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唐代民族文学研究的史料基础

史料是研究的基础，也是一个学科成立的先决条件。梁启超说：“治科学者——无论其为自然科学，为社会科学，罔不恃客观所能得之资料以为其研究对象。而其资料愈简单愈固定者，则其科学之成立也愈易，愈反是则愈难。”(35)包括唐代在内的古代民族文学史料有其独特之处，套用梁启超的说法就是“既不简单也不固定”。不简单，是史料较少、获取较难，需要更多的挖掘；不固定，是相关史料的属性不明确、典范性较差，需要更多的阐释功夫。较之其他时代，上述特点在唐代更为明显，这也是相关研究一直无法形成系统的重要原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相关史料没有开拓的空间。

要解决史料少、史料缺乏典范性的问题，更多需要深度挖掘和阐释现有史料。挖掘史料的一个工作就是扩大“史料”范围。梁启超说：“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36)倘若根据他这个定义，史料的范围可以说是非常的广泛。梁氏进一步将史料分为两大类：在文字记录以外者，在文字记录者。具体又分为若干类。当代文学史料学著述也罗列了很多类型的文学史料，从研究的角度而言都是可以挖掘的。

一、唐代民族文学史料的开拓方向

唐代民族文学史料的挖掘，无外乎传世文献与新出文献两大类型。就前者而言，尚有如下一些可开拓的空间。

首先，唐代诗人、文人“民族识别”还有很大余地。狭义的“民族文学”研究要求作家必须是少数民族，但确定古代民族作家的族源、族属身份是一件棘手的事。古代史书、文集中有大量人物传记，对于少数民族往往有族源介绍，或者有意“标记”族属。姓氏书、谱牒中也会标记人物族属信息。当然，这些信息需要综合起来看。比如《元和姓纂》中有“云安冉氏”，称“盘瓠后冉駹之种类也，代为巴东蛮夷酋帅”(37)，南朝陈时南康太守、巴东王冉伽轸家族，入唐后至高位，亦颇有文学，可谓南方民族文学的宝贵资料，惜未曾引起学者注意。中古史书、姓氏书、谱牒材料众多，整理、考订的工作也是一门专学。幸运的是，前辈学者已经打下了坚实基础。如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即有大量历代内迁少数民族人物表、少数民族家族世系表、胡汉通婚表等等，是对传世文献相关史料的汇集。另外，关于中古胡姓研究的一些经典著作，也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如姚薇元《北朝胡姓考》、陈连先《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等。中古胡姓综合考订或者个案剖析，近年又成为学术热点，不断推进中古“民族识别”工作也是古代民族文学研究需要关注的。

其次，传世文献中典范的唐代民族文学作品还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受制于既往的民族知识和文学观念，学者们对于唐代民族文学的范围认识过于狭隘，以至于难以发现相关的作品。事实上，如果系统梳理传世文献，辅以更为灵活的民族观念，唐代民族文学作品量能在很大程度上扩充。除了典范的诗文材料外，其他一些文类也可以进一步扩大范围。如唐代数量丰富的笔记小说，其中不乏典范的民族文学作品。如《酉阳杂俎续集》中记录的故事《叶限》，文末说：“成式旧家人李士元所说。士元本邕州洞中人，多记得南中怪事。”(38)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南方民族口头文学作品。另外，古典图书分类系统下，除了集部的文献，经、史、子三部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唐代少数民族著述，从“大文学”“杂文学”的观念看，这些著作也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佛、道二藏文献。中古时期，非汉人出身的各族高僧、高道翻译、纂述、笺释的佛、道典籍众多。唐代梵僧、胡僧译经情况，以《贞元新定释教目录》“总集群经录”著录统计，武德元年至贞元十六年，“传译缁素已有四十六人，所出经律论及传录等，总四百三十五部二千四百七十六卷”(39)，其中非汉族高僧作品25人、255部、605卷，分别占到50%、59%、24%。其中不乏文学水平高、研究价值大的作者和作品，如不空、法藏等高僧的著述今人已有整理。

传世文献之外，新出文献是唐代民族文学史料有待挖掘的“富矿”。新出文献的范围很广，包括新出土、新出版、新发现的文献。与唐代民族文学关系比较密切的是敦煌文书和新出石刻文献。下面试从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文书及其他一些特殊新出史料举例说明。

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文书中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学资料，其中有数量不少的民族语言（包括于阗文、梵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古藏文等等）文书，体裁包括书信、诗歌、散文、戏剧等等，是最典范的民族文学作品。比如敦煌写卷Or.8212、Ch.00269、P.2027、P.2786上的于阗语韵文书简，“文句大体相同或相似，和汉人的一些书仪类似，有些写本有具体内容，大多是在敦煌的于阗人写给家乡父母或师长的问候信，也是于阗语文学作品的组成部分”(40)。粟特文写卷文学作品，如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出土的粟特语书信（编号GXW0114），可以看出汉语书信格式影响的地方(41)。粟特语文献中还有一些佛教文学作品(42)，如《须达拏太子本生经》，是佛陀前世故事，约1500行，篇幅宏富，蔚为壮观；还有一些仪式文献，如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祈雨文书（编号Pelliot sogdien 3），其中包括一段“风神之诗”，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43)。新疆哈密出土的回鹘文写本《弥勒会见记》，是一部包括二十七幕的佛教原始剧本，被称为“我国维吾尔族的第一部文学作品，同时也是我国民族（包括汉族）现存最早的剧本”(44)。诸如此类的民族语言文献为国际汉学的研究热点，有待系统整理观照。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保存的大量汉文学作品不少出自少数民族作家手笔。其中一些依托于各种宗教文献存在，比如《摩尼教残经》《下部赞》《大秦景教宣元本经》等“三夷教”经典，或为内迁胡人辗转引介、转译、转述，其中不乏珍贵的文学资料(45)。一些则为典范的诗文作品，如敦煌词《献忠心》调“臣远涉山水”“募却多少云水”，《赞普子》“本是蕃家仗”，以及失调名“（上缺）褰旧戎装，却著汉衣裳”残篇，从情调、口吻和内容都表现出周边民族对大唐的向化之意，一般认是西北少数民族文人献给汉族权臣的作品(46)。另外，敦煌文书中还保留了不见于传世文献的唐代少数民族人物诗歌，比如突厥族裔哥舒翰《破阵乐》、浑惟明《谒圣容》，沙陀后唐皇帝李存勖《皇帝癸未年膺运灭梁再兴（缺四字）迎太后七言诗》等。诗歌之外，其他文学类型作品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也有丰富的遗存，其中不乏隋唐时期胡族作家的作品，如薛道衡的《典言》、陆法言《切韵序》、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还有作者不详但涉及对象为胡族的，如《回鹘上后梁表》《康大娘遗书》《归义军节度使曹致蕃官首领书》，等等。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还保留了边裔地区胡族学习汉文学的一些痕迹，很多习字、抄书写卷上有胡族人物题名。如吐鲁番文书有唐景龙四年卜天寿抄《论语郑氏注》《十二月新三台词》及五言诗，在抄书空白处他还作了一首“打油诗”(47)。卜氏本为匈奴贵姓，卜天寿或为当地的少数民族，从这一文书中可以看出他学习汉人诗文的具体情况。近年新获吐鲁番文书中，也有一件唐代西州时期抄写佚名五言诗及隋代岑德润《咏鱼》诗的习字残卷(48)，可能出自西州学生，反映了中原诗文在当地的传播。

新出文献也包括近现代以来新发现、整理的谱牒文献、地方志文献、民族志文献、域外文献等等。比如当代民族学者整理的彝族诗学著作《彝族诗律论》《彝族诗文论》等等，研究者认为可能成书于魏晋至唐宋时期(49)，已写入一些民族文学史中。类似的民族志文献、民间文学文献也是唐代民族文学史料应该关注的。

除了文字资料，新出土文物中还有一些与文字具有“互文”关系的资料，与民族文学研究密切相关，比如墓葬图像、雕塑、器物、遗址等等“历史文物”也属于“史料”。有学者发现，族群观念、记忆集体，常常通过各种媒介，“如实质文物（artifact）及图像（iconography）、文献，或各种集体活动来保存、强化或重温”(50)。换言之，这些“历史文物”也能发掘其中的族群文化和观念，是民族文学史料“多重证据”链条中的重要环节。

二、唐代民族文学史料“家底”的整体观察

经过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充分挖掘，现在可以对唐代民族文学史料的“家底”进行一个整体观察。诗人和诗作的情况，我们初步统计了《全唐诗》《全唐诗补编》及新出文献中可考唐代少数民族诗人及其作品数量的情况，得少数民族诗人200余位，作品6000余篇（残句视为一篇）。根据尚永亮师对唐代诗人3228人、诗50454首的统计(51)，则少数民族诗人、诗作分别占比6%、12%。这算是一个比较亮眼的数据，真实的体量应还在其上。当然，作品数量主要是因为三大诗人白居易（西域胡）、元稹（鲜卑）、刘禹锡（匈奴）的加持（李白族源争议较大未算进去）。但是即便扣除三大诗人，剩下的作品也是相当可观的。

唐代少数民族散文及作者的情况，我们也作了初步调查。《全唐文》（包括《唐文拾遗》《唐文续拾》）1088卷，收录唐五代文章共23029篇，作者3532人(52)；陈尚君《全唐文补编》178卷，补文近7000篇，作家2600余人(53)。二者合观之，唐文1266卷、30000余篇，作者6100余人。其中，可考少数民族作品约100卷、3700篇，作者290余人，分别占9%、12%、5%。因为族属判断采取相对较严的标准，加之学力所限，未被识别的应该还有不少，所以真正的比例应该更高。另外，近年新出墓志中也发现了数量可观的少数民族作者，经过大致的梳理，计270余人、320余篇。随着研究的推进、新出墓志的不断涌现，这个数字应该还会不断增大。如果考虑特殊的作品如佛教经、律、论、文史著述，相关文献量还可以进一步扩充。

上面统计的作品、作者情况，可以说就是唐代民族文学研究基本史料的“家底”了。进一步而言，数据背后还有一系列问题值得探究，比如唐代民族文学发展的族群差异、代际变迁、社会分层、地域结构、文学样式特点等等。这些问题与不同民族、部族内迁的时间和规模、汉化进程、家族文学积累、地域文学熏习等因素有关。以往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都是从个案的角度展开，就是因为对于史料的掌握不够全面。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家底”，就可以进一步验证有关唐代民族文学的宏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