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2022年11月，OpenAI推出ChatGPT之后，产生了前所未料的轰动效应，许多人认为该聊天机器人所代表的人工智能新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ChatGPT类似人类的语言表现也对语言学提出了新的挑战：虽然聊天机器人仍然是人类制造的工具，但它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言语互动局限于人与人之间交流的现状，它所依据的大语言模型也与语言学的语法—语义模型大相径庭。目前，关于社会语言学的思考，也许会有助于应对上述的挑战。
一般认为，社会语言学于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美国，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逐步介绍和传播到中国。迄今为止，以“社会语言学”为题的中文书籍已出版了数十部，其中包含了一大批译著，以译自英文的最多，译自法文、日文、俄文等其他语言的也有一些。译林出版社这次引入的《社会语言学》可谓独具特色，不仅因为它是中英对照，更主要的是因为它是“牛津通识读本”系列中的一册。该系列丛书的英文名称是Very Short Introductions（“短论”），已出的700多种读本的书名一律采取“XYZ：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的统一格式；因此，约翰·爱德华兹这本书的书名原文是“Sociolinguistic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社会语言学短论”）。这次推出的中英对照版《社会语言学》，中文部分和英文部分合在一起不过200余页，不可谓不短；然而，本书系统性地介绍了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内容、研究路径、已经取得的成果和仍然面对的挑战，充分显示了“牛津通识读本”集权威性和可读性、概括性和前沿性为一体的特点。
什么是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内容？从本书的内容看，其中包括“语言的社会生活”（第一章），“语言变异与变化”（第二章），“语言态度与语言偏见”（第三章），“语言濒危与语言保护”（第四章），“语言竞争与语言规划”（第五章），“语言忠诚、语言转用、语言复兴”（第六章），“社会多语和双语能力”（第七章），以及“语言与认同”（第八章）。而事实上，约翰·爱德华兹并未完全使用上述的术语来命名这些章节，他采用了一些更亲近通识读者的说法，如“走近术语”（第一章），“语言感知”（第五章），“多语现象”（第七章），以及“姓名、性别和宗教”（第八章）等。
严格来讲，“语言的社会生活”也不是一个完全通用的社会语言学术语，目前在日本和中国学界通行的是“语言生活”，其内涵也不尽相同。爱德华兹的“语言的社会生活”是指语言在社会中受到关注的内容，日本的“语言生活”基本上是指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使用情况，而中国的“语言生活”则从语言使用扩展到包括语言规划在内的各种与语言相关的活动。虽然各有侧重，但这里包含了一个共同的观点，即，语言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不仅包括其内部结构，如语音、语法、词汇等结构系统，还包括一个容纳它们的外框架——用爱德华兹的说法，就是“语言的环境语境”（the environmental contexts of language，第1页）。通过爱德华兹的介绍，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理解：语言的环境语境是多层次的，其中既包括人际互动的语用语境、社区层面的场合语境，还包括经济社会中的各种组织机构对语言的影响和控制，等等。所有这些，我们可以把它们纳入一个系统，叫作“社会语境系统”。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可以说就是语言的“社会语境系统”。
社会公众所关注的语言现象，是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包括“语音、语法和词汇”，也包括“语言、方言及口音”等进入公众话语的其他概念；社会语言学不仅要客观地描写，同时也要透彻地解释这些内容。与此同时，社会公众尚未关注的语言现象或话题，仍然可能是属于“社会语境系统”的内容，例如，语言的“工具性和象征性”在不同层次的社会语境中的体现，包括语言变异的交际功能、言语社区的语境系统等，也是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爱德华兹指出，语言变异与变化的研究是社会语言学的核心内容。历史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都提供了充足的证据，语言从来都是处于变化过程当中的，但是语言使用者对一些语言变异现象却可能更敏感，因为变化的过程往往需要几代人来完成，超越了个体的观察视角。然而，社会语言学家威廉·拉波夫创造了观察“进行中的变化”的研究方法，突破了20世纪语言学通行的个体观察、主观判断的研究范式。此外，如社会语言学家约翰·甘柏兹所指出，语言变异是言语社区成员的交际资源，具有“语境化提示”功能。言语社区的成员可能没有注意到整个社区的动态趋势（即“语言变化”）；但是，标示着社区内的群体之间的相对差异（即“语言变异”）则是重要的语境元素，说话人和听话人依据这些元素做出语境解读，才能完成对语境中的话语的释义；社区成员所掌握的语言变异的知识构成了他们的“交际能力”的一部分，或者更具体地说，是说话人的“语境化”能力的一部分。
语境化能力是人类语言的基本特征，也是一个动态特征。因此，社会语言学家对语言变化的解释是“言语社区的动态过程的体现”，对语言变异的解释是“言语社区内部结构的稳态体现”。这里应用了中国语言学家张普所提出的“静态/动态/稳态”理论框架，同时发展了美国语言学家莱昂纳德·布龙菲尔德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对“言语社区”的系统性的研究。
在传统社会中，由于地理上的阻隔构成的较为狭小的人类活动区域，言语互动只能在比较有限的范围内开展，因此形成了许许多多封闭性的小社区。现代社会中，不仅许多之前的小社区融合为较大的社区，而且，社会生活的多元化也带来了言语互动的不同场合和领域。因此，言语社区可以定义为“一个具有共同的语言生活的说话人群体”。而所谓“语言生活”包含了一系列不同的语言使用的场合和场景，言语社区的成员对此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理解，所以，“言语社区”又可以定义为“一个共享语境知识的说话人群体”。
类似ChatGPT这样的聊天机器人，之所以能够达到当前的水平，最重要的是，它突破了之前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缺乏语境标记的局限。当前的模型，不仅根据文本的上下文语境，也根据应用场景语境，并且收集和判断对话人身份信息来确定互动语境，来理解和生成文本。通过深度学习的技术，大语言模型在社区言语互动中所产生的大量语言数据中抽取了多层次的语境预测框架，在此基础上，依据人类语境知识再做进一步的调试，才使得聊天机器人能够通过“图灵测试”，似乎具备了人类的语言能力。而其中的关键，恰恰是补充了之前的模型当中所缺乏的社区语境知识和对人类语境化能力的模拟。
社会语言学家的一种共识是，语言有沟通和认同的双重功能和价值。然而，如爱德华兹所指出，在现实的语言使用中，这两种功能和价值的实现往往不是完全对等的；有时前者重于后者，有时后者压倒前者。爱德华兹所引用的圣经故事中，“示播列”（shibboleth）一词的使用，不是用来传达方言中的“河流”的词汇意义，而是用来鉴别社区成员身份的测试，传达的不是话语本身的意义，而是关于说话人的身份的信息。而一些少数民族社区成员积极地维护、保护或复兴其原有的社区语言，也是在强调其“语言身份”或“语言认同”。
如爱德华兹所指出，个体说话人对不同语言变体（语言、方言、口音等）的感知构成了其“语言态度”的基础，其中不乏误解和偏见，以及社会不平等在语言使用中的体现。然而，由个体说话人组成的群体往往有相似的言语互动的经验，因此也形成了群体的语言态度，而且可以扩展到社区的层次。“语言忠诚”就是一种言语社区现象，其社区成员不仅有高度的语言意识，而且有“语言保护”的主体意识。
20世纪末以来，语言学界内外都提出了“语言濒危”和“语言保护”的话题，其主流观点是，人类语言多样性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体现，因此保护世界现存的所有语言就是维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语言保护和复兴的活动在保护少数民族群体的基本权益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些专注于语言结构多样性研究的学者甚至表达了对语言多样性消失带来的研究对象减少的担忧。然而，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包括认为语言多样性并不等同于当前的世界语言的观点，还包括认为“语言濒危”是个伪命题的说法，等等。爱德华兹作为一个具有丰富的少数民族社区和语言规划经验的学者，一方面保持了对少数民族群体的人文关怀，同时也站在社会科学的中立立场，表达了一些“社会语言学”的观点。
爱德华兹指出，现代生态学视角被浪漫化了，这在语言生态学研究中有突出的表现，他写道：“那些对生态语言学感兴趣的人经常指责人类破坏生态平衡的行为。然而，在什么领域，人类的‘干涉’没有改变事物呢？哪些社会领域可能会没有这样的行为呢？”（61页）“保护动植物非常困难，但是只要有足够的决心，我们就可以实施某种程度的控制，而这种控制在人类文化和语言中只有实施独裁的强加行为才有可能实现。”（61页）
人类有了语言，才有可能实现人类社会高度复杂的组织和合作机制。虽然多数语言学家接受人类语言起源的“单源说”，迄今发现的却是7000多种互不相同的语言。而且，据估计，曾经存在过的语言可能多达几十万种。作为文化的表现形式，包括已消失和现存的不同的语言各有其文化价值。然而，语言的活力来源于言语社区，如果一个言语社区已经解体，产自该社区的语言则失去根基，其前景是，或者再植根于一个不同社区，或者成为一个语言标本保存下来，或者不留痕迹地消失。如爱德华兹所指出，文化和语言的静态平衡难以实现，文化在发展变化，语言不一定同步变化，人为地改变语言或其环境，达到某种平衡也只能是一个暂时的状态。语言与其环境的互动是个常态，语言生态也只能是一种动态的均衡。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内容十分广泛，不可能由一个“短论”的篇幅来囊括。然而，通过一个“社会语境”的视角，把“语言变异”“语言态度”“语言认同”“社会多语”“语言规划”“语言保护”等多方面的内容纳入同一个叙事系统，可以对社会语言学产生全方位的理解，这是本书的特色和优点。
爱德华兹为通识读本所做的“可读性”的努力，包括应用日常生活中言语交流的例子的说明，以及对历史和现实中的重要语言文化现象的解读。不可避免的是，这些往往局限于一般英文读者所熟悉的内容。然而，许多英文读者具有的语言文化背景知识，却是一般中文读者所缺乏的。对于中文读者来说，如果具有一定的社会语言学基础或关于英文国家的文化知识，可能会有更好的阅读体验：对于前者来说，已有的社会语言学知识可以使其“对号入座”地吸取其跨文化内涵；对于后者来说，可以增强对于已知的语言文化现象的社会科学的认识，即使不再深入到研究层次，也提升了文化素养，避免了许多世俗社会的语言偏见。
2023年12月25日
于清水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