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自学成才的博物学家
——威廉·丹皮尔的“海上漫游”
对于欧洲的海洋国家来说，在16世纪的远征探险和库克时代的系统探索远航之间存在一段很长的间隔。17世纪下半叶属于“太平洋史学的黑暗时代”[1]。浩瀚无际的大洋，不精确的航海仪器，坏血病的折磨，飓风的威胁和洋流的阻隔等，给系统性的探索带来了巨大的困难。17世纪40年代荷兰的塔斯曼[2]远航之后，太平洋探险的缓慢进程戛然而止。在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统治时期，英国海上企业活动的代表是弗朗西斯·德雷克和卡文迪什[3]的掠夺性远航；太平洋探险在17世纪70年代复活，动机与都铎时代的冒险家相同：贸易和掠夺。太平洋吸引英国人的想象力之处，不是广袤无边的海洋，而是它的西海岸——富饶的西班牙美洲帝国。此时英国企业和文学中开始出现的“南海”（South Sea）一词，局限于指智利、秘鲁和墨西哥海岸的水域，那里是贪婪海盗们[4]的狩猎场。
这类劫掠者最初的入侵是毫无秩序的冒险。他们艰难跋涉，穿过巴拿马地峡，抵达南海后便依赖于强占当地居民的船只谋生；到了17世纪80年代，欧洲装备的海盗船通过麦哲伦海峡或绕航合恩角（Cape Horn）进入太平洋。海盗船的优先目标既不是探索发现，也不是合法贸易。有人曾说，“黄金是我们这帮快乐男人的诱饵”[5]。这些人的形象是暴力、争战和无政府主义，从瓦尔迪维亚（Valdivia）到阿卡普尔科（Acapulco），沿着太平洋海岸掠夺财产、焚烧房屋。海盗生活充满艰难困苦。他们往来于海上和陆地，驾驶小船或简陋的独木舟，时常更换船只。由于所有的港口都拒绝海盗船停泊，他们可能连续几个月被困在窄小拥挤的船上，缺乏食物和饮水，坏血病也是无时不在的威胁。海盗船员没有固定的薪水，而是“有钱分光，没钱拉倒”。船员由多种族裔组成，由于在跟西班牙人作战中表现英勇，加上“从一文不名到腰缠万贯”的跌宕人生，使得他们在英国民众的心目中获得了某种值得钦羡的地位。英雄传说主要是海盗们的自述。引人注目的是，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少数人设法撰写并保存了旅行笔记，它们比常规的航海日志更为丰富有趣。其中一人是巴兹尔·林罗斯（Basil Ringrose），他具有足够的古典文学知识，能够用拉丁语同西班牙人对话。他的记述被收入1685年出版的《美洲海盗史》（History of the Bucaniers of America）英文第二版，作者是荷兰作家奥列维尔·埃克斯昆梅林（Olivier Exquemelin）。另一位是巴塞洛缪·夏普（Bartholomew Sharpe），他是第一位自东面绕合恩角航行的英国人。还有一位外科医生——莱昂内尔·威尔（Lionel Wafer），他撰写的有关巴拿马东南部库纳印第安人（Cuna Indians）的笔记，直到20世纪，人类学家们仍然很感兴趣。最为杰出的要数威廉·丹皮尔，“一个精确观察世间万物的人，包括地球、海洋和空气”[6]。他的《新环球远航》（A New Voyage round the World）一书于1697年出版，成为旅行和冒险主题的经典之作。
丹皮尔于1651年出生在英国萨默塞特（Somerset）的东库克尔（East Coker），在当地的一所文法学校接受教育，18岁时第一次参加远航去纽芬兰岛，1671年又随东印度公司商船去了爪哇岛。回国后，丹皮尔加入了皇家海军，在第三次荷兰战争（Third Dutch War）中服役，1673年受伤住院。下一年，他驶往牙买加，在那里待了几个月，帮人管理种植园。史料表明，丹皮尔在准备去牙买加时，曾打算记录自己的活动，因为除了一双结实的鞋和用于制造潘趣酒的配料之外，他还索要了纸张、墨水和羽毛笔。[7]不久，丹皮尔便与管理人发生了矛盾。后者称他是个“几乎一无所知的自负青年，在哪里都待不长的天生漫游者”[8]。辞职离开种植园后，丹皮尔航行到墨西哥湾南部的坎佩切湾（Bay of Campeche），在那里住了三年，大部分时间以伐木为生。这是个危险和艰苦的职业，尽管在从树木提取红色染料中赚取的利润颇为丰厚。密林中蚊虫猖獗；伐木工住在用棕榈叶搭盖的简陋棚屋里，每逢雨季，“水漫到床边，根本无法入睡，只能站着等待积水退去”[9]。1678年，丹皮尔带着一些积蓄返回英国，结了婚。他必定也将伐木工日记带了回去，后来成为《坎佩切之旅》（Voyages to Campeachy）的部分内容。
直到1699年，《坎佩切之旅》才作为《远航和描述》（Voyages and Descriptions）的第二卷出版，但未获得应有的重视，首先是由于《新环球远航》的光环过于耀眼，其次它记录的生活较少戏剧性。几乎可以肯定，这部书是在《新环球远航》之后写的，打算借助前一本书的成功继续获益。它的内容表明，丹皮尔自20多岁始，在成为海盗之前，就养成了做详细笔记的习惯。他记录了危险的伐木生涯，遭遇鳄鱼、蟒蛇、飓风和对抗西班牙敌人的惊险经历。1676年6月，一场飓风席卷了砍伐者的茅屋和设备，摧毁了树林，淹没了村庄，沿海地区成为一片废墟。在混乱之中，丹皮尔沉着冷静地保住了笔记本，它成为最早的有关那场飓风的历史文献之一。在其他章节中，丹皮尔平实地描述了海湾地区和印第安居民的风情，以及飞禽走兽、鱼类、昆虫和植被等。第二章的内容摘要说其中“描述了一些动物：壁虎、大长尾猴、巨型食蚁兽、树懒、犰狳、山猫、三种蛇类、蜥蜴、巨蚁及其巢穴、小蚂蚁、蜂鸟、黑鸟、斑鸠”——这仅是一部分。
1679年，丹皮尔回到牙买加，在那里加入了一支海盗队，他们在第二年4月穿越了巴拿马地峡。从此，丹皮尔开始了当海盗和周游世界的漫长生涯，直到1691年才返回英国。六年后，詹姆斯·纳普顿（James Knapton）公司出版了丹皮尔的旅行札记。书名《新环球远航》揭示了他的旅行范围，这不是一次巡航，而是一系列的漂流和改道绕行：“美洲地峡，西印度群岛的几条海岸和岛屿，佛得角群岛（Cape Verde Islands），沿火地岛（Terra del Fuego）、智利南海沿岸、秘鲁和墨西哥，关岛（Guam），盗贼群岛（Ladrones）之一、棉兰老岛（Mindanao），邻近柬埔寨、中国、洛克尼亚（Luconia）和西里伯斯（Celebes）的其他菲律宾和东印度群岛，以及新荷兰（New Holland）[10]、苏门答腊岛、尼科巴群岛（Nicobar Isles）、好望角和圣海伦娜岛（Santa Hellena）。”这一断断续续的环球航行花了13年的时间，丹皮尔将这个事实视为自身的优势：“一个四处漫游的人通常能够更可靠地记录地方的见闻，而不是像一个从未离开大路、径直入住客栈的旅人。”[11]他所谓“更可靠地记录”显然试图不同于埃克斯昆梅林、夏普和林罗斯描写的血腥故事，而是“地方与行动的混合关系”，描述了“土壤、河流、港湾、植物、水果、动物和居民”；报道了各地的习俗、宗教、政府和贸易情况等。地图出自当时杰出的绘图家赫尔曼·莫尔（Herman Moll）之手，无疑为该书增色不少。书中确实也描写了大量的“行动”，对大多数读者来说，这可能是最有吸引力的内容。
丹皮尔先后在好几艘船上效力，参加了袭击智利、秘鲁和墨西哥沿岸西班牙人的船只和居住点的行动。他记述的海盗暴力活动生动逼真，但很少提到亲身参与的细节。丹皮尔通常尽力暗示，他加入海盗的动机跟那些同伙是不一样的，他追求的是知识而不是财富。譬如他解释说，1686年待在海盗船小天鹅号（Cygnet）上的原因是它从南海出发，向西穿越太平洋，驶向关岛和棉兰老岛，“对我来说是一条非常中意的航线，将满足我的探索欲”[12]。
1687年，小天鹅号先到了中国北海，然后向南，经荷属东印度群岛，驶向帝汶岛，接着继续向南，到达罕为人知的新荷兰海岸，“去试试那个国家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运气”[13]。1688年1月，小天鹅号停靠在金湾（King Sound）的卡拉卡塔湾（Karrakatta Bay），位于澳大利亚的西北部，待了五个星期，之后进入印度洋，到达尼科巴群岛。在那里，丹皮尔离开了小天鹅号，但他的冒险远未结束，他同一两个伙伴乘独木舟到了苏门答腊岛，然后又去了阿钦岛（Achin）。在苏门答腊岛附近的海上，他们遇到了一场大风暴：“大海在四周咆哮，喷吐着白色泡沫；黑色的夜幕迅速地笼罩了一切，看不到任何陆地，我感觉死亡在逼近，逃生的希望渺茫；不得不承认，我一直鼓起的勇气消失殆尽了。”[14]此次侥幸生还之后，丹皮尔在阿钦岛病倒了，病得很重。他描述了大麻植物，但不承认自己尝试过：“这里有一种植物叫作‘干葛’（ganga）或是‘半地’（band）。据说，如果把它浸在任何酒里，喝下去头脑就会变得麻木，但它导致的反应因人而异。有的人沉睡不醒，有的人活像个快乐的笑柄，也有的人会变得疯疯癫癫。”[15]病愈之后，丹皮尔重返旅途，在马六甲、北部湾（Tonkin，地处越南）、柬埔寨和马德拉斯（Madras）逗留了一段时间，还在苏门答腊当过枪手。最终，他感到疲倦了，“经过如此漫长乏味的背井离乡，我开始思念故土”[16]。1691年1月，他乘坐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从苏门答腊岛出发，于9月回到了家乡。他带着一个被迫的同行者——在棉兰老岛附近的一个小岛上俘获的“彩绘［刺青］王子”，名叫约利（Jeoly）。丹皮尔回到英格兰后，因生活资金短缺，将约利卖作街头杂耍，供人观赏。可怜的约利最后死于天花。
在回到英格兰和六年后出版《新环球远航》之间，丹皮尔的活动鲜为人知。新近的研究表明，1694—1695年，他在西班牙北部的拉科鲁尼亚（La Coruña）参与了一项去美洲海域打捞西班牙沉船的行动。[17]这场冒险最终夭折了，原因是亨利·埃弗里（Henry Every）率领船员哗变，驾旗舰去东部水域从事掠夺活动，他不久便获得了“海盗船长约翰·埃弗里”的头衔。大约是在拉科鲁尼亚的闲散日子里，丹皮尔开始修订和润色自己的日记，准备出版。在写作和保护笔记方面，他的细心谨慎是毋庸置疑的。1688年5月在尼科巴群岛逃离小天鹅号后，丹皮尔乘坐的一只独木舟翻了，“我最珍贵的日记和亲手绘制的一些地貌草图”都泡在了水里，在“熊熊的篝火”前烘干才挽救了它们。在乘独木舟航行中，丹皮尔还提到了他的“袖珍笔记本”，里面记录了在小天鹅号上的航海细节。[18]三年后，他描述了另一次脱险经历：“我是偷偷地从明古连（Benkulen）溜走的，所有的书籍、绘图、被褥和设备都留在了身后……连薪水都没领。我只带上了这本日记和‘彩绘王子’。”[19]丹皮尔在海外漂流多年，这意味着他不只有一本日记。1681年，当他穿过巴拿马地峡的河流和沼泽时，将“日记和其他文字”放在一个蜡封的竹筒里以保持干燥。[20]丹皮尔带回英国的“日记”可能包括许多不同的日志、笔记本和散页。鉴于丹皮尔的旅行方式很不固定，时而在陆地，时而在水上，经常换乘船只，过着勉强糊口的生活，他能写作并保存这些文字是非常了不起的。他设法获得了必要的书写材料，坚持详细的记录，并保护它们免受蛀虫、粗心船员和敌人的毁坏。丹皮尔的原始手稿已经遗失，尽管大英图书馆收藏的“斯隆手稿”（Sloane Manuscripts）[21]里收入了丹皮尔的一本航海日志，但其中有证据表明，那是他回到英国后的作品。其主要文字由一位不知名的书记员执笔，但丹皮尔亲自加了许多补充和修正。它的篇幅比1697年出版的《新环球远航》要短得多，而且缺乏《新环球远航》具有的独特价值——丹皮尔涉足之处的自然史信息。
在有关丹皮尔的《新环球远航》与斯隆藏本的考证中，最令人困惑的一点是它们对新荷兰土著人（Aborigines）[22]的不同描述。1688年初，小天鹅号在金湾停泊了五个星期，那是欧洲人在大洋洲大陆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23]早些时候，荷兰人登陆至多待几天，有时仅几个小时，而且往往与当地人没有任何接触。相比之下，丹皮尔充分地观察了土著人，并在《新环球远航》里做了详细的描述，在欧洲人的头脑中刻下了长久的印记：他们赤身裸体，肤色黑黝，没有住所。
这个地方的居民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撇开他们的人类形态，实际上与畜生相差无几。他们身材高大，结实瘦削，四肢很短，眼睑总是半闭的——为避免苍蝇飞入；他们的长形脸很不讨人喜欢，没有任何优雅的神色。他们的头发像黑种人的那样短而卷曲，而不像印第安人的那样长而直。他们的头发、肤色、脸和身体的其他部分全都漆黑如炭，类似几内亚黑人。
他们没有铁器或工具，唯一的武器是木制矛剑。他们不种庄稼，也不捕猎，似乎仅依赖涨潮时滞留在海滩上的小鱼生存。他们的语言很难懂。有些人被带上了船，在船上，他们对周围的新环境毫无好奇心。人们试图把他们塞进水桶里，但是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他们仿佛是些木雕，站着一动不动，却像一群猴子似的互相凝视。[24]
这些令人不快的文字描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和学者对土著人的认识。18世纪中叶，欧洲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布封在对新荷兰土著人进行分类时，便直接引用了丹皮尔的描述。丹皮尔在此登陆七十多年之后，詹姆斯·库克和约瑟夫·班克斯乘奋进号又来到这里，随身便带着《新环球远航》一书。在澳大利亚东南海岸，当他们第一次心情紧张地看到人类生命的迹象时，班克斯写道：“我们站在较近的陆地上，通过眼镜依稀看见五个人形，肤色黝黑。由于一直受到丹皮尔记录的影响而形成了偏见，我们不能判定他们是不是人类。”[25]丹皮尔在早期的手稿中使用的语言比较简明而准确，譬如谈到澳大利亚土著人头发的特征：“他们身材矮小而瘦弱，我判断是因为缺乏食物。他们的肤色黝黑，我相信他们的头发可能会长得很长，但因为没有梳子，便像黑鬼的头发那样缠结起来了。”此处丹皮尔没有提到他们的外表像兽类，也没有称他们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他们的生活简单，无忧无虑，“对家用物品和衣着毫无概念”[26]。
“斯隆手稿”中的《丹皮尔日志》似乎是压缩和修订版。从首页引人入胜的标题“威廉·丹皮尔……南海历险记”和文中提到“我的书”可以看出，丹皮尔早就有了出版日志的打算。[27]他在某个阶段做出了决定，或是有人说服他出版一本更为完整的远航记录，以海盗生涯为中心，还包括对自然史的观察。丹皮尔似乎更有可能接受了他人的建议，因为他后来承认，“由朋友们来修改和更正我的日志，远不是对我的教育和职业的一种贬损”[28]。据猜测，协助他的人包括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他在《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的第一页里提到“我的表兄丹皮尔”；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此时开始对南半球的海域感兴趣，关注时间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他撰写的《一次前所未有的环球远航》（New Voyage round the World by a Course Never Sailed Before，1724），是向丹皮尔表达敬意的一本专著；更有可能的助力来自出版商詹姆斯·纳普顿，他很关注“地方风情与冒险活动相交融”类书籍的商业吸引力。此外，编辑也有可能做了一些修改，使得丹皮尔对澳大利亚土著人的描述更加戏剧化了，以满足公众对异族、“亚人类”生物的好奇和着迷心理。（值得顺便一提的是，1692年的一幅展示“彩绘王子”约利的宣传海报，现存大英图书馆，时而被用于巨人、怪物、矮人和两性人展览的广告。[29]）
《新环球远航》于1697年2月问世，到年底已发行第三版。1699年出了第四版，同一年，纳普顿出版了丹皮尔的《远航和描述》第二卷，其中包括1697年版省略的内容。它描写了丹皮尔当海盗前后的活动——年轻时航行到坎佩切，接着是在北部湾、阿钦岛和马六甲的漂泊流荡。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卷“全面讲解了航海专业知识，包括风向、微风、暴风和四季描述，以及全球热带海域的水流和潮汐等”，是充满洞察力的开创性著述，堪称“前科学时代的经典”，被收入《海军部航海指南》（Admiralty Sailing Directions），一直沿用到20世纪。[30]在英格兰《书评月刊》（Monthly Reviews）的“学术著作”专栏中，一位未署名作者热情地赞扬了这本书。他在概括介绍之后归纳说：“通过这本有益的书，心存好奇的人们可了解船长多年在海上忍受的艰辛和经历的危险；其中栩栩如生的描述和出人意料的事件，连久坐不动的宅男都会被深深地吸引。”[31]
丹皮尔的书满足了两类不同读者的需要。一方面，书中的冒险经历和不幸遭遇吸引了大众，经常重印廉价本或被盗版；另一方面，他对偏远地域自然史的密切观察满足了学术界对翔实旅行报告的需求。相比之下，早期的日志通常是流水账加众所周知的航线点缀。1667年，英国皇家学会（五年前成立的）强调海员观察自然地理现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肯定了丹皮尔的做法。学会的首位历史学家托马斯·斯普拉特（Thomas Sprat）表示，希望“泰晤士河上的每一艘船都能满载着实验成果返航”[32]；学会刊物《哲学交流》（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张臂欢迎航海日志类的稿件，甚至到了来者不拒的地步。1694年，在《最新的数次远航和发现》（An Account of Several Late Voyages & Discoveries）一书的导言中，学会成员坦科雷德·鲁宾逊（Tancred Robinson）抱怨，他无法讨论最近英国到南海的远航情况，因为没有看到任何有关日志（丹皮尔的长篇笔记当时尚未公开发表）。他写道：“令人悲哀的是，英国没有派出技术娴熟的画家、博物学家和机械师随航海家同行。”[33]皇家学会发表了约翰·伍德沃德（John Woodward）博士的著作《为促进自然史研究在世界各地进行观察工作的简要指南》（Brief Instructions for Making Observations in All Parts of the World in Order to Promote Natural History），它突出论述了气候、地况和自然史，同下一年出版的《新环球远航》的内容完全吻合。虽然丹皮尔对于学术界来说“是个陌生人”，他却做了一件恰如其分的事——将《新环球远航》呈送给了皇家学会主席蒙塔古勋爵（Lord Montagu），期待这本书能够满足社会“对增进知识的热望，以及发挥可能推动国家进步的作用”。
丹皮尔同皇家学会秘书长汉斯·斯隆的关系更值得一提。斯隆是一位与时俱进的医生，也是一位狂热的收藏家，他在1687年出版的关于西印度群岛之行的著作为博物学家提供了一个信息宝库。[34]他后来当选为皇家学会主席，1753年去世时，丰富的私人收藏为建立大英博物馆奠定了基础。根据议会法案，该博物馆于当年6月成立，并由国家发行彩票资助。大约在《新环球远航》出版时，斯隆聘请托马斯·穆雷（Thomas Murray）绘制了丹皮尔的肖像；之后又获得了丹皮尔日记的复制件，以及他在南海的几个海盗同伙的日记。由此可以想象，如果不是詹姆斯·纳普顿说服丹皮尔在日记中增加自然史的观察，那么很有可能是汉斯·斯隆。
丹皮尔十分注重实际，正如书的献词所显示的，在描述自然史的同时，他经常思考英国企业可能发挥的优势。至少在这方面，他跟约瑟夫·班克斯十分相近，均堪称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博物学家先驱。譬如1686年在关岛，丹皮尔足足写了六页笔记，详述椰子的各种用途。除了作为饮料和食物，它的外壳还可做容器，果荚可编绳索——他解释说，他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因为在西印度群岛，椰子树“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我想知道椰子树能带来什么收益”。“我絮絮叨叨地说了这么多，部分是为美洲种植园的乡亲们着想。”[35]同样是在关岛，丹皮尔首次描述了面包果及其作为主食的重要性：“岛上的土著用它来做面包。当果实呈绿色并变硬时，把它采摘下来，放进烤炉烘焙，直到果皮烤焦变黑，然后刮掉黑色的外壳……便露出柔软鲜嫩的雪白面瓤，就像一便士面包一样。”[36]1742年，当海军准将安森率领的百夫长号（Centurion）抵达马里亚纳群岛和天宁岛（Tinian）时，相比船上供应的面包，船员们更喜欢食用当地的面包果；在佩希·布雷特（Peircy Brett）上尉的绘画《天宁岛海岸风光》（A View of the Watering Place at Tinian）中，前景的主角是一株面包果树（图1）。通过丹皮尔的描述和布雷特的绘画，欧洲人形成了对遥远南海的印象：塔希提、布莱船长和邦蒂号。
丹皮尔煞费苦心地避免许多早期航海日志采用的夸张笔法。他声称：“我一直坚持严谨地描述事物的真实关系。”在关岛，他被一种大型独木舟或称“三角帆船”吸引了，亲自驾驶来检验它的速度。他用了一根测速绳，测出其时速为两英里[37]，但假如用力划动，可达到两倍的时速。丹皮尔未受过正规教育，他不是采用分类的方法，而是凭本能和直觉观察和描述，加上生动的感性体验，他的书读起来趣味盎然。在他早期去坎佩切湾时的日志（于1699年出版）中，这一写作特征已很明显。以下是他笔下的巨型食蚁兽：
它的鼻子朝下，平躺在地上，靠近蚂蚁行进的路径（这个地方蚂蚁奇多），将长舌伸出横放在路上：成群的蚂蚁川流不息地来往，碰到拦路的舌头便被迫停下脚步，不出两三分钟，舌头上就布满了蚂蚁。食蚁兽感觉是时候了，便把舌头抽回，吃掉所有的蚂蚁，然后再伸出舌头继续捕捉。食蚁兽的身上散发出强烈的蚂蚁气味，肉的味道比较重，因为我吃过。
丹皮尔对蜂鸟有一段经典的描述，采用了诱人的非技术性语言：
蜂鸟是一种小巧的羽毛动物，尚不及一根小针大，它的腿和脚同身体成比例。这种生物在飞行时不像其他鸟类那样展开和挥动翅膀，而是像蜜蜂和其他昆虫似的持续飞速扇翅，不停地发出嗡嗡声。它的动作迅疾，围绕着花朵和果实，像蜜蜂采蜜那样从四面八方探访令它垂涎的美味，亲密地对着它们絮语，但一刻不停地运动，忽而在这一边，忽而在另一边，有时突然跳一两英尺高，旋即又反弹回来。如此这般，在一朵花上流连五六分钟或更久。
丹皮尔笔下的坎佩切蜘蛛可能会令比较胆小的读者退避三舍：“蜘蛛的体形巨大，有些像男人的拳头那么大。”它们有“两颗牙齿，还有四五厘米长的角……小尾部像荆棘一样锋利”。不过，丹皮尔的同伴并不惧怕这种尖利武器，它们被派上用场：“有些人把它们装在烟袋里，用来清理烟嘴。还有一些人把它们存起来当牙签，尤其是经常牙痛的人，据说能止痛。尽管我的知识有限，无法解释其原因。”丹皮尔从不放过讲故事的机会，在不吝笔墨地描述了鳄鱼之后，他记述了一位爱尔兰伙伴的遭遇：
夜晚，丹尼尔（Daniel）去池塘边，绊到一条匍匐在小路上的短吻鳄，鳄鱼攫住了他的膝盖，他大声地呼叫“救命！救命！”。同伴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纷纷跑出小棚屋，以为他落入了西班牙人的魔掌。没有人能够解救可怜的丹尼尔，直到那只野兽张了一下嘴巴（为了把猎物咬得更紧，鳄鱼常这样做），他才将腿挣脱出来，并将手中的枪托塞进了鳄鱼的血盆大口……他的膝盖被鳄鱼的牙齿撕烂了，无法站立，情形十分悲惨。第二天，人们发现了那杆枪，离鳄鱼咬住丹尼尔的地方有十来步，枪托末端有两个大洞，一边一个，深约一英寸。我后来亲眼看到了那杆枪。[38]
1684年6月，丹皮尔乘海盗船单身汉之乐号（Bachelor's Delight）到达了神秘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在那里待了12天。西班牙人一直对这个岛的位置甚至其存在严格保密。四年前，一位被俘的西班牙军官告诉海盗船长巴塞洛缪·夏普：“假如我们真的去了加拉帕戈斯群岛的话，正如我们曾下决心要做的，航行中将遇到平静的天气和海流，然而很多船会莫名其妙地在那里消失，杳无踪迹。”[39]据单身汉之乐号的航海官安布罗斯·考利（Ambrose Cowley）记载：“西班牙囚犯嘲笑我们说，那不是真正的岛屿，而是魔境和幻影。”[40]这番话更令人对那个地方感到恐惧。西班牙人的这种表现是可以理解的。太平洋东端最近的岛屿距此也有六百英里之遥，因而，无人居住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可为海盗们提供一个安全的避风港，躲开西班牙人的搜索船，而且岛上有充足的食物来源——巨型海龟，如丹皮尔估计的：“这里的海龟如此之多，乃至在没有其他任何食物的情况下，仅海龟肉就够五六百人吃几个月。”
丹皮尔用数千字描述了四种海龟：棱皮龟、大头龟、鹰喙龟和绿海龟。它们的外表有鲜明的区别：
棱皮龟，一般来说块头比其他种类的要大，背部较高较圆，肉的味道很差。大头龟，顾名思义，脑袋奇大，比其他种类的大得多。它们的肉并不可口，很少有人吃，除非万不得已。鹰喙龟的个头排末尾，嘴又长又小，很像老鹰喙。它们的背壳很贵重，多用来制作橱柜和发梳等。绿海龟的颜色比其他任何一种更绿，壳轻薄透明，比鹰喙龟的颜色漂亮，但因为非常薄，仅用于镶嵌装饰。绿海龟一般比鹰喙龟大，一只可重两三百磅。[41]
更重要的是，丹皮尔把这里的绿海龟称为“杂种”，“它们的壳比西部的或东印度群岛的其他绿海龟的要厚些，肉也没那么好吃”。言下之意，物种间的差异取决于它们的生存环境。当150年后查尔斯·达尔文带着《新环球远航》一书访问加拉帕戈斯群岛时，他的观察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认识。达尔文对丹皮尔的描述做了重要的补充，他报告说：“该群岛中不同岛屿的海龟在形态上略有不同，当地人能够立即分辨出它们来自哪个岛。”[42]由于丹皮尔在每个岛上停留的时间不超过一天，很难指望他注意到这一细节；那时岛上没有任何居民，没有人能将野生动物的知识告诉他。达尔文承认，他是离开那里之后才意识到这些差异的意义的。
《新环球远航》的目标读者是普通大众，而不是自然史专家。尽管丹皮尔是一位有洞察力的观察者，但大概除气象学之外，他并未自许是其他任何专门领域的权威。他的日记手稿里存在不规则的拼写，而且缺少标点符号，这表明最后发行的版本经过了全面的编辑加工。他在整个航程中只是个次要角色，竟然勇于撰写航海日志，从手稿的最后一页可以看出，他受到了一些人的贬斥，或是他认为自己将受到苛评：
也许某些人会问，为什么称之为“我的”航海和发现？我从没当过船长，也不是任何助理；对此我的回答是：我能够胜任船长，假如我最初愿意接受这个职务的话。在海上，很多人都知道我有一本日志，所有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的记录很准确。我仍在仔细审阅自己的笔记。大多数人，即使不是所有的人，没能将自己的日记保留下来，或是在回到欧洲之前丢失了，或是连人都没有返回欧洲。因而我断定，我所保存的记录是比较完整的，我比其他人更有资格挑战这些探索发现的所有权……遗憾的是，大多数人认为，除非出自写作高手（尽管他们的实际能力极低），任何记录都不能令人满意。[43]
丹皮尔的断言是探险远航观察员的一项重要声明，《新环球远航》的实际文本为未来的航海日志建立了模式——不仅叙述事件，而且提供更多的信息。丹皮尔对“写作高手”的斥评很快就引起了不同的反响，该书的出版使他小有名气，踏入了新的社会圈子。1698年8月的一天，他和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44]一起进餐，在场的还有另一位著名的日记作家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伊夫林对丹皮尔“极其与众不同的”冒险和“很有价值的”的观察印象深刻，认为他是“一个谦逊的人，同人们想象的不一样（通过他与船员的关系来判断）”[45]。除了这些社会交往，同样重要的是，蒙塔古勋爵把丹皮尔介绍给了海军大臣奥弗德伯爵（earl of Orford），他请丹皮尔“提交一项可为国家服务的航行建议”。于是，丹皮尔拟制了“去东印度群岛更偏远地区和澳大利亚沿海地带”考察的计划，他的论据是，“有理由相信，在如此广袤的地域必定存在非常有价值的物产”。1698年，海军部予以接受。这位特立独行的观察家，曾经拒绝在远航中担任有权威的官职，此时被任命为皇家海军的舰长。他请求海军部预付一百英镑薪水，因为“我目前的状况十分窘迫”[46]。由此可以推想，《新环球远航》给他带来的经济收益并不丰厚。
指令要求丹皮尔仔细观察和搜集标本，并带回“一些当地人，只要他们愿意来”。此外，要记录“精确的日志”，这对丹皮尔来说是毋庸赘言的。接着是一个有趣的提醒：返回英格兰后要将日志交给海军部，“而不是其他人”。为了协助他完成任务，海军部提供了“具绘画技能的人”，这预示了后来的发现之旅中艺术家的参与，他们的绘画，诸如帕金森和威廉·霍奇斯（William Hodges）的作品，大大增进了欧洲人对太平洋的了解。海军部先是同意组织一次正式的探索远航——这本身就是罕见的举措，之后似乎又降低了兴趣，仅给丹皮尔提供了一艘船——雄狍号（Roebuck），而不是他所要求的两艘船；而且，这艘290吨的船年久失修，配备的船员中只有两名曾经“穿过赤道”。不管丹皮尔具有多么丰富的航海经历和擅长写作，但是他缺乏指挥经验。在航行中，他跟一名海军上尉发生了矛盾，这位正规军官视船长为“一条老海盗狗”。丹皮尔时刻担心出现哗变：“因为手下的人心怀不满，所以独自躺在舱里很不安全，我不得不高度戒备，跟我信赖的军官们睡在一起，并把小型武器放在后甲板上。”[47]
终于有一天，丹皮尔强行处理了那个上尉，把他铐了起来，遣返回英格兰。此后，他设法率领全体船员穿越大西洋南部和印度洋，远至新荷兰西海岸，又去了帝汶岛和新几内亚岛，最后到达“新不列颠尼亚”（Nova Britannia）——这是他的主要地理发现。接下来，丹皮尔本打算向南航行，去探索未知的澳大利亚东海岸，但鉴于船只和船员的状况都很糟糕，他决定返航。这一决策被证明是明智的。一年后，在中大西洋海域，雄狍号的底部脱落了，万幸的是，船员们挣扎着爬上了附近的阿森松岛（Ascension Island），死里逃生。丹皮尔的许多书籍和文件都在恐慌混乱中丢失了。更糟糕的是，当他在1701年夏天回到英格兰时，等待他的是军事法庭的审判，第一条罪名是损失了一艘船舰，第二条是对那名上尉的处理方式不当。法庭裁定他“手段非常残忍和野蛮——有罪”，拒绝支付这次远航的薪水，并宣布他“不适合被雇用为皇家海军舰艇的指挥官”[48]。不过，福祸相依，丹皮尔被迫处于这种怠惰的境地至少给了他一些时间来准备出版日志，“尽管有偏见的人对我提出异议”。1703年，詹姆斯和约翰·纳普顿出版了丹皮尔的《新荷兰远航续记》（A Continuation of a Voyage to New-Holland）第一卷，将它献给枢密院长和前海军大臣彭布罗克（Pembroke）伯爵，这一姿态表明，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爆发后，丹皮尔的耻辱很快就被洗刷干净了。1703年1月，他被任命为圣乔治号（St George）的船长，驶往南海。这是一艘200吨的私掠船。[49]4月，他进一步获得官方的青睐，在乔治亲王的引导下觐见了安妮女王，并亲吻了陛下的纤手。[50]显然，对于帝国来说，丹皮尔掌握的有关西班牙属下美洲水域的知识非常重要，相形之下，他偶犯的轻罪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直到1707年，丹皮尔才结束远航返回故乡，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新荷兰远航续记》第二卷直到1709年才出版，因为“我不得不准备另一次远航，比预期的要快”。该书第一卷的扉页几乎和《新环球远航》一模一样。首先列出造访之地的名称，包括“它们的居民、风俗习惯和贸易等；港口、土壤、野兽和鱼类，以及树木、植物和水果等”。附录收入雄狍号上的艺术家所作的插画：“潜鸟，鱼类和植物，奇妙的铜版画”。还附有赫尔曼·莫尔绘制的地图。就其他方面来说，《新荷兰远航续记》缺少《新环球远航》的广泛吸引力，开篇是一些莫名其妙的自卫性语言：“有新发现的人命运几乎总是如此——受到贬低和轻视。蔑视他人者认识不到发现新事物的价值，不具有真正的品位，或者是对发现者抱有偏见。”[51]这本书里没有丹皮尔和海盗同伙们的历险情节；花了大量篇幅记录如何寻找水源，而不是探寻西班牙人的宝藏。第一卷详细描述了佛得角群岛和巴西的巴伊亚（Bahia），丹皮尔从那里率领雄狍号穿过南大洋，对新荷兰的西海岸进行首次全面勘测。他带有一张地图的手抄件，标出了荷兰航海家阿贝尔·塔斯曼（Abel Tasman）在澳大利亚水域的航线。1699年8月，雄狍号抵达澳大利亚西海岸，停泊在一个海湾，位置是南纬25°20′，东经113°30′，在1688年丹皮尔登陆点的南面，他当时命名为“鲨鱼湾”（Shark's Bay，现称Shark Bay）。[52]两年前威廉·德·弗拉明哥（Willem de Vlamingh）率领荷兰探险队曾访问过这里。经过一个星期的搜寻，雄狍号未能找到饮水，于是向北，再向西北岬（North West Cape）航行，沿着海岸穿过一系列岛屿，后来把它们命名为“群岛”（Archipelago）。接下来往东北方行进，继续寻找饮水，直到再次登陆，地点约在拉格朗日湾（Lagrange Bay），今布鲁姆（Broome）镇的南部。内陆的表面全是沙丘和粗壮的野草，而且他们看见了许多“赤身裸体的高个子黑人”[53]，这是此次远航中第一次观察到澳大利亚土著。在一次追击的小冲突中，一名土著受伤；一名水手被一支木制长矛击中脸部，他担心自己中了毒矛。乔纳森·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里生动地描绘了这类场景，主人公乘独木舟到达新荷兰的西南部，遇到了当地的一群居民：
我能通过烟雾看到一些人，男人、女人和孩子，全身赤裸，围着火堆。有一个人瞥见了我，告诉了其他人。于是五个男人朝我走来，把妇女和孩子留在篝火旁。我急忙向岸边逃去，跳进独木舟，迅速地划离海岸。观察我的野蛮人继续追赶，我还没来得及划到海里，他们射出的一支箭就击中了我，深深刺入左膝内侧（我要把这个伤疤带进坟墓了）。我意识到箭头可能有毒，便拼命地划桨，逃出他们飞镖的射程（那天风平浪静）。然后，我脱掉衣服，将伤口吸干，竭力把它包扎好。[54]
丹皮尔已在他的《新环球远航》里充分描述了同澳大利亚土著的短暂暴力摩擦，《新荷兰远航续记》里有关的唯一重要内容是提到一位“彩绘王子”（或船长），“他身上多处绘有标记（其他人全然没有），眼睛涂着一圈白色灰浆或颜料（我们认为是一种石灰），从额头直到鼻尖画了一道白色条纹，乳房和手臂的一部分也用同样的颜料涂成白色”。除此之外，丹皮尔观察到，这些“新荷兰人”同他1688年在三四英里之外的东北部见到的差不多，正如所料，“相貌极其可憎，是我所见过的最丑陋的人”[55]。由于一些船员正遭受坏血病的折磨，而且几乎没有希望找到食物和饮水，丹皮尔离开了那里，前往帝汶岛。虽然他是皇家海军舰艇的指挥官，但并没有试图占据任何登陆点的土地——这或许是因为他对该地区的悲观评估，或许是因为他假定先前抵达的荷兰人已经索取了所有权（事实上荷兰人并没有获取澳大利亚大陆任何部分的所有权）。
虽然新荷兰令丹皮尔感到失望，但他还是尽可能详细地描述了所见所闻。他的记录本里有好几页鱼、鸟和海岸剖面图，出自船上一位不知名画家的手笔，技艺平平。丹皮尔还搜集了一些植物，并克服重重困难带回了干燥标本，今天在牛津大学的谢里丹植物标本馆（Sherardian Herbarium）里仍可看到23种。[56]其中不少是雄狍号逗留在鲨鱼湾的罗特尼斯岛（Rottnest Island）期间搜集的，丹皮尔描述道，“在这个时节（8月），绝大多数树木和灌木要么正在开花，要么结了浆果。不同种类的花有红、白、黄多色，但大多是蓝色的，气味芬芳甜蜜。除了一些植物，还有药草。有些开花植物高大；有些小巧，精致的花朵覆盖在地面，馨香美丽。在很大程度上，这里的景色跟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不同”[57]。
在正式出版的日志中，植物绘画十分精细，比书中其他插图的质量要高；它们很可能是英格兰的一位专业艺术家依据丹皮尔带回的标本绘制的（图2）。[58]这些标本的意义重大，代表了欧洲人在澳大利亚最早的搜集工作[59]，而且大多数都保存完好，说明在采集后很快就被压制干燥了。正如丹皮尔所述：“我带回了很多植物，它们是被夹在书页之间晾干的。”[60]其中最著名的是“斯图尔特沙漠豌豆”（Sturt's desert pea），一度被称为“丹皮尔鹦喙花”（Clianthus dampieri），彰显了丹皮尔记录和搜集的优先权（图3）。丹皮尔在前言中注明：它们如今“在天才的伍德沃德博士的手中”，说明他十分清楚这些植物标本价值不凡。伍德沃德是英国皇家学会《观察和收藏简明指南》（Brief Instructions for Making Observations and Collections，1696年出版）的作者，他曾把一些标本借给当时英国最重要的植物学家约翰·雷。正是雷，将物种概念引入了植物分类学。他将物种定义为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组个体，它们的后代将会重复这些特征。在雷建立的系统中，植物分为三大类：无花植物、单子叶植物（Monocotyledons）和双子叶植物（Dicotyledons）。这是一种“自然”分类系统，到18世纪中叶才被卡尔·林奈发明的更简洁的“人工”分类系统取代。[61]在雷的开创性著作《植物通史》第三卷（1704年出版）中，他用拉丁语描述了丹皮尔从新荷兰带回的11种植物，后又增补了四种巴西的、两种新几内亚的和一种帝汶岛的植物。《新荷兰远航续记》第一卷的末尾列出了18种植物及图片，几乎可以肯定，植物的拉丁学名和图片的详细英文注释是约翰·雷加上去的。在雷看来，无论丹皮尔是否受过正规教育，他的广泛搜集活动都是很有价值的。他在1691年建议：“尽管它们不足以成为书本知识……但是，让我们利用机会来研究这些东西，并将自然和书本结合起来。”[62]安妮女王的御前植物学家伦纳德·普拉肯内特（Leonard Plukenet）也见到了丹皮尔的植物标本，将它们的图片收入了1705年出版的《植物图谱》（Amaltheum Botanicum）。通过这种方式，欧洲人前所未知的澳大利亚植物进入了早期英国植物学界的视野。不过，由于丹皮尔采集的标本早于现代植物命名法的引入，今天采用的名称是由后来的收藏家命名的。在丹皮尔的眼里，这些植物和一些“奇异而美丽的贝壳”是新荷兰唯一可取的优点。如上所述，他对澳大利亚土著的蔑视性描述比在《新环球远航》中更甚；对于其他的生命形式，他也难以摆脱极其低级甚至怪诞的感觉。譬如，野狗明显地给他留下了坏印象：“两三只饿狼般的野兽，瘦得像骷髅，只不过有张皮包着骨头而已。”[63]即使是无害的短尾蜥蜴，在他的笔下也十分令人厌恶：
类似鬣蜥蜴，大小与其他鬣蜥蜴一样，但有三点显著的不同：它们的头更大，嘴脸更丑，臀部没有尾巴，而是一根尾桩，像是另一个头却也不是，因为上面没有嘴和眼睛，不过这种生物就是看似两端都有头……它们像蟾蜍一样呈黑黄色，像鳄鱼那样背上有鳞片或瘤疖……它们的肝脏也带有黑色和黄色斑点。它们伸展身体时散发出一种非常难闻的气味。我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见过如此丑陋的生物。[64]
在岸上，树丛里的苍蝇非常恼人，丹皮尔发现的唯一哺乳动物是“一种浣熊，跟西印度群岛上的不同，主要区别是腿，它们的前腿非常短，但也像其他浣熊那样跳来跳去”。这是自然史文献中对袋鼠式跳跃运动的首次描述，尽管他没有提到这种有袋动物的袋囊。这种动物可能是带条纹的兔袋鼠。丹皮尔补充说，如果把它们烹了，“肉的味道很鲜美”[65]。丹皮尔在鲨鱼湾捕获了一条鲨鱼，在它的肚子里发现了一些东西，他称之为“河马的头”，包括下颚、毛茸茸的嘴唇和牙齿。[66]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多年来一直困扰着博物学家们。
丹皮尔最初打算从新荷兰的登陆地向南航行，然后沿南部海岸向东驶，但他放弃了这一计划，转而驶向东北部的帝汶岛和新几内亚，接着再往东航行到欧洲船只从未探访过的水域，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个大岛，命名为“新不列颠尼亚”（后来发现其实是两个岛，改称“新不列颠岛”和“新爱尔兰岛”）。从此，丹皮尔开始采用王室、贵族赞助人和海军将领的名字来命名各个地点，并标注在海图上。与海岸接触的时间是短暂的，离开时，丹皮尔只能概括地报告说：“这个岛或许可以像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那样提供丰富的商品；可能比较容易带动当地人的商业活动，尽管在目前情况下我无法自许能够做到。”[67]
丹皮尔两次访问新荷兰的主要贡献是，发现它的西海岸不再是地图上游移不定的线条，而成为一块切实存在的陆地——尽管不那么吸引人。虽然他对早期荷兰人的发现没有多少补充，但返回后不久就出版了远航日志。相比之下，威廉·德·弗拉明哥的航海日志直到1753年才得以完整出版；该探险队艺术家绘制的海岸水彩画遗失多年，重见天日时已是20世纪70年代。[68]荷兰船员在尼古拉斯·威特森先生[69]的指令下搜集的自然史标本也未受到重视。考察队返回荷兰后，军官们向威特森展示了“一个小盒子，里面装有贝壳、水果和其他植物等”，是在澳大利亚西海岸搜集的，但他得出结论，它们的“价值不大”[70]。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丹皮尔对澳大利亚土著的描写栩栩如生：那些“世界上最悲惨的人”居住在苍蝇横飞的不毛之地。他的描述和动植物图，以及莫尔的地图和海岸剖面图，证明了一个在人们心目中曾经虚幻缥缈的地方确实存在。七十年后，约瑟夫·班克斯远洋跋涉来到这里，目睹了植物学湾的土著。
在注重商业方面，法国人的探险远远胜过英国人的太平洋远航，他们抓住了战时西班牙海军在智利和秘鲁兵力薄弱的机会。1698年至1725年间，至少有168艘船舰从法国驶往南海，但他们出版的远航记录比不上英国的同行。这或是由于商业交易活动比较普通和单调，或是由于他们不愿公开在外交上敏感的某些探险活动。在18世纪初的二十年里，虽然只有四支英国探险队到达南海（丹皮尔两次，罗杰斯和谢尔沃克[71]各一次），但出版了有关的六本书、数本小册子，还发表了一些文章。相比之下，有关同期法国人多次远航的书仅有三种：弗朗索瓦·弗罗热（François Froger）撰写的关于让-巴普蒂斯特·德根内斯（Jean-Baptiste de Gennes）的远航（1702），最远只到达麦哲伦海峡；数学家和植物学家路易·菲尔埃（Louis Feuillée）在大西洋和南美洲的太平洋沿岸的科学观测三卷本，以菲尔埃命名了植物的一个属（Feuillea）；弗雷泽尔（A. F. FréZier）的《南洋远航记》（Voyage de la Mer du Sud，1716），它是唯一被译成英文的。
弗雷泽尔是一位干练的工程师和数学家，他1714—1716年的远航记录包括详细的海图、城镇布局和海岸轮廓，覆盖了西班牙统治下美洲的太平洋沿岸地区，远至卡亚俄（Callao）。该书英文版指出，除了航海和水文勘测外，还“描述了这个地带最富有的殖民地，包括动物、植物，特别是水果、金属以及奇妙的物产”；并附有四幅智利和秘鲁的植物绘画及详细说明（技术性或许不够）。在某些章节中，弗雷泽尔脱离了事件的叙述，细致地记录了对自然史的观察，令人联想起丹皮尔的《新环球远航》。譬如，他描述了在秘鲁阿里卡（Arica）的干旱腹地栽培成功的几内亚辣椒——“非常辛辣和刺激，除非吃惯了，否则实在无法享用”。下面这段文字很像是英国远航家的文笔：
当种子发了芽、适于移植时，便把小苗栽到犁沟里，每行不是直线的，而是像个“S”。犁沟便于灌溉，把水分输送到每株植物的根部。栽种的同时撒上几把海鸟粪；植物开花时追加一些肥料；最后，当果实形成时，再追加几把。[72]
丹皮尔本人继续航海，但不再是笔记家了。1703年9月，他率领一支私掠探险队，驾驶圣乔治号驶往南海，同行的有一艘僚舰五港同盟号（Cinque Ports）。[73]这场冒险是灾难性的，两艘船全部损失了，几乎没有任何收获。作为船长，丹皮尔必定保存了一部航海日志，但最终出版的完整记录是由圣乔治号上他的同伴威廉·芬奈尔（William Funnell）撰写的，他记录了丹皮尔的许多劣迹，认为他懦弱无能。[74]军校学员约翰·威尔比（John Welbe）是另一个抱有敌意的见证人。据芬奈尔和威尔比的证词，丹皮尔在遇到敌舰时表现得十分可耻。芬奈尔指控说，在胡安·费尔南德斯（Juan Fernandez）群岛附近跟一艘法国船交战时，丹皮尔提前终止了行动；威尔比则批评丹皮尔未能鼓舞船员的士气或下达命令，而是胆怯地躲在上层后甲板“一个安全屏障后面，那是他下令用床、地毯、枕头和被褥等堆成的”[75]。这场战斗溃败后，他们驶向大陆，途中穿过巴拿马湾，袭击了圣玛丽亚（Santa Maria）。因事先接到警告，居民们已带着值钱的东西逃之夭夭。更让芬奈尔气愤的是，丹皮尔拒绝按照惯例给参加袭击行动的船员发放白兰地。丹皮尔冷漠地说：“假如我们占领了这个镇，白兰地可让他们喝个够；假如没能占领，我就自斟自酌。”[76]最令人感到屈辱的是，当西班牙的马尼拉大帆船（Manila Galleon）疲惫不堪地抵达阿卡普尔科时，丹皮尔未能趁机攫取它。当它的大炮开始轰击圣乔治号，他便改道逃跑了。据威尔比的说法，丹皮尔对此的唯一评论是：“先生们，我不会像约翰·阿姆斯特朗（Johnny Armstrong）那样‘让自己躺下流一会儿血’[77]，但我会躺下睡一会儿觉。”[78]他果真就去睡大觉了，直到第二天早晨才醒来。后来，丹皮尔写了一个小册子——《为丹皮尔船长正名》（Captain Dampier's Vindication），激愤地为自己辩护，坚称手下的船员“喝醉了，被蛊惑了”，没有服从他的命令。除此之外，他未发表有关这次远航的任何记录。如同雄狍号的经历，这次私掠探险的失败及最终瓦解再次证明，无论他作为一名航海家和观察者的才能如何，丹皮尔都不是一位称职的船长。
此后，丹皮尔又参加了几次航行。在伍兹·罗杰斯的私掠探险队里，丹皮尔担任“南海领航员”，被承诺分得探险队十六分之一的利润。值得指出的是，这是他的第三次环球远航。船长要求他引导船只前往加拉帕戈斯群岛，丹皮尔依赖于《新环球远航》中的错误记载，认为最近的岛屿离大陆仅约三百英里，直到船只向西航行了好几百英里之后，他才承认导航错误。此时丹皮尔已年近六十，在甲板上，他饱经风雨的身躯显得十分孤单可怜。当船只驶进墨西哥海岸时，罗杰斯承认“丹皮尔船长曾来过这里”，但又补充了一句，“可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了”。又有一次，探险队终于安全抵达了一座岛，罗杰斯在欣喜之余也没忘记奚落：“但愿丹皮尔船长还记得自己来过这里。”[79]
在英国国内，“丹皮尔”仍然是一个传奇般的名字。1711年，当私掠船返航接近荷兰海岸时，阿姆斯特丹的一名官员给罗伯特·哈利（Robert Harley）发了一条信息，仅六个字：“丹皮尔还活着。”[80]哈利是财政部长兼伦敦市政府的执行首脑。罗杰斯和探险队第二艘船的船长爱德华·库克（Edward Cooke）各自出版了航行记录，内容有些冲突，但丹皮尔始终保持沉默。倘若他有日志的话，似乎没有打算出版，尽管在这次航行中发生了一连串有趣的事件，包括拯救那个“裹着山羊皮”的奇特人物——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上的亚历山大·塞尔柯克（Alexander Selkirk），后来引发了笛福的灵感，创作出《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此外，他们还在加利福尼亚海岸缴获了一艘西班牙珍宝船。罗杰斯的官方日志《环球巡航》（A Cruising Voyage round the World）出版后销路不错，被译成法文和德文。它的大部分内容是依据已有资料，例行公事地从一名指挥官的角度描述造访之地，缺少丹皮尔著作中引人入胜的第一手自然史观察。从其中两段话可以看出，罗杰斯缺乏驾驭这一主题的能力（或许也缺乏兴趣）。1708年11月在巴西海岸附近，他建议那些想更多了解该地区自然史的读者去读荷兰旅行家简·尼约（Jan Nieuhof）的作品，收入了《航海与旅行集》（A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由阿恩沙姆·丘吉尔（Awnsham Churchill）和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出版，新近重印。接着他承认：“描写故事不是我的专长，但我认为，它是一种提供消遣、吸引读者注意力的便捷手段，因而或许不会像常规的航海日志那么枯燥。”1709年8月在秘鲁海岸，他又坦承：“这里有很多炎热气候所特有的植物……可是我不擅长描述它们，需求助具备这种才能的人士。”[81]
此次远航返回后，丹皮尔的健康状况明显衰退了，“身体病弱，但头脑健全”[82]，他于1715年辞世，享年63岁。他在遗嘱中未提及妻子，大概她已先他而去。关于安葬地点没有历史记载，唯有《丹皮尔日记》保留了下来，1729年再次发表，收入远航记四卷本，并在后来的数十年中，被各种旅行记选集摘选和引用。丹皮尔的作品充满魅力，流传甚广，学者、出版商、海员和商人，以及闲暇读者，都被他笔下的生动故事深深地吸引。在有些人看来，这类记录不过是代表了一种放大了的贵族式旅行，如笛福指出的，“臻于完美的英国绅士或许会同丹皮尔和罗杰斯一起周游世界”[83]，而对于其他人来说，丹皮尔的书为全球的远航探索家提供了一个范本。
[1] O. H. K. Spate, The Pacific since MagellanⅡ, Monopolists and Freebooters, Canberra, 1983, p.Ⅶ.
[2] 阿贝尔·扬松·塔斯曼（Abel Janszoon Tasman，1603—1659），荷兰航海家、探险家和商人。他是第一个到达范迪门地和新西兰群岛的欧洲探险家，并看到了斐济群岛（Fiji）。——译者注
[3] 托马斯·卡文迪什爵士（Sir Thomas Cavendish，1560—1592），英国探险家、海盗，外号“航海家”，因为他是第一个刻意模仿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袭击太平洋地区的西班牙城镇和船只，并完成环球航行返回的人。——译者注
[4] 原文“buccaneers”，它不是指一般统称的海盗（pirate），而是特指17世纪下半叶一些冒险劫掠者，他们专门挑战西班牙的海上霸主地位，袭击西班牙殖民地和沿美洲大陆航行的船只。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亨利·摩根爵士（Sir Henry Morgan）。——译者注
[5] Philip Ayres, The Voyages and Adventures of Captain Barth. Sharp and Others in the South Sea, 1684, preface.
[6] 部分文字被镌刻在丹皮尔的纪念铜碑上，于1908年安放在东库克尔的圣米迦勒教堂（St Michael's Church）。
[7] Diana and Michael Preston, A Pirate of Exquisite Mind: The Life of William Dampier, 2004, p. 42.
[8] Anton Gil, The Devil's Mariner: A Life of William Dampier, 1997, p. 36.
[9] William Dampier, Voyages and DescriptionsⅡ, Voyages to Campeachy, 1699, p. 80.
[10] 新荷兰（荷兰语：nieuw holland）是欧洲人对今天澳大利亚大陆的旧称。1644年，荷兰航海家阿贝尔·塔斯曼首次使用这个地名，直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新荷兰”一直被半官方地普遍用作整个澳大利亚大陆的名称。本书在提及那块大陆时，有时用旧称“新荷兰”，有时用今称“澳大利亚”。中译均保留原文。——译者注
[11] Dampier, A New Voyage round the World, with introduction by Albert Gray, 1937, p. 4.
[12] Dampier, A New Voyage round the World, p.157; British Library: Sloane MS 3236, fo.188.
[13] Ibid., p.310.
[14] Ibid., p.332.
[15] Dampier, Voyages and Descriptions,Ⅱ, p.136.
[16] Dampier, A New Voyage round the World, p.347.
[17] Joel H. Barr, ‘William Dampier at the Crossroads: New Light on the“Missing Years”, 1691-169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time History, 8, 1996, pp.97-117.
[18] Dampier, A New Voyage round the World, pp. 327, 330.
[19] British Library: Sloane MS 3236, fo.232v.
[20] Dampier, A New Voyage round the World, p.21.
[21] 英国医生汉斯·斯隆爵士（Sir Hans Sloane，1660—1753）收藏的一批历史文献，涵盖广泛的主题：医学、炼金术、化学、植物学和园艺、探险和旅行、数学和自然历史、魔法和宗教。现存大英图书馆。——译者注
[22] “Aborigines”（首字母大写）一词特指澳大利亚（旧称“新荷兰”）的原住民。由于本书记述的事件和引用的文献绝大多数是17—19世纪的，为了保留历史原貌，均直译为“土著人”“原始人”“野蛮人”或“岛民”等称呼（偶尔译为“当地居民”），而不是一律采用今天的政治正确名称“原住民”。——译者注
[23] 关于丹皮尔1688年沿澳大利亚海岸航行的路线和登陆的细节，见Leslie R. Marchant, An Island unto Itself: William Dampier and New Holland, Carlisle, WA, 1988, pp.101-121。
[24] Dampier, A New Voyage round the World, pp.312-313, 315.
[25] J. C. Beaglehole ed., Beaglehole, ed., Banks's Journal, 1768-1771, Sydney, 1962,Ⅱ, p. 50.
[26] British Library: Sloane MS 3236, F.222.
[27] Ibid., fos. 1, 116.
[28] Dampier, A Voyage to New-Holland, &c. In the Year 1699, 2 vols, 1703, 1709, preface.
[29] British Library: N TAB 2026 (25).
[30] Joseph C. Shipman, William Dampier: Seaman-Scientist, Lawrence, KS, 1962, p. 8; Gill, Devil's Mariner, pp. 232-233.
[31] The Works of the Learned, February 1699, p. 98.
[32] Thomas Sprat, History of the Royal Society, 1667, p. 86.
[33] Sir John Narborough et al., An Account of Several Late Voyages & Discoveries, with introduction by Tancred Robinson, 1694, p.v.
[34] Hans Sloane, A Voyage to the Islands Madera, Barbados, Nieves, S.Christophers and Jamaica, with the Natural History, 2 vols, 1707, 1725.
[35] Dampier, A New Voyage round the World, p. 204.
[36] Ibid., p. 205.
[37] 1英里大约相当于1.6公里。——译者注
[38] 关于食蚁兽、蜂鸟、蜘蛛和鳄鱼的描述，参阅Dampier, Voyages to Campeachy, pp. 60-61, 65-66, 64, 77-78。
[39] Basil Ringrose, Bucaniers of America, 1685,Ⅱ, p. 38.
[40] British Library: Sloane MS54, fo.7v.
[41] Dampier, A New Voyage round the World, pp. 77-79.
[42] Charles Darwin, Journal and Remarks 1832-1836, Vol.Ⅲof Narrative of the Surveying Voyages of His Majesty's Ships Adventure and Beagle, 3 vols, 1839, p. 465.
[43] British Library: Sloane MS 3236, fo.233.
[44] 塞缪尔·佩皮斯（1633—1703）是英国海军官员和国会议员，并且是著名日记家，他的日记精确记录了17世纪英国的生活画面。——译者注
[45] D. and M. Preston, A Pirate of Exquisite Mind, pp. 348-349.
[46] 丹皮尔与海军部的通信保存在National Archives：ADM 2/1692（no folio numbers）；主要文件参阅John Masefield ed., Dampier's Voyages, 2 vols, 1906,Ⅱ, pp. 325-330。
[47] Dampier to Admiralty, 22 April 1699; printed ibid.,Ⅱ, p. 333.
[48] Dampier to Admiralty, 22 April 1699; printed Masefield ed, Dampier's Voyages,Ⅱ, p. 604.
[49] 原文为“privateer”，指在战争期间获得官方执照的民间船只，它可以合法地袭击敌方船舰并掠取其财物，条件是将战利品按一定比例上交给政府。——译者注
[50] London Gazette, 16 April 1703; reprinted in Masefield ed., Dampier's Voyages,Ⅱ, p. 575.
[51] Dampier, A Voyage to New-Holland, preface.
[52] 关于1699年丹皮尔在澳大利亚海岸的路线细节，参见Marchant, Island unto Itself, pp. 122-147。
[53] Dampier, A Voyage to New-Holland, p. 121.
[54] Jonathan Swift, Gulliver's Travels, ed. Peter Dixon and John Chalker, Harmondsworth, 1967, p. 333.
[55] Dampier, A Voyage to New-Holland, p. 122.
[56] Serena K. Marner, ‘William Dampier and his Botanical Collection’, in Howard Morphy and Elizabeth Edwards eds., Australia in Oxford. Oxford, 1988.这些植物被亚历克斯·乔治（Alex S. George）和阿普林（T. E. A. Aplin）列入John Kenney, Before the First Fleet: Europeans in Australia 1606-1777, Kenthurst, NSW, 1995, pp. 78, 80。
[57] Dampier, A Voyage to New-Holland, p. 108.
[58] Bernard Smith quoted in Before the First Fleet, p. 146.亚历克斯·乔治在William Dampier in New Holland: Australia's First Natural Historian（Hawthorn, VIC., 1999）中收录了保存在牛津大学的丹皮尔标本的彩色照片（21—98页），同A Voyage to New-Holland和伦纳德·普拉肯内特的《植物图谱》里的插图照片作比较，它们显示，随丹皮尔远航的一位不知名艺术家的描绘是准确的。
[59] 1697年，威廉·德·弗拉明哥描述了罗特尼斯岛上的一些植物和野生动物（包括黑天鹅），但显然没有将任何生物标本带回荷兰。
[60] Dampier, A Voyage to New-Holland, p. 81.
[61] John Ray, Historiae plantarum, 1704, pp. 225-226; Robert Huxley, ed., The Great Naturalists, 2007, p. 95; Preston, A Pirate of Exquisite Mind, p. 409.
[62] John Ray, The Wisdom of God, 1691, cited in Huxley, Great Naturalists, p. 92.
[63] Dampier, A Voyage to New-Holland, p. 125.
[64] Dampier, A Voyage to New-Holland, pp. 108, 110.
[65] Ibid., p. 108, and Steve Simpson, ‘The Peculiar Natural History of New Holland’, in Morphy and Edwards, Australia in Oxford, p. 6.
[66] Dampier, A Voyage to New-Holland, p.111.九十多年后弗朗索瓦·佩隆（François Péron）确认这种生物是海牛。
[67] Dampier, A Voyage to New-Holland, p.224.
[68] Günter Schilder, Voyage to the Great South Land: Willem de Vlamingh 1696-1697, Sydney, 1985.
[69] Nicolas Witsen（1641—1717），荷兰政治家，1682年至1706年任阿姆斯特丹市市长，1693年成为联合东印度公司的主管。1689年担任驻英国王室的特派大使，并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译者注
[70] Johannes Heniger, ‘Dutch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Exotic Natural History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in William Eisler and Bernard Smith eds., Terra Australis: The Furthest Shore, Sydney, 1988, p.66.
[71] 这两个人的全名为伍兹·罗杰斯（Woodes Rogers，1679—1732）和乔治·谢尔沃克（George Shelvocke，1675—1742）。——译者注
[72] A. F. FréZier, A Voyage to the South Sea and along the Coasts of Chili and Peru, 1717, pp.151-152.
[73] “五港同盟”是历史上几个沿海城镇的联盟组织，位于英吉利海峡东端距欧洲大陆最窄的部分，属于肯特和萨塞克斯郡。该同盟最初是为了军事和贸易目的而形成的，但现在的作用完全是礼仪性的了。——译者注
[74] William Funnell,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1707.
[75] John Welbe, An Answer to Captain Dampier's Vindication, 1708, p.3.
[76] Ibid., p.8.
[77] 引自一首古英文诗，作者不详。——译者注
[78] John Welbe, An Answer to Captain Dampier's Vindication, 1708, p.6.这段话源于阿姆斯特朗的苏格兰同胞安德鲁·巴顿（Andrew Barton），他在1511年的一次海战中阵亡，民谣中记载了他临终的最后一句话：“我会躺下流一阵血/然后我会站起来再战。”
[79] Woodes Rogers, A Cruising Voyage round the World, with introduction by G.E. Mainwaring, 1928, pp.190, 195.
[80] Robert Harley, Letters and Papers,Ⅲ, in Manuscripts of the Duke of Portland, Ⅴ, Historical Manuscripts Commission, 1899, p.66.
[81] Rogers, Cruising Voyage, pp.43, 179.
[82] B. M. H. Rogers, ‘Dampier's Debts’, in Mariner's Mirror, 15, 1924, p.122.
[83] Peter Earle, The World of Defoe, 1976, p.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