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太平天子：合法性论证之五

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既可自“发生的进路”入手，着力于正当性的论证；亦可由“目的进路”入手，以证成性为论述要点(62)。虽然在中古的政治生活中，并无正当性与证成性的自觉区分，但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证成性自然而然地成为与正当性并行的合法性叙述进路。前瞻性的证成性固然无法为“新王”推导出回溯性的正当性，但政治权力本身对于证成性的依赖及证成性话语所可能产生的引导与覆盖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正当性的缺陷。以目的性进路而言，政治合法性的论证，首先表现为“理想未来”的设定。

何晏《论语集解》之《八佾》第三“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条：

孔（安国）曰：“《韶》，舜乐名也，谓以圣德受禅，故曰尽善也……《武》，武王乐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尽善也。”(63)

郑（玄）注：“《韶》，舜乐也，美舜自以德禅于尧；又尽善，谓太平也。《武》，周武王乐，美武王以此功定天下；未尽善，谓未致太平也。”(64)

皇侃《疏》：天下万物乐舜继尧，而舜从民受禅，是会合当时之心，故曰尽美也。揖让而代，于事理无恶，故曰尽善也……天下乐武王从民伐纣，是会合当时之心，故尽美也。而以臣伐君，于事理不善，故云未尽善也。(65)

在以上诸家的注解中，《韶》尽善尽美无异议，而对于《武》未尽善的解读，却有“以征伐取天下”的正当性进路与“未致太平”的证成性进路的差异，由此差异可以明确看出注者及其所属政治群体政治理念与政治诉求的不同。而《五经正义》于“《武》之未尽善”则认同郑玄的注解。以《武》之“未尽善”为文德未具使然，既绕过了“以征伐取天下”“以臣伐君”的正当性问题，复使“新王”的证成性进路获得了经典与历史经验的指导：

贞观初，太宗从容谓侍臣曰：“周武王平纣之乱，以有天下，秦始皇乘周之衰，遂吞六国，其得天下不殊，何祚运长短若此之相悬也？”尚书左仆射萧瑀进曰：“纣为无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诸侯不期而会。周室虽微，六国无罪，秦氏专任智力，蚕食诸侯。平定虽同，人情则异。”上曰：“不然，周既克殷，务弘仁义；秦既得志，专任诈力。非但取之有异，抑亦守之不同。祚之修短，意在兹矣。”(66)

太宗以武王与始皇取天下不殊，当出于对先唐以来言说传统的刻意漠视。于此所传递出的信息则在于对于“起点”问题的搁置，如何能致“尧舜之太平”方是贞观朝政治生活的核心话题(67)。“太平”的政治理想，发端于《公羊》学，后经东汉古文经学家之手充实完善，目的与路径兼具(68)。魏晋以来，“太平”理想又为道教所利用，成为道教千年王国的梦想(69)。故而及唐初时，“太平”之说已糅合儒家、谶言、方术及道教文化甚或佛教弥勒信仰的诸多因子，实为中古影响巨大的政治文化理念。

当权力的更迭完成，进入政治运作的具体过程时，证成性在政治合法性论证中的位置也随之提升，当政者政绩的展现即成为合法性论证的主要手法。此亦为目的论进路的方式之二：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加以从谏如流，雅好儒学，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又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70)

虽然太宗登基经历了玄武门的血腥政变，但宫廷内部的权力更替并未引发外廷的剧烈动荡，武德贞观间的权力交替大体平稳。故而，贞观之初所继承的是高祖武德九年来的政治遗产。内忧外患的时局与人心安定的两歧书写，却传递着武德朝国政的窳败与太宗朝政治的清明。或许这段文字的书写者并无明显的抑扬之意，但字里行间自行流露的情感却更能说明一般性的历史真实。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天可汗”的称号，四夷宾服络绎朝贡的盛况，为贞观朝涂抹上令人目眩的色彩。伴随盛世来临的郊庙祭祀乃至最高等级的封禅均成为“贞观之治”的展演。在一幕幕盛大、华美演出的推波助澜中，遥不可及的“太平”理想，终于转化为贞观时的地上生活，“太平天子”的荣耀属于蓝图的践履者——唐太宗。据《新唐书》卷三五记载，贞观十七年秋八月，凉州刺史李袭誉献瑞石，上有铭文曰：

高皇海出多子李元王八十年太平天子李世民千年太子李治书燕山人士乐太国主尚汪譂奖文仁迈千古大王五王六王七王十风毛才子七佛八菩萨及上果佛田天子文武贞观昌大圣延四方上不治示孝仙戈八为善

铭文无断句亦多含混处，但前半部分则较为清楚。太宗对此铭文甚为重视，遣使致祭并认同铭文“太平天子”的指称。据孙英刚的论断，此石上铭文与贞观后期李治立为太子的政治事件关联紧密，可视为李治立嫡的正当性依据之一。当立储进入胶着之态时，太宗“太平天子”的身份成为确认李治“千年太子”地位的合法性资源，足可推见政治生活中证成性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