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论

一　人生必须读历史

（一）

历史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读历史？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提出过这样的疑问。在他们看来，历史更多的是讲故事，茶余饭后，谈古论今，评论人物，大家喜闻乐见，满足感情宣泄，几乎没有什么实际用处。所以，一般人多把历史当作娱乐，他们的历史知识往往来自小说、影视节目，还有短平快的微信段子。在知识界，对历史缺乏系统性知识的人以为读读教科书便懂得了历史，堆砌知识和观点，把问题割裂成破碎的片段，看不到历史现象背后深刻的原因，却喜欢高谈阔论，用一堆碎片拼凑出所谓的历史规律。至于考据专家则常年埋首于浩瀚的史籍之中，对于历史发展的脉络漠不关心，却将比较文献记载的差异作为高尚的志业，直接把史料代替史学。其实，清朝擅长考据的历史学家章学诚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1]

那么，历史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历史是远古以来人类所进行的各种活动的记载。这些活动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以及有关这些活动的各种动机和思考，社会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等，都是历史学要研究的问题。里面有悲欢离合，也充满智慧与创造。中国有悠远的历史，多少杰出的人物在这片土地上尽情表演，我们今天能够想到的处世方法，古人早已想到，并且付诸实践，其结果也早已印记在历史上。熟读历史就能够洞悉这一切，获得巨大的启发，给心灵注入智慧。历史是人类的共同记忆，灵魂所在。

历史最重要的是还原事实，揭示真相。只有基于真实的反思，才有启发和智慧。反之，建立在虚假描述基础上的总结，纯属自欺欺人。然而，逝去的人、物、事都不会再现，记载这些的史籍都来自某个特定角度的观察，不同的记录者会有不同的叙述，或者互为补充，或者迥然各异。人物和事件越复杂，记载的矛盾就越大，需要读史的人善于体察和整合，并且吸收新史料、新方法和新的研究手段，例如考古、碳14、基因鉴定等，本着追求真实的原则，不断接近事实。当然，研究者无法完全排除自身的立场和观点，乃至时代背景，因此，无法断言后人的研究就是事实，而只能是根据历史遗存还原的“史实”。从“史实”到“事实”，是历史学家追求的目标，他们不断尝试着去接近它，而影子总在前方。

其次，历史是后人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的思辨性认识与建构。已经消逝的过去，靠着记忆而流传，通过历史学家的整理而形成历史记述。中国自商代形成比较成熟的文字记录系统之后，就有了历史文献的遗存。传世的历史著作当以孔子编纂的《春秋》为祖，此后系统性的通史巨峰便是《史记》。战国以来，史著日多。综而观之，皆是采撷传说、剪裁史料而成。或取或弃，或褒或贬，并非全凭个人感情用事，而是作者对于往事的理解所做的整理，试图勾勒出社会演进的脉络，塑造政治与文化的传统。孔子身居礼崩乐坏的时代，试图通过《春秋》树立政治的正统性与合法性，令“乱臣贼子惧”。司马迁则处于帝制大一统的盛世，通过系统整理古史传说理出一个国家海纳百川的兴盛历程，揭示文化赓续而形成的悠远传统。孔子、司马迁等史学家并不是改窜历史，而是在叙述历史进程中揭示其深刻的意义。此一层面，亦即后人对于历史的认识和获得的启发，实际上是在同历史的对话中引起的理论性思考。

历史是今人与古人的对话，人常新，史常在，这个对话永无终结，庶民可以获得茶余饭后的娱乐，思考者可以受到心灵智慧的启发，可谓士庶咸宜，各得其所。这个对话为什么永无终结呢？其最深刻且不变的原因在于不同的读者和变幻的时代。每个想从历史中获得启发的人都有各自不同的阅历，形成不同的理解，带着不同的需求，在内心中产生各不相同的碰撞与激荡。宏观层面上，时代的变迁让人们一次次面对未知的世界，出现集体性的思索，解决新的时代问题只有既往的历史经验，所以变化越激烈的时代，人们对于历史的热情便越高涨，问题常异，启发常新。在快速发展并迈向现代社会的历史阶段，我们更有必要认真读史，从中汲取成长的智慧。

再次，历史是借鉴古代探索未来的学问。人类的智慧源自对过去的不断反思和总结进而悟出蕴含其中的深刻道理。没有对过去的记载，就没有悟道的基础，宛如失忆之人，失魂落魄。一代又一代人不断重读历史，与之对话，不只是为了探明过去，最重要的是通过以往的轨迹给今日定位，从而确定我们是谁，从何而来，处于什么时代，继承了怎样的历史文化传统，并将走向何方。在这一思索的过程中我们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深刻理解当下的时代，知道该走什么样的路，做什么样的事。如何给自己创造未来，这才是我们学习历史的真正目的。历史点亮了今日的明灯，照向未来。

先哲告诉世人，要想变得更有智慧就应该多读历史。因为历史是几千年来贤能智者思想和行为的记录，蕴含着林林总总得失成败的经验和智慧。读懂历史，就明白了其中最深刻的道理，人的胸怀和视野将得到最大的提升，从而从容淡定观察世事变幻，看清、看懂、看透，超然物外，卓然而立。

历史和历史经典著作是无尽的宝藏，经得住一代又一代人从不同角度不断地审视，历久弥新，人类就在不断重读历史中逐渐成长。无视人类社会跋涉演进的过程及其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和教训，便容易妄自尊大。不读历史必将重蹈覆辙。一个民族的成熟在于对历史的铭记和反思。

（二）

历史启迪智慧。智慧基于对人性、事物和道理的认识及领悟层次。

第一个层面是对人的认识。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与人之间时时刻刻都要打交道，因此，识人是立身处世的重要方面。高层领导者更需要具备识人之明。帮助汉高祖刘邦打天下的天才统帅韩信就特别注重对人的分析与把握。鸿门宴之后，刘邦被打发到汉中，在萧何等人的强力推荐下任用韩信为大将军统率大军。刘邦召见韩信分析对项羽作战的胜算。作为即将统兵出征的韩信并没有分析双方军力优劣等军事问题，而是直接要刘邦比较双方最高领导人的品质，提出最高领导人要符合“勇、悍、仁、强”四个指标。由此可知，韩信更看重领袖的品格素养，而不是一目了然的物质条件。基于此，韩信认为刘邦能够胜任领袖之位。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当时，这简直是出人意料的推断。韩信的依据是什么呢？他注意到项羽的贵族出身。贵族“贵”在有学识、有教养，待人谦和，古今中外都一样，这才是“贵”气所在，也是项羽的特点。别看他在战场上叱咤风云，一声怒吼千人披靡，但是他对人言语温和，彬彬有礼。项羽的优点，大家都看得到，却很少有人看到他性格的另一面，那就是过于“惜物”。项羽的基业是靠自己打下来的，来之不易而备感珍惜，故舍不得分人，不够大气，获胜封赏之时总是把赏品放在手中反复掂量，到最后封赏出去的时候，与部下的期望值颇有差距，招致不满。长此以往，部下越打越没劲，便会离心离德。这是项羽的命门所在，他不能把人紧紧团结在一起。因此，他将走向衰落。与之相反，刘邦白手起家，靠众人努力而有所斩获，这些东西都不是自己攒下来的家底，所以他很清楚事儿靠大家做，东西大家分，分完了人心振奋，下次可以做得更大。因此，队伍会越战越勇，天下人才也会络绎不绝地投奔而来。项羽和刘邦分析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大相径庭，故刘邦终将取得胜利。韩信的分析精辟到位，并且在楚汉战争中得到充分的证明。韩信从人性的角度看懂了“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的道理，谁想独吞都将被唾弃。

在人类社会立身处世，识人之明是第一个需要学习的，识人方能做事。但这只是一个维度，仅凭人缘关系能够无往不胜吗？

还是说回韩信。当他率军席卷北方半个中国，到达今天山东的时候，一位叫蒯通的谋略家前来拜访，问他为何对项羽苦苦相逼？蒯通分析天下形势，认为当时已经形成刘邦、项羽和韩信三大武装集团，韩信虽说是刘邦的部下，但他显赫的地位有赖于项羽的存在。所以，蒯通劝韩信放过项羽，促成三足鼎立的局面，确保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可是，韩信明确拒绝了，因为他念着刘邦“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2]的恩情，不能向利背义。显然，韩信始终坚信对人的判断，以此战胜所有的军事对手，并推及政治领域，信任刘邦和他的“义”，显示出在政治上的幼稚。军事家思考问题大多是当时当地的平面维度，而政治家则要复杂深刻得多，两者不在一个层次上，故军事家往往不是政治家的对手。作为政治谋略家的旁观者，蒯通对此看得很清楚，而韩信则要到垓下之战结束后被刘邦褫夺齐王，甚至后来被削去楚王的分封屈居朝廷虚位时，才明白自己只是个将兵之人，刘邦则是将将之人，但为时已晚。将兵就是做事的军事家，而将将则是统领全局的政治家。

从韩信身上可以看出囿于识人者的局限性。人是善变的，最难把握，仅凭看人而欲独立于世者终败于人。思想片面的人容易偏执，且将陷入人治的泥淖，难以成就大业。

第二个层面是对于形势的清醒认识和预判。形势分析是对于自然地理、社会民情、实力消长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研判。战国时代苏秦对于六国同秦国形势的分析，堪称经典。

秦国经过商鞅变法之后，军事实力大增，穷兵黩武，不断攻打六国。六国被动防御，纷纷采取忍让屈从的政策，试图缓和秦国的进攻。谋略家苏秦觉得非常奇怪，六国如果联合起来，其疆域面积占中国的4/5，人力、物力也占4/5，为什么要向秦国屈服呢？割地退让是以有限的国土去填秦国无尽的欲壑，虽然可拖延一时，却必死无疑。他逐个说服六国联合抗秦，辗转来到东方大国齐国，向齐王分析形势道：齐国南有泰山，东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堪称四塞之国；疆域辽阔，达二千余里，精兵数十万，粮食堆积如山，齐民富庶，车水马龙，摩肩接踵，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意气昂扬。齐国的强盛无人能比，却屈服于秦国，让人感到羞愧啊！

苏秦的形势分析基于两点：一是山川形胜，二是人力物力条件，前者为先天性存在，后者则是可以改变的。但所有的改变都应该建立在尊重自然、顺应法则的基础之上，亦即因地制宜。笼统地说，中国或者世界都只有抽象的意义，要在中国适宜地生存发展，首先必须深切了解中国的自然条件，以此构成决策的基础，进而考虑利用自然以求社会发展。把自然与人结合起来，就能看清许多迷蒙的问题。苏秦熟悉中国的地理，所以，他准确地指出了秦军行军作战的弱点以及应对之策。秦国据关中之险，环山带水，自守有余，但要远攻六国，必须穿过艰险的山地，路隘崎岖，容易遭受攻击。那么为什么韩国和魏国不愿意积极抵抗呢？苏秦分析道：韩、魏两国正面挡住秦国东进之道，秦国志在必得，而韩、魏独自抵挡秦军，即使胜利了也伤亡惨重，更不用说战败，因此，韩、魏两国竭尽全力抵挡秦国东进，除了保卫国家不至灭亡的意义外，还在为东方各国拱卫大门；但如果归顺秦国则可以减少损失，把祸水引向东方。苏秦透过地理形势与国家利益的关联道出了地缘政治的关键。因此，东方各国即使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也应该坚决支援韩、魏，才能互助自保，如果各怀鬼胎企图把秦国祸水引向别国，最多只能拖延被各个击破的时间。道理讲透了，六国君王看清其中的利害得失，便接受苏秦的建议而结成共同抗秦的“合纵”联盟，令秦国十余年不敢觊觎东方。

识人和分析形势，基本上是根据当时当地的即时性认识，属于平面型思维。人和利益随时变化，人际或者国际关系也随之变幻难测，所以必须懂得利益的原则，但绝不能只凭利益为基础。苏秦的“合纵”联盟在他死后随即瓦解，亦属必然。要想让此联盟更加牢固，必须对各国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有深刻的认识，相互理解和尊重是建立利益协调机制的基础，许多冲突是因为相互不了解甚至是基于自我想象来判断对方而造成的。有了历史的思考，我们的认识就从平面变为立体，有深度便有了更为重要的领悟，从而就进入第三个层面。

第三个层面是对历史的深刻认识。刘邦打败项羽之后，选择洛阳作为西汉王朝的首都。他的根据主要有三点：第一，洛阳居天下之中；第二，洛阳西南方向有中条山、崤山、熊耳山和外方山，北临黄河，东据成皋，可以据守；第三，东周以此为都，有历史传统。刘邦内心深处还有与周朝比肩的向往。这三点从天时地利人和的角度看，皆有道理。然而，事物的道理必须和它的性质、规模相匹配。如果是个小国，洛阳地势确实很好；但如果是统一的中央王朝，洛阳周边山水包裹的腹地太小，难以回旋，则是块“死地”。第三条更为重要，刘邦的谋臣刘（娄）敬分析道，周朝建国后分封商朝及其前代的诸侯酋长，显示出包容天下的胸怀和公正，因此得到各方的拥戴，其都城为万邦来朝的中心，基本不用设防；而您却是血战数年，尸横遍野，社会充满哀怨仇恨，因此，都城需要重兵防御，与周朝无法比拟，不能选择地势不完整的洛阳为都城。刘邦听懂了其中的道理，马上定都于关中长安。

自从进入帝制国家之后，都城选建得当与否关乎王朝的盛衰甚至成败。项羽建立西楚王国，定都于彭城。这是一块四战之地，从作为都城的角度而言，实为下下之域。但项羽无视历史与山川形势，甚至烹杀劝他定都于关中的谋士，一意孤行，结果西楚政权没有一年安宁，自己也在短短数载后自刎于乌江。眼界和格局决定事业的规模与成败。

学会历史地看问题极其重要。历史教会我们完整地、系统地看问题，避免支离破碎的片段性思维。很多人思考问题的时候，只摘取与之密切相关的一些片段，而没有从全过程去认识。缺乏历史思维的人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看到问题却不能看透其本质。基于特定时间与空间的片段性思考，得出的观点和结论经常诱人坠入陷阱。可悲的是，因此失败的人往往对于自己的片面性观点深信不疑，司马迁悲叹项羽至死不悟，是一位博大的历史学家对偏执型政治家的痛惜。

汉初的张良之所以能成为出类拔萃的战略家，是因为他不仅懂得看人，懂得山川地理形势，还懂得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把握其脉络，看穿现象，直击本质，从利益关系、地缘政治和历史传统三个维度进行分析，从而超越苏秦、韩信之辈，辅佐刘邦建立稳固的汉朝。

学习历史是人生的进阶，拾级而上，一层一层地走进去，我们的人生，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理解也在逐步地提升，所以人生必须读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