厄尔杂志和烟草店、勒尔食品店和歌咏协会，在快到道姆面包店门口的地方我停了下来。快点儿，我喊道，警察们还没赶到。我们下了车，跑到对面的院落门口，穿过院门来到后院。我们必须翻过院墙，那边就是校园，从那里我们可以继续跑向凯尔伯绿地。我们跳到垃圾桶上。你们在那儿干嘛呢？一个声音从后排房屋的一扇窗户里喊道。马上站住！我认识你们！马上站住别动！否则的话我去找你们父母！我很快转过身去。一名扎着长围裙的妇女从三楼的走廊窗户里探出身来，手里晃着鸡毛掸子在威胁我们。此时警车刚刚从敞开的院门口疾驰而过。他们没有看到我们，我说道，他们肯定开往高处的格雷泽尔贝格了。要是这样我们最好往反方向逃跑，贝尔恩德说道。赶紧。我们又从垃圾桶上跳了下来，飞奔穿过门廊。站住！那名妇女又大声吼道。我们小心翼翼地窥探外面的大街。街上看不到警察的一丝踪影。开溜，动作快点儿！我们向左沿着池塘巷一路飞奔下去，向右转入费尔德大街，跑到铁路路基处又向右朝韦德曼废品站方向继续飞奔。我们必须分开，克劳迪娅说道。对，我附和说，如果我7点钟还没有到家，无论如何都会惹麻烦的。我8点钟到家就行，贝尔恩德说。最好我们好几天都不见面。我们点头称是。如果警察到谁家登门的话，他要立即电话通知其他人。但是我们应当说些什么呢？干脆就说事由是周一的数学家庭作业。周一的数学家庭作业，就这么定了。然后每个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不出意外周六4点在洛赫碾磨厂会合。周六我必须去教堂忏悔，此外在爵士音乐俱乐部碰面不行吗？那就说好5点半，可以了吧？
晚上8点20当我穿着睡衣、在放电视的房门口道晚安的时候，我尝试很快捕捉一下荧光屏上的画面，看到了在湿滑的马路上飞奔的男子们的模糊录像，心里感觉又紧张起来。不，那不是我们。但是他们好像并未放弃搜寻。一张罪犯的模拟像被公示出来，它是用铅笔画成的，但幸运的是画像上嫌犯的头发要长得多，因为我上周才刚刚去剪完头，现在头发连耳朵都没有盖住。但是前突的下颚，这一点可能会像我。然后又是下一张画像，这一次是女的。不，她也不是克劳迪娅。克劳迪娅长的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画像上的女人一点儿也不像她，她有着完全不一样的眼睛，嘴唇也没有那么薄。
然后电视上又讲了一些跟一封招供信有关的事情，但是我们什么也没有供认。从未有过，此前也没有。曾经有一次我们共同写了一些东西，但并未把信寄出，而且马上就把它烧掉了。当时的经过是这样的，我把信带在身上，在穿过亨克尔公园回家时路上正好没人，我就点着了信，把它扔到砾石路上，在信彻底烧毁之后我又把剩余的纸灰踩碎。但是奇怪的是，那些人说出了我们的名字，也就是说我们组织的名字“红军派”，尽管这个名字还根本未被确定，原本我们想再表决一次，因为克劳迪娅觉得这样命名不太好，只是她也想不出其他建议，只好说或许我们根本不需要命名，毕竟我们不是要成立一家俱乐部的孩子，她这话也有道理，尽管最好还是给组织起个名字，特别是如果以后还有其他人加入的话。尽管如此我在心里自问，播报新闻的那些人是从哪儿知道这事的，因为我们没有向任何人说起过此事，我没说过，就连阿希姆也不会。
克劳迪娅肯定会守口如瓶的，因为她也属于基层组织，这样成员们商谈的事情是绝对不允许向外泄露的。贝尔恩德反正没有问题，因为他的故弄玄虚有时已经够让人心情烦躁的了。但是米夏埃尔·雷泽就不好说了，他总是可疑地待在我们附近，因为他想“偶然”听到我们都在谈论些什么，了解到我们认为什么是好的，以便他可以仿效。但是恰恰因为我们知道这一点，而且也因为他的模仿让人神经紧张，所以我们特别提防他，在学校里我们对这样的事情闭口不谈，这是我们事先商定好的，在课间休息时也不谈论。如果有事要商量，我们干脆就说今天中午在洛赫碾磨厂或者随便其他地方，如果情况紧急，就在回家路上的操场上，但是即使是在那儿我们也总是格外小心，因为有时会有老师在操场。但是雷泽真让人猜不透，贝尔恩德也认为，这家伙或许在我们背后刺探了很多情况，当我们课间在地下自行车车棚里匆匆地吸一支烟的时候，他会溜回教室乱翻我们的书包，因此我们从不在班级里放任何可疑的东西，而是始终把一切都装在外套里。雷泽也看《士兵》连载小说，是班上唯一借助润发油把头发向后梳的人。这种发型使他看上去非常市侩，当他在体育课上被汗水湿透的时候，头发就会向前散落，长长的盖住他的整张脸。然后在一次午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只是相互比画着各种拳击动作，在快要击打到对方脸部时就立即收手，而他却直接打到了贝尔恩德的鼻子上，声称他是不小心失手才这样的。但是或许当时他就是故意的，或许他真的跟在我们后面想报复，因为我们总开他的玩笑，原因是每当一支笔掉在地上、他弯腰捡起笔之后，总会很快变得满脸通红，看样子仿佛是简单的弯腰都会使血液涌入他的头部。当然这样做很卑鄙，因此我偶尔也会同情雷泽，有一次甚至中午跟他约定见面，尽管贝尔恩德认为雷泽这个人不值得人们同情，所以我没有告诉贝尔恩德任何我和雷泽约会的事情，在那之后也没有。不管怎样这件事挺难为情的，我必须专程坐6路车出城去往卡斯特尔，因为我不希望他到我这儿来，然后我就坐在雷泽的房间里，但是他根本没有任何单曲唱片，甚至连收音机都没有，他只有《士兵》连载小说和铅质小兵，他用这些小兵在一个自制的沙盘上模拟各种战役，沙盘上有山包、一条河流以及我们也有的法勒铁路模型的撒草粉。小兵模型分量都很沉，大约有火柴盒那么大。雷泽把其他人物称作平民，他们必须全部丧命，或者在逃亡途中淹死在河里，这些人物模型却要小得多，因为它们也来自法勒模型公司，这些人其实都属于火车站乘客，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提着箱包，某些甚至挥动着手帕，我觉得这样挺傻的，因为这与沙盘场景一点儿都不匹配。然而雷泽却认为，那些提箱子的是在逃难途中，挥手帕的是想要投降，因为人们在投降时会挥动一条白手帕。在游戏中我总是扮演那些法勒平民，提着箱子试图跨越河流登上山丘，但是雷泽的士兵已经站在那儿恭候了，于是我就把手里挥动手帕的派到前面，但是雷泽索性把他们也一块儿射杀，这样一来我也不再打心眼里同情他了，特别是当他全神贯注的时候，总是把舌头怪怪地向外翻转。他在暴怒的时候也是这副模样，当我让一个法勒公司造的小人模型干脆从一名士兵双腿间溜掉时，他随即生气地说道：这不公平，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是我对这种蠢傻的游戏不再感兴趣了，想最好马上就走，见我这样雷泽让步了，给我看了一个大约有橡胶小球那么大的银色圆球，问我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当我回答不知道时他说：这是真正的火车机车所用的轴承里的一颗滚珠。我说：搞错了，因为我尝试想象火车机车的滚珠轴承得有多大，因为我只熟悉挂有小珠子的细链。然后我们又闲坐了一会儿，雷泽问我觉得阿妮塔这个人怎么样，我回答说挺好的。然后我说我现在必须要走了，这也算是一半的理由吧。于是雷泽说道：好吧，兄弟。这让我觉得有点儿怪，因为我们班级没有人这么说过，我在思考还有谁说过“兄弟”这样的字眼，因为我曾经听到过有人这么说，但就是想不起是谁了。
现在他们在电视上展示那辆黄色的NSU王子，以及我们画在厚纸板上的车辆牌照。我觉得NSU这个名字很好，因为它是英国“奶油乐队”（Cream）唱的一支歌。“开着我的汽车，抽着我的雪茄，唯一让我快乐的时光，就是弹起我的吉他，啊哈哈哈哈，啊哈。”此外那辆NSU停在那里，车门未锁，车上还插着钥匙。现在他们开始展示我的水枪，当时我们把它忘在车上的杂物箱里了，我心里在想：真让人恼火，因为这把水枪很独特，也因为它肯定不再有售了。这时母亲问道：哎，你不是也有一把这样的水枪吗？我答道：不，我的跟这个完全不一样。这把枪不也能转向射击吗？是的，但是外观不一样。你的在哪儿？我把它借给阿希姆了。
我还在想：如果他们在水枪上找到指纹，然后去学校采集我们所有人的指纹，那该如何是好？我曾经读到过，有人专门为此把指尖磨平，但是这也无济于事，因为指尖总是马上就重新长出，而且带有相同的纹路。即便水枪上有我的指纹，也不足以说明那辆NSU就是我偷的。毕竟我可能真的把枪借给别人了。我也确实把水枪借给过别人，尽管不是这把，因为它是我最珍贵的，那一把是用透明塑料制成的浅绿色的，人们总能看出枪把里还剩多少水。我可能会说我把枪借给了雷泽，然后他们将会驱车去雷泽家搜查他的房间，会在那儿找到所有的《士兵》连载小说和铅质小兵，还有那颗铁珠，他们或许会认为它是一颗用来装填武器的子弹，任由雷泽怎么解释它来自火车机车上的滚珠轴承，他们也不会信他的。他是怎么得到火车机车上的滚珠轴承的呢？
我还特别想知道，电视上那些用模拟像搜寻嫌犯的人都做了些什么，但是母亲打发我下楼回自己房间了。那里一直还摆放着我的骑士城堡，尽管我早已过了玩这种玩具的年龄了。去年我用我的“威望”模型的边角余料对它进行了改装，但是人们一直还能看出，它在改装前是一座骑士城堡。安德烈亚斯·巴德尔[1]是我最珍贵的骑士，因为他身着一套乌黑锃亮的甲胄，现在他正忙于锯开吊桥，古德龙·恩斯林[2]正把白人骑士中的一员推进城堡壕沟。古德龙·恩斯林是一个用棕色塑料做成的印第安女人模型，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她，因为她一点儿详细背景也没有，但是她是众多人物模型中唯一的女性。我是有一次通过抽奖在一个魔术袋里赢到了她，当时她正躺在一堆爆米花里。
不知道为什么，我禁不住一下子想起了去年复活节我得到的那个肥皂兔。当时人们必须把它从包装里取出放到洗手盆边缘。第二天它就长出了一层特别柔软的绒毛。当然人们不准用它来洗手，然后绒毛不见了，也没有再次长出。我从未用它洗过手，但是我的小弟弟肯定用他沾水的手指抓过它，因为一天早晨它身上的绒毛褪得干干净净。接下来我又等了几天，看那绒毛是否再生，在确定不会再发生这种情况之后，我也开始用它来洗手了。我今年又希望自己能有一个这样的肥皂兔，但是并未如愿得到。可能是因为我年龄太大了，不适合获赠这样的东西，而我弟弟还年纪太小。我之所以想起那只兔子，或许是因为我在考虑我们怎样才能伪装自己，考虑可能在哪儿搞到一副假发。虽然我从克尔伯那儿得到了一副披头士乐队假发，但是它只不过是一种简单的塑料头盔，而且对我来说也太大了。戴这样的假发会立即引起别人注意，此外我根本不喜欢当时的发型，就像老师们所说的“蘑菇头”，而是喜欢甲壳虫乐队自演唱Help（“救命”）以来所风靡的那种头型。长长的头发反倒更引人注意。盖尔就总是遭到别人的辱骂，被问及是男孩还是女孩。
我把藏在柜子后面的那个标准A4笔记本拽出，本子上写着所有与红军派有关的事项。比如里面写着，谁是我们组织的成员，我们什么时候碰面，谁带来了哪些单曲唱片，还有我们的标志，尽管它还没有被完全设计好。起初我尝试把它设计成类似于体操协会的标志那样。比伯里希体操协会的缩写是TVB，这正好也是三个字母。在一个七角形的红色的骑士盾牌里，首先自上而下写着一个长长的字母T，在T的纵向笔画上写着小一些的V，V下面又是字母B。然后标志上还写着该协会成立的年份数字：1846。在字母T的纵向笔画的左侧是18，右侧写着46。于是我用透明纸描印了这家协会的徽章，自上而下分别把T、V、B改画成R、A和F，其中A跟原先的V一样要小一些，然后把左、右两侧的年份数字分别换成19和69。我觉得这种设计看上去很漂亮，但是克劳迪娅不喜欢。她认为这样的标志太庸俗了，毕竟我们不是体操协会。她的话有道理。我也很久没有去过体操协会了。每次都必须穿黑色的体操裤和滑稽的汗衫，首先这一点我就觉得很无聊。而且我们谁都不允许穿毛巾布袜。
但是不管怎样我觉得这个数字（1969）还是挺好的，我也建议不要在标志上写上我们俱乐部成立的真实年份，而是干脆写上一个更为久远的年份，就像我也在组织名单上罗列了一些根本不属于我们的成员一样，因为每一家协会都有自己的名誉会员，他们并不真正参与体操训练或者在体操馆出现，但尽管如此也是协会的一员。在我们组织约翰·列侬、斯蒂夫·马里奥特、金格尔·贝克还有其他几个人都是名誉会员。因此我们也需另想一个成立日期。不一定非要是1846年，但是可以久远一些。所以我收集了关于野孩帮、新护卫队，也包括圣星唱派的所有可能性历史。在收集到的资料中我碰到了小马克斯·雷格尔这个人。他于1913年3月19日出生在威斯巴登。我觉得1913是一个不错的日期，因为我十三岁，准确地说是十三岁半，也因为对许多人来说十三是一个不吉利的数字。这个小马克斯·雷格尔虽然没有直接成立过团体、帮派或者俱乐部，但是我们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俱乐部，而更像是一群单独的斗士，正如克劳迪娅所说的图帕马罗城市游击队员。这些乌拉圭游击队员的标志是一颗恒星，跟比伯里希体操协会的标志一样，恒星上自上而下也印有三个字母：M、L和N。令我不解的是图案上根本没有出现字母T，要是这样TVB也可以叫作比伯里希图帕马罗城市游击队，或许我们干脆就应当这样命名。贝尔恩德也许会赞同，但是克劳迪娅不会，因为她觉得“比伯里希”太俗气，在这一点上她也是有道理的。我也认为“红军派”这个名字要更好。
确切地说小马克斯·雷格尔是一名刑事犯，就跟于尔根·巴尔奇或者蒂莫·林内尔特的劫持者一样，而且他还虐待过男孩，所以我从圣星唱派那儿无法得到他的历史，因为那里讲述的都是些做善事的男孩，比如给一名垂死的妇女送去一块圣饼，就像当时罗马人当中的那名男孩一样，那个时候基督徒们还在遭受迫害。那个男孩在某一个地下墓穴里从一名教士那儿得到了圣饼，必须非常小心地把圣饼带给那名妇女，因为它是我主上帝的圣体。男孩也照吩咐做了，尽管没有说他是把圣饼装在圣体匣中、圣餐杯里还是其他器皿里，或许最好都不是，因为这样会更惹人注意，但是他也不可能把圣饼握在手里，所以我认为他是把圣饼放在一个盒子里，如果当时还没有盒子的话，也可能是把它裹在一块布里。天色已晚，原本男孩早就应该到家了，当时的街道没有路灯，就跟鹰徽后面的阿道夫小巷一样昏暗，但是整个城市哪儿都一样。当男孩揣着圣饼拐进一条街道的时候，老远就看见一帮非基督教罗马青少年在那里闲荡，就跟福德贝格人一样，因此他也马上知道，无论他说些什么都会有麻烦的。但是他也不能索性掉头，因为那帮人已经看到了他，那样他们就会立即跟在他身后。因此他把圣饼藏在外袍下面，这让我回想起另外一个我们在拉丁语课本中读到的故事，只不过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名斯巴达人，他在一名富有的古罗马贵族那儿偷了一只活的狐狸，狐狸是主人当作某种宠物来饲养的，在接受一名卫兵检查的时候，他也把狐狸藏在外袍下面。整个检查期间他都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尽管狐狸用利爪把他的整个胸脯都抓破了。斯巴达人非常顽强和坚韧，而罗马人则显得有些娇弱，因此一方面我更愿意接收斯巴达人加入我们组织，另一方面荣格博士总说，我们的长头发令我们缺乏阳刚之气，可我的头发甚至连耳朵都没有真正盖住，因为我根本不允许留长发。如果披头士乐队，甚至滚石乐队或者更像斯巴达人的谁人乐队也因为他们的长发而显得女里女气的话，那我也情愿跟他们一样。不管怎样那些非基督教罗马青少年非要查看一下，这个基督教男孩在他的衬衣底下到底藏着什么。当然他不想把圣饼交出来，因为它是我主上帝的圣体，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他们只想玷污圣饼，以此讥讽和诽谤整个基督教。所以他们把他撞来撞去，开始往他身上投掷石块，直到他的头部被严重击伤他们也不停手，最终男孩倒地死亡。但在临死前他把圣餐施舍给了自己，虽然他还未满十岁，也就是说还根本没有参加过第一次圣餐仪式。尽管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么做不算罪孽，因为通过此举他保护了我主上帝的圣体不被诋毁，他甚至会被敕封为圣徒，因为他像一名殉难者一样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那个小男孩身上，他在米勒同志的指引下做出自我牺牲，那个男孩1937年出生，据说1943年就实施了一起暗杀行动，尽管那年他还不到六岁，甚至连写字都不会。人们不清楚他后来怎样了，不知道他还活着还是在那次暗杀中丧命，或许他在1957年才被射杀的小马克斯·雷格尔之前就已经死了，那一年我们大家才刚刚出生没几年，我指的是我、克劳迪娅和贝尔恩德。
生活中当然我们永远也不会让别人抓获。或者也不会像小马克斯·雷格尔那样在被人跟踪时逃往东区。至少我不会那样做。克劳迪娅说，人们在那边更容易搞到武器，因为还在十四岁的时候人们就必须每天中午放学后去参加军事训练。训练中可以用旧式俄制机枪来回扫射。此外人们对东区的孩子们有着完全不同的期许。他们可以携带刀具、弹弓和气枪，可以检举或者暗中监视自己的父母。或者也可能是老师。如果发现比如像荣格博士那样只会讲述斯大林格勒的老纳粹，那么孩子们可以告发他，允许自行在地下司炉间审讯他并扇他耳光。如果在这之后他竟然被允许继续留在学校任职，那么学生们可以自己决定他们的家庭作业。但是在东区人们不许留长头发，也不许听音乐，只能听国际歌和进行曲。而且饭菜也不好，比我们战时的伙食还要更差。他们没有铁路和有轨电车，因为他们必须把一切都拆掉运往俄罗斯。每一枚生锈的螺丝他们都必须运往俄罗斯，但是为此他们却得到了机枪。他们也没见过口香糖或者糖果之类的东西。巧克力在东区就是撒上可可粉的陈面包。可可粉他们有的是，因为可以从古巴那儿得到，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也做不出巧克力，因为他们缺乏相应的机器。一旦机器坏了就没有备件，所有的问题他们必须自己解决，就像当初我们去罗滕堡郊游的时候，那名来自全德汽车俱乐部的男子用明爱会[3]那位女士的紧身连裤袜替换了破损的三角皮带，而我总是禁不住在想，现在那位明爱会女士在她的裙子下面可是什么都没穿呀，这让我觉得很恶心，因此我宁愿要一份拿在手里吃的冰激凌，尽管它在分量上比坐在桌边吃的那种要小得多，但是我就是不想跟那帮人坐在一起，而是走到前面的露台上，仿佛想再仔细观赏一下外面的城堡，其实我对城堡一点儿兴趣也没有。现在那位明爱会女士裙子下面什么也没穿，对此我父亲没有丝毫的介意。他可以挨着她坐着吃他的蛋糕。而我弟弟反正年纪还太小。在东区人们也可以告发那位明爱会女士，因为她没有穿紧身连裤袜。假如她说那是不得已的情况，她也是不情愿才在灌木丛后面脱掉连裤袜，把它交给那名来自全德汽车俱乐部的男子的，那么人们可以说她在撒谎。也就是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人们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但是除此之外，除此之外她也总在说谎。人们终于可以利用这次机会来指控她，因为不穿连裤袜来回乱跑，这在东区是被禁止的。总而言之不穿制服来回乱跑都是不允许的。要是在东区我就不只有一把塑料三刃尖刀和一把橡胶匕首了，还会有一把真正的带角柄和血槽的旅行刀，用这把刀我就可以在她脸前挥舞了。但是如果我们去东区，那位明爱会女士对我一点儿用处也没有，因为这样的女人只在我们这儿才有。如果在这里我告发她不穿连裤袜到处乱跑，那么他们只会耸耸肩表示无可奈何，因为他们肯定在想这里反正所有的人都在半裸着身子到处乱跑，仅仅是因为我们不必穿校服，不必放学之后去参加军事训练。但是我可以说她是一名帮助逃跑的胁从犯，她用自己的欧宝大尉车从东德拐骗年轻的姑娘，紧接着让她们在西德这边不必穿连裤袜而到处乱跑。这样的话他们就会真的感到愤怒，或许我会接到任务去劫持那位明爱会女士，然后把她送往东德。为此人们不仅会给我一把旅行刀，还会向我提供其他武器和一部美乐时相机，这样我就能够偷偷拍摄任何东德可能感兴趣的建筑或者人物的照片了。一部美乐时相机要比我的柯达傻瓜相机好上千倍，后者只能拍正方形的照片，要想取高大的景物就必须斜着拿相机拍照，因为这样才能照到更多的景物，如此拍出的照片就像一个菱形方块，尽管它在相册里看上去很傻，此外也相当占地方。另外美乐时相机的体形要小得多，比一个火柴盒大不了多少，只是要稍微长一些，颜色是银色的。阿希姆希望过生日的时候从他祖母那儿得到一部这样的相机，或许我可以把相机借给他用，然后我们就不必去东区了，因为他们在那边除了武器根本什么也没有，就连玩具都没有，尽管我其实对玩具不再感兴趣了。但是也没有唱片和收音机，就算有收音机，里面播放的也只有广播通知和国歌，而且就像我们音乐老师伯恩哈德所说的，那首国歌还是由一个名叫汉斯-阿尔贝斯-施拉格的人抄袭的。电视他们那儿也没有，因为人们不应当知道在其他地方有很多糖果出售，不该知道人们甚至在房管员施文克那儿就能买到巧克力王子、韦伯蛋糕和膨化食品，也不该知道巧克力和撒上可可粉的陈面包事实上完全不一样。
有人在敲门。我很快把标准A4纸笔记本塞到枕头底下。敲门的是那位明爱会女士。你还没睡吗？她问道并站到门框里。不，我说道。她穿着一件装饰有花朵图案的浴衣。这就意味着她又在这里过夜了。你母亲也已经上床睡觉了。我点了点头，把脚从拖鞋里拔出。是这样的，明爱会这位女士说道，我刚才在电视里看到，一些二流子或者无政府主义者想来这里把比伯里希镇的百货商店炸掉，他们（警察）正在搜寻这些家伙。在电视上他们展示了那辆逃跑用的汽车以及他们在汽车杂物箱里找到的武器，此外还有一种类似炸药的东西，它的形状一点儿也不大，而是装在一个黄色的鸡蛋里，我觉得这样的东西我在你这儿也曾经见到过。橡皮泥，我说道。是的，可能就是这个。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那是塑像用的黏土。那它有什么特点呢？它可以像橡胶球一样蹦跳，人们可以把它拉得很长，可以把它撕开，也可以用它从报纸上印制图片。怎样印制呢？如果人们把橡皮泥放到一张报刊图片上狠压的话，照片就会被印在塑像黏土上了。那样的话那帮家伙可能使用了橡皮泥来印制传单？不，这不可能，要是那样人们将需要上百块橡皮泥，要知道橡皮泥很贵，每一块都要花费将近五马克。给我看一下你的？我把它借给阿希姆了。是吗？那好吧，反正这事也不太重要。如果阿希姆把橡皮泥还给你了，你再让我看一下吧。行。那就晚安。晚安。
明爱会那位女士预感到些什么，但具体是什么我不知道。当然把橡皮泥带在身上并把它遗忘在汽车杂物箱里，这也是非常愚蠢的。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要这么做。我所有珍贵的东西现在都没了。但尽管如此这些也不足以构成证据，因为百货商店里至少有十把那样的水枪，橡皮泥在赫尔提百货公司也能买到。这时又有人敲门了。我很快躺到床上把被子盖好。还是我，明爱会那位女士边说边把头探进门来。现在她浴衣的上端一下子敞开了，我可以看到她的胸罩。我还有一些事情忘记说了。他们在电视上还谈到了一种蜂鸣器，那也是他们在车里找到的。它难道不是那种你曾经给我看过的小型装置吗？人们给它上好发条，把它藏在手里，当你把手递给我的时候，它就开始转动起来，我着实被吓了一跳，还以为自己过电了呢。没错，是那玩意儿。你能让我再看一下吗？它好像还真挺危险的。她往屋里又迈了一步，身子也往前倾了倾，以至于我看到了整个胸罩以及胸罩下面的一块肚皮。蜂鸣器我也借给阿希姆了。什么？把它也借给阿希姆了？是的，我把整个宝物盒都借给他了。但是你的宝物盒却在那边的架子上放着。我指的不是宝物盒本身，而是里面装的所有东西。橡皮泥、蜂鸣器、不能用来饮酒的白兰地酒杯、魔术肥皂、冰水，还有那把能够转向射击的水枪。啊，水枪也借给他了？是的，也借出去了。你最后一次见到阿希姆是什么时候？昨天在学校里。不是在今天中午吗？不，今天中午没有。阿希姆可是留着长头发，不是吗？嗯，大概半长吧，盖过了耳朵。他也有女朋友吗？不，我觉得没有。好吧，如果他把那些东西还给你，你要都给我看一下。
如果那位明爱会女士现在怀疑上阿希姆，或许还会给他母亲打电话，这种情况当然令人很不愉快。不管怎样我们必须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她总是提一些令人讨厌的问题。当初在我们尝试用打火机在高处白坪大街的口香糖自动售货机上烧一个洞，或者当糖果自动售货机坏了的时候（因为我们同时按下了所有四个电钮），她也是这么做的。同时按下所有电钮会出来很多糖果，这是沙普尔告诉我们的。但是最终我们连投完币本应出来的那块糖果也没得到。再比如当我们把那栋空置房屋的窗玻璃打碎的时候，那位明爱会女士又一次古怪地向我提了“是否到那儿去过”之类的问题。我必须跟克劳迪娅和贝尔恩德讨论一下这种情况。本来我就讨厌那位明爱会女士。如果我们绑架她，把她关在一间地下室里，我就可以强迫她脱掉上装，也包括胸罩，当然是在其他人不在场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戴上面具，这样她就不知道是我了，因为我会用一种很高的嗓音说话，就好比我是一名美国人，然后我就能看一看是否自己真觉得那样很恶心，因为胸罩已经让我感到恶心，但或许胸脯不是。
我起身重又把那本标准A4纸笔记本塞到柜子后面。明天我会继续编写有关红军派的故事。在小马克斯·雷格尔和米勒同志之后登场的是埃坦·龙德科恩。他正好在那一年出生，当年那个男孩就是在米勒同志的建议下实施了暗杀行动并可能也已死亡。他是美国人，大概十二或者十三岁。然后是来自南美的米盖尔·加西亚·巴尔德斯，但都被称作费利普。他年纪要大一些，因为他已经上大学了。更多的人物我们也不需要，这些对于一个组织的故事来说就足够了，就像人们在真实的故事里也能看到的那样：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然后是我们。至少是类似于那样，因为说到底故事描述的是我们自己，描述的是红军派。我坐回到床上，跟每晚睡前一样从钱包里取出那张约翰和小野的照片。这张照片是我偷偷剪下来的。
照片上的约翰·列侬脖子上戴着镶有狐狸脸的项圈，旁边站的是小野洋子。亚历克斯说，小野和约翰全身赤裸的原因仅仅是为了让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小野的胸脯，而不去注意约翰脖子上镶有狐狸脸的项圈以及他具有魔力的双眼。但是我注意到了这些，相信自己也因此患上了病。古多说，在与统治力量的强硬斗争中我们也须牺牲紧挨在我们身边的，即我们爱上的那个姑娘。我们绝不允许出卖组织，约翰也没有出卖组织，这一点人们从他脖子上戴的狐狸项圈就能看出。因为如果定睛细瞧，人们会看到那两只白色的眼睛变得生气勃勃。我还听不到它们在说些什么。我还看不到它们给我指的路通往何方。
弗莱施曼教士说，我应当登上飞机，将尽可能多的人击毙。我应当站到一只带窟窿的水桶下面淋浴。我应当在思想上预见并接受我同伴们的死亡，因为所有的先知、圣徒、殉难者和使徒终究都会死去，就连那位复活者也不例外。虽然复活之后在我们当中附体，但却不能留在尘世，这与死亡并无二致，尽管这听起来有些亵渎神明。被钉上十字架而死是真正的死亡，如果人们在床上、疗养院或者学生宿舍往脖子上套上了些什么并用力拉紧，那么这样的死算不上真正的死亡。第一人们无法使自己窒息而死，因为上帝在人的体内安装了机关，使得人们在自缢之前先变得昏厥，失去对自己双手的控制而不得不松开双手，因此尝试以这种方式追随上帝是毫无意义的，人们必须想出其他办法，也须重新分析和解释约翰脖子上套的狐狸项圈。第二，不用衣物裹住身子，而是赤裸裸地展示上帝的身体，确切地说是展示上帝给予他人的身体，这样做是一种罪孽，只有上帝才知道人赤裸着身子看上去是怎样的，这是千真万确的，除上帝之外谁也做不到这一点。鉴于所有其他人都视衣物为人不可或缺的东西，比如摇摆裤、毛巾袜、毛绒套衫、运动衫裤和松紧带，因此人们必须注意恰恰不穿所有这一切，因为这些把人的注意力从真正的灵魂上引走，而人们必须向世界展示的真正灵魂虽然不是赤裸的，但也因此不能是随意伪装的。所以他（弗莱施曼教士）穿的是一件不分散人注意力的法衣，就像每一个向上帝做出承诺的人只穿一件朴素的法衣漫步在尘世那样，法衣通过它的遮盖使人注意到的是纯粹的赤裸，即虚拟裸露，而摇摆裤、毛巾袜、毛绒套衫、运动衫裤和松紧带则使人注意到犯罪裸露，因为人们打扮自己并使自己个性化，正如只有个性化的身体才会产生性刺激效果，而总是按照相同和由梵蒂冈确定的规则描绘出的圣母玛利亚的乳房却不会那样。因此无信仰者经常把神圣因其千篇一律感受为单调乏味，相反却因为被打扮出的个性化以及形态各异的妖魔鬼怪而认为邪恶是刺激和有趣的，是否神圣使人感到无聊，邪恶使人感到刺激，这在考察良知方面能够提供帮助。只有这样人们也才能理解制服的功用了。或者囚衣，那种带条纹的，因为大自然不识条纹，之所以带条纹是因为人们要以此说明囚犯被分成两半，他失去了完整性，不再只属于自己。
迈尔克林博士就狐狸项圈向我做了如下解释：他说尽管我还是个孩子，我也必须回忆自己的童年。我必须把我现在所处的时刻回忆成一些逝去的时刻，这样做就好比是我从将来回顾现在的我，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察觉，是什么卡住了我的喉咙，为何我总想谈起那位明爱会女士，但却不说出她的名字，而不是谈论我的母亲。为什么和为何？我能辨别这两个疑问代词的区别吗？“为什么”不在“为何”之后提问，反之亦然，我能认识到这一点吗？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套在脖子上的带有两只白色眼睛的狐狸项圈。其中一只眼睛在问为什么。另一只在问为何。我能分辨出两者的差别吗？
您好，迈尔克林博士，在我进屋时我用尽可能低的声音说道。它听起来像一句普通的问候，实际上意思却是“颂扬耶稣基督”，这是我在进入弗莱施曼教士的房间、在踏进忏悔室时所说的。然后弗莱施曼教士会说：这不必要，尽管我喜欢你这么说，因为这向我证明了你是个正派的小伙子，因为我知道你以后会有出息的，你之所以干出所有这些恶作剧，是因为有人唆使了你。但是现在你坐过来，把你回想起的简单讲出来吧。在迈尔克林博士那儿我也应当简单讲出我回忆起的事情，但是在他那儿我回忆起的总是另外一些事情，因为他对我说的话跟弗莱施曼教士说的不一样。现在比如我在想，弗莱施曼教士所说的“整个恶作剧”可能是什么意思，他说“只是有人唆使了我”又是什么意思。这些情况他是从谁那儿获悉的？谁跟他谈起了这些事情？他所说的“自由讲述”是什么意思？我应该告诉他是谁唆使的我吗？他想说的是多肉植物？抑或贝尔林格夫人？他指的是蜂鸣器和水枪？橡皮泥？他暗示的是那包塔林牌香烟？
为了简便起见，我套用弗莱施曼教士的语句说道，是的，有人唆使了我。是的，我太软弱了。是的，我屈服了。他们对我说他们是殉难者和圣徒，他们给我看了他们的伤口和鞭痕，其中一人甚至瞎了一只眼睛，另一人只有三根手指，我不知道这些是酞胺呱啶酮所致，所以我就相信了他们，当他们在自行车地下车棚里问我，我能否为他们做些事情，能否参与他们的活动，夜里从家里偷偷溜出来，经过明爱会那位女士和我母亲的房门，从我父亲的书房门口溜过，穿过庭院，当月亮正好处在工厂烟囱的上方，就像以前我已经两次夜里从家里溜走的那样，为了跟阿希姆和亚历克斯在贝尔林格夫妇的房子四周游荡，然后躺在那里的草坪上，在那儿我也不小心使自己受了伤。
弗莱施曼教士在慢慢点头。这种情形就好比一次忏悔过程，只是我在看着他，只是我没有按照第一、第二、第三的顺序把摩西十诫逐条诵读一遍，然后想出自己犯下的罪孽，把想出的罪孽整理成短句，为了不必对真正的罪孽进行忏悔。与此相反，我在虚构一个前后关联的故事，它解释了我为什么来这里的原因，但尽管如此我也没有像沙普尔那样完全堕落，他是个无可挽救的坏家伙，偷窃别人东西，骑着轻型摩托车到处闲荡，逃学旷课，不再去教堂忏悔。弗莱施曼教士清楚，不被诱惑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人们经常无法分辨谁好谁坏，在耶稣重现之前会出现一些先知，他们都说自己是耶稣，但实际上不是，这也是耶稣重现的一个征兆。那么人们该怎样区分这种情况呢，如果他突然自己成了耶稣，而不久前其他人也同样声称如此？
[1] 安德烈亚斯·巴德尔（Berndt Andreas Baader,1943—1977），联邦德国左翼军事组织“红军派”的领导人。
[2] 古德龙·恩斯林（Gudrun Eusslin，1940—1977），“红军派”创始人之一。
[3] 明爱会，一个天主教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