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宇宙中的智能：但他们到底藏身何处呢？
“仅仅在我们的银河系中，存在科技文明的星球数量就应该达到数百万。”
——卡尔·萨根（Carl Sagan），宇宙学家、天体物理学家及科普作家
“但他们到底藏身何处呢？”
——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
在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就经常梦想着遨游太空，穿越小行星场、日珥和那些有一天会成为无数新恒星诞生地的发光星云。在第一批宇航员踏上月球之前的很多年，在位于西雅图最北部的家中，每当夜深，家人都已入睡时，我的思绪就已经起飞。（那个时候当然还没有微软和亚马逊，只有西雅图木材厂、商业造船厂和当地的唯一工业巨头——波音公司。）
我的飞船从卧室起飞，翱翔在夜空中。就在迅速离开我们的星球时，放眼望去，深邃的视野中是满天星斗。在绕月球飞行几圈获得进一步加速之后，我会如弹弓般飞向木星，有时也会选择土星，我需要从这些巨大的气态行星身上得到类似地球引力的力量，但这些引力远远大于我们的地球引力。马上，我又开始飞向距离我们最近的恒星邻居之一、临近南门二（也称为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的天仓五（Tau Ceti），人们还给它赋予了一个非常有诗意的名称——波江座第五恒星（Epsilon Eridani）。由于某种奇异但已被遗忘的动力，我的飞船可以不断加速，并最终以超光速接近目的地。
宇宙无比浩瀚、瑰丽壮阔、绚丽多彩，远比我在图书馆借阅书籍中的描述更加优美神奇。通过这些书籍，我可以坐在舒适温馨的家中，学习和探索我们的外星后花园。NASA分享了来自休斯敦和卡纳维拉尔角的控制室的视频，这些充满颗粒感的黑白录像为书籍提供了最有益的补充。不过，出于某些令人不忍回忆的原因，卡纳维拉尔角最近被更名为肯尼迪角。早在家用录像机出现之前，我就已开始使用小巧的柯达“126 Instamatic”对着电视屏幕拍照，这款精致的相机其实正体现了现代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小型化。
虽然我的外星旅行并不是每天晚上都会发生，但是躺在床上的时候，只要想起白天在书中看到的那些陌生而神秘的现象或形态，我就会不由自主地开启我的星际旅行。尽管距离遥远（原本以为是自己可以把握的事情，但至今才终于明白，我根本就无力掌握），但我的超级飞船还是轻而易举地把我一路带到宇宙边缘。那个时候，CMB（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还没有进入我们的教科书或是图书馆的书架，而且“大爆炸”理论因为胜过稳态理论而得到普遍接受，也是多年之后的事情。因此，还算幸运的是，我的飞船发动机不会因为这些无比重要的理论而受到束缚。
我的这些“旅行”始终伴随着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宇宙中似乎并不存在其他形态的智能生命。当时的大多数正统天文学和宇宙学书籍，明显对这个概念进行过严格“消毒”，就像照片和信息在重返地球大气层时会经过一次高度净化。出版机构始终信誓旦旦地宣称，他们只接受依据充分的严肃科学，至于有关其他星球存在生命的任何胡思乱想，那应该属于漫画书、低俗科幻小说或是《星际迷航》（Star Trek）[1]关心的话题。
当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星际迷航》无疑是促使我对外太空神往憧憬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它所描绘的宇宙世界中，形形色色的生命形态无处不在——从飞船偏导防护盾的下面望过去，我们会发现，几乎每个外星人都是双足的类人动物，他们经常会说一口流利的中西部英语，有时也可能是伦敦口音。尽管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存在某种通用的语言翻译器，但他们似乎在偷偷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地球以外蹒跚地迈出第一步时，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冰冷广袤的宇宙中，地球人类或许是我们唯一可以找到的智慧存在。因此，在我的深夜漫游中，偶尔会幻想到与身材高大、举止优雅的鲸鱼座人（Tau Cetian）展开一番对话。但更有可能的是，我独自一人穿越黑暗幽深、毫无生机的虚无时空。我的感官没有探测到任何生物信号。
随着太空竞赛的加剧，另一个事实也豁然明朗——在月球的背面，同样没有任何外星人在躲避我们，这里既没有觊觎地球并等待随时入侵的外星人，当然也不会盼来我梦想已久的情景——来自银河系其他星球的旅行车在等着我们，在见到我们的第一时间，他们喜形于色地跳下来，用整个宇宙都能听得懂的话大声呼喊“太好了！”，然后，邀请我们去参观那个无比广大、日益包容的宇宙俱乐部。
随着时间的流逝，从无线电的静默、到月球上死气沉沉的岩石、再到火星毫无营养的尘土，我们在宇宙中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证实生命存在的迹象。至于到底有无地外文明，似乎只能进一步验证，恩里科·费米或许是正确的。这位意大利裔美国物理学家曾因开发第一座核反应堆而被后人牢记，而且又因此获得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就出现了十多年后的一段传闻：当时，正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工作的费米和其他几位同事共进午餐。当然，这些同事无一不是世界顶级科学家，其中包括被称为“氢弹之父”的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曼哈顿计划”参与者埃米尔·科诺平斯基（Emil Konopinski）和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首任负责人赫伯特·约克（Herbert York）。席间，他们的话题转向外星生命。当时，几则有关不明飞行物（UFO）的报道和动画片促使人们猜测存在外星人的概率。据说，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费米深思了很长时间，才回答说：“但他们到底藏身何处呢？”[2]
尽管他的问题会被人们视为幽默之词，但这个问题显然以最简洁的方式表述了一个困扰后人的经典问题——“费米悖论”（Fermi paradox，即，从理论上说，地外文明存在的概率极大，但我们却没有得到任何证据）。按照费米及其他科学家的计算，如果宇宙确实充满各种形态的非地生命，那么，我们为什么仍没有被它们发现，或是取得其他能证明它们存在的证据呢？
1961年，天文学家、天体物理学家弗兰克·德雷克（Frank Drake）对这些计算进行了正式归纳，并归集为以其命名的“德雷克方程”（Drake equation），[3]用以推断银河系中除地球以外的生命体分布情况：
N=R∗×fp×ne×fl×fi×fc×L
其中：
N=银河系中能够被人类所探测到的地外文明总数；
R∗=银河系中平均每年诞生的恒星数量；
fp=拥有行星的恒星在全部恒星中所占的比例；
ne=每颗恒星拥有的可支撑生命存在的平均行星数量；
fl=在这些有可能支持生命存在的行星中，某个时点能孕育出生命的行星比例；
fi=在fl所对应的行星中，继续演化出高等智慧生命的行星比例；
fc=在fi所对应的行星中，继续演化出更高级技术并向太空发射信号以表明其存在的文明比例；
L=fc所对应的文明释放出可探测信号的时间长度（相当于这种文明的存续期）。
按照这些计算及其他研究，很多人认为，仅在地球所处的银河系中，就应存在着数百万个文明，但这显然无法解释费米对这个问题的质疑。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些外星人到底藏身何处呢？既然如此，这些假想的文明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是否会自我毁灭？当然，也可能是外星人觉得地球的文明还不够成熟，因此还没有准备好迎接我们；或许他们只是故意躲起来，避免遭遇某种形式的监测，只不过愚蠢的人类还没有意识到，不要主动去寻找这些信号；抑或存在某种未知的物理法则，导致不同文明之间无法跨越如此遥远的距离进行通信或旅行？
不管原因何在，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地球之外确实存在智能生命，也注定会比很多人所设想的少得多，或是要沉默得多。当然，肯定不会像我小时候想象得那么多。的确，即便是距离地球最近的宇宙邻居，也遥远得无比惊人；同样远远超越我儿时的想象。但我们至少应该偶尔瞥见一点地外文明的蛛丝马迹，或是能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并非宇宙中绝无仅有的异常存在。否则，我们难道不是很孤单吗？如果接受我们在宇宙中的存在具有唯一性，那么，我们岂不是直接否认了从统计学角度保证在我们这个星球之外还有其他生命存在的平庸原则（mediocrity principle）[4]呢？因此，经过如此长时间的思考，我们直到现在才发现，人类确确实实居于宇宙的中心，是宇宙唯一有意识的生命，因此也是唯一会感到极端孤独的生命，这是不是有点讽刺意味呢？
尽管这或许有点让我们难堪，但可能性依旧微乎其微。尤其是在当下阶段，我们几乎还未认真审视过这个宇宙的后花园。考虑到宇宙浩瀚无垠，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寻找外星生命可能依旧是一个无比巨大的挑战。
由于维护人类存在的唯一性以及所谓“宇宙例外论”所需要的条件苛刻而众多，因此，面对如此之多相互矛盾的证据，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运用“奥卡姆剃刀”（如果对同一事物存在多个假设，应采用更简单或是可证伪的假设）。我们需要反问自己，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可能需要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本身。
我们正在迅速接近某个临界点——我们将会看到，这个星球已开始酝酿更多类型的新型智能。有些智能以生物形态存在，有些智能体现为硅基形态，还有些可能表现为两者的混合体，当然，还有一些或许会采取我们尚未想象到的形态。虽然这会引发诸多变化，但一个几乎可以肯定的基本结论是：我们注定会进一步理解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和发展目标。虽然很多人笃信，生命和智慧应该是宇宙中的普遍现象，但我们显然还无法验证这一点。事实上，如果否定这个观点，必定会促使我们对人类在进化里程中占据的位置进行深刻反省。
不过，也可能是我们没有站在正确的地点，或是没有采取合理的寻找方式。或许我们正在寻找的东西就隐藏在眼前，只是我们还浑然不知。或许我们需要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本身，以便在浩瀚无边、交错纷繁的宇宙中，找到我们希望看到的事物。
要重新审视我们应如何理解地球乃至整个宇宙的智慧，或许需要我们这样考虑：我们始终以完全的错误方式思考智慧的可能性有多大。人们往往认为，地外生命肯定会完全不同于地球生命，但迄今为止，大多数假设的文明世界似乎都出自于与我们并无太大差异的生物，而且具有相似的进化起源、技术发展历程、情感动机和感觉（包括感觉器官和相关的认知过程）。但这只是一个狭隘的定义；它甚至无法合理表述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我们在观察某个外星球，那么，在这个星球上，要找到一种具有高度同理心、社会进步而且不会使用工具的透明水母状生物，可能性会有多大呢？按很多指标衡量，这些居民可能拥有极高的智慧，但某些因素导致它们难以被外部文明所发现，即便是运行在这个星球轨道上的太空探测器，更不用说还在银河系途中飞行的遥感器。
另一个例子就是遍布全球的节点根系，它同样催生出一种认知活跃的高级智能，但这个网络的运行速度远远慢于人类大脑。基于人类自身的进化，我们当然可以把这个网络称为植物或者真菌，但这无疑是对它们特殊遗传背景的误读。这种智能或许以某种方式保留着对这个星球的记忆，尽管这些记忆的形成既没有内在意识，也没有外部动机，但它们不仅覆盖整个地球，而且可以追溯到数千年乃至数百万年之前。这个观点出自美国科幻文学作家厄修拉·勒古恩（Ursula K.Le Guin）。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机器视为未来触及新智能的机会和桥梁，那么，我们可能会发现，它们并不会像我们预想的那么人性化。诚然，它们可能会以类似人类的声音进行交流，而且最终会形成与人类无法区分的面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可能会形成明显不同于人类的内在世界、动机和目标。
被视为高级甚至“更高”级的智能，并不需要一定具有与人类智能相近的特征。从很多角度看，某种智能可能缺乏我们认为人类智能所应具备的若干重要品质，但在其他方面却有可能远远优于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哪个智能是更先进的智能呢？到底应该按谁的观点，或者说按哪个标准做比较呢？更重要的是，在一个新型智能快速发展的时代，这样的比较是否合理、是否有效呢？
归根结底，这种猜测的目的是为探索智能的本质及未来奠定基础。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看到的任何事物定义为智能。有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遇到不会被视为智能的事物，但如果换一个视角看，它们或许在其他方面又远远领先于人类。正因为如此，在智能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需要质疑我们对智能的假设。
或许可以采用很多方法解读和定义这些差异，尤其是那些摆脱文化、物种甚至形态制约的方法。在这个铺垫性部分中，我们将探讨产生智能的物理规律、条件和动力，以确定那些不受形式限制的普遍性智能发展要素。在理想的情况下，这当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识别一切潜在形式的智能——无论是地球人，还是外星人，也不管是生物性智能，还是纯技术性智能，抑或是我们尚未经历甚至从未想象到的智能之源。
在开启这段漫长而曲折的智慧寻根之旅时，我们不妨首先反问一个貌似简单但却至关重要的问题。
智能是什么？
我们人类真的比蚂蚁更聪明吗？我敢打赌，大多数严肃对待这个问题的人，都会脱口而出：“当然是。”那么，我们不妨再考虑一下：“聪明的标准是什么呢？”于是，这个问题似乎开始变得更有趣。很多人可能会指出人类物种所拥有的各种工具利用能力，以及据此取得的诸多成就。还有人会提到人类对语言句法的掌握，或是创作十四行诗和咏叹调的能力。当然，这个赞美人类高超智慧的清单，注定不胜枚举。
现在，不妨假设你是一只蚂蚁。请原谅我在这里使用拟人手法。作为一只蚂蚁，你当然要从蚂蚁的视角回答同样问题：尽管这些笨手笨脚的秃头猿类（人类）难得一见，但它们往往会在无意间摧毁你的坚硬堡垒。对你来说，这些拥有迷宫般通道和房间的地下宫殿，就是你最擅长的十四行诗和咏叹调（优势）。强大的下颌骨和多节腿是你的制胜法宝，你随时可以让它们发挥威力。从笨拙的挖掘动作中，你可以明显看得出，这些猿类根本就不理解你用来与其他同类共享信息的信息素和低共振语言。此外，蚂蚁已经在这个星球上生存了一亿多年。相比之下，这些愚蠢的畜生昨天才姗姗来迟。
显然，这个例子会让这些勤劳耕作的昆虫绞尽脑汁，但是，如果我们颠倒一下这个情景，结果会如何呢？你是一个人类，你的职业是宇航员。现在，你的任务是评估一组岩石，它们取自相邻星系一个没有生命存在的小行星。对没有专业知识的人来说，这些石头看起来很像是普通的玄武岩，除了来源地之外，它们在外观上没有显示出任何不同寻常之处。它们不过是一些普普通通、毫无特色的岩石。
但是，就在根据协议把这些岩石样本送到你的宇宙飞船上之后，情况马上就发生了变化，显而易见，你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由于飞船的运行轨道远离太阳系，使得这颗小行星几乎没有大气层，因此，它的环境温度仅比绝对零度高40摄氏度左右。一旦把样品放进飞船外部的储存箱，负100摄氏度（绝对零度以上173摄氏度）的温度对这批样本而言过于闷热。于是，这些岩石开始发光，并迅速开始震动。在你的船员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之时，这些石头的威力已不可控制，它们在几分之一秒的时间内便释放出无比巨大的能量，以至于它会毁灭整个太阳系。当然，你的飞船和伙伴也不能幸免于难。
实际上，这些石头并不是毫无智慧的哑岩，而是一种纯计算物质（computronium）——所谓的计算物质，是指假设的智能性物质，它可以通过程序实现每个原子的计算能力最大化。每一块石头的中心都是一个迷你黑洞，它们的重力通量（gravitational flux）形成了一个已持续十亿年的能量源。但由于废热大多被可逆计算过程所限制，避免了岩石强大的计算能力产生超新星级的温度。而残留余热则被这个明显无生命世界的高级均衡环境所辐射掉。
那么，这些石头在计算什么呢？只不过是10亿年前曾在那里创建这些石头的1万多亿虚拟居民的生活与现实。要否定这些虚拟生活存在过的事实，只能表明我们人类对智能的认识依旧原始而肤浅。这里曾是宇宙中最早的文明之一。在建立这个虚拟社会时，他们的光锥内（他们可观察到的宇宙空间）还不存在其他生命或智慧的迹象。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当时那个时刻，遭遇可承载文明的计算物质的风险达到最小化——这种风险几乎可以相当于地球与小行星发生碰撞的概率。或许说，假如人类探索者注意到其他异常现象——比如说，在系统的这个局部，所有小行星和流星均偏离历史路径，那么，他们就会认为，这种智能长期存在于此并非偶然，而是有其目的。然而，它们早已经毁灭了自己，那拥有10亿年文明的1万亿公民。
那么，智能到底为何物呢？这个问题似乎简单得无须回答。智能就是我们进行全面、深入和探索性思考的能力。它让我们有能力做出决定，也是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工具。
但智能所涉及的诸多方面却与此无关。我们可以享受深红色玫瑰带来的愉悦，也会因为酸臭的气味而感到恶心。我们可以被日落的温馨或是音乐的美妙而感动，也会在婴儿的咿呀学语声中找到快乐。智能让我们有能力明辨是非，创造艺术作品，思考宇宙的神奇。
智能可以让我们思考智能的本质。但这样的描述显然过于泛泛和肤浅，甚至无法覆盖智能的若干表象。实际上，还有表现为无数种形态或过程的智能尚未被我们所识别。
今天，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已开始把智能的覆盖方面扩展到人类智能以外。比如说，很多生物学家和认知学者认为，某些动物也能和我们一样体验世界上发生的各种现象，尽管这些体验不具有意识性，但依旧可以认为，它们拥有一定程度的智能。另一方面，大量技术研究人员和专家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朝一日，执行某些类型人工智能的计算机完全有可能具备人类的某些特征。
对此，可以回顾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在1974年发表的论文《做一只蝙蝠是什么感觉？》[5]。虽然这篇论文的基本主题是意识的不可还原性，但也对准确传递和分享主观现象的不可能性提供了有力证据。按这个逻辑，任何实体的内在世界，尤其是其他物种的内在世界，对我们人类而言几乎都是不可知的。由于人类智能的很多方面与我们的主观认知世界密切相关，因此，这不仅会带来理解上的障碍，也会造成识别上的束缚。
但现实情况是，即使在地球这个有限的缩影中，也可能存在我们永远都无法完全理解，甚至难以识别的各种智能。这背后的原因或许在于我们看待智能的视角和方式。查看大多数文献对智能的定义，我们会发现，这些定义大多强调推理、抽象思维及其他“更高”级的认知功能。我们不妨看看《哥伦比亚百科全书》（Columbia Encyclopedia）第6版对智能（intelligence）这个词汇的定义：
智能是一种表现为计算、推理、感知关系和类比、快速学习、存储和检索信息、流利使用语言、分类、概括以及适应新环境的基本心智能力。
按照这个定义，智能仅限于与抽象及分析思维过程直接相关的范畴。此外，这样的定义几乎将所有非人类动物排除在智能生物范围之外。显然，很多从事动物心理研究的专业人士会对此提出异议。正如内格尔指出的那样，如果直接尝试去定义蝙蝠的智能是什么样子，显然是鲁莽的。因此，我们应进一步扩大这个定义的覆盖范围，至少应该将某些甚至所有动物纳入智能生物的范畴。尽管动物不能做微积分计算，更不用说发明微积分定律，但很多物种确实在以自己的方式利用智能，解决现实问题，使用生存工具，体验它们自己的世界。
就像蝙蝠会通过回声进行定位一样，很多动物在某些方面拥有超越人类的智能。因此，如下的说法或许更接近于我们试图解读的目标。它的正式名称是《关于动物意识的剑桥宣言》（The Cambridge Declaration on Consciousness）。2012年，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认知神经科学家、药理学家、神经生理学家、神经解剖学家和计算神经科学家聚集在剑桥大学，共同制定签署了这项宣言。
没有大脑新皮质并不代表生物体不会形成和体验自己的意识状态。各种证据几乎无一例外地指出，非人类动物同样拥有构成意识所需要的神经结构、神经化学以及神经生理基础物质，并展现出有意图的行为。因此，现有证据已充分显示，能产生意识的神经基础物质并非人类所独有。非人类动物，包括所有的哺乳类动物、鸟类以及章鱼等其他生物，也拥有这种神经基础物质。
因为依旧缺乏最直接的证据，使得这项宣言只差一步，就直接得出其他动物也具有意识的结论。尽管如此，这确实已经让举证责任转向了另外一方。尽管我们讨论的是相对意识而言的智能，但我们似乎完全有理由认为，任何拥有体验意识能力的事物，注定也拥有某种程度的智能。如果我们把意识视为通过内在思维对内部及外部事件和经验做出的反应，那么，即使按更严格的定义，也应该把这种反应视为一种智能形式。但反过来却未必成立。也就是说，构成意识的任何内在要素，未必是成为智能所需要的必要条件。在现实中，我们可能会发现，在动物王国中，很多成员并不具备我们所定义的意识能力，但它们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智能。因此，我们似乎有必要扩大智能定义的覆盖范围，以便接纳非人类的智能甚至是没有意识能力的智慧。
这就把话题引入非生物智能。尽管我们仍可以认为，非生物系统无法实现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意识，也无法体验到我们所说的情绪感觉，但这并不妨碍它们采取可体现智能的行为。很多人工智能科学家给出的定义，都有助于拓宽我们对智能的认识。
“智能就是为实现既定目标而以最优方式利用时间等有限资源的能力。”
——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谷歌工程总监，知名人工智能专家
“任何能在多种环境下通过适应性行为达到目标的系统……都可以视为具有智能。”
——戴维·福格尔（David Fogel），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人工智能工程师
“可以把智能定义为在复杂环境中利用有限资源达到复杂目标的能力。”
——本·戈策尔（Ben Goertzel），人工智能专家，汉森机器人技术公司（Hanson Robotics）首席科学家
此外，戈策尔还进一步指出，按照他的定义，“很多原本被视为不具有智能的事物，实际上都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拥有智能”。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似乎正在不断接近一个近乎完全包容的定义。尽管这项调查越来越多地表明，智能的大多数方面均呈现出循序渐进的状态，换句话说，它们有程度之分；但是在现实中，我们似乎依旧以非此即彼的二进制方式对待这个问题。为了对智能做出尽可能完整详尽的定义，人工智能研究人员沙恩·莱格（Shane Legg）和马库斯·赫特（Marcus Hutter）多方收集资料，对各种不同观点进行了归纳和总结。[6]因此，他们的资料也被大多数人视为针对智能定义最详尽的汇总。但即便如此，他们仍认为，这些特征不够完善，并在此基础上对智能给出了更宽泛的定义。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开发出一套通用性智能测试标准，从而在摆脱环境与形式约束的前提下，更好地识别和测量智能。
“智能衡量了一种载体在不同环境中达到目标的能力。”
——沙恩·莱格，机器学习研究员；马库斯·赫特，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家
在这里，莱格和赫特使用的词汇是“载体”（agent），指代任何生物性、技术性、地外或其他形态的实体。近年来，他们与其他研究人员致力于为各种水平、类型或基底（构建某种事物所依赖的底层结构基础：如蛋白质、神经元或硅材料微型芯片等）的智能形式设计统一衡量方法。按照理想的模式，通用的智能测试方法应适用于任何形态的智能载体，也就是说，它不仅要考虑任何程度的智能水平，还要考虑某种智能载体的形式、结构、基础和能力。[7]按照这样的定义方式，尽管机器或许尚未达到真正的智能阶段，但这一天正在迅速逼近。而在这个过程中，测量和评估智能的水平及标志，无疑将为我们带来可观的数据和启发。
尽管莱格和赫特扩展了智能的内涵，但仍要依赖高度人性化的假设。比如说，尽管可以对“达到目标”进行泛泛的解释，但它显然带有明显的人性化意境。
对此，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采取了更为宽泛的观点。
“智慧就是适应变化的能力。”
——斯蒂芬·霍金，理论物理学家，宇宙学家
这似乎让我们感觉到，我们正在消除以人为本的偏见，并在价值和行为的预期方面不断取得进展。因此，在这些纷繁多样的智能定义背后，存在唯一的关键性前提。但这样的定义是否过于泛泛？我们是不是把这扇门敞得太大？水银温度计也能适应温度的变化，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它拥有智能。
但是在关闭这扇新敞开的大门之前，不妨考虑一下“大历史”中的某些最新趋势，这或许会为我们提供一种不同方式去看待事物。作为一门相对严谨的学术科学，“大历史”把人类历史置于宇宙的历史中进行考察，从而在以“大爆炸”为起点的更大时间框架内构建历史，对宇宙进行探索和发现。“大历史项目”（Big History Project）的创始人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认为：“‘大历史’的目的，就是向我们展示人类复杂性与脆弱性的本质及其面临的危险，但它也让我们认识到集体学习的力量。”历史提供的视角，不仅可以让我们对这个世界和宇宙获得新的见解，而且也会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为我们面临的诸多挑战揭示潜在解决方案。
从这个跨学科思维流派的某些想法出发，自然界的很多进程或许远比我们的传统认知更复杂。宇宙论与恒星的进化过程，与行星的发育、生命的起源和进化以及人类、社会和技术发展存在很多共性，它们不仅相互关联，甚至存在类似的基本过程。此外，组织性和复杂性不断增强的趋势，也掩盖了我们对宇宙非人性化本质的假设。
那么，宇宙的这些不同维度，为什么会以这种相互关联的方式实现自我组织呢？更重要的或许在于，它为什么会进行自我组织呢？在自然界中，哪些未知领域促使它沿着背离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方向稳步发展呢？[该定律认为，孤立系统的总混乱度（即“熵”）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而是自发、不可逆地朝向熵最大化状态演进，也被称为熵增定律。]
当然，这些趋势并没有真正违背热力学基本定律。但考虑到熵的本质——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事物都存在不断损耗并最终丧失固有基本结构的趋势，因此，似乎存在某种与该趋势相悖的力量。这就像是一片漂浮在河流上的落叶，除了偶然出现的随机运动之外，它始终会逆流而上，并一直漂流到河流的源头。毫无疑问，这完全有悖于我们所预期的行为。
尽管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讨论熵的话题，但即便是现在，我们就可以认为，包括宇宙本身在内的所有事物，都会不可避免地趋于衰落，并逐渐变得更无序。所有不能从外部取得额外能量的孤立系统，最终都会遭遇这种衰落。自然界呈现的这种必然性，被定义为热力学第二定律。正因为这个定律，无论多么巧妙和完美的设计，都不可能造就真正的永动机。
但这个定律带来的另一个结果，会让人们感觉有悖直觉：局部复杂性增加的趋势。按照所谓的“因果熵力”（causal entropic forcing）概念，来自热力学的动力可能会造成涌现现象（emergent phenomena，即，在某个变量增加到特定临界值时才会出现的现象，或者说，事物的整体具有一些属性，而这些属性并不存在于构成整体的单元，而是通过单元相互作用而产生的），进而形成复杂性更大的区域。这个过程会造成局部熵的减少，但与此同时，会带来总体熵的增加。需要强调的是，从定义出发，这些涌现组织并不孤立，而是利用了来自外部的能量。因此，这个过程并未打破热力学定律。
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亚历山大·威斯纳-格罗斯（Alexander Wissner-Gross）开发了一系列数学计算机模拟模型。这些模拟方法表明，因果熵力[8]的概念完全适用于不断发展的计算机模拟技术，并揭示出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观点的自然观。根据这些研究成果，威斯纳-格罗斯提出以因果熵力表示的智能计算公式，F=T ∇Sτ。威斯纳-格罗斯用通俗简练的语言，对这个定义智能的方程式进行了解读：
“智能的作用就是实现未来行动自由的最大化。”
——亚历山大·威斯纳-格罗斯，物理学家和数学家
“未来行动自由”（future freedom of action）这个词似乎有点令人生畏，这不仅仅因为它是热力学和熵带来的另一个结果。从现实出发，时间旅行显然是一次不可逆的单程旅行，至少按目前物理学的解释，在现实中，我们不可能穿越时间回到过去。因此，关于某个事物是否会增加“未来行动自由”，根本就无据可查、无证可循。但是，如果有大量变体试图占据某个特定的机会空间，那么，我们事后总会发现那个最有可能实现未来行动自由最大化的变体——我们当然不必回到那个时刻去验证这个讯息。在某种程度上，这就等同于进化的概念（或是与进化相关），在无意之间，循序渐进地从一种结构或物种演进到另一种结构或物种。
本章提到的这些定义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智能的本质，尽管有些定义过于宽泛，有些略显狭隘。但是按照最后一个定义，我们会突然意识到，宇宙中实际上充斥着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智能。或者更准确地说，宇宙的不同特征和方面始终在以这种方式不断优化，从而进入复杂性更高的新状态。在拥有近138亿年历史的宇宙中，我们这个星球只是其中丝毫不起眼的一个角落，尽管这个角落已诞生出认知和意识，但放眼未来，谁能知道，这种优化将来会演变为哪种形式呢？
尽管并非必要，但我还是要明确指出，质子、恒星和RNA（核糖核酸）本身确实不会思考。或许是为了对智能做出更具体的定义，但在不经意间导致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错误的方面，结果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如果改变视角，不再把智能仅仅视为认知能力，而是把它看作广义上的优化过程，那么，我们最终就会以不同的眼光去看待宇宙。
从这个角度看，只要有足够开放的空间或时间，就会有不同的力、过程、生命形式和智能在转化的各个阶段浮现出来。在处于高熵状态的领域，足够的时间和能量差推动了大量非正式试验的出现，从而为新（能量、物质、生命、智能）形态的涌现并成为常态创造了机会。这个过程可以解释我们的宇宙如何为生命的存在创造了完美条件，最终打造出智能与意识，并在未来展现出复杂性更高、行动自由最大化的状态。
生命和智能的诞生过程与我们人类直接相关，而且一直可以追溯到宇宙的起源。但要更全面地考虑这个观点，我们还需回到万物之源。幸运的是，我少年时拥有的宇宙飞船已在最近几十年完成了重大升级，让我们有机会重返宇宙起源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