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序
读朱熹《四书集注》，有一点感悟。学术之研究，有三种境界：能俗而不能雅，能雅而不能俗，既能雅又能俗。所谓“能雅能俗”，就是化俗为雅，茹雅为俗，亦俗亦雅，大雅大俗。
由是，联想到历史学。历史学的功能，各家说法不一。史学之功能，愚以为有五：一是传承，二是文化，三是社会，四是资治，五是学术。这五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可谓“五元一体”。我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讲“清十二帝疑案”，在中华书局出版《正说清朝十二帝》，冀以史学的五项功能，贯穿清史“正”、“细”、“慎”、“通”、“新”五说，试图有助于受众走出清史、清帝、清宫的“戏说”误区。
一是“正说”。人类历史演变，主要靠文字、文物、口述和音像去传承，其中文字是文明史传承的主要手段。历史如果没有文字记载，今人怎么会知道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文字传承历史，贵在一个“正”字。《汉书·艺文志》载：“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记言记事，中正求真。许慎《说文解字》曰：“
，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又曰：“
，手也，象形。”“史”，就是用刀笔，记言载事，持中公正。因此，“中正真实”是历史学的基本特征。
“正说”就是按照历史原貌，向广大受众中正、真实地讲述历史。“正说”是针对“戏说”而言。上世纪80年代以来，长达20年间，中国的影视和文学作品，对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对清朝历史、清朝皇帝和清朝宫廷，情有独钟，戏说成风。既引发了民众对清史的关注，又使得人们对之疑惑不解。人们普遍期待正说清史，如同“久旱望甘雨”。“正说”讲的是历史，“戏说”编的是故事。小说家、影视家对清史、清帝、清宫进行戏说，塑造人物，编创故事，那是艺术家们的事。对受众来说，看“戏说”时应知道这是“戏”，瞧的是热闹，不可以当真。史学家对清史、清帝、清宫进行正说，传承历史知识，提高文化素养，这是史学家们的事。对受众来说，看“正说”时应知道这是“史”，了解的是“真实”，不必图热闹。人们对“正说”与“戏说”都需要，既不能要求史学家去“戏说”，也不必苛求影视家去“正说”。然而，史学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向广大观众和读者，正面讲述真实的历史人物、真实的历史事件、真实的历史故事。
二是“细说”。历史是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教科书和史学著作通常是概括地梳理历史发展脉络，阐述重大历史事件，评述重要历史人物。“细说”，把学术视野聚焦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些人物与事件上，进行深入细致的叙述。这些人物与事件，多为观众、读者所关注的重点、热点、疑点。人们往往需要了解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细节，并期望专家学者给予特别的关心、详述、解惑和诠释。这就给历史学者一个机会，尽可能细致地讲述历史。我在“清十二帝疑案”和《正说清朝十二帝》中突出“正说”的同时，也注重“细说”。比如，人们需要了解光绪帝的死因，我就把有关光绪帝死因的五种说法，详列档案、文献、口碑、论著的观点与资料，分析综合，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加以解说。既有鲜明观点、丰富史料，又有细致讲说、深入分析，并寓见解于叙述中。《圆明园惨遭焚劫》播出后，有的观众来信说“受到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这既得益于“细说”，也得益于“慎说”。
三是“慎说”。电视台的讲座，出版社的出书，都面对社会广大受众，必须乾乾翼翼、谨谨慎慎，正像《诗经·小雅·小旻》所言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每一个人物，每一件史事，每一条分析，每一个论断，都要力求做到：文有征，言有据，不虚美，不隐恶，求真求是，科学缜密。讲稿、书稿可能有错误，正确的态度是：闻过则喜。我的《正说清朝十二帝》问世一年多，已经重印16次，每次都对个别疏误进行修正。既不能掩盖错误，也不能文过饰非。这里我讲一个“半字师”的故事。《巢林笔谈》云：“东海一闺秀作蓝菊诗云：‘为爱南山青翠色，东篱别染一枝花。’佳句也。予以别字尚硬，为去其侧刀，人称为半字师。”我则碰到“一字师”的读者。《正说清朝十二帝》中转引光绪帝《围炉》诗：“西北明积雪，万户凛寒飞。惟有深宫里，金炉兽炭红。”中国传媒大学张蔚同学来信说“飞”字从韵律上应作“风”字，建议我查对一下。我托故宫博物院一位资深研究员，查对光绪帝《御制诗集》。回答是“风”字。没有亲自核对，心里忐忑不安。我亲自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再查对《清德宗（光绪）御制诗集》原文，又发现“寒”字应作“严”字。就是说做学问应当亲自查阅第一手史料。严肃的历史学，文直事赅，言必有据。史学工作者应有责任感，让社会上广大的观众与读者，对讲座或书稿，既觉得可亲，更觉得可信。
四是“通说”。司马光《资治通鉴·进书表》云：“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我在《百家讲坛》栏目中，纵向讲了清朝12个皇帝，横向讲了清朝6个专题，既有横向阐析，也有纵向探索。贯通清朝全史、清朝列帝所演绎的内在联系，其兴衰、成败、治乱、福祸之镜鉴，需要集中、系统地进行解说。比如，清朝的历史地位，296年间的十二帝，各有其历史贡献，也各有其治策弊端。那么，清朝的兴、盛、衰、亡，有些什么经验与教训呢？我说过：清太祖努尔哈赤既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也埋下了“光宣末世”的基因。显然，八旗制度是其“种子”与“基因”的一个表征。八旗制度是清朝根本性的社会制度。八旗盛则清兴，八旗衰则清亡。又如，清朝图强维新的八次历史机遇，单独看一次维新机会的丧失，可能看不清事物的本质。如果将顺、康、雍、乾、嘉、道、咸、同、光九朝历史机遇的丧失，贯通来看，纵横联系，论考行事，察敝通变，就能从中找到一条鲜明线索，进而得到一点新的启迪。
五是“新说”。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历史学的学术功能，要促进学科自身发展。我在《正说清朝十二帝》一书中，运用了一些新视角、新资料、新分析、新论述。比如，关于顺治帝，从其同母后、叔王、爱妃、洋人、僧人五个关系切入。又如，关于康熙帝，则从其对自己讲学习、对朝政讲勤慎、对臣民讲仁爱、对西学讲吸纳、对子孙讲教育五个方面切入。再如，关于道光帝，道光朝鸦片战争失败的历史责任，既应看到其失败之必然性，又要剖析其失败之偶然性——指出道光帝应对鸦片战争失败负主要历史责任。另如，关于辛酉政变，以往多从“承德集团”与“北京集团”对立的两极进行“二元分析”。我则从帝后、朝臣、帝胤三股政治势力的对抗与整合做出“三元分析”。对咸丰帝则分析其“错、错、错”——错坐了皇帝宝座、错离了皇都北京、错定了顾命大臣。复如，关于宣统帝，对现行教科书、专著所论的“张勋复辟”，提出新见，切磋商榷。“复辟”一词，“复”者意为恢复，“辟”者意为君位；张勋作为一个长江巡阅使、安徽督军，其有何“辟”之可“复”？因之，我以“张勋兵变，宣统复辟”为题而展开对这段历史的阐述。
总之，“正说”、“细说”、“慎说”、“通说”、“新说”，旨趣在于体现史学传承、文化、社会、资治、学术的功能。这种尝试，尚在求索。对待历史，要在敬畏，应当敬畏历史。为什么要“敬”？因为吸取前人经验，会得到宝贵的智慧；为什么要“畏”？因为重蹈前人错误，会受到历史的惩罚。对于历史，既不能浮躁，也不能片面。有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种是忘却历史的耻辱，另一种是抹去历史的辉煌。正确的态度是，不要抹去历史的辉煌，更不要忘却历史的耻辱。同样，对待清朝的历史，不要忘却清史的耻辱，更不要抹去清史的辉煌。应正视以往的辉煌，要记住历史的耻辱。总结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劝奖箴诫，自强不息，如《尚书大传·卿云歌》曰：“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上文为笔者于2005年3月31日在中央电视台“清十二帝疑案”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做了修改），代为序。
阎崇年
丙戌年春节于四合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