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危机应对与儒学转型：德宗至文宗时期的儒学与文学

宝应二年（763），史朝义自缢而死，安史乱平。但此次武装叛乱所遗留的政治影响，却深度左右了李唐中后期的政治生活。一个颇为独特的“藩镇时代”，在以郡县制为制度特点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间，楔入了颇具制度建构功能的结构性力量。尤其是当“河朔故事”作为具有制度性意味的政治惯例而被认可时，“藩镇格局”由此具备了一种“制度性”权力视角的独特价值(1)。无论是接受、改造抑或拒斥，中唐以后王朝治理的制度设计、观念形构、行动选择以及政治心态等，均难以回避藩镇格局或显或隐的影响。而当此种格局又迭加以隋唐时期官制贵族化的制度实践所强化的士人与乡里间的分离态势(2)，其对中唐的知识与观念世界实具有极大的冲击效应。中唐士人的挑战既在于如何构建现实的政治秩序，也在于如何重建对于政治生活之必要与正当的共识。凡此，均可见出文学作为一种思想方式的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