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早晨九点，乡干部吃了早饭，都忙着下到各自所包的村抓计生工作去了。政府大院里就只剩了文书小李坐在办公室里守着电话，用腊光纸刻写《关于做好夏收和计划生育工作两不误的指导意见》文件。贺远春这会儿没事，也许忘记了早晨对桃花儿说等他回去割猪草的话，见乡政府没人，便在各处空房子里瞎转悠，看有没有可以捎回家的什么东西。
他转到乡文化站，见门上的锁被人打开了。他想，也许是民政干事老夏忘了锁门。
那几年，上面要求各级政府要把抓精神文明建设放在首要位置。各乡必须建有“文化站”和电影院。还要配备文化专干。乡政府的工作却是一年四季都在忙着收钱：各类税费、三提五统、各种集资、摊派、罚款、滞纳金......名目繁多，一年四季总完不成任务。哪里还顾得什么文明不文明看不见摸不着的工作！文化专干正好配合乡政府下村催款收钱。挂“乡文化站”招牌，也不过是聋子耳朵，应付上面检查的“摆设”而已。朝阳乡的“文化站”被乡政府管民政的干部堆放了一些救灾救济物资。经常有上级政府调拨的棉被棉袄，救灾帐篷，大米、面粉，以及社会各界捐赠的旧衣服等，平时都储放在这里。
贺远春将另一扇门轻轻推开一条缝，侧身挤进去，再拧转身来把门轻轻关好。凝声屏气，睁大眼睛，搜寻看可有能捎回家的东西。
他感觉到楼板在颤动，棉被也在轻微晃动。同时，似乎有牛的喘息声从棉被里逸出来。还似乎有母鸡吃东西哽噎了，从喉管里挤压出“嗝儿嗝儿”的喉鸣声。
贺远春以为什么动物把窝扒在了棉被里，他轻悄悄移动着脚步靠上去。猛一下扑压下去，却一翻身滚出个赤身裸体的人来，是白书记！窝在下面的妇联主任万晓琴只顾把脸埋在棉被里，却忘了那白光光的屁股还翘在棉套外面。
贺远春吓得脸立刻变成了猪肝色。嘴里“喔，喔......”地退出来，一直退到门口，才说：“我以为是贼呢！没事，没事！”
贺远春落荒而逃。回到自己的宿舍，心里还兀自砰砰直跳。无意碰见乡里主要领导干这事，贺远春自己倒像有一种犯罪感。毕竟这是他不该碰见的事！他趿拉心神不定，心中正纠结着无法释然的时候，“砰，砰砰——砰！”有人敲门。
贺远春开了门。白书记泰然自若地进来，在屁股后面裤子口袋儿里抠出五百块钱塞给他。贺远春哪里敢接？“这，这，不，我......”
白书记把钱丢在他的床上，笑了笑，转身走了。
贺远春发了一笔意外之财，正在兴奋不已。一下子就是五百块！这相当于他八九个月的工资呢。他一时高兴过了头，竟忘了回家割猪草的事。他正心花怒放时，门又被推开了。万晓琴一个旋身进来，从腋下取出个报纸包儿，红着脸将包儿往床头柜上放。贺远春站起来，猛一下把万主任拦腰搂住就扯她的裤子。万晓琴使劲掰贺远春箍在她胸前的手，紧张、急切地说：“快松手，看，来人了。给你买了一条烟。——以后有机会了再说。”
贺远春嬉皮赖脸地笑道：“都不是想的那码事？谁还要你花钱呢！我已经戒了，把烟拿回去给白书记抽吧。你只须把下面直口上的封皮扯下来，贴住我上面这横口上，以后你放心我好了。”正纠缠着，楼下文书办公室里果然就有人找寻贺远春。万晓琴趁机挣脱身出来，站在走廊里，故意提高了嗓子喊：“贺师傅，下面有人找你呢！”
贺远春答应了一声，趿拉着鞋跑下楼问是么事？只见他伯伯的儿子贺远冬急慌慌地说：“快回去，家里出事了。”也不等贺远春问清是啥事，贺远冬已转身往回跑了。
贺远春对文书小李说了声“帮我向白书记请个假，我回去看看就来。”骑上自行车就往回赶！
早晨，桃花儿等贺远春走远了，背了背篓去屋后滴水崖里边苞谷地里拔了一背篓油菜苗儿做猪草。看看地里油菜和杂草荒挤着苞谷，就不忍心离开了。她半跪半蹲地歪着身子拔起苞谷地里的草来。
不知不觉，太阳已经照上了头顶，桃花儿才急切地盼望贺远春来接她。可是，左等右等，一两个小时过去了，仍然还不见贺远春的人影儿，就打算自己把这背猪草背回去。然而她毕竟身子笨了，钻进背篓袢子里半天撑不起来。刚跪在地上双手撑地把一背猪草背了起来，却听得有人站在她家的院坝里喊：
“尹桃花呃，——尹桃花！你在哪里呀？你父亲上吊了喂，——快回去看看！”
桃花儿听到有人喊她，但没听清后面的话。她寻了个高一点的土坎儿，把背篓靠在土坎儿上，轻松了身子，才站在路上向着家里扯开嗓子问：“你是哪个？喊么子？”
喊她的人又重复了一遍。这下她听得分明。脑子里嗡地一声，背起背篓就往回跑。慌乱中，踩了个石圪子一颠，崴了脚。便连人带背篓往坡下滚去，她一下子就失去了知觉。
在麦地里，白仁贵把桂花儿抱在怀里，正被尹忠安撞见。尹忠安气无可忍，大骂了桂花儿和白仁贵两人一顿。白仁贵吓得一溜儿躲进了树林里。桂花儿回去，自己吃了饭，等了好久不见父亲回来。她以为父亲还在坡地里割麦，就用搪瓷茶缸儿熬了稀粥给父亲送去。万万没有想到，父亲却用一根葛藤将自己吊在路里边的漆树上。脚上穿着废轮胎钉的透风边绑鞋正撞在桂花儿的额头上，惊得桂花儿差点晕厥过去。
桂花儿爬起来，滚落在坡底下的背篓也不要了，转身就往回跑。她哭着喊着，惊动了阴阳二坡正在抢种抢收的村民。都放下手中的活计，纷纷向出事地点跑来。几个强壮有力，胆大心细的男人把尹忠安从树上解救下来，却早已不中用了。大家都感到很震惊！好端端的，怎么就会这样呢？
尹忠安寻了短路，躲在山林里的白仁贵窥视着众人都围了来，才悄悄溜出来，避开众人的视线，绕道上路，做出闻信赶来的样子。他唏嘘感叹了一番后，向众人解释说，老大人的胃病又加重了。几天来，吃啥呕啥。他同桂花儿商量送老人去医院，老人执意不肯。“谁知他老人家病成这样了，还这么倔强，生怕给后人添麻烦呢！”
桃花儿摔滚在滴水崖坎沿上被一簇覆盆子刺架挡住了。她这一摔，肚子剧烈地痛起来，额头上沁出豆子大的汗珠。下身裤子被血水染湿。贺远春跑上去，拉住桃花儿的手就往背上扯。贺远冬忙拦住，说：“看样子，弟妹怕是临产了，你怎么背？快想法子抬！”
说时，他就跑去扛了一架梯子来。
贺远春在桃花儿衣袋儿里掏出钥匙，回去抱来了被子。贺远冬又说，光被子还不行，还得去找两块木板来。
兄弟两个跑来跑去忙了好一阵，才绑扎了个简易担架，把桃花儿抬进了乡卫生院。
贺远春心急如焚地等候在卫生院过道里足足有两个多小时，产科主任才出来对他说：“小贺啊，你太马大哈了！你老婆怀孩子你不知道吗？都啥时候了还让她在山坡上干重体力活？幸亏送来的及时，不然就太危险了。胎儿还不足月，属于因过度刺激而导致的早产。婴儿还需要保育几天。现在，母子都平安了。只是产妇情绪很不稳定。你去安慰几句了，赶快回去处理你岳父的后事吧。”
贺远冬忙接话道：“让他就在这儿照护月子婆吧。”他转身对贺远春说，“你岳父的事有白仁贵主持。晚上，我也要去帮忙的。”
贺远春：“光指望他那个白日鬼？还是快去请余少刚帮忙招呼吧！
乡村行政工作任务繁重。村民又很穷。尤其是万佛寺，山高路远，自然环境恶劣，人户居住不集中。大多数农户过完年就开始闹饥荒。有些人家的孩子十几岁了，还没穿过一双鞋。有时，家里突然来个人，女人却因裤子遮不住羞丑而依偎在灶房里不敢出来。特别在青黄两不接的时候，当地政府的税费任务又下来了。孩子们没有学上，便不知忧愁地放野玩耍。他们眼睛尖，见三五个人一群，从蜈蚣岭山梁艰难地往上攀爬，便燕子似的飞回家告诉大人说，“上次拉猪的那几个人又来了。”吓得男人躲壮丁似的钻进山林里，女人则锁了柴门去坡地里，不是割猪草，就是拾柴禾。任是一家接着一家的狗吠鸡鸣，就是碰不上村民在家。乡干部别说收到款项能完成任务，一个个累得口干舌燥，连凉水都难讨到喝的。如此跑得几回空路，乡干部则不直接找村民要钱了。从年初到年尾，包村乡干部催逼村干部，村干部瞅准一早一晚村民在家时催逼农户：限定几天缴清，否则按百分之几十加收滞纳金，或翻倍罚款。乡派出所配合各村成立兑现工作组。同时警告村民：不仅处以罚款，再被行政拘留几天就不划算了。
余少刚的父亲余道民当了十多年的村支书，却一点建树都没有。他大半辈子胆小怕事，是个谁都怕得罪的好好先生。乡干部下村了，要在他家里找饭吃，要将就他去家家户户做工作，当面就称他“老支书”，背地里都管他叫“稻草人”。把他这个“稻草人”安扎在秧田里，还未必吓得住麻雀！
根据形势的发展需要，朝阳村重新组建一支强有力的村干部领导班子，是乡政府迫在眉睫的事。包村干部给余道民做思想工作，余道民巴不得马上卸任。无官一身轻，他没有好上难下的那种有官瘾的心态。可是，在让谁接这个担子的人选上，则有些不同的声音，而且意见分歧还很大。
万佛寺并不是找不着能够胜任管理村级党政事务的能人。余少刚接他父亲村支书这一职务，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余少刚自命清高，看不起别人，也看不起村官儿这一职务。
余少刚为人心直口快，处事刚正不阿，嫉恶如仇。十七岁入伍，十八岁入党，却并非少年得志。他所在的部队正赶上一场大地震。在救灾抢险中，余少刚立了一个二等功，同时也拿了一个二级残疾证。他在废墟中救一个被埋的小女孩儿时，下面挖空了，一块巨大的预制板移位，因毁损而暴露出来的钢筋不偏不倚正扎进他的命根。
退伍后，余少刚想进白沙县人民武装部工作。但人武部有限的岗位被关系过硬的人捷足先登了。他被安置在朝阳乡人武部，因心里有些情绪，他迟迟不去报到。县退伍军人安置办认为他不服从组织安排，让他坐了一年冷板凳。余少刚倒也不急有没有工作岗位，他为人民失去了身体的某一个“部件”，享受国家特殊津贴。即便什么事都不干，每年拿的钱比他同天不同地的隔山兄长吴世权的工资还多。
乡政府一部分人主张让余少刚顶他父亲的职，乡长吴世权却提出不同意见：“余少刚与我一母同胞，我比你们任何人都更了解他。以他这个人的个性，并不是我们理想的人选。他是个眼高手低的人，让他当村干部，他不一定看得上这个职位。依我看，还是上白进财吧？”
包村干部说：“白进财天不怕，地不怕，行事猛撞不计后果。他经常在砂坝坪趁货车换挡时，从车后厢板爬上车偷抢车里的东西，并自称是独行侠。——一个活脱脱的车匪路霸！有一次，把一纸箱热水瓶胆撂下车摔得粉碎。当地村民没有不怯怕他的。信用社每年抢在我们前面清收贷款和行息，村民照样拿不出来钱。他们就把白进财请去。白进财果然不让他们失望。他六亲不认，见东西就拿。牵猪拉羊，捉鸡掐狗，拆房子扒瓦，无所顾忌。只要有人翘嘴，他就猛扑而上。更何况他又不是党员，怎么当村支书？”
乡党高官白守礼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任何人都有他的长处和短处。我们用一个人，当然是扬长避短。白进财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是因为我们没给他一个稳定的事干。浪子回头是个宝！他不是党员，我们可以先让他干一段时间的村长嘛！你们看呢？他和余少刚两人，或者同时都上，或者推荐给村民群众选举，让其公平竞争？”
既然乡上主要领导发表了指导性意见，大家也就照着领导意图行事。乡政府很快下发了文件：任命白进财为朝阳村村长；任命万晓琴为朝阳村村文书。希望村党支部提挈后进，配合他们的工作。
村委会新上了两个人，老支书就啥事都不管了。整天哼哼他的西皮慢板“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万晓琴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她在家里度日如年地盼着高考成绩。高考分数线出来了。她只差了2.7分而名落孙山。她在情绪正低落的时候，乡政府任命她为村文书，便给了她极大的鼓励。
村干部虽然也被称作“干部”，但他们不属于国家行政编制，其身份仍然还是农民。处理村级党政事务，当属业余副业才对。但在实际工作中，他们比乡政府在编干部所付出的劳动要多得多。乡干部住在政府机关里，一顿早饭吃罢，就快到中午了。再走几个小时的山路，天也就不早了。排开礼拜双休以及其他节假日，天雨阻隔等因素，他们最多也就起个联络员的作用：把乡政府下达的收款任务传达给村干部，再把村干部收不起来钱的苦衷反馈给上级。村干部就没有任何退路了。上面的任务是死的。在农户上收不起来款，年底就别拿那几千块钱的报酬！
村干部没有公务用房。他们住在自己家里。一早一晚或下雨天，正是他们忙公务的好时机。村干部知道，只有在这个时间段才能见到缴款的对象。平时，村民要忙生产，要忙永远也忙不完那些单调重复的农事。所以家家都关门插锁。纵然有在家的人，也都是主不了事的老人和小孩儿。
村民有事要找村干部也是一样，他们十有九次会不着人。村干部不是忙着开会，就是到农户上要钱去了。村民就骂村干部是吃空饷的。偶尔见着了村干部，求他们开个介绍信什么的，他们也不知道怎么个格式，还要收取五十块钱的公章使用费。难怪城狐社鼠当道，就因为菩萨玩忽职守，使得十庙九空。
万晓琴一上任村文书，就把废弃了的村教学点那两间破土墙房收拾了一间出来。她带了几本复习资料，一个人住在那里。有村民找她办事她就接待。没事办了，她正好利用工作之余再次向高考冲刺。这样过了不到一个月，同她一块儿上任的村长白进财找她说：“我们是村干部，不像大机关，哪还需要专人坐办公室？你把那些纸纸单单都收捡起来，跟我一起到农户收款去。我手钱，你开收据。村民有用实物抵缴的，你也把账记清楚。免得时间长了说不清。”
万晓琴毕竟未脱学生稚气，对于村务工作还一窍不通。她对白村长不得不言听计从。
半年之后，万晓琴被调到乡政府任妇联主任，终于成为政府编制以内的行政干部了。白进财也入了党，正式接手了余道民移交过来的重担。而且是党政事务一肩挑。
衡量一个村干部有没有能力，主要看这两个方面：一是看他能不能按时完成和提前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税费和其它各种款项的清收任务；二是看村干部本人是不是能够先富起来。村干部本身就是这一地方的精英，自己都没办法富起来，还谈什么带领群众发家致富奔小康？白进财有经济头脑，也是乡领导看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人说，人要发财一般都不择手段。这话听起来不顺耳，可实际上并不难理解：择得几下手段，还能发财？——早就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了。
当村里的强壮劳力都把眼光盯在外出打工，提着脑袋下煤窑的时候，村支书白进财固然因公务在身，不可能跟着务工潮随波逐流。然而，他的眼光早就盯上了这一山一山的林木，办起了木材加工厂。每年在县林业局办一百多立方砍伐指标，实际加工两三万立方地板条储存在库房里。白支书并不急着出外找销路，外地做木材生意的老板个个都像嗅觉灵敏的猎犬，你只要有货，自然就会有人找上门来。一捆一捆的票子小孩儿玩积木似的码放在茶几上，他就窝在沙发里，翘着二郎腿，叼着香烟，品着万佛寺云雾毛尖儿，这难道不也有一种享受吗！
万佛寺属山高皇帝远的闭塞之地。别说没人来管什么乱砍滥伐，乱开滥采，偷税漏税。就是被人举报，真有人来查了，也是大缸里倒了油却在路上捡芝麻。来了，自是少不了去支书家吃吃喝喝，打打麻将，临走时说声“多少不罚点，我们回去也不好交差”。拿出票来征求同事的意见：“你看这票怎么开？”白进财进里屋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红包儿分别往人家衣袋里塞：“开什么开？穷苦老百姓挣俩钱儿也不容易，你们来打过招呼了，我不允许村民再砍就是了。与你们头回生，二回熟的，下次有机会了，我要进城去拜望你们，还能把我关在门外不让进？”这些人也就半推半就，说“下次进城了不来玩儿就不够朋友了”。
不懂得用筷子撑门的人累死也发不了财。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这里的许多村民包括卞家在内，都是靠这大山养活而生存的。大山就像母亲挤奶水，给村民挤出生活的源泉。过怕了苦日子的山里人向往城市生活，而城里人往往又羡慕大山里的幽静环境，清新空气。春天，农人一边在田里弯腰劳作，一边听鸟儿唱歌；夏夜，躺在床上听窗外一片蛙鸣！这就是陶渊明连官都不愿做的真正原因。山里到处都有能吃的野菜。没有经过污染的绿色食品，是城里人掏高价买不到手的东西，却是山里人度饥荒的救命之物。
龙头竹是这里独一无二的特产。它只有人的手指粗细，却有三四米长短。是搭蔬菜大棚价廉物美的上好材料。去年就有安徽客商来这里找新任村支书白进财代为收购。当然，除了村支书，别人是不可能揽这笔生意的。因为林业部门不仅要收取林特资源管理费，还要视其情节和当事人的处事态度对其罚款。白支书则不同，他是代表村集体的。他让你进山去砍伐，你就放胆去砍，只要是给他砍的，定然保你没事；没经过白支书点头允许，谁进山砍了，卖给白支书的木材加工场了也没事。否则就按盗伐集体林木处理。
卞龙是年轻小伙子，正出蛮力气，有使不完的劲儿。每天，公鸡把他从睡梦里叫起来，炒一碗头天晚上留下的苞米干饭，就着白开水吃了，再带上十几个烧熟的洋芋，腋下夹着砍刀就往深山老林里钻去。晚上披着星光回来，运气好时，也有二十几块钱的纯收入。去年，卞龙花一百五十块钱，白支书免了他的农田水利建设义务建勤工。特别叮嘱他别在其他人面前张扬，安心挣一个冬天的钱。结果，功夫不负苦心人。他起早贪黑，截止农历腊月二十六，光给白支书砍龙头竹就净挣了七八百。比他几年在山上挖黄姜，找野药积攒下来的总和还多。这年过春节，卞龙买了爆竹，彪娃儿他们几个孩子争着抢着，把爆竹辫子都扯散了。从年三十晚上，每隔一顿饭的时间燃放几枚，一直燃爆到第二年正月初三的下午。算起来，这是他过的最为风光的一个春节。连多少也拿些工资的父亲卞绍华都觉得脸上有了光彩。相比之下，除了白进财家，同样也是拿国家工资的余少刚家，过年也没有连续燃放好几天的爆竹。
卞绍华的妻子姚惠贤生养了四个孩子：头胎一枝花，是个女儿，叫卞春芳。十七岁就嫁给了万明富。接下来一溜儿三个都是儿子龙儿，虎儿和彪娃儿。龙儿小时候，也并不是特别聪明，所谓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而且胆小，怯懦。记得九岁那年（如果生活环境好的话，九岁的孩子该上小学三年级了），带着弟弟卞虎，赤着粗皮厚趼的双脚，满山坡里挖黄姜，晒干了拿去砂坝坪药材收购站去卖了。兄弟俩在经销店买了十粒水果糖，还剩一块七角钱，却不知还能买些啥东西。转悠了一会，本来已经在往回走的，卞虎还有些恋恋不舍，一步三回头地看新奇。这时，信用社主任去买香烟。售货员笑容可掬地向那人打招呼：“龚主任稀客，好久不见了。是进村收贷款去了，还是又开会学习去了？”
万佛寺就没听说有姓龚的，龙儿觉得很古怪的姓，随口念道：“公主任，母主任。”
虎儿更不管后面那个“任”字，笑着接过去大声喊：“公猪，母猪！”
龚主任见是两个小孩儿在取笑他，便走过来，问：“你两个叫啥名字？”
卞虎吓得痴呆呆不敢回答。卞龙怯怯地小声说了，龚主任并没听清楚，其实也没必要听清楚。他在中山服的上衣袋儿里取下钢笔在自己的左手掌里比划了两下子就走了。卞龙兄弟俩却吓得不敢走了。有熟人见了，喊他俩走，他们也不敢离开那里。熟人去中心小学给卞老师说了。卞绍华拿着手电筒找了半夜，最后在一堆干稻草里才把他俩找回去。
卞绍华回家把这事当笑话说给姚惠贤听，姚惠贤沉默了一会，叹口气说：“龙娃儿和虎娃儿都该上学了。在家门口的教学点读书倒是方便，可那两间破房子也快要垮了。自你调走之后，虽然又安排了一个老师，晚上又不在学校里住。每天好大一早晨了，田地里干活的都快回家吃饭了，老师才不慢不紧的从家里来。来了，等他再三更锣儿四更鼓地磨蹭够了，才把两个班的十几个娃娃关牛羊似的挤在一起上课。我不想让龙儿和虎儿在这样的环境里上学。你要是能领到中心小学去，倒还比别人方便。人家一人得道，鸡犬都跟着沾光，我想，孩子沾你这点儿光总该是可以的。别人想送孩子去中心小学上学，主要是不放心蜈蚣岭那条陡路。你在中心小学教书，不指望你挣多少钱回来养家，也不指望你能抽空帮我种地，顺便带两个孩子上学还不是顺便的事？不说他们将来有多大出息，只要能在人多的场合混一混，把胆子混大些，以后找个媳妇儿安了家，也敢在人前大大方方地开口说几句话。不像我们，有几个生人了，一句话还没挤到嘴边上，脸就先红起来。”
卞绍华说：“行倒是行。这样一来，一家分成两个伙食摊子，恐怕要多费些油盐了。孩子正吃长饭，尤其是龙儿，一顿要吃我一天的粮饭。这些开支一点也节省不了。”
姚惠贤：“该开支的还是要开支。我看没几个有钱人享受的荣华富贵是从牙缝里剔出来的。——哪怕我在家油水淡薄些，也要叫孩子们把饭吃饱。”
“那还有彪娃子呢？”
姚惠贤说：“彪儿已经六岁了。明年你把他也带去。我一个人清清静静的，把几亩承包地种好，再多养两头猪，鸡儿鸭儿也顺带养一些。尽管换不了几个钱，你带孩子回来，改善一下生活，也无须花钱在别处去买。”
那时候，卞绍华每月只有二十几元钱的“束脩”，还要等到年底把村民的各项摊派收齐了才能拿到手。民办教师当然不能跟公办教师攀比。公办教师最低也能拿到四十几块钱，而且是按月领取的。夏天有降温费，冬天有取暖费，平时还有洗理费、书刊订阅费、医药费、贫困山区生活补助费等。民办教师的工资报酬根本就不在地方财政预算之内，所以啥费都没有，就只剩下个“窝囊废”。他们私下称自己是“后娘养的”。卞绍华寄住在三四里（路不算远，关键是“难于上青天”的山道每每令人生畏）之外的砂坝坪中心小学。吃的米面、粮油、菜蔬，都得从家里带去。一个手提式的煤球炉子，学校只准每天烧三个煤球。烧超了是要扣工资的。卞老师为了能节省一个煤球，晚上就不能生火。他就给他的学生划一道任务：每天放学后，都必须给他捡一把柴，以便于他早晨生炉火。这样，不仅弄得满教室，满院子浓烟困绕，半个早晨上不了课。学生家长和学校都有意见，说把学校搞得跟火葬厂似的。
为了照顾孩子能喝上开水，卞老师在开会的时候，硬是一强二赖地拿走了文教组办公室的两把热水瓶。
每天早晨九点钟的时候，卞老师淘洗一合米，用碗盛了，放进钢筋锅里，水添得足足的，放在炉子上任其蒸煮，这样，避免给学生上课时忘了移开而烧成焦饭。现在，一家三口住在学校，这种煮饭法已经行不通了。他们大多数时间就只能熬稀粥喝。卞老师想，这样也好，还省却了不少油盐菜蔬。
卞老师最大的愿望，是有一个电饭煲就好了。
外出打工的男人过完年就出门了。北方冰冻大，一二个月开不了工是常有的事，他们就一直在矿区等着。好不容易开工了，却又遇上地方查封非法开采小煤窑，都只好纷纷跑回来。没挣到钱不说，反倒还花出去了从家里带在身上的老本。女人就责备男人没用。不如留在家里养鸡养猪种庄稼。换她们出去，挣不着钱不回来。可是，出门见外面一展平洋，动脚就有车坐，厕所都比山里人的土墙房阔气上百倍，外面的男人都有本事挣钱，这些女人也靠了外面的男人挣了钱，更是不回来了。
万佛寺的年轻小伙子找不着媳妇儿，有了媳妇的男人又把媳妇放飞了。所以，这里的光棍就越来越多。村支书白进财每逢村里有红白喜事的场合，总要趁人家六亲汇合，乡党集会，人多人齐的时候，发表一番演说，权当开一次群众大会：
“我们村里人都是些贱骨头，所以随时要给你们敲打敲打。这个村，让你们当村干部，你们又当不下来；我捡了乱摊子，刚理顺一点头绪，你们又都眼红了。我为什么要搞木材加工厂？又为什么要开农副产品收购站？你们以为我处处在给个人打小算盘，是不是？我是在千方百计给你们找挣钱的门路呢！我为你们操心费神，你们却不领情，纯粹是狗子坐箢箕，不受人抬举。农忙的时候，我也不逼迫你们。稍微有些空闲了，上山扛几根木料回来，还不是几十块钱？你们的蚕茧、生漆、木耳、香菇、野药材等东西，宁可卖给走村串户的小贩子，也不往我收购站送！都没有一个牛栏搭在地头上，肥水不落外人田的意识。我白某何曾亏待过你们？今天，我再宣布一条村规：看到有不三不四走村串户人员进我们村瞎晃荡，一律没收他们抢购骗收的东西！把这些串坟拜庙的小贩子轰出万佛寺，不给他们欺诈你们的机会。笑？他们这些人都是靠玩秤过日子的，我还没你们清楚？上街收购一块钱一斤的莲菜，到下街去只卖九角九、九角八，人家一上午还赚十多块钱。人家是怎么赚钱的？还不是靠玩秤嘛！啥？我也玩过你们的秤？你再给我说一遍？——那是放狗屁的话！你们把没烘干的东西卖给我，我要不要折湿潮？我要不要保损耗？看起来还是不能把好事给你们做多了，你们太不知好歹了！每次上面要收各项钱款了，你们都晓得找我借钱先垫上。你们避免了被罚款、被追加利息和滞纳金的风险了，过河就拆桥！你们就不想想，以后还要不要将就人？还有些人，不要以为把女人放出去挣了几个钱就是富翁了！家门口的小钱不愿挣了，说话的喉咙也粗了。正经事不搞，整天围着桌子天地人和抹个戳儿牌。一上牌桌儿能坐几天几夜不嫌累。要叫去扛几捆地板条，不是腰痛就是腿痛。要晓得女人在外也是挣的几个造孽钱，屈辱钱！公公老儿弹琴（谈情），好谈不好听。你们自己说嘛：你老婆一没文化，二没技术，三没力气，凭啥挣的钱？别看你们现在吊儿郎当地表面上过得潇洒，那是驴子拉屎外面光。哪天把女人放野了，放飙了龙，就不要哭鼻子抹眼泪来找我！我这个村支书不是专门给你们管老婆的。我发动村民砍了几方木料，村民下苦力挣了几个油盐钱，有些人便眼红了，开始嫉妒了。还扬言说要上访告我的状。说实话，你告到哪里我都不怕！司命老儿上天，年年告状，也没见哪里塌一块天下来。”
“你是阎王他爷呢，还怕谁？阎王老儿听说有你在这儿，早就成了缩头乌龟，再也不敢出来骚情了啦。”有人打着哈哈。
“我早就说过，咱大耳朵百姓，昂起头走路，夹紧尾巴做人。谁也不想惹事生非，自寻烦恼。”有人附和，又带着几分阳刚之气。
“我不识字，管他是谁写状子写材料写卵蛋画鸡巴，十只指头数麻木了也数不到我头上来。”有人表白。
“一条牛尾巴只能遮住一个牛羞处。人人后颈窝都有一撮毛，自己摸得着却看不到。过头话莫说完了，过头事莫做绝了。谁敢保证自己能红一辈子？”有人小声嘀咕。
多数人是静静地听，只当是听一场与己无关的笑话。左耳进，右耳出。有些难听的话，又没指名道姓在骂谁。心想：“别人都受了，我有什么受不了的？自古都是官打民不羞。大丈夫难保妻贤子孝！”
当然，谁都心里明白，白支书最后几句话显然是敲打余少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