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作为一个“70后”，我是在“批林批孔”、鼓吹“儒法斗争”的尾声和余响里接触儒家及孔子的，“小人书”《孔老二罪恶的一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先父对“孔、孟之道”始终持批判态度，我推想并不全是“文化大革命”所致，这影响了青少年时代的我。但就我知道的《论语》的只言片语来说，仍有些内容是我认可的。高中二年级，翻阅过蔡志忠先生关于传统哲学的系列漫画，中、日合拍的木偶片《不射之射》，亦堪称惊鸿一瞥。就读外语学院期间，买了第一本佛经《圆觉经》。毕业到银行工作，尝试系统浏览先秦子书，最得趣的非《庄子》莫属。

等有条件把学习当作职业和生活的一部分时，除了现代学科体系下的明、清史研究，我其实走上的是传统“文史之学”的道路，在这方面，钱锺书先生《管锥编》的诱掖之功至巨。《管锥编》是古人学术笔记的今版，学术笔记则是宋代古典学术成熟的产物。孟子说：“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1]这是“文史之学”的最高蕲向。孟子又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2]这是“文史之学”的最高境界。

2012—2017年，我把上海交大历史第二专业课程的“中国文化史”讲成了“古代思想史”，按照先秦儒家、道家、道教、佛教、理学、明清之际思想及清代三教混融的次第，选钞《论语》《孟子》《庄子》《抱朴子内篇》《佛遗教经》《佛说阿弥陀经》《坛经》《朱子语类》《语录》《传习录》《明夷待访录》《阅微草堂笔记》的部分内容，供讲解之用。课程易人后，我开始考虑，结合课外的学习心得，以一本书记录下它的主旨。

于是，我保留了讲解素材（文选有调整），对应课堂讲解，采取学术笔记的形式，分设若干条目，进行二度创作。其中，文选之前的条目，系就作者、著述、思想流变等进行讨论，文选之后的条目，系围绕文选的字、句、观念等展开考辨、分析和引申（征引文选标为黑体字）。本书致力于发挥传统札记——包括注释在内——舒缩自由的优长，既在不同面向、层次间灵活切换，又回环掩映，精神贯通，在“总体史”的关照下，打通“文”“史”，不囿于“大、小传统”的界划，探索古代思想的内在紧张及外在局限，细微到文字训诂，广阔到文明异化，提出与先贤、时彦不尽相同的认识。

诚然，如果说，可以不断补苴、增订，是札记体写作的优点，那么，需要不断补苴、增订，也是其缺点所在，本书自不例外。比起论文式写作，它更呈现出阶段性研究成果的面貌。而本书不讳言中、西学术差异，这背后则是我对中、西古代历史大分流的判断，相关思考在书中仅露端倪，尚未能畅所欲言，也是不得不承认的。

葛兆光先生《中国思想史·导论》一上来就质疑了传统“思想史”或“哲学史”著作，称它们呈现的“是睿智的哲人系列和经典系列，从孔子到康有为，从《诗经》到《大同书》”，而他更关注“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3]他的质疑有道理，关注也成立，由此出发，走向新的构建。我却还想在他离开的地方逗留：一方面，经典思想体现了古人终极性的焦虑、困惑和反省、追问，值得不断回归，需要准确领会；另一方面，沟通精英、经典与社会、生活，也尽有开放、活泼的手法，而开放、活泼本身就意味着沟通吧？

本书有意区别于坊间的许多“高头讲章”——绝无贬义，但它们的确是当今的“高头讲章”，毕竟，假如没人错峰出行，大家都会堵在道上。

二〇二一年六月于上海交通大学枕籍室

[1]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万章下》，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51页。

[2]《孟子译注·尽心上》，第302页。

[3]《中国思想史·导论（上）》，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