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笔记渊源述论

一、笔记源于史

笔记源于史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笔记保留了史官记言记事的传统。“笔记”作为一个词连用，最早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见《南齐书·丘巨源传》：

巨源少举丹阳郡孝廉，为宋孝武所知。大明五年，敕助徐爰撰国史。帝崩，江夏王义恭取为掌书记。明帝即位，使参诏诰，引在左右。自南台御史为王景文镇军参军，宁丧还家。元徽初，桂阳王休范在寻阳，以巨源有笔翰，遣船迎之，饷以钱物。巨源因太祖自启，敕板起巨源使留京都。桂阳事起，使于中书省撰符檄，事平，除奉朝请。巨源望有封赏，既而不获，乃与尚书令袁粲书曰：“……议者必云笔记贱伎，非杀活所待；开劝小说，非否判所寄。然则先声后实，军国旧章，七德九功，将名当世。仰观天纬，则右将而左相，俯察人序，则西武而东文，固非胥祝之伦伍，巫匠之流匹矣。”(1)

传中指出，丘巨源认为自己在平定桂阳叛乱时所撰写的符檄起了重要作用，理应受到封赏，但却不获，心有不平，于是在写信给尚书令袁粲时说出了“笔记贱伎，非杀活所待；开劝小说，非否判所寄”这样带有不满情绪的言论。这里，丘巨源所言的“笔记”即指史官撰写的符檄文书。《旧唐书·李让夷传》载：

开成元年，以本官兼知起居舍人事。时起居舍人李褒有痼疾，请罢官。宰臣李石奏阙官，上曰：“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尝兼此官，卿可尽言今谏议大夫姓名。”石遂奏李让夷、冯定、孙简、萧俶。帝曰：“让夷可也。”李固言欲用崔球、张次宗。郑覃曰：“崔球游宗闵之门，赤墀下秉笔记注，为千古法，不可用朋党。”(2)

这是开成元年起居舍人因病辞职，宰臣奏起居舍人事时的一段议论。在朝廷中，秉笔记注是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一种记录方法，故不能够用朋党，言外之意是要求秉笔记注要客观真实。《新唐书》中也记载：“每仗下，议政事，起居郎一人执笔记录于前，史官随之。”(3)起居郎、起居舍人是同一官职，专门掌记皇帝言行，源于周代的左右史官，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即是。后代起居郎和左右史职能一样，既执笔记录皇帝之言，也执笔记录皇帝之事。这些史料说明，“笔记”原本指的是史官、谏官入朝时“执笔记录”的一种方式。

史官执笔记录的记录方式，逐渐成为古代典籍的一种编纂方式。中国古代史官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记史官员，又是早期的文人。史官执笔记录的内容成为日后文人编纂古籍的重要史料，这种执笔记录的方式也成为日后文人的一种重要的编纂体例，孔子编纂的《春秋》就是依据鲁国史官世代所书写的史料和编写体例而成的。早期史官文人执笔记录的记录方式影响到后来文人的著述方式，逐渐成为一种文人著述的模式被固定下来，笔记成为古人重要的著述方式之一，成为其显才扬己的途径。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评价：

路粹杨修颇怀笔记之工，丁仪邯郸亦含论述之美，有足算焉。(4)

庾元规之表奏，靡密以闲畅；温太真之笔记，循理而清通：亦笔端之良工也。(5)

刘勰意在称赞路粹、杨修、温峤三人的才略。三人均擅长笔记，他们所擅长的“笔记”究竟是什么，文体上有着怎样的特征，创作主体又需具备怎样的才略？翻阅文献，可以理顺诸多问题：

建安初，以高才与京兆严像擢拜尚书郎。像以兼有文武，出为扬州刺史。粹后为军谋祭酒，与陈琳、阮瑀等典记室。及孔融有过，太祖使粹为奏，承指数致融罪……融诛之后，人睹粹所作，无不嘉其才而畏其笔也。(6)

杨修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谦恭才博。建安中，举孝廉，除郎中，丞相请署仓曹属主簿。是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7)

自魏晋诰策，职在中书……晋氏中兴，唯明帝崇才，以温峤文清，故引入中书；自斯以后，体宪风流矣。(8)

魏晋时期，诰策由中书完成，温峤具有这方面的才略，故被召为中书。由这三则材料可知，路粹、杨修、温峤三人都以擅长撰写奏议诰策之类的文章被统治者所重用而出名，刘勰称赞的就是他们这方面的才能。刘勰认为笔记是职官所写的关于政事的文字，是做官时的一些奏记之书，这里的“笔记”还没有完全脱离史官记言记事的职责，但是笔记在这时已经成为职官有意使用的一种著述方式，是其显才扬己的途径，已经有了特定的写作技巧和风格要求。如《艺文类聚》卷四十九职官部载，梁王僧孺《太常敬子任府君传》中曰：“若夫天才卓尔，动称绝妙，辞赋极其清深，笔记尤尽典实。”(9)这则材料不仅从记录的内容方面指出笔记是职官所记的诏策之类的文书，也从文体审美的角度，指出笔记与“辞赋极其清深”的审美特征不同，而以“典实”为自身的审美追求。

其二，从笔记部分的题材类型来看，笔记与“古杂史之支流”和“志乘之支流”有着密切的关系。班固《汉书·艺文志》认为小说家“虽小道必有可观”，是“一言可采”，应当保留。但又囿于小说家“致远恐泥”，非大道的界限，不能在时空上大规模展开，由此“君子弗为”。这就既为小说的生存留下了空间，又设定了边界，也就成了小说行走在历史与传说之间的重要原因之一(10)。小说在秦汉诸子论说之小道之外，还体现着史家叙事之范式，王士禛就曾指出：“说者，史别也。”(11)朱康寿进而云：“说部为史家别子，综厥大旨，要皆取义六经，发源群籍……自《洞冥》、《搜神》诸书出，后之作者，多钩奇弋异，遂变而为子部之余，然观其词隐义深，未始不主文谲谏，于人心世道之防，往往三致意焉。”(12)古小说叙事范式的确立使其中颇多的类型都得以在后世延续，如以《搜神记》《述异记》等为代表的志怪类，后世即有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洪迈的《夷坚志》、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以《殷芸小说》为代表的野史杂说类，后世即有李肇的《国史补》、梁章钜的《归田琐记》等；以张华《博物志》《十洲记》为代表的博物类，后世即有唐代的《杜阳杂编》、清代的《广东新语》等，后之仿作者代不乏人。清代学者王昶即指出，“古之志经籍艺文者，以经史子集为篇第，而子集中小说一类杂出于兵农名法之间，六朝以降，子录益少，小说愈繁而作史者不能遗也”(13)，即指此一传统而言之。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曾指出：“丈夫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14)士人都有做“史臣”的理想，参与修史在他们的心目中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和不朽的功业，无缘修史者，则选择“执笔充书记”，通过书写笔记来弥补其遗憾，这类笔记也和史一样以记事纪实为主。如魏泰在《东轩笔录》序中言：“思少时力学尚友，游于公卿间，其绪言余论有补于聪明者，虽老矣，尚班班可记，因丛摭成书。呜呼！事固有善恶，然吾未尝敢致意于其间，姑录其实以示子孙而已，异时有补史氏之阙，或讥以见闻之殊者，吾皆无憾，惟览者之详否焉。”(15)明言其书是为“有补史氏之阙”。从野史类和地理类笔记创作目的和题材类型看，确实与史有着紧密的联系。《隋书·经籍志》在论述杂史类笔记的产生时指出：

自秦拨去古文，篇籍遗散。汉初，得《战国策》，盖战国游士记其策谋，其后陆贾作《楚汉春秋》，以述诛锄秦、项之事，又有《越绝》相承以为子贡所作。后汉赵晔，又为《吴越春秋》，其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又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贤，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谓之杂史。(16)

这里既指出了笔记内容与史的密切关联，也指出了其源于史的记载方式。天下大乱为笔记产生提供了契机。天下大乱、烽火昌炽，史官不能够按照正常的方式记载历史，博达之士担心一切过程将化为历史尘埃，随着时光流逝而泯灭废绝，于是他们各记所历闻见，以备遗亡。因之，记载体例也发生了变化，不仅记闻见，也兼及委巷之说和荒诞之谈，历史琐闻类笔记也就逐渐形成。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亦曰：“杂史、杂传，皆野史之流出于正史之外者。盖杂史，纪志编年之属也，所纪者一代或一时之事；杂传者，列传之属也。”(17)这即指出了笔记记言纪事的书写传统类似史书记载体的结构体例特征。

梁爱民《经学与中国古代小说观念》一文曾指出：“小说文体观念、创作观念的成熟，是建立在经学价值基础之上、以史学为中介最终实现的。”(18)魏晋南北朝时期，两汉经学衰落，玄学与佛学及史学兴起，“笔记小说趁着史学之兴而起，又依附褒贬等《春秋》经义跻入士儒笔端案头”(19)。可见，从其形成的过程可知笔记是源于史的，不仅记载方式源于史，而且所记内容也与史密切相关。《汉书·艺文志》将小说列入子部，《隋书·经籍志》则将其划入史部杂史类，小说由此从王官之中的稗官走向杂史，这种变化分合，正可见出小说与史学的依附关系。后人对此也多有觉察，石昌渝认为，唐前小说是作为史传的附庸而存在的(20)。谢明勋明确指出，六朝志怪小说创作者吸收了切合其编纂体例的史传记载(21)。

二、笔记源于子

这里的“子”，指诸子百家著作。《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曰：“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22)诸子百家兴起于王道衰微，诸侯主持政治的时候，当世君主，好恶相当悬殊，诸子学派群起并立，各自坚持自己的学说，以用来游说各国君主，希望得到诸侯王的支持，故在他们的著述中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和思想特色，以议论说理见长。子书中这种议论说理的特征，对后世各种文体影响深远，杂说类笔记即导源于此。

诸子百家争鸣，竞相谈说论道，容许杂说杂见并存，体现着强大的包容性，笔记内容上“杂”的特色，就与子书的这种杂说传统相关。关于这一点，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即有明确的说明，馆臣将“笔记”作为指称议论杂说、考据辨证类杂著的文类概念，并指出其渊源，杂家类杂说之属的按语曰：“杂说之源，出于《论衡》。其说或抒己意，或订俗讹，或述近闻，或综古义，后人沿波，笔记作焉。大抵随意录载，不限卷帙之多寡，不分次第之先后。兴之所至，即可成编。”(23)这段按语中直接指明笔记源于杂说之《论衡》。馆臣在《论衡》提要中又指出：“考其《自纪》曰：‘书虽文重，所论百种。’”大抵其说“或抒己意”，就如其书的“内伤时命之坎坷，外疾世俗之虚伪”；“订俗讹”则如其书论“日月不圆诸说”，大抵订讹砭俗；“或述近闻”“或综古义”，即王充所谓“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户口众，簿籍不得少；失实之事多，虚华之语众”等论辩之言(24)，一一阐释其书源于子书议论说理的特征。可见，从馆臣的言论来看，子书的议论说理与杂说风格，造就了笔记内容包罗万象“杂”之特色。

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杂家类杂说之属按语还详细说明了笔记可以自由灵活地采取抒情、议论、描述等多种表现手法，并概括了笔记随意录载、不限卷帙多寡、不分次第先后的篇章体制。可以说，笔记就是沿着《论衡》内容上“杂”之风格和篇章结构上“散”之特色而不断发展的。

笔记“杂”的特色的形成，一则与笔记导源于子书杂说的传统相关，可以说，子书议论说理的杂说风格，对笔记内容琐杂的特色产生了至深的影响。四库馆臣在意识到笔记“杂”的内容特征的同时，也洞见了小说与笔记的不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二十二在提要《北轩笔记》时曰：“所论史事为多……至所载僧静如事，则体杂小说，未免为例不纯。是亦宋以来笔记之积习，不独此书为然，然不害其宏旨也。”(25)这里指出“体杂小说，未免为例不纯”是“宋以来笔记之积习”，可见馆臣对笔记与小说的不同区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在提要《明皇杂录》时还曾指出：“处诲是书亦不尽实录。然小说所记，真伪相参，自古已然。”(26)此处认为笔记参以小说，并非全是实录，而且自古如此。在他们的观念中，小说包含神怪、荒诞、诙谐的成分。对于这种认识，后人进而追溯了其历史源流，石昌渝对此就认为，笔记从记和史有关的杂史逸闻之类的内容到逐渐加入传闻神怪、诙谐琐语等内容，并非从唐宋开始，而是可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搜神记》《世说新语》，甚或更早的《山海经》，只是在六朝和唐代，志怪荒诞的作品并不属于小说，人们认为神怪是真实存在的，记录神怪也是本着实录的出发点(27)。从这个意义上说，《山海经》《穆天子传》等著作中荒诞不经、诙谐琐语的内容，正是后世小说故事类笔记的渊源。如此一来，笔记的内容就变得甚为庞杂、丰富了。

二则与汉儒考证之学出现在笔记之中相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三十三在提要《经稗》时，即论述了笔记与汉儒考证之学的关系：

是编杂采前人说经之文，凡《易》、《书》、《诗》、《春秋》各一卷，三《礼》共一卷，《四书》共一卷。以多摭诸说部之中，故名曰“稗言”，犹正史之外，别有稗官耳。汉代传经，专门授受，自师承以外，罕肯旁征。故治此经者，不通诸别经。即一经之中，此师之训故，亦不通诸别师之训故，专而不杂，故得精通。自郑元淹贯六艺，参互钩稽，旁及纬书，亦多采摭，言考证之学者自是始。宋代诸儒，惟朱子穷究典籍，其余研求经义者，大抵断之以理，不甚观书，故其时博学之徒，多从而探索旧文，网罗遗佚，举古义以补其阙，于是汉儒考证之学，遂散见杂家笔记之内。宋洪迈、王应麟诸人，明杨慎、焦竑诸人，国朝顾炎武、阎若璩诸人，其尤著者也。(28)

馆臣从学术史的角度概括了汉儒考证之学的兴起和发展，并指出汉儒考证散见于杂家笔记之内，宋以来笔记大家纷纷群起而作，由此形成考据辨证类学术笔记之一大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杂家类杂考之属按语中还指出：“考证经义之书，始于《白虎通义》。蔡邕《独断》之类，皆沿其支流。至唐而《资暇集》、《刊误》之类为数渐繁，至宋而《容斋随笔》之类动成巨帙。其说大抵兼论经、史、子、集，不可限以一类，是真出于议官之杂家也。”(29)可以说，汉儒的考证内容见于笔记之中，增添了笔记的学术内涵，丰富了笔记驳杂的内容特征。

综上所述，关于笔记的渊源，普遍认为：笔记“执笔记录”的著书方式源于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记问传统，杂史类、志乘类等史部著作又为笔记提供了史料性题材；子部“杂说”之论说风格为笔记提供了内容“杂”之特色。诚如谭帆等所著《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中所指出的：“‘笔记’实际上已成为一个非常宽泛的文类概念，泛指议论杂说、考据辨证、叙述见闻等以随笔札记的形式载录而成、体例随意驳杂的多种类型的杂著，成为部分‘杂家类’和‘小说类’作品的别称。”(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