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美国佛塔
旅游建筑的背后

第一次来到旧金山，穿过唐人街时，我想到了迪士尼乐园。

唐人街里，从银行到学校再到麦当劳，所有的房子都装饰着多层宝塔尖，翘起的飞檐，还有东方风格的砖瓦顶。色彩鲜艳的灯笼和旗子点缀其间，有轨电车在路上驶过，好像在说：“直接从旧中国驶来！”游乐园的氛围就更浓了。都板街上的主要景点“龙形大牌坊”是中国原装货——它是中国台湾省送来的礼物——这牌坊看着虽然旧，但其实1969年才立起来2（不是1869年），它不是帝国主义时代留下的古董，而是自由新时代的造物。牌坊立起来不久后，时间来到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进入了蜜月期，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国认同一个中国的政治立场，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1968年，我爸爸第一次从香港来到旧金山唐人街时，正赶上那个动荡的时代。那是他第一次去美国，也是他第一次踏足唐人街。我问他当时对唐人街有什么印象，他说就一个字，“旧”。

他十分讶异为何在一个现代化的美国，唐人街竟然比香港九龙区最破的地方还老旧。美国的中国城难道不应该像香港一样，是超级现代化、摩天大楼林立、玻璃幕墙发光的大都市吗？但真实的唐人街却挂着早几十年前就不时兴了的装饰，街道破旧、拥挤、肮脏。为什么唐人街和旧金山的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样？

1968年我爸爸初来乍到时看到的景色，拥挤的小楼，街两边乱摆的小摊，中国风味浓郁的街景，都是我们今天熟悉的旧金山唐人街元素，但深究其后的历史，你会发现这种“原汁原味”的中国街景都是一个世纪前人为炮制的。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把原来的唐人街夷为平地，地产开发商们趁机逼华人迁离原址，想侵占他们宝贵的房产。1906年4月23日，地震发生五天后，《奥克兰问询者邮报》（Oakland Enquirer）刊文称：“让我们的城市里不再有唐人街。”直到这时，华商为了保住唐人街，才开始有意识地中体西用，尝试改变唐人街的形象。他们把此地从一个藏污纳垢的贫民窟改造成一个“名副其实的仙宫3”，一个引人入胜的旅游景点，我们今天看到的唐人街开始初具雏形。

这些建筑外观是一部唐人街简史。我爸爸抵达美国的那一年，唐人街爆发了抗议示威，居民们觉得唐人街太注重发展旅游业而忽视了社区本身的改革，当初被唐人街当成救命稻草的中国风建筑，如今成了点燃众怒的柴油。在1968年一场唐人街游行示威的黑白照片里，年轻人们高举着牌子，抗议唐人街的旧势力：“都板街又挤又脏，游客看了‘古色古香’4！”“寻找‘异域风情’好住处？唐人街欢迎你！老鼠、蟑螂、拥挤、贫困也欢迎你！”“保留唐人街特色——最高的肺结核发病率，最高的自杀率，没有工会，工资最低！”

当我开始调查唐人街游客样板楼背后的故事和导致唐人街翻新的社会风向时，唐人街内外每个人给的线索都指向了胡垣坤。

1926年，胡垣坤老前辈在唐人街出生，之后又在唐人街长大。他是一位建筑师，也是一名历史学家。1969年，他和另一位美国华人研究先驱麦礼谦一起，在美国大学开设了第一门在美华人历史课。从唐人街建筑的变化来解读居民历史正是他的创新。很多学者的研究领域和他们本人有一定距离，但胡垣坤的研究和个人经历紧密相关。

一生中，他一直留心观察着唐人街沧海桑田般的变化。我们见面时，胡垣坤已经81岁了，他是一个平静、健谈的老人，有一头白发，留着和发型相配的小胡子。多年的教学经验让他养成了一种有说服力的、审慎的说话方式，表达意见很有力度。对于自己身为华裔在唐人街的经历，胡垣坤很坦率，20世纪末期，他也曾遭遇过种族主义。他和麦礼谦共同完成了一项新成就，填补了美国华人研究的空白，记录了唐人街和在美华人的历史。“我只是个普通人，”他告诉我，“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和唐人街以及唐人街的演变有关的一切。”

胡垣坤是一名专业建筑师——他和妻子莎拉一起设计建造了他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房子样式现代，采光充足，坐落在距离唐人街五个街区的西北边——但是他一直对在美华人的历史感兴趣。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烧到唐人街，胡垣坤开始担任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角色——历史讲师。尽管那时他住在唐人街外面，在建筑公司设计餐厅和住宅，但他还是参加了1963年在唐人街成立的美国华人历史学会。

唐人街物质条件的发展催生了很多叛逆青年。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移民政策放宽，大量新移民涌入了唐人街。年轻的新移民躁动不安，他们渴望更高的收入，更干净的街道，质量更高的、能接纳非英语母语儿童的学校，以及更多更好的廉价房，他们与上一代老移民之间出现了鸿沟。“新一代批评唐人街的管理机构，说他们从来没有正视过真正的问题，只是维持现状、保持孤立，做了几十年循规蹈矩的‘好人’，还要继续做下去，”胡垣坤说，“管理唐人街的保守派则认为这些年轻人制造了麻烦，败坏了唐人街的声誉。”

当时，美国的其他地区都被民权运动席卷，唐人街也不例外。1968年，我爸爸看到唐人街民生凋敝、街巷破败的那一年，也是抗议爆发的那一年，旧金山州立学院（现旧金山州立大学）的学生掀起了全国瞩目的“第三世界学生罢课运动”，敦促学校建立民族研究项目。

和少数族裔社区有关的知识真空已经相当明显。旧金山州立学院在学生罢课后联系历史学会，问有没有人愿意教授相关课程，胡垣坤和麦礼谦发觉，他们能提供独此一家的知识。“对我来说，那真是一个启蒙的时刻，”胡垣坤说，“我们可以给学生提供大量史实，在此之前，他们都不了解美国华人的背景。”

旧金山州立大学的亚美研究所至今仍然在引用胡垣坤和麦礼谦最初定下的课程大纲，当时，他们的课上了一堂接一堂，堂堂爆满。“那个时期的华裔学生都很愤怒，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在愤怒什么，”胡垣坤说，“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是二等公民，也不知道自己的父母为什么如此逆来顺受。他们对社会心生怨愤。”学生需要有人引导，把自身的经验放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去理解。

从自身经历出发，胡垣坤有许多观点可以分享给学生。童年的他觉得唐人街始终笼罩着一种不安全感，这种“非法感”是从父母的谈话中来的。“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唔好笃咗d番鬼’，就是不要冒犯白人的意思。当你在外面惹了麻烦，或者不守规矩的时候，你总是被教训‘别惹白人’。我父亲是非法移民，随时有可能被调查，他们活得战战兢兢。”旧金山的大部分出生记录和移民记录佚失在1906年的大地震中，和成百上千的“纸生仔”[1]一样，胡垣坤的父亲是买了假出生证明来到美国的。地震之后，身在美国的中国人可以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他们也可以号称在中国出生的后代是美国公民。这些身份有真有假，有些人将自己的子女身份资料卖给他人，借机牟利。“纸生仔”的数量到底有多少已经无处可考，但1957年《纽约客》的一篇文章报道说，如果所有号称自己的出生证明被烧毁的人说的都是真的，“那1906年旧金山的华人女性每人要生800个孩子”5。

胡垣坤本人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才搬出唐人街，当时的法律已经开始允许华人在唐人街之外置业。他可以向学生解释老一辈唐人街移民的恐惧和不作为；他可以描述他父母那代人的封闭和自我保护——他们至今仍然保守，害怕与白人交往；他还可以超越过去，放眼未来，把华裔的处境放在美国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他说，这一直是他的目标。

建筑物是胡垣坤研究唐人街的重要角度。少年时期，他在图书馆借到一本《旧金山唐人街》，这本书出版于1936年，作者是查尔斯·考德威尔·多比，这也是最早出版的唐人街通史书之一。他很喜欢书里的铅笔速写插图，带着书在唐人街走来走去，把每幅画和现实中的建筑做比较。后来他开始尝试自己画速写，就从自己身边的房子、学校、商店入手。

他从自己的建筑藏书中拿出一本《旧金山唐人街》的复印本，让我看里面保存完好的书页。“了解了这些建筑，也就了解了历史，”他一边说，一边翻过一页速写，上面画着他年轻时曾就读的中文学校，“一代又一代，我们一直被当成外来者。但是证据就在这儿，人们需要了解，打有旧金山那天起，唐人街就已经存在了。”

以唐人街的建筑为窗口，胡垣坤观察到一个现代社区正逐渐成形。固着在美式想象中的唐人街有两大特点——悠久的历史和中美风格杂糅的独特建筑。借着自己的建筑师背景，胡垣坤把这两点结合在一起研究。1848年，加州淘金热6的消息传到了广东，其时当地正深受内战、干旱、饥荒之苦，人们纷纷涌入旧金山。他们叫加州金山，意思就是“金子堆成的山”。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成千上万的中国移民（其中大部分是广东乡下男性）迁至美国，修铁路或者种地为生。到1870年，美国约有6.3万华人7，其中四分之三以上都在加州。他们成立了势力强大的家族和商会，一边保护自己利益，一边帮助新移民落脚。“罔顾这些史实，”胡垣坤写道，“今天的游客仍把唐人街看作一个传统文化和建筑主导的‘未同化的外来社区’8，看作一个对中国的简单移植。”他说，人们草率地把唐人街当成异国情调的绿洲，大多数人不了解这些建筑背后的真实历史。

我回忆了一下最近一次去唐人街的场景，深以为然：每条街上都有人在拍照，游客们行走缓慢，陶醉在唐人街五彩斑斓的节日气氛里。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来唐人街寻找那种“原汁原味”的中国风，享受文化氛围，正像胡垣坤写的那样，一旦这些游客知道，这些中国风建筑大部分是1906年地震后，中国商人掏钱雇白人建筑师设计来迎合美国大众的种族主义的，这一切就都变味儿了。

胡垣坤指出，地震前的唐人街建筑外观很有西方特色，1906年之前的图纸、照片、文献里，砖房和意大利式维多利亚风格的外墙阳台占主流。研究旧金山唐人街的旧照片时，我看到了马车、鹅卵石街道、带遮阳篷的木瓦房子[2]，中国风格只存在于招牌装饰上和细节处。之后，白人从唐人街搬到了更富裕的新街区，空置的房子里这才住上了华人。从建筑上看，19世纪后期的唐人街是典型的美国拓荒风格，只是招牌上多了点汉字。

胡垣坤说，早在地震发生前，很多中国人就已经想改变自己的形象了。1854年前，加州针对中国移民的暴力行为不断上升，然而根据当时的法律9，这种行为可以免于被起诉。1882年，加州通过了《排华法案》10，这是美国第一部针对特定族群移民的法律，直到1943年中国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统称二战）中结盟，《排华法案》才被废除。后来，人们把那个时期叫作排华年代。尽管《排华法案》豁免了商人、游人、学生和在美国出生的华人，但大多数留在美国的华人本质上是被社会孤立的：他们没有投票权，不能与家人团聚，他们的权利无人保护。合法居民却不能成为美国公民，种族主义大行其道。大地震发生前，唐人街急需破除反华叙事中充斥着赌博、卖淫、鸦片窝点、廉价劳力的形象，同时，旧金山参事委员会也步步紧逼，威胁要强行驱逐唐人街居民。1906年4月18日凌晨5点12分，一场大地震拉开了再造唐人街的序幕。地震后不久，华商陆润卿和唐邦共同敲定了唐人街重建的各项细节，他们聘请了托马斯·帕特森·罗斯和A.W.伯格伦的建筑团队，建造了新发公司大楼和生昌公司华人市场。

“从建筑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楼房很平庸，”胡垣坤说，“提到中国建筑，他们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宝塔。所以他们不假思索地模仿宝塔，建造了飞檐，又在上面雕花，不一而足，但整个建筑大体上还是美式标准化装潢。他们创造了一种新风格，不中不洋，既非东方也非西方。这只是白人建筑师臆想出来的。重要的是，这些建筑是历史的物证，它们存在，只因为我们要推广自己的文化以取悦当时的白人。这是一种自我保护。”

一个工作日的下午，我走到了都板街和加利福尼亚街的交会处。在这个路口，自驾的游人们徐徐驶过，身子探出车窗给新发大楼和生昌大楼拍照，这两栋楼是20世纪初唐人街重建的标志性建筑。顶上有层层宝塔的是生昌大楼，这里最初是一家干货店，一楼后来开起了麦当劳，现在则变成了唐人街美食广场。大楼旁边有一家“亚洲印象精品店”，里面有艺术品出售。一条马路之隔的新发大楼是一座朴素的棕色砖砌建筑，表面装饰着绿色石材，楼顶扣了一个涂成红黄绿三色的“宝塔帽”，橱窗上写着：“高级珠宝统统三折！”在这条热门旅游线路上，行人大多不是华裔：成群结队的观光客等着铛铛车来把他们接走，其他游客则坐在老圣玛丽大教堂的台阶上，拿着地图规划下一步行动。百年之后，陆润卿、罗斯和伯格伦在唐人街这个中美合璧的实验室建造的大楼，在吸引外部游客方面取得了难以比拟的成功。

“这是唐人街的内部人士为推广中国文化刻意为之的，”胡垣坤说，“建筑的外观不是偶然形成的，也不是因为刻板印象。那一代人试图为华裔正名，改变世人眼中唐人街的贫民窟形象。靠着这个漂亮的东方风情街，他们赢得了外人的好感。即便是在今天，我们在唐人街推广中国文化也是有目的的。”都板街曾经是唐人街的主干道，但如今涌入的旅游热钱已经把它变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亚洲主题吸金商业街，销售各种T恤、丝绸睡衣和茶具套装。在很多方面，胡垣坤说：“我们仍然在做同样的事情。”

唐人街震后的重建热潮成功安抚了白人当局。1910年5月26日11，《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则广告，宣称“唐人街的鎏金宝塔穹顶为新城添彩”。胡垣坤在旧金山州立大学的同事谭雅伦则评价道12，唐人街的新风格“非常巧妙，把假中国卖给了一无所知的白人”。但这一切都是为了自保，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唐人街开始了内部重建。1997年，美国公共电视台（PBS）拍摄的一部有关唐人街的纪录片中，制片人刘咏嫦生动地描述了唐人街贫民窟的状况13：“纵观历史，唐人街一直在自我供给外部世界给不了的东西——到了30年代，唐人街已经从一个独立社区发展成为十几个街区大的城中城，有自己的学校、医院、夜总会和行进乐团。唐人街甚至还有一个中国电话交换局，名叫‘中国五号’。”三四十年代，非营利组织和家族协会继续给唐人街增添中国风，著名建筑师朱莉娅·摩根设计的企李街基督教女青年会也以中国建筑为灵感。50年代，唐人街建筑和乔志高在《湾区华夏》（Cathay by the Bay）里写的一样，基本没有变化，直到1965年的《移民和国籍法》取消了国家移民配额，重新允许中国移民大量入境，新移民的涌入给唐人街带来了人口过剩的问题。接着，霓虹灯牌和玻璃大店面走进了唐人街，现代化和不断上涨的房租让唐人街街景再次改头换面。

我问胡垣坤，唐人街的建筑设计是刻意为之而不是偶然所得，为什么这一点对你来说很重要？他沉默了很久，最后承认道，非华裔创作的关于唐人街的作品层出不穷，“但作品跟唐人街本身没什么关联”。这些作品大多聚焦在唐人街风格的象征意义上，胡垣坤说，罔顾这里的建筑物和历史。现代唐人街是由最初移民至此并在此地生活多年的中国人重建的，他说，去了解唐人街重建的真相、了解唐人街是对种族主义的回应，是很有价值的。在成长过程中，胡垣坤感到留美华人在这里并不受欢迎，这种敌对的文化环境催生了一种“旅居”的心态，因此，很多中国人都希望最终能返回祖国，落叶归根。他很高兴看到在有生之年，他的子孙后代不必再面临他曾经面对的问题。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崛起——尤其是在了不起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之后——年轻的一代更可能对自己的种族身份感到骄傲，而非羞耻。但了解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什么，能让大家理解他们这代人为什么这么激进，胡垣坤说。

“即使在今天，人们也并不真正了解历史，他们尽可引用日期和事件。”胡垣坤说，但如果没有认识到一开始美国社会反华势力对人们的荼毒，就很难理解在美华人的历史。在淘金热时期，华工因为接受“贫穷工资”[3]而被其他人处以私刑，他们的定居点会被烧毁。在这种强烈的种族主义下，加州率先推出了反华法律法规，最终导致美国于1882年禁止了来自中国的移民。当时，唐人街对华人来说既是走投无路的贫民窟，也是安全的避风港。了解了这段历史，才能知道唐人街为什么是今天的样子。以自己的经历为蓝本，胡垣坤把唐人街的历史和旧金山的历史联系了起来——它的迁移、社会地理、城市发展和长期的反华氛围。他说，指出唐人街历史与美国历史之间联系的重要性，是他倾其一生努力去做的事。

胡垣坤说，在多比的《旧金山唐人街》之前，几乎没有关于美国华人的文章或由华人撰写的文章。当时的华人作家不多，因为大多数人都在忙着找到一份力所能及的体力活儿。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华人觉醒以来，由在美华人书写的有关自身经历的历史、戏剧和小说数不胜数。胡垣坤的童年玩伴兼大学同事麦礼谦建立了一个无可比拟的个人档案，存放着有关在美华人历史的文件，他还有另一份即将被数字化的收藏，囊括了在美国出版过的中文报道。他们共同建立了如今的在美华人研究学科，现代的华人觉醒浪潮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功于胡垣坤和麦礼谦在学术上的努力。

胡垣坤已经从建筑行业退休近10年，但他仍在继续为美国华人历史学会撰写文书、策划展览，美国华人历史学会博物馆里的一个永久展厅以他的名字命名。在胡垣坤书房里的大工作台上，他的一本关于萨克拉门托华人历史的新书正在收尾，书稿中的一张照片是他祖父经营的肉店，胡垣坤本人也在那间肉店打过工。“你知道吗，我是一个技术高超的屠夫，”他笑着说，“我可以把一头牛按部位卸成好几块。”

在胡垣坤采光通透的家里，墙上和桌面展示着让人印象深刻的艺术品：胡安·米罗的几幅画，一位美国当代艺术家的插图（展示自己的收藏时，胡垣坤向我保证他不是只收藏中国的艺术品），还有小型的玉雕。他的收藏中，还有19世纪在美华人主题的政治漫画版画。他在1994年与谭雅伦和曾露凌合著的书《美国早期漫画中的华人》（The Coming Man）中详尽地介绍了这些漫画，从视觉角度呈现了那个时代的主流社会对中国移民的看法。胡垣坤家楼上的家庭照片廊展示着他父母的旧画像，还有他的三个孩子、五个孙子孙女的近照。胡垣坤已经远离了唐人街，但他没有忘记。

胡垣坤仍然全身心地投入唐人街的工作。1986年，他参与的一项将唐人街作为历史街区进行地标性保护的提案被市政府拒绝。“实际上我稍微松了一口气，”胡垣坤说，“很多保护主义者都想劫持这个历史街区——他们认为唐人街是一个建筑博物馆，所以碰不得、改不得。但唐人街还活着，它仍在成长、在进步，仍然有很多需求。所以谁也不能让它猛然刹车，静止不动。”胡垣坤说，旧金山城对历史保护的定义和他个人理想之间的差距，是他“长期以来一直在与之缠斗的问题”。

在今天，这些唐人街的老建筑依然在影响着社区的生存，唐人街落成之初的区域划分限制了高层建筑的发展。据当地历史学家杨月芳称，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青年激进主义中兴起的社区组织中，有超过30个组织致力于解决唐人街的经济和社会需求。

那是在1989年的另一场大地震之后。知名社区领袖、非营利组织唐人街社区发展中心（CCDC）的负责人诺曼·方在接受一家香港流行杂志的采访时被问及他觉得唐人街是否会消失。像奥克兰唐人街和里士满、日落区这样的“卫星中国城”不断在周边崛起，是什么让这个唐人街如此特别？“是历史让它与众不同，”在跟我说起这件事时，诺曼斩钉截铁地说，“这是美国亚裔的集中地，人们与这个社区息息相关，事实上，这里增加了他们作为华裔美国人的认同感。只要人们还在乎（这种身份认同），唐人街就会继续存在。”

最近诺曼提出，在唐人街翻新过的小巷周围贴上猴子爪印形状的青铜牌，以追溯各个家族在唐人街留下的遗产。包括诺曼自己的家族在内的不同家族都购买了铜牌，作为对家族传统和在唐人街扎根的纪念。猴子爪印是他们自豪感的表达，也是这里的居民向游客重新宣示对唐人街空间所有权的一种方式。

诺曼说，他和胡垣坤一样对唐人街的历史充满热情，但他也强调，他和胡垣坤都认为真正居住在此的低收入移民才是最应该被优先考虑的。为了安置这些居民，唐人街的建筑需要再次转变。

“从经济角度出发，一些家族协会真的想把唐人街变成一个景点，”诺曼谈到了唐人街的小团体之间的斗争，“多建餐厅，多建办公楼——他们认为这里不需要廉价房，我们应该把这些房子都拆掉建高层。但尽管这里的房子如此破旧，这里的人如此贫困，这里仍然是一个熙熙攘攘、充满生机活力的社区。”

“唐人街的特别之处？”唐人街社区组织者谭周（音译）说，“就是街头生活。”他说，在这里建摩天大楼的话，唐人街社区的主要活动场所主广场就会被阴影挡住，大大影响人们的生活。想让开发商为原居民的生活习惯而做出改变并不容易，但像谭周这样的活动家会继承和维护胡垣坤立下的规矩。胡垣坤也赞成移民是唐人街的活力源泉，就像他一直习惯的那样，他在发表观点时喜欢瞻前顾后。

“只有移民不断涌入，唐人街才能继续存在，”胡垣坤说，“第一代人保留了华人的文化和习惯，第二代人有钱了就搬走。一旦人们都搬出去，等待唐人街的就只有灭亡。20世纪50年代就发生过这样的事，那时移民因为中美间的贸易禁令而减少，像我这样的人又陆陆续续从唐人街搬走，说到底，我们都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在唐人街长大。”1965年之后的移民潮让唐人街再次活跃起来，但胡垣坤说，住在唐人街的移民们也左右不了自身的环境。“在唐人街逢年过节的光鲜表面之下，它本质上还是一个贫民窟。挺讽刺的，唐人街靠着新移民才能支撑下去，我们也想改善他们的生活，但如果没有不那么富裕的人持续搬进来，那唐人街就只能是一个装饰。”我问胡垣坤，为什么无论对哪一代的华裔来说，唐人街仍然这么重要？

“我们这一代人终其一生都只想搬出这个破地方，所以我对唐人街的感情和今天的孩子们有所不同。”胡垣坤说。通过和他的谈话，我更充分地理解了每一代人来到这里的原因。今天的唐人街满足了两个基本需求：对于老一代人来说，它是精神和历史的试金石；对于新移民来说，它是他们的第一个庇护所。

“我一直致力于社区福利工作，肯定不是为了让唐人街一直穷下去——事实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穷人有一天能离开这里。”胡垣坤说，“我保护唐人街的方式是证明我们曾来过这里，它是活生生的证据，也是珍贵的历史片段。”他轻拍桌子以示强调，“改变唐人街和保护唐人街，这两者并不矛盾。”

[1] 纸生仔（英语：paper son或paper daughter）是指 20 世纪上半叶许多通过冒充别人子女身份移民北美的华人。——译者注

[2] 木瓦是一种薄薄的锥形木块，这种建筑风格在北美殖民地盛行。——译者注

[3] 贫穷工资（starvation wages）指远低于市价、难以维持温饱的极低工资。——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