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祸起萧墙

跳梁小丑

中常侍张防倚仗自己的身份滥用权势，收受贿赂，司隶校尉虞诩收集证据几次弹劾，可奏疏总是石沉大海。愤怒的虞诩索性把自己绑了起来去见廷尉，同时上奏皇帝：

“当初孝安皇帝任用太监樊丰，扰乱正统，差点亡国。如今张防又弄权势，国家祸乱又要来临，我不能与张防这样的败类同朝为官，我主动到廷尉报到，就算死在狱里，我也不愿走杨震的老路！”

这一次，奏书总算递到了刘保面前，张防顿时慌了，倒打一耙，在刘保面前痛哭流涕，讲自己怎么怎么冤枉。结果虞诩被指控诬告之罪，被罚去做苦役。

张防仍不解恨，想直接干掉虞诩，让人在两天之内传讯虞诩四次，到最后，虞诩已经是体无完肤，奄奄一息。

一旁行刑的狱吏看不过去了，劝虞诩自杀，还可以少受点皮肉之苦。

虞诩艰难地抬起头，答道：“我宁愿被拉上刑场处决，让大家都知道我的处境，也绝不自杀，遂了他们的心愿！”

虞诩命在旦夕，孙程、张贤等人知道虞诩因公获罪，纷纷为他求情。孙程对刘保说：

“陛下最初与我们相处时，最痛恨奸臣，知道奸臣祸国殃民。但如今您做了皇帝，却又亲近奸臣，那与先帝有什么区别呢？司隶校尉虞诩一片忠心，却被投入大狱，中常侍张防犯罪证据确凿，却颠倒黑白陷害忠良。如今客星守羽林，占卜说宫中有奸臣，您应该立即逮捕张防，以防天变，同时下诏释放虞诩，让他官复原职。”

孙程说这番话时，张防就站在刘保身后。孙程怒斥张防道：“奸臣张防，还不滚出大殿！”

张防吓坏了，一溜烟跑到了东厢。孙程说：“陛下赶快把张防抓起来，不要让他向阿母（奶妈宋娥）求情！”

刘保犹豫不决，问尚书们的意见。尚书贾朗和张防是哥们儿，当即表示虞诩有罪。刘保还是下不了决心，说还要考虑考虑，让孙程先回去。

与此同时，虞诩的儿子虞（yǐ）在外面搞了一次小规模学潮，组织了一百来个太学生，举着旗子，拦住中常侍高梵的车子，呼啦啦跪倒一片，磕头磕得头破血流。

高梵问清缘由，决定为虞诩仗义执言。高梵一出面求情，事情就好办了，刘保只得将张防流放边疆，其党羽或处死或罢黜，虞诩当天也被释放。之后在孙程的帮助下，虞诩先是被拜为议郎，数日后升为尚书仆射。

虞诩虽然安全脱险，但孙程等人怀揣着奏章，公然跑到大殿上为虞诩申诉，让皇帝刘保很是不爽，后来下诏罢免了他们的一切官职，将他们的封地改到偏远地区，并让洛阳令监督他们限期上路。

很显然，皇帝这是在张防一事上吃了瘪，想要找回场子。

皇帝这么搞，不少朝臣看不下去了，在他们看来，孙程等人毕竟是扶立皇帝的功臣，而且本性不坏。不仅如此，孙程还帮助司隶校尉虞诩成功弹劾了中常侍张防，如今孙程落难，于公于私，自己都应该站出来说句话。

司徒朱伥的下属周举就劝说朱伥出面为孙程说情：“陛下当年被贬为济阴王，如果不是孙程等人帮忙，他能登上帝位吗？即使是韩信、彭越、吴汉、贾复的功劳也比不上他们。如今陛下忘了孙程等人的大德，却揪住小过不放，如果他们死在路上，陛下就会蒙受诛杀功臣之讥议。依我看，您赶紧趁他们还没离开，劝劝陛下，务必让他收回成命。”

朱伥皱着眉头道：“如今陛下怒气未消，已经有两个尚书上奏了，如果我再为罪臣出头，肯定会被骂个狗血淋头。”

周举笑道：“明公您都年过八十了，如今位列三公，怎么能只顾自己的身家性命，贪图获得的宠信呢？如果您不劝谏，您的位子就算保住了，也会被认为是谄媚奸邪之辈；如果您因此获罪，还能在后世得个忠贞的名声。如何取舍，就看明公您自己了。”

朱伥被周举说服，上表劝谏，最终孙程等十九人全部被召回洛阳。

再说虞诩当了尚书仆射，虽然官职降了，但耿直的性子一点没变，遇见不平之事总爱打抱不平。当时各郡国发明了一种开源方式，他们鼓励犯了罪的百姓花钱免刑，明码标价，还取了个好名字，叫作“义钱”。名义上是为贫苦百姓储蓄，其实就是太守、县令们的私人小金库。

虞诩得知此事，上疏道：“自元年（公元126年）以来，穷苦百姓公开揭发收受贿赂的官员多了去了，被处理的官吏有的贪污达数千万，而三公、刺史很少举奏。永平（明帝年号）、章和（章帝年号）年间，州郡用走卒钱贷给贫民，司空查劾处理，牵连到的州、郡县官吏都被罢黜。现在应该遵照当时的处理办法，废除这种捞钱的勾当。”

刘保批准了虞诩的奏书，严厉批评了各地州郡，从此花钱免刑的情况被严厉禁止。

当时还发生了一件事，宁阳县的主簿到洛阳上访，举报宁阳县令贪赃枉法，手头的案件积压六七年不处理。主簿积攒了一肚子怨气，在举报信中毫不客气地写道：“臣是陛下的儿子，陛下是臣的父亲。臣之前多次递交奏章，却屡屡得不到回应，难道非要逼我到匈奴单于那里讨一个公道吗？”

刘保感觉面子上有点挂不住，大怒，将奏章交给尚书传阅，尚书判主簿为大逆不道。虞诩站出来为其辩驳：“主簿所告发的也是君父怨恨的。人家几次上奏，结果都没上达天听，这是有司的错误，与他何干？”

刘保这才消了气，将主簿打了一顿板子了事。

虞诩回去后对着尚书们开喷：“小民有怨，不远千里，断发刻肌，下定决心到朝廷告状，你们处处阻拦，对得起这份工作吗？”

尚书们一个个无地自容。

虞诩接着给皇帝提了个建议：“尚书郎是要职，做官的阶梯，现在有的一郡就有七八人，有的一州都没有人，应该让人员平均一些，以满足工作需要。”

虞诩向皇帝提了不少奏议，不少意见都被采纳。虞诩举奏无所回避，多次得罪权贵，曾遭九次斥责、三次法办，但是他不改刚正之性，终老不屈。

临终前，虞诩对儿子虞恭说：“我为朝廷办事，公正无私，但求无愧于心。唯一后悔的事，就是做朝歌县长时杀贼数百人，里面哪能没有冤枉的？从那时到现在二十余年，家里没有增加一口人，这是获罪于天的缘故啊！”

在担任尚书仆射期间，虞诩向皇帝举荐了一个人，这个人绝对是文化史上的牛人，被称为中国科举选官制度的创始人。

此人名叫左雄，字伯豪，南阳郡涅阳县人。

左雄少有大志，知识渊博，品性笃厚，誉满郡县，汉安帝时被举为孝廉，升冀州刺史。

冀州豪门大族很多，拉关系走后门、互相捧场都是地方官的必修科目，要不然根本混不下去。左雄不一样，他到任后大门一关，谁也不见，只要发现贪污犯罪的行为，无论级别多高，一律严办，谁的面子都不给。

刘保即位后，左雄被拜议郎，当时的官场风气是：官员的十分精神，只有三分办政事，七分都用来逢迎上司，其结果就是各项工作一塌糊涂。左雄几次上书，揭露批判这种不正之风，措辞激烈。

尚书仆射虞诩看中了左雄的气节，向刘保写了一封举荐信，其中写道：

臣见公卿以下官吏大多只会拱手作揖，全都奉行“沉默是金”的官场潜规则，以建立私人恩信为贤，以忠于朝廷为愚。他们认可的官场规则是：白璧无瑕岂可久长，一团和气升官发财。我见议郎左雄有忠直不阿的气节，如果能被提拔为喉舌之官，必有匡扶国家之益。

左雄因此被拜为尚书，不久迁尚书令。

出任尚书令后，左雄不遗余力地匡正时弊，屡屡上书，提出多项改革意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改革考试选官制度。

我们都知道，秦代以前，做官是全体贵族的特权或者说是责任，直到战国时，才有一些平民如苏秦脱颖而出，但也只是个例，未形成制度。

西汉开国初年选拔人才，一开始是任用开国功臣集团的成员，即司马迁所说的“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阶层固化，平民百姓的上升渠道被堵死，社会哪有公平，哪有活力？

汉文帝时，察举制正式诞生，地方政府按指标举荐品行优良、才能出众的贤良方正和孝子廉吏。这些人选出来后，先安排做郎官，郎官天天守在皇帝身边，由皇帝量才擢用，挑选人员出去做官。

除此之外，汉朝还有一条上升通道，进入国家的最高学府太学，太学生经毕业考试分为两等，当时称科，甲科出身为郎，乙科出身为吏。

察举制刚开始还不错，可是随着时间推移，慢慢就变质了。因为缺乏客观的评选标准，有些地方官员徇私舞弊，致使许多被荐者名不副实，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才怯如鸡”的不良现象，被百姓编成段子吐槽。

左雄是个很有想法的人，他深知所谓政事，无非就是用干部。在做了尚书令后，他多次上书，建议实行考试选官制度。他在奏折中写道，郡守县令所举孝廉依己之好恶而定，选出来的人往往名不副实。要想避免这种情况，必须通过考试，考其虚实，观其才能，再由考卷评定审核，以成绩取官，从而改良社会风气。

左雄还要求，不到四十岁不得察举孝廉，他的依据是：孔子说四十不惑，《礼记》说四十曰强而仕，男子到了四十岁，各方面都成熟了，就可以出来做官了。当然，如果一个人特别优秀，自可不拘年齿。

如此一来，那些靠走后门托关系上位的人自然被断了门路。

有一个名叫徐淑的孝廉，由广陵郡举荐入朝，可是年龄不符。

负责审核的官员问他，徐淑竟以诏书中“如有颜回、子奇之才，可以不限制年龄”的话进行狡辩。

审核官员很无语，上报左雄。左雄问他：“昔日颜回闻一知十，徐孝廉闻一知几？”

徐淑一听，哑口无言，灰溜溜地回了老家。济阴太守胡广等十余人也因谬举孝廉被追责，只有汝南陈蕃、颍川李膺、下邳陈球等三十余人得拜郎中。

记住这些名字，他们将在接下来的历史舞台上大放异彩。

如此一来，州郡牧守再没人敢随便推举孝廉，终顺帝一朝，朝廷察选清平，多得其人，官员素质有了很大的改善。

当左雄为改革考试选官制度殚精竭虑时，一个叫张衡的人天天埋头在实验室中，捣鼓着自己的新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