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情不情”的小王子：贾宝玉
终于说到《红楼梦》的男主角——贾宝玉了。
脂砚斋说，贾宝玉这个人，谁也没有见过，但是感觉天地间就是有这么一个人似的。不光《红楼梦》，好的文学作品，都有这个特点，不管它的故事情节多么荒谬，你总觉得它的人物就是真实存在的。时间长了，你还会跟书中的人物产生感情，好像他是你的老朋友一样。一部小说，世界观设计得再自洽，如果没有这种立得住的人物，也不能算是成功。
大家老是想问：贾宝玉这么一个人，他是不是曹雪芹呢？脂砚斋说他没见过贾宝玉，那贾宝玉真的跟曹雪芹没关系吗？
一般说来，一部小说中，与作者性别相同的主人公，就是作者自己。准确地说，是作者自己第一人格的投射。这并不是说，主人公的经历就是作者的经历。主人公的经历完全可以与作者毫无关系，但是，作者在写作时，就是在扮演主人公，他在主人公身上融入了自己对世界的理解。
事实上，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也在扮演书中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人物身上都投射了作者的一部分自我，都可以代表作者灵魂的一个侧面。一个人一辈子肯定不可能经历所有的境遇，他不可能既是男子又是女子，既是主子又是奴才。但是借着写小说，作者可以把自我的另一面释放出来。曹雪芹写的时候肯定要想：如果我是个十几岁的公子哥儿，我这时候会怎么做呢？写出来就是贾宝玉。曹雪芹想：我要是个七十多岁的老祖母，我会怎么做呢？写出来就是贾母了。但是，不同的人物，在作者灵魂里占的地位不一样。在这么多人物里，作者最想写的、代入感最强的就是主人公，所以主人公会代表作者最主要的人格。
曹雪芹作为一个男性作者，在小说里写了各种各样的女性形象，他用这些女性形象寄托自己灵魂的不同侧面，写得都很生动、很可信，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他的第一人格，还是寄托给了贾宝玉。贾宝玉是《红楼梦》所有人物里最接近曹雪芹的，代表了曹雪芹的自我认知。他也是曹雪芹在大观园里的眼睛，曹雪芹通过他的视角来讲这个故事，会方便一些。
但是曹雪芹又告诉我们，这个故事不是贾宝玉讲的，是石头讲的，所以这部小说本来叫《石头记》。这块石头，就是贾宝玉脖子上那块通灵宝玉。贾宝玉自己不是石头，在小说开头的神话里，贾宝玉是神瑛侍者，跟石头完全是两码事，是他带着石头下凡的。不过，这些都是曹雪芹糊弄我们玩的。哪有什么通灵宝玉，神瑛侍者也没有，不管是石头说还是贾宝玉说，都是曹雪芹说的。只不过，曹雪芹选择了第三人称，没用第一人称，就不能说故事是贾宝玉讲了。不用第一人称，是为了方便开启“上帝视角”，想知道什么马上就能知道。贾宝玉不可能什么都知道，曹雪芹就说，他那块宝玉是通灵的，什么都知道。
顺便说，这块石头也不是什么都知道，有一回它就说，它没亲眼看见，它不知道。不过我相信，其实它是知道的，它是有话不想告诉我们，所以推说不知道——这石头也跟着曹雪芹学得傲娇了。
虽然故事是石头讲的，但是这块石头是一直挂在贾宝玉的脖子上的，所以在它不通灵的时候，它的视角基本上就是贾宝玉的视角。曹雪芹时不时会超越贾宝玉所在的空间，但是他自始至终是站在贾宝玉的立场上讲故事的。所以，贾宝玉是完全可以代表曹雪芹的。
生活美满的小王子
在小说开篇的神话里，通灵宝玉是女娲补天剩下的一块石头，动了凡心，想去人间，求一僧一道送他到人间去经历一下。一僧一道于是答应携他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安身乐业”，并设法让他跟着神瑛侍者下凡。这一僧一道没有糊弄石头，神瑛侍者确实投了一个最好的胎，一切都是最好的配置。这就是贾宝玉。
他出生在繁华的京城，贾家是“护官符”上领衔的世家。真正生在皇室也不好，一辈子腥风血雨不得安宁。读书做官的人家，士大夫家庭，是最好的家庭。在这个家庭里，他的父亲，基本上是这个家族他这一代唯一能上升的男性，总的来说是一个好父亲。他的祖母，出自“护官符”上第二名的家族；他的母亲，出自“护官符”上第三名的家族。他父亲是他祖母亲生的，他是他母亲亲生的，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嫡出总是占有优势。何况在《红楼梦》设定的这个社会里，女性有很强的主体性，母系其实拥有相当的权力——宝玉的母亲会积极地管教他，舅舅会尽量地帮助他。其实，在中国的士族社会里，这种现象也是很普遍的。所以，母亲是谁，不是一件无所谓的事。除了贾家以外，贾宝玉还同时代表了史家的利益和王家的利益，这两个家族也都是会尽全力给他支持的。贾宝玉出身的这个家庭，从各方面来说，都好得没挑了。
那贾宝玉在这个家庭里的地位怎么样呢？他是这个家庭的宝贝。首先他是男孩，可以给家族传宗接代。其次，他是一个介乎独生子与非独生子之间的存在。我们这代人是独生子女的一代，我们有体会，独生子女也好也不好。好就好在，没人跟你争资源，家里有什么，肯定都是你的；不好在，独生子女压力大，别说有什么意外，就是你没找到正式工作，一家人都会觉得陷入绝望。贾宝玉理论上既有哥哥也有弟弟，哥哥还有儿子了，所以他压力不大，他要不好好学习，长大没出息，只要他弟弟他侄子有出息，他父母也就不会紧盯着他了。但是，他哥哥已经死了，他弟弟是庶出的，他母亲也不待见他弟弟，所以，他弟弟和他侄子跟他没有同等的竞争关系，他母亲他祖母都是明显偏向他的。贾宝玉占尽了独生子女的好处，但是没有独生子女的坏处。
如果光是这样，好像贾宝玉存在的意义就是让他的姓氏往下传，就是个废物男。实际上，贾宝玉还是被视为荣国公的继承人，被寄予了深厚的期望。贾母就跟张道士议论过，贾宝玉长得最像“国公爷”；宁荣二公的阴魂还亲自跟警幻仙子说过，他们的子孙，就贾宝玉一个可以指望的。贾母把贾宝玉当宝贝，不是因为她就这一个孙子，而是贾府的男性可能就他一个能有出息的。当然，在中国，可能有出息的孩子，你永远不能说他可能有出息。
贾宝玉会念书吗？
听到这儿大家可能会疑惑了，贾宝玉怎么可能有出息呢？我们印象里贾宝玉念书不行啊。这个，我们就得作一番考证，看看贾宝玉到底学习好不好。
我们作小说阅读，一定不能听风就是雨，不能听见有一个人物说贾宝玉学习不好，就相信他学习不好。我们一定要考虑：这话是谁说的，说话人的立场是什么，他怎么知道这件事，他在这件事上有多大的发言权。根据这些，来分析这句话的可信度，分析这句话可能在哪些方面打折扣。
首先，贾宝玉学习不好这件事，有事实证据吗？事实证据比口头评论硬多了。但是，没有任何事实证据说明，贾宝玉会在科举考试中表现不佳。曹雪芹从来没有写他科举落第，也没有写他在学堂里考个零分回来。当然，也没有证据证明他在科举考试中会表现好。因为他还小呢，还没参加过科举考试，就相当于一个还没参加过高考的中学生。对于一个中学生，其实你是没办法知道他在高考中的表现会怎么样的，所以你不能过早断言，这个中学生是不适应高考制度的，是高考制度的牺牲品。“科举制度的牺牲品”是范进、孔乙己这样一大把年纪屡战屡败的，贾宝玉还说不到这儿呢。
有人可能会说，从一个中学生的平时成绩也可以大概推测出他能考上什么大学。其实我们只能极为粗略地推测一个人在高考大军中大致处于哪个方阵。比如说，一个学生，在普通中学长年处于倒数第一的位置，我们大致可以推测他没什么希望上北大。但是，如果有两个省重点的学生，甲一心钻研考试，每回测验都拿第一，这个奖那个奖都拿全了；乙不怎么在意考试，也不怎么去拿奖，每次考试都是十来名的样子，我们可以推断甲一定会比乙有出息吗？还真不能。小测验要这么准，我们还要高考干什么呢？更别说，高考之后还要考硕士博士，还有漫长的成才之路。所以，我们还是要相信全国统考，相信专业人士的判断，而不能把目光放在中学测验的一分之差上，更不能相信非教育专业人士对一个中学生作出的预言。
说回《红楼梦》，那贾宝玉的学识在这里相当于什么水平呢？他肯定不是普通中学的倒数第一。贾宝玉写诗的水平很高，这不是清客的吹捧，而是我这个自己也写诗的读者的判断。我之前说过，你也别信曹雪芹“黑”他、林黛玉“黑”他、他自己“黑”自己，这些评头论足都是不能信的，实际上曹雪芹意在表达：他的诗写得很好。
有人说，诗写得好有什么用？高考又不考。在贾宝玉的时代，科举考就是考写诗的。科举考试有试帖诗、试帖赋，这都是专门的考试科目。就是写八股文，也要以熟悉近体诗的规范和写法为基础。哪怕是你“蟾宫折桂”做了翰林，还是要继续被考核写诗的。更别说做了皇帝的近臣，还要写应制诗。做了清流的大官，诗写不好就要被天下人笑话。越到高层，写诗越重要。在那个时代，诗写得好可是读书人的头等大事。
当然，在考场上，贾宝玉不能那么“风流妖艳”地写诗；他平时写诗有趣，代表他有写诗的基本功。从贾宝玉的诗来看，他的对仗、用典、字法、句法和章法都是很过关的，这都是在科举考试中用得上的真本事。考官也都是写了一辈子诗的人，不至于真看不出贾宝玉比贾环写得好，也不至于真的不喜欢看有趣一点儿的文章。至于在科举考试中过不了关的那些悖谬的毛病，贾宝玉其实是没有的。真正不温柔敦厚的诗，只怕贾宝玉也是写不来的。
贾宝玉这个人，可能没有那么热衷于揣摩考官想看什么，但是他的智力是绝对不差的，甚至基本功也不差。对应到今天，他大概相当于那种省重点中学考十来名，虽不太用功，但是知识面很广、看书很多、“鬼点子”很多的中学生。这种学生也许不被身边人看好，但是在高考中的表现未必差，在之后的人生道路上表现更未必差。至于那种小小年纪就一心揣摩“上意”的，后面的人生其实未必像他们想象的那么顺利。
除了事实，口头评论也是要听一听的，但是听的时候要充分考虑，说话人的身份是什么，立场是什么，这些话在哪方面可能夸张了，哪方面可能“打折扣”了。那么，我们来看看，在《红楼梦》里，都是哪些人说贾宝玉学习不好，又是哪些人欣赏他的才华。
首先，叙述人对贾宝玉各种调侃。可是我们已经知道，贾宝玉本来就是曹雪芹的第一化身。那么，曹雪芹调侃贾宝玉，属于自嘲，是当不了真的。一个人说自己不好，这个“不好”的程度是要“大打折扣”的。叙述人调侃贾宝玉，也是以说他不用功为主，说一个人不用功，也不见得是坏话，有时候是夸他聪明。
其次，贾政当面没给过贾宝玉好脸。可是我们已经知道，贾政是一个傲娇的人，他背后其实很为这个儿子自豪的。父亲说儿子不好，这个“不好”的程度也是要“大打折扣”的。
再次，认真说过贾宝玉读书不好，很为他未来担忧的，有袭人、李贵和李嬷嬷。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文盲。古代社会的文盲率是很高的，下人基本上是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即使是与读书的公子朝夕相处，他们也没有时间、没有兴趣学习文化知识。所以，他们对贾宝玉“学习成绩”的判断，只能来自道听途说，其中主要是听贾政这种傲娇的人说。以他们的文化素养，恐怕听不出贾政哪句是真哪句是假。
从此，贾母和王夫人也对宝玉的学业比较担心。这两位夫人的文化水平看上去也不是很高，也不足以判断宝玉的学业，仍然得听贾政说。而且，她们对宝玉都是有母性的。母亲看自己的孩子，总是觉得长不大，总是觉得别人都不会像自己这么爱这个孩子，总是担心他赶不上别人。所以，在读书上学这种社会化的问题上，母亲和祖母对孩子的评价是有可能偏低的。
当然，如果这个孩子真的学习很差，被老师和同学看不起，母性是会启动保护机制的。薛蟠不成器，薛姨妈对他就有袒护的倾向。这种倾向，贾母和王夫人对宝玉是没有的，说明宝玉并没有差到让她们启动保护机制的程度。
再者，薛宝钗和史湘云都劝过贾宝玉好好学习，但是也没说过他学习比别人差。薛宝钗和史湘云是能够读书识字的，但是她们没有机会跟贾宝玉一起上学，没有见过贾宝玉的功课是什么样的，更不清楚他相对于同龄的男性水平如何，也只能靠传闻判断。薛宝钗和史湘云并不认为贾宝玉特别笨，只是担心他不如别人。
另外，贾政的清客们对宝玉都赞不绝口，夸他“天分高，才情远”。这里面会有奉承贾政的成分，所以这些称赞要“打折扣”。但是，这些清客都是读书识字的男人，他们很清楚好文章是什么样、这个年龄的男孩子一般是什么水平。他们奉承宝玉，也不能奉承得太离谱，否则就成讽刺了。他们的赞不绝口“打了折扣”，起码在大方向上，贾宝玉还是属于有才华的那种。
最后，林黛玉虽然像她舅舅一样调侃过贾宝玉不用功，但是她是真心爱着贾宝玉的。林黛玉的才识是在宝钗、湘云之上的，那么，这样一位绝世才女为什么要爱宝玉呢？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当然不相信真的是因为木石前盟。如果贾宝玉“学习”很差，林黛玉才不会爱他。林黛玉虽然也没有上过学，但是她从来不说“混账话”，从来不曾劝宝玉“上进”。这除了因为她心性高洁，像宝玉一样不太把考官的意见当回事，也因为她根据自己的判断，对宝玉有充分的信任。
由此可见，除了傲娇的曹雪芹和贾政以外，说宝玉行的，是黛玉这样的大才女，是贾政身边的“老先生”；说宝玉不行的，不是文盲、下人，就是文化不高的亲妈、亲奶奶，或者拿不定主意、不知道宝玉跟别人比怎么样的，是介乎二者之间、不能上学的宝钗和湘云。也就是说，文化水平越高的，越说宝玉行，文化水平越低的，越担心宝玉不行。所以，你觉得，宝玉的文化水平到底怎么样呢？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如果你是一个既受宠爱又很争气的孩子，大人一般不会太夸你，因为怕你“折了福”。这里面含有迷信的成分，也有怕你骄傲、怕你招来嫉妒的现实考虑。这是中国人爱护孩子的一种独特的方式。出于类似的道理，你的爱人也不太会直接地夸赞你。而嫉妒你的人，仍然会嫉妒你，他们会尽量相信对你不利的说法，尽量贬低你的优点。不明真相的路人，则难免会把你的情况想象得差一些，毕竟谁会相信天才少年就生活在自己身边呢？在《红楼梦》里，几乎没人夸贾宝玉，其实贾宝玉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处境。时间长了，大概连贾宝玉也会相信，自己念书不是太好。
人在少年时，遥望大人的世界，难免会有种种忐忑：我是不是学习不够好？我喜欢的专业是不是养不活自己？我的家境是不是不够好？我是不是找不到理想的结婚对象？越是现实生活安逸的孩子，越是容易这样瞎想。《红楼梦》里的这些少男少女，就充满了这种青春的忧虑。这种忧虑是美的，可以带来很多诗；但也是没来由的，不能真信。贾宝玉认为自己在科举考试中表现不会太好，这是他在当下这一刻的真实心理，但他的“认为”未必符合现实，他的实际生活，跟真正念书不好的公子哥儿，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分析周围人对贾宝玉的态度，上来就说“因为他念书不好，所以……”，那就是又被曹雪芹骗了。
甜蜜的烦恼
一个人出生便能碰上的好运气，无非是生在一个好的家庭，或者天生比别人聪明。这两种好运气，贾宝玉都碰上了。那么，运气这么好的人，有没有他的烦恼呢？
如果一个人物没有烦恼，那么这个人物是不真实的。你写一个幸福的人物，也要写他的烦恼，读者才能从他的烦恼中看出他的幸福，才说明他是真的幸福。但这个烦恼又不能是硬安在他身上的，一定要跟他的幸福密切相关，这样才符合典型的原则。
那么，贾宝玉的烦恼是什么呢？我认为有两点，一个是被管束，一个是被嫉妒。这两种烦恼，都是典型的“甜蜜的烦恼”。
管束贾宝玉的人是很多的。管他的人多，是因为爱他的人多。每一个爱宝玉的人，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管束着他。所以，贾宝玉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管束。
贾政是把贾宝玉当成自己来爱的。他恪守着儒家“君子远其子”的教育方针，很少出现在贾宝玉的日常生活中，只有发生了和外界有关的、男人的事情，才会出现。长期的疏离让贾政在宝玉眼中显得神秘而可怕。每次贾政叫宝玉，宝玉都怕得不得了，好像发生了什么百年一遇的灾难一样。实际上，除了忠顺王府上门问责那一回，每次贾政叫宝玉，都是好事。这说明贾政其实是疼爱宝玉的，总是在尽量帮他“谋福利”。这有点像今天导师和研究生之间相处的日常，而不像本应更亲密的父子关系。
贾政也是把宝玉当成自己来管的。当有人称赞宝玉的时候，他总是替宝玉谦虚，摇着头说“不好”；当宝玉犯了大错的时候，他更是把宝玉当成自己身上不能被社会接纳的一面，“下死手”去打。贾政对宝玉的管束，象征着社会规则对少年的压制，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好在，贾政管宝玉的时候并不多，如果他天天管，宝玉怕是没有活路了。只不过，贾政对宝玉的疼爱表露得太含蓄，导致贾政给宝玉、给读者，都留下了过于严厉的印象。
王夫人对宝玉的爱，是母性的爱。王夫人对宝玉的疼爱，就表现得直接多了，她甚至会在众人面前，把老大不小的宝玉抱在怀里，不住地摩挲，以至于贾环嫉妒得把油灯推倒去烫宝玉的脸。母爱是一种无条件的爱，妈妈爱你，唯一的原因就是她是你的妈妈，你是她的孩子，这是一种生理性的本能，完全不是因为你考了第一名，甚至也不是因为你孝顺她。王夫人陪伴宝玉的时间，要远远超过贾政。在贾宝玉的世界里，王夫人是出镜更多的家长。
王夫人对宝玉的管束，集中体现为限制宝玉和女孩子们交往，但是，这跟今天的母亲限制儿子早恋，还是不太一样的。
王夫人很害怕宝玉跟借住在贾府的外姓小姐们“作怪”，这是她的底线。因为，作为母亲，她有责任管好自己的儿子，如果发生了有损小姐们清誉的事，她实在没法向亲戚们交代。这方面的管束，其实仍是社会规则的象征，仍然是没商量的。只不过，这样的事，贾政不方便出面管，只能由王夫人来管。至于宝玉跟姐姐妹妹们一起吟风弄月，其实她是不管的。
更多的时候，王夫人是在防范宝玉的丫鬟和自己的丫鬟，特别是不遗余力地阻止她们成为宝玉的“跟前人”。也就是说，王夫人主要是不让宝玉纳妾。按贾府的风俗，少爷在婚前有几个“跟前人”，是很正常的。在这方面，王夫人似乎对宝玉管得过严了。其实，年近半百的王夫人，在这里有她的小心思，可能连她自己都没有觉察到。
王家是很讲上下尊卑的，对奴才的僭越保持着敏感。这甚至表现为，王家的小姐不喜欢丈夫纳妾。贾琏在婚前是有“跟前人”的，王熙凤在结婚后不久，就设法把她们“处理”了，只留下自己的陪嫁丫鬟平儿，还要限制她和贾琏的接触。王熙凤的“泼醋”，在《红楼梦》里造就了好几个名场面。王熙凤对赵姨娘也很苛刻，为什么这么苛刻呢？说到底，还不是因为她姑姑王夫人不喜欢赵姨娘？王夫人因为年龄、身份的关系，不好再“泼醋”了，但她打心眼里是不喜欢丈夫纳妾的。不许丈夫纳妾，在封建社会是不贤德的，所以不能公开说，但是不许儿子纳妾，就很有理由了。所以，王夫人有意无意间，会把对贾政和赵姨娘的不满，投射到宝玉和丫鬟们的身上。
在王夫人的眼中，跟宝玉密切接触的丫鬟，都是潜在的赵姨娘。更别说她们超出丫鬟“本分”的种种言行直接有悖于王家的文化。王夫人认为，自己防范丫鬟们，是维护儿子的德行，甚至也是为未来的儿媳妇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所以是绝对正义的。没有人会认为，这跟她看不惯赵姨娘却又无可奈何有什么关系。管不了丈夫就管儿子，也是中国传统女性的心理补偿。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夫人也是把宝玉当成贾政来爱的。
这一点小心思，淡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只是当做出一些有点儿残忍的事，比如撵金钏儿和晴雯的时候，王夫人才表现出一点儿复杂的心理因素。其实，王夫人事后也知道自己太过分了，所以她对于金钏儿的死，也是真心实意地愧疚。
母爱是无私的，因为没有无私的母爱，婴儿就无法活下来。但是，无私的母爱也有不好的一面，就是当孩子渐渐长大，这种无私的爱就像穿小了的衣服，会成为一种束缚，让孩子喘不过气来。和很多母亲一样，王夫人在儿子开始长大的时候，并没有及时让自己无私的爱退居幕后。贾宝玉正在从一个男孩子成长为一个男人，他需要去接触异性，也需要去接触外面广阔的天地，而王夫人并没有给他足够的自由。
对于接触异性，王夫人的干预多于其他母亲。宝玉出门其实也是不自由的，这恐怕也是贾母和王夫人共同干涉的结果。
贾宝玉有一次和茗烟偷偷溜出去，到袭人家探望袭人。袭人吓了一跳，回去的时候，坚持不让宝玉骑马，特意雇了一抬暖轿送他回去，为的是不让路人看见。这种保护，已经远远超出了安全的考虑，不像是对待一个男孩子，而像是对待一个关涉礼教大防的大家闺秀了。袭人这么做，应该不是她自己的主意，而是太太或老太太一贯的要求。
还有秦可卿出殡的那一回，贾宝玉本来是骑马的，结果王熙凤让他不要“猴在马上”，招呼他坐到暖轿里来。王熙凤的话，一般来说也代表贾母和王夫人的旨意，而且恐怕代表王夫人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儿，即使是传达贾母的话，也至少融会了王夫人的精神。
在当时，骑马是一件表现男子气概的活动。本来，只有姑娘家，才会因为安全考虑和不能“抛头露面”的规矩，被家里人禁止骑马。男性不会骑马，会显得娇气文弱。乾隆皇帝就曾经因为很多旗人官员不会骑马而恼怒，下令禁止他们坐轿上朝。而像贾宝玉这样被女性长辈过度保护的男孩子，只能像女孩子一样坐暖轿。贾宝玉本来自己会骑马，却被女性拉回轿子里，这个情节颇具象征意味。
王夫人，或者还有贾母，为什么不让宝玉骑马呢？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猜，她们可能不愿意让宝玉过早在人前露面，不想让人们传说，“贾府有个十二三岁的公子，特别活跃”，更不想让他招来太多的嫉妒。在传统社会，人们相信孩子出名太早不是好事，所以，被寄予希望的孩子反而是不能经常露脸的。给小孩子大操大办生日，或者把孩子带到人前各种“表演”，被认为是暴发户的行径，是对孩子不利的。处心积虑地让未成年的孩子出名，其实是不爱孩子。不让宝玉露脸，跟不让女孩子的诗作流传出去，可能有类似的考虑。
按照今天的教育观念，母亲过多干涉孩子是不好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王夫人这样来管儿子，是违背儒家的初衷的。儒家表面上说，女性要“三从”，母亲既然要服从儿子，当然就谈不上太多的干涉。但是随着“孝”的地位被越抬越高，“从子”这一条，几乎从来没有实现过。社会越到后期，母亲对儿子管束得越多。这其实也是女性主体性觉醒的一种表现，虽然是一种不太理想的表现。
《红楼梦》中的女性都有着鲜明的个性。女性要有个性，就不能光接受好的方面，光看着姐姐妹妹们逞才斗巧，也得接受其中看起来不那么美好的方面，也就是，掌握了权力的女性，也会像男性一样，给人带来压力和束缚。
王国维嘲笑李煜“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因而带上了女性化的特质。这话用来说贾宝玉，也是没错的。要将男孩子培育出女性化性情，光父亲的缺席是不够的，更需要母亲的强势。我们知道，贾宝玉有强烈的女性崇拜，他的性格中，也有女性的特质。对于这样的特质，他自己是引以为自豪的，所以王熙凤一奉承他是“女孩一样的人品”，他就乖乖地从马上下来了。贾宝玉的这种标志性的性情，虽然不能说是王夫人一手造成的，但是与他生命的最初阶段笼罩于女性的权威之下，是不无关系的。
那么，这样的性情好不好呢？原始儒家是反对的，他们认为，男人就要有男人的样子，女人就要有女人的样子。
从具体的教育方法上看，王夫人有很多做得不对的地方，给儿子带来了束缚和苦恼，但是从母亲形象的角度看，这样一位强势、有权威的母亲，在男孩的成长过程中，却是不可或缺的。她的存在，可以让儿子早早懂得敬畏女性。在这个前提下，男孩子才有可能长成一个对女性怀有温情的男人，一个适应高度文明社会的男人。
尤为幸运的是，王夫人作为一个贵妇，并不亲自照顾儿子的饮食起居。这个责任，转由宝玉的乳母李嬷嬷承担。这使得王夫人的强势并没有渗透进宝玉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对于实际照顾他的李嬷嬷，宝玉是可以反抗的，甚至可以耍“少爷脾气”，因此，他并没有像一个真正受到全方位强势管束的孩子一样，养成唯唯诺诺的性格。他仍然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甚至是有点儿“牛心左性”的少年。
爱的管束
另一位为宝玉提供母性之爱的，是他的祖母贾母。贾母按照史家的文化传统，把丫鬟都宠得无法无天，可想而知，她是怎么宠爱她的金孙贾宝玉的。贾母宠爱宝玉，不全是出于传宗接代的考虑（事实上，可以为荣国公传宗接代的远不止宝玉一人）。在两个儿子中间，贾母本来就是“偏心”贾政的，因为贾政比贾赦成器多了。贾宝玉又是玉字辈唯一可能有出息的。在贾母眼中，宝玉“就同当日国公爷一个稿子”，贾母在他身上，也倾注了对亡夫的爱，或者说，是对亡夫家族的爱。
与讲究尊卑的王夫人不同，讲究享乐的贾母，几乎是鼓励贾宝玉“早恋”的。她生怕孙子错过了“大好青春”，给他身边塞了袭人还不够，又塞了个晴雯，甚至可以说，宝玉身边的八个大丫鬟都是她安排的。对于宝黛的恋情，她更是全心全意地撮合。当然，如果宝玉想去找宝姐姐、史妹妹玩耍，贾母同样是满心欢喜的。
贾母对宝玉的管束，体现在尽可能地消解他头上的光环。贾母总是抓住一切机会跟人说，宝玉并不尊贵，也不聪明，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孩子。按照迷信的说法，这是怕小孩子“折福”。客观地说，特别是对于比较小的孩子，这种做法有助于小孩子减轻压力，无忧无虑地享受童年。在贾母眼中，宝玉将来能有出息固然好，即使不那么有出息，也同样是她的宝贝孙子。比起让孙子成为“国之栋梁”，她更希望孙子平安快乐地长大，做一世“富贵闲人”。这是母性的另一种体现方式，会带给小孩子极大的安全感，帮助他们自由地成长。
在《红楼梦》里，贾宝玉是唯一没有正式名字的男主子，“宝玉”是他的乳名。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贾母特别嘱咐，大家都要叫他的乳名。不仅主子们要叫，连丫鬟也要这么叫，据说还贴在大街上，让挑粪的花子也叫。
传统中国人迷信地认为“贱名好养活”，小孩子叫一个卑贱的名字，阎王爷就会认为他“不值钱”，不会把他带走，所以过去的农村孩子经常会叫“狗剩”之类。贾母也是出于差不多的考虑，宁可孩子终身卑贱，也希望孩子能健康地长大。
但贾母不可能管孙子叫“狗剩”，她采取的办法就是让全世界都叫孙子的小名。叫小名，就表示他还不是一个值得敬畏的少爷，而只是一个没有什么附加价值的娃娃。不管宝玉长到多大，赢得了多少人的喜爱乃至敬仰，在贾母眼中，他永远是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娃娃。
贾母尽量把宝玉往小里说、往普通里说，是长辈的一种智慧，比对他寄予无限期望、给他无限压力要好多了。但是如果做得过分了，也会给他另一种压力。想象一下，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一边读着圣贤文章，一边还被所有人叫着乳名，这个场面其实是有点尴尬的。
读者经常感觉贾宝玉这个人物形象“忽大忽小”，一会儿能说出洞察人世的大道理，一会儿又需要人抱着上马。其实，这也不一定是曹雪芹写的时候没想好，而是像贾宝玉这样的人，实际生活就是这样的，他内心成熟的程度远超他的年龄，但在现实中，因为被人照顾得太好，他的某些表现可能又落后于他的年龄。贾宝玉在现实中长不大，贾母要负很大的责任。贾母给了宝玉无限的宠溺，但同时也总是把他当小孩子，这对他仍然形成了一种压制。这也是母性的一体两面，给他保底的，同时也是把他往下拽的。
给贾宝玉母性之爱的，还有一位李嬷嬷。李嬷嬷从小给宝玉喂奶，也负责照顾他后来的生活，但是不负责对他的教育。她的职责，更像是传统社会中一位民间的母亲。李嬷嬷不像贾母、王夫人那么清楚“读书上学的公子”应该是什么样子，更不能理解宝玉内心的那些风花雪月，她所担心的，就是宝玉饿着没有、冻着没有、多喝酒了没有……在这些近乎生理活动的领域，是由她来管束宝玉的。
李嬷嬷管束宝玉的动机是复杂的。一方面，宝玉是她奶大的孩子，在感情上跟她亲生的孩子是一样的，她是真的怕他冻着饿着；另一方面，宝玉又是她的小主人，保证他吃饱穿暖不生病是她的职责，如果出了闪失，她是要被主人责骂的。李嬷嬷有照管宝玉的义务，却没有“便宜行事的权力”。所以，李嬷嬷在她的管辖范围内，是极为谨小慎微的，这势必把宝玉的饮食起居管得很死。李嬷嬷才是最直接对宝玉履行母亲职责的人，但是从宝玉的感受来说，她也是最集中体现母性负面力量的人。宝玉受到的一切管束，几乎都是通过李嬷嬷来落实的。宝玉如果对父母和祖母有不满，是不能对他们发泄的，但是可以拿李嬷嬷来“煞性子”。宝玉不敢恨自己的长辈，就会把这些恨转移到李嬷嬷身上。
宝玉，以及叙述人，对李嬷嬷是很不友好的。小说赋予李嬷嬷是一个老态龙钟、拄着拐的形象。其实，李嬷嬷应该比王夫人年轻很多。做奶妈的年龄，应该是社会意识中的最佳生育年龄，推断李嬷嬷的实际年龄应该是三十多岁。曹雪芹把她写得这么老，就是因为宝玉心里觉得她絮叨、烦人、一无是处。这反映了宝玉与底层的母性管束的冲突。
在很多时候，李嬷嬷扮演着宝玉母亲的角色。比如“探宝钗”一回，其实她是代表贾宝玉的母亲出场的。“探宝钗”那一场戏为什么有趣呢？其实那场戏不是什么“宫斗”“宅斗”，只是体现了少年贾宝玉开始长大却无法摆脱母性束缚的成长矛盾。你可以这么理解：一个初二的男生，到一个女同学家去玩，结果他一直喜欢的另一个女同学，正好也到这个女同学家来玩了，于是就很尴尬；更尴尬的是，他拜访的那位女同学，正巧她的妈妈也在家；比尴尬还尴尬的是，过了一会儿，男生自己的妈妈也来做客了；双方的妈妈都以为他们三个是小孩子、不懂事，两个女同学互相拿这个男生开玩笑，但是又点到为止，不让两位妈妈发现。可以想见，这位男生此时一定如坐针毡，这就是宝玉当时的处境。
在这个名场面里，扮演宝玉的母亲的，就是李嬷嬷。如果这时候是王夫人来访，可能就没有这么强的戏剧性了。因为王夫人更知道宝玉心里在想什么，也更知道礼貌进退，而且还跟宝钗的妈妈是亲姐妹，这就很不方便钗黛二人糊弄老太太玩。所以，曹雪芹安排了文化水平低、只关心宝玉衣食的李嬷嬷出场。
中学男生经常有这样的体验：你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小男子汉了，在女同学面前知道要面子了，偏偏你妈妈还拿你当小孩子看，当着她们的面，跟她们的家长讨论你在家的糗事。贾宝玉也是这样，他在宝钗、黛玉面前越是要面子，李嬷嬷越是在那里说，“小孩子不要喝酒啊，回家好好写作业啊”，诸如此类。这时候，贾宝玉简直觉得无地自容。如果是亲妈，他可能不敢恨，但这是奶妈，所以他就恨得肆无忌惮了：回家以后，他就闹着要撵李嬷嬷走，还气得把茶杯都摔了。
宝玉撵李嬷嬷这个举动，突出体现了他挣脱母性束缚的强烈愿望。当然，这个愿望是没有那么容易实现的：贾母不可能由着他真的把李嬷嬷撵走，最后只是半明白半糊涂地把丫鬟茜雪撵走了。贾宝玉还得继续接受李嬷嬷的管束和照顾。
还有一个爱着宝玉、管着宝玉的人，就是袭人。在这一点上，袭人可以算是李嬷嬷的接班人。一个孩子长成大人的过程，就是脱离父母、找到爱人的过程。袭人是第一个与宝玉发生关系的女性，本来是他脱离母性束缚的契机。但有趣的是，在这个家庭里，袭人是贾母派来的，是“母性的最高代表”亲自安排的。不但如此，袭人后来又获得了王夫人的认可，得到了王家系统的“加持”。袭人这样一个“通房丫头”，并不代表着新的世界，反而同时代言了两股母性力量。她对宝玉的爱，仍然有浓厚的母性色彩。袭人照顾宝玉，仍然是像照顾小孩子一样，无微不至地关心他的吃饱穿暖。至于宝玉的精神世界，袭人是不理解，也不关心的。
与老态龙钟的李嬷嬷不同，袭人毕竟是一位青春少女，她的话，宝玉不能不听。奇妙的是，袭人对宝玉的屡次规劝，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限制他与女孩子接触，这竟与王夫人关心的问题不谋而合。袭人是让宝玉品尝到男女之情的人，如今竟是她来限制宝玉的男女之情，这种反讽，是曹雪芹最擅长的。由袭人来管束宝玉的私情，是令宝玉最无法拒绝的。袭人为宝玉摆脱母性的罗网指示了一个出口，宝玉跟着她走过去，却又重新落入了罗网。
不仅丫鬟会管宝玉，连小厮也会管宝玉。跟随宝玉的茗烟、李贵，也都肩负着看管、规劝宝玉的使命。李贵以为宝玉真的不会念书，曾经哀求宝玉好好学习，免得自己受到连累。李贵是李嬷嬷的儿子，他对宝玉的管束，其实是李嬷嬷的延伸。家门之外的世界，李嬷嬷照管不到，但可以让她的儿子照管，所以宝玉即使是出门上学，也仍然是不自由的。当然，小厮们管宝玉，归根到底，实际还是贾政和王夫人在管宝玉。
林黛玉也是深爱宝玉的人。在大家印象里，要伺候林黛玉这样一个女朋友，是不容易的事，肯定要被管头管脚。史湘云就说过林黛玉会“辖制”宝玉，读者肯定也都觉得是这样。但实际上，林黛玉倒没怎么管宝玉。她从不劝宝玉“立身扬名等语”，也并不真的干涉他与女孩子们来往。林黛玉给了宝玉一生中弥足珍贵的自由，因此，宝玉“深敬黛玉”。
黛玉不管束宝玉，固然有崇尚自由的史家家风的影响，但与贾母不同，黛玉对宝玉不是保底式的宠溺，而是建立在理解基础上的信任，是灵魂伴侣之间的志同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林黛玉才真是引领宝玉走出母性束缚的人，确实是最配跟宝玉相爱的人。
然而，林黛玉也有她的“小性儿”。她不反对宝玉“爱红”，但是一逮着机会，就一定会调侃宝玉和宝钗，拿宝玉跟袭人的关系开玩笑的次数也不少，就连湘云、宝琴等人，也都纷纷“中枪”。这样一位熟悉春秋笔法的才女，只要她愿意，就没有她编排不了的人。这种玩笑甚至很风趣，并不是真的吃醋，但是她这样把宝玉身边所有异性都编排进去，让宝玉疲于应对，也着实给宝玉增添了不少烦恼。更不用说，林黛玉是一位贵族少女，是一位诗人，又是恋爱中的人，情绪之不稳定，已经达到了人类的极限——动不动就会哭、动不动就会多心什么的，总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能说她是故意用情绪来控制宝玉，但是宝玉总要时时照顾她的情绪。客观上，这也成了加在宝玉身上的一重管束。
其他的姐姐妹妹，也都规劝过宝玉，宝钗和湘云都劝过宝玉好好念书，好好融入“须眉浊物”的社会，不要“爱红”。这些劝告，其实还是母性束缚的延伸。贾宝玉想不到，这些好好的姐妹，也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跟王夫人甚至李嬷嬷也没有区别了。这时候，他是既意外又生气的，比“来了这么一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玉”可生气多了。有时候他被说急了，也甩过很难听的话。不过，大多数时候，我相信他还得保持客气，起码在表面上接受一下姐姐妹妹们的意见——贾宝玉就是在跟姐姐妹妹愉快地玩耍的时候，也难免突然被这么管一下。
各种各样的管束，填满了贾宝玉生活的每一个缝隙。对这一点，贾宝玉是非常不满的。在第四十七回，他曾向好友柳湘莲抱怨：“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能说不能行，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处处受人管束，是少年贾宝玉最大的不如意。
被嫉妒的少年
贾宝玉的另一个烦恼，在于被人嫉妒。
家境好、念书好的少年，是难免被人嫉妒的。在第二十五回，马道婆就着宝玉的事蛊惑贾母说：“大凡那王公卿相人家的子弟，只一生长下来，暗里就有许多促狭鬼跟着他，得空便拧他一下，掐他一下。或吃饭时打下他的饭碗来，或走着推他一跤。所以往往的那些大家子的子孙，多有长不大的。”
其实，世界上哪有什么鬼，但是跟着宝玉，得空便拧他一下的存在，还是有的，就是嫉妒他的小人们。这么理解的话，马道婆这话说得还是挺生动的。
马道婆说这话的起因，就是贾环假装失手，把贾宝玉的脸给烫了。之所以烫了，就是因为贾环嫉妒他，嫌王夫人抱贾宝玉不抱他，嫌丫鬟们跟贾宝玉玩不跟他玩。
嫉妒贾宝玉的人，其实是很多的。即使贾母再怎么有意雪藏他，也盖不住这个“小王子”身上耀眼的光芒。学堂里有人找他的麻烦，忠顺王府打上门来告状，都跟他过于显眼不无关系。甚至平日跟宝玉一起为非作歹的“死党”薛蟠，有时候话赶话说到那儿，也会流露出对宝玉的嫉妒，造出对宝玉不利的言论来。对于这些，曹雪芹都是一笔带过。曹雪芹重点写的，还是赵姨娘和贾环对宝玉的嫉妒。
在叙述人眼中，贾环和赵姨娘都是很不堪的人物。贾环是赵姨娘生的，王夫人不待见[1]赵姨娘，难免也会对贾环有偏见。但是大家普遍不喜欢贾环，并不仅仅因为他是庶出的。实际上，无论是智力、性情、气质，贾环都比宝玉差很多。大家爱宝玉，不爱贾环，主要是因为宝玉可爱，贾环不可爱。也就是说，大家不喜欢贾环，原因不是他庶出的身份，而是他禀性差。当然，可爱的那个正好是嫡出，锦上添花；不可爱的那个正好是庶出，大家就免不了抓住这件事挤对他。
但是，一个嫉妒别人的人，永远不会承认自己不如别人。贾环永远不会认为，宝玉比他有才华、性情好，而只会认为，一切都是因为宝玉是嫡出，自己是庶出，而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势利眼。然后，他就可以简简单单地骂一骂不公平的嫡庶制度，尽情地倾泻自己的怨毒。
赵姨娘是贾环的生母，因为是妾，绝对没有资格做宝玉的母亲。在宝玉和贾环之间，她当然要无条件地袒护贾环。更何况，她在王夫人面前是绝对的弱势，她必须以一种近乎病态的偏执保护自己的孩子。她生怕庶出的身份给贾环带来不利的影响，也愿意相信贾环受到的一切冷遇都是源于他的庶出身份。在这样的信念之下，她痛恨宝玉夺走了自己儿子的一切资源，见不得宝玉有一点儿好。
赵姨娘代表了母性的极端负面。一种母爱一旦完全不受理智的控制，同时又站在了孩子的对立面，那它就会变成一种毁灭性的力量。全人类在潜意识里都害怕这种力量，所以几乎全人类都在讲“后妈”“坏巫婆”的故事。赵姨娘这个形象，也可以归入这个系列里。这种邪恶的母性形象，往往是跟嫉妒联系在一起的，赵姨娘也不例外。
好在，赵姨娘没有白雪公主的后妈那么厉害。在这部现实主义的作品中，她是弱小无助的，是可笑的。但就是这样一个弱小可笑的人，她的嫉妒也足以给宝玉带来很大困扰。
和贾环一样，赵姨娘把宝玉收获的一切喜爱，都归结为他是嫡出。她看不到宝玉的任何优点。所以，她心里非常不平：宝玉不过是一个小孩子，跟自己的儿子是一样的，有些方面还比不上自己的儿子，凭什么大家都这么捧他，“竟是得了个活龙”呢？她不会明白，宝玉是一个古今少有的可爱少年，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比得上他的，贾环更比不上他。强行拿贾环比宝玉，只是徒增烦恼罢了。
一个天赋优异的人，似乎是注定要遭受嫉妒的，反正他已经获得过好运气了，付出这点代价可以说也是难免的。一般来说，他也承担得起嫉妒带来的伤害。但是，当他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嫉妒的伤害就显得有点要命了，因为他还没来得及长得足够强大。强者应该宽容弱者，但当他只是一个有可能长成强者的少年时，要求他宽容弱者，就未免有点不公平了，因为他毕竟还不是真正的强者。中国人讲究损上益下，这听起来也没什么错，但是有优势的少年，往往成为这个规则的牺牲品。在《红楼梦》里，赵姨娘和贾环就对宝玉发动了几次致命的伤害。
宝玉不是没有想过缓和与赵姨娘母子的关系。他不顾贾家“凡作兄弟的，都怕哥哥”的传统，想着“兄弟们一并都有父母教训”，自己没有资格“多事”。这固然是他一贯“情不情”的温和性情，但是他同时也在想，“况且我是正出，他是庶出，饶这样，还有人背后谈论，还禁得辖治他了？”宝玉的心里，还是装着“正庶”观念，但他还是想尽力淡化这个差异，宁可放弃管教弟弟的权利。他生怕自己做了什么事，让人误会自己仗着嫡出欺负庶出的弟弟。
然而，宝玉的这份心思没有得到任何回报。他不过是在贾环欺负莺儿的时候，劝了一句“这里不好你别处顽去”，就被贾环认为是“宝玉哥哥撵我”，进而让赵姨娘认为贾环“垫了踹窝”“讨没意思”，生出了一番事端。宝玉的努力，既不能改善赵姨娘母子的处境，也不能改善他们对自己的态度。
我们都知道，一个孩子如果在成长过程中一直嫉妒别人，他的心理就会扭曲。贾环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如果一个孩子在成长中一直被人嫉妒，这会给他的心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宝玉就是一个一直被人嫉妒的孩子。我想，这种经历会让他早早认识到，试图与小人和解是徒劳的，会让他格外厌弃世俗中卑琐的行径。宝玉极其厌恶“须眉浊物”和“鱼眼睛”，不屑于“国贼禄蠹”之道，特别是他绝不妥协的态度，或许与被小人嫉妒的经历是有关系的。
曹雪芹向来“叙坏人不是绝对的坏”，但是对于赵姨娘母子，他几乎懒得花任何笔墨去辩护。赵姨娘和贾环几次伤害宝玉，都存有很深的恶意，很少出现曹雪芹爱写的误会和巧合。这反映出，曹雪芹对这种人的强烈憎恨。不知道曹雪芹少年时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心理阴影。
在宝玉的成长过程中，爱他的人无论如何都会爱他，恨他的人无论如何都会恨他。他不会从迎合别人中得到任何好处，因此，他全然没有迎合别人的意识。他独立不羁，敢于发表离经叛道的言论，敢于蔑视大多数人信仰的科举仕进之路。这种性情是高贵的，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是被赞扬的。曹雪芹虽然时常调侃宝玉“乖僻”，但实际上，非常欣赏他的性情。
大方与小气
贾宝玉从生下来就没体验过匮乏，这导致他对物质没什么概念。对他来说，想要什么就会有什么，用完了伸手再拿。他从来不懂什么叫精打细算，更不懂什么叫生计艰难。一般人写贵公子，很多会写成穷奢极欲，但是贾宝玉甚至连穷奢极欲的概念也没有，因为他从来没有过求之不得，没有过被亏欠的心理，所以并不需要过多的物质来补偿亏欠。
曹雪芹曾经借下等婆子的口吐槽贾宝玉：“爱惜东西，连个线头儿都是好的；遭（糟）塌（踏）起来，那怕值千值万的，都不管了。”贵公子的这个特点，李商隐还有一个更雅致的形容：“不收金弹抛林外，却惜银床在井头。”[2]（富平少侯）用金子做成的子弹去打鸟，金弹丢在树林外，也不去捡，但偏偏觉得光洁的井床看着银光闪闪的，新鲜得不得了，格外爱惜。李商隐写的是一个“十三身袭富平侯”的公子哥儿，比贾宝玉还要更阔一点，年纪跟贾宝玉差不多，性格也差不多，都有着迥异于常人的价值观。
物质上的富足，给了宝玉一种豁达之气。“这值什么”是他的口头禅。在“晴雯撕扇”的名场面里，他为了哄晴雯开心，说出了一段名言：
这些东西，原不过是借人所用，你爱这样，我爱那样，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顽[3]也可以使的，只是不可生气时拿他出气。就如杯盘，原是盛东西的，你喜听那响的声儿，就故意的摔了，也可以使的，只是别在生气时拿他出气。这就是爱物了。
这话说得多么豪迈，是因为他把物的价值看得极轻，把人的心意看得极重。而且他不是仅说说的，当晴雯真的拿了扇子来撕，他还在旁边怂恿道：“响的好！再撕响些。”他还把麝月的扇子抢过来让晴雯撕，让麝月自己到匣子里再去拣扇子，还说出了那句标志性的“什么好东西”，“古人云：‘千金难买一笑’，几把扇子能值几何？”这说明，他对外物的态度真是这么无所谓。当然，他是为了哄晴雯开心，但如果是买一把扇子要算计半年的穷小子，再怎么怜香惜玉，只怕也说不出这样的话、做不出这样的事。
真正把钱不当钱，应该是贾宝玉这样，觉得“千金”也买不来“一笑”，财物在人的精神愉悦面前，卑微得不值一提。像贾宝玉这样，才是真正的少爷做派，才是真正的“有钱人发言”。
其实，这也不需要你多么有钱，只需要你像贾宝玉一样，内心没有匮乏感。如果你实在做不到，那你只要克制着不说“晴雯是看上贾宝玉的钱”，也可以显得稍微高贵一点。
贾宝玉不在乎钱是一贯的，给身边的女孩子们，特别是物质上不那么富足的丫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贾环就做不到这一点。其实贾环的生活条件是跟贾宝玉差不多的，不同的是他的内心有匮乏感。
第二十回写到贾环跟宝钗的丫鬟莺儿赌钱，赌急了耍赖，莺儿就说：“一个作爷的，还赖我们这几个钱，连我也不在眼里。前儿我和宝爷顽，他输了那些，也没着急；下剩的钱，还是几个小丫头子们一抢，他一笑就罢了。”
贾环是主子，也是男孩子，居然赖丫鬟的钱，这是很让人看不上的行为。宝玉的行为和他形成了鲜明对照。宝玉和丫鬟玩，从来不会因为输了钱着急，假如剩下了钱，也还是会散给小丫头们，然后“一笑就罢了”。“一笑就罢了”，是宝玉的典型形象。这样的宝玉，是令人喜欢的。
宝玉可以这样，是因为他没有匮乏感，贾环就不行，所以他听了前面莺儿的话，第一反应是：“我拿什么比宝玉呢？”进而得出结论：“你们怕他，都和他好，都欺负我不是太太养的。”这是典型的贾环式归因。连宝钗从旁劝慰他的话都是“快别说这话，人家笑话你”。贾环的这种心理，确实值得“笑话”。
这时候，宝玉正巧走过来，他是怎么劝贾环的呢？他说：
大正月里，哭什么！这里不好，你别处顽去！你天天念书，到（倒）念糊涂了？比如这件东西不好，横竖那一件好。就弃了这件，取那件。难道你守着这个东西哭一会子就好了不成？你原是来取乐顽的，既不能取乐，就往别处去，寻乐顽去。哭一会子，难道这算取乐顽了不成？到（倒）招自己烦恼，不如快去为是！
在宝玉的意识里，没有什么比寻乐玩去更重要了，这也是来自贾母的教诲。发生了什么不愉快，也不值当哭。这里不好，就到别处去玩；这个东西不好，就去玩别的东西。这时候，贾环不敢回嘴，但是他心里肯定在默默地想：“那是你！我能跟你比吗？你去哪儿玩都有人捧着你，送到你手边的东西都是好的，我就不一定了。”宝玉给出的建议很豁达，但这是基于宝玉特有的对世界的信心。在宝玉的概念里，即使有不好玩的地方，不好玩的东西，也是小概率事件，下一个要去的地方、下一个遇到的东西，还会是好的。贾环没有这样的信心，在他的意识里，下一个地方、下一个玩具，大概率会是更不好的。像贾环这样的人，时时刻刻存着这样的担心，是难以理解宝玉的豁达的。
贾宝玉的轻视外物，是与他的身份相符的。这种性情发展到这个程度，其实已经与物质上的贫富无关了，而成了一种审美人格。
贾宝玉也不是对任何物质都无所谓，有的时候，却又小气得很，“连个线头儿也是好的”。什么样的线头儿是好的呢？当然是凝结着人情的线头儿，女孩子给的线头儿，特别是林黛玉给的线头儿。
大观园题对联那一回，贾宝玉从贾政那里出来，几个小厮上来表功，说自己在老太太面前说了好话，讨宝玉的赏。宝玉说一人赏一吊钱，小厮居然说：“谁没见那一吊钱！”看来宝玉平时赏小厮赏得太多了，惯得小厮都染上钱少便不稀罕的毛病了。于是，宝玉就任凭小厮们把他身上佩戴的荷包、扇囊之类“尽行解去”。这又显出宝玉的日常为人大方了。袭人一看宝玉“身边佩物一件无存”，就知道是怎么回事，说明这种事发生过不止一次了。
结果，林黛玉生气了，因为她刚做了一个荷包给宝玉，既然“将宝玉所佩之物尽行解去”，那么其中一定也包括黛玉给他做的那个荷包。黛玉觉得宝玉也太大方了，连自己送的荷包都这么随便给人，气得把正给他做的香袋儿剪了。谁知宝玉并没有她想得那么大方，他知道自己的小厮有这个习性，怕他们把林黛玉送的荷包抢走，特意戴在衣服里面了。对于需要在乎的东西，宝玉是格外珍惜、格外细心的。此处，随便让小厮解走荷包和精心护着林黛玉送的荷包，大方和小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又比如第四十五回，宝玉雨夜来看黛玉，黛玉怕他回去路上滑倒，给他一盏玻璃绣球灯让他照明。宝玉推说自己也有，只是怕“失脚滑到（倒）了，打破了”，可惜。这次连林黛玉都吐槽他：“跌了灯值钱，跌了人值钱？”“怎么忽然又变出这个‘剖腹藏珠’的脾气来。”林黛玉是了解贾宝玉的，他平时绝没有“剖腹藏珠”的脾气。依我看来，宝玉未必真有这么个灯笼，他现在推辞，只是怕把黛玉的灯笼打破了。他爱惜的不是灯笼，而是黛玉的情意。只要是黛玉的东西，那就真是“连个线头儿也是好的”。
不重物色的人，自有他格外珍视的物色，曹雪芹往往爱写这样的反差。贾宝玉不重物色，重视的是人情，因而对凝结着人情的物色，也格外珍重。对于高于物色的人，宝玉自然是更加珍重，无论这些人是否对他有情。对无情之物有情，对无情之人有情，这就是脂砚斋给宝玉的三字定评：“情不情。”
“情不情”的闺阁良伴
脂砚斋用“情不情”三字来概括宝玉。第一个“情”字是谓语，是“对……有情”的意思；“不情”二字是宾语，就是“没有情的”。“情不情”的意思就是，对没有情的人有情。
贾宝玉对人有情，是不需要对方用情来回报的。绛珠仙草还没有情的时候，他就作为神瑛侍者浇灌她；秦可卿在现实中与他没有男女之情，他却在梦中对她表现出莫名的迷恋；宝钗、湘云与他没有恋情，他仍然对她们怀有尊重与温情，怀有对她们才识与外貌的欣赏之情；袭人并不理解他，他仍然对她的朝夕陪伴怀有感激和眷恋；对于与他没有情缘，甚至对他怀有些许敌意的丫鬟，他仍然存有关怀和同情；甚至对于在他生命中一闪而过的小红、卐儿，乃至村庄上的“二丫头”，他也同样怀有善意和祝福。他说，“见个女儿，我便清爽”，却从不要求她们对自己有情。
吐槽宝玉物质观念奇葩的婆子，也吐槽过他“情不情”的属性：
大雨淋的水鸡似的，他反告诉别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罢’！你说可笑不可笑？时常没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的。且是连一点刚性也没有，连那些毛丫头的气都受的。
婆子口里的“可笑”，让我们看到了宝玉“情不情”的可爱。他会不顾自己淋雨，先替别人着想，怕别人没处避雨；对于无关紧要的“毛丫头”，他也展露出温柔，宁可在她们面前“受气”，被人嘲笑没有“刚性”；甚至对没有人情的自然物，燕子、鱼、星星、月亮，他也能产生共情，去和它们说话。宝玉的内心怀有无限的情，足以让他去细腻地体验这个世界，去关怀每一个卑微的存在。曹雪芹借婆子的口，用极为粗浅的语言，描绘了一个极有诗意的人格境界。
这种诗意的境界，是儒家的一种理想人格，就是宋儒张载说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简称为“民胞物与”。把素不相识的路人视为自己的同胞，把没有人情的事物视为自己的好友。这是一种伟大的爱，是极深的情。曹雪芹借贾宝玉的形象，把这种人格理想表现得美好而又真切。
在儒者的内心，始终响着两个声音：一个是“民胞物与”——我要尽可能地去爱更多的人；另一个是“爱有差等”——我对于我爱的人，要多爱一点。这两个理想，有不同的适用范围，根据环境的不同轮流出现。曹雪芹把“民胞物与”化身为“情不情”，赋予了宝玉；把“爱有差等”化身为“情情”，赋予了黛玉。“情不情”是他的第一人格，“情情”是他的第二人格。
“情不情”和“情情”都有弊端。“情不情”过头了，容易让人觉得滥情；“情情”过头了，容易让人觉得对别人不够友好。按照传统审美，男性稍微“情不情”得过头一点，女性稍微“情情”得过头一点，还比较容易让人接受。如果是在现实生活中，当然男性和女性选择“情不情”和“情情”都没问题，只要都别过头就好。不过如果不是谈恋爱，在一般的人际交往中，地位高一点的人“情不情”，地位低一点的人“情情”，会显得更美好一点。所以，相对而言，“情不情”是一种偏阳性的气质，“情情”是一种偏阴性的气质。每个人身上都同时存在阳性与阴性的气质，只不过，你是宝玉的时候，你就会“情不情”，你是黛玉的时候，你就会“情情”。
《红楼梦》用很大篇幅写了贾宝玉与姐姐妹妹们相处的日常琐事，在这些琐事中，总是漂浮着一丝丝若有若无的暧昧情愫。经常有同学问我：“贾宝玉是不是个渣男啊？”我说，当然不是了。
小孩子到了青春期，开始明白男女有别了。这时候，他们对男女之情不仅是向往，同时也有排斥。如果得不到正确引导，他们会以为，这件事是“不好”的。少年人还不太明白成年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这时候，他们常常会有远远超过成年人的道德感。有的人跟一个有好感的异性同学一起写作业，就认为自己在“谈恋爱”了，并且很认真地认为，自己从此不能跟别的异性说话了，否则就是“渣”。道德感到了这个程度，其实有过之了，真实的世界不可能是这样的。
在真实的世界里，一个人一生要遇到大量的异性，与他们一起工作、学习、娱乐，进行各种各样无关爱情的交往，留下种种美好的回忆。在这些交往中，难免会有星星点点的瞬间，如果放在小说里，尽可以生发成各式各样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在现实中，什么也不会发生。小说和现实往往是分得很清楚的。在现实中，这样的瞬间必须随风而逝，最多是在确认安全的无数年后，变成某位老人无意间回忆起的亦真亦幻的温馨，如果都照着小说去发展，那就真成“渣男”“渣女”了；在小说中，则必须捕捉这样的瞬间，写出人们平时不会注意到的细节，这样才是好小说。
《红楼梦》就是以捕捉这样的瞬间见长的。在读《红楼梦》的时候，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敏锐，跟着作者去发现人类细微的情感；在现实中，我们万万不可按《红楼梦》的逻辑，把每一个引人遐想的细节都“坐实”了。这就像我们写“同人文”[4]，尽可以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把每一个正常的细节都敷衍为爱情，这是一种艺术创作，但是万万不可把想象的事当真，更不能去打扰现实中的人。
在结婚之前的青春时代，这个道德标准还可以放得更宽些。所谓“忠于伴侣”的原则，是指在结婚以后，履行双方签订的契约，不做有损对方利益的事。而在结婚之前，特别是有确定的恋爱关系之前，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在结婚之前，少男少女本来就需要在茫茫人海中寻找自己的一生挚爱，就是要认识很多的异性，与他们友好相处，确认是否有发展爱情的可能，这不能算“渣”。一个人在结婚之前，总会遇到几个有可能发展为未来伴侣的对象。无论男女都是这样。你有几个潜在的恋爱对象，同时你在对方那里，也只是几个潜在的恋爱对象之一，没有什么不公平的。只不过，你潜在恋爱对象的其他潜在恋爱对象，可能大部分不会出现在你的生命故事里而已。在《红楼梦》中，贾宝玉始终没有确定的恋爱关系，薛宝钗、史湘云，包括林黛玉，还都只是他潜在的恋爱对象。也许在现实中，她们都还有别的潜在恋爱对象，但最终嫁给了别的人。只不过，这些人没有出现在《红楼梦》中而已，并不是贾宝玉一个人占有了这么多女性。
《红楼梦》中贾宝玉的状态，就是谈恋爱前，与门当户对的姐妹们自由交往的状态。从《红楼梦》中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世家对这个程度的交往是相对通脱的，至少没有“只能和一个女孩子说话”的观念。我们今天，实在没有必要比几百年前的古人更迂腐。
在这个状态下，女孩子们是“不情”的，她们并没有将贾宝玉视为必然的结婚对象，只是“正在混沌世界，天真烂漫之时，坐卧不避，嘻笑无心”，至少在宝玉眼中是这样的。当然，从女性的角度看，不排除她们已经有了少女的小心思。那些介乎无情与有情之间的暧昧言行，宝玉都会当她们是“无心”，不会贸然认为她们爱上了自己。这已经是宝玉高出一般“须眉浊物”的地方了。
而宝玉对她们的“不情”是有情的。对于女孩子们有意无意展现出来的爱意与善意，宝玉是感念和珍惜的。在不打扰她们的前提下，他会在自己心里记住这些情分，甚至偷偷敷演出一些旖旎的意象。更不用说，在他背后，还有一双深谙人情的、成年人曹雪芹的眼睛。曹雪芹调侃宝玉是“意淫”，这个词在今天已经用滥了，加入了很多与曹雪芹本意无关的含义。实际上，曹雪芹在造这个词的时候，指的就是宝玉的“情不情”，也就是在现实中不打扰他人、却在潜意识中就生活中的蛛丝马迹生发出无限的想象，大致就是我们今天磕“同人文”的做法。当然，这其实本来就是小说一贯的写法。《红楼梦》也正是以写这样的“情不情”见长的。
宝玉的“情不情”还体现为，他对女孩子有情，不以女孩子对他有情为条件。对于“不情”的女孩子，他仍然用一片深情去理解、去欣赏、去爱护。他善待所有女孩子，并非是功利性的，是源于天性中的至情，源于灵魂的丰富与细腻。这也是为什么宝玉这个人物显得特别可爱，远远高出于一般的“须眉浊物”。
贾宝玉虽然还是一个少年，但他已具备中国式男人最高尚的品质。这样的男人，会是一个好的伴侣。即使不想与他谈恋爱，他也是一个理想的“闺阁良伴”。
那么，贾宝玉最爱的人是谁呢？贾宝玉与几个姑娘萌生了不同程度的恋情。在建立正式的恋爱关系之前，这是允许的。贾宝玉爱得最深的人是林黛玉，薛宝钗次之，史湘云再次。
世界上的爱情有多种。有一种爱情，是生死相许的爱情。自从你见过了这个人，你就十分确定，今生必须要跟这个人相守，你可以为这份爱情去死，去承受痛苦；同时这份爱情不只意味着痛苦，你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又感到轻松、愉快。另有一种爱情，是你如果得不到，就会果断放手，不会为之去死，去承受痛苦，但如果你得到了这份爱情，你也会感到轻松、愉快。前一种爱情可以包括后一种爱情，而当前一种爱情缺席的时候，后一种爱情同样是完整的爱情。
宝玉与黛玉，就是前一种爱情，与宝钗，则是后一种爱情。只要宝玉和黛玉在同一个世界，不管世上还有多少选择，他们都会义无反顾地选择对方。但如果世界上没有黛玉了，宝玉也可以与宝钗相爱，并且也是真的爱情，并不是凑合过日子。黛玉在的时候，不但宝玉不会选择宝钗，连宝钗也会有意地躲开，避免嫌疑，因为此时的爱情并不值得她付出过高的代价。而当他的世界中黛玉来了又走了之后，宝玉还是会和宝钗结婚，就像藕官对菂官那样，“便只是不把死的丢过不提，便是情深意重了”。只不过因为黛玉曾经存在过，他会“到底意难平”。好比说，黛玉与宝玉互为第一志愿，宝钗与宝玉互为第二志愿。有希望的时候，人总是会尽力地去追求第一志愿，但如果追不到，第二志愿也是志愿，也会高高兴兴地服从，也说不上是对不起第一志愿。
这里面有一个前提，只有黛玉不在了的时候，娶宝钗才不算是对不起宝黛的爱情。所以，按照曹雪芹的意思，宝玉与宝钗的爱情，只有在黛玉去世后才会发展。在前八十回中，宝玉与宝钗没有爱情，只有偶然的闪念和暧昧，唯一与宝玉有爱情线的是黛玉。脂砚斋指出：“二玉事，在贾府上下诸人，即看书人，批书人，皆信定一段好夫妻。书中常常每每道及。岂其不然？”（第二十五回）。在黛玉活着的时候，所有人都认定宝黛是一对，宝玉从来没有过“选黛玉还是选宝钗”的疑惑，更没有人作过“撮合宝玉和宝钗”的尝试。
实际上，只要不发生黛玉早亡这样的不可抗事件，在现实生活中，宝玉和黛玉更有可能结为夫妻，宝钗才更有可能变得“意难平”。从审美上，我个人甚至觉得，与其用硬性的灾难拆散宝黛，让宝玉回忆死去的黛玉，还不如等宝钗自然地离去，让宝玉回忆与宝钗之间不曾发生的爱情。这也是现实中更可能发生的情形，但也许不是适合文学表现的爱情。曹雪芹安排黛玉早亡，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让宝玉和宝钗的爱情有一次出场的机会。
宝玉和湘云的感情，比跟宝钗的更虚幻一些。湘云是“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的女汉子，她与宝玉更接近血缘亲情，他们之间更多的是相似，而不是相配。更何况，湘云的疑似夫婿卫若兰已经在小说中显现了，恐怕宝玉也已经不是湘云的“第一志愿”了。宝玉与湘云相恋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又小于宝玉与宝钗相恋的可能性。只有当宝钗也消失的时候，宝玉才有可能与湘云结合。宝玉与湘云大概只能互相化为对方的回忆。
在士族生活中，人们并不歧视继室。只要是正妻，就默认地位是平等的，没有“先来后到”的区别。所以，如果宝玉先后娶了几位小姐，这在现实中是可能发生的。只能说，宝玉的个人意愿，会有黛玉——宝钗——湘云的排序。
宝玉与丫鬟们的感情，又是另一组平行线。在古代一妻多妾的制度下，宝玉爱的丫鬟们与他爱的小姐们不构成竞争关系。丫鬟要变成宝玉的家人，只能成为他的妾，几乎没有“扶正”的机会，不会威胁他的正妻。在古代，只有“停妻再娶”，娶两位正妻，才算是“重婚罪”，并且是重罪，而在妻外有妾，不会给人“渣”的感觉。妻只能有一个，妾的数量没有法律限制，所以宝玉即使同时与几个丫鬟有感情关系，也不被认为是“渣”。尽管如此，在《红楼梦》里，明确与宝玉有过男女之情的只有袭人一人，晴雯与他没有男女之情，宝玉与其他几个丫鬟则写得朦朦胧胧。即使是袭人，在王夫人的压制下，也始终没有成为宝玉的“跟前人”。比起他的兄弟们，宝玉与丫鬟的关系也算是“精神恋爱”了。
那么，曹雪芹没有写过的爱情，我们读者可不可以想象呢？当然可以了！好的文学，就是要启发读者在文本之外的想象。如果一部小说，除了男主角和女主角的爱情，读者再想象不出其他的爱情组合，那么这部小说其实是失败的，因为它写的别的人物不丰满。如果每个人物都有独立的生命，那么他们当然能够接受读者的再创造，《红楼梦》正是这样的小说。
在解读《红楼梦》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作者的本意是宝黛相爱，在此之外，你尽可按照自己的喜好，想象宝玉与宝钗相爱，与湘云相爱，与袭人、晴雯相爱的情形，因为所有这些人物都是有灵魂的。你甚至可以去原著中发掘种种蛛丝马迹，作为他们相爱的证据，找得多了，说不定你觉得比宝黛的爱情还要真切。这说明作者写得好，人物之间的互动多，能驾驭像现实生活一样千变万化的细节。你尽可以沿着原著的世界观、人物设定和情感逻辑，去讲你喜欢的故事，这也算是对得起曹雪芹的苦心了。
“须眉浊物”的死对头
贾宝玉还有一个标志性的惊世骇俗言论，就是他经常性地公然“歧视男性”。
贾宝玉的歧视男性言论，有一些是甄宝玉说的，不过他们俩都是曹雪芹第一人格的化身，就不用分得那么清楚了。
宝玉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个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他说男子是“须眉浊物”，更说读书上进的男子是“国贼禄蠹”。
时至今日，还有人对宝玉的这些言论极其不满，所以可以想见，在曹雪芹的时代，这些话会激起多么大的风浪。自从进入父权社会以来，就只有男性歧视女性的分儿，什么“女子与小人难养”，什么“男尊女卑”，都是可以随便说的。曹雪芹时代，怎么居然有人胆敢歧视所有男性，说出“须眉浊物”“泥作的骨肉”这样的话来，还有比这更大逆不道的吗？直到今天有人要是在网上说个“须眉浊物”，都难免会有某些不“开眼”的男性急得诅咒。更遗憾的是，“须眉浊物”这话，本来就是一个男性说的。说这话的人物和写这话的作者，都是男性。这么一说，男性们就会更愤怒了，说：“你贾宝玉，你曹雪芹，怎么能这样呢？身为男性，怎么能做男性的叛徒呢？”
什么叫“须眉浊物”呢？这个概念可以意会，却很难下一个精准的定义。
让我来勉强给这个群体画个像吧：男性，以中老年为多，但也有非常年轻的；信奉男权中心文化，以及相关的权力结构，坚信自己能从这个体系中获利；无视自己的实际条件和生活环境，能巧妙地从中国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传统文化中，挑选出对自己最有利的说法，用来要求别人服从自己；认为自己世故油滑，很懂得怎么在这个世界上谋取私利，被打脸之后，又能马上摆出一副大公无私的架子来，说自己之所以怀才不遇，都是因为太正直了；整天板着个脸，不知道肩负着什么伟大使命，但是其实也做不出什么有用的事，动不动还会把别人坑进去；明明没有任何了不起的地方，但是永远在说，“我们男人就是了不起”“我们上了岁数的男人就是了不起”“我就是了不起”，云云。怎么样，你身边是不是有那么一位，或者那么一群，这样的人？
其实，这个群体只是男性中的一部分。贾宝玉歧视“须眉浊物”，并不是针对所有男性的。但是，一旦你说了一句，“并不是所有男性都是‘须眉浊物’”，当那些不是须眉浊物的少年还在低头沉思“我是不是”的时候，真正的“须眉浊物”早就得意扬扬地抢着上来说，“你看，我就不是‘须眉浊物’”。所以，贾宝玉，或者曹雪芹，干脆说，所有男性都是“须眉浊物”，一个别跑。
说所有男人都是“须眉浊物”，那些还不浊不臭的少年就会开始反省了。人是需要有一点自省精神的。没有人生下来是完美的，男性有男性天生的缺点，女性有女性天生的缺点。人之为人，就是要不断克服自己天生的缺点。生为男性，不能认为“男性就是伟大”，要明白“男性天生是不好的”，才能克服男性的缺点；同样，生为女性，也不能认为“女性就是伟大”，也要认识到“女性天生是不好的”，才能克服女性的缺点。曹雪芹是男性，他不用反省女性的缺点，只要反省男性的缺点就行。贾宝玉成为这么“美好”的男性，就是因为他相信男性天生是不好的，一直在跟自己天性中的缺点战斗。
真正的“须眉浊物”是绝对不可能自省的。他一定会第一时间扑上来跟你咆哮：“你怎么能把所有男人一棍子打死呢？”你当然不能跟他说，“我不是针对所有的男性，我只是针对你”。但是就算你把“须眉浊物”的症状一条一条摆在他面前，说“只有这样的才叫须眉浊物”，他比对之后，也会发现自己全部“中枪”，于是越发暴怒：“像我这么伟大光明正确的男人都是‘须眉浊物’，还有哪个男人不是‘须眉浊物’？你还是针对所有男性！”所以，我最后还是会坚持说，“所有男人都是须眉浊物”。
贾宝玉美好在哪里呢？就在于他是“须眉浊物”的死对头，每一条都跟“须眉浊物”反着来。这样的男性，是非常了不起的。
虽然贾宝玉坚持宣称他反对的是所有男性，但实际上，他反对的是以男权为标志的权力结构，反对的是这套权力结构下非常缺乏审美性的价值观。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儒家的价值观本来是非常具有审美性的，但是两千年过去，这套价值观已经千疮百孔。有的“条款”已经过时，被缺乏审美意识的人借尸还魂；更多的“条款”则被人遗忘，被“浊臭逼人”的市侩哲学取代。然而，具有审美意识的人始终还在那里，仍然需要具有审美意识的价值观。为此，他们不惜另立山头，抛弃原来的一套话语，从“天尊地卑”开始抛弃，去建立自己的一套奇特的价值观。其实，细看下来，这套新的价值观，内核其实跟孔子那套是差不多的，因为美永远是美。
这件事，在曹雪芹生活的时代，由曹雪芹来做了。其实每个时代，都有人做这样的事。晚明有这样的人，晚唐有这样的人，汉魏也有这样的人。比如，曹魏后期的嵇康和阮籍，就是这样的人。曹雪芹有一个号叫“梦阮”，想必他对嵇康、阮籍的风格是心向往之的。
曹雪芹发明了“女清男浊”的理论，其实，“清”与“浊”的对立，并不是曹雪芹发明的。汉魏以来，在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清”都是士族审美的最高境界，“浊”是被人们不喜欢的。所谓“清”，就是每件事都跟“须眉浊物”反着来。“清”是审美的，是高贵的，“浊”是不审美的，不高贵的。直到今天，我们还会下意识地用“油腻”这样的词来形容“浊”。“清”的审美，其实是中国士族精神的结晶，是中国式的贵族精神。
曹雪芹把“清”的审美寄托在了女儿身上，其实，除了对性别特质的觉悟与调侃，凌驾于男女的对比之上，更有清、浊的对比。曹雪芹最终的理想，还不是“女”，而应该是“清”。
那么，女性就都是“清”的吗？贾宝玉最开始是这么认为的，后来越来越觉得不对。他倒不是发现了女性本身的缺点，而是越来越觉得，那些“须眉浊物”的毛病，有的女性身上也有。
他首先发现，年纪大的已婚妇女，也是“浊”的。抄检大观园那一回，他气得说：“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账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可杀”的标准是“比男人”，程度是“更”。贾宝玉发现，一些年纪大的已婚妇女，尤其是下人婆子们，比男人更像“须眉浊物”，他把这原因归为她们嫁给了男人，被男人传染了。
在“须眉浊物”主导的男权社会下，女性本来是被压迫者，已婚的底层女性，被压迫得更厉害，但是她们往往并不反抗，反而格外认同这套权力结构，甚至不遗余力地做他们的帮凶，好像相信自己也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一样。被压迫的身份，并未能使她们天然地获得“清”的特质，在艰难生活日复一日的消磨下，她们反而变得更“浊”了。过年的时候，拉着你的手跟你宣讲“须眉浊物”理论的，经常不是大爷，而是大妈。在曹雪芹那个时代，大概也是差不多的。
对于这个现象，贾宝玉还有一个更生动的描述。
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
这么一说，好像是对已婚妇女的歧视了。不过，不得不承认，他说的也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很多女孩子，做学生的时候很有灵气，毕业结婚之后，就渐渐地变成俗气妇人了，最后也只会拉着你的手，给你讲“须眉浊物”理论了。
不过，曹雪芹在这里用了一个典故——鱼目混珠。鱼目混珠是怎么回事呢？有个传说，海里的鲸鱼——古人说鲸鱼，不一定就是今天说的鲸，有可能就是很大的鱼——刚死的时候，把它的眼睛抠下来，灿烂夺目，就像大宝珠一样。但是，过了几天，鲸鱼的眼睛就会不断流水，日渐干枯，就不像宝珠了，变成垃圾了。有的女孩子会变“浊”，是因为她骨子里是“浊”的。少年时代，没有面临现实的考验，人是不分化的。没有考验的时候，人都是向往美好，向往“清”的。少年人，尤其是少女，总会是“清”的，看起来都是“无价之宝珠”。有的少男，可能会以为“须眉浊物”的世界能给自己什么好处，早早走上“须眉浊物”的道路，从很小就不“清”了，变成迂腐的小夫子；但是少女没有这条路，她们对自己在“须眉浊物”社会里将会受到的压迫总会有一点觉悟，总会对那个污浊世界的规则持一点回避的态度，所以几乎每个少女都是清清净净的。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步入成人社会的女性，总会遇到大大小小的考验。是否要放弃自己最喜欢做的事呢？是否要嫁给自己不喜欢、周围人却都看好的男人呢？是否要按大人说的方法，去讨好一下那个看起来很有权力的人呢？是否要按照大多数人的方式去生活呢？说“不”并没有那么容易。女孩子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每一件小事，都是一个重要的决定，不比嵇康、阮籍决定是否接受一个不正义的职位来得轻松。这时候，骨子里并不“清”的女孩，就会渐渐放下她美好的外表，露出“鱼眼睛”的本相来。这种得罪女性的话，曹雪芹不说，由我来补齐。
大观园中可爱的丫鬟们，过不了几年就要各奔前程，“就如同一盆才抽出嫩箭来的兰花送到猪窝里去一般”，在生活的重压之下，大部分很快就会变得与宝玉讨厌的婆子、姨娘一样了。对她们来说，大观园中的美好，不过是草草收尾的红楼一梦。至于黛玉、宝钗、湘云等人，也要慢慢走上王熙凤、王夫人直至贾母的道路，变得不那么可爱了。与此同时，贾宝玉也要渐渐变成贾琏、贾政。这实在是整部书最大的悲哀。
意识到这一点的青春少女，会对未来，甚至对婚姻，产生强烈的抗拒，害怕变成鱼眼睛。所以林黛玉会说，“质本洁来还洁去，强比污淖陷渠沟”。失去宝珠的光彩，简直比死都可怕。我们看书的时候，其实都希望林黛玉的结局是死，而不是长大嫁人，甚至林黛玉自己，可能也是暗暗这样期望的。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并非所有的宝珠都是鱼眼睛，世界上总是有真正的宝珠的。真正的宝珠永远是宝珠，是不会变成鱼眼睛的。宝珠即使会蒙尘，会磨损，但光彩还是会存在。林黛玉如果能活成贾母，仍然会保有她的光彩，正如现在的贾母也自有她的光彩。所以，女孩子没有必要害怕长大，没有必要害怕婚姻。
贾宝玉所反对的其实是由成年的男性和女性共同尊奉的，一套愚蠢而缺乏审美观念的社会规则。这套规则所肯定的一切忠孝节义，一切愚昧的顺从与愚昧的傲慢，一切好听的名词，都有可能被贾宝玉命名为“浊气一涌”，加以轻蔑的嘲笑。“须眉浊物”们和“鱼眼睛”们为遵循这套规则所付出的一切汗水和血泪，经宝玉轻轻一点，就化为毫无价值的尘埃。可以想见，这些人有多么憎恨这位至清的少年。
这些人并不真像他们曾经期望的那样，得到过什么权力和好处，所以他们对于自己憎恨的少年，可以采取的措施也非常有限，仅限于威胁和恐吓。他们会对少年说：这是社会规则啊，你不遵守的话，是没有好下场的。在《红楼梦》里，贾宝玉受到的种种劝诫，其实都是这样的威胁。诸如：你不要毁僧谤道啊，不要看不起“须眉浊物”啊，不要看不起头悬梁锥刺股念书的人啊。其潜台词是，这么下去，你是不会有好下场的。真的会没有好下场吗？其实他们也不知道。
贾宝玉完全没有被这些话吓住。他也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没有好下场，但是他豁出去了，就算是没有好下场，他也要鄙视“须眉浊物”。一个少年人，不怕成为社会的异类，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这种不管不顾的劲头，来源于他对外物的豁达，来源于他对小人的厌恶，来源于少年人的血性，来源于对“清”的向往。这是宝玉的性格中最让我喜爱的地方。
宝玉拒绝与“须眉浊物”同流合污，就是宝钗、湘云来劝他也不行。比如有一回，湘云劝他：
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
湘云劝他要么就去读书考科举，要么就去扩展人脉，学学应酬，其实就是劝他去迎合社会规则。首先，宝玉无论是读书作诗，还是挥洒谈吐，一点儿不差，湘云这话劝得很没有必要。宝玉即使想不明白这个道理，也会本能地觉得反感。更何况，宝玉是不吃吓唬的，即使真的因此被社会抛弃，也在所不惜。之前，宝钗劝过他类似的话，他可以拔腿就走；现在湘云来劝他，他说“姑娘请别的姊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说得一点儿不留情面。宝玉全然不顾对方是否难堪，全然没有往日对姐姐妹妹的温柔，可见这件事是绝没有妥协余地的。只要在这件事上有一丝的犹豫，就不是宝玉了。
接下来的对话更感人。袭人提了一句：“那林姑娘见你赌气不理他，你得赔多少不是呢。”宝玉说：“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账话不曾？若他也说过这些混账话，我早合他生分了。”这句话正好让林黛玉听见了，曹雪芹写她是“不觉又喜又惊又悲又叹”，感动得一塌糊涂。如果我是林黛玉，我听见这句话，也得感动得一塌糊涂，因为贾宝玉这句话，简直是世界上最动人的一句情话。
一个女人爱一个男人，最难以克服的一个症状就是“不放心”，不管他对你多好，跟你说多少情话，你都不放心。林黛玉爱贾宝玉，就一直表现为“不放心”。为什么会不放心呢？因为一个男人开始喜欢一个女人太容易了，可能的原因太多了。所以女人一直需要确认：“爱我的这个男人，到底是爱我什么呢？我的这些优点，别的女人有没有？我有多容易被替代？”具体到林黛玉，她会想：“宝姐姐那么好，云妹妹那么好，他凭什么爱我呢？我会被她们代替吗？”所以后面宝玉追上来劝黛玉的时候，劈头就是一句“你放心”。
那么女人到什么时候才会放心呢？当她听到男人往往是不经意地说，他爱她不是因为她的美貌和财富，甚至不是因为她的性情和才华；这个男人甚至没有刻意在夸她，就是自然而然地认为，她会跟自己一样，鄙视那些“须眉浊物”，鄙视那些可笑的社会规则。到这时候，这个女人就可以放心了。
这叫什么呢？这就叫“知己”，叫“志同道合”。没有比志同道合更高级的爱情了。宝玉甚至都不用问，就凭着默契，就可以坚信，这些“须眉浊物”，这类仕途经济，林妹妹肯定看不上，她要能看得上这些，自己早就跟她“生分”了。如果世界上还有一个陪他一起鄙视“须眉浊物”的人，贾宝玉相信，这个人肯定是林黛玉。当贾宝玉站在整个世界的对立面的时候，林黛玉是站在他身边的人。到这分儿上，林黛玉就不可替代了。假设再过二三十年，贾宝玉老成贾政了，走在路上听两个“须眉浊物”高谈阔论，他回头一笑，这时候他的眼睛，找的还是林黛玉。
宝玉对黛玉的“敬与爱”，不是他的一种选择，而是他世界观的一部分，是他灵魂的一部分，是必然的。他爱黛玉与藐视仕途经济，不能当成两件事来看。这就是曹雪芹说的“木石前盟”，这两个灵魂是一体的。至于什么金锁，什么金麒麟，都插不进他们中间来。
贾宝玉是曹雪芹第一人格的代表。这个人物的第一特点是生活特别美满，家庭环境好，念书也好。因为生活美满，生出了“被管束”与“被嫉妒”两个烦恼。因为被管束，所以格外向往自由；因为被嫉妒，所以格外痛恨小人。他因为生活美满，所以对外物毫不挂怀；因为对外物毫不挂怀，所以对人的感情格外珍视；因为对人的感情格外珍视，所以对一切“不情”都存有深“情”。这一系列的性格特征，又汇聚成对“须眉浊物”的毫不妥协的反感，成为他性格中最突出的特征，这一特征又决定了他对黛玉的爱情。曹雪芹把贾宝玉说成一个放诞不拘的少年，实际却赋予他中国士人的很多性格特征。这样一个典型人物，代表了曹雪芹的一种人格审美理想。
注释
[1]待见（dài·jian）：〈口〉喜爱，喜欢（多用于否定式）。
[2]出自李商隐《富平少侯》。原诗：“七国三边未到忧，十三身袭富平侯。不收金弹抛林外，却惜银床在井头。彩树转灯珠错落，绣檀回枕玉雕锼。当关不报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
[3]顽，通“玩”。
[4]同人文：网络用语，即“同人之名以为文”，是指在原作基础上，抽取作品中的人物，重新给定环境，并赋予人物行动，从而展现与原作不同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