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青铜时代：从满天星斗到众星拱月

第一节　夏朝：从“禅让”到“家天下”的剧变

根据《史记》的记述，尧舜禹三代一直实行着选贤任能的禅让，不分种族、不分贵贱，选拔贤德之人接班。儒家的文献里面，称赞此举是“天下为公”，认为中国历史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成为后世代代缅怀的理想和渴望回归的传统，构成其心中的“理想国”，驱动人们在帝制时代不懈地推动良性政治，要求约束专制，进行有利于社会和民生的改革。直至近代，清代帝制一朝覆灭，人们义无反顾地走向共和，企图恢复帝制的人，诸如袁世凯之流，马上被万众唾弃。由此可知，中国文化的深层扎着“天下为公”的根，并且一直悄然无声地影响着人们去追求平等。

司马迁与古代历史学家塑造了一个上古英雄与禅让的历史时代，深入人心。这段辉煌因为一个人的巨大功绩而被完全改变，这个人就是禹。

大禹治水与开辟九州的功绩实在太大了，无人可比，赢得了部众的衷心爱戴，成为英雄偶像般的存在。因此，其子启就很容易获得拥护，或者取得权力，继承禹的首领位置，从而终结禅让，改写历史，瓦解氏族制，进入父位子传的“家天下”王国时代。

最高权力化公为私，功勋是重要的资本，但其合法性的根据并不充足，否则今后有功之人皆可篡位，这是政治大忌，所以，在进入“家天下”之前，必须做些合法性的准备，以防止权力的恶性膨胀。前面一再论及中国历史开端不具有神性而强调人文，因此，良性政治及其文化必须成为后世政权的依据，以树立国家权力的合法性。

所以，在禹治水大功告成之后，舜专门召集部下讨论如何治理国家。和尧、舜、禹并列而称作“上古四圣”的皋陶说道：第一，要努力提升自身品德修养，坚持不懈，具有远见卓识。也就是说，领导人首先要提升自我，成为明君，这样才能获得四方百姓的敬佩和拥戴。

第二，对内要敦睦同族，对外要团结各部，选拔贤能，任用有见识的人为辅佐，由近及远，治理四方。这里体现的正是“仁政”主张。

第三，要善于理解人，长于安抚民众。知人者智，安民者惠，因材施用，百姓感怀。这里讲的是施政要公正，公平惠民，公正用人，风气正了，奸邪小人便无隙可乘。

以上三点就是中国古代良性政治的基本要求和主张。要推行德政，古人十分重视领导人的品格和胸怀，认为它极其重要。所以，皋陶特别对禹说道：行事有九德，要做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共，治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实，强而义”[1]，亦即宽厚而又威严，温和而又决断，诚恳而又恭敬，能干而又谨慎，柔顺而又坚毅，正直而又和善，简约而又廉洁，果断而又实在，刚强而又讲理。

为什么如此重视领导人的品格呢？因为这将决定事情的成败。皋陶接着说道：一个人每天能够坚守其中三项，就能够成为大夫；如果每天坚守六项，就能够成为诸侯；天子如果能够贯彻九德，就能够任用贤能，令百官恭谨严肃。不要鼓励追逐功利而走歪门邪道的奇谋，不要用非其人，否则会扰乱国家和社会。

对于不遵守规则和道德的人，必须加以处罚，所以说上天讨伐有罪，设立五种刑罚，惩罚五种罪行。

皋陶讲的侧重于政治品德，禹用自己的成功做了补充，认为天下大治是因为他在治水的过程中，把开发出来的土地交给百姓耕种，向他们提供粮食；在粮食不足的地区，从外面富余之地调剂，或者将百姓迁居到粮食充足地区，让百姓安居乐业，各地自然得到治理而稳定。

最后，舜做了总结，强调要开言路，要大臣们仔细听取各地的意见，了解民情，把真实的情况汇报上来，下情上达。特别要指出自己不正确的言行，纠正错误，不能当面奉承，背后指责。要坚决罢黜搬弄是非的佞臣，以德治天下。

以上几点归纳起来就是：明君、德政、惠民、任贤、止恶、开言路。这正是中国古代一直推崇的理想政治。上循天道，下顺民情，古代治国之道的精髓在于顺势而为。这个道理从大禹治水中获得很大的启发。成功治水的经验表明，水只能疏而不能堵，堵只是延缓水患的发生，水量的积蓄势必造成更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灾难。举一反三，由此延展到国家与民众治理，古人得出了治民如治水，一样要疏导而不靠高压的认识。所以，禹不但是治水英雄，还是治国之道的先觉者。

对《史记·夏本纪》内容的构成和篇幅进行分析，可以看到，最长的篇幅用来记述九州山川地理，其次描述禹治水的事迹，第三是阐扬政治伦理，余下叙述夏朝历史的部分却只有其世系传承的大概，显得名不副实。由此可知，司马迁对于夏朝的历史已经知之不详，故而长篇摘录《尚书·禹贡》所述山川地理来填充。至于上述政治伦理的内容，明显不属于夏朝的思想，而是基于春秋战国以后形成的政治文化，颇多汉朝士人的观念。这样的写法目的在于表彰禹的品德和功绩，表明九州的形成始于大禹治水，他功比天高。如果黄帝是华夏族的始祖，开血脉之源，尧和舜分别构成顺天应人、内外和睦的政治道德里程碑，那么禹则是中国（九州）的缔造者，开启了黄帝之后的新时代。在司马迁的历史建构中，禹具有承上启下的特殊地位。

禹的特殊地位还在于他是禅让时代最后一位领袖，又是“家天下”时代的第一位君王，中国从此进入“家天下”时代：从夏、商比较松散的城邦联盟到周朝的天下共主封建制，从秦朝开始走进帝制，一姓专宰天下的程度越来越高。此发展脉络有一条极为重要的依据，那就是功绩。功绩成为权力的合法性来源，顺着这个逻辑，功绩越大则在位的理据越强，功比天高便可以垄断权力，由此发展成为“打天下者坐天下”的道理，并且被广为接受。这种情况并非中国所独有，古代罗马帝国也由于领土扩张和元首的功绩而发展为后期的帝制，不同的是其权力的最终合法性依然源于神授。

禹被立为舜的接班人的经过，透露了评功摆好的关键一幕。舜晚年召集大臣议政，禹发言称：我娶的是涂山氏之女，新婚四天就离家奔赴工作，无暇抚育亲生儿子启。因为公而忘私，所以取得了治水的重大成功。我襄助君王设置五服，把天下分成由亲及疏的五个层次，范围达到五千里；每一周动用三万劳力，开辟四方直至边荒；每五个诸侯国设立一位首领，令其恪尽职守，功勋卓著；贬黜三苗凶顽及无功食禄之人，希望君王记住这些功绩。

禹的以上发言非常强势，故舜表态：推广我的德行，靠的是你的功绩。于是乐师谱写乐曲，隆重演奏九通，凤凰听闻翩跹而至，这就是著名的《箫韶》。

孔子的音乐理论称功成修乐。故音乐不仅是艺术，更是政治。禹陈述完自己的丰功伟绩，音乐便响起，举朝欢欣鼓舞。据说当时天下推崇禹精通音律，尊奉他为山川神主，能够代替山川之神施行号令。所以，这段记载看似赞美舜，其实是对禹的歌颂。舜谢幕，禹登台，故而功成奏乐。显而易见，到舜的晚年，禹已经拥有莫大的影响力，继承王统顺理成章。

上古时代的权力真的是通过禅让转移的吗？有没有世袭的影子呢？实际上，《史记》早就做了不少铺垫，例如尧去世之后，继任的舜让位于尧之子丹朱，因为诸侯不去朝觐丹朱而都到舜这里来，舜才回都城继位。舜去世后，禹同样让位给舜的儿子商均，自己下放到阳城，因为诸侯弃商均而朝觐禹，禹才入继大统。假设这些记载为真，则说明存在着从世袭到让位的过渡，这并非只是惺惺作态的表演，而是表现继承者谦逊美德与权力合法性转移的重要形式，直到帝制时期的改朝换代还经常见到“禅代”仪式。

禹之后的权力转移来了个大逆转，变成由“禅让”过渡到“世袭”。亦即禹没有把王位传给儿子，而是首先任命年迈的皋陶为接班人，皋陶死后，后人被封在许昌、淮南一带；接着任命益为接班人。禹去世后，益服丧三年，再将权力传给禹的儿子启。这恐怕是对禹的美化，不让他承担废“禅让”为“世袭”的历史责任。这里应该有司马迁的良苦用心。

身处帝制时代且深受残害的司马迁，看清了权力不受制约的害处，怀念上古比较宽松的年代，相信儒家的政治理想。他整理历史，希望建构理性的政治伦理，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历史理论。所以，他把政治理想放在各个重要的时期进行历史的建构。而在“家天下”时代的开端大篇幅阐扬国家政治伦理，是要给帝制树立典范，希望皇帝们有天下情怀，以苍生为念，对权力的恣肆有所约束。他不采用尧舜禹三代继承发生流血战争的说法，坚持国家权力通过选贤任能的理性“禅让”立场，把黄帝同尧、舜、禹这三者合起来，勾画出上古政治理想时代，同时也对春秋战国以来良性政治理念进行提炼，使之流传于世，构成政治文化传统。

从禅让走向世袭王权的标志是禹死后由其子启继立。启是禹的正妻涂山氏女儿之子，他继位已经包含着嫡长子继承的要素，其后嫡长子继承制逐步固化。中国第一个父位子承的世袭政权建立起来了，夏成为开启王朝史的朝代。

禅让代表着势均力敌的部族联合的时代，例如炎帝和黄帝部落通过战争而走向联合，足相抗衡，遂成“炎黄”系；华夏族为中原与东夷部族的联合体，故有舜承尧位的情况，东夷部落首长在华夏族中一直保持重要地位和影响；周族所祭祀的祖先并列姬姓和姜姓。徐旭生先生认为中国古代部族的分野，大致可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个集团。这三大集团相互斗争，后又和平共处，终于完全同化，逐渐形成后来的汉族。[2]因此，在部落联盟的早期阶段，联盟内部进行推举，领导人在不同部族首长中间轮替，这应该是《五帝本纪》所记载的“禅让”真相。

世袭王权的出现是多个部族联合体中主体部族强大的表现。禹功劳巨大，使得其部族强大到对其他部族具有显著的优势，故权力轮替蜕变为某一族垄断，其族内则为父位子承，周以下典型的农业民族又进一步发展出了嫡长子继承制度。禅让并非出自仁慈，公平乃时势使然，世袭的出现亦是如此。这一切都是历史的演化，而不是观念指导下的产物。诗意般的禅让，对天下为公的讴歌，皆是春秋战国以来士人塑造出来的观念。司马迁欲借此劝导帝制从善，犹如夏日蝉鸣，但其中包含的崇高理想和公平公正原理却在现代社会重焕光芒，如火如炬。

权力世袭意味着对其他部族的不公，因此，反抗和不适应必然而至。有扈氏反叛了。有扈氏在什么地方呢？古人推测在陕西一带，但根据考古分析，夏主要活动区域在河南西部及山西南部，故近代学者更倾向于认为有扈氏存在于夏活动的中心地。启亲率大军征伐，在“甘”地爆发了大规模战斗。[3]战斗开始之前，启召集“六卿”誓师道：六军将士们，我发布誓词告诫你们，有扈氏蔑视五行法则，背弃天地人的正道，因此上天要绝其大命。我恭行上天的责罚。战车左边的将士不从左边射击敌人，战车右边的将士不从右边刺杀敌人，驾驭的车手不能使车马阵列整齐，就是不服从命令。服从命令者，胜利后我将在祖宗神灵面前奖赏，不服从命令者将在社神前处死，家属没为奴婢。[4]

在启的激励下，夏军消灭了有扈氏，各国都来朝拜。从《甘誓》可知，夏王朝是通过武力建立起来的。

《史记》对于夏朝的历史语焉不详，而且，有许多地方显然是后世的撰述，例如启征伐有扈氏时召唤“六卿”，这是周以后的官职，不应该出现在夏朝初创之际。《史记》此处引用的是《尚书·甘誓》，它同样属于后人的记述。这样的疑点还有不少。更重要的是，关于夏朝的叙述，最早出现的也在其灭亡一千多年以后。而且，推翻夏朝的商朝，其留下的数量庞大的甲骨文中没有提到夏。凡此种种，都引起历史学家怀疑夏朝是否真实存在过。

夏朝是否存在，既是一个历史的问题，也是一个学术的问题。中国历史悠久，在商朝之前存在某种形态的社会，这没有疑问。至于它叫不叫作“夏”，则是历史学研究的课题。历史学的根本原则是必须建立在证据之上。许多感觉上确信存在的事情，因为没有证据，甚至证据不过硬，都不能说，最多只能做点推测。基于这个道理，关于夏朝是否存在的研究的关键在于寻找过硬的证据。就文献而言，其所记载的都是相隔甚远的后人叙述，难以构成有力的证据。只要没有像殷墟甲骨文之类新史料的发现，在现有文献中煞费苦心做新解释，都无济于事。疑古派对于夏朝存在的质疑，并没有压缩中国历史的企图，反而给研究指出新的方向，那就是另辟蹊径，通过考古去寻找新的证据。

1952年，河南登封玉村遗址的发现，揭开了夏朝考古学研究的大幕。1959年，徐旭生先生率考古队在豫西进行夏墟调查，探查了告成、石羊关、阎砦、谷水河、二里头等重要遗址，模糊不清的夏朝问题看到了通过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进行实证的可能性，以此为目的，有组织的考古研究渐次展开。[5]徐旭生先生认为有两个地区应该特别注意：一是豫西地区的洛阳平原以及嵩山周围，尤其是颍水谷的上游登封、禹县一带；二是山西省西南汾水下游一带。考古工作者在上述地区持续进行发掘调查，1959年发掘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更具有典型性，而且，其碳14测定的年代集中于公元前15世纪，乃至更早的时期，与夏朝存在的年代相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随后在此地集中进行发掘，将其命名为“二里头文化”，它是探索夏朝的关键性对象。

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发掘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数以百计，分布在河南全省及山西南部到陕西东部，北面到达河北南部。从年代来看，它早于邻近的郑州二里岗商文化遗址，所以，很多人推测它很可能就是历史记载中的夏朝遗址。进一步将它放到整个中原考古遗址中做定位，则呈现出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商文化的序列，可以看出一条新石器时代以来文明发展的脉络。

二里头文化最重要的特点是出现了夯土城，城内部发现宫殿城垣，说明存在过宫城；中部是井字形街道，分布着大中型夯土台基、地面式建筑和半地穴式房屋等，表明整座城是经过规划而建造的。这种有目的、有规划的筑城活动是一个新的现象，反映出人类活动水平的提高以及族群规模扩大、聚合度提高、对外独立性增强。古史传说也留下许多痕迹，诸如皋陶氏、伯益氏、有扈氏、有穷氏、斟灌氏等，这些氏族部落的名称，往往与其居地相合。例如有穷氏居住在河南穷谷；斟灌氏相传居住在青州寿光。由此可知，这个时期夯土筑城的技术已经成熟，氏族普遍筑城，从而形成大大小小松散且相对独立的氏族酋长国群体，苏秉琦先生形容为满天星斗般地分布在中国大地上。[6]古人对城进行区分，有宗庙的城称作“都”，没有的称作“邑”。[7]据此，可以认为这是一个都邑方国的时代。

夏大概是这些方国中实力雄厚、文化先进的大方国，除了直辖都邑，城外还有广袤的土地。城内称为“国”，城外近处称为“郊”，远处称为“野”，再往外去就是“封”，更远处称作“鄙”。二里头文化的聚落也反映出这种情况，有超大型都邑，如二里头遗址；还有区域性中心聚落。都邑外面有中小型村落和墓地，墓葬的规模、葬具和随葬品高下有差，显现出社会的分化。夏是这些都邑群体的盟主，领导众多松散的方国。这同我们以前所认识的夏朝有很大的差别。过去用高度集权的王朝体制描述夏朝，似乎它也是一个自上而下一元化的国家。根据考古发掘的情况重读《史记》有关上古的记载，不能不纠正以前的误读。夏不是一元化的王朝，而是方国联盟的盟主，处在众多方国逐渐集中组合的历史阶段。

从二里头遗址的情况来看，夏成为盟主是因为它具有更加先进的技术与文化。这里首先出现了青铜爵和青铜鼎，有铸铜作坊，掌握了使用复合范制造青铜礼器的高超技术。青铜器是人类从石器时代初进金属时代的标志。在整个东亚，夏具有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核心文化”，令人瞩目。

青铜爵和青铜鼎属于礼器，与之相配的是出土了不少陶制礼器，包括爵、觚、盉等。礼器不同于日常生活的器具，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具有很强的独占性，在国家礼仪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并且通过最高领导人赐予的形式扩散到各个方国，从而形成方国联盟的文化圈，规定各国的地位，促进中心区域礼乐制度等先进文化向周边的扩张。

二里头遗址还有一项重要的发现，那就是最早的中国龙。距今3700年前大型绿松石龙形器，总长达到70.2厘米，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长度仅有0.2至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

优势的技术和文化附着于器物向四面八方传播。二里头风格的陶礼器，如盉、爵等向北出现在长城之外燕山以北的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遗址，向南出现在由浙江直至四川的长江流域一带，向西到达甘肃、青海。起源于山东海岱地区的玉璋等玉礼器，又以二里头都邑为扩散起点，向长江中上游甚至岭南一带传播，直至传到越南北部。[8]

由此可见二里头文化影响之大，它无疑是当时的中心，且与历史记载的夏朝年代一致。所以，许多考古学者推断二里头文化正属于夏朝。当然，二里头文化遗址缺少文字出土，造成学者踌躇于下最终结论，不能像商朝有甲骨文证据那般确定无疑。但是，二里头所代表的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其建筑样式、礼器所表现的礼仪、龙形器等，被后代所继承，在商朝乃至周朝都能看到其影响，绵延不绝。《史记》把夏作为中国第一个王朝历史时代，具有坚实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