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晚唐的儒学在哲学史与思想史研究中，一直是广受关注的历史时段，唐代儒学与文学的相关考察，亦同样以此时段为研究的焦点领域。但由于在问题与方法的调整与更新上，并不足以形成与哲学史对话的可能，甚而亦并无反思的高度自觉，中晚唐的儒学与文学研究遂呈现出话题上的交叉与重复。“常规的话题”在较长时段的学术史视野中，极易呈现出与“常规方法”“常规偏好”高度叠合的“常规面向”。“似曾相识”加固着“常规话题”研究的合法性，但也潜滋暗长着思想的惰性并进而过早地耗尽话题的生命力。最近数十年来的中晚唐儒学与文学研究虽然取得了甚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在处理儒学与文学之关联时，却每每聚焦于诸如“修辞明道”“歌诗合为时而作”的诗用层面或“文本于天”的文道层面，即或研究者大多有关注书写者之个性与遭际及形式与技法的自觉，因研究范式固化所造成的儒学之历史特性常为“观念之共性”所替代的研究态势也难以根本扭转。甚而，对于儒学历史特性的忽视，不过是研究者对“思想与文学”之研究如何深化缺少反思热情的特定表征。儒学一如其他思想，本为应对问题而生，此问题或为直接之人生、社会问题，亦可为间接之学术问题，理解儒学要在于理解其所欲应对之问题；而其所欲回应之基本问题通常又凝缩为数对核心概念之关系，如天人、利义、情性与群己等。由此，儒学的历史特性即通常展现于核心观念的历史样态与应俗而变中，儒学与文学的内在关联也奠基于此。在儒学作为知识、价值甚至信仰之基本框架的时代，今日的文学史研究似乎过度强调了“文学的纯粹性”；抑或学科分化过程中对于“文学”边界意识的强化，弱化了文学研究跨界的冲动与自觉。在古典文学研究标示边界的同时，常常会忽视在思想与文学互动的研究中研究理路偏于静态的异中之同，即注重探究文学“为何写”“写什么”而较少触及“思想如何内在于文学”与“文学如何呈现与引导思想”间的内在关联。故而，研究者在处理思想转型与文学转型的关联问题时，常会留下难以弥合的缝隙。似乎在某种意义上，作为“思想者的文学家”依然是文学史研究上的一个虚位已久的空位。而由此问题自然延伸而及的“政治与文学”关系的讨论，则更难见到较有系统且可为文学或周边学科提供有益参照的研究成果(6)。作为一种具有覆盖效应的思想资源，儒学对于政治生活的影响，既体现于其对政治观念与政治行动合法化的能力，也展现在其所能提供的制度、仪式与器物诸层面。儒学在为政治与社会生活提供话语言辞参与构建社会共识的同时，也深度影响着社会群体的感知框架与感觉世界。故而，对于政治社会而言，儒学的影响全面而深入。与之相应，中晚唐时期政治对于儒学的影响，则多在于问题设定与言说方式之正统与异端的标划。在相互的期待与制约中，儒学与政治生活会呈现出一体与疏离交织的历史样态，而文学（语言）则是思想与政治相互作用的基本方式。由此，政治／思想的文学维度以及文学的思想／政治维度，若不能得到深度考量，而依旧止步于对“政治与文学”关系的常规理解，思想与文学的考察，也不免推进乏力(7)。虽然唐代的儒学与文学之问题目前尚无系统之研究，但本研究无意于以“填补空白”为研究的合法性依据(8)，而是尝试通过以儒学的核心概念为考察视角，描述唐代前期儒学在天人、文质、情性诸观念层面对文学的影响，儒学对于政治与社会问题的回应，以及文学在应和儒学的同时因其强大的书写传统而向儒学提出应变之要求的历史过程。但此种尝试的目标设定，却因其所遭遇的难题，而不得不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