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汇点上的学术与人生
——从拉铁摩尔反思美国汉学的歧路
一、跨文化的成长环境(1)
欧文·拉铁摩尔（1900—1989）出生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这个家族的家谱写满了迁徙、改行与改宗（教），几乎和任何一个特定的地域都无缘，在美国也算得上“非典型”。据说在五百年的家族历史中，欧文·拉铁摩尔是第一位和父亲出生在同一个地方的。
欧文的祖父，亚历山大·拉铁摩尔，出生在一个边疆牧师之家，但成年后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放弃了基督教信仰。他弃教之前长大的子女都成了虔诚的基督徒。如长女玛丽是美国长老会（presbyterian）派驻中国的女修士，长期从事聋哑儿童教育工作。而亚历山大弃教之后出生的两个儿子，都是作为“不可知论者”（中国人更习惯的说法是“无神论者”）成长起来的，其中一个便是欧文的父亲——大卫·拉铁摩尔（和欧文·拉铁摩尔的儿子重名）。但老祖父的无神论影响并不完全成功，他的幼子埃里克·拉铁摩尔（欧文的叔叔）后来又信奉了罗马天主教，成了一个周游世界、吃喝嫖赌的乐天文人。(2)这个家庭富有古典学（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传统，但家道不甚宽裕。
1901年，清政府刚刚签订了《辛丑条约》，之后开始大力推行新政，兴建了一些西式学堂，急需外语教师。修女玛丽此时早已在中国立足，虽然宗教信仰不同，但出于家人之情，她帮助弟弟大卫争取到了一个教职。刚出生不久的欧文·拉铁摩尔被父母带到了中国。大卫在新学堂里担任外语教师，教授英、法、德语，他在中国供职的二十年里，辗转过上海、保定、天津，一些学生后来成了军阀和政界要人。欧文·拉铁摩尔记得，在他四岁时，上海出现了第一辆汽车，他还跑过去踢车轮子；还有“小河淤泥中数不清的蟹子在爬动，那情景吓坏了我”（这“蟹子”应该是今天的美食小龙虾）。幼年欧文有个宁波籍保姆，所以三十多年后他遇到蒋介石，能很容易地听懂蒋的宁波口音。(3)
虽然生活在中国，大卫·拉铁摩尔不想让孩子们受中国影响，而是希望他们成为标准的美国人，所以他自己在家中给孩子们上课，教他们英、法、德语和拉丁语。另一方面，大卫不信基督教，极少和在华的教会人士交往，这使得欧文及兄弟姐妹们只能在家里度过童年。这时的欧文·拉铁摩尔已经显示出了和旁人的不同之处，他的母亲后来回忆：“欧文受不了的是听不懂别人说什么，所以他喜欢学语言。”(4)这大概是他和汉学、蒙古文化结缘的伏笔。
为了保证孩子们成长为正宗西方人，并不富裕的大卫夫妇颇费苦心。十二岁时，欧文和四个兄弟姐妹被母亲带到瑞士读书，后因一战爆发转赴英国（后来只有欧文留在欧洲，其他人返回了中国）。叔叔埃里克为欧文联系了一所老牌但较便宜的英国公学，他在这里度过了中学时代，所受教育以人文为主，如古希腊语、拉丁语、历史和文学。欧文兴趣过于广泛，不太适应古板的英国公学教育，但对英国的总体印象不错，他后来的学术生涯也一直和英国有关。结束中学学业后，他考上了牛津大学，但成绩不足以获得全额奖学金，这意味着他与大学无缘，只能于1919年回到中国。欧文对此相当失望，但晚年时他有点庆幸和解嘲地说，由于没上过真正的大学，自己才可“避免对事物持僵化的观点”。(5)他毕生的治学风格都与这种“非正规”出身有关。相映成趣的是，后来他的幼弟理查德·拉铁摩尔考取了牛津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后来成了一名古典文学研究者、翻译家，毕生在美国大学里任教；比欧文晚十年，来自美国的费正清也考取了牛津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后来成为美国汉学一代宗师。
回到中国天津后，十九岁的欧文·拉铁摩尔开始工作、自立。天津租界里有一个独立的西方人小社会，他主要在一家英国贸易公司（Arnhold and Co.）工作，负责过纺织品贸易和保险定损业务，其间在一家英文报社（《京津时报》）当过短期的编辑，在发现没有外出采访的机会之后便辞职回到了贸易公司。此时的他有很多英国公学的作风：喜欢运动，常和同事们打橄榄球、赛艇、骑马，带着鹰和狗打猎，甚至喜欢用羽毛笔写字。
再回到中国后，拉铁摩尔对中国的兴趣也逐渐增长。那时租界社会里的西方人极少和中国人打交道。1961年，拉铁摩尔给自己的《边疆史研究论文集》写序言时回忆，当一个西方职员不得已去中国“内地”（条约口岸以外的地方）出差时，他们至少会带上一个中国翻译、一个中国厨子，再加一个仆人，还有从行军床到罐头的各种生活用品。在旅店住宿时，仆人会把房间里的一切家具什物都清除出去，重新布置，商务会谈也都通过中国翻译进行，这种旅行生活几乎是在“真空”里。
但欧文·拉铁摩尔不喜欢这种方式，将其视为庸俗的市侩。恰好在他二十一岁时，父亲大卫回美国达特茅斯学院任教，这使欧文可以更自由地深入中国社会。他付费向一个在清朝做过小官但已家道中落的老旗人学中文（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里，拉铁摩尔描绘过“留着长长的指甲”、不事劳作的中国官僚士大夫，显然有这位老先生的影子）。(6)他还积极请求去内地出差，同事们当然高兴有人代劳。在青年拉铁摩尔看来，这是一种深入异域文化的浪漫之旅。他的“商务旅行”都是一个人，乘驴车数日到达内陆的分支商行，沿途和赶驴、赶骡的脚夫一起吃住。(7)这是和在牛津学古典学的同龄人很不一样的生活。他描述，那时的商行都是路边的一个平房大院子，经营范围从纺织品到五金器材无所不包，还收购各种土特产品。从商行经理到账房、伙计、学徒都住在院里。拉铁摩尔与他们喝茶、吃饭、打麻将，晚上在大炕同睡。这是他了解中国底层人和商行运作的独特方式，不用专门询问，商行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就都一清二楚了。
拉铁摩尔观察中国人的诀窍是多听少说，最好是听两个人或两伙人交谈、争论，能从中获得意想不到的知识。反之，如果是主动提问，因为双方的知识背景、社会身份相差太大，很容易出现不必要的误解（所以晚年拉铁摩尔曾嘲笑那些“到丛林里发调查问卷”的人类学家）。通过这些经历，拉铁摩尔发现了中国人对不平等条约、对西方列强的极度反感。当然，这些商人也会打着洋人的旗号应对官府的敲诈，拉低贿赂的价码。拉铁摩尔虽然是用英语写回忆，但中国商人应付官员的神态仍跃然纸上：
您知道，跟我拍桌子也没用，以往那套早过时啦。您甭问我们商号要干啥，也别管我后台是哪国领事，这些您都明白。别管谁在位掌权，都能拿钱打点，您也知道，如今就兴这个，以后生意上就别难为我们啦。眼下这生意我是不想贴钱，可毕竟，咱们不也得给长远打算嘛。您就说个价儿，我立马照办……(8)
拉铁摩尔的学术生涯发轫于西方势力笼罩下的华东地区与内亚传统世界的交汇点：1925年，为了处理因军阀混战而耽搁的一批货物，拉铁摩尔前往呼和浩特（时称归化城）和包头，那是沿海铁路深入内陆的终点。在铁路尽头，他经历了一次“顿悟”：长长的列车旁边，残雪泥地上，一长列骆驼商队正在卸货。这列驼队从新疆出发，穿越上千里的蒙古戈壁，将羊毛运到归化城火车站，然后装上火车，运往沿海港口，乘轮船去往欧美工业国家。拉铁摩尔突然觉醒到，自己正身处时间和空间的双重交汇点上：一边是西方势力主导的现代世界，蒸汽推动的工业化时代；一边是亚欧大陆深处游牧族生息的荒原，和延续了数千年、连接着古代欧亚文明的丝绸之路。而这两者的代表——火车和驼队，就在他面前相遇，只有几步之遥。这一刻他下定决心，要随驼队进入大陆深处，去探究那个自马可波罗以来少有变化的未知世界（英国作家吉卜林于1900年创作的小说《吉姆》[Kim]中，也描写过蒸汽火车站外住满骆驼商队的场景，那是在南亚的英国殖民城市拉合尔）。(9)
关于之后欧文·拉铁摩尔夫妇在蒙古、新疆、东北地区的考察游历，本文不多介绍，只是说明一点，就是拉铁摩尔对这些边疆社会的深入观察，和他在贸易公司时的工作有神似之处。首先是学会当地社会的语言。在去新疆途中，拉铁摩尔主要是和山西商人经营的驼队打交道，说的都是山西方言，原来和老旗人学的京腔官话根本用不上（那时“普通话”远没有现在普及）。后来他又学会了蒙古语。其次是完全融入当地社会的工作方法。他的旅行团规模很小，一般是夫妇二人，再加一个来自直隶的佣人李宝顺（英文名Moses，之前就为拉氏父母服务，拉氏本不想带他远行，但他自告奋勇相随）。和拉铁摩尔相比，斯文·赫定或者斯坦因的内亚探险团队都规模浩大，虽有利于考古发掘、地理测绘，但不易和当地人打成一片，所以拉铁摩尔游历获得的信息，与斯文·赫定、斯坦因很不同。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去新疆途中，拉铁摩尔曾与一位山西商人做旅伴，此人外号“六子”，似乎是排行第六，但他是长子。拉铁摩尔逐渐发现，中国人表示“六”的手势是大拇指和小指伸出，其余三指蜷起，这是拿鸦片烟枪的姿势，“六子”之名实来自此人吸鸦片的嗜好。(10)如果说斯坦因、斯文·赫定的探险是科学之旅，拉铁摩尔的行程则是人文之旅。
二、游历与学术、学院与政界的交汇点
拉铁摩尔未受过高等教育，但在初次游历之后，便被欧美学术界承认和接纳，这也是生逢“交汇点”之功——社会人士与学术界的交汇点。在二战之前，东西方的人文学界都尚未形成森严的学术壁垒，“自学成才”的学者乃至大家有很多（中国的如王国维、郭沫若）。拉铁摩尔的第一次游历从新疆到达印度，然后乘船到欧洲，他在罗马写出了第一部著作《Turkestan沙漠路》（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被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地理学会认可。彼时地理学还未完全脱离“游历”阶段，只要在未被报道过的地区（当然，在1920年代，这样的地方已经很少了）旅行并写出合格游记的人士，就可以成为地理学家。拉铁摩尔的另一个幸运之处，就是他比探险前辈斯文·赫定快了一步：斯文·赫定本来也在筹备从蒙古草原去往新疆的大规模考察（就是后来的中国—瑞典西北联合考察团），但因为和中国政府的交涉拖得太久，使拉铁摩尔的私人旅行抢了先。
1928年，拉铁摩尔从英国到美国，这也是他第一次回到美国。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认为他虽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Turkestan沙漠路》可以看作一篇合格的博士论文，于是提供了一年的哈佛大学人类学进修机会。拉铁摩尔用这段时间完成了新疆之行的第二部游记《高地鞑靼》，并获得去中国东北考察的资助，后来写成了《满洲：冲突的摇篮》（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一书。他随后被美国太平洋关系学会聘用，负责编辑《太平洋事务》期刊。这给了他与各国学者交流的机会，得以广泛吸收对中国和内亚问题的研究成果。1930年代，拉铁摩尔往返于中美之间，到蒙古地区进行过多次旅行，著述颇丰。1938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聘请拉铁摩尔为佩奇（Page）国际关系学院主任。这是个很小的学院，固定工作人员只有拉铁摩尔一人，且只有半份薪水，他在这里完成了奠定其学术地位的著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从这方面说，拉铁摩尔是幸运的，在学术界大门正对社会人士缓缓关闭时，他成功地挤了进去。(11)
1941—1942年间，拉铁摩尔曾担任蒋介石的私人顾问，对于一名职业学者来说，这是个跨度很大的转型。此次机缘，也和拉氏身处中国与美国的交汇点有关，并把他带到了学术和政治的交汇点上：1941年夏，抗日战争正酣时，蒋介石为与美国联系更紧密，向罗斯福总统请求派一名顾问，薪水由中国支付。当时罗斯福的助理是年轻的劳克林·居里，居里的博士生导师是一位经济学家，曾读过拉铁摩尔在《太平洋事务》上的文章。当居里向导师请教顾问人选时，这位导师便推荐了从未谋面的拉铁摩尔。蒋介石本来想要的人是劳克林·居里，罗斯福自然不放，他明白，蒋介石想找一个熟悉华盛顿政界的人以便钻营关系，这恰是罗斯福最不愿意的，因为美国政府中不是所有的人都支持罗斯福，这些“内幕”不能让蒋介石知晓。拉铁摩尔当时并不知道这些过程，是在二战之后才逐渐了解到的。(12)
拉铁摩尔政界局外人的身份，是罗斯福选中他的根本原因。而且他生长在中国，通晓汉语，能为美国提供可靠的中国信息。另一方面，罗斯福没有在专门负责外交事务的美国国务院里寻找人选，因为当时的国务院里颇有亲日派，罗斯福不想被这些人掣肘。蒋介石寻求美国私人顾问，也是因为他不信任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正是这复杂的折冲博弈、阴差阳错，把亦中亦美身份的拉铁摩尔推到了大时代的政治舞台上。
拉铁摩尔虽然不了解这些复杂背景，但他到达抗战中的重庆时，表现得极为谨慎，对中美方面极少有主动联络和表态，更不和美国政府驻重庆机构打交道。他在中国文化环境中受到的熏陶，使他对政治谨慎而疏离，没有当时美国人在东方世界里的目空一切、乐观自大。从另一方面说，这个经历对拉铁摩尔也相当重要，因为之前他从不关心现实政治（否则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人很可能就不是埃德加·斯诺了），而在重庆当顾问的日子里，他认识了国共两党诸多高层人物，发现国民党内派系林立，蒋的权威有限。拉氏给自己的角色定位，是传达罗斯福总统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尤其给蒋介石明确信号：不要和中共打内战，要一致抗日。和国民党上层的这些交往，使他获得了一般人不易有的感性认识，比如公认非常“美国化”的宋美龄，拉铁摩尔发现她有民族主义的一面，因为宋家人当初在美国很受歧视。再如当时日军空袭频繁，拉铁摩尔和国民党高官们躲在一个防空洞里，借机静听这些人闲谈，发现这些人对美国的警惕和反感非常强烈。这都是常人难有的观察机会。(13)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拉铁摩尔决心辞去无关紧要的“顾问”职务，回美国为对日作战尽一份力。他担任了美国战时新闻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14)亚洲部主任，指导对中国及东南亚地区进行广播宣传，使他们坚定抗日的信心。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费正清当时也在这个部门供职。
在中国，此时的拉铁摩尔接触的都是政界高层，且被这些人看作美国的代表，极受礼遇。但在他的祖国，则完全相反。在“正宗”的美国人，特别是华盛顿的政界高层看来，拉铁摩尔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而且是中国化的——意味着政治上“不可靠”的。精明势利如宋美龄，不可能注意不到这一点，所以在重庆时，她和蒋介石经常邀拉铁摩尔到家做客长谈，亲密得如同一家人；但当宋美龄出访美国、在社交场合遇到拉铁摩尔时，就装作不认识，拒绝交谈和握手。当然，拉铁摩尔再次回重庆后，大家又像是一家人了。1944年，拉铁摩尔曾陪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苏联和中国，华莱士一行对他也极为轻视，许多会谈都不允许他参加，后来让他担任中文、蒙古文翻译，态度才稍有好转。(15)这种身份的“交汇点”犹如分水岭，两侧风景几乎有天渊之别。随着二战胜利在即，拉铁摩尔辞去了战时新闻局的工作，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继续佩奇国际关系学院的研究工作。
三、参与现代学术体制的建立
二战结束后，作为学者的拉铁摩尔见证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现代学术体制的建立。他甚至一度是这个潮流的领跑者，但种种机缘最终使费正清取代了他。
在二战之前，西方的人文社会学科还处在“个体户”阶段，学者们凭自己的兴趣选题，独立著述。虽然不时有某个“学派”兴起，但多是志趣相近者的互相唱和，而非“科研团队”的合作研究、著述。而且，彼时从事研究的学者数量较少，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远远低于今日。二战突然改变了这一切。从“孤立主义”到被拖入二战，美国急需对广大东方战区的社会、历史、文化有所了解，所以拉铁摩尔、费正清这些学者都被纳入政界，为战争服务。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主宰大半个世界的超级大国，了解世界各区域、为政府决策服务的需求不降反增，于是便有了现代人文—社科学术体制的建立，在文史领域表现为区域研究兴起，即美国学者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总结的：“1945年以后的最引人注目的学术创新，便是出现了一个称为地区研究的领域。”(16)运作方式上，则是政府财政或社会财团支持的系统性学术写作，即拉团队、做项目的合作方法。
拉铁摩尔便是得这种风气之先者。二战结束时，他已经是成果卓著的亚洲研究专家，且有足够的政治经验。1945—1950年间，他撰写了许多决策参考性质的作品，结集的有《亚洲的解决》（Solution in Asia）和《亚洲的形势》（The Situation in Asia）(17)。在此之前的1944年，他与妻子合著《现代中国之形成：一部简明史》（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A Short History）(18)，这是一部普及性质的中国简史，仅向亚洲战区的美军士兵就发放了十万本以上。出于其偏左的政治立场，拉铁摩尔呼吁美国不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和苏联合作处理英法老殖民帝国退出亚洲之后的问题，帮助殖民地人民获得独立。这些旋即为他招来了麦卡锡的迫害。
另一方面，拉铁摩尔也是新学术体制的第一波试水者。他所在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佩奇国际关系学院，二战前是一个没有工作人员的空壳，但到1947年，卡内基基金会提供了1.2万美元，用以资助举办“内亚研讨班”（这笔钱现在看不算多，但以当时的物价可以买近四百盎司黄金，或者二十辆威利斯吉普车）。拉铁摩尔借此延揽了十来位亚洲研究人员，其中有受过西方教育的汉人学者，有求学成长阶段的蒙古学者，还有其他大学（主要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美国学者。二战后的五年间，这个小学术团队出版了十几本专著，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其中最卓著的合作成果是《亚洲的枢纽》（Pivot of Asia: 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参与撰写这本书的学者，除了拉铁摩尔夫妇还有七位，其中有两名中国学者，他们使用的文献涵盖了汉文、蒙古文、维吾尔文，及英、法、俄等西方文献，分析了新疆的地理环境、历史背景、交通、人口、经济、文化与二战之后的新思潮，其领域涵盖之广，是一两个人无法胜任的。这是一次合作研究著述的典范，方法是按学术领域分工，加“研讨班”式的共同讨论。拉铁摩尔的妻子则是这个团队的主要联络人。(19)
拉铁摩尔领导的这次团队合作不仅具有学术史的跨时代意义，还展示了一个宏大的学术前景：拉氏一贯从内亚草原与农业文明互动的视角来观察历史，以内亚草原为中心，环布着中国、印度、波斯、两河流域、拜占庭与西欧文明，在海通之前，这些农业文明相互间的交流极为有限，但和内亚草原世界都有密切互动，匈奴、突厥和蒙古势力都由此撼动整个亚欧大陆，这种综合性研究涉及的古今语言多达几十种，单独某一位学者不可能处理如此庞大的课题，而这正是拉铁摩尔学术追求的目标。严格说来，这已经不是拉氏习称的“内亚”学，而是以内亚为中心和枢纽的“亚欧大陆学”。《亚洲的枢纽》的成功，正为这个宏大的新学科埋下了基石。
但可惜的是，不仅这个新学科没有出现，当代研究者甚至都没有察觉到这个可能——麦卡锡的迫害打断了这一切。拉铁摩尔被指控是苏共党员、苏联间谍网的头目。1950—1955年，他经历了五年半的屈辱与抗争：联邦调查局（FBI）的监听、参议院的质询听证、联邦法院大法官的庭审。1946年他扔在上海宾馆里的废纸都被FBI找了出来，(20)搜集的证据多达四万页（值得一提的是，此时执掌FBI的是埃德加·胡佛，此人一手创立并主持FBI长达四十八年，是美国政界历任高层都相当忌惮的人物）。认识或不认识的人纷纷证明他有罪，甚至有人谣诼他是被美国家庭收养的俄罗斯人。为了从拉氏著作中寻找罪证，法庭将他的著述提交所谓“独立专家团”进行鉴定，结果是“多达97%的证据显示，拉铁摩尔赞同共产主义阵营”。(21)为了把一位学者送进监狱乃至电刑椅，“三权分立”的美国国家机器联手协作，应该算史无前例了。
政治高压下，拉铁摩尔辛苦搭建起来的研究团队被迫解散：中国学者被迫回国；有位美国学者去了印度谋职，此后十余年里还在与美国政府打官司；还有的改行做了数学教师，永远告别了亚洲研究领域。(22)麦卡锡失势后，对拉铁摩尔的调查和审判不了了之，但他与美国政界的关系已经完全破裂，没人愿意给他一个宣告清白的正式结论，美国学术界和社会仍对他心存疑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甚至停掉了他的工资。1963年，拉铁摩尔离开美国，去英国利兹大学组建中国学系。但英国的学术资源、资金支持幅度根本不可能与美国相比，他此后的研究只限于一些非常具体的题目。他在1955年发表的《历史上的边疆》（“The Frontier in History”），从宏观历史角度讨论了以内亚为中心的文明互动历程，下限直至冷战时代——没有一个强大的学术联合团队，根本无法进行这种宏大的系统性研究。这篇文章可谓学者拉铁摩尔被剪除羽翼之后的“天鹅绝唱”。(23)关于拉铁摩尔政治立场的争议一直未能平息，直到七八十年代还有人呼吁，美国总统应代表国家正式向拉铁摩尔道歉，为他恢复名誉；而直到他死后，美国学界对他的麦卡锡式嘲讽和中伤仍不绝如缕。(24)
四、为何是费正清，而非拉铁摩尔？
和拉铁摩尔的遭遇相映成趣的是费正清。已有学者注意过拉铁摩尔和费正清这两位同时代的汉学巨擘，但多限于简单的时代排比和学科对比。(25)张世明则指出了两人治学旨趣、政治立场的不同，如费正清多从文献入手，拉铁摩尔则多从游历考察获得知识，拉氏政治上也比费正清“左倾”，后来费正清占据哈佛大学的学术优势，才取得了压倒拉铁摩尔的地位和影响力。(26)本文认为，费正清实受惠于刚刚成形的现代学术体制，拉铁摩尔本来比费正清更有资格成为美国亚洲学的领头人，但各种因素使他失去了这个机会，由此造成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而且尚未被当今学术界注意。
先来看两人的学术历程。费正清比拉铁摩尔小七岁，在哈佛大学接受本科教育后到牛津大学攻读汉学，1932年到中国搜集海关史方面的文献并与拉铁摩尔相识。年龄的差距，以及接受正规学历教育花去的时间，使费正清学术的成熟时间大大晚于拉铁摩尔。拉氏在1940年已出版了标志其学术巅峰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之前已有四部专著），费正清在1948年才出版第一部著作《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所以在二战后的新学科体制成形时，注定成为汉学领军人物的是拉氏而非费正清。但麦卡锡主义扭转了这个进程。1950年代前期，费正清也一度受到麦卡锡分子的调查和质询，但他受到的牵连远小于拉铁摩尔。当拉氏被美国主流社会放逐、远走英伦之际，费正清迅速成为新兴美国汉学的领军人物。1955年，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他创建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培养出一大批汉学研究者，并占据了美国各著名高校的教职。费正清迅速崛起的原因，除了二战后美国高等教育大发展、人文社会学科队伍大膨胀外，还受惠于他与名校哈佛大学的“嫡系”关系，以及在美国学术界乃至政经界的广泛人脉。换言之，拉铁摩尔带有“中国化”的跨界身份（晚年又新添了“蒙古化”色彩），这是一直让美国保守人士不安的，而费正清是更正宗、更可靠的美国人，代表着正统的美国文化。
但费正清取代拉铁摩尔成为美国汉学代表人物，绝不是一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感喟就可以让人释怀的。这两人的学术格局有着本质不同。国内讨论此问题的著作，都过多强调两人交好的一面，两人确实没有个人恩怨，在晚年回忆录中都给对方以较高评价，但不能因此看不到两人学术风格的明显区别。两人学术取径的差异可归纳为以下四点：
（一）拉铁摩尔学术的出发点是亲历考察，强调实地观察调研和文献研究的结合。在他踏上学术之路时，表现为地理学与历史学的贯通，今天的学术界以“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结合”来概括。(27)费正清学术则强调文献，忽视现实考察和调研，是一种纯粹“书斋式”的学术。拉铁摩尔回忆录曾提到，费正清早年曾向他请教中国海关档案问题，他表示无力回答，(28)其实也是委婉表达了对书斋式闭门研究的不满。这当然和两人的成长经历有直接关系。
（二）拉铁摩尔研究的时间跨度大，以“千年时段”为单位，上起农业与游牧文明的起源，下至当代，是标准的“通史”研究。(29)而费正清偏重近现代史，尤其是海通以来的中国史，可以说是以“数十年”时段为研究单位，今日美国汉学界以清史为重心，便是费正清奠定的基调。
（三）拉铁摩尔虽被视为汉学家，但他的研究领域兼容了汉地农业文明和内亚草原文明，侧重两种文明之间的互动，他晚年的工作重心更从汉学转向了蒙古学。费正清则只关注汉地本身的历史，尤其是率先受到西方列强影响的、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
（四）拉铁摩尔的学术注重现实问题，尤其是社会中下层、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问题，有较强的“草根”特色。费正清学术则更重视为美国外交决策服务，对中国社会持一种“俯瞰”视角。这和两人的生平经历有关，费正清是美国主流社会成员，交往的中国人也多是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汉族知识分子；拉铁摩尔则多年游走在底层民众中，交往的多是各民族牧人、商人、农夫和手艺人。拉氏晚年曾比较过两人的这个区别：“在他（费正清）的回忆录《心系中国》（China Bound）中，他自己写道，他了解中国学者和知识分子，但不了解真正的人民群众——农民，而这正是我所了解的。这些汉学家接受的训练与我的知识背景大相径庭。”(30)
从前三点差异可见，拉铁摩尔的视野远比费正清开阔，学术格局要大得多，再加上他的资历更老，更有资格成为美国亚洲研究的领导者，费正清则适合担任其汉学分支项目的负责人。然而事实完全相反，其根源主要是第四点差异造成的，这也反映了新学术体制的特点：真正有现实关怀、有真知灼见的天才学者很难适应这套体制，它适合观点相对中庸、能走“上层路线”且与政界保持良好关系的人，而且要一直在封闭的学术圈中成长，不要有太多的社会阅历和独出心裁的想法，否则很难被同行接受。拉铁摩尔在1960年代初也曾反思这种正在形成的新学术体制：受政府影响和操控太深，政府不仅能以分配学术资金的方式主导研究方向，还只向特定的学者开放某些档案、信息渠道，以此操控学术研究结论。(31)所以拉铁摩尔被美国学术界放逐，不只是麦卡锡主义的影响，更是与平庸而功利的现代学术体制相颉颃。西欧国家建立现代学术体制的进程要比美国慢半拍，个性化的、单干的老东方学传统有所保留，所以成了拉铁摩尔最后的栖身之地。
结语
拉铁摩尔已逝，他活跃的那个时代也成为历史。翻开他七十多年前的著作会发现，今天的学术界再没有了他那种宽阔的视野、睿智的洞见和对现实的深切体察。虽然尚有少数几位有志于回应他观点的研究者，但只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细化，没有了那种跨越多种文化、贯通古今的大视野。当今的美国汉学界甚至有借“后现代”立场重弹麦卡锡老调，从“政治正确”的角度全盘否定拉铁摩尔之举。这一切根源何在？可能还要追溯到二战这个学术分水岭：
首先，在二战之前，从事人文社科研究的学者数量很少，但没有封闭的学科划分和企业化的学术体制，学者成长、工作的自由度较大，更容易产生鲜活的、原创性的观点。
其次，二战之前全球刚刚开始向现代化转型，东西方社会还保留着各种传统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学者有机会对比它们的差异和共性，观察它们向现代转型的种种问题。
再次，一战和二战之间，各种社会思潮激荡，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民主运动、民族独立运动、共产主义此消彼长，最终交汇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学者“有幸”亲历波澜壮阔的大时代——这当然有点“国家不幸诗家幸”的味道。(32)
最后，二战前，东西方的知识分子人数较少，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也规模较小，所以知识分子很容易了解其他领域、行业的动态，对社会的认知和把握比较全面。
在政治哲学领域，形成于欧洲、繁荣于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更有代表性，这是一批在“老欧洲”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1930年代受纳粹的威胁而相继逃亡美国（他们相当一部分是犹太人），逐渐在美国学术界立足。他们以欧洲为参照，观察代表新时代的美国社会，逃亡和谋生的颠沛也让他们更加了解社会现实，最终形成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反思和批判。但在二战之后，这些时代因素都不存在了。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把各种传统社会结构、生活模式席卷一空，裹挟到城市文明、消费时代和大众传媒—互联网时代。封闭且分工细密的学科体制、庞大的中产阶层队伍，使人文社科学者们只能株守一隅，无力进行宏观观察和思考。虽然西方六七十年代曾有过“叛逆的一代”，但只是在思想文化上盲目颠覆、解构，无力建设。于是我们只能回望那个大师辈出的时代。
难道“现代”社会注定导致学术的碎片化和平庸吗？虽然我们已经告别了那些形形色色的传统社会和生活方式，但现代城市为白领阶层创造了更多的新行业、新职业，这难道不是另一种多元化？当代学者难道不能从这种多元化里寻找问题和灵感？但现实给出的答案似乎令人失望：日益细分的职业并未提供多元化的价值与生活方式，虽然有无限多的法人、招牌和LOGO，但都是同一套商业规则主宰下的布满隔断的写字楼。销售、技术、财务、人力资源、媒介……有限几个字眼已经涵盖了中产阶层的生活世界。平庸的生活造就了平庸的学术，后现代的解构便是穷极无聊中的自娱自乐自轻自贱。大师的时代已经远去，只留下他们的著作，反衬和嘲弄着平庸盛世里的一地鸡毛。
(1) 日本学者矶野富士子对晚年的拉铁摩尔进行了访谈并将内容整理出版，是关于拉氏生平历程最系统的文献，目前国内研究者运用最多的就是此书（《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但此书偏重外在经历，学术方面的自我评论相对较少。美国学者纽曼（Robert Newman）的Owen Lattimore and the“Loss”of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是对拉氏的研究专著，但侧重其政治经历及受麦卡锡迫害的过程，对他的学术涉及较少。拉氏学术方面的自述散见于他给自己著作写的前言，主要是1962年出版的《边疆史研究论文集》，及1975年重印的Pivot of Asia: 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和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两书。比较可贵的是，在拉氏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的1995年重印本中，其子大卫·拉铁摩尔写了一个篇幅较长的介绍，提供了很多关于其家族历史、其父生平经历的新材料。本文便是借助这些材料探寻拉铁摩尔学术与人生的关系。
(2) Owen Lattimore, 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 “Introduction by David Lattimore”, X.
(3) [日]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2、99页。
(4) Owen Lattimore, 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 “Introduction by David Lattimore”, XII.
(5) [日]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8—9页。
(6) Owen Lattimore,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Preface, 12；以及[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32页。
(7) Owen Lattimore, 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 164.
(8) Owen Lattimore,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Preface, 13.
(9) Owen Lattimore,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Preface, 14; Owen Lattimore, 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 “Introduction by David Lattimore”, XV.
(10) Owen Lattimore, 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 “Introduction to the 1975 Edition”, XXIII.
(11) Owen Lattimore,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Preface, 16.
(12) [日]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72—87页。
(13) [日]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114—118页。
(14) 中文研究著作经常将这个单位翻译成“战时情报局”，不够准确。吴心伯译本《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和张世明《拉铁摩尔及其相互边疆理论》的翻译是准确的。
(15) [日]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159、170页。
(16) [美]沃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40页。
(17) Owen Lattimore, Solution in Asia, Boston: Little Brown, 1945; Owen Lattimore, The Situation in Asia,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49.
(18) Owen Lattimore and Eleanor Holgate Lattimore,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A Short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1944．该书于1947年修订为《中国简明史》。
(19) 拉铁摩尔在新学术体制萌芽时的工作经历，皆参见Owen Lattimore, Pivot of Asia: 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 “Introduction to the AMS Edition”, X–XVI。
(20) [日]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200页。
(21) Robert Newman, Owen Lattimore and the “Loss” of China, 464; Owen Lattimore, High Tartary, “Introduction by Orville Schell”.
(22) 关于受麦卡锡迫害之后佩奇国际关系学院内亚研讨班成员的下落，参见Owen Lattimore, Pivot of Asia: Sinkiang and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d Russia, “Introduction to the AMS Edition”, VI–VII。
(23) Owen Lattimore, “The Frontier in History”,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469–491．此文曾由耿淡如摘译为《历史上的边疆问题》，发表在《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5年第1期。
(24) 当代美国学者对拉铁摩尔表面同情、暗含腹诽的态度，参见Peter R. Moody, “Last Hurrah for Lattimore: Owen Lattimore and the ‘Loss’ of China by Robert P. Newman”,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56, No. 1 (Winter, 1994), 194–197，其中还在重复一些麦卡锡时期对拉铁摩尔捕风捉影的谣诼言论。
(25) 如李晔：《欧文·拉铁摩尔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中国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1期。
(26) 张世明：《拉铁摩尔及其相互边疆理论》，《史林》2011年第6期。
(27) 参见拙文《在西部发现历史——拉铁摩尔学术解读》，云南大学与《学术月刊》联合主办“边疆与族群”学术研讨会，2015年8月。
(28) [日]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39页。
(29) 拉铁摩尔学术的“千年长时段”特色，参见Owen Lattimore, 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 “Introduction by David Lattimore”, XXIII。
(30) [日]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39页。客观地说，拉铁摩尔最了解的是驼队商人、草原牧民而非农民。
(31) Owen Lattimore,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Preface, 22.
(32) 对一战、二战之间西方社会大转型的观察和记录，可参见与拉铁摩尔同时代的德鲁克的回忆录。[美]彼得·德鲁克：《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廖月娟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