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读之凛凛有生气 不啻针砭而药石——元·荣肇《荣祭酒遗文》

《荣祭酒遗文》一卷，作者荣肇，见于蒋光煦《涉闻梓旧》丛书，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有排印本。遗文仅存十二篇：《论短伤疏》《民牧论》《天无私论》《论佛》《原释》《论鬼》《惩贪》《论奢》《任人论》《远虑论》《调停君子小人》《论朋党》。从篇目看，应该是荣肇任国子监祭酒时的讲稿。

卷前有陈鳣序一篇，顾澜七律一首，宋濂写有《荣祭酒像赞》以及许淳作《荣祭酒传》。根据许淳的《荣祭酒传》记载，荣肇，字子兴，世居盐官硖石（现为海宁市硖石街道）。生于宋宝庆二年（1226年），卒于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享年82岁。许淳称荣肇自幼聪颖过人，为人行为端正不苟言笑，“既长，通经史百家之言，尤服膺濂洛关闽之学，私淑朱子，以诚意正心为务”。濂洛关闽为宋代理学四大学派，“濂”指濂溪周敦颐，“洛”指洛阳程颢、程颐，“关”指关中张载，“闽”指讲学于福建的朱熹。在宋末，荣肇曾应试京兆，正值权相贾似道当政，因不屑附庸，“遂拂衣而归，隐紫微山中，励志潜修，学益醇粹。已而宋亡元兴，儒者不见重于世，肇亦不求闻达”。直至元成宗时期，征召天下贤士，荣肇被荐入都，经成宗面试，被称之为“真宋儒也”，于是就任国子教授，不久升为祭酒。“肇居官三载，方正诚恳，为有元第一流人物。”三年后，72岁的荣肇告老回乡，在家乡设坛讲学，传授程朱理学，悠游林泉，十年后去世，葬于紫微山麓。许淳为清初著名藏书家，其《荣祭酒传》较为详细记载了荣肇的生平事迹。

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海宁另一位著名藏书家陈鳣从顾葛民处获得荣肇遗稿十二篇。因是钞本流传，破败不堪，陈鳣称之为“墨黯纸残，殆不可卒读”，经过再次整理抄录，悉心校订，认为“如子兴先生者，言行如此卓卓，而文章几至不传”，“志乘不为之阐扬，邑人莫悉其表德”，经过五百多年的风雨，仅存十二篇草稿。陈鳣评价荣肇的文章“平和条畅，婉而多风”，并将荣肇与海宁历史上大儒并列，认为“吾乡以儒林著者，晋有干令升，齐有顾景怡，梁有戚公文，陈有顾允南，南唐有褚宏度，宋有张子韶，而元则以先生当之，庶几无愧”。经陈鳣考据，荣肇家在硖石镇预备仓（今硖石仓基），其墓毁于清初，并录下明朝祝鳌《荣祭酒墓诗》一句：“郁郁佳城傍水涯，丰碑满载旧声华。”

陈鳣所钞得的《荣祭酒遗文》，前有元末明初大儒宋濂所书《荣祭酒像赞》一篇：“先朝之老臣，当世之巨儒。桥门清贵，左图右书。元君宠顾，后拥前驱。连城之璧，照乘之珠。修髯大颡，此诚魁梧。峨冠博带，可肃薄夫。噫！孟轲氏有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舍公其谁乎！”宋濂用孟子的话来比喻荣肇，可见其地位。而陈鳣认为，宋濂称之为“先朝之老臣，当代之巨儒”似乎不妥，或为笔误，应该是“当代之老臣，先朝之巨儒”，因为宋濂作此文的时间是元朝。

经过陈鳣抄录、校订、整理，汇成一卷，当时硖石贤士曹桐石、吴榕园、顾葛民均颇为庆幸，顾葛民为之题诗，曹桐石为之作跋。顾葛民诗为：“室庐辗转尽邱墟，屈指年经五百余。独有文章偏不朽，翻教声价重璠玙。巨儒名望共流连，著述终怜渺不传。且喜东湖贤太史，独能收拾到残编。”尽管时间已过去五百余年，荣家室庐尽废，但文章却流传千古而不朽，因陈鳣的搜罗整理而感到欣慰。

曹桐石跋文对荣肇的遗稿作了这样的评价：“指陈剀切，读之犹凛凛有生气，良以实理名言，大有裨于风教。且觉与今时习俗流弊，深为切中，有不啻针砭而药石也。”

《荣祭酒遗文》十二篇，皆立论精辟，切中时弊，现在读起来，也颇令人深思。

《民牧论》是为基层县令代言的文章。“而与民最亲而近，众务待以理者，则尤在乎县令也。县令，牧民之微员耳。其位卑，其事繁，其责重，而又受制于诸上司。为之亦正不易矣。”文中荣肇对一些地方官员，为官期间，不为民生考虑，只顾为自己私利的行为展开批评，“吾将何以肥室家而为子孙计”，以为为官之方，是自己的“居奇殖财之地”，这些官员“其精神之所专注者，则惟在于催科”。所谓“催科”，是指向百姓催征税收。于是老百姓在重税之下，生活艰难，导致社会不稳定。“自古国家致乱速祸，未有不起于聚敛之有司，竭泽而渔，不恤其民。为人主敛怨于下，因以酿天下变。故欲固邦莫如安民，欲安民莫要于慎择牧民之吏。”荣肇的观点是，要治理国家，选好基层县令至关重要。

《惩贪》是很好的廉政教育论文，荣肇认为当时“天下之贪吏多而廉吏少”，究其原因，“人逐于利耳，以利为尚，则虽欲遏其贪饕之欲而不能”“州县之吏，其贪也，在营身家之肥”“封疆大吏，在于位高权重，而贪得之心，亦竟持之而愈炽，以至于浚民膏、蚀国赋”。而导致贪官的原因，荣肇认为，“其原生于上司喜贿赂，下属竞进奉耳”“吾思身为大吏，居高位，享厚禄、负尊势、操重权，其受朝廷之寄，荷国家之恩也大矣。曾不思为国为民，而专于盈己溪壑”。作为国家高官，朝廷大吏，首先要做好表率，“大吏者，群吏之表也”“国之于大吏也，待之甚优，而责之特重”，朝廷更因严于法惩，使其约束。对于惩治贪官，荣肇建议，“吏无大小，一以贪败，而法在所必行，其赃贿虽经抄籍入官，犹不得侥免于罪，则刑均而法严，人生畏惧之心，长其廉耻，遏其贪墨，而浚剥侵蚀之弊自戢。澄吏治而肃官方，厚民生而裕国储，其道尚有在于斯也夫”。此论从大小贪官产生的原因，对国家的危害入手，提出对策，建议惩治，敢于直言之精神可嘉。

《论奢》是对于奢侈之风的批判。“风何以淳，本于俭也，俗何以坏，成于奢也。”开篇点明题意，然后层层深入，“嗟乎！自奢风一倡，浸淫人心，溺而不知所返也久矣。富者相耀，而贫者竟慕”。由于穷人为饰一时之美，借贷负债，到最后越来越穷，而富者，自持家财丰盈，极欲穷侈，子孙效仿，其家未有不至于倾荡，迨倾荡而后悔，为之已晚。当时江浙一带奢侈之风尤甚，“家饶于财，具宫室之华，衣服器皿之丽，食肴之丰美鲜腆，俨若王公。而婚嫁丧葬，外观益极其侈，虽缙绅阀阈之家，视之有远不逮者，滔滔江河，流而日下，正不知有何底止也”。荣肇列举了自古骄奢而致败亡不可胜数的案例，告诫世人“去其淫靡，归于淳朴，以为后人法”，措辞犀利、批评尖锐。

其他如《任人论》《远虑论》，都是议论精辟之作，“大有裨益于世道人心”，可谓理学名言，百读不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