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呼唤中国学术的原创时代

方松华

在这物欲横流、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在这人类文明经受考验的严峻时刻，仍然有不少中国的学者坚守象牙之塔，“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值此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建所60周年之际，我们开始推出《中西哲学比较与文明史研究丛书》，既是为了致敬哲学所创所60周年，缅怀李培南、冯契、周抗先生等前辈先贤，也是为了薪火相传，展现中青年一代学者的专业精神以及他们的天下意识和家国情怀。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方向上起步较早，特别是在风起云涌、思想解放的20世纪80年代，哲学所发起召开了全国首届“东西文化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不久集全所之力出版了《东西方哲学比较研究》等一批专著。新世纪以后又开始着力于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作为中国近现代哲学主题之一，旨在从中西哲学源流两个方面来探索哲学的元问题，这一难题引发了古今中西各种哲学思潮与流派的激烈论战。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大约肇始自16世纪，但是中国学者对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自觉还是要到20世纪才产生：从中西文化与哲学的优劣比较，到依傍西方哲学概念谱写中国哲学史，再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哲学进入蔚为壮观的创体系时代。一直到20和21世纪之交，中国哲学才真正告别模仿的时代，开始涉猎中西方哲学的开端、形态、要义乃至进一步追问“什么是哲学”这样的元哲学问题。经过一百多年来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以西方传统哲学为主流的哲学观念正从其根基处开始有了历史性的突破。我们希望不失时机，进一步深入开展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为这一人类哲学史上可能的重大变革做出贡献。

反思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看出，尽管4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举世瞩目，但是当代中国的哲学并没有荣膺引领时代的先声。当代中国哲学不仅与先秦中国哲学的原创时期思潮蜂拥、学派纷呈的子学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就是与近代“五四”古今中西各种思想激荡、精神高昂的时期也相去甚远。如何结束“五四”以来对西方哲学的“依傍”，深刻反思中国现代哲学的创体系时期，进而告别模仿的时代，开启繁盛的中国原创的哲学新时代，这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者的共同责任。

一、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缺失

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现有的全球发展观念，对各种西方理论和学说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为当代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学术思想重构特别是中国现代哲学如何出场即是中国现代学术的一大议题。

虽然近百年来各种学术思潮兴盛，但是大多匆匆而过，深度明显不够。这一方面是因为学术思想原创性不足，另一方面，在学术思想建树方面，始终没有很好地建立起中国的话语系统，更不用说“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思想。究其原因，主要是近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大多是模仿或引进西方模式。就以哲学为例，“哲学”这一学科从名称到范畴再到体系，无不烙有西方哲学模式和方法的印记，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即是由此而起。诸多现代中国哲学家曾经非常努力地试图构建中国现代哲学新体系，可惜大多没有成功，其原因也是在于没有致力于确立中国现代的学术思想。历史上，佛学自东汉传入中国后，经过数个朝代，才使中国化的佛学从创建到成熟；要使我们这个没有断裂的古老的文明雄风再起，当务之急，仍然是一方面要真正吸收、融合西学，另一方面则要更多地关注我们的生活世界，因为它是精神世界和中国现代学术的源泉。

二、中国当代学术流派的空白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经历了各种学术思潮的洗礼：进化论思潮、实用主义思潮、唯意志论思潮、科学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现代新儒学思潮、新左派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等等。而上述诸种文化与社会思潮，如果以学术思潮归纳之，则可以归结为西学思潮、现代新儒学思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三种学术思潮或学术方向。这种学术思潮的多元化原本应该带来当代中国学术与思想流派的繁荣，遗憾的是，我们很少看到当代中国学术与思想流派的告示。

当代中国学术特别是哲学的原创性研究不能只是注重于学科建设、课题申报、研究方法乃至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创新，留下的却是整个学术流派的空白。这是我们以往在中国学术创新中最值得反思的问题。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想的兴盛既要有诸多学派的涌现，也依赖于学者原创能力的展示，以及学术环境的宽松。如果说，时代生活的苦难往往是学术发展的良好契机，那么我们有理由期盼着中国现代思想学派的崛起和文化学术的繁荣。

三、中国学术原创能力的匮乏

当代中国学术的另一个大的问题，是缺乏原创性。尽管近百年来产生了一些学术大家，也出现过创体系的时代，但是相比较于中国学术原创时期的那种思潮激荡、学派众多、哲人辈出的景象，当代中国学术的最大之“失”在于原创性思想的不足和学术大师的缺席。一百多年来，在中国的学术舞台上匆匆而过的至少有十余种比较著名的学术思潮和流派。然而，遗憾的是，它们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有原创价值的思想与学说。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哲学也曾经有过一个创体系的时代，但是深入的研究表明，那些融合中西方哲学的当代中国哲学家试图依据西方哲学的方法来构建当代中国哲学体系。因此，创体系的时代最终变成了模仿的时代。

当代中国学术特别是哲学原创性思想缺乏的原因大约有二。一是时代使然。中国文化与学术在春秋战国时代曾经经历了一个学术思潮激荡、人文精神高扬的伟大的原创时期，其时崛起的诸子百家遗存了中华学术与文化的不朽经典。然而，也许是先哲的思想过于精深，加上历代统治者的作用，使得具有原创性的思想不复再现。虽然也有宋明几代大儒的涌现，但是和先秦诸子相比，毕竟诠释远远大于原创。宋明如此，清代更是注释的时代。这种局面，直到清末民初传统儒学的价值和意义被普遍怀疑、西学蜂拥而入之时才得以改变。

当代中国学术原创性缺乏的第二个原因是职业的分工。由于近代知识的分工，学术越来越成为一种“训练有素”的专业，职业哲学家或思想家虽然有时也具有超越性，却缺乏将哲学视为生活理想的那种时代精神和使命感。正缘于此，孔子和苏格拉底的传人似乎绝迹已久。学术如果同技术一样成为专门的职业，那么，学者的学问与人类文明发展和他的人生将无干系，这正如黑格尔所说：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骛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内心，转回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当然，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也有一些为学术而学术的大师，虽然寥若晨星，却是各个时代学术文化薪火相传的象征。

四、反思中国学术的原创精神

中国的未来呼唤着当代中国学术的原创，而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本身的发展潮流也提出了自主创新的强烈要求。中国学术的传统分类，是目录学上按照部类结集形式之不同所做出的区分，主要有“经”“史”“子”“集”，包括了文史哲和农医百科等内容。直到晚清时代，中国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哲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学科体系与门类，自然科学和逻辑学也相对比较薄弱，连“哲学”这个名称也是通过日本学者转译至中国，意指传统的儒家思想。西方的学科分类是根据研究内容及对象性质不同而进行的分类，它大致分为哲学、自然科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社会科学（经济学、统计学等）与人文学科（文学、史学等）等，由此构成西方现代学术系统。与传统的哲学、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相比较，西方社会科学体系的初步建立大概始于19世纪中叶，西方学术界在自然科学突飞猛进之巨大成绩的影响下，开始探索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移植到对人和社会的研究之中，进而使人们能够像控制自然那样规划并控制人类社会。经济学与统计学便是在这种设想的驱动下产生的，它们的产生乃是现代社会科学诞生的标志。

在此后的大约一百年间，人们界定了一系列的学科，这些学科共同构成了被命名为“社会科学”的诸学科体系而与传统的有着悠久历史的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成为三足鼎立之势。所谓西学就是指以上的学术系统。

近代中国西方现代学术体系的引进和建立大约是19世纪中叶以后开始的。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人开始大量进入中国，并以各种媒介带来西方的新知识。而由于经历了鸦片战争之后的多次失败，清朝政府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推行洋务运动，希望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近代工业和军事装备。虽然他们采取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法来学习西学，而且过度拘泥于器物的层面，但是毕竟对古老的帝国而言是一种新的姿态，同时也客观上导致了西方现代学术体系进入中国。

“五四”以后，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设立与1928年中央研究院的成立乃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的两个里程碑。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的旨趣，是要研究高深学术、培养通才硕学。此后，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如日中天，新的学术规范开始形成，基本学科以及经典著作不断面世，一批大师级的学者业已崛起。而在抗日战争时期，时代生活异常艰难，却激发了知识分子的研究热情，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哲学社会科学创体系时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阶段，其中既有不凡的成就，也有沉痛的教训。目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已经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科门类齐全、研究队伍庞大的科研和教学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和学科设置主要是以哲学、文学、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等学科为主。改革开放以后，根据世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潮流和当时中国发展的需要，建设起一批有较高理论水准和创新能力的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以及立足学术前沿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到目前为止，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级学科有20多种，二级学科已经达到了400多种。与之相应的是，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涌现出了一批海内外知名的学术大家。他们树立起的学术风范，引领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产生世界性影响的大师仍然缺乏。

毋庸讳言，尽管我们已经引进并建立起了相当完备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但是，相较于古代中国的学术原创时代，当代中国原创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仍然薄弱。当今时代，我们太注重于学术的功用，在课题申报、学科建设、研究方法诸方面着力太多，而忽视了哲学社会科学传承人类文明的根本精神。

在春秋战国这一中国学术史上空前绝后、百家争鸣的大时代，各种思潮和学派蜂拥而起，这是中国学术的原创时代，也是后来诸多思潮和学派的原型。儒、道、墨、名、法、阴阳等诸子百家尽管学说不同，方法各异，但对天地宇宙、自然人生、人性善恶、治国方略等都有共同的研究讨论的兴趣，特别是某个学派共同的基本信念、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常常可以汇聚数千门客，从而形成该学派的传统，传承无数年代。先秦以后，中国学术历经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代理学、明代心学，一直到清代朴学的诞生（在西方学术史上则有蒙昧的时代、信仰的时代、启蒙的时代、理性的时代和分析的时代）。当近代欧洲工业革命如日中天、科学发展一日千里之际，清代学者却只知在古籍中寻章摘句，考证校勘。这种从文本到文本的研究，并不是什么实证主义的萌芽，更不是现代科学精神的发端。难怪对清代朴学褒奖有嘉的胡适也认为：这三百年的古学研究“范围太狭，学者的聪明才力，被几部经书笼罩了。况且在这个狭小的范围里，还有许多更狭小的门户界限”。清代朴学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创造力的丧失，大量的注经活动尽管使得清代学术日益精微，但由于清代学者“太注重功力而忽略理解。学问的进步，一是材料的积聚与剖解，一是材料的组织与贯通。前者靠精勤的功力，后者全靠综合的理解”。所以胡适感叹：这三百年中，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冯友兰说得很确切，他说：“清朝人的思想只限于对宋明儒学作批评或修正。但他们的修正，都是使其更不近于高明。”“清朝人很似汉朝人，他们也不喜欢作抽象的思维，也只想而不思。他们喜欢‘汉学’，并不是偶然的。中国哲学的精神的进展，在汉朝受了一次逆转，在清朝又受了一次逆转。”现代新儒学大家方东美说得更为尖锐，他断言：“中国哲学到清初已经死了。”“所有创造性的思想停止了，到今天三百多年，哲学已经死了三个世纪。”方东美先生的评语虽然有些夸张，却道出了中国传统学术在近代日渐式微，并丧失其生命活力的实情。中国近代学术创造力衰败的根源在于清政府政治上的专权、文化上的闭锁，以及科举制度、文字狱等各种原因。“本来明代的学术，已经有了走向科技走向民间的趋向，与西方也开始了交流，发展下去完全可能以自己的方式走向现代。但明清易代，生产力落后的民族建立了对全国的统治，加上满汉之间的文化冲突，开放的思想被严酷的政治体制窒息了。乾嘉学术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不得已的形态。直到清朝末年，欧风美雨狂袭而至，学术思想才不得不因应以变。”

虽然如此，民国以后所引进并建立起来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实质上是对西方诸学科的模仿，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听到对其西方文化侵略本质的质疑。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感恩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进入中国，它不仅给我们带来了西方的先进文明、思想、学术和理念，还有改变中国命运的马克思主义。只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生动实践，亟须我们以创新的哲学社会科学来总结与解读，这无疑要求我们尽快告别模仿的时代，以开启当代中国学术的原创时代。

五、呼唤中国学术的原创时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积累了宝贵的发展经验，为理论创新和学术进步提供了举世罕见的广阔天地和时代场域。

我们生逢一个大的时代，有幸见证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之路。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呼唤中国当代学术的原创，这实质上要求我们去揭示和切入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一方面，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亟待我们总结；另一方面，中国问题、中国发展需要我们引领。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着如此重大的历史使命。为了完成这个重大的历史使命，我们首先要做的无疑是开启思想。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陈寅恪在《王国维墓志铭》中也曾写道：“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运动曾经风靡一时。但是，学术独立与思想自由在当代中国一直付之阙如，而学科体系建设、重大课题设计、学术方法创新等固然重要，但是比之于前者则无疑是末与本之关系。

其次，告别模仿的时代，呼唤中国学术原创时代的到来。中国当代伟大的实践为我们开启了一扇崭新的历史之门，使我们在成就自己的时候也同时在创造着历史。这是当代中国学术原创时代的根基所在。学者选择自己的职业，并不单纯是基于谋生的考量，更是有着更宏大、更高远的精神指向。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应该推进人类的文明进步与具有深切的家国情怀，这也是哲学研究者所面临的职业、事业和人生的艰难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