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异途淹没正途和科举入仕的逼仄
当保举、捐纳产出的成百上千和成千上万涌入官场，又经分发而流向各省、各部的时候，这些人所到之处，便是拥挤和堵塞所到之处。而后是京师和地方都苦于官多缺少，入仕造成的矛盾已变成了铨选面对的矛盾。铨选讲资格，在科举制度下，这种资格是与科举连在一起的。曾在晚清久仕京曹，之后又出任地方的何刚德民初追忆春明旧事，说是“从前京曹循资按格，毫无假借；人人各守本分，安之若素。境虽清苦，而心实太平也”。(77)因“循资按格”而前后有序，因前后有序而人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于是而有“安之若素”的静气。他以“从前”一词作界定，实际上对应的是清代二百数十年相沿而来的规矩。时至光绪一朝，则“资”与“格”都脱出了科举制度，并因之而既不能“循”，也不能“按”。一则奏议说：“部臣为鼓励捐输起见，捐纳一途多立插班名目，内选外补，占缺独多，以致正途人员均被积压。”(78)另一则奏议说“近来督抚臣每有保荐他省候补候选人员送部引见之请”，而“一经奉旨发往，便压各班”。(79)官多缺少，所以有候补候选以及由此构成的先后之序。但前者说的是捐纳一途可以后来先到；后者说的是保举一途可以后来先到。与这种“插班”和压班形成对比而异常醒目的，是本应位在前端的正途被推到后面，成了让路的一方：
进士榜下知县曰即用，俗有“一日可补，百年可补”之语，言补缺迟速视大吏之意也。而以捐班拥挤，即用知县往往久不获补，故又有“即用者不用也”之语。曾有某即用知县，分发江西，到省多年，除授终虚，家将断炊矣。因以大字署门联曰：“即用终不用，皇恩仗宪恩。”意谓天子许以即用，而大吏故靳之也。(80)
这一类意不能平的事不曾发生在清代的前期，而日多一日地出现于清代后期，正说明保举、捐纳与科举并存之日仕路的难以“循资按格”之后，官界的铨法之乱。
在这个仕途因拥挤而戳破了旧有的章法，从有序变为无序的过程里，出自“督抚”的“保荐”常常是无定的，而出自“部臣”为“鼓励捐输”多立的“插班名目”，则一经产生，便成定章，而且“捐输”随国用之需求而走，需求之促迫，遂演为一种“插班”之后又有另一种“插班”，一种“名目”之外又有另一种名目的了无止境。光绪十一年（1885）言路论“海防开捐”与铨法的扞格说：“新例海防先用、即用两项，系一个月截数一次；海防三班尽先各项，系两个月截卯一次，在户部但期迅速，可免流弊，而吏部铨选班次，则各归各项，迥然不同。”(81)显见得“先用、即用”和“三班尽先”，都是户部为招揽捐输而创立的“插班名目”，而对吏部来说，则这种不断生成的东西又是自相抵牾和首尾不能相顾的东西。但在数十年间的各种捐例已为官场造出了弥望皆是的候补官之后，继起的捐例能够用为“鼓励”以召唤来者的办法，又只能是这种不断生成的新的“插班名目”。因此言路的指陈余音犹在，而光绪十三年户部议开“郑工新例”，复于各色名目以外，已再立“班次较优”，名之为“遇缺先”的“花样一项”。(82)数十年之间，一次一次“捐例”既在累积地产生“班次”，也在累积地产生“花样”，两者同出于一源，而比之面目犹可辨识的“班次”，被称为“花样”的那一类物事名目更多并且笼罩更广，以至一派纷杂。后来的历史著述曾约而举之，计有：
捐纳应补先、捐纳开复先、捐纳分缺先、捐纳分缺间、捐纳双单先、劳绩捐班先、捐纳双单、劳绩捐班后、捐纳进士先、捐纳翻译进士先、捐纳举班先、捐纳俸满教职先、捐纳恩荫先、捐纳难荫先、捐纳进士教习先、捐纳贡生教习先、捐纳咸安宫教习先、捐纳优贡先、捐纳孝廉方正先、捐纳满举先等。(83)
由此编连而成的五花八门罩定官场，遂使人在其中，已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花样”由捐班衍生，以时序而论，是一种后起的东西。然而与捐纳得官相比，“花样”之为用，则在于得官之后候补候选，须经此一途始能争先得缺。因此，当日所谓“捐纳一途多立插班名目”说的本是同一种东西。但时当保举入仕须候补，捐纳入仕须候补，科举入仕也须候补，而且班次各立名目，前后相逐，又常以新例压旧例，新班压旧班为当然，则新班既立，无分保举、捐纳、科举，既在候补候选之中，便都只能“加银过班”(84)以俟补选。与之相随而来的，是衍生于捐纳的“花样”已在这个过程中越出了“捐纳一途”，成了铨选中的通则和常法，既罩定了异途，也罩定了正途。而后是捐输倒灌而入科举，“即由科甲出身者，亦由捐纳花样而得缺”。(85)光绪末期，一则应诏陈言说：
正途、劳绩两项，其归部候选，而选缺无期者甚多，各项人员不甘沉滞，呈请分发，尚须缴分发银两，或候选原有三班，仍须捐分发三班，加以京官印结，所费不资。有志寒儒选缺则无望，分发则无资，虚耗壮岁，几致废弃。(86)
然后权其利害曰：“户部得各项捐款，岁不过数十万金，而亏政体，重官累，贻害已多。正途人员既已选举于前，仍须捐款于后，以负累之身，出而临民，其能砥砺廉隅者几何矣。”(87)这些话叙述了捐纳伸入铨政之后，化为仕路中的既不合情，又不合理，表达的都是读书人的一派痛切。相比于范鸣和以翰林捐道员，吕海寰以举人捐员外郎，以及张集馨为“大全”“二全”捐“同知”、捐“员外”皆出于各自的自愿选择，从而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行为，则“科甲出身者”亦皆须“捐纳花样”才能“得缺”，已显然不是选择，而是无可选择。由此形成的整体性变化，以“正途人员既已选举于前，仍须捐款于后”的矛盾，说明了咸同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捐纳以其节节伸展演为无度扩张，一路冲击科举，影响科举，压挤科举，积久嬗蜕，已在实际上改造了科举和同化了科举。而对于科举制度来说，被改造和被同化，则只能是历时一千数百年之后的高处跌落和前途渺茫。
此前的二百多年里，朝廷屡开捐例而不肯沽卖出自科举的功名。然而数十年之间异途与正途此长彼消，从冲击、影响、压挤到改造和同化，身背功名的科举中人其实已越来越深地困处于逼仄之中而光华层层剥落。明清五百余年的科举以翰林为顶端，因此翰林群体在这个过程裹挟下的升降起落和不得不变，尤能典型地映照科举制度和科举人物在同一种时势里的变异程度。
翰林之成为科举的顶端，本在于“回翔政府，储才养望”。(88)而既期之以大，处之以贵，则大和贵都会化作宦途优势。《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说：“道、咸间，士人多以点翰林为仕官快捷方式，编修、检讨十年可至侍郎，虽未必尽然，亦差不多。咸丰初元，升途尤速，以坊缺疏通也。”其间的“崇文勤公［实，见亭河督公子］，由道光庚戌翰林，至咸丰四年，已升至工部侍郎，才五年耳”。(89)侍郎正二品，与正七品的编修相隔十级；与从七品的检讨相隔十一级，以官价而论，两头之间足够遥远。因此翰林院中的多数人十年之内能够走完这一段自下而上的长路，不能不算是腾达跃进。而与宦途之内的这种优势相为表里的，是宦途之外的声势和光焰。当时人说：“道光以前，翰林出游者少。偶乞假归，士大夫邀迎恐后，大商、富氓、诸后辈张宴歌舞，求翰林一过其家不得。车骑所过，道路瞻望，啧啧称论，或夸旧时相识以为荣，乡塾师常举姓名以劝子弟。”(90)由此形成的一派热闹，以起自民间的“邀迎”“瞻望”“称论”，都显示了翰林在当日之歆动人心。人心所歆动的显然不是此日的官阶，而是后来的远大前程。
这是一种五百年来久积的尊严和荣显，因此，当“事例既开”之后，因“六部司员，皆可入资行走”，曾使翰林院里的人睥睨相向，“几视部郎为哙等”，(91)以见其固结而来的傲岸。然而时逢“事例既开”，则翰林与部曹其实都已在同一个过程之中，当“事例即开”演化为捐纳对于科举的冲击、影响、压挤，以及改造和同化，并四面合围而来的时候，“仕官快捷方式”和“道路瞻望”都随翰林自身的变迁而日去日远。时人概述数十年之间的后来不同于之前，说：
翰林为清要官，得之者，莫不羡为神仙中人。每榜用庶吉士者，率不过二三十人。多四五十人，六七十人，自开国以来，仅三、四次，不可觏也。近因捐官者多，恐以即用［知］县，拥塞捐途，故自咸丰以来，每榜三百人内外，约三分用翰林，七分用主事、中书、知县。一榜翰林，或至八十余人，九十余人，可谓多矣。(92)
庶吉士被称为“新翰林”而以“观政”和“进学”为本分，(93)“三年必散馆”。之后“或留馆职，或改主事、中书，或改知县”。其间的分等，旧日久以“翰林留馆”为“清贵已极”；而“散馆时用主事、中书、知县，则尤为终身恨事”。留馆之所以“清贵”，是因为“仕官快捷方式”和“升途尤速”皆在于此。但翰林之“清要”和“清贵”，本以翰林在数量上的有限为大前提，迨科举为避让“捐途”而改其常规，致一榜所出的庶吉士由“二三十人”变为“八十余人”和“九十余人”，则前榜与后榜在相接相继中叠加而累积，时至光绪一朝，翰林院里已是举目所见，满眼挤挤插插，既看不到清要，也看不到清贵了：
翰林多有二三十年不得开坊转职者。有妙年入馆，至白首尚未进一阶者。加之贫士在京供职，艰苦万状。于是有以得翰林为畏途者矣。故于散馆时，留馆者，则父母妻子皆怨叹穷苦无已时，仆隶下人，则皆扬去。若散主事、中书，则非二三十年不能得一官。若散知县，则举家庆贺，而仆隶下人，亦洋洋有喜色，谓主人得外官，从此不患贫也。盖翰林散知县，谓之老虎班，不半年，即可选实缺出京。(94)
当日的“疏通京员之法除京察记名简放外，只有保送铨选两途。而翰林无保送之例，又无铨选之班”，(95)曾经的“神仙中人”遂一变而为相互拥挤的涸辙之鲋。置身于这种翰林、部曹、州县之间的“昔以为高，今以为苦；昔以为辱，今以为贵”的颠倒里，便常见“散馆考时”有意“错误一二字”，以此求外放而不愿意留馆的人和事。然则由昔而今，清要和清贵消失的地方，留下的已只有“捐官之滥，宦途之拥”和“士人之穷，世风之变”的相为因果。(96)而“储才养望”的翰林院则在这个过程中成了“怨气所积”之府，以至于身历其间者后来评说这段历史，径直把甲申、甲午“两次推翻军机之事”归之于翰林群体的“怨气所积”，并视为“亦实相迫而成”(97)的理所固然。这种推论说明，捐纳对科举的冲击和压挤所造成的影响和引发的响应，有时候会走得很远。
从“咸丰初元”的“升途尤速”，到光绪一朝的“二三十年不得开坊转职”，是一个产生于科举制度的“仕官快捷方式”在功名多途中走向灭寂的过程。但此落彼起，与之相互映衬而构成了直接对比的，是同一个时间里又有另一种仕官之快捷方式正沛然而起，茁长于科举制度之外。光绪中叶，王韬追说自己“二十七八年之前”已先论洋务而“不敢质之于人”，然后以此日的“其局大变”为讶异：
今则几于人人皆知洋务矣。凡属洋务人员，例可获优缺，擢高官，而每为上游所器重，侧席咨求；其在同僚中，亦以识洋务为荣，嚣嚣然自鸣得意，于是钻营奔竞，几以洋务为终南快捷方式。其能识英国语言文字者，俯视一切，无不自命为治国之能员、救时之良相，一若中国事事无足当意者，而附声吠影者流，从而嘘其焰，自惜不能置身在洋务中，而得躬逢其盛也。噫嘻！是何一变至是也。(98)
他是晚清中国先识洋务的人物之一，但这段话说的则是其意中的洋务其时已变作富贵之途，并骎骎乎正在成为仕路里的“终南快捷方式”。与他的观察匹配而见的，又有张之洞抚晋之日广作告示，“延访习知西事通达体用诸人，举凡天文、算学、水法、地舆、格物、制器、公法、条约、语言、文字、兵械、船炮、矿学、电汽诸端，但有涉于洋务，一律广募。或则众美兼备，或则一艺名家，果肯闻风而来，无不量材委用”。(99)相比于王韬的放言以论世相，张之洞所表达的是那个时候自上而下以洋务为要务的收揽。而同时的士人旁观这种自上，曾发为异议说：“今当国诸公，求才太切，至欲狗屠马贩中储边材、使节之选，何如因时改制，仍与儒冠儒服者议天下事也。”(100)然则举“狗屠马贩”为比方以极言其滥，用来与彼时之“一律广募”和“无不量材委用”相对应，显见得“一律广募”和“量材委用”以求材，其着眼点自始即已不在科举制度的程序之内。
因此，彼时被当作“众美兼备”或“一艺名家”的应时而起者，大半都是借道于保举、捐纳走入“终南快捷方式”之中的。其间的代表性人物，有“以诸生纳官”(101)入李鸿章幕府的盛宣怀，其宦途起于“议叙主事，改候选直隶州”，复“洊保知府、道员，并赏花翎二品顶戴”。而后任津海关道，迁宗人府府丞，再迁工部侍郎，又入邮传部任侍郎、尚书。“每为上游所器重”，当道谓之“才识宏通，于中外交涉机密，能见其大。其所经办各事，皆国家富强要政，心精力果，措置裕如”。(102)因此，他既以捐纳和保举得官，又以洋务而扶摇直上，三者在他身上汇为一体，构成的是一种与科举入仕显然不同的官场通途。与之路径相仿佛的，还有以举人捐员外郎的吕海寰曾“资郎行走”京师有年，之后入总理衙门充章京，“洊历总办暨同文馆提调等差，迭膺优保，迨甲午，遂由兵部［郎］中外简常镇通海道。丁酉开缺，以四品京堂候补，充出使德国大臣。值庚子之变，以周旋坛坫，累得升擢。壬寅回国，已简任左都御史，留沪办理商约，旋又升兵部尚书”。(103)他由捐纳起家又得荐保，而仕路快捷方式则也在洋务。在他们之后，又有“幼游美，通英语”的唐绍仪，袁世凯充“朝鲜商务委员”之日“隶其下为翻译官”，之后“以县丞屡擢至同知，嗣从世凯于北洋，荐升道员，授津海关道”，又“开缺擢京堂”授邮传部侍郎，任“奉天巡抚”；以及由举人“留学日本速成法政，归纳资为郎中”，历经“宪政编查馆”提调、“政务处”参议而“擢授四品京堂”的陆宗舆；“留美农业大学”，归国“授农科进士”，寻“晋四品衔”的陈振先；“幼从事方言同文馆，通英国语言文字，参使事北美”，之后“以外吏受知袁世凯，援之入外务部，擢至右丞”的周自齐；等等。(104)与19世纪中叶因内战而造成的“天下有事，功名多途”相比，这些出现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年的人物皆属世人眼中的“洋务人员”，他们所体现的显然已是另一种“天下有事，功名多途”了。
一千二百多年来朝廷取官以科举入仕为常态，因此一千二百多年来功名都出自于科举，肇始于科举和连着于科举。以此为比较，则咸同以后的因“有事”而“多途”虽起于不得不然，从而不得不以“异途”立名目别作标示，但数十年之间，这种“多途”已既为“有事”所推助而廓然张大，又随“有事”成为时务的重心而进入了仕途的中心。这个过程改变了功名的出处和路数，也改变了千年科举制度养育出来的社会心理。因此，庚子之变后一年，梁启超作时论，引为注目的是“吾闻数月以来，京师及各省都会，其翻译通事之人，声价骤增，势力极盛。于是都人士咸歆而慕之，昔之想望科第者，今皆改而从事于此途矣”。(105)若以王韬的评说对照梁启超的议论，则“翻译通事”一类之能够“声价骤增，势力极盛”，显然是被统称为洋务的物事因居有官场的快捷方式而倾动八方，在世路中泛化和人心里放大的结果。而作为一种对比而见的事实，“昔之想望科第”在这个时候的幡然转向，又直观地显现了同一个过程里，科举制度前所未有的“声价”低落和不复再能感召一世。
科举久与士人相依为命，因此，由科举制度的这种积久而来，又前所未有的声价低落和奄奄无气，正可以见到光绪后期的中国，科举制度已经是内在的质地大不相同，外在的形象大不相同，以及随之而来的，其植根于一世人心之中的价值大不相同。起家翰林，而又亲历了这种变迁的胡思敬曾通贯前后而综述之曰：
本朝最重科目，咸、同时俗尚未变，士由异途进者，乡里耻之。左宗棠以举人参楚南戎幕，叙功至郎中，加卿衔。曾国藩、胡林翼、宗稷辰交章论荐，竖不就官，乃欲请咨会试。文宗谓郭嵩焘曰：“左某年且五十，可劝令早出，何以改进士为荣耶。”奉新许振祎从曾国藩游最久，屡次军营保奖，皆辞谢不受，卒入翰林，擢道员，官至广东巡抚。江西人嫁女，必予秀才。吉安土俗，非士族妇人不敢蹑红绣丝履，否则哗然讪笑，以为越礼。新翰林乞假南归，所至鼓吹欢迎，敛财帛相赆，千里不赉粮。庐陵周氏、泰和萧氏由淮鹾起家，拥资各数百万。新法初行，巡抚柯逢时劝令输财市义，为奏奖京堂，两家子弟皆不屑。周维藩选拔萧敷德、敷政兄弟，先后领乡荐，极力营求，一举掷数万金不惜。(106)
以左宗棠和许振祎为实例，说的是从军的士人虽然以事功得保举，而心之所愿，则在由科举进身。以庐陵周氏与泰和萧氏为实例，说的是商人之家的读书子弟对捐输得来的京堂蔑乎视之，而“极力营求”的是“领乡荐”，中举人。虽说咸同以后，保举、捐纳对科举取士的冲击、影响和压挤已经在改变官场和仕途了，但这些人物各自所做的选择，以及存在于同一个时间而更富广度的“俗尚”和“土俗”，都说明历时一千数百年之后，科举制度养育出来的价值尺度和社会取向，在一段不算很短的岁月里仍然积留于人心之中。但“功名多途”既因“天下有事”而生，又因天下多事而长，由此形成的此起彼伏和相互对照，是一个不断地以个体实例摧折旧时价值尺度和社会取向的过程。因此，至光绪末期，则胡思敬眼中所见，已是昔之“遗俗，今不然矣。诸生焚弃笔砚，展转谋食四方，多槁死。翰林回籍措资，俗名‘张罗’，商贾皆避匿不见”。(107)他以“本朝最重科目”起讲的大段文字作反衬，意在说明前后变化的深刻程度。而与“今不然矣”同时俱见，并成为直接对比的，是他笔下所列的一长串名单，以及由此映照的另一种事实：
是时事例大减，由俊秀径捐道员只二千余金，中外显宦大半因之以起。段芝贵由试用道得巡抚，赵秉钧由试用道得侍郎，刘式训、胡惟德、黄诰由试用道得出使大臣，卢靖、方旭由试用道得提学使，刘世珩、施肇基由试用道得参议，陈昭常、姚锡光由试用道得左右丞，张德彝由试用道得都统，吴煦由试用道得提法使，朱启钤、荣勋由试用道得厅丞，刘永庆、李准由试用道得提督，黄忠洁、徐绍桢由试用道得总兵。(108)
这些人物之间虽然品类不同，质地不齐，而其间之共性，则是没有一个人由甲科入仕以成“显宦”的。科举与“显宦”之间的这种反比大变成法，从而大变了附着于成法的种种人生经验和人生选择。自远离官场的下层士人看去，便但见四顾茫然。光绪二十七年（1901），一个山西的在籍绅士说：“读书之士困，由于捐纳之例开。现在进士举人且不能得一官，终身坐困闾阎者十有八九，何况生员贡生乎。有子弟之家，所以弃读书而就他业者，职此故也。”而后“读书者甚少”，直接造成“应童生考试者”的“寥寥无几”：
太原府属十余处，不足额数者，徐沟为最，祁县次之，阳曲、榆次二县仅可足额。太原、太谷、文水人数虽多，亦不及百人，不过倍于额数而已。交城、清源亦有余额。苛岚州、岚县、兴县地瘠民贫，而应试者尚较胜于府南等处。世道之坏于此可见。噫。
徐沟一邑，每案考取童生十六名入泮，而每案应童生试者，多则八九十人，或五六人，或三四人。今春县试才一人而已。往往搜罗他邑之人，以足其额。(109)
他用具体的数字描述了斯文一脉的奄奄无气。以中国之广袤与南北之差异而言，这种七零八落的童试场面应当不会程度同等地一时于俱现于普天之下。但以同一年梁启超泛而论之的“昔之想望科第者”改而从事他途；以及起家进士而文名甚藉吴汝纶直白地称科举“已是弩末”(110)为其时的人同此心，与这种七零八落合为比类通观，则很容易看到，本与科举制度深相依连的中国人，这个时候正越来越多地与科举制度日去日远。由此反观道光年间湖南湘潭县“头场报名者二千余人”，(111)安徽泸州“应府县试者常三千余人”，(112)同治初年江南乡试收“试卷一万八千本”，四川“应乡试者万五千人”，光绪初年顺天乡试“实到人数一万七百九十六名”，(113)与清代县试所取之额不过十数人至数十人、乡试所取之额不过数十人至百余人相比较，则前者的一县汇集成千和后者一省汇集的上万，都显示了以求取科名为志业的人口曾经达到的规模，而这种规模所代表的正是曾经有过的一世之趋向。然则以今视昔，从道光朝到光绪朝末期，相隔七十余年之后，由科举制度聚合起来，并源源不绝的万千人口已在“弃读书而就他业”中无以凝集，从而失掉了互相黏合的共性，并正自下而上地逐层脱落，四面散去。脱落和散去的历史内容，是一千三百年漫长岁月中养育而成的科举主体，正在20世纪初年走向四分五裂。光绪二十九年（1903），《游学译编》作书“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说是“向之极可慕恋之科举，今已为蕉梦矣。而出洋学成，量与出身，已见明谕，宦达之路，利禄之路，学问之路，名誉之路胥于是乎在”。(114)其间沿用的路数仍然是由“功名多途”引申而来的，而指述的则是作为一种制度的科举当日虽然犹未停止，而作为一种历久而存的功名之途，科举在人心里和世路中其实已如尸居余气，不废而废了。
(1) 陈大齐：《陈序》，载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第1页。
(2) 徐寿凯、施培毅点校：《吴汝纶尺牍》，合肥：黄山书社，1990年，第14页。
(3) 陈弢辑：《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第1卷，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1985年，第37页。
(4) 毛祥麟：《墨余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12—213页。
(5) 王延熙、王树敏辑：《皇朝道咸同光奏议·法治·通论》卷一，第15页，转引自许大龄：《明清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7页。
(6) 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第256页。
(7) 毛祥麟：《墨余录》，第212页。
(8) 阎敬铭：《请道府州县四项无庸减成疏》，《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十七，吏政二，载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495—496页。
(9) 阎敬铭：《请道府州县四项无庸减成疏》，《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十七，吏政二，载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495—496页。
(10) 阎敬铭：《请道府州县四项无庸减成疏》，《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十七，吏政二，载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495—496页。
(11) 《翁同龢日记》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689页。
(12) 陈弢辑：《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第2卷，第16页。
(13)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50页。
(14) 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第256页。
(15)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119—120页。
(16) 陈弢辑：《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第2卷，第5页。
(17)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总）708页。
(18)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 二笔 三笔》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82页。
(19) 欧阳昱：《见闻琐录》，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103页。
(20) 参见许大龄：《明清史论集》，第42页。
(21)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 二笔 三笔》上册，第232页。
(22)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 二笔 三笔》上册，第232页。
(23)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第3册，第855页。
(24) 《张謇全集》第6卷，第205页。
(25) 毛祥麟：《墨余录》，第201—202、207页。
(26) 《翁同龢日记》第1册，1989年，第365页。
(27) 《曾国藩全集》第5册，1988年，第2533、2934、2976页；第6册，1989年，第3280、3711、3743页。
(28) 《曾国藩全集》第4册，1988年，第2259—2329页。
(29) 《左宗棠全集》第1册，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29、95、193页。
(30)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1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89、105、211页。
(31)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第（总）999页。
(32)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第（总）3340、3425页。
(33)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第（总）1474页。
(34)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第（总）3340、3425页。
(35)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第（总）3194页。
(36)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第（总）60页。
(37)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第（总）680—681页。
(38)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第（总）1869页。
(39)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第（总）1869页。
(40)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总）3911页。
(41)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第（总）454页。
(42)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总）4586页。
(43) 许大龄：《明清史论集》，第69页。
(44) 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3年，第56页。
(45)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第（总）1760页。
(46)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第（总）1299页。
(47) 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136页。
(48)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第（总）2467页。
(49) 徐珂编：《清稗类钞》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360—1361页。
(50)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第（总）507页。
(51)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第1册，第222页。
(52)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第（总）2528页。
(53)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第（总）2528页。
(54) 晚清多恩科，已越出常态。
(55)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第（总）41页。
(56)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第（总）506页。
(57)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第（总）881页。
(58)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第（总）916页。
(59)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第（总）1760页。
(60)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第（总）153页。
(61)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第（总）153页。
(62)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294页。
(63) 徐珂编：《清稗类钞》第2册，1981年，第603页。
(64)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第86页。
(65)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第93页。
(66)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第86页。
(67)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第4册，第1256页。其中两处错讹，据铢庵：《人物风俗制度丛谈》，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第126页改定。
(68) 欧阳昱：《见闻琐录》，第172页。
(69)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第4册，第1546页。
(70) 丁柔克：《柳弧》，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52页。
(71) 丁柔克：《柳弧》，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52页。
(72)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第（总）66页；毛祥麟：《墨余录》，第214页；刘大鹏著，乔志强注：《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9页。
(73) 丁柔克：《柳弧》，《前言》，第1页。
(74)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404页。
(75)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126、214、275、290、317、354页。
(76)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 二笔 三笔》上册，第10页。
(77) 何刚德：《春明梦录 客座偶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春明梦录》下，第33页。
(78)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第（总）708页。
(79)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第（总）3370页。
(80)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第1册，第84页。
(81)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第（总）1916页。
(82)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第（总）2354页。
(83) 许大龄：《明清史论集》，第139页。
(84) 许大龄：《明清史论集》，第139页。
(85) 庄建平编：《近代史资料文库》第6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266—267页。
(86)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250页。
(87)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250页。
(88) 钱穆：《国史新论》，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47页。
(89) 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3页。
(90) 朱克敬：《瞑庵杂识 瞑庵二识》，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122页。
(91)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 二笔 三笔》上册，第308页。
(92) 欧阳昱：《见闻琐录》，第54页。
(93) 钱穆：《国史新论》，第247页。
(94) 欧阳昱：《见闻琐录》，第55页。
(95)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第（总）3395页。
(96) 欧阳昱：《见闻琐录》，第55页。
(97) 何刚德：《春明梦录 客座偶谈》，《客座偶谈》卷二，第3、5页。
(98)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6页。
(99) 《张之洞全集》第4册，第2399页。
(100)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 二笔 三笔》上册，第233页。
(101) 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官吏》，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影印，1988年，第143页。
(102)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8册，第43—77页。
(103)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第4册，第1546页。
(104) 费行简：《现代名人小传》，《官吏》，第41、53页；《帝制党》，第163页。
(105)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六，第47页。
(106) 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第252页。
(107) 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第252页。
(108) 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第226页。
(109) 庄建平编：《近代史资料文库》第6卷，第277—278页。
(110) 《吴汝纶尺牍》，第313页。
(111) 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页。
(112) 刘体智：《异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页。
(113) 《翁同龢日记》第1册，第351、409页；第3册，1989年，第1149页。
(114) 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上册，第3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