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新时期以来，伴随文体学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中国古代小说四大文体中的传奇体、话本体、章回体都出现了一批专门在文体学视野下进行研究的成果，与之相比，有关笔记体的研究则相对缓慢，并且缺少专门深入的研究。这首先与古小说研究重白话轻文言、重传奇轻笔记的传统格局相关，同时也与笔记自身概念的模糊、对象的难以确定有关。因此，在确定“笔记体”这一文体概念的前提下，具体细致地分析其文体特征，从而确立、推广明确的笔记概念及其文体特征，推动笔记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是有待学界进一步为之努力的方向，亦是本书的主要研究目标。
（一）“笔记”作为一种文体的理论认识
古“笔记”一语，始于六朝，指随意记录的散行文字(1)，常与无关乎道术、道听途说的古小说长期处于杂糅共生的状态。逶迤发展至宋代，宋祁始以“笔记”名书，此后还有苏轼《仇池笔记》、谢采伯《密斋笔记》《密斋续笔记》、龚颐正《芥隐笔记》、罗志仁《姑苏笔记》、刘昌诗《芦浦笔记》、陆游《老学庵笔记》等作品，这些书名中所言之“笔记”，多有信笔而录之意。此外，还有名之为随笔、笔录、笔谈、笔丛、丛谈、丛语、丛说、纪闻、漫录、野录、闲谈、杂记、杂识、杂志者等，其含义大抵与“笔记”相近，都是指由一条条相对独立的札记类文字汇编组合而成的不限内容、不拘体例、随笔而录的著述。宋代大量地将此类以札记条目形成的著述称之为“笔记”，说明时人已对笔记作为一种有某种指向和共同特征的文体样式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只是尚未从理论上作出界定。
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收录此类作品时，首次从源流上对笔记的文体特征作出了论述。该书在子部杂家类论杂说之属时指出：“杂说之源，出于《论衡》。其说或抒己意，或订俗讹，或述近闻，或综古义，后人沿波，笔记作焉。大抵随意录载，不限卷帙之多寡，不分次第之先后，兴之所至，即可成编。故自宋以来，作者至夥，今总汇之为一类。”(2)这里不限卷帙，随意录载，或抒己意、或订俗讹、或述近闻、或综古义的特点，正是笔记的基本特征。《四库全书总目》指出了笔记作为一种文学体式的特点，但《四库全书》在收纳整理图书时，又是按照图书的内容性质，并非按照文体性质进行分类，故没有设置“笔记”一体，笔记作品往往被归于不同的部类之下，入子部杂家类和史部中居多，这就给今人从文体学的角度研究此类作品造成了困难。
近现代以来，随着文体观念的强化和学术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必须确立“笔记”作为一种文体的地位，明确其性质，以此统摄、综观此类作品，推动对此类作品进行深入、专门的研究。马月华在《笔记文献的史料价值及笔记文献信息的开发》一文中指出：
还笔记以科学的本来面目及其在目录学上应有的地位与名分，是文献发展的必然趋势……根据笔记文献内容杂、无一定体例的特点，本人认为把笔记硬性归入任何专门学科都勉为其难，只有在综合参考大类中设立“笔记”专类才是科学的、符合客观实际的。(3)
傅璇琮在给《全宋笔记》所作的序中，同样指出：
现在我们应当把笔记的系统研究提到日程上来。当前的笔记研究，可以考虑的，一是将笔记的分类如何从传统框架走向现代规范化的梳理，二是如何建立科学体系，加强学科意识，把笔记作为相对独立的门类文体进行学科性的探究。(4)
上述学者所言之“专类”“科学体系”“独立的门类”均凸显了笔记文体的独立性，引起了学界对笔记文体研究的关注。浦江清《论小说》一文，曾就传统笔记、小说、稗乘、杂述等作过论述，并提出了“笔记文学”的概念(5)。诸如此类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摆脱传统目录学的局限，上升到文体学的层面，从一种更贴近历史事实的角度对笔记作品进行研讨。应该说，这些探讨都是符合笔记的历史发展和实情的。
（二）关于与“笔记小说”的争议
在对笔记的研究中，由于笔记与笔记小说存在某些特质的相似或相同性，今人时有混淆两个范畴的情形。刘叶秋在《历代笔记概述》一书中指出：“前人并不注意区分什么叫小说，何者为笔记；所以往往把杂录、琐记统称为‘笔记小说’。其实‘笔记’并不都是小说，古代‘小说’也并不限于‘笔记’一体。这样说法，不仅还包含着轻视小说为小道的意思，而且显示出对笔记的各种类型也缺乏明晰的辨别。”(6)何以出现这种混淆情形，我们从溯源笔记小说的出现进行说明。
“笔记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南宋史绳祖《学斋佔毕》中“前辈笔记小说固有字误”一语(7)。陶敏、刘再华认为这里的“笔记小说”是“似将笔记与小说并列，并非一个复合词组”(8)。其实，从南宋到清代，这种将“笔记小说”作为一个组合词使用的情形并不常见，自然是不会将其作为一种独立文体使用的。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上海进步书局出版《笔记小说大观》后，“笔记小说”一词才逐渐流行起来，应用于相关的文学史和小说史著述中。实则，《笔记小说大观》既收入了《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等近似于现代文体学意义上以虚构性为主的小说，也大量载录了《国史补》《大唐新语》《鹤林玉露》《容斋随笔》等史料性或学术性笔记。可以这样认为：《笔记小说大观》中的“笔记小说”概念与史绳祖《学斋佔毕》类似，都是将笔记和小说并列共见的一种表述，并不具有独立文体类型的含义。
但由于笔记与小说在古代交叉涵容、同条共生的复杂关系，也由于“笔记小说”中的“笔记”和“小说”可以被理解为偏正关系，所以在后来人的观念中，笔记小说有被日益作为一种独立的小说体裁使用的倾向，如《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就对其解释说：“笔记小说，文言小说体裁。作品大多以随笔记录见闻的短文组成。”(9)又，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文学大辞典》云：“笔记小说，古代小说类别名。文言小说的一种。”(10)二者都认为笔记小说是小说的一类、文言小说的一种，这样笔记小说就完全被纳入了小说的范畴，而成为了一种独立的文体。只是，这里所说的“小说”，仍是传统目录学意义上的小说，并非完全现代意义上的以虚构为宗旨的小说，这从《中国文学大辞典》随后的补充说明中可以看出：“另有称笔谈、笔丛、随笔、笔余，乃至杂录、漫录、谈丛、丛说等，大致均可归入此类。”(11)但是这一补充说明，又正好将笔记中杂录丛谈类、小说故事类作品的诸多特性涵盖其中。因此，人们把笔记小说与笔记等而视之也在所难免。
实际上，“笔记小说”本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学界对于笔记小说，有“笔记”与“小说”两种不同的文体定位，作小说理解的，将笔记小说视为小说的一类，如上文《中国文学大辞典》中所述；作笔记理解的，则将笔记小说视为笔记的一类，如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中的“笔记”条云：“笔记，文体名。泛指随笔记录、不拘体例的作品……笔记的异名，有随笔、笔谈、杂识、札记等，其铺写故事，以人物为中心而较有结构的，称为笔记小说。”(12)这样一来，许多人就把笔记与笔记小说视为同一种文体。因此，陶敏、刘再华《“笔记小说”与笔记研究》一文对此进行了辨证：
尽管笔记与“小说”有亲缘关系，但目录学的“小说”毕竟是纯文学观念尚未建立，文体研究尚不发达的时代产物，不是文体分类的概念，今天不必要也不应该继续用“笔记小说”来指称全部笔记。至于介乎笔记与小说之间的作品，不妨仍称之为“笔记小说”，但应该严格限定为“笔记体小说”，即用笔记形式创作的小说，或被编于笔记中的小说。那些具有较强叙事成分的笔记，作者原是忠实地记录见闻，意在传信，纵涉怪异，也不加虚构、夸饰和渲染，并非“有意为小说”，循名责实，仍当称之为“笔记”。(13)
在这里，作者指出了两者何以混淆的历史原因，还在区分小说与笔记界限的基础上，认为笔记小说应当被理解为是一种“笔记体小说”，包含“用笔记形式创作的小说”和“被编于笔记中的小说”两类。
目前，对笔记的界定和分类较为准确的是刘叶秋，他从“笔记”二字的本意出发，认为笔记指“执笔记叙而言”，并指出：“第一类，即所谓‘笔记小说’，内容主要是情节简单，篇幅短小的故事，其中有的故事略具短篇小说的规模。二、三两类，则天文、地理、文学、艺术、经史子集、典章、制度、风俗民情、逸闻、琐事以及神鬼、怪异、医卜星相等等，几乎无所不包，内容极为复杂；大都是随手记录的零星的材料。这两类只能算作‘笔记’，不宜称为‘笔记小说’。”(14)这样的界定既照顾到了笔记小说与笔记和小说之间的渊源关系，又注意到了三者之间的文体差异。由此，有学者认为，笔记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文类概念，泛指议论杂说、考据辨证、叙述见闻等以随笔札记的形式载录而成、体例随意驳杂的多种类型的杂著，成为部分杂家类和小说类作品的别称(15)。
二、选题缘由与意义
在笔记的学术研究史上，刘叶秋首开对中国古代笔记现代意义上学术研究的先河。他撰述的《历代笔记概述》是中国笔记史上第一本具有较强系统性的笔记史专著，此后诸多笔记研究的探讨多受其观念的影响与启发，笔记由此作为古代文学的一部分得到了学界的关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鉴于笔记的庞杂、零乱和琐碎，难以归入某一特定的研究范畴，往往只在史志目录和私家目录中提及；也由于学术界的传统观念不大重视这类著述，笔记的研究仍然受到限制，目前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其史料价值上，笔记本身的文学性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对笔记本身的文体学性质或理论批评并未展开，研究尚且停留在外围的层面，笔记研究的理论性与系统性亟待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一）选择宋代时段进行考察的缘由
宋代文化的繁荣与独特性备受世人关注，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就曾如此论断：“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16)这不仅指明了宋代思想与文化的独特性，而且表明了其近世化对中国面貌的深远影响，因此，断代研究实在宜以此为切入点。关于宋代文化的繁荣情形，王国维、陈寅恪同样表明了相似的论断。如王国维在《宋代之金石学》中言“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17)，陈寅恪也断定“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8)。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学者持有同样的看法，如邓广铭认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19)徐吉军同样认为宋代“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宋代的文化区域及文化层次等也远比过去扩大和深入”(20)。周膺、吴晶更是指出：“从文化内涵来看……（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最终完成，此后的中国文化很少再有新鲜成分。”(21)此外，国外学者亦多持此论断，诸如日本学者和田清就曾认为：“唐代汉民族的发展并不像外表上显示得那样强大，相反地，宋代汉民族的发达，其健全的程度却超出一般人想象以上。”(22)诸此种种，都充分肯定了宋代文化的重要历史地位与影响。
具体到文化的近世特征方面，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最为典型(23)，其中指出了宋代在多方面对古代中国巨大而深远的变革性影响。在这方面，和田清也有同样的看法，他指出了宋代文明“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普及开来，促进了庶民阶级的兴起，根本上改变了从来的以贵族为中心的社会，而带来了较强的近代倾向”(24)。美国学者费正清等更是进一步指出宋代文化“直至20世纪初都是中国的典型文化。其中许多东西在以后的一千年中证明是中国最典型的东西”(25)。就国内研究情况而言，大多数学者也持有相似的论断。如钱穆认为：“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就宋代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26)还如葛兆光也曾指出：“现代中国人常常说的，也常常可以感受到的那种所谓古代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传统，应该说，并不是秦汉时代奠基的那种古代中国思想，而是经过唐宋两代相当长时间才逐渐建构起来的新传统。”(27)无疑，就文化的繁荣与其近世性特征而言，宋代在中国文化历史的长河中，是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的意义与影响的。
（二）选择宋代笔记进行考察的缘由
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文学形式，笔记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如刘叶秋曾在《历代笔记概述》中指出：“古代笔记的内容很丰富，保存了许多可贵的材料，有文学价值、历史价值，能给人多方面的知识；而且由于记叙随意，毫无拘束，所以常常写得活泼生动，亦庄亦谐，颇饶趣味，和一般所谓‘经典’著作那样板着面孔说话的不同；作者的学问、见识，也常常从不经意处或小问题上表现出来，为在其它书中所看不到。”(28)在这里，就内容方面而言，指出了笔记驳杂的内容特征；就文体形式方面而言，指出了笔记随笔记录、不拘一格的形式特征；就风格方面而言，则指出了笔记文笔精致、寓意深刻的多样性特征。相对法式严谨的古文与格律诗词，笔记文体的这些独到之处，无疑常常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其率性纯真的特质往往引领“我们能够从一个具有美好的性格的作者眼睛里去看一看人生”(29)。
事实上，中国笔记发展到宋代，又显示出新的文体特征，具有了新的开拓意义。
首先，宋代笔记与小说在文体上的区别日益明显。宋代笔记充分展现了两宋时期士人独特的精神面貌与情感心境，内容上体现了“以文为理”的时代主题精神，更具真实感与立体感，反映在文体之中，独立的文学品性更为明显，独特的审美特质更为凸显。明人《五朝小说》序言中曾说：“唯宋则出士大夫手，非公余纂录，即林下闲谈，所述皆平生父兄师友相与谈说，或履历见闻，疑误考证。故一语一笑，想见先辈风流。其事可补正史之亡，裨掌故之阙。”(30)这指出了宋代士大夫开始参与笔记创作的历史境况，以及宋代笔记情文相生，情感性与趣味性兼具的独特之处。四库馆臣在道出宋代笔记的情韵风格特征后，还指出了其对后世笔记创作的垂世作用与影响：“故自宋以来，作者至夥。”(31)可以说，宋代笔记表现情感的内容之丰富，以及表现情感的文体形式之松散与不拘一格，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已具备散文的质素。伴随着宋代笔记的散文化，笔记文体自身的文学性得到增强，行文中撰述主体的个性色彩得到更为充分的展现，其存世价值由以往作为子书附庸的存在而日益向文学倾斜。
其次，宋代笔记的文化内涵更为深厚。较之以往，宋代笔记的文化意蕴与思想内涵更为凸显。如史料笔记在唐宋时期，均是较为常见的类型，都具有史学价值，两者的区别在于，唐代史料笔记主要是记载史实，而宋代史料笔记不仅记载史实，而且反映士大夫的理想人格，体现笔记对撰述主体精神风貌的一种自觉反思，传统儒家中关于士人立身处世的一系列行为规范，诸如仕与隐、达与穷、仁义与事功等理想、处世哲学得到了深入的思考。唐代为数不多的史料笔记体现着笔记初始的新变，宋人则将史料笔记当作一种文化风尚，就其思想内涵而言，比唐代笔记更为博大深刻，印证着宋代文化对笔记撰述的深远影响。宋代笔记涉及了更大范围、更高程度的文化学与社会学方面的知识意涵，有助于我们多角度、多层面、全方位解读、研究与继承、发扬中国古代文学所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
再次，宋人对于笔记有着自己独特的创作意识。就著述而言，北宋的欧阳修、苏轼，南宋的陆游、范成大、洪迈、周密等诗文大家均参与到笔记的撰述行列，创作了许多优秀的笔记作品，不再视“闲暇之作”的笔记为禁区，而对此采取宽容的态度，认同笔记的文化功能，自觉追求笔记本身的文学性。就其体例而言，除了承袭世说体外，也有自己的发展。宋代笔记多为杂录形式，但在这种杂录形式中，也呈现着作者对作品的分类意识。如《渑水燕谈录》全书共十卷，记事三百六十余条，按内容分类编排，文无题名。全书分帝德、名臣、奇节、忠孝、才识、高逸、管制、文儒、歌咏、书画、杂录、谈谑等诸多类别，博记杂识，所记多为撰者追忆平生经历见闻，大都是北宋开国（960）到宋哲宗绍圣年间（1094）一百四十余年的北宋杂事。还有《春渚纪闻》十卷，就分为杂记、东坡事实、诗词事略、杂书琴事、记砚、记丹药等六类。诚然，这种杂录体式的笔记，更多的是没有分类的，只是为方便读者阅读，撰者在写作时，往往依循一定的书写体例模式。如《曲洧旧闻》共十卷，作于作者被羁金国期间，未详细分类，但全书分为两个部分，上部分追忆、记录了北宋及南宋初期的朝野遗事、社会风情和士大夫逸闻；下部分则是对前代及当朝文坛逸事，以及《诗话》《文评》的诸多考证。总而言之，宋代笔记的形式体例，或依仿前人体例，或为杂录，均于撰述中呈现着宋代作者独特的创作意识。
总的说来，宋代笔记由于受到学术思想、文人审美心理结构和笔记自身嬗变轨迹的综合影响，有着自身明显的特征。它在内涵上汲取唐人笔记以史为鉴的讽喻意味，而把记录的笔致转向日常当下的琐事，以其深醇的主题意蕴和独特的心境展现，反映士人的道德理想，极致地展现了其时士人复杂的心境与精致的趣味。因此，在搜集、整理宋代笔记文献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和研究其思想意蕴与文化内涵，对于我们解析两宋士人风貌与心态又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窗口，同时，还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立体地揭示笔记文学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貌。
古代笔记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其文体是变动不居的，介于散文与小说之间，其文体的特殊性，造成了笔记概念一定程度上的模糊性。通过梳理与分析宋代书目中著录笔记作品的格局，一则可明晰宋人较之以往的笔记文体观的变化，另一方面，则可更为清晰地解析宋人对笔记文体的认知。据此考察宋代有代表性的具体笔记作品，一则可详细地剖析宋人的笔记创作理念，另一方面，则可更为深入地从纵向上考察宋代笔记与魏晋、唐代笔记书写的异同之处，揭示其思想意涵的独特风貌。并且，就宋代笔记文体本身而言，如欧阳修《归田录》、苏轼《东坡志林》等，都具有较高的文学水平，更有加以关注并展开研究之必要。
三、已有研究的概况
二十世纪之后的宋代笔记研究，经历了一个从不受重视到受重视的过程，学界对其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它的史料价值方面。至二十世纪后，这种研究状况逐渐得以改观，成果渐次繁盛起来。其研究趋势与成果，见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献整理研究
笔记文献的整理与出版，这方面的成果首先体现在以“笔记小说”命名的文献的整理出版方面。1983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出版了《笔记小说大观》；1984年，台北新兴书局有限公司出版了《笔记小说大观丛刊》，丛刊中收录了四百多种宋代笔记；1995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历代笔记小说集成》，全套书共一百一十册，其中含宋代笔记二十四册。这一系列笔记文献的整理出版，有助于为读者提供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同时，引领了先锋，读者与学者普遍关注到了笔记的存在，由此引起了笔记研究的热潮。
之后，中华书局在此基础上，着力排除其中虚构性、荒诞性成分较多的笔记，先后出版了《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元明史料笔记丛刊》《清代史料笔记丛刊》《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学术笔记丛刊》等。后历时十九载，由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整理，大象出版社陆续出版的点校本《全宋笔记》，共收入宋代笔记四百七十七种，汇编成十辑一百零二册，总计二千二百六十六万字。这次出版淡化了笔记与笔记小说概念的区别，是以全新的笔记概念编辑整理宋代笔记文献和研究笔记文体成果的综合体现。
单部笔记文献整理也开始有了些成果。三秦出版社在2003年推出一套“历代名家小品文集”丛书，其中包括了《老学庵笔记》《东坡志林》《邵氏闻见录》《归田录》等多本宋人笔记，让读者可以更进一步阅读并了解这些作品，也为笔记文本研究提供了文本解读的便利。除此之外还有不少的选译本，如吕叔湘的《笔记文选读》收录历代笔记九种，其中七种是宋人笔记。另外，朱瑞熙、程君健译注的《宋代笔记小说选译》，由成都巴蜀书社于1991年出版，结合了校点与今译。还有沈履伟注译的《唐宋笔记小说释译》，选录唐宋文人笔记五十八种，共二百零八篇。这类普及型系列笔记的整理，充分吸收了学界的研究成果，具有深入浅出、条分缕析、注释简洁、点评精到的特点。
（二）笔记文献的史料价值研究
对笔记文献价值的研究，主要是各学科研究者将笔记作为各自专业研究的文献史料，往往避开对笔记文学性的研究，或者仅仅涉及文学史里简单的评价。这种研究，笔记本身不是真正的研究对象，它仅为某项专题研究提供文献资料。这类研究涉及多种学科，成果丰富，相关论文有：刘成国的《稀见史料与王安石后裔考——兼辨宋代笔记中相关记载之讹》[《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周云逸的《重医与驳医：宋代笔记所见儒、医关系》（《中医文献杂志》2018年第6期），李瑞、卢康华的《记忆中的建筑：宋代笔记所反映的开封开宝寺塔与天清寺塔》（《新宋学》2019年第8辑），祁伟的《道德典范与乌合之众：宋代禅林笔记中的禅僧肖像》（《新宋学》2019年第8辑），马自力、王朋飞的《笔记体与宋代诗学》[《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宋娟的《宋代笔记的史料价值——以宋词人考证为例》（《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9年第4期），阮怡的《从陆游<老学庵笔记>看宋代的民俗风情》[《绍兴文理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张剑光的《宋人视域中的唐五代食肉风尚——基于笔记为核心的考察》（《中国典籍与文化》2020年第1期）等。硕博士学位论文有：熊恩剑的《宋代的民间话语——以笔记小说为中心的考察》（四川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冯雪冬的《宋代笔记词汇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陈文祥的《宋人史料笔记的史学价值研究》（云南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齐瑞霞的《宋代笔记俗语词研究》（山东大学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鄢洁的《宋代笔记小说中的药物文献研究》（北京中医药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于志建的《宋代笔记文字学资料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刘洋的《<全宋笔记>中宋代题壁诗研究》（山西师范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钟虹的《宋代笔记中俗语词研究资料的发掘与探讨》（华中师范大学2018年博士学位论文），李颖燕的《<宋史>传记采录笔记小说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江琴的《宋代笔记小说中的宋诗研究》（四川师范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等，诸上研究或从文化现象视角，或从语言学视角，或从历史学角度来考察宋代笔记。在这些研究中，笔记往往体现的是其史料价值，笔记自身的文学性实是为学界关注甚少。
（三）笔记的本体研究
首先，笔记的辨体研究。主要关注笔记与小说的渊源、关系问题。如程毅中的《略谈笔记小说的含义及范围》（《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1年第2期），陶敏、刘再华的《“笔记小说”与笔记研究》（《文学遗产》2003年第2期），袁文春的《百年来笔记小说概念研究综述》（《学术界》2012年第12期），刘正平的《笔记辨体与笔记小说研究》（《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胡鹏的《宋代笔记辨体评述》（《斯文》2020年第2期）等对笔记、笔记小说的概念及范围进行了讨论，各出所言，尚未形成一个明确且公认的笔记定义。
其次，笔记文史的整体性研究。一是笔记通史类，将宋代笔记作为笔记历史中的一部分，其特点是重视宋代笔记在笔记历史发展中的地位、流变；一是宋代笔记断代史，强调宋代笔记自身的发展演变过程。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是较早的一本关于笔记、笔记小说的“史类”综合性研究成果，书中简析了笔记的含义和类型、笔记的渊源和名称等问题，是笔记研究的开山之作。1993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吴礼泉的《中国笔记小说史》；1995年，台北志一出版社出版了陈文新的《中国笔记小说史》；1998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苗壮的《笔记小说史》；2004年，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郑宪春的《中国笔记文史》等，这些著作均属此类。除此之外，1994年，齐鲁书社出版的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书名中虽未标明“笔记”字眼，但实际上有不少笔记作品也被收入其中。这些著作中，其研究往往大都受到通史体例的限制，对宋代笔记的研究未做深入详尽的展开。还有一种是宋代笔记断代史，即将宋代笔记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探讨宋代笔记本身的发展过程。比如，张晖的《宋代笔记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对宋人笔记作了全面的分析，探讨了北宋、南北交替期、南宋三个时期的笔记，比较了其结构形式、作者身份、涉及内容等方面，还考察宋代诸多笔记在文学、史学上的价值与缺失，对宋代笔记作了很好的资料整理和量化分析，对笔记概念的内涵、外延也有较为深刻的辨析和界定。安芮璿的《宋人笔记研究——以随笔杂记为中心》（复旦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不仅对宋人笔记作了综述性的考察，还对三部重要的笔记作品——苏轼《东坡志林》、叶梦得《避暑录话》、周密《癸辛杂识》，一一进行了个案研究。苗永姝的《北宋笔记研究》（北京师范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主要关注北宋笔记与前代笔记相比所表现出的变化，北宋笔记与北宋时期其他文学门类的关系，并探讨北宋笔记形成繁荣局面的原因。李银珍的《宋代笔记研究》（复旦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从史学、文学的角度考察宋代笔记的意义和价值，并探讨了宋代笔记的私密性要素对后代文学的影响。钟振振的三篇文章《说宋代笔记（上）》（《文史知识》2010年第6期）、《说宋代笔记（中）》（《文史知识》2010年第7期）、《说宋代笔记（下）》（《文史知识》2010年第8期）进一步对宋代笔记的内容和价值进行了论述。
再者，对具体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对一些作者如周密、欧阳修、何薳、司马光、魏泰等人的笔记，都有专门的研究。此类研究，研究者往往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其书的文献价值和文学理论方面。如：齐媛的《<武林旧事>版本述考》（广州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虢霞的《<鹤林玉露>的诗学思想》（湖南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王永波的《<老学庵笔记>版本小考》（《古典文学知识》2016年第3期）、丁雪松的《<考古质疑>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李丹的《赵令畤<侯鲭录>诗学思想研究》（暨南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郭彦龙的《<老学庵笔记>研究》（广西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汤清国的《周密笔记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王佳璐的《<涑水记闻>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孙宗英的《转向闲适的日常：论<归田录>的体式创格及笔记史意义》[《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徐姜汇的《宋代长江行记书写的人文转向——以<入蜀记><吴船录>为中心》（《人文杂志》2019年第2期），李芳民的《论<东坡志林>的审美特色——兼及苏轼笔记散文的文学史意义》[《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等均对笔记的题材、内容、创作风格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海外学者此方面的研究有：美国学者包弼德（P. K. Bol）的论文“A Literati Miscellany and Sung Intellectual History：the Case of Chang Lei’s Ming-tao tsa-chih”（英文，1995年），通过对《明道杂志》的考察，分析宋代笔记的形态以及创作思维的转变；美国学者魏文妮（Ankeney Weitz）的论文“Zhou Mi’s Record of Clouds and Mist Passing Before One’s Eyes：An Annotated Translation”（英文，2002年）则从艺术史学的角度研究《云烟过眼录》。这些研究显现出对名家大家向纵深挖掘，而对中小作家全面铺开的态势，便于全面认识宋代笔记的历史图景。
要之，以往的研究或从史学方面挖掘宋代笔记的文献价值，或注重笔记的汇编整理，具体作品研究又主要集中于几位著名作者的身上，对宋代笔记本身整体上的文学性研究尚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其文体的性质、分类、发展、文风特点以及与其他文类的关系等基本问题的研究常为人们所忽视，未从笔记本身的文体学或理论批评角度展开探讨。目前的这种研究趋向，无助于我们对宋代笔记的全面理解。事实上，两宋笔记创作与文献保存在数量上皆较为可观，其丰富性、变革性、自足性是在理学思想影响下的士人儒家人格理想的集中反映。未来的研究应强化宋代士人笔记研究的学科体系，通观大历史背景下展现士人风貌的笔记创作的流变情形，揭示其文体自身的发展特征和独具的思想文化特质，进一步推动笔记研究向纵深发展。
四、研究内容与方法
本书以宋代笔记作为研究对象，旨在剖析宋代笔记的文体构成和文体特征，探寻宋代笔记的发展历程与文化功能，梳理宋代笔记的思想内涵和理论新创，展现宋代笔记的文体属性与文学意义。为此，本书分以下章节，探讨宋代笔记的内涵价值：
第一章，演变与发展：宋前笔记发展概况。笔记作为我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有着其特定内涵。对笔记的特征、源流演变进行清晰地梳理和探讨，是研究宋代笔记的前提。本章主要论述笔记的源流衍化，探讨其所具有的一般性特征，进而分析魏晋、唐代笔记的创作概况，从而构建宋代笔记研究的基础。
第二章，传承与创变：宋代笔记的发展分化。宋人对前代笔记的继承，并不是惯性的延续，而是在总结前人创作的基础上翻陈出新，笔记作品也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梳理宋代笔记的发展历程，可以加深对中国古代笔记发展史的整体认识。本章主要考察笔记这一文体在宋代文化近世化进程中的分化、变革、发展情形，揭示宋代笔记所体现的时代文化与价值内涵。首先，分析北宋笔记的分化与变革情况。具体分析宋初政事、逸闻笔记存史性的新动向，北宋中期“文道并重”的文艺观与笔记创作基调的转向，以及北宋中后期笔记的多元化发展情况，指出北宋笔记的新变主要体现在笔记“史料”意味的浓厚与内涵的丰富两方面。其次，分析南宋笔记的发展与新变情况。具体考察南渡前后，笔记对两宋之际战乱的关注；中兴时期，笔记的文体属性和文化内涵的丰富；宋元之际，笔记的存史意识与民族情怀。在此基础上，指出南宋笔记的转变主要体现在其内容与思想表现出极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第三章，随性与私化：宋代笔记的成书与命名。考察笔记基本上来自口说见闻和遗书旧编两方面的取材范围，探讨其与作者姓名、字号、谥号相关的因素，与作品的表现对象以及对象的类型特征相关的因素，与作品的体裁、材料来源、编纂方式等因素相关的三类命名方式。在“崇实”治学风气与良好的文化环境、出版繁荣、书籍易得的情境中，宋代笔记具有更浓厚的随意性和私人化特点，宋代笔记的作者对于见闻的记录和采集十分积极，显示出笔记与见闻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从口头到书面这种著述方式的重要性；笔记的著述方式由注重对口说传闻的记录，逐渐变为对口说传闻的记录和对书面文籍的抄录并重的局面。
第四章，助谈与致用：宋代笔记的文体属性。考辨宋代目录的笔记著录格局之新变，辨析笔记与其他文类的关系，进而考察宋代笔记的文体功能，揭示宋代笔记助谈与致用的散文文体属性。宋代目录学视域中的笔记，奠定了笔记著录的基本格局。宋代笔记在与诗话、语录、日记、题跋、笺疏、游记、年谱、志乘、传记等各种文体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过程中不断发展，体现出“兼备众体”的文体特征。相对于魏晋时期笔记偏重于“杂载人事”、记录民俗和考证名物制度，宋代笔记更加系统地对事件本末，以及事件中的人物有所记载，在对“历史琐闻”的记载中透露出强烈“补史劝诫”的意图。并且为阐明撰述之必要，让记录事迹更具有历史和现实的意义，恰当而充分的议论成为表达作者思想的重要途径，笔记不再局限于道听途说的记述层面，情感、议论、叙事系于一处，笔记便具备了散文的特质，文体性质因此发生改变。文体功能作为了解宋代笔记文体特征的重要视角，是目前宋代笔记研究亟待进一步深入之处。
第五章，情与趣：宋代笔记的文体特征。本章纵向勾连晋唐以来的笔记传统，横向联系宋代文化思潮，依照文体内涵显示的内外两方面，选择外在的叙事特征、语言风格以及内在的审美特征作为探讨对象，考察唐宋转型视域下宋代笔记文体特征的新变。叙事方面，宋代笔记在概括性的历史性叙事中，客观记录亲身所历之事，表现出文体兼容的写作倾向。语言方面，宋代笔记脱离于唐传奇“史才、诗笔、议论”的用语窠臼，亦不如载道的史传著作受庄严整饬的语体风格的束缚，不避俚俗，且又有经典骈语的用词方式，形成了自身明快简约的语体风格。审美特征方面，宋代笔记由魏晋时的虚幻走向日常，志怪内容逐渐减少而世俗人文因素日渐增加，呈现出书写对象日常化与书写方式人文化的特征，“情”与“志”的精神世界得到开拓，笔记的风格日益丰富多样。
第六章，澄净与忧伤：宋代笔记个案中的心境呈现。宏观研究之外，对笔记的个案研究也非常必要。大家名作是一个时代的经典，宋代笔记的历史价值，也体现在这些经典作家作品中。通过个案，可以展现宋代笔记的文学成就，揭示宋代笔记书写本心，反映出社会流动的新变化，士人面貌、志趣的改变，更加真实具体地反映时代思想及文风对笔记创作的影响。其一，通过对《归田录》日常书写之风貌与意义的考察，揭示其关注个体日常生活、表现内在情韵的文本因素为后世笔记创作提供的新的审美视角。其二，通过对《东坡志林》的审美趣味与书写途径的考察，揭示其使笔记体作品由以往的客观记述转向为以表达内在心绪、情感和义理为主的文体的重要价值。其三，通过对“石湖纪行三录”的人文化书写与地方观念的考察，把握其在一定程度上彰显的特定时代的文化精神与审美取向，及其所形成的新的结构性力量。其四，通过对周密笔记作品中关于时间书写、离散书写以及历史书写的探析，揭示周密笔记跳出传统官方形态的另类历史书写模式，以及在对待生命和人生意义方面所具有的典型意义与独特的认识价值。
第七章，宋代笔记的影响与地位。首先从宋代传记、别集著录笔记的情况、笔记的文体形式等方面分析宋代笔记创作理论的发展；其次，考察宋代笔记对明清小品文创作观念、书写性灵、创作风格等方面的影响。宋代笔记是笔记体制演变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较之以往，独立的文学品性更为明显，文体自觉得到增强，规范着后世笔记作品创作的范式，塑造了后人对此体的基本认知。宋代笔记开启了笔记文体朝向现代的自我革新，它以与生俱来的缺乏统一性之矛，攻宋代道学和正统权威之系统性、一致性之盾。从这点上看来，各笔记之“体要”与“体貌”虽有不同，但其对真实见闻的展现、对个人经验的张扬，却是共通的，这也使得笔记作为一个文体，有了凝固的精神内涵。其关注个体日常生活，表现内在情韵的意蕴内涵，对明清小品文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书虽立足于宋代笔记，但希望通过与纪事的历史散文、前代笔记文体的比较，从文学史的角度，重新审视宋代这段历史文化带给笔记作者创作的影响，以便回归宋代笔记创作的具体的历史语境，充分把握宋代特定时段中笔记文体的思想内涵与文体特征。
另外，由于宋代笔记的一些具体作品仅被当作文献资料而被忽视，致使学者在研究时无暇顾及作品本身的文学性和其中所呈现的作者心境，本书就此作一些弥补工作，即通过结合时代背景考察四个笔记个案，分析笔记作者的心境变化历程及其在笔记中的呈现情形，把握笔记书写性灵的散文文体特征。具体而言，本书主要采用以下诸种研究方法：
（一）文献分析法。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资料的查检，力图在收集材料上穷尽宋代以及后代所有关于宋代笔记作品的撰述、成书与评价的相关资料。
（二）定量定性分析法。凡文中关涉某项具体内容的分析，尽量制作统计表、数据表，得出具体数据，使要说明的问题更具科学性。
（三）比较分析法。分析宋代笔记的文体属性与文本特征时，需要通过与纪事的历史著作、传奇、诗话等文体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才能得以呈现。
（四）知人论世法。主要针对撰述笔记较多的作者，了解其生平、创作思想，撰述笔记的时间、动机、目的以及所处的时代背景等，借此明其撰述时的心境与对其创作风貌的影响。
（五）多学科相结合的阐释法。力图打破笔记研究文史的惯用写法，在论述中融入哲学、史学、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文艺学、美学、语言学等知识的多学科相结合的阐释方法。
（六）整体与个案研究并重法。在描绘宋代笔记发展与文体特征的同时，也注重研究笔记大家、主要笔记作者等个体的笔记特征与贡献。
对历代笔记的数量目前尚无确切统计，而宋代笔记数量超过前代是可以确定的。据《全宋笔记》统计，宋代笔记共有四百七十七种之多，极盛确然。本书的重点不在统计宋代笔记的数量，而是尽可能搜罗与宋代笔记相关的文献资料，综合分析宋代的笔记文体。
笔者本着尽可能完备的原则，依据刘叶秋先生对笔记概念的界定搜集资料，大致搜检“四库”大系、《历代名臣诗文集汇编》、《丛书集成》初续编、《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新兴书局《笔记小说大观》、广陵古籍刻印社《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笔记小说大观》、河北教育出版社《宋代笔记小说大观》、大象出版社《全宋笔记》、已出版的单行本笔记，以及上海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以“笔记”或类似“笔记”为关键词检索到的目前尚未出版的部分笔记作品，作为本书的主要研究资料来源。
(1)参苗壮：《笔记小说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页。
(2)〔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万有文库》第24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43页。
(3)马月华：《笔记文献的史料价值及笔记文献信息的开发》，《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4)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1编第1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3页。
(5)浦江清：《浦江清文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183—184页。
(6)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年，第2—3页。
(7)〔宋〕史绳祖：《学斋佔毕》，《丛书集成初编》第313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31页。
(8)陶敏、刘再华：《“笔记小说”与笔记研究》，《文学遗产》2003年第2期。
(9)《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13页。
(10)钱仲联等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第1848页。
(11)钱仲联等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第1848页。
(12)《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文学分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245—246页。
(13)陶敏、刘再华：《“笔记小说”与笔记研究》，《文学遗产》2003年第2期。
(14)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年，第4—5页。
(15)谭帆等：《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77页。
(16)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68页。
(17)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5册，上海：上海书店，1983年，第70页。
(18)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5页。
(19)邓广铭：《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
(20)徐吉军：《中国古代文化造极于宋代论》，《河北学刊》1990年第4期。
(21)周膺、吴晶：《南宋美学思想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页。
(22)〔日〕和田清著，吉林大学历史系翻译组、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翻译组译：《中国史概说》，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99页。
(23)内藤湖南认为中国从宋代开始进入近世，并列举了八个特征：贵族政治的衰落和君主独裁政治的兴起、君主地位的变迁、君主权力的确立、人民地位的变化、官吏录用法的变化、朋党性质的变化、经济上的变化、文化性质上的变化。参〔日〕内藤湖南著，夏应元等译：《中国史通论》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23—335页。
(24)〔日〕和田清著，吉林大学历史系翻译组、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翻译组译：《中国史概说》，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27—128页。
(25)〔美〕费正清、赖肖尔主编，陈仲丹等译：《中国：传统与变革》，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7页。
(26)钱穆：《理学与艺术》，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宋史研究集》第7辑，台北：台湾书局，1974年，第2页。
(27)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90页。
(28)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年，第11页。
(29)李宁编：《小品文艺术谈》，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第43页。
(30)《五朝小说大观》，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据扫叶山房石印本影印，第271页。
(31)〔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万有文库》第24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