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国新文学中的美国因素
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美国文学是一匹异军突起的黑马，对中国新文学的诞生与发展均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一是通过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中国翻译家的翻译，直接接受美国文学的影响；二是通过其他国家的文学（如日本文学、英国文学、德国文学、法国文学、俄罗斯文学等）间接受到美国文学的影响。[1]据统计，中国新文学史上比较重要的作家有300余位，其中150多位曾在海外留学，这其中有30多位曾到美国留学，如张彭春、胡适、赵元任、胡先骕、陈衡哲、任叔永、梅光迪、吴宓、冰心、刘半农、张闻天、罗家伦、汪敬熙、朱湘、康白情、梁实秋、闻一多、杨振声、林徽因、洪深、方令孺、顾毓琇、余上沅、熊佛西、赵太侔、高士其、林同济、孙大雨、王文显、张骏祥、姚克、林语堂、陈铨、穆旦、郑敏等，约占有留学背景作家的五分之一。这些作家通过在美国留学，对美国社会、美国文学有着亲身的体验，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美国文学的影响。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翻译家翻译了大量的美国文学作品，对中国现代作家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美国是中国新文学的一个重要发源地，胡适在美国提倡文学革命，这成了中国新文学革命的导火索。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最早的小说、诗歌皆诞生于美国。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文学开始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来。[2]中国翻译界对19世纪以来的美国作家作品尤为重视，对20世纪上半叶的某些作家作品的翻译则几乎与美国文坛的出版同步，30年代辛克莱·刘易斯（1930）、尤金·奥尼尔（1936）、赛珍珠（1938）三位作家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美国文学在世界文坛上声名鹊起，这直接引起了中国作家对美国文学的关注，随之中国文坛出现了译介美国文学的热潮。一个直接表现，就是《现代》杂志在1934年第5卷第6期上隆重推出了“现代美国文学专号”，比较系统地介绍美国文坛的重要作家和文学思潮。这一时期的翻译者尤其关注那些与中国社会、文学发展相契合的美国文学思潮及作家作品，30年代对美国左翼文学的翻译介绍，抗战时期及战后对美国纪实文学、报告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均对中国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1945年秋，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邀请徐迟等人见面会谈，提议中美双方合作编译一套系统介绍现代美国作家作品的丛书，由中方负责组稿，美方负责提供部分翻译稿费，将来由中国出版社出版。后来这一计划得以顺利实施，丛书出版18种，“第一种是现代美国文学史论，接下去是三种长篇小说，一种中篇集，五种短篇集；后面是一种散文集，两种诗集和四种剧本；文学各个部门都有了代表作。至于作家，既有老一代的朗费罗，爱伦·坡，惠特曼，马克·吐温等，也有当年还算年轻一代而已享盛名的德莱塞，休伍·安特生，奥尼尔，海明威和萨洛扬等。另外一种各家小说合集里还选了斯坦贝克，陶乐赛·派克等；诗选中选了二十九家，并附民歌三十八首。译者都是我国文坛上进步的知名人士和有经验的翻译家。这样一套比较完整而有系统的介绍一个国家的文学代表作的成套丛书，洋洋大观，可说是我国外国文学翻译史上的一大盛举”。[3]这套丛书涉及美国文学史、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诸多文体，囊括19世纪以来美国文学史上主要的作家作品，是对美国文学的一次集中而全面的翻译介绍。美国文学在中国的大量翻译传播，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无论是美国的本土文化，还是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来的美国文学，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中国新文学的建构，为新文学的诞生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营养，并为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新文学由此而形成了一脉新的传统。那么，中国新文学主要接受了哪些美国文学因素的影响？美国文学如何成为中国新文学的构成要素？美国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有什么样的价值与意义？
一
胡适在1917年的《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由此揭开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序幕，胡适也被视为中国新文学的开山鼻祖。胡适提出了以白话代替文言、以白话文学代替文言文学、以白话文学为正宗的主张，对以格律诗为代表的传统文学进行了颠覆与反叛。那么，胡适反叛、颠覆中国传统文学的底气来自何处？这与美国文学之间是否有内在关联？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文学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它在世界文坛上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美国早在1776年就宣布独立，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那么美国文学是否随之获得了独立的地位？20世纪初的美国学者对此持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由于美国曾是英国的殖民地，美国文化与英国文化一脉相承，因此美国文学是英国文学在美国的延续和发展，是英国文学的一个海外分支；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1776年美国独立革命之后，美国文学也开始渐渐摆脱欧洲文学传统，逐步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后一种观点与美国文学发展的现实相吻合，渐渐得到学界的认同。美国文学摆脱英国文学的束缚之后，力求建构自己的“新传统”，以前那些因为“美国味”太重而未受重视的作家，如麦尔维尔、爱默生、惠特曼、爱伦·坡、霍桑、梭罗等，开始成为美国20世纪文学新谱系里的经典作家，成为美国文学史的重要构成部分。
20世纪初，中国作家对美国及美国文学了解甚少，即使是那些比较开明的中国作家对美国文学的认识也比较有限，他们大多受美国、英国保守派观点的影响，认同美国文学是英国文学的分支，对美国文学冷眼相看。曾虚白是当时著名的报业家、作家、翻译家，曾为世界书局“ABC丛书”撰写了《美国文学ABC》一书，专门介绍美国文学，但他对美国文学的评价并不高。在他看来，“与其做美国文学，毋宁做一部俄国或意大利或西班牙或斯干狄奈维亚文学比较适当些”，他希望读者将这本书“做英国文学ABC的第三册看”[4]（曾虚白已做过两册的《英国文学ABC》）。他认为，美国文学多年来一直被视为英国文学的一个“支派”，“在翻开美国文学史以前，我们应该先要明白了解‘美国文学’这个名词，在真正世界文学史上是没有独立的资格的”。[5]在他的眼里，美国文学是幼稚的、没有成熟的。“美国人的文学作品是理想的、甜蜜的、纤巧的、组织完善的，然而，它们没有抓住人生的力量。他们的诗人，除了少数的一二人以外，是浅薄的只发着月亮般的光芒，只在技巧上求全。他们成功的小说家既不多，又是软弱，戏曲家，还没有产生。”[6]曾虚白对美国文学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保守派观点的影响，而这种观点在当时国内文坛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然而，当时国内也有少数作家打破了这种偏见，对美国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给予其高度评价，赵家璧即是其中的代表。在他看来，“美国的文学是素来被人轻视的，不但在欧洲是这样，中国也如此；所以有许多朋友劝我不必在这个浅薄的暴发户家里枉费什么时间，然而我竟然这样的枉费了”[7]。正是赵家璧的这种具有远见的慧眼识珠，不仅使他自己与美国文学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在美国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而且使中国新文学与美国文学发生了密切的关系，“美国文学直到十九世纪末叶，才逐渐摆脱维多利亚时代风尚和殖民主义的精神枷锁，以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文学语言，崛起在新大陆的土地上。这种土生土长的以各种不同文学形式、从各个方面反映美国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文学，以及这以前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对我国读者认识美国的历史、社会风貌和人民思想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其中大多数是健康的，进步的；当然不包括那些大量流行的通俗小说在内。但在当时的中国文艺界，特别在专搞外国文学者的圈子里，美国文学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8]以赵家璧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学者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美国文学的独特价值，看到了20世纪初的中国新文学与美国文学之间的相通之处——中国新文学要从上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文学中摆脱束缚，寻求新的发展道路；美国文学要挣脱英国文学传统的束缚，寻求独立发展的空间。他们认为，美国文学已经成功地摆脱了束缚而获得独立，这给尚处在摸索期的中国新文学作家提供了莫大的启迪，自然成为中国新文学学习借鉴的榜样。
美国文学在20世纪初进入一个自觉的时代，从1900—1916年被称为美国文化的“野性的呼唤”（The Call of the Wild）时期，在文学、音乐、绘画等领域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反叛运动。在这些反叛运动中，诗歌扮演着先锋的角色。庞德是美国意象派诗歌的重要人物，也是反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宣称：“从1910年以来在英语诗歌领域里经历的所有发展变化几乎全都是由美国人引起的。事实上，再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把它称作是英国诗歌，而且现在也没有什么理由让我们再想到英国了。”[9]庞德的言论虽然看起来颇为自负，但他代表了美国诗人强烈的反叛意识，同时也说明了美国诗歌在20世纪世界诗坛上产生的重要影响。1912年，受美国女权主义运动影响的哈里特·孟罗（Harriet Monroe）与朋友一起创办了诗歌刊物——《诗刊：诗的杂志》（Poetry：A Magazine of Verse），大力倡导新诗，“诗是感到压力或反叛的最后的文化媒介之一。直到1912年，一些不满的年轻诗人聚集在芝加哥和纽约的格林威治村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创作诗歌。在他们眼中，过去都已经死亡，诗的生命力在于自发（spontaneity）、自我表现（self-expression）和创新（innovation）”[10]。这种反叛和创新思想对当时美国的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到1917年，亨利·路易斯·门肯（Henry Louis Mencken）出版《美国语言》一书，首次将美国英语视为一门独立的语言，“《美国语言》第一次系统地分析美国英语与英国英语的差异，奠定了美国语言学研究的基础。门肯并不否定英语，而是为美国英语正名，肯定了马克·吐温等著名作家将美国人民日常用语引入文学作品的合法性，从而否定一些老学者对美国英语的否定，为美国现代文学进一步使用本土语言铺平了道路”[11]。美国人继承了英语的主要传统，但他们并不为这个传统所束缚，而是在已有的基础上大胆地引入美国的俚语、口语，从而在词语拼写、读音和用法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美国英语渐渐地成为一个独立的语言系统。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与语言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美国文学为美国英语的独立提供了前提与保障，而美国英语的独立则为美国文学的独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美国英语的特点又赋予美国文学以独特的个性。独立后的美国英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渐渐开始对英国英语产生影响。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英语开始吸收美国词汇和新的用法，这甚至成为英国报刊的一种时尚。1930年11月，辛克莱·刘易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美国作家第一次获得此奖项，说明美国文学已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而刘易斯获奖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他在语言方面的成就：“刘易斯是个美国人，他正以代表1.2亿生灵的新语言——美国语言——来进行写作，他提醒我们说，这个国家尚未臻于完善，尚未熔冶成一炉，它仍然处于动荡不安的青春期。”[12]美国文学的反叛运动使美国文学获得了独立解放，在世界文坛上获得了重要的地位，“以欧洲大战为境界线的从美国的美国，到世界的美国的飞跃，在将来，也可以使成为文化的反映的文学，从国民文学到世界文学的飞跃”[13]。美国文学已由美国的文学变成了世界的文学，从此，它具有了充分的自信，以特立独行的姿态出现在世界文坛上，并成为世界文坛的领跑者。
中国新文学在20世纪初开始萌芽，此期的中美文学呈现出诸多相同之处：美国文学要摆脱英国文学的束缚，获得独立自主的地位与权利；中国的新文学先驱者不满于传统文学，试图摆脱传统文学的束缚，“自民国前六七年到民国前二年（庚戌），可算是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已有不满意于当时旧文学的趋向了”[14]。胡适在1905年就开始用白话为《竞业旬报》写白话小说和论文，这为他后来留学美国时提倡新文学革命奠定了基础。胡适于1910年到美国留学，这一时期美国文坛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文学反叛运动，胡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影响与启迪。在美国留学期间，胡适对当时美国文坛上流行的各种新潮流非常感兴趣，这一点受到梅光迪的批评与反对。梅光迪在给胡适的信中指出：“今之欧美，狂澜横流，所谓‘新潮流’‘新潮流’者，耳已闻之熟矣。有心人须立定脚根，勿为所摇。诚望足下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也。”[15]这些新潮流在当时的美国社会上也是新生事物，带有很强的反叛性，遭到美国保守派的攻击，而在保守的梅光迪看来，这些新潮流都是“不值钱”的坏东西，是不应该把它们介绍到中国来的。在1915年前后，胡适开始与梅光迪等人讨论文学革命的问题，并于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文学改良的“八事”，拉开了中国新文学革命的序幕。可以说，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想法主要是在美国孕育出来的，而孕育这一想法的文化土壤正是美国的文学反叛运动。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胡适颠覆、解构中国传统文学的灵感正来自美国文学的反叛运动，反叛传统成为此时期中美文学的共同特征。
自然，美国文学的反叛独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准备过程。1783年9月美国独立战争结束，美国正式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自此，美国文学开始渐渐偏离英国文学发展的轨道，探索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到19世纪中叶，美国文学的独立意识愈来愈强烈，这在惠特曼身上得到了突出的表现。惠特曼有一种强烈的文学独立意识，他认为：“美国通过强大的英语遗产继承过来的现成的文学作品——全部丰富的传说、诗歌、历史、哲学、戏剧、经典、翻译，已经并且还继续在为另一种显然很重要的文学做好准备，那种文学将是我们自己的，有强大感染力的，新鲜的，朝气蓬勃的，将显示那充分成长起来了的男性和女性的身体——将提出事物的现代意义，将长得美丽、耐久，与美国相称，与一切家族感情相称，与曾经一同作为男孩和女孩以及曾经与我们的父母在一起的那些父母的无可比拟的同感相称。”[16]他一方面承认美国文学与英国文学之间的承继关系，但另一方面又希望美国文学能从英国文学中脱离出来，形成一种与美国相称的“我们自己”的文学。19世纪的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美国在它的政治理论方面，在通俗读物方面，在殷勤好客、幅员、天然魅力、城市、船舶、机器、金钱和信用等方面，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但它仍会随时像闪电般迅速地破产的，只要别人以告诫的口吻一质问：你哪里有什么精神上的表现呢？除了那些抄来和偷来的东西？你所许诺要产生的成批的诗人、学者、演说家在哪里？你乐意仅仅跟在别的国家后面吗？它们曾长期奋斗建立自己的文学，艰苦地开辟自己的道路，有的用不太完善的语言，有的凭僧侣的权术，有的只不过要努力活下去——可是为它们的时代、事业和诗歌做出了成绩，也许那是经历了若干个羞耻和衰落的年代之后才获得的唯一实在的安慰吧。你还年轻，有着最完美的本地口语，一种自由的出版制度，一个自由的政府，世界正把它最好的东西向你传递。……呼吁新的杰出的大师来领会新的艺术、新的完善典型、新的需要吧。听命于那个最强大的诗人，让他改变你的一片荒芜吧。那时你就用不着再抚养别人的儿子了，你将有你自己的继承人，你亲身生育的、血管里流着你自己的血液的继承人”[17]。惠特曼具有一种强烈的焦虑感和忧患感，在他看来，美国在物质层面已经成为世界强国，但在精神层面它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质，缺少自己的灵魂，这种独立的灵魂只能来自美国自己的文学作品。而没有脱离英国文学影响的美国文学只是美国抚养的别人的儿子，其血缘基因是英国的而非美国的，他希望美国有自己亲身生育的、血管里流着同样血液的继承人，这就是独立发展的美国文学。他对美国文学的现状表示不满，“没有一本美国的，或者一本合众国组织契约的，或者华盛顿、杰斐逊的历史，也没有语言史或任何英语词典，没有伟大的作家，每个作家都自甘沦落，成为循规蹈矩的庸人了。诗歌中没有男子气和生殖机能，倒有些更像是阉割了的平庸的东西。我们的文学将被打扮成一个漂亮的绅士，不合我们生来的口味，不是我国土生土长的”[18]。惠特曼看到了美国文化存在的问题，大声呼吁美国要有自己的历史，要求美国要有自己的语言史和英语词典，希望产生充满野性的土生土长的美国文学，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摆脱外来文学传统尤其是英国文学传统的影响，“那些输入到美国来的权威、诗篇、标本、法规、名称，今天对于美国的用处就在于将它们摧毁，从而毫无羁绊地向伟大的作品和时代前进”[19]。先摧毁旧世界，再创造一个新世界，这是惠特曼推行文学革命的逻辑。他宣称：“美国诗人和文学家正从旧的传统中自由地走出来，就像我们的政治已经走出来那样，他们不承认背后有任何东西比今天他们的东西更优越。”[20]惠特曼是美国文学史上具有强烈反叛精神的诗人，“在他活时，Whitman被人猜忌愤恨，因为他解放，或是将近解放，美国人心中创造的才能，而要求读者与他共鸣，而从此犯了开辟时代的公律”[21]。惠特曼的反叛思想对20世纪初的美国文学反叛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当时的欧洲文化界、美国文化界尊为“美国的代表诗人”。惠特曼及其作品在20世纪初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来，受到中国文坛的高度关注与评价。那么，惠特曼的反叛精神对中国作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在中国新文学中有何体现？
从时间上看，胡适应该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最早直接接触到惠特曼诗歌的人，他在美国留学期间对美国的新思潮、新诗非常感兴趣，惠特曼应该进入其阅读关注的视野，但胡适在文章中并没有涉及惠特曼，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从胡适的文章中发现惠特曼的影子，他提倡以白话代替文言、以自由诗代替格律诗，无论是在诗学观念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与惠特曼如出一辙，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反叛精神。
从现在掌握的材料来看，早期中国作家对惠特曼的接受是通过日本媒介进行的。日本文坛在1892年惠特曼去世时就开始关注其《草叶集》，夏目漱石在当年的《哲学研究》上发表《文坛上平民主义的代表者〈瓦尔特·惠特曼〉——关于Walt Whitman的诗》，并对其给予高度评价。此后，许多作家开始介绍惠特曼及其《草叶集》，但他们的关注点有所不同，如有岛武郎关注惠特曼的叛逆精神，白鸟省吾则关注惠特曼的民主主义思想。1919年，惠特曼一百周年诞辰之际，日本文坛出现了惠特曼研究的热潮，白鸟省吾、加藤一夫、富田碎花等组织“惠特曼纪念会”，有岛武郎周游各地，做关于惠特曼的系列演讲，这对当时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产生了很大影响，吸引了他们关注的目光。郭沫若购买了一本有岛武郎的《叛逆集》，内有一篇《草之叶——关于惠特曼的考察》，郭沫若由此开始接触到惠特曼。有岛武郎曾留学美国，对惠特曼颇有研究，他用“叛逆”来概括评价惠特曼，这对郭沫若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他眼中，惠特曼是反抗王道堂皇诗风的“文艺革命的匪徒”（《匪徒颂》），这样，惠特曼不仅改变了郭沫若的诗风，而且改变了他的思想，“叛逆”成为《女神》的一个重要思想主题，也成为五四时代精神的重要构成部分。
田汉于1916到1922年在日本留学，通过民众派诗人白鸟省吾接触到惠特曼。田汉将惠特曼的自由诗与中国的复兴联系到一起，在他看来，惠特曼的“不定形不押韵”可以表现新世界、新观念和新事物，他梳理了欧洲近代文艺思潮发展的脉络——从拟古主义（classism）时代到传奇主义（romanticism）时代，到写实主义（realism）时代，再到取象主义（symbolism，今译“象征主义”）时代，高度肯定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威乃侬（Verlaine，今译魏尔伦）对过重音律的“高踏派”（今译“高蹈派”）的反叛，“破弃从来一切的规约与诗形，自辟新领土，倡所谓‘不定形的诗’，‘vers amorphes’，‘自由诗’‘vers libre’，于是乎天下从风，现代的新诗人都高唱‘诗的解放’‘poetic emancipation’胜利”。法国自由诗虽是由意大利输入，但“自由诗的新运动”的源头却来自惠特曼，“因为他们法兰西这些人都很受惠特曼‘那种不押韵的、解放的、律吕的散文’‘unrhymed，loose，rhythmic prose’的影响，不独法国，就是德国的Holz、Schlaf、Paul Ernst诸诗人，都是惠特曼的崇拜者、模仿者、神化者哩！”[22]由此来看，惠特曼的自由诗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二三十年代深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影响的李金发、戴望舒等人的诗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受到了惠特曼诗歌的影响，他们以胡适、郭沫若的散文化新诗为反叛对象，为中国新诗发展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径，反叛、创新是其基本特质。
惠特曼的自由诗理念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刘延陵对惠特曼给予高度评价，并大胆断言：“惠特曼不但是美国新诗的始祖，并且可称为世界的新诗之开创之人；而且不但启发世界的新诗，就是一切艺术的新的潮流也无不受他的影响。”[23]惠特曼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诗歌界，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以反叛、创新为旨归的现代主义艺术潮流，这种新潮流与惠特曼的新诗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林语堂看到了惠特曼身上体现出来的反叛精神对美国文学发展的影响，“美国艺术之破产，文学之幼稚，思想之迟滞，文学平民化之结果，‘拉拉拜’诗歌之盛行，文明小说之俗不可耐，反抗领袖之稀少，都要使‘少年美国’深觉不满于旧文学，而发生反抗之大潮流。于是乎有崇拜Whitman，Mencken，Spingarn等的一班大学学生，与19世纪文化宣告决裂，另走他们解放的路”[24]。惠特曼给美国文学开辟出一条独立发展的新路径，这条路径与“少年美国”是相匹配的。而“少年美国”与“少年中国”之间具有一种对应的逻辑关系，惠特曼无疑会给那些试图从传统文学中寻求独立的中国新文学作家以极大的启发。由此可见，中国作家对惠特曼的诗歌艺术固然有浓厚兴趣，但对其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立、反叛的“美国精神”尤为重视。
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作家对美国文学的认识越来越全面深入，对美国文学的评价也越来越高。1934年，《现代》刊出“现代美国文学专号”，在许多民族的现代文学中首先对历史最短的美国文学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介绍，发现了美国文学中所蕴含的“现代”性因素，“这一种先后的次序，固然未必是包含着怎样重大的意义，但究竟也不是太任意的派定。首先，我们看到，在各民族的现代文学中，除了苏联之外，便只有美国是可以十足的被称为‘现代’的。……被英国的传统所纠缠住的美国是已经过去了；现在的美国，是在供给着到二十世纪还可能发展出一个独立的民族文学来的例子了。这例子，对于我们的这个割断了一切过去的传统，而在独立创造中的新文学，应该是怎样有力的一个鼓励啊！”[25]作为《现代》杂志的主编，施蛰存独具慧眼，发现了美国文学的独特性，他将美国文学的“现代性”与其“民族性”“独立性”“创造性”联系在一起，并提出了美国文学的“现代”与中国新文学的“现代”之间的关系，将美国文学的“新传统”视为中国文学的“新传统”，表明美国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作家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美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范围内来予以考察，不仅看到了20世纪的美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广泛影响，而且发现了其独特新颖的品质。美国文学推动了法国文学、苏联文学的转型发展，是真正意义上的先锋文学。许多人将波德莱尔视为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开山鼻祖，但实际上波德莱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美国作家爱伦·坡的影响，“不但在英语的短篇小说中，就是以全世界的短篇小说而论，美国的短篇小说也占着极重要的地位。因为，我们晓得，美国和法国的短篇小说是近代短篇小说所由发展的两个主要的源脉。而法国则等到一八五二至一八六五年间K. 波特莱尔翻译了E. 爱伦·坡的作品方才完成了近代短篇小说的艺术，而产生了G. 莫泊桑之流的大作手。那么我们即使说美国的短篇小说是近代长篇小说的鼻祖，也不算过分夸张的”[26]。美国短篇小说“形式与技巧上的完成”“幽默的成分”“心理分析或性格解剖”等，对推动世界近代短篇小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7]赵家璧也将美国文学与英国文学放置在一起进行比较，不仅强调现代美国文学彻底摆脱了英国文学传统的束缚，而且强调其与英国文学传统相对立的一面，发现了美国文学的独特风格：“在丰足而快乐的美国西部所产生的那种轻快诙谐的美国幽默，是和英国传统根本相反，而早被勃列特·哈特称为美国文化所产生的第一颗美丽的果实。”在小说领域，德莱塞“第一个不承认在美国的文学中有所谓英国传统的存在。在他的作品中，不但充满了美国味的背景，行动着典型的美国人物，并且追随了费特曼和马克·吐温，在文字上也逐渐养成了一种独特的美国格调”。在散文领域，“福尔克奈的散文，正像美国的文化一样是受了许多外来的影响而产生的另一种东西。他应用简单的字汇，写得独创而特殊，流畅而美丽。许多对话是黑人的，这些黑人的对话是每部书中最美丽的一部分，而在对话以外，更混杂许多黑人口里所说的那种不合英国文法的话，有时更发明许多像德文般用许多字拼合而成的新字。在叙述故事的时候，更把对话，心理描写拼合在一起，这一种形式上冲破英国束缚的勇气，比海敏威和安特生的更值得纪念”[28]。中国作家还发现了象征主义文学与美国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文学上的象征主义以及这一系列的其他新兴诸运动，主要的虽然是法国的产物，但是根底上却是由于美国的爱伦·坡的启发”[29]。作家们也发现了红色30年代革命文学、左翼文学与美国文学之间的渊源关系，“革命的诗歌，甚至连最近的苏联的诗歌也包含在内，也都直接或间接地渊源于美国的恢特曼”[30]。苏联是左翼文学的发源地，对世界范围内的左翼文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许多国家的左翼文学是在模仿苏联左翼文学，“在世界的左翼文学都不自觉的被苏联的理论所牢笼着，支配着的今日，只有美国，却甚至反过来可以影响苏联。且不论辛克莱一班人所代表的大规模的暴露文学为苏联所未曾有过，只看新起的帕索斯的作品在苏联所造成的，甚至比在美国更大的轰动，就已经够叫人诧异了。美国的左翼作家并没有奴隶似地服从着苏联的理论，而是勇敢的在创造着他们自己的东西”[31]。中国新文学通过法国文学、苏联文学等间接地接受了美国文学的影响，美国文学以另一种形式间接地参与了中国新文学的建构。
美国文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摆脱英国文学传统的束缚而获得独立存在，在美国文学中形成了一种独立、反叛的“美国精神”，这对迫切要摆脱传统文学的束缚而获得独立存在的中国新文学产生了莫大的影响，成为中国新文学作家学习借鉴的榜样，对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发展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中国新文学因此而与传统文学区别开来，具有了独立的文学特质。“霜风呼呼的吹着，月光明明的照着。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沈尹默：《月夜》）这首写于1917年的新诗具有丰富的象征意味，它不仅象征着诗人个人人格的独立，而且也象征着中国新文学的独立。
二
留学生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的滥觞，是中国新文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留学生文学与其所在国家的社会、文化、文学密切相关，因此留日、留苏、留美、留欧文学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点。中国的新文学革命为何由胡适首先提出来？中国的新文学运动为何会产生于美国？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胡适所提倡的新文学革命与美国的自由主义文化语境密切相关。
美国是一个崇尚自由的国度，美国文学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与其所推崇的自由精神是密切相关的。“自由”是指个体摆脱外在的束缚，按照个人的意志来选择行动，并为个人行动的结果承担责任。对作家而言，创作自由是保证作家创作个性的基本前提，是文学创作繁荣发展的重要条件，“在现代美国的文坛上，我们看到各种倾向的理论，各种倾向的作品都同时并存着；它们一方面是自由的辩难，另一方面又各自由的发展着。它们之中任何一种都没有得到统治的势力，而企图把文坛包办了去，它们也任何一种都没有用政治的或社会的势力来压制敌对或不同的倾向。美国的文学，如前所述，是由于它的创造精神而可能发展的，而它的创造精神却又以自由的精神为其最主要的条件。在我们看到美国现代文坛上的那种活泼的青春气象的时候，饮水思源，我们便不得不把作为一切发展之基础的自由主义精神特别提供出来”[32]。在施蛰存看来，自由是创造的前提，自由主义精神是美国文学繁荣发达的根本原因，他从美国文学中受到启发，找到了中国新文学建设所必需的条件——自由。这种“不学人的，创造的，自由的精神”是美国文学的精髓，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学所缺乏的精神，同时也是中国新文学所必须具备的因素。
美国的《独立宣言》赋予美国人自由平等的权利，自由女神成为美国的象征。自由女神的左手捧着一本封面刻有“1776年7月4日”字样的法典，告诉人们签署《独立宣言》的具体时间，其脚下是打碎的手铐、脚镣与锁链，象征着美国人民挣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而获得自由。诚然，美国不是一个绝对自由的国家，美国人民的自由也是通过不断努力甚至付出生命代价才得到的。但自由已成为美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美国人推崇的价值观，“我们要用自己的脚走路，我们要用自己的手来工作，我们要发表自己的观点”[33]。这种自由精神对美国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自由精神与文学创作相契合，文学创作是一种自由的精神劳动，自由是文学创作的本质与灵魂，因此，美国文学的繁荣与自由主义精神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那么，美国的自由主义精神对中国新文学产生了何种影响？
回溯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新文学革命之所以萌生于美国，与美国的自由主义文化语境有着密切关系。胡适与梅光迪、任叔永等人在美国留学期间相识，他们都接受了美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日常的学习中秉持自由主义的理念。在关于文学革命问题的争论中，他们始终处于一种平等、自由的状态之中，在讨论过程中胡适是少数派，梅光迪等人是多数派，他们各不相让，就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正是在这种自由讨论之中，形成了各自比较系统的观点，并为之后形成的新青年派与学衡派奠定了基础。胡适在多年后回忆当年在美国提倡文学革命时写道：“我回想起来，若没有那一班朋友和我讨论，若没有那一日一邮片，三日一长函的朋友切磋的乐趣，我自己的文学主张决不会经过那几层大变化，决不会渐渐结晶成一个有系统的方案，决不会慢慢的寻出一条光明的大路来。”[34]从这一角度来说，美国的自由主义文化语境成了催生胡适关于新文学革命主张的温床。1917年后，随着胡适、梅光迪等人先后回到国内，文学革命论争的阵地由美国转移到了国内，环境的变化导致新文学论争中的自由主义精神渐渐减少。胡适文学革命的观点得到了陈独秀、钱玄同等人的支持，胡适由少数派变成了多数派。在文学革命问题上，陈独秀比胡适的态度更加激进，“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35]。陈独秀的这种“专断”的激进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文学革命的历史进程，文学革命在短期内完成了其历史使命。那么同为新青年阵营的胡适对陈独秀的这种观点持何种态度？作为同一阵营中的同志，胡适对陈独秀的态度表现出矛盾性与复杂性。他一方面赞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另一方面又对其观点持保留态度，“适前著《文学改良刍议》之私意不过欲引起国中人士之讨论，征集其意见，以收切磋研究之益耳。……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36]。我们由此可以窥见胡适与陈独秀在文学革命主张上的不同之处。自由主义思想在胡适的内心已根深蒂固，回国之后他也没有放弃自由主义思想，只不过美国式的自由主义思想移植到中国的文化土壤之后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困境，在不同程度上已发生了变异。陈独秀宣称“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不容他人之匡正”，这意味着文学革命自由论争语境的消失，《新青年》上不发表梅光迪等人的反驳文章，其他追逐新潮的杂志也不给梅光迪等人提供发表文章的机会，梅光迪等人的观点在国内没有市场，处于“失声”状态，最后只好创办《学衡》作为自己发表言论的阵地。此后“学衡派”与“新青年派”之间虽然也发生过论争，但他们之间的论争已经不是一种自由、平等的论争，从鲁迅的《估“学衡”》中可以看出“新青年派”对“学衡派”的不屑。五四文学革命虽然是胡适、梅光迪等在美国留学时期论争的继续，但它已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变化，原先的自由、平等讨论的氛围没有了，梅光迪等人的观点作为落后、反动的观点受到激烈的批判，越来越多的人将新文学与旧文学、白话与文言对立起来，并以前者来代替后者，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白话与文言的关系等复杂的问题被简单化处理，新文学革命中的许多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这给新文学的未来发展留下了许多后遗症，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文学的发展。
自由、平等的美国精神在惠特曼的诗歌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呈现，“虽然学者们有时所称的‘自由诗革命’发生在20世纪早期，由那些有影响的诗人如埃兹拉·庞德、玛蕾安·摩尔、希尔达·杜利特尔（Hilda Doolittle）、威廉·卡·威廉斯等人所推动，但第一个重要的自由诗人应是沃尔特·惠特曼。在自传体系列诗诗集《草叶集》中，他使用了高度不规则的诗行。他宣布伟大的解放，放弃规则的格律形式，探索重复和复沓的旋律，运用个性化的词汇写作，这令那些思想保守的读者陷入发狂的境地。惠特曼的诗是自由的，这种自由诗受到后来诗歌的模仿”[37]。惠特曼对后来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自由、平等的热情歌颂，二是对奔放不羁的自由诗形式的广泛运用。惠特曼的这种民主主义思想通过日本文学对中国新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日本大正时代（1912—1926），民主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美国诗人惠特曼对这一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对中国新文学产生了间接影响。田汉于1916年来到日本，对日本风气正盛的民主主义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通过日本民众派诗人白鸟省吾的评论集《民主的文艺的先驱》接触到惠特曼。白鸟省吾将惠特曼视为民主文艺的先驱，吸收惠特曼诗歌中的民主思想，为民众大声疾呼。这样，惠特曼诗歌中自由平等的民主精神通过白鸟省吾与田汉产生了共鸣。在田汉眼中，惠特曼是一个平民诗人，“他是他的民族的精神之道破者，他是他的民族的将来的预言者，他替他的民族、他的民族性结晶的自由平等Americanism吐冲天的意气，他的杰作的《草叶》的说文，就是这冲天的意气之象征”[38]。“他的诗立志解放世间一切困顿网罟之人，发皇‘美国精神’Americanism，鼓吹‘民主主义’”[39]。田汉将惠特曼视为美国国家、民族的代表，看到了其诗中所体现出来的自由、平等、民主的“美国精神”，并对这种“美国精神”产生了浓厚兴趣。田汉明确提出要以惠特曼诗歌所唱颂的“美国精神”做我们的“借镜”：“我们因为我们的‘中国精神’（Chung-Hwaism）——就是平和平等自由博爱的精神——还没有十分发生，就要纪念惠特曼，把他所高歌的美国精神（Americanism）做我们的借镜。”[40]在田汉看来，“平和平等自由博爱”是“中国精神”的核心，“中国精神”与“美国精神”有相通之处，将“美国精神”作为“中国精神”的借镜可以加快“中国精神”的建构与成熟。由此来看，“平和平等自由博爱”的确在五四文学中得到了体现，成为五四时代精神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成为中国社会现代性的重要体现。郭沫若在《晨安》中向华盛顿、林肯和惠特曼致敬，“晨安！华盛顿的墓呀！林肯的墓呀！惠特曼的墓呀！啊啊！惠特曼呀！惠特曼呀！太平洋一样的惠特曼呀！”华盛顿、林肯、惠特曼是自由、平等的美国精神的象征，郭沫若将他们视为自己心中的偶像，通过他们来表达自己对自由、平等的向往与追求。郭沫若诗歌中强烈的个性意识与惠特曼的诗歌影响极为密切，“当我接近惠特曼的《草叶集》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发动的那一年，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我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41]。通过《草叶集》，郭沫若找到了与惠特曼的灵魂共鸣，发现了适合抒发自己思想情感的诗歌形式。郭沫若《女神》第一辑作品中张扬狂放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和自由自如的诗体形式皆来自惠特曼自由诗的影响。可以说，郭沫若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从文体形式上都得到了惠特曼的真传，其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五四”精神与“美国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契合之处。我们应该看到，郭沫若《女神》中所呈现出来的自由奔放的狂飙突进精神固然与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有关，但与惠特曼诗歌中所体现出来的“美国精神”也具有密切关系。可以说，自新文学诞生之日起，“自由”“平等”就成为其内在的精神追求，胡适的《老鸦》、周作人的《小河》、刘半农的《敲冰》等无不表现出诗人对自由、个性、反抗的向往与追求，诚如郁达夫所言，“五四运动最大的成功，第一个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42]。新文学作品中自由独立的人格与自由的文体语言形式相辅相成，新文学中涌现出来的自由诗、随想录、杂文、散文等主要文体形式无不体现出中国现代作家对“自由”的执着追求，“自由”精神已成为中国新文学的灵魂。
胡适于1917年夏天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很快成为中国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将美国的自由精神带到了中国，并在中国将其发扬光大。基于当时中国保守派思想对“自由”“个性”的压抑与禁锢，胡适提出了“健全的个人主义”的思想主张，认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残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在他看来，“发展个人的个性必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承担干系，负责任”。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而是受到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就是要自动承担自由发展所带来的责任与义务，两者互为存在的前提，不可或缺，“如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己独立的人格。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没有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43]。在胡适看来，“自由意志”不仅是个人独立人格的核心，而且是社会国家独立发展进步的核心。随着社会影响和地位的变化，胡适对自由主义思想的主张超出了文学的范畴，开始涉及政治话题，并呼吁知识分子关心政治，探讨改革中国的社会政治。为此，他与蔡元培等人联名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明确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对“‘好政府’的至少涵义”进行了界定，其中的第二款就是“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44]。他将个人自由、个性发展视为立国之本，这种自由主义思想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与那种将国家自由与个人自由对立起来的观点不同，胡适将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个人人格与国家人格统一起来，“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45]在胡适看来，如果每个人都有了自由，那么国家便有了自由；如果每个人都有了独立的人格，那么整个国家也便有了独立的人格，从个人自由入手来改造中国的国民性，进而来改变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这是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基本逻辑。
胡适的这种自由主义思想在30年代的中国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胡适成为自由主义阵营的领袖。这种思想在文学领域中的具体表现，便是30年代自由主义文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自由主义文学与激进主义文学之间发生数次论争，论争的实质便是美国自由主义思想与左翼激进主义思想之间的冲突。到4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自由主义思想日渐式微，自由主义文学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三
胡适提倡用白话代替文言，这成为中国新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理论，成为中国新文学诞生的重要标志，也成为衡量文学新旧的一个重要标准。那么，胡适的这一理论主张是如何提出来的？胡适关于白话代替文言的理论主张是否受到了美国文学的影响？
实际上，早在胡适提倡白话代替文言之前，白话与文言之争就已成为中国知识界关心讨论的热点问题。胡适在到美国留学之前，就已经关注、参与了白话文运动，这成为他后来提倡新文学革命的一个灵感来源。
白话与文言虽同属于汉语言系统，但它们分属于两个子系统，白话是日常生活用语（口语），文言是书面用语。在封建社会中只有有钱、有地位的贵族子弟才有机会接受教育、掌握书面语言，而大多数的平民百姓没有机会接受教育、无法掌握书面语言，成了目不识丁的文盲。在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中，贵族与平民之间社会地位的悬殊导致白话（口语）与文言（书面语）的分离，语言有了阶级属性，白话成了平民化的语言，而文言则成了贵族化的语言。言文分离、平民与贵族等级制度之间形成对应关系，言文愈分离，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等级差别愈大，其结果是广大的平民百姓被剥夺了阅读的权利，无法通过阅读来接受新的知识信息，变得日渐愚昧无知，最终导致国家民族的日渐衰落。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黄遵宪深切地感受到言文分离给中国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诸多弊端，他在1869年创作的《杂感》诗中提倡“我手写我口”，明确地提出“言文合一”的主张。到19世纪末，一部分有思想的文化先驱者在黄遵宪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倡文字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创办了《演义白话报》《中国白话报》等100余种“白话报”，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白话文运动。1897年，裘廷梁在其《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提出了“崇白话、废文言”的主张，白话成为维新之本。晚清时期出现的“言文合一”的白话文运动首先是一种启蒙运动，其目的是要让广大的平民百姓掌握语言文字工具，让他们通过阅读来学习新的文化知识，并由此改变他们的思想和精神，体现出一种启蒙精神和平民精神。那么，当时的这场白话文运动对胡适有何影响？
胡适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亲历者，也是这场白话文运动的参与者，这为他后来提倡白话文革命奠定了基础。他在1906年就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10年到美国留学后仍关注国内的白话文运动，并与梅光迪等人讨论文言与白话问题。到美国留学之后，胡适的阅读视野更加开阔，对西方文坛上出现的口语与书面语的论争尤为关注，并从中受到重要启发。胡适主张文字有死活，要用白话做文章，其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的“八事”之一即“不避俗语俗字”。他反对言文背驰，主张言文合一，通过梳理中外文学的发展演变，发现了中国文学史上所存在的白话文学，同时也看到了欧洲文学语言的变化，“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应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46]。胡适从欧洲文学语言的演变中受到启发，由此得出结论：“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此‘断言’乃自作者言之，赞成此说者今日未必甚多也）。”[47]由此可见，欧洲诸国以俚语代替文言（拉丁文）、以活文学代替死文学的成功实践经验给胡适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参照系，成为其提倡白话代替文言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胡适在这里只提到了以意大利为代表的欧洲诸国的语言革命和文学革命，并未提及近在咫尺的美国文坛。那么，当时的美国文坛情况如何？美国文坛的语言革命、文学是否对胡适、对中国的新文学革命产生了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文坛正处于一个动荡变革时期，年轻的美国文学正试图摆脱英国文学的束缚，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这首先表现在其语言形式的变革上。众所周知，美国文学和英国文学同属于英语语系，长期以来美国的许多作家以模仿英国文学为能事，在语言形式上亦步亦趋，而那些以美国俚语写作的作家则受到歧视。到19世纪中叶，以惠特曼为代表的美国作家的语言意识觉醒了，惠特曼、狄金森、爱默生等人开始关注思考“口语入诗”的问题，主张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语言来进行写作，强调诗歌语言的日常生活化与口语化。惠特曼认为，“语言不是学者、辞典编辑家的抽象的构造，而是产生于源远流长的劳动、需要、联系、欢乐、感情和鉴赏，基础广阔，处于下层，接近实地。最后把它定下来的是同实地最密切的人民大众，它与实际的陆地与海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在过去和现在都渗透一切”[48]。他看到了语言来自日常生活这一规律，指出了语言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紧密关系。这就告诉我们，平民百姓才是语言的发明创造者，语言来自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劳动的现实需要，语言的原始形态是民间口语、俚语，民间口语、俚语是书面语言的来源，“俚语则是一种不守规范的原始成分，隐藏在所有的字句下面，也隐藏在一切诗歌的背后，并且证明在用语中永远是粗鄙的，也是用语中的新教徒主义”[49]。原始的俚语与充满野性的美国大地、充满生命活力的美国生活融为一体，呈现出美国西部牛仔、渔民、矿工千姿百态的生活面貌，这是美国文学的生命魅力之所在。惠特曼用美国俚语来抒写美国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工作及思想情感，其作品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语言形式上都有别于英国文学，成为一种地地道道的平民文学、美国文学，其《草叶集》成为美国文学独立的一个重要标志，并对后来的美国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到20世纪美国新诗运动时期，绝大部分诗人已充分认识到诗歌“惯用语”和日常语言的差异，以意象派掌门人自居的艾米·罗威尔曾正式发布过意象派诗歌的六条基本原理，而其六条基本原理中的第一条即为“运用日常会话的语言”[50]。美国诗人罗伯特·邓肯在《H.D. 的书》中认为：“意象派诗人摈弃了19世纪专门的‘诗词语言’，追求普通日常语言的句法和韵律，其动力来源于但丁在他的《论俗语》中对这些日常语言的应用……”[51]由此可以发现，提倡俚语、口语入诗，在当时美国文坛上已成为一种共识。胡适在美国留学的那段时间，正值意象派诗歌运动轰轰烈烈进行之时，他非常关注意象派诗歌，曾在日记中剪辑报纸上登载的意象派诗歌理论的文章，其文学革命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意象派诗歌理论的影响，其所提倡的文学革命主要是语言层面的革命，《文学改良刍议》的“八事”中有五项与语言密切相关，他提出的以白话（日常语言）代替文言、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主张与美国文坛的语言变革如出一辙。
白话（日常语言）与“五四”平民文学之间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白话的出现与平民文学的流行成为新文学的一大景观，这种景观的出现与美国文学的影响密不可分。从英国文学传统中独立出来的美国文学带有平民文学的特质，惠特曼是美国平民文学的代表。受日本民众运动的影响，在日本留学的田汉开始关注妇女问题和劳工问题，写成《诗人与劳动问题》[52]一文，将诗歌与平民文学联系起来。在他看来，惠特曼是一个富有生命活力的平民诗人，是中国新文学的催生剂，“我们少年中国勃兴的时候，少年中国的解放文学自由诗亦同时勃兴，溯源探本，也是受了惠特曼的影响。我们要发达民众艺术，所以要纪念这个平民诗人”[53]。田汉认为中国要提倡民众艺术，必须向惠特曼学习。六逸写文章介绍惠特曼，也是将其作为平民诗人来介绍的，“其时他的环境，不外渔农的人，皆是平民的生活，所以他后来的诗情，友爱，亲密，都是由这个时代培养出来的”[54]。尽管胡适在其《文学改良刍议》中并没有明确提出平民文学的主张，但实际上其所提倡的白话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平民文学。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来呼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55]。陈独秀在胡适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文学革命，用大量篇幅来批判“贵族文学”，大力提倡“国民文学”，而他所提倡的“国民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平民文学相通的。因此，在新文学初期，白话文学、新文学与平民文学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平民文学是新文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胡适主张诗人从俗歌中学习借鉴其有益成分，“现在白话诗起来了，然而做诗的人似乎还不曾晓得俗歌里有许多可以供我们取法的风格与方法，所以他们宁可学那不容易读又不容易懂的生硬文句，却不屑研究那自然流利的民歌风格。这个似乎是今日诗国的一桩缺陷罢”[56]。周作人也写文章提倡平民文学，在他看来，贵族文学多用古文，平民文学多用白话，但他看到了白话的复杂性与变化性，“白话固然适宜于‘人生艺术派’的文学，也未尝不可做‘纯艺术派’的文学。纯艺术派以造成纯粹艺术品为艺术唯一之目的，古文的雕章琢句，自然是最相近，但白话也未尝不可雕琢，造成一种部分的修饰的享乐的游戏的文学。那便是虽用白话也仍然是贵族的文学”。因此，白话不能作为衡量作品是否是平民文学的唯一标准，“所以平民文学应该着重与贵族文学相反的地方，是内容充实，就是普遍与真挚两件事。第一，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记普遍的思想与事实。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第二，平民文学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57]。周作人强调不能仅仅以白话作为衡量平民文学的标准，而应该将白话语言与平民生活统一起来，这样的文学才是真正的平民文学，这就兼顾了语言形式与思想内容两个方面。他对白话与平民文学之间关系的分析是非常有道理的，很有预见性地指出了未来新文学发展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以白话为同一属性的新文学在后来发展过程中果然呈现出不同的路向，有的坚持为艺术而艺术的纯艺术追求，有的坚持平民文学的路线。平民文学在三四十年代得到了持续的发展，抗战时期的街头诗、街头剧运动以及延安文学皆是平民文学的延续。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美国的文学独立首先表现在语言形式上，美国俚语、口语成为美国文学独立于英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志。美国文学语言形式的变革对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产生一定的影响，受到美国文学语言形式变革的启发，胡适开始将白话代替文言上升到理论的层面来思考，他坚信文学革命首先是文学工具即语言的革命，因此他首先从语言的角度切入来提倡新文学革命。中国的新文学革命在刚开始主要是一场用白话代替文言的形式主义革命，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的新文学革命与美国的文学独立运动之间具有诸多相同之处。尽管胡适当年在其留学日记中只提到其文学革命理论主张与意象派的“五不”理论之间具有相通之处，并未提及他所受到的惠特曼、意象派诗人的影响，但实际上，惠特曼、意象派诗人对中国新诗、中国新文学皆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五四”诗歌界对美国新诗运动给予了这样的评论：“新诗有两个特点：形式方面是用现代语，用日常所用之语，而不限于用所谓‘诗的用语’（Poetic Diction），且不死守规定的韵律。”[58]由此来看，中国的新诗运动与美国的新诗运动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白话和自由体成为中国新诗的基本文体特征，日常口语和平民文学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基本特质。
四
中国文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皆有复古主义的思潮出现，到了近代，这种复古主义思潮愈加强大，“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沿习甘剽盗，妄造丛罪愆”（黄遵宪：《杂感》）。这种复古思想以模仿古人为宗旨，跟在古人的后面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极大地压抑了作家的个性，束缚了作家的创新意识。而美国文学中所具有的敢于探险、勇于创新的精神，正是中国文学所缺少的，对中国新文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并且对中国新文学的萌芽、发展皆产生了重要影响。
胡适是中国新文学的首倡者，被誉为“开风气者”，在他身上表现出一种大胆创新、勇于探索的精神。那么，他的这种大胆创新、勇于探索的精神来自何处？他为何敢于用白话来作诗？为何给其诗集取名《尝试集》？对于这些问题，胡适自己曾做过明确的回答：“我的决心试验白话诗，一半是朋友们一年多讨论的结果，一半也是我受的实验主义的哲学的影响。实验主义教训我们：一切学理都只是一种假设；必须要证实了（verified），然后可算是真理。证实的步骤，只是先把一个假设的理论的种种可能的结果都推想出来，然后想法子来试验这些结果是否适用，或是否能解决原来的问题。我的白话文学论不过是一个假设，这个假设的一部分（小说词曲等）已有历史的证实了；其余一部分（诗）还须等待实地试验的结果。我的白话诗的实地试验，不过是我的实验主义的一种应用。所以我的白话诗还没有写得几首，我的诗集已有了名字了，就叫做《尝试集》。”[59]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博士学位，而杜威正是美国实验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胡适接受了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思想，并将之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而加以广泛运用，进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他的白话文学革命论是实验主义哲学的一次成功的实验，而其《尝试集》则是实验的直接结果。胡适从实验主义哲学中获得了一种实验的精神，由此出发，他对中国的复古主义思想进行大胆质疑，反陆放翁的“尝试成功自古无”的诗句而用之，提出了“自古成功在尝试”的观点，胡适的这种“尝试”精神来源于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而这种精神与中国传统的复古思想是相悖的。胡适所确立的这种探索尝试精神，已经成为新文学的一脉传统。
胡适提倡用白话作诗，遭到梅光迪等人的质疑反对。尽管他擅长用文言作诗词，但他发誓三年之内不作文言诗词，专作白话诗词。对胡适而言，用白话作诗只是一种大胆的假设，究竟是否可行，他自己心里也没有数，他知道实地试验的结果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我私心以为文言决不足为吾国将来文学之利器。施耐庵曹雪芹诸人已实地证明小说之利器在于白话。今尚需人实地试验白话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耳。……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习一国语言，又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同行。然吾去志已决。公等假我数年之期。倘此新国尽是沙碛不毛之地，则我或终归老于‘文言诗国’，亦未可知。倘幸而有成，则辟除荆棘之后，当开放门户迎公等同来莅止耳”[60]。胡适当年单身匹马地在文言诗国里尝试用白话作诗，没有结伴同行的同志，后面的结果如何亦不得而知，但他不惧失败，表现出一种勇闯雷区的探索者精神。在他看来，即便这种探索失败了，也是有意义的，可以告诉人们此路不通，不要在此方面再花费时间与精力。
“尝试”“试验”是同义词，是一种基本的科学研究方法。科学研究是一项复杂而烦琐的工作，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与精力，通过多次的实验，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尝试，方才能得出结论，或发现真理，或证明实验失败，胡适尝试用白话作诗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许多的挫折，“《去国集》里的《耶稣诞节歌》和《久雪后大风作歌》都带有试验意味。后来做《自杀篇》，完全用分段作法，试验的态度更显明了”[61]。胡适的探索实验也并非都成功，其作品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大多不能称为经典之作，其中甚至不乏失败之作。但胡适通过大胆探索、实验给中国诗歌发展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告诉人们用白话也可以作诗，其《尝试集》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胡适对自己的“实验”颇为满意：“我觉得我的《尝试集》至少有一件事可以供献给大家的。这一件可供献的事就是这本诗所代表的‘实验的精神’。我们这一班人的文学革命论所以同别人不同，全在这一点试验的态度。”[62]胡适将这种探索尝试的行为升华为“实验的精神”，这种“实验的精神”不仅是胡适《尝试集》的灵魂，而且也成为中国新诗乃至中国新文学的灵魂，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一脉精神传统，成为新文学之所以“新”的根本原因。此后，新诗、小说、戏剧、散文无不表现出一种大胆探索、创新的精神，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呈现出日新月异的面貌。
美国人推崇“冒险”精神，这无论是在当年乘坐“五月花”号来到北美的清教徒身上，还是在后来的美国西部牛仔身上，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没有冒险就没有获得”成为美国人的座右铭，也是美国精神的重要构成部分。美国人推崇个人奋斗精神，肯定个人价值，张扬个性，而冒险、个性、实验是三位一体的，这在惠特曼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惠特曼大胆用日常口语入诗，宣称自己的全部创作都是“语言实验”（a language experiment），其“语言实验”的重要方法就是以他所熟悉的渔夫、车夫、农夫、伐木工人、牛仔等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语言来创作诗歌，将原来被排除在诗歌之外的俚语、口语、俗语、外来语等迎入诗歌的殿堂，最终创作出一种全新的诗歌文体形式——融日常口语与自由形式于一体的自由诗。这种自由体诗歌对美国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新诗运动所造成的最显著的形式上的后果是自由诗之确立地位。至今日为止，美国现代诗歌依然绝大部分是自由诗，除了三四十年代艾略特、新批评势力占统治地位的一段时期外，很少有诗人写传统的格律诗。实际上在新诗运动兴起时，在一般读者看来，新诗是自由诗的同义语”[63]。惠特曼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这种创造实验精神对中国作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林语堂从惠特曼等人的试验创造中悟出道理，并由衷地赞叹：“所以创造是好的，甚至于试验的创造也是好的。”[64]而惠特曼所创立的这种新的诗歌文体形式对中国新诗的发生与发展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胡适所大力提倡的诗体解放中，我们可以看到惠特曼诗歌的影子，这也可以从梅光迪对胡适的批判中找到佐证：“所谓白话诗者，纯拾自由诗（vers libre）及美国近年来形象主义（imagism）之唾余，而自由诗与形象主义，亦堕落之两支，乃倡之者数典忘祖，自矜创造，亦太欺国人矣。”[65]尽管梅光迪反对胡适提倡的自由诗，但从他的这段话中，我们不难发现胡适的白话诗与美国的自由诗和意象派诗歌之间的内在联系，惠特曼的自由诗和意象派诗歌是中国自由诗的重要来源。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小说创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与美国小说的影响密不可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了多部关于小说作法的理论著作，而这些理论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小说理论的影响。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翻译出版了两部美国小说理论著作，即美国戏剧小说批评家哈米顿（Clayton Hamilton）所著的《小说法程》（Materials and Methods of Fiction）和美国小说理论批评家佩里（Bliss Perry）的《小说的研究》（A Study of Prose Fiction），这两部小说理论是在总结美国小说创作的基础上形成的，涉及小说目的、性质、布局、人物、情节、环境、文体、风格等诸多方面，对中国现代小说的观念转型及创作皆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小说家的探索、创新精神对中国现代小说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如爱伦·坡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对鲁迅、陈炜谟、陈翔鹤、施蛰存等人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在郁达夫、卞之琳、汪曾祺的小说中也不难发现亨利·詹姆斯的影子，在穆时英等人的新感觉派小说中不难发现多斯·帕索斯、海明威等人的影响。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探索创新精神，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出现了鲁迅、施蛰存、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一批文体家，出现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经典作品。
中国现代戏剧与美国戏剧之间具有复杂的渊源关系，美国的戏剧对中国现代戏剧的萌生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通过在美国留学学习戏剧专业的留学生来沟通完成，后来他们将美国的戏剧理论、创作等翻译介绍到中国来，使得愈来愈多的中国作家接受美国戏剧的影响，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产生更加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908年教育家张伯苓到美国参观渔业博览会，顺便考察美国的教育，他看到美国学校中流行戏剧演出，从中悟出了戏剧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回国后便大力提倡戏剧教育，开中国北方戏剧活动的先河。张彭春1910年到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16年回到天津主持南开新剧团，引入美国话剧的表导演体制，建立正规的编导制度，对推动中国现代戏剧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洪深、赵太侔、余上沅、熊佛西等先后到美国留学，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学习戏剧专业，将美国新兴的现代戏剧介绍到了中国，中国现代“话剧”的命名、剧本制度的确立、导演在戏剧演出活动中重要地位的确立、现代舞台布景技术的广泛运用等无不体现出美国戏剧的影响，美国方兴未艾的富有探索精神的小剧场对中国的爱美剧运动及小剧场演出皆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的“戏剧之父”奥尼尔对曹禺、谷剑尘等人的戏剧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出现了《雷雨》《原野》等富有表现主义特征的经典作品。
实验主义（实用主义）、推崇冒险、张扬个性，这是美国精神的重要构成部分，正是有了这种精神，19世纪以来的美国文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作家从美国文学中“盗来”了这种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使现代作家摆脱了中国传统文学的束缚，而且摆脱了美国文学、欧洲文学的束缚，表现出一种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中国新文学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出现了一大批经典作家，产生了一大批经典作品。
综上所述，在20世纪初，中国新文学与美国文学处于大致相同的历史背景之下，摆脱传统文学的束缚，寻求文学独立，成为它们共同的追求。从时间上来说，美国文学的文学独立运动要早于中国的新文学运动，且已取得了成功，因此，美国文学自然成为中国新文学家学习借鉴的榜样。龙詹兴在1925年翻译的《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的趋势》一文的前面附有一篇小序，谈到其翻译这篇文章的目的：“我国目前文学界的航线还渺茫不定，我们如果不愿意瞎撞前驶，要看看邻船怎样航行，自己有所比较，仔细点把舵才好。这篇文章恰好示我们找寻航线的例子。”[66]把美国文学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参照系，用以确定中国新文学前进的路径，这应该是中国文人翻译介绍美国文学的基本出发点，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实际上，我们除了把美国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发展的参照系之外，还可以把美国文学当作学习借鉴的对象，从中学习一些有益的东西，从而推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壮大。现代作家们已充分认识到，对美国文学的学习借鉴不是仅学其外在的皮毛，而是要学习其内在的精神。施蛰存总结出美国文学的“精神”之所在：“我们是更迫切的希望能够从这样的说明指示出一个新文化的建设所必须的条件来。自然，我们断断乎不是要自己亦步亦趋的去学美国，反之，我们所要学的，却正是那种不学人的，创造的，自由的精神。这种精神固然不妨因环境不同而变易其姿态，但它的本质的重要，却是无论在任何民族都没有两样的。”[67]在施蛰存看来，“创造的，自由的精神”并非美国人的精神特质，而是世界上任何民族都应具备的精神特质，自然也是中国人所应具备的精神特质，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人尚缺少这种精神，但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借鉴美国的经验来发展这种精神。因此，美国作家所推崇的反叛与独立、自由与个性、日常口语与平民文学、实验与探索，不仅是美国文学的内核，也是中国新文学的灵魂。这些美国文学因素被输入到中国新文学之中，赋予中国新文学以生命活力，中国新文学由此摆脱了传统文学的束缚，获得了独立，并形成了一脉既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学又不同于美国文学的新传统，成为世界文学大家庭的重要成员。
[1]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文学对英国文学、法国文学、俄罗斯文学、日本文学皆产生了重要影响，参与了这些国家的文学变化进程，中国作家通过学习借鉴这些国家的文学而间接地受到美国文学的影响。
[2]美国作家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1850—1898）的长篇小说《百年一觉》（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连载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12月）至光绪十八年（1892年4月）的《万国公报》（上海美华书馆摆印），名曰“回头看纪略”，标注“析津来稿”。1901年林纾翻译的《黑奴吁天录》出版，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译成中文的美国小说。
[3]赵家璧：《出版〈美国文学丛书〉的前前后后——回忆一套标志中美文化交流的丛书》，《读书》1980年第10期。
[4]曾虚白：《美国文学ABC·序》，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
[5]曾虚白：《美国文学ABC》，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第1页。
[6]曾虚白：《美国文学ABC》，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第7页。
[7]赵家璧：《新传统·序》，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
[8]赵家璧：《出版〈美国文学丛书〉的前前后后——回忆一套标志中美文化交流的丛书》，北京：《读书》1980年第10期。
[9]［美］埃默里·埃利奥特主编：《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朱通伯等译，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842页。
[10]Nash Roderick: The Call of The Wild (1900-1916).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Inc. 1970, p.141.
[11]杨仁敬：《20世纪美国文学史》，青岛：青岛出版社，2000年，第170页。
[12]［瑞典］埃利克·阿克塞尔·卡尔费尔德：《颁奖词》，《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与获奖演说全集》，毛信德主编，毛信德等编译，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9—140页。
[13]KT：《美国文学的解放》，《国际译报》1933年第5卷第1期。
[14]胡适：《〈尝试集〉自序》，《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姜义华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70页。
[15]胡适：《一首白话诗引起的风波》，《胡适全集》第28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421页。
[16]［美］惠特曼：《致爱默生》，《草叶集》（下），楚图南、李野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1190—1191页。
[17]［美］惠特曼：《致爱默生》，《草叶集》（下），楚图南、李野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1191—1192页。
[18]［美］惠特曼：《致爱默生》，《草叶集》（下），楚图南、李野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1195页。
[19]［美］惠特曼：《致爱默生》，《草叶集》（下），楚图南、李野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1194页。
[20]［美］惠特曼：《致爱默生》，《草叶集》（下），楚图南、李野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1198页。
[21]［美］万·维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批评家与少年美国》，《林语堂名著全集》第27卷，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96页。
[22]田汉：《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少年中国》第1卷第1期，1919年7月15日。
[23]刘延陵：《美国的新诗运动》，《诗》第1卷第2号，1922年2月15日。
[24]林语堂：《批评家与美国少年·译者赘言》，《林语堂名著全集》第27卷，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91页。
[25]施蛰存：《现代美国文学专号·导言》，《现代》第5卷第6期，1934年10月1日。
[26]《美国短篇小说集·导言》，傅东华、于熙俭选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
[27]《美国短篇小说集·导言》，傅东华、于熙俭选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
[28]赵家璧：《美国小说之成长》，《现代》第5卷第6期，1934年10月1日。
[29]施蛰存：《现代美国文学专号·导言》，《现代》第5卷第6期，1934年10月1日。
[30]施蛰存：《现代美国文学专号·导言》，《现代》第5卷第6期，1934年10月1日。
[31]施蛰存：《现代美国文学专号·导言》，《现代》第5卷第6期，1934年10月1日。
[32]施蛰存：《现代美国文学专号·导言》，《现代》第5卷第6期，1934年10月1日。
[33]［美］爱默生：《美国的文明》，孙宜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6页。
[34]胡适：《逼上梁山》，《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姜义华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14页。
[35]陈独秀：《陈独秀答书》，《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姜义华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1—32页。
[36]胡适：《寄陈独秀》，《胡适全集》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6页。
[37]Birkerts, Sven P. Literature: The Evolving Canon. Massachusetts: Allyn and Bacon, 1993, p.550.
[38]田汉：《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少年中国》第1卷第1期，1919年7月15日。
[39]田汉：《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少年中国》第1卷第1期，1919年7月15日。
[40]田汉：《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少年中国》第1卷第1期，1919年7月15日。
[41]郭沫若：《沸羹集·序我的诗》，《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408页。
[42]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影印本，第5页。
[43]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6月15日。
[44]蔡元培、胡适等：《我们的政治主张》，《努力周报》1922年5月14日。
[45]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新月》1930年第3卷第4期。
[46]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姜义华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8页。
[47]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姜义华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8页。
[48]［美］惠特曼：《俚语在美国》，《惠特曼经典散文选》，胡家峦主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65—267页。
[49]［美］惠特曼：《俚语在美国》，《惠特曼经典散文选》，胡家峦主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63页。
[50]［英］彼德·琼斯编：《意象派诗选》，裘小龙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6年，第158页。
[51]［英］彼德·琼斯编：《意象派诗选·原编者导论》，裘小龙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6年，第26页。
[52]田汉：《诗人与劳动问题》，《少年中国》第1卷第8、9期，1920年2月。
[53]田汉：《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少年中国》第1卷第1期，1919年7月15日。
[54]六逸：《平民诗人惠特曼》，《文学旬刊》第28期，1922年2月11日。
[55]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期，1917年2月1日。
[56]胡适：《北京的平民文学》，《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姜义华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22页。
[57]周作人：《平民文学》，《每周评论》第5期，1919年1月19日。
[58]刘延陵：《美国的新诗运动》，《诗》第1卷第2号，1922年2月15日。
[59]胡适：《逼上梁山》，《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姜义华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14—215页。
[60]胡适：《再答叔永》，《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姜义华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47页。
[61]胡适《〈尝试集〉自序》，《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姜义华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71页。
[62]胡适《〈尝试集〉自序》，《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姜义华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81页。
[63]赵毅衡：《远游的诗神——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新诗运动的影响》，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3页。
[64]林语堂：《批评家与少年美国·译者赘言》，《林语堂名著全集》第27卷，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93页。
[65]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梅光迪文录》，台北：联合出版中心，1968年，第2页。
[66]［美］靳勒著：《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的趋势》，龙詹兴译，广州：《海天潮》，1925年。
[67]施蛰存：《现代美国文学专号·导言》，《现代》第5卷第6期，1934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