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用生命体悟历史
从民族初兴，历经禅让、封建直到帝制，20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全部依次上演，这是后面的2000年所没有的巨变。司马迁从这幅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感悟的深刻道理，正是理解中国的重要启发，我们要通过品读《史记》去获得它。
司马迁是一位极善讲故事的文学巨匠。他往往把深刻的道理蕴含于生动感人的事迹之中，没有说教。在他笔下，各个阶层的芸芸众生是如何应对如此巨大的社会变动的呢？不同的理解决定了不同的命运。他们的悲欢沉浮，被描写得栩栩如生，把读者感动到难以自持，许多人因而沉浸于故事之中，将《史记》当作文学经典，捕捉不到故事所要传达的深刻含义。难怪不少人，甚至是《史记》的讲解者，读完《史记》以后完全没有感到历史的强烈震撼，只留下一堆碎片化的记忆或者孤立的故事。司马迁又是学识极其渊博的学者，《史记》中谈到许多专门的领域，例如天文律历、蓍龟卜筮、风水地理等，没有相当的知识储备则难以卒读，只能割爱舍弃。凡此种种都制约着人们对于《史记》的解读。所以，重读《史记》的关键在于通过感人的文字，真正摄取蕴藏其中的理性思辨之精华，从文学到史学，进而达到对于人类命运线索的理解。这对于同样处在历史大变动时代的我们，何其重要。
司马迁用130个篇目刻画2000多年的历史，它们不是零碎的片段，而是全方位多视角的考察，并构成了有机的整体。司马迁进行整体思考的“钥匙”，因为其个人的不幸而永远消失了。因此，我们必须对《史记》反复阅读、细心体悟，吸收当代多学科研究的成果，才能将这些篇章的脉络打通，重新拼接出全图来。
所以，要读懂《史记》就必须重做梳理。
第一步必须对其记载进行重构。纪传体记述方法的优点是以时间为主线，交错推进人物、事件与制度等专题的叙述，把一件事情分散在各处记载。这就需要进行综合整理，把所有记载整合在一起，订正史料，构成全景。更进一步的整理则是按照司马迁的思路，立体、多视角地观察事物，例如他在讲述中国历史的时候，不是抽象地谈中国，而是一再强调中国的多样性，分别在《夏本纪》和《货殖列传》中从行政区划到山川地理的角度介绍中国。《夏本纪》讲的是远古的中国，《货殖列传》讲的是战国秦汉的中国，亦即在每一个历史时期讲述中国，都是从具体的区块的山川民风入手来认识各地人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从多样性与统一性的互动观察中国，显得细致而可靠。历史学的思维从来都是具体的，追求全方位多视角的深入细致观察，强调入木三分，而不是大而笼统的抽象理论，注重揭示真相而反对动辄进行价值判断。
第二步是印证。今天存世的史籍，其记载仅仅描绘了一个点或者一个方面，而且只是某一方的视角，可信度如何呢？有人更直接地认为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不可置信。历史学家从不接受如此笼统武断的推论，因为它首先必须证明凡胜利者必撒谎。即使从社会学统计的结果也可知道，社会地位越高、掌握资源越多的人，撒谎的代价也越大。古代贤臣告诫君王不可轻易撒谎时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胜利者会撒谎，但不见得凡事皆撒谎。因此，上述说法缺乏实证支持，不能构成历史学家判断的依据。现代学科给古代历史记载提供了很多验证的手段，例如陶寺遗址考古证明了尧舜时代天文历法的惊人成就，二里头遗址丰富了夏商时代的历史，西安考古证明了项羽的确焚烧了秦朝宫殿，历史人类学用基因检测探明了古人的迁徙、分布与血缘传承情况等。与其凭空怀疑，不如科学验证，并用新学科的研究成果去填补历史记载的空白，使之更加丰富饱满。
第三步是理解。中国古人写文章崇尚言简意赅，《老子》论述天地人三才世界仅有五千言，《孙子》讲述战略战术的根本原理也只用了六千字，完全不同于西方学者动辄数十万言的论述方式。后者喜欢从各个角度考察分析，思虑周详，层层递进，展示论证过程与逻辑关系，把道理讲深讲透。中国古人的论述则是彻悟者结论的呈现，严密的思考和论证尽在不言之中，悟者饮之如甘露，当头棒喝，豁然开朗；不明者如坠云雾，四顾茫然。所以，中国古代贤人名著不是靠勤奋和积累知识就能够读懂的，既需要有名师指点，又要用自己全部的心智和阅历去体悟。《史记》也有这个特点，有时候把故事讲得扣人心弦让人欲罢不能，却没有点破究竟要传达什么精微道理；有时候则寥寥数语，把至深的原理和盘托出。例如《货殖列传》开头就讲治国的境界无非五种：“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却没有展开论证，明者自明，不明者常不明，难怪许多人读《史记》只记得惊心动魄的故事，却将紧要之处忽略而过。或许古人只为明白人写书？真可谓“酒逢知己千钟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因此，《史记》不能仅仅就着字面阅读，必须从史实叙述中把握中国历史的脉络和文化传统，发现灵魂所在。
学习无非经历从积累知识到激发悟性，进而开阔视野、提升境界的三个层次。经历了第一个阶段的积累知识，必须尽快向激发悟性的第二个阶段提升，切不可裹足不前。不能开悟的知识堆砌会造成人的偏执，视野局促，以知识多而瞧不起人，自以为是。更严重的是知识堆砌还会造成对其他知识的排斥，听不进别的意见，变得心胸狭隘而偏激。领悟《史记》也是学习从字面解读到精神领悟的进阶。只有对中国历史深刻的了解和理性的热爱，才能用生命唤回写出中国人灵魂的《史记》。
从整体史的角度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阐述社会发展的不同形态及其演变过程，进而发现历史演进的法则，并从中抽取出长期影响中国人行为与思维模式的基本要素，是本书以《史记》的叙事为主线努力探索的方向。根据《史记》的叙事特点，我将从时间和空间两条轴线展开《史记》的历史记述。在时间的轴线上，将展开从早期部族向国家的进化、从封建制向专制帝制的政治形态转变，涵盖了三皇五帝、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初等各个历史时期。在空间的轴线上，将讲述山和水构成的中国大风水。山川地理形态造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片区，涵育了各地的风俗民情，因此，必须从人与自然的角度观察中国。而且，还要讲述各个社会阶层的样貌、时代风气的演变、制度变迁、历史进程中的各种历史人物。一部《史记》，就是两千多年中国的百科全书。通过学习历史，看懂中国，理解我们的传统和发展的轨迹，才能对未来有理性的前瞻。
经典的魅力在于常读常新，可不断发掘出新的意义，启发后人。或许也因为对经典的不断重读，后人源源不绝地给它注入了新的生命力。经典常在，宛如满天繁星，闪烁于心中；思想的闪电，来时开天辟地，去时寂无影踪，留下无尽的苍茫，于静谧深处放射出智慧的光芒；求知的人仰望星空，踽踽而行。
[1]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内篇二·浙东学术”条，中华书局，1985年。
[2]《史记》卷92《淮阴侯列传》。
[3]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收于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4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4]《史记》卷128《龟策列传》称：“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
[5]袁宏《后汉纪》卷7《光武帝纪》称：“子房玄筭，高祖之蓍龟也。”
[6]司马迁家世，见《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他在《报任少卿书》中也说道：“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蓄，流俗之所轻也。”
[7]《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记载：“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8]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
[9]《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说：“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
[10]历史上的春秋时代，上限起自周平王东迁（前770），下限止于何时，有周敬王四十四年（前476）说，以及公元前453年韩、赵、魏灭智氏说，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说。
[11]《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集解记载三国曹魏时人张晏说：“《春秋》万八千字”；《春秋公羊传》卷22“昭公十二年”条收录唐人徐彦引《春秋说》记载：“孔子作《春秋》，一万八千字。”
[12]《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记载，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13]《论语·述而第七》。
[14]《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记载：“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又说：“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
[15]《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说：“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
[16]从公元720年到901年，日本先后编撰了六部史籍，分别是《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合称“六国史”。
[17]19世纪意大利历史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所论，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
[18]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卷51《表记》引孔子之言：“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是汉儒的普遍看法，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结语中据此评论道：“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亦即人类社会从上古的淳朴而粗鄙走向敬天祭祖，却沉湎于宗教鬼神，故后继者推崇礼仪秩序，但人们虔诚的感情变得浇薄。救其敝理应回归于纯真情感的忠诚，然而，秦朝统治者不明世道推演的原理，采取严刑酷法的手段，反而把社会风尚糟蹋得极其功利险薄，导致民众揭竿而起，政权崩溃。汉朝统治者从秦朝教训悟到“忠、敬、文”三者相互补救的道理，无为而治，回归简朴，故得天道而获长治久安。
[19]2010年复旦大学跨学科团队运用分子生物学的手段，根据历史记载、族谱分析和姓族分布调查，成功寻找到曹操家族基因，以此为标志，建立起文理科高度融合的历史人类学科，进行了一系列历史上的民族、家族和人物的个案研究。2020年，韩昇团队承担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三到九世纪北方民族谱系研究”，逐步推进“中华民族形成史”的研究。
[20]内藤湖南（1866—1934）早在1921年就注意到“五帝”之后才出现“三皇”的现象，指出：“现在中国的书籍中给予最古老位置的，是最新的传说；而置于比较新的时代的，则是比较古老的传说。”见夏应元选编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上）之《中国上古史》第一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顾颉刚（1893—1980）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学说。从“五帝”“三皇”形成史来看，“五帝”本为四方部族的首领，西汉司马迁编撰《史记》时将他们整合为黄帝一脉，以此叙述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上古史。“三皇”多见于东汉纬书，众说纷纭，东汉晋代以后才逐渐定型。据此我认为除了纬书将儒经神学化的因素之外，将汉代以后进入中国的周边民族纳入华夏血脉亦是重要因素。故有新的民族融入中国，则中国古史传说将向前延伸，以解决既有始祖传说未能容纳新民族的问题。此种建构既本于汉族视海内为一家的观念，亦出自新入民族融入中原的需要。创世始祖传说形成史颇为复杂，值得做系统的研究。
[21]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