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审美回归：文化创意的视野与根基

第一章 审美意象的美学溯源与当代建构

中国美学精神是一种“深沉静默地与这无限的自然、无限的太空浑然融化，体合为一”的精神。这种美学精神所启示的世界是一种“道法自然”、虽动而静的生命世界。在这种审美观照中，主体契合客体，与客体的律动同一，在自然顺应法则中表现一种深沉的静寂之美；这是“创化万物，明朗万物”的美学精神。这种美学精神揭示了客体的价值，即客体以其感性存在的特有形式呼唤并在某种程度上引导了主体的审美体验。这就是王阳明说的“我的灵明”与“天地万物”的欣合和畅、一气流通，也就是王夫之说的“吾心”与大地的“相值而相驭”。

中国美学精神强调把意象作为审美体验的对象，关注的是活泼的生命世界，强调主体的审美体验，审美主体运用身心体验生命世界而得到意象，这时，美才得以以“意象”为存在形式最终呈现出来。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中国美学精神是生命的体系，强调“象”，以了解世界的意趣、意味和价值为旨趣。

在全球跨国文化的冲击下，我国城市的意象连续性、可识别性持续降低。从城市认知这一视角来看，北京的城市意象经历了传统文化的断裂和城市意象的碎片化，以及作为媒介景观的北京城市图景的多元和认同的变迁，形成了现代文明下怀旧与消费并驾齐驱的北京城市意象。通过城市文化主题的提炼和文化符号的塑造、多元文化背景下文化认同机制的建构、城市意象的媒体推广与全球营销、城市文化空间的打造等策略，可以实现北京城市意象的当代构建。

第一节 中国美学精神与石涛绘画理论的融合

美学精神是同科学精神、宗教精神相并列，并与之同属于人文精神的一个概念，特指在人类最深心灵与环境世界接触时，以一种审美眼光去观照世界，在主体与客体的交相感应中获得审美体验，达到审美享受的精神状态。不同民族和各个时代的美学精神是以它特有的哲学本体和人生情绪为深沉基础的。

西方美学精神经历了古希腊和文艺复兴两个时期的转变。在古希腊时期，人们所认识的世界是一个cosmos（宇宙），即一个完整圆满的、和谐有序的宇宙体系。这个宇宙是寂静的、自足的，也可以说是有限的。人由于分享了宇宙的这种圆满、和谐与秩序，所以古希腊人的美学精神就表现在尽力模仿理念宇宙，追求和谐、统一和有序的审美享受。古希腊的雕塑充分展现了这种美学精神。文艺复兴使这个神的宇宙逐渐向人的宇宙过渡，无限成了这个宇宙的特征，和谐有序渐渐被混乱无序替代，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背负着苍茫无底的空间”“向着无限的宇宙做无尽的挣扎”。高耸入云的“哥特式”建筑风格、永不停息的浮士德式的焦虑正是这种美学精神的表现，这种美学精神到了近代，对于表现生命、渲染情绪更是情有独钟。总之，这种西方美学精神所把握的对象是与主体相对立、相割裂的客体，不管这个对象是有限圆满还是无尽苍茫。在某种程度上说，西方美学精神具有一种真理层面上的认识意义。这种对真理的认识具有一种征服意义上的快感，正如美学家普洛丁所宣扬的那样：“心灵的伟大就在于对尘世事物的蔑视。”

中国美学精神与上述两种追逐世界的方式都不同。按照宗白华先生所说，中国美学精神是一种“深沉静默地与这无限的自然，无限的太空浑然融化，体合为一”的精神。这种美学精神所启示的世界是一种“道法自然”、虽动而静的生命世界，在这种审美观照中，主体契合客体，与客体的律动同一，在自然顺应法则中表现一种深沉的静寂之美；这是“创化万物，明朗万物”的美学精神，这种美学精神揭示了客体的价值，就在于客体以其感性存在的特有形式呼唤并在某种程度上引导了主体的审美体验，这就是王阳明说的“我的灵明”与“天地万物”的欣合和畅、一气流通，也就是王夫之说的“吾心”与大地的“相值而相驭”。中国的水墨山水画，尤其是清代艺术大师石涛的艺术创作和绘画理论更是把这种美学精神发挥到极致。

石涛作为17世纪中国绘画史上的艺术大师，与几乎同时代的曹雪芹一样，凭借自己的创作实践和艺术理论给后世馈赠了杰出的艺术珍品和理论成果。石涛，原名朱若极，是明宗室的后裔，清军入关，崇祯自缢，父亲被杀，石涛为躲避大难、保全性命而遁入空门，师承名僧旅庵本月，法名为超济、宏济、原济等，号甚多，有清湘老人、大涤子、湘源济山僧、苦瓜和尚、瞎尊者、小乖客、枝下叟、石道人、零丁老人等。石涛一生居无定所，颠沛流离，晚年移居扬州，曾受康熙召见，遍交权贵，很快又遁迹乡野。石涛复杂的身世、多难的境遇、受儒释道的影响，形成了复杂的绘画理论观。石涛的《苦瓜和尚画语录》是一部高度精练的绘画理论杰作，以“一画”论为核心线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画学体系，蕴含了丰富的艺术哲理和审美价值，充分阐释了中国美学精神的特质。

中国美学精神强调所观照的世界是生命世界，这个生命世界是天人合一的世界。这个天人合一的生命世界在石涛那里立于“一画”。他说：“太古无法，太朴不散，太朴一散，而法立矣。法于何立？立于一画。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见用于神，藏用于人，而世人不知。”当宇宙处于混沌质朴的原初状态，是不能称为生命世界的，只有当一画开天、凿破鸿蒙时，天地乃立，万物乃成，而“所以一画之法，乃自我立”，所以确立之初就是天人合一的生命世界。这个天人合一的生命世界正是中国美学精神的关注对象，具有天人同律互动的特征：“人能以一画具体而微，意明笔透”，“信手一挥，山川人物，鸟兽草木，池榭楼台，取形用势，写生揣意，运情摹景，显露隐含。人不见其画之成，画不违其心之用”。一画那人立，一画使天成，所以人能够达到“人不见其画之成，画不违其心之用”的得心应手、无不如意的境地。

中国美学精神所观照的生命世界是具有蓬勃生命力的、活泼泼的生命世界。早在春秋时期郑国子产就说：“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宋代罗大经在《鹤林玉露·活处观理》写道：“诗曰‘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欲观其自得意，皆是于活处看，故曰‘观我生，观其生’”。清代叶燮说：“水之质，空虚明净，坎止流行，而后波澜生焉，方美观耳。若污莱之潴，溷厕之沟渎……曾是云美乎？”活泼泼的生命、盎然的生机才能引起审美快感。石涛更强调生命世界的蓬勃活力，艺术创作要张扬一种旺盛的生命力精神。他在《海涛章》中用澎湃的热情详细地描述了这种生命的活力和迸发的壮观。他说：“海有洪流，山有潜伏；海有吞吐，山有拱揖；海荐灵，山能脉运。”在他的眼中，静默的山脉犹如翻滚的海涛，山亦是海，“山有层峦叠嶂，邃谷深崖，岚气雾露，烟云毕至，犹如海之洪流，海之吞吐。此非海之荐灵，亦山之自居于海也”；海亦是山，“海之汪洋，海之含泓，海之激啸，海之蜃楼雉气，海之鲸跃龙腾，海潮如峰，海汐如岭。此海之自居于山也”。因此，人若动静相隔，排斥这种壮美的生命力精神，是“人妄受之也”。在石涛看来，真正的对于天人合一的生命世界的观照应该是“我之受也，山即海也，海即山也。山海而知我受也，皆在人一笔一墨之风流也”。他尊崇大化流行的生命精神，强调生命世界“处处通情、处处醒透、处处脱尘”的生香活态。

中国美学精神是一种体验美学精神。体验美学不是认知美学，审美活动也不是认识活动。叶朗先生在《现代美学体系》中详细阐释了这种体验美学的特征：“体验以生命为前提，具有时间上的永恒性（无限性），空间上的整体性，方式上的直接性和本质上的超越性。”中国美学精神所把握的是生命世界而不是物理世界，这个生命世界是活生生的、真实的整体，而不是片面的、抽象的真理碎片。人生活在这个有意味、有情趣的生命世界中，人在审美活动中所建构的意象世界，正是这个生命世界的显现。所以中国美学精神强调一种妙悟自失的、流连忘怀的审美体验，它是一个人真实的、活色的世界。这样一种体验美学精神的心态，照石涛的话说是“不可雕凿，不可板腐，不可沉泥，不可牵连，不可脱节，不可无理”的心态，是一种“在于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决出生活，尺幅上换去毛骨，混沌里放出光明”^[1]的境界。

中国美学精神的体验特征在石涛那里就是身游自然、心骛山川的身心体悟。他在旅居安徽宣城时多次游历黄山胜景，他在自己现存的名迹《黄山图》题诗：“黄山是我师，我是黄山友。心期万类中，黄峰无不有。事实不可传，言亦难住口。何山不草木，根非土长而能寿；何水不高源，峰峰如线雷琴吼。”黄山的奇丽壮观使石涛体验了生命世界的美丽和生机，也是他创作的源泉。在石涛那里，山川不仅仅是描摹的对象，更是体验的对象、体验的结果，“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山川是石涛身心体验的山川；体验的结果是“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创造出独具价值的艺术珍品。石涛对山水的体验还表现为资任山水，“以山川观之，则受胎骨之任……以沧海观之，则受天地之任”“人能受天之任而任，非山之任而任人也。由此推之，此山自任，不能迁山之任而任也。是以仁者不迁于仁而乐山也”，任水也是一样的道理。山水之任在精神，天任山水，非山水自任；人任自然（天），天地人之间形成了独摄互连的周流之态。

中国美学精神的体验特征在石涛那里还表现为体验主体的蒙养功夫。“蒙养”最初见于《周易·序卦》：“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蒙卦是第四卦，意为幼稚蒙杂、成长显著。后来，蒙养引申为涵泳修养，“君子以果行育德”。石涛认为，蒙养是内在精神的培养而发为外在韵致。“因有蒙养之功，生活之操，载之环宇，已受山川之质也。”“诚蒙养生活之理。以一治万，以万治一。”蒙养是一种内心的涵养功夫，“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蒙养是在资任山水之中保持审美主体对山川自然美景的良知明觉，“周流环抱不着，则蒙养生活无方。蒙养生活有操，则周流环抱有由；周流环抱有由，则山水之任息矣”。

中国美学精神强调把意象作为审美体验的对象，也就是说，中国美学精神强调美在意象。中国美学精神关注的是活泼泼的生命世界，强调主体的审美体验，审美主体运用身心体验生命世界而得到意象，这时，美才得以以“意象”为存在形式最终呈现出来。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中国美学精神是生命的体系，强调“象”，以了解世界的意趣、意味和价值为旨趣。“意象”作为美学范畴最早出现在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中：“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后来司空图在《诗品·缜密》中说“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出，造化已奇。水流花开，清露未晞”，把意象比喻为“水流花开”的天然顺理和“清露未晞”的无限意蕴。意象是生命世界与审美体验的交融，是情与景的交融，是中国美学精神的重要特征。

石涛的审美意象，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于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决出生活，尺幅上换去毛骨，混沌里放出光明”。他指出在古人绘画中存在三种审美意象：“有笔有墨者”“有笔无墨者”“有墨无笔者”。而只有“有笔有墨者”的审美意象才达到了意境境界，因为“墨非蒙养不灵，笔非生活不神”，审美主体实践了“蒙养之功，生活之操”，达到了形神兼备的境界。石涛的审美意象，具有阴分阳合、虚空变化的特征。“笔与墨会，是为缊；缊不分，是为混沌。辟混沌者，舍一画而谁耶？”“山川万物之具体，有反有正，有偏有侧，有聚有散，有近有远，有内有外，有虚有实，有断有连，有层次，有剥落，有丰致，有飘渺，此生活之大端也。”这是绘画头等重要的事，正如李日华在《竹懒画滕》中所说：“大都画法以布置意象为第一。”石涛认为审美意象的取得必须突破种种限制和障碍。“不任于山，不任于水，不任于笔墨，不任于古今，不任于圣人。”“任不在笔，则任其可传；任不在墨，则任其可受；任不在山，则任其可静；任不在水，则任其可动；任不在古，则任其无荒；任不在今，则任其无障。”所以，审美意象的取得要突破时间的限制、空间的障碍，超越古今，超越圣贤，从有限走向无限。

总之，石涛的绘画理论充分阐释了中国美学精神不同于西方美学精神的特征。中国美学精神的特质正是西方美学精神的不足，融会贯通是两种美学精神、两种文化发展的趋势。正如张世英先生指出：人不仅是理性的存在，也是超理性的存在。人的理性是通过主客二分式的认识，通过概念、共相把握事物，但人要求最高的是无限整体与统一体，而主客二分式的认识对把握这种最高统一性是无能为力的。天人一体的世界模式只能通过天人合一的美学精神来体验，只有这种中国美学精神的体验才是超理性的体验。

第二节 审美意象在王阳明“致良知”中的折射

“意象”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是一个具有美学本体意义的核心范畴。“意象”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易传》。《易传》中最重要的《系辞传》中说“立象以尽意”，就是要求在“言不尽意”的情况下，借助于形象（象）来充分表达思想意念（意），这样既把“象”和“言”区分开来，同时又把“象”和“意”联系起来，“立象以尽意”在一定程度上把形象和概念区分开来，把形象和思想、情感联系起来。刘勰第一次把“意象”这个词运用在美学上，他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说，“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强调艺术家在艺术构思时，外物形象和创作主体的情意是结合在一起的，“神用象通，情变所孕”而构成审美意象。刘勰通过“隐秀”“风骨”等对“意象”的内在结构进行了重要分析，又通过“神思”对审美意象的创造作了阐释，审美意象理论粗具规模。到了明末清初，王夫之全面系统地研究和考察了审美意象的生成、结构、特征及特殊性质等，使中国古典形态的审美意象理论趋于完善。

“意象”，不只是“意+情”或“物+景”，也不等于“情”和“景”的简单相加或相互外在的两个实体化的东西，而是“情”和“景”的相互内在、欣合和畅与一气流通。意象是情和景的内在统一，是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内在统一，是一个完整的、内部有意蕴的感性世界。意象是人的意识在物理世界之外（超越实在物升华为非实在物）创造的一个审美对象。

“意象”和“意境”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一方面，“意象”和“意境”具有内在的同一性或一致性。“意境”是一种“意象”。原因就在于任何艺术的本体都是“意象”，“意境”并不是和“意象”有着不同的另一种艺术本体。因此，王国维就是在“意象”（即“情”“景”交融）意义上理解和使用“意境”或“境界”的。另一方面，“意境”和“意象”不是一个概念。“意境”是“意象”，但并不是任何“意象”都是“意境”。审美意象关注的是活生生的生命世界，这个生命世界是活生生的、真实的整体；审美意象是天人合一的体验美学，这种体验“以生命为前提，具有时间上的永恒性（无限性），空间上的整体性，方式上的直接性和本质上的超越性”。

“良知”说起源于孟子。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显然，“良知”在孟子这里是指人与生俱来的、不需要学习就可知的那种内在道德禀赋。王阳明接着孟子的“良知”概念讲，并引入佛老，使其内涵大大丰富充实，把孟子的道德“良知”发展为“超道德性”的本体，而成为生命世界的代名词，成为审美意象所关注的“良知”。

“良知”不是一种纯粹地把握客观世界的那种外在的知识，而是一种体现人类生命力的意志状态和生存方式。确切地说，在王阳明那里，良知既是道德的本体，又是充满生机的生命世界，既具有超道德的本体化特征，又表现为一种理想人格的审美境界。

首先，王阳明认为，良知作为潜在的道德意识，是道德意识的本体，是贯穿于万事万物的普遍原则。他说：“良知者，心之本体，即前所谓恒照者。”“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这种本体良知是亘古不变的。“盖良知之在人心，亘万古塞宇宙而无不用，不虑而知。”这良知，无所不在，包罗万象，它“昭明灵觉，圆融洞彻，廓然与太虚而同体”，它“无前后内外而浑然一体”，它“无方体、无穷尽，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者也”。这种浑然一体的本体世界正是一种生命世界。

其次，良知是道德行为的准则和道德价值标准。他说“良知是个是非之心”，“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明觉者也”。这种道德意识，是人生而具有的。“良知常觉常照，常觉常照则如明镜之悬，而物之来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

再次，“良知”更为广泛的意义被提升为宇宙生命的主体、世界万物的“灵明”。在王阳明看来，人的生命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川流不止，就在于人心中有“良知”。良知是生命的源泉；良知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虽弥漫周遍，无处不是，然其流行发生，亦只有个渐，所以生生不息”；良知是“天植灵根”，在人心中是须臾不可间断的。同时，王阳明还认为，“良知”不仅是人的生命意义的内在根据，而且也是天地万物的“精灵”。他说：“天地间活泼泼地无非此理，便是良知的流行不息。”又说：“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他把“良知”看作造化万物的主体、“精灵”，而世界万物的产生、发展、变化等都是“良知”的发用流行或展开。世界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世界的“意义”“价值”则根源于人的存在，在于有意识的人对世界的理解和阐释。而且，王阳明所强调的人对世界意义的建构和主体作用，不是将“良知”置于客观自然事物之上，而是强调良知与自然事物的交融汇通关系，即“天人合一”的关系。他说：“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闲隔得！”“良知”与“世界”是内在“一气流通”地交融在一起的。

最后，良知是一种境界，是王阳明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是“孔颜乐处”的圣人境界。王阳明认为，圣人也是人，圣人就在“我”自己的心中。“圣人气象何由认得？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又说“满街都是圣人”“心之良知是谓圣”。王阳明将“己”分为“真己”和“躯壳之己”，“真己”就是“良知”“心之本体”，就是“躯壳的己”的主宰。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有“真己”，否则就只是徒有其表的、无生命力的人的“躯壳”。为了保守真己，就必须要消除不利于“真己”健康发展的一切外在物欲杂念的干扰（“克己”），保持一种具有高尚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初心”，从而达到“乐莫大焉”（孟子语）的境界。王阳明说：“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他强调，一个人应具备“为己”内在修养的素质，更要有“与万物一体”的追求。

王阳明的“良知”面对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的生命世界，要完整地把握它，不能通过对它的解剖用支离破碎的方式来获得，而必须要用自己全身心的情感、生命去体验、去发现、去构造新的意义世界。因此“致良知”是体验生命世界，这正是审美意象把握生命世界的方式。

“体验”是中国古代哲学、美学和当代西方哲学尤其是存在主义和现象学极为关注的概念。

“体验”曾有各种各样的名号，在中国，有孟子的“尽心”、周敦颐的“寻孔颜乐处”、严羽的“兴”和“妙悟”、王阳明的“致良知”等，都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或美学的生命关怀和审美意蕴。在西方，有柏拉图的“迷狂”、康德和席勒的“游戏”、狄尔泰的“体验”、马斯洛的“高峰体验”等，同样体现着西方人把对人生意蕴的把握方式看作不同于对外界自然认知性的把握。意象美学是一种体验美学，不是认知美学，审美活动也不是认知活动。这种体验以生命为前提，具有时间上的永恒性（无限性），空间上的整体性，方式上的直接性和本质上的超越性。意象美学所把握的是生命世界而不是物理世界，这个生命世界是活生生的、真实的整体，而不是片面的、抽象的真理碎片。人生活在这个有意味、有情趣的生命世界中，人在审美活动中所建构的意象世界，正是这个生命世界的显现。所以审美意象是一种妙悟的、自失的、忘怀的审美体验。

“良知”在王阳明那里从道德性事实走向了超道德性本体和审美化，“良知”的本体化使其自身蕴含着主体和客体的双重身份和意义，是主客体高度的统一体；个体有限的生命在“良知”中获得了永恒，而且世界的意义也只能因人的这种“良知”存在而显发。无论是“天”“学”“经”“事”“物”，还是“理”“道”等自然、社会、人生、文化各种意义，都应融入和昭显于其“良知”或“心”之中。所以，他就有所谓“心即理”“良知即天也”“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学”“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心即道”等命题。王阳明的“良知”是一个“流行为气，凝聚为精，妙用为神”，即“气”“精”“神”相互融合的生命本体。这样，他的“不假外求”，是指只需求于内“心”的“致良知”活动，就是对生命所进行的深层的、难以言说的直觉体验。在这一“体验”中，主体性的“良知”与客体化的“良知”相互沟通、相互建构，共同成就了“致良知”的具有生命意蕴的审美体验。“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这里的“乐”的审美境界或感受只能从这个“生天生地，成鬼成帝”，“与物无对”的“完完全全”的“精灵”（良知）“自不觉手舞足蹈”中获得。

王阳明“致良知”的审美内涵大致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从体验的审美目标看，他是要使个体的人获得与天地参、“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孔颜乐处”的自由审美境界。“吾道有至乐，富贵真浮埃！若时乘大化，勿愧点与回。”这里显然把中国传统的儒、道、禅三家的审美境界追求融为一体，更可以具体说明王阳明对传统美学思想之继承与整合。

（二）从体验的审美结构看，他强调审美主体在审美实践活动中的积极建构作用。正是这一审美主体建构才使本然的无意义的外在客观物质世界具有了与人同类的富于情感生命的意蕴。王阳明认为，人与天地虽然同体具有一致性，但又有本质的差别和意义。那就是，人在与天地相沟通的审美活动过程中具有形式“建构”、意义“生成”的特殊作用。“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他又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作为本然的客观的独立于人的意识的“天”“地”“鬼神”等是不具有“高”“深”“吉凶灾祥”等价值情感？这些价值情感只能在特定的审美价值活动中由主体的心灵与客体的特殊审美属性建构而成，建构的主导是人的心灵或精神。

（三）从体验的主体心理状态看，他强调审美活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建构活动和意义生成活动。因此，在对这一活动的具体把握中，主体方面有着其特殊的性质要求和主体特定的把握审美意象的方式。王阳明认为，要顺利地进行审美活动，主体必须有着“虚灵”的审美态度。“良知之虚，便是天之太虚；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只有在这种“虚无”审美精神状态下，主体才能进入“闲观物态皆生意，静悟天机入窅冥。道在险夷随地乐，心意鱼鸟自流行”“依泉石，追濂洛之遗风，求孔颜之真趣；洒然而乐，超然而游，忽焉而忘吾之老也”的境界。

（四）从体验的审美方式看，他提出了对审美对象把握的两种基本方式：“觉”和“体”。“觉”在王阳明那里重点强调对“良知”这种生命本体或“真乐”之感悟和把握，具有极大的情感性、当下性和直觉性。在人与世界的意向性沟通之中，“觉”起着极其重要的建构作用。他说：“人若知这良知诀窍，随他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真个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在“觉”的这一时刻，自然与社会融合了，人与世界万物融为一体了，“上下与天地同流”，世界的存在意义向“我”生成；同时，也正是在这一时刻，主体的价值提高了，自我心灵得到了升华，自我在瞬间的醒悟中获得了对人生真谛的把握。如果“觉”只注重瞬间地体验人生、感悟真乐的“顿悟”式的审美体验方式，那么“体”就更多地关注渐进的审美体验。世界意义向人敞开，既表现为当下性的、瞬间性的直觉或顿悟，也更加普遍地呈现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社会历史人生的体认或磨炼（这是“知行合一”或“致良知”的内在要求）。这对于审美活动更为重要，对于一个没有审美能力和审美经验的主体来说，再美的花也会“与汝心同归于寂”，这时花的颜色也不会“一时明白起来”，从而也就无从感觉其“滋味”了。因此，他说：“可知是体来与听讲不同。我初与讲时，知尔只是忽易，未有滋味。只这个要妙，再体到深处，日见不同，是无穷尽的。”他又说：“哑子吃苦瓜，与你说不得。你要知此苦，还须你自吃。”这里都在强调个体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把握事物真谛的亲历性的必然要求。

（五）从体验的最终成果看，他是强调主体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获得完善的人格美。王阳明“良知”理论的出现是对当时社会时弊的批判，目的是“破心中贼”和“去人欲”（“人欲”实指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的糜烂生活和巧取豪夺的政治嘴脸，并不是指劳动人民对正常的衣、食、住、行等合理需要），使整个社会环境和民俗“返朴怀淳”并实现其“天下之公”的美好世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对儿童教育的审美实施中。他注重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及性情，主张以“歌诗”“习礼”“读书”等方式，“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仪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从而实现完美的人生价值和理想境界。由此“致良知”体现着“良知”与审美之间的内在一致性。

王阳明的“良知”与审美有着极其内在的本质联系。这一“联系”的枢纽就是人的生命本体性存在——“良知体验”。正是这种审美功能，才使王阳明的良知体验美学思想具有极其特殊的历史文化意义和社会现实价值。

第三节 城市意象的断裂与重构——北京文化
城市发展路径探析

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生成已不再简单地纯粹与地域情境有着绝对的关系，而是由民族地域性与全球跨国性的元素交融而成。随着全球化的加速与时代的变迁，城市的功能和意象也在不断更迭。城市的历史越悠久，功能越多，其意象就越容易不断地破碎重构。

《周易·系辞上》说：“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城市意象也需要经过“立象”，将离合交错的种种要素分析透彻，以求达到“尽意”的结果。什么是城市的“象”？凯文·林奇的“五元素论”提出，城市的道路、边界、区域、节点和标志物等元素构成了城市的“象”。这些元素可能会互相强化、互相呼应，从而提高各自的影响力。城市的“象”依附城市景观而存在，默默地传达着城市的信息。什么是城市意象？凯文·林奇认为，城市意象是观察者和被观察事物之间双向的交流和互动作用的结果。可以说，城市意象是城市景观通过人的感知后形成的意象。从城市认知的角度具体来看，我们可以进一步将城市意象划分为包括以距离感、通透感、亲地感和力量感为特征的多维的空间意象；以人文精神、集体记忆和名人符号为表现的人文意象；从游客视角发掘的、包含对目的地期望的旅游意象。

北京需要通过融入这种双向互动的城市认知来对城市意象进行设计，进一步更为有效地促进城市品牌的建设。当前，北京市经济发展步伐不断加快，产业结构、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要“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目标任重道远。未来三十年，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定位是：影响政治发展的世界政治交往中心；具有经济实力与活力，影响和控制对外经济的国际经济管理中心；具有深厚文化底蕴、高度包容性的、多元化的世界文化名城；引领国际自主创新、连接全球创新网络的世界创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国际低碳城市。2014年2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在北京考察时指出，坚持和强化首都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等四大核心功能。这就要求北京积极累积文化资本，创建新文化空间和文化地标，构建良好的城市形象，打造美好的城市意象，从而增强全球竞争力并构建国家和城市文化认同。

一、冲击与断裂：北京传统文化的断裂与城市意象的碎片化

北京作为一座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和850多年建都史的六朝古都，经历了从历史重镇到千年古都再到国际大都市的一系列改观。这样一个扬弃和超越的历程，其中既有令人欣喜的空间创新与物质传承，也难免有令人扼腕的文化流逝与物境失落。

张祥龙教授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中对“自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遭遇了什么异变”这一问题进行了回答。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横行而来的西方文化顶替掉了，而且其残存的部分也正在被全球化过程进一步扫荡”。他以儒家文化为例，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需要特别重视起来。作为新文化运动和改革开放的思想起源地——北京，不得不直面这一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现代工业化和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化，使北京的城市空间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建筑逐渐让位于千楼一面的现代高楼大厦，皇家园林周边立起现代地标。“文化大革命”期间，庙会不得举办，民间花会演出不见了，文物古迹被破坏，传统礼俗和文化出现断层。加上为了改变落后的城市面貌，建设现代化城市，千年古都文明，在不断的空间改造、地产开发、城建规划及拆迁中，日益碎片化，城市记忆出现断层。比如，北京粤东新馆被拆迁，“100年前戊戌变法前夕康有为在这里成立保国会的历史，从此化作无法触摸的记忆”。人们只能在红墙绿瓦间寻找当年宏伟的北京城印迹，在书籍记载中重温历史的变迁。传统文化的自然进程中断，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文化基础被破坏；城市居民完整的生命体验被高速城市化带来的社会与地域结构变迁所冲击，北京自然延续的城市意象被一定程度地割裂。这种割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这种城市意象的割裂表现在北京城市外在形象的激变。“可以说北京和上海这两座城市的改建过程，是以‘战后重建’的规模进行着，一度使两座城市呈现遭到战争剧烈破坏之后的城市景观：到处是塔吊，到处是深坑，到处是扬尘，到处是工地。当这巨型工地渐次消失、新的都市景观浮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永远地被抛出了我们用记忆、用生命、用情感、用血缘家族的亲情所书写和铭刻过的空间。”承载着历史与记忆的老北京城旧有的格局被破坏，都市不断向周边区县扩张。这种城市外在形象的激变使老北京市民直接体验了永远丧失故园的情感过程，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对北京的城市认同。

其次，这种城市意象的割裂表现在北京文化构成的改变。北京的文化构成在近几十年来表现出的变化，超过了以往两千年变化的总和。当然这一变化的实质，也是老北京市民旧的世界观断裂、向新的世界观转变的具体表现。借由教育、媒体、历史与神话的建构，形塑着人民应有的价值观与秩序，召唤着人们对某些象征性符号产生认同及归属感的民族地域性文化日益式微。在没有地区（人们居住特定地点中的生活方式）、网络（区域内与他人互动的脉络）、集体记忆等属性的全球跨国性文化冲击下，这种认同感和归属感被碎片化，混成一种贩卖的商品。民俗学者刘魁立称：“现在大家见了圣诞节穿红衣服的外国白胡子小老头，就感到某种亲切，而对于我们自己的许多传统的东西，感觉到好像是已经落伍了，这样一种观念，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被强势文化浸染之后的态度。”

最后，这种城市意象的割裂表现在社会心理的失落。承载着集体记忆的物质空间高速转变，传统文化在当代文化构成中的式微，最终导致了社会心理的焦虑与沮丧。无论是北京的原居民还是外来移民抑或是农民工，他们对这种城市意象断裂产生了失落感和重拾历史记忆的渴望。在这种意义上，连续的、“基因”相连的、强有力的城市意象能够缓解社会认同危机，提升城市凝聚力。

城市意象作为一种活态的表现，会经历一个自然演变的发展变化过程，新旧形态之间一脉相承。如果出现了断裂情况，人们的生存方式、思想方式和精神取向被强行改变，一种异己文化占据了城市文化绝大部分的构成，而不是与之交融，那么城市意象就出现了一定的问题。综观近几十年的北京城市文化动势，可以看出，北京没有形成一种有整体系统的文化合成物，在我们面前呈现的是一幅从过去到现在、再走向未来的前后很不连贯甚至矛盾的城市意象。

二、多元与认同：作为媒介景观的北京城市图景

随着大众媒介技术的不断提升与传媒时代的到来，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与理解，多靠图像模式而不再仅仅是依靠单纯的文本模式来把握；人们开始把关注视觉与关注媒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惊讶地看到：视觉与媒介是浑然一体的。20世纪60年代，法国哲学家居伊·德波在所著《景观社会》中大胆宣布了“景观社会”的到来。他认为，由于这种使人们借助各种专门媒介去观看世界（这个世界已经不再可能被直接把握住）的倾向，影像自然将视觉提高到曾经为触觉所占据的优越位置上；作为最抽象、最易骗人的感觉，视觉当然最符合当今社会被普遍化了的抽象。所以，21世纪的城市图景是带有世界烙印的媒介景观，城市不仅是居住的场所，更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想象之物。当代城市正借助发达的大众传媒将城市形象作为自我营销的筹码。在日益媒介化的文化语境中，城市形象的塑造与大众传媒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全球化浪潮逼迫媒体把自己的城市营造为完美的现代大都市，然而城市生活的丰富性及媒介自身构成的复杂性，使得城市形象的叙述呈现出异常混杂的多元格局。作为媒介景观的北京城市图景，确切地说是城市想象，承载了太多关于这个时代的荣耀、梦想和野心。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审美问题，也是整个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政治权力，以及全球化紧密相连的文化命题，这一命题的核心就是“多元”与“认同”。

具体来说，媒体是如何通过自己生产的形象来影响并作用于大众的城市感知和文化想象，且构成社会建构力量的呢？1986年拍摄的电影《北京故事》展示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人记忆中的北京：四合院里的瓦房、胡同里的绿色垃圾桶、骆玉笙的大鼓、红白相间的大公共汽车，自行车流中的天安门、灰色的前门楼、大庙里的教室、提笼架鸟遛早的大爷、白的确良衬衫。影片在这些典型的“北京符号”中平稳地展示了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2007年热播的电视剧《奋斗》展现了在北京打拼的“80后”自我价值寻觅的历程。剧中人物涵盖了富家子女、穷家小户的孩子及“北漂一族”等时代新人。拍摄地点从动物园批发市场、女人街到西单、北京王府井、金融街；从方家胡同东口大杂院、西便门的铁道部家属小区到高档棕榈泉社区、塞纳维拉豪宅；从朝阳公园、玉渊潭、什刹海到甜水园图书批发市场、中关村中芯数码大厦、三里屯3.3大厦再到今日美术馆。

《奋斗》从北京商务、休闲、生活、娱乐等不同侧面完整地展现了转型期的北京城市形象，同时以北京青年一代价值观念的变迁揭示了“80后”与上一代人之间建立认同的过程。2011年的《失恋33天》的拍摄地则主要包括今日美术馆、重复咖啡（Copy Café）、雕刻时光北航店、莫斯科餐厅、四合轩西餐厅、The Courtyard、王府井东方广场、798艺术区，这些当代的北京文化符号真实、完整地展示了北京时尚、浪漫的一面。电影在这一层面重新建构了人与城市的体验关系。改革开放40多年来，大众媒体尤其是影视剧借助想象的力量在文化象征层面对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不断的建构与再建构，积极参与日益严峻的认同危机解决过程中；同时，大众媒体作为生活的想象工具，努力将多元文化冲突并行的城市图景描绘得更加美好和谐。

可以说，“传播的表现要义是在社会转型当中寻求新的调解形式，重新定义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个人与社会共同体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北京城市意象的重新建构，即媒体在世界城市建设背景下，对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群体情感进行的一种文化协调与整合，不单单是对城市文化意象的塑造，也是对城市居民身份的重新构建。其核心要义在于缓解社会性的认同危机，因为强有力的城市形象具有凝聚市民精神的力量，“每一个伟大的城市都具有这种形象的凝聚力。正是靠着这种凝聚力，一个城市才有可能成为伟大的城市，才有可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发展起来”。

三、怀旧与消费：现代文明下的北京城市意象生成

随着北京现代化和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城市新移民越来越多，原有居民人口比例正在减小，北京的城市居民构成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新北京人”的概念。这样一个处于转型时期的新主体对城市的体验必然不同，他们必将缔造出新的城市文化，必然对文化消费有新的需求。尤其是在全球消费主义和符号拜物教日益兴起的背景下，“怀旧”和“消费”构成了北京城市文化叙事中并行不悖的两条线索。

“怀旧的涌现作为一种文化需求，它试图提供的不仅是在日渐多元、酷烈的现实面前的规避和想象的庇护空间，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构建。”这种怀旧感可以说是一种城市的集体情绪，更多地通过大众文化消费、文化产业等方式弥漫出来。例如，北京南锣鼓巷的时尚小店所贩卖的墨绿色铁皮跳蛙、红白相间的“回力”牌篮球鞋等怀旧物品，还有铁皮的福娃、印有现代流行语的搪瓷缸子等由旧物品演变的创意商品，这些细节将那些随着社会快节奏发展而被时光掩埋的个人回忆重新发掘出来。也可以说“怀旧”依赖了记忆的抗衡，以维护时代进步的人文内涵，通过城市历史的积淀来影响城市意象的变化。

城市细节的变化从不间断，城市意象的形成正是基于新旧意象元素更迭的城市建设过程。而城市的发展与时代特征紧密相关，当下北京城市意象的生成也打上了消费主义的烙印。在体验经济时代，当下消费社会的特征是更加注重体验性、个性、多样性和人性。以城市意象五要素之一的标志性建筑为例，境外建筑师设计的央视大楼，以及按照本土民俗建造的北京福禄寿酒店等当代地标性建筑，对创新创意独特性的展示，可以说仅仅止于对个人的审美心理和好奇心的满足。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潜在的多元主义的不断进步，被解释成美学的多样性，而公认的社会责任和对环境的敏感性，则仅成为几乎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的时尚”。可以说包括城市建筑、环境、制度、生活、风尚、礼仪等在内的所有文化意象的复合体——城市意象已经与消费社会融为一体，并成为这个消费社会的助推器。

四、“世界城市”建设背景下的北京城市意象构建

北京城市意象的形成与历史发展、社会进步及城市居民构成等有着密切联系。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理论是跨时代的，适用于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各个阶段，而细化到具体城市，各个时期人们对北京市的认知是不同的，城市意象又有着各自的时间和空间特征，应从文化主题、文化认同和外在的媒体推广、文化空间构建等路径构建北京城市意象。

（一）北京城市文化主题的提炼和文化符号的构建

文化主题即根据城市所处的地域文化环境和城市自身的文化资源特征，提炼出最能代表城市文化特质，可用以统领各项城市文化战略的核心文化要素。这是北京城市意象构建的内在需求。因此，要从北京千年发展史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历史断面切入城市文化主题，与当下北京市发展现状相联系，挖掘出北京的当代文化特征，并综合考虑北京未来发展新趋势，让这座城市承载的现存历史遗迹、主流价值风范和新兴气象同时彰显出来，使北京的城市意象成为有内在统一逻辑的、整体系统的文化合成物。

首先，要对北京市居民价值观和北京的生活方式进行深入广泛的社会调查研究，最后提炼出北京城市文化主题。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为内核，围绕北京的城市主题文化，着力打造一批文化精品；建设一些主题雕塑、街道、广场和公园；推出一组标志性建筑和标志性社区；推广北京生活方式，并围绕城市文化主题对北京市进行更全面的整体规划。其次，要在北京文化主题下，进一步探索能充分凸显北京作为东方都城和中国历史名城的独特的地缘文化景观及其精神风貌的城市文化符号。例如，胡同、四合院等是能彰显北京城市建筑园林特色的城市文化符号，还有“798”、三里屯酒吧街等代表北京时尚生活的城市文化符号，以及其他的新兴创意符号。此外，还要兼顾北京作为“世界城市”必有的国际金融中心、决策控制中心、国际活动聚集地、信息发布中心和高端人才聚集中心等功能所对应的具有实用性的文化符号。最后，城市意象是双向互动的过程，因此在构建北京文化主题和提炼北京文化符号的过程中，必须兼顾公务阶层、商务阶层、文化阶层、市民阶层、学生阶层、民工阶层、农民阶层等不同社会阶层的兴趣特点，为他们分别提供可以投寄其不同认同目标的文化符号。这就要求在城市文化主题和符号的生成途径上，要依靠官民并举。这就是采取北京市政府规划和民间创意并举的多渠道策略。政府有意识的构思、投入和组织固然重要，民间人士、民间组织的个人或群体创意更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因为它们更具灵活性、自主性，还可以随时加以变通。总之，北京要建设成富有活力的“世界城市”，必须考虑到所有阶层的诉求。

（二）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化认同机制构建

随着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深入，北京文化多元化发展，人口的大规模迁移，难免会导致以城务工人员为代表的乡民社会和以都市精英为主体的现代文明的并置，国际化多元价值观与本土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这些并置和冲突难免使北京的文化构成成为一个充满矛盾的多义性空间。如何让“北漂一族”在一定意义上获得话语权，如何让他们得到身份认同？如何在主流文化圈层的凝聚力和渗透力之外，保持北京多元文化并行的特征？这些是当下北京城市意象构建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如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言，“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建立良好的文化认同机制。

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原生依附情感与公民政治是构成新兴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机制的两种主要方式。因此，除维护由一定习俗、语言、信仰等具有原生依附情感的传统组织形态之外，要加强政府在文化认同上的引导作用。通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城市公共文明的建设，加大市民行为引导、监管力度，加强现代公民教育，提高北京市民的文化素质。例如，完善市民教育三级网络，建立现代公民教育资源网络服务中心，开展如“文明家庭”“文化大讲堂”“社区艺术展”等活动，在广大市民中倡导“读经典”的全民读书活动，深化学习型社会建设。最终提高与市民息息相关的文化生活质量，提升城市凝聚力，形成浓厚的城市文明氛围。

构建良好认同机制的根本是要以人为本。在文化认同语境下的“以人为本”，一方面要注重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要特别重视把丰富农民工文化生活纳入公共服务范畴，逐步加强外来务工人员对城市的融入感；另一方面让公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监督过程，使公民在城市化加速的现实中，对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群体情感能够更好地进行文化调试和整合，从而更好地参与城市意象的构建。

（三）北京城市意象的媒体推广与全球营销

大众媒体在塑造城市意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关于世界城市的未来图景，北京已经综合性地提出多个概念，比如，国际活动集聚之都、世界高端总部集聚之都、世界高端人才集聚之都、先进文化之都、和谐宜居之都和“四个中心”等。北京要如何将与这些概念相关的城市文化符号推入到信息流通体系中？如何对“文化北京”进行全球营销，扩大北京城市影响力和知名度？这就要求通过媒体传播的方式，通过文化产业运作的手段，在全球范围内对想象中的北京城市图景进行推广。

从大众媒体传播的角度，需要营造国际一流的服务环境和条件，进一步强化首都国际交往中心功能，不断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大力开展文化外交，致力于在文化服务中和文化对外传播中，使北京城市意象能适应全球城市竞争，实现良好的动态演进。从文化对外传播和扩散的角度看，大型文化事件的演绎也必须被视为城市意象设计的一部分，因为这些文化事件为城市形象的对外传播提供了平台和媒介，这可以视为一种城市营销策略。大型文化活动能够直接导致城市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提升，随之而来的是商机和城市经济增长。

从文化产业运作的角度，要搭建文化产品和企业“走出去”平台。可以通过组织企业参与各领域重要的国际展会与交易会、建立多元化的对外文化贸易信息服务体系等方式，为文化产品和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疏通渠道、提供信息、搭建平台。还应加强北京市与环渤海区域的合作，以点带面，推动区域对外文化贸易布局。

（四）北京城市文化空间的创意营造

由于城市意象的形成是城市拥有的各种景观在头脑映像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升华城市形象的核心就转变为如何采用适当的手法使良好的城市景观转化为受众心中深刻的美好意象。

因此，一方面，良好的城市意象必须注重城市景观、城市文化空间的打造，为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交流提供轻松的媒介和文化符号纽带，增强城市居民内心安全感、认同感和归属感。文化空间是打造、继承城市文化特色的重要空间媒介之一，尤其是历史文化景观，它对内可以提升市民的自信心与文化素养，使得城市的居住价值和就业价值得到巩固；对外则可以强化城市形象的推广、城市知名度的提高，不断吸引游客前来旅游消费，为城市价值的传播与品牌提升获取更多的机会与渠道。另一方面，城市文化空间的打造必须注重对受众特征的分析。这就要求针对城市长期居民、短期居留人员和临时性旅游者等进行分类，根据他们的日常活动领域，打造有序、统一、持久、深刻、美好的人文景观，提升认同感。

总之，北京城市文化空间的营造，要注重空间特色的塑造、生活礼俗的凝练、场所庆典的策划、文化经济的培育、市民参与的倡导，以保护社区文化多样性，创造归属感和安全感，保持街区活力。北京市将会因为良好的城市意象而获得源源不断的价值回报，成就其“世界城市”的繁荣与辉煌。从城市文化战略的外部指向性来看，具有强劲品牌竞争力的城市，更能为城市的政治传播、经济增长、文化交流提供价值反哺，形成一个具有良性循环的城市意象、城市文化与城市价值的转化链。

[1]引自《苦瓜和尚画语录·缊章第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