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正说清朝十二帝》的“正说”是怎么来的？多年来，许多人，不断叩问，兹做综述。

“正说”一词，首见于东汉王充《论衡·正说篇》的篇名。王充在“正说”篇中以正说对虚说，评述了《尚书》《春秋》《易》《礼》《论语》等经典。唐刘知几《史通·叙事》有“正说”一词：“或牢笼一世，或苞举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之正说。”刘知几在这里强调史书应秉持公正诚实之说。但是，《正说清朝十二帝》的“正说”一词，既不是出自王充的《论衡》，也不是源自刘知几的《史通》，而是另有所本。

《正说清朝十二帝》之“正说”，有其根核。原中华书局大众读物工作室主任宋志军先生，以四百四十余字，叙说了《正说清朝十二帝》“正说”二字的原委——

“正说”概念的发明权和真正使用的决策都不是我。尽管阎先生在多个场合公开把“正说”概念的发明权的光环安到我头上，但我还是不敢掠人之美。“正说”概念的发明权是杨牧之先生，他是在2002年的一次会后对李（岩）总提出这个想法的，主要是希望中华对当时戏说历史泛滥的局面发挥正本清源的作用。李（岩）总非常重视，回来召开局务会议专题商量此事，随后责成总编室在局域网发文征邀正说系列丛书的责任编辑。这个文是2002年12月16日发的，现在从局域网还能搜到。当时我还在总编室，限于身份，虽然想做也不方便做。只记得当时有编辑提出了一些设想，但不是很成熟，这个事情也就暂时放下了。2003年4月，书局成立大众读物工作室，我应聘成功，做书就成了份内的事，于是，这个想法又冒了出来。恰巧不久在电视上看到阎先生讲清史，于是就找到了切入点。阎先生很认同“正说”这个概念，但是我们却在书稿快要成书时产生了犹疑，主要是觉得“正说”太正了一点，不够吸引读者眼球儿，就想剑走偏锋，想个热闹点的书名。阎先生很坚定地制止了这个想法，于是有了“正说”的第一本书。（录自宋志军《不是故事的故事》，载《阎崇年先生八十寿辰——中华书局全体同仁》，2014年4月24日）

上文提到李岩先生听杨牧之先生讲了“正说”经过之事。杨牧之先生此言又是来自何处？我一直不清楚。2019年5月5日，在几人餐叙时，原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后任中国出版集团总裁的杨牧之先生特意向我说：当年丁关根同志跟我说，我看历史应当正说，不应戏说，你看呢？我当时没有说话，但我记住了这句话，后来我跟李岩说了。由是，我专门同李岩先生谈起过此事，李总说的确是这样的；而且他告诉我，他在中华书局的局务会上传达了杨牧之先生上面的话。随之引出宋志军先生上述的一段回述。

事情的具体过程，我再加以补充。2004年春，我应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制片人聂丛丛邀请，主讲“百家讲坛”《清十二帝疑案》系列中的第一讲《努尔哈赤》。录制当日下午，编导打电话问我是否要看一下初步剪辑后的样片。我出于好奇心说去看看。翌日上午，我去中央电视台，看了《努尔哈赤》初剪样片之后，时已至午，聂丛丛请我共进午餐。我再三推辞不得，就答应共餐。餐叙间，聂丛丛说：“我们看了样片很满意，想请您将清十二帝疑案系列一人讲完。”此前，“百家讲坛”受邀嘉宾都是一人一题一讲。他们想让我讲一个系列，因种种考虑，我坚辞不允。聂制片人恳切邀请，反复劝说；盛情难却，我即答应加一讲《皇太极》。《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讲一经播出，收视率跃升。制片人聂丛丛和各位编导决定改变原定抓阄确定主讲人的作法，而劝说和鼓励我讲完此系列，我则无奈地将本系列讲完。这时本栏目收视率已跃居中央电视台排次的榜首。

此事，“百家讲坛”制片人聂丛丛说：

为栏目做出奠基性、里程碑意义上的贡献的主讲人，是阎崇年。从他开始，“百家讲坛”摸索出一条由一位主讲人用通俗活泼的方式按照电视的规律讲述历史文化专题的路径，后来的主讲人就是沿着这个路径前行的。阎崇年在登上“百家讲坛”前后的种种经历和心态，也确实代表了众多在这个讲坛上上下下的主讲人。”（《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9月15日第5版）

以往“百家讲坛”讲稿出书，因一本书有众多撰稿者，版权统归中央电视台，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书。《清十二帝疑案》是我一个人著作，其出版物的版权如何处理？中央电视台经研究决定：《清十二帝疑案》的光盘版权归中央电视台，图书版权归作者阎崇年。在本书版权研究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依照惯例，要出版《清十二帝疑案》；版权改归作者后，中华书局李岩总经理、顾青副总编、沈致金副总经理和宋志军主任等一行到我家里约稿，其时出版社找我的已有七八家，我还是将书稿给了中华书局。

这时碰到一个难题：“清十二帝疑案”的书名已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先用，中华书局需要另选一个书名出版此书。于是，引出了前述关于“正说”的故事，确定了“正说清朝十二帝”这个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