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连德

来到槟榔屿，原本是为了寻找孙中山的足迹，这是他全球旅行的重要一站。但到达后，另一位中国人更引发我的兴趣，1879年出生于此的伍连德（Wu Lien Teh），此时突然活跃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倘若孙中山试图治愈的是近代中国的政治疾病，伍连德则是更具体的疾病的克星，他领导了1910年东北鼠疫的医疗战役，是现代中国卫生系统的缔造者。突然暴发的新冠疫情，让中国陷入巨大的恐慌，也让这个被遗忘了多年的名字，再度浮现。人们对历史的兴趣，总与现实危机紧密相连，尽管对伍连德的信息所知甚少，却认定他代表了昔日中国的某种理性与希望。

“男女老少都来此点着红色蜡烛和线香，下跪祈求健康和财富……无数点燃的香烛所产生的浓烟，使人几乎窒息。”大年初三的观音庙，就像伍连德笔下的回忆一模一样。这一天寺庙发红包，很多印度人也挤在人群中。

伍连德就出生在这个观音庙旁，是一位金店老板之子。1850年代初，伍祺学从广东新宁（今台山市）到此讨生活，这是很多广东、福建人的选择。他们被官僚腐败、内战、贫困驱赶着，去南洋、金山寻找新的人生希望。他只带一个枕头、一副草席而来，凭借灵巧的双手，从一个金铺学徒到拥有了自己的生意，雇用了其他伙计。他娶了一位当地的客家女人为妻，他们孕育出一个十一个子女的大家庭。出生于1879年的伍连德，在家中排行第八。

最初知道伍连德的名字，是因为林文庆与宋旺相。后两者都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新加坡华人社会的重要人物，他们接受了最佳的英文教育，却对中国有着强烈的归属感。林文庆更是直接卷入近代变革，与康有为、孙中山过从甚密，支持他们的政治行动。伍连德则以另一种方式应对了近代中国的危机——公共卫生危机。

这个时刻，我了解他的冲动前所未有的强烈。我从网上找到了伍连德自传，这是一次妙趣横生、又极富现实意义的阅读。自传从他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刻开始。

1910年12月24日，当伍连德抵达哈尔滨时，他最担心即将到来的春节。次年1月31日，中国人将走亲访友，它可能导致病毒的大规模传播。

这个年轻医生，骄傲且敏感。他有理由骄傲，年仅三十一岁，已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帮办任上坐了三年，他有当时中国人少见的世界经验，曾在剑桥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在英国、法国与德国都从事过细菌学研究。他还身负重任，要应对东北突然出现的鼠疫。

9月初，一些病例开始在满洲里出现。患者多是农民，以捕获旱獭为生，这种啮齿类动物的皮毛，经过染色可以仿制成黑貂皮，高价出售。他们在高烧、咳嗽、咳血之后死亡，皮肤变成紫色。

这个中俄边境城市随即陷入恐慌，人们开始购买火车票，沿着铁路涌向东部与南部，很多人在哈尔滨下车。在哈尔滨附近的小镇傅家甸，病例从11月1日的二个增加到12月中旬的每日八至十个，没人知道原因是什么，包括经验丰富的老中医，即便他们是很多患者唯一可以求助的对象。

伍连德与他更年轻的助手，依赖的是另一种方法，他们随身携带了“贝克牌袖珍显微镜”，“各种染色剂、载玻片、盖玻片、盛着酒精的小瓶子、试管、针头、解剖钳……三大打盛有琼脂培养基的试管”。他们还准备解剖尸体，以了解病毒的根源。

他们先是前往傅家甸。一进入这个小镇，他就发现“居民惶恐不安、大祸临头的气氛。到处都有人交头接耳议论。人们谈论着高烧、咳血和突然的死亡，谈论着路旁和旷野被人遗弃的尸体”。地方官倍显无能，据说，同知章大人身穿一件肮脏肥大的长衫，给人一种效率不高或不足为信的印象。即使一些简单问题，他也回答得吞吞吐吐，模棱两可。

也是在傅家甸，他得到了一个解剖尸体的机会。中国人遵循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传统，死者的家人或是收容者拒绝这一“野蛮”的行径。一个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女患者成了第一例。据记载，伍连德与其助手切除胸软骨部分后，将粗大的注射器的针头插进了右心房，吸出足够的血液，放在两个琼脂试管里培养细菌，并用显微镜载玻片涂片观察。然后又切开肺脏和脾脏的表面，伸进白金接种环，挑取这些器官里的物质进行必要的培养和涂片观察。将感染的肺、脾和肝各取出二英寸乘二英寸大小的组织放进盛有10%福尔马林液体的瓶子里。

确认是鼠疫杆菌后，伍连德特意邀请道台、同知章和警务长在显微镜下观察病菌，试图向一脸茫然的他们解释医学原理。他得出结论，病菌的传播途径并非从老鼠到跳蚤再到人，而是直接的人传人。他建议，在满洲里与哈尔滨之间实行严格管制；派人巡查其他道路与河道；傅家甸也要提供更多房舍收留病人，隔离患者，京奉铁路也必须采取防疫措施。

他还深知国际合作之必要。当时哈尔滨不仅是一座中国的城市，也是大量俄国人的聚居地，事实上，它正因修建西伯利亚铁路而起。他要赢得俄国铁路管理局总办霍尔瓦特将军的支持，借用货车车厢隔离病人，他还逐一拜访日本、英国、美国与法国领事。他的专业训练与流畅英文并未赢得相应的尊敬，他的黄皮肤面孔以及背后的中国政府，让这个年轻医生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之后的半个世纪，中国陷入一次又一次危机，它自我革新的速度常常比不上腐朽、衰败的速度。这场鼠疫不过是它遇到的诸多危机之一。在当时的北京，一场更大的政治危机也日益突显。流亡海外的孙中山、康梁的声音暂时微弱下去，但国内的变革呼声却日益响亮。从杭州到武汉，从南京到西安，各地的请愿团体都一波接一波提出迅速立宪的主张。这个体制的根本矛盾已不可回避——清朝已没能力统治这个庞大的帝国，他们的无能导致了全方位的失败与屈辱。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在两年前几乎同时离世，让这个本就摇摇欲坠的政权，失去了最后的黏合剂。年轻的醇亲王与他的满人权贵们的本能反应是继续收紧控制，排斥政治参与。

在这样的全面危机中，一场鼠疫也必然会被高度政治化。俄国人与日本人正在争夺在“满洲”的影响力，他们多少期待借由这一事件扩张自己的权力。因此，伍连德之行也充满了政治含义。

我从中华街走到国王街、皇后街，想象伍连德童年成长的印记，也多少理解为何伍连德能在1910年危机中脱颖而出。如果他1879年出生于家乡新宁，聪颖、勤奋且运气好，他可能在1905年废除科举前，获得一个功名，也可能东渡日本，成为孙中山或梁启超的追随者。他是不太可能接受西式的医学教育的。而在槟榔屿，他一开始就成长于多元文化中，进入英文学校大英义学读书，接受了当时流行的绅士式教育，学习文学，热爱体育，注重团队精神，对人公平。考取“英国女皇奖学金”让他有机会前往英国接受教育——这也是帝国统治术的一部分，在殖民地中选拔精英，接受最优良的教育，让他们成为当地人与伦敦统治者之间的桥梁。剑桥提供的训练与国子监、翰林院截然不同。他也在前往伦敦的旅途中，剪掉了脑后的辫子，以一名现代绅士自居。在接下来的时光里，他穿梭于东西方，在他语调轻快的自传中，很少提及当时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东方之衰落不仅是制度与技术上，更是人种的。这身份上的困惑也必定给予他另一种动力，他要在各方之间保持平衡，也要更依赖于自己的能力，除此之外他没有任何依靠。

当他返回海峡殖民地，则要扮演双重角色。他既是一名医生，也要扮演社会改革者的角色。他写文章呼吁华人社会的革新，成立禁烟协会，抵制鸦片，呼吁女子教育。他也招致了孤立与报复，被人陷害私藏鸦片，蒙尽羞辱。

恰在此刻，施肇基的邀请到来。他比伍连德年长两岁，虽出生于江苏吴江，却没有走上才子文士之路，而是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接受英文教育。他后来赴美成为使馆翻译，旋即令人惊异地辞职，进入康奈尔大学读书。1905年，他一回国，就加入了端方与戴鸿慈领导的宪政考察团，途径槟榔屿时，他与作为社区领袖的伍连德相识。作为当时少量接受过纯正西方教育的新人物，他们必定惺惺相惜，他们更知道中国的困境与局限。

抵达中国后，伍连德展现了高度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在正打算前往北京时，慈禧与光绪先后离世，接着他在天津陆军学堂的保护人袁世凯下野，他迅速找到了新的保护人，为了拜见陆军大臣铁良、肃亲王这些满人权贵，他熟练地穿好了清朝官服。

在天津任职时，他遇到一小群昔日的留美学童，他们曾随容闳前往美国读书，突然改变的政策中断了他们的学业。此刻，他们已人到中年，回到中国多年，却“依旧说着英语”，回忆往昔。与同代的日本留学生不同，他们从未进入政府核心，发挥他们的优势。

伍连德比他们幸运。哈尔滨给他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舞台。国际压力加速了北京的紧张，更多的志愿者前去哈尔滨支援。其中北洋医学堂的法国首席教授梅尼的遭遇尽管不幸，却极大地帮助伍连德获得了威望。1911年1月2日抵达，这个傲慢的法国人期待取代伍连德，成为防疫事务的负责人。三天后，当他检查病人时，没有听从伍连德的建议佩戴口罩，随即被传染并去世。连这位权威都无法自保，这加剧了恐慌。恐慌使防疫工作加速，人们普遍接受了口罩，所有的官员与群众也开始摆脱之前的迟钝与麻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