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一、《孙子兵法》是中国现存的最古兵书,列于“七书”中
《孙子兵法》是中国现存的唯一最古兵书,为春秋时代吴王阖闾之臣孙武所著。在中国向称黄帝轩辕为兵法的始祖,于《事物纪原》一书中,也有这样的记载。相传黄帝得其相风后氏授予《握奇经》,用以征伐而统一天下,孙子在《孙子兵法》的《行军》篇说“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似乎可窥黄帝兵法的部分内容。但黄帝的兵法是怎样的呢?因为失传,不得而知。
在《汉书·艺文志》道家之部,记载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注为吕望撰),其中含有兵法八十五篇,即周初的功臣太公望——吕尚也有著述的兵书,惜亦失传;至于现存的《太公六韬》,迭经学者证为后人所假托,已无可疑。其他,于《孙子兵法》中所引证:或“兵法曰”,或“ 《军政》曰”,由此亦可想见当时流传有不少古兵书,但那是怎样一类的东西呢?亦因失传,不得而知。
原来文武是经国的两翼,中国以四书五经为文经,故把有力的兵书,称为兵经或武经,以匹配之。其中,最被重视的兵书是《孙子兵法》。
汉唐以来,把兵书当作武学生的教科书。我们看《后汉书》所记“立秋之日……兵官皆习孙吴兵法,六十四阵”以及《宋史》所载“习七书兵法,骑射”等语,便可了然。且兵经之称,早见于《战国策》,《隋书·经籍志》也有《孙子兵经》二卷的记载。至称武经,则以唐代注释《孙子兵法》的杜牧为最早,其诗说:“周孔传文教,萧曹授武经。”又从《宋史》所记“圣朝稽古,崇兹武经”以及早年宋曾公亮等撰《武经总要》诸书来看,可知唐宋以后兵书被称为武经。
再据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所载,宋元丰中宣布《六韬》《孙子》《吴子》《司马法》《黄石公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为武学所用兵书,号称“七书”,此乃“七书”名称的起源。后来,国子司业朱服曾改其次序为《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尉缭子》《李卫公问对》《黄石公三略》。又宋王应麟的《小学绀珠》曾把《三略》《六韬》置于《尉缭子》之后,《李卫公问对》之前,故“七书”次序的编排,因人而异,并无一定的标准。在“七书”中,《六韬》是假托的,已述于前。且《黄石公三略》《司马法》《尉缭子》亦为杜撰,《吴子》《李卫公问对》也没有《孙子》那样的真确性。实实在在只有《孙子兵法》才是东方唯一最古老而最可信的兵书。
二、孙子及其著书的真确性与世系
孙子的传记,见于《史记》卷六十五,名武,齐人;《吴越春秋》书为吴人,其世系等则没有说明。宋之硕儒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辨证》载:“齐田完,字敬仲,四世孙无宇,无宇子书,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生冯,字起宗,齐卿,冯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作乱,奔吴为将军。”
校订《孙子十家注》之清乾隆进士孙星衍亦言此:“孙子盖陈书之后,陈书见《春秋传》,称孙书,《姓氏书》以为景公赐姓,言非无本。又泰山新出孙夫人碑亦云与齐同姓,史迁未及深考,吾家出乐安,真孙子之后。”即孙子是从唐代之乐安郡,即清代之山东省武定府,今之惠民县附近,奔吴为将,是可信的。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阖闾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而《左传》,于吴破楚时仅言伍员(字子胥)之事,不记孙武之名,使叶适与陈振孙产生怀疑。前者说《孙子兵法》之书为春秋末战国初的山林处士所作;后者则说,尚未知其果为何代人。
甚至亦有说《孙子兵法》或是古书,根本不信是孙武所著。更有学者梁启超于所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现存十三篇之《孙子》,旧题春秋时吴之孙武撰。吾侪据其书之文体及其内容,确不能信其为春秋时书。虽然,若谓出自秦汉以后,则文体及其内容亦都不类。《汉书·艺文志》兵家本有《吴孙子》《齐孙子》两种,‘ 吴孙子’则春秋时之孙武,‘ 齐孙子’则战国时之孙膑也。此书若指为孙武作,则可决其伪;若指为孙膑作,则可谓之真。此外,如《管子》《商君书》等,性质亦略同,若指为管仲、商鞅所作则必伪,然其书中大部分要皆出战国人手。”
这是现代学者的一种流行倾向,然亦不过仅凭文体思想,断定《孙子兵法》不是春秋时代的产物而已。但依我的考察,《汉书·艺文志》所载孙子著述兵书八十二篇,除现存的《孙子兵法》以外,一定尚有许多冠以“孙子”之名的篇目——其著者是何时何人呢?特别可以想起的是战国时代齐国的孙膑,他的著作,被一括地称为《孙子》而传下。孙武的子孙——孙膑祖述祖先的兵法,那是应当,把这一括地称为《孙子》而传下,并没有什么奇怪的。
《史记》载:“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此兵法即孙膑的兵法,换言之,《齐孙子》的存在毋庸置疑。因此,我以为《汉书·艺文志》所谓《吴孙子》《齐孙子》俱是真确的,而梁启超指为孙膑所作则不对。倘若说《孙子兵法》十三篇的语句,间有为后人加者,非全属原著,那还可以说得过去。但以一小部分的怀疑,而把全部断为战国时代产物,实无理由。总之,在前汉著作《史记》的司马迁凭当时所传的有力材料而言明《孙子兵法》为孙武所撰,此外确再没有足以推翻它的有力证据了,所以轻易地断其为伪撰,那是不对的。
第一,凭《越绝书》载:“巫门外大冢,吴王客齐孙武冢也,去县十里。”
第二,凭《左传》的不记名,便有人说孙子为吴国客卿,帮助推荐自己的伍子胥,而每战运筹于帷幄中。
第三,又凭《史记》载“……孙子与有力焉”等记述,便可相信《史记》所载:孙子为求吴王阖闾之用而著是书。
总之,孙子的世系出于齐之陈氏,因齐乱而奔吴,献此书于吴王,得其信用,被任为客卿而建伟功无疑。东方兵学之祖孙子,其帷幕献策的事迹,实与《战争论》的著者,西方兵学的创始人克劳塞维茨(德国人,曾做沙恩霍斯特将军的幕僚,及普鲁士第三军团参谋长等职)以幕僚长身份立功的事迹,形成趣味的对照。
三、孙子的传记
孙子的传记,均见于《吴越春秋》与《史记》。《吴越春秋》所记载孙子见用于吴王阖闾的话,虽与《史记》的大同小异,却近于小说家之言。《史记》把孙武、孙膑与吴起三人合为一传,名曰《孙子吴起列传》,其关于孙武的记述如下:
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闾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许之,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乃设钺,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吴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吴王曰:“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孙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于是阖闾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且孙膑亦成为本书的著者之问题中人,因其兵法祖述孙武,特录其传记于下,以供参考。
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孙膑尝与庞涓俱学兵法,庞涓既事魏,得为惠王将军,而自以为能不及孙膑,乃阴使召孙膑至。膑至,庞涓恐其贤于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勿见。
齐使者如梁,孙膑以刑徒阴见,说齐使。齐使以为奇,窃载与之齐。齐将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数与齐诸公子驰逐重射。孙子见其马足不甚相远,马有上、中、下辈,于是孙子谓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胜。”田忌信然之,与王及诸公子逐射千金。及临质,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王千金。于是忌进孙子于威王,威王问兵法,遂以为师。
其后魏伐赵,赵急,请救于齐,齐威王欲将孙膑,膑辞谢曰:“刑余之人不可。”于是乃以田忌为将,而孙子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谋。田忌欲引兵之赵,孙子曰:“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卷,救斗者不搏撠。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今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老弱罢于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田忌从之。魏果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大破梁军。
后十三岁,魏与赵攻韩,韩告急于齐。齐使田忌将而往,直走大梁,魏将庞涓闻之,去韩而归,齐军既已过而西矣。孙子谓田忌曰:“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使齐将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庞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乃弃其步军,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孙子度其行,暮当至马陵。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于此树之下”。于是令齐军能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曰“暮见火举而俱发”。庞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齐因乘胜,尽破其军,虏魏太子申以归,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
这是《史记》中关于孙膑的记述,其中,既载孙膑引本书的《军争》篇之句“百里而趣利者……”,更在最末说“世传其兵法”。依此观察,我们可以判断本书与孙膑的著述是有区别的了。
四、《孙子兵法》是完书,且为自撰
现存的《孙子兵法》为十三篇,《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所录吴王阖闾之言,亦称为十三篇。但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则载“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梁阮孝绪的《七录》之说“ 《孙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为上卷,又有中下卷”而解答《汉书·艺文志》与《史记》所记篇数不同的问题。
又,唐杜牧说:“武所著书,凡数十万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笔其精切,凡十三篇,成为一编。”主张删约说。实际,除十三篇外,称为“孙子”的各种遗文是有流传着的,如郑玄的《周礼注》有:“孙子八陈,有苹车之陈。”《隋书·经籍志》载有《孙子八阵图》一卷,《吴孙子牝牡八变阵图》二卷,《孙子兵法杂占》四卷,《孙子战斗六甲兵法》一卷。《唐书·经籍志》载有《吴孙子三十二垒经》一卷(还有《孙子算经》三卷,谓孙武撰,实后人假托,旧有李淳风、甄鸾注,今佚)。又,《吴越春秋》《通典》《何氏注孙子》《太平御览》《潜夫论》《文选注》《周礼注》《隋书·经籍志》等书,均录有吴王与孙子的问答,或单独孙子的话。
其在日本,于《续日本纪》淳仁天皇天平宝字四年1十一月之条,曾有关于命令大宰大贰(官名)吉备真备学习《孙子兵法》之《九地》及“结营向背”的记载,按《九地》见于十三篇,但可当为“结营向背”之篇则无,故可相信当时传往日本的《孙子兵法》比现存的更多,即《史记》所说的十三篇为孙子手著,以之求用于吴王,已可明白。其余诸篇,或为彼自撰,或为侍从者所笔记,或为后人所假托,则不得而知。
但依前述,我想:战国时代孙膑等人的著述是统括地被称为《孙子》的。总之,不论如何,除西汉司马迁所记“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外,纵有其他遗文,现存的《孙子兵法》,我却始终认为是一卷独立的完书,从《始计》至《用间》——篇次有序,立论有体,孙子的真意尽在是书了。
五、孙子著述的动机
孙子究竟师何人而学兵法呢?却不清楚。但从彼的祖父孙书为齐将,伐莒有功这点看,则可知其生长于通晓兵事的家系。《孙子兵法》十三篇,据《史记》所载,是以此而求用于吴王阖闾。而推荐彼于吴王的人,据《吴越春秋》所载,则为当时仕于吴的楚之亡将——伍子胥。
《吴越春秋》为东汉赵晔所著,虽近乎小说家之言,但全然虚构,想未必是。该书述吴王“登台向南风而啸,有顷而叹,群臣莫有晓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乃荐孙子于王。孙子者,名武,吴人也。善为兵法,辟隐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鉴别,知孙子可以折冲销敌,乃一旦与吴王论兵,七荐孙子”。
总之,孙子为求用于吴王,特著是书,据《史记》所载“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已可了然。即魏武之序亦断定:“为吴王阖闾作兵法一十三篇,试之妇人。”且在孙子原文中亦有许多可信的考据,如《虚实》篇说:“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九地》篇说“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等,这样引用吴之敌国——越为例,我们也可以解释:为激动吴王而求用己。
由上而观,孙子著作本书的动机是很明确的。
六、《孙子兵法》的注释书
《孙子兵法》的注释书,以魏武帝即曹操之注为最古,《汉官解诂》说“黄魏琐连,孙武兵法”,就是指此。自此以后,唐宋诸代迭有注释书出现,宋吉天保集曹操及其他九家之注,编《十家孙子会注》十五卷,所谓十家——一、魏武,二、梁孟氏,三、唐李筌,四、杜牧,五、陈皞,六、贾林,七、宋梅尧臣,八、王晢,九、何廷锡,十、张预。经清代孙星衍校订的十家注为佳本,世人多爱读之。又有三家注,如唐纪燮集孟氏、贾林、杜佑之注。五家之注,如贾隐林集魏武、杜牧、陈皞、贾隐林、孟氏之注。杜佑为杜牧的祖父,他并没有注释《孙子兵法》,不过他著有《通典》,引用了孙子的话,加以训释。
此外尚有宋郑友贤的《孙子遗说》一卷、明刘寅《孙子直解》三卷、茅元仪的《武备志》中有《孙子兵诀评》一卷及赵本学《赵注孙子兵法》五卷、清郭伟的《孙子金丹》六册、孙星衍的《孙子十家注》三卷、魏源的《孙子集注》等百余种。降及现代,虽有人作新的注解,但为数亦不多,佳者尤少,于此不能不令人感到近代中国兵学的落后。请看《孙子兵法》在日本:
据日本人的考证,《孙子兵法》为吉备真备从唐携归,传到日本。自此而后,注释之者风起云涌,有:林罗山的《孙子谚解》、山鹿素行的《孙子谚义》、荻生徂徕的《孙子国字解》、伊藤子德的《孙子详解》、新井白石的《孙武兵法择》、佐佐木琴台的《孙子合契》、犬饲博的《孙子活说》、筱崎司直的《孙子发微》、河田东冈的《孙子句解》、佐藤一斋的《孙吴副诠》、藤井节斋的《孙子口义详解》、平山行藏的《孙子折衷》、三上致之的《孙子集说》、吉田松阴的《孙子评注》、尾池宜卿的《孙子》等。
其见于“七书”的有:冈重秀的《七书正义》、中村经年的《七书童观抄》、神田白龙的《七书俚谚抄》(内有《孙子兵法》)等。其中则以徂徕、松阴之注最为流行于世。
降及近时,阿多俊介的《孙子之新研究》于一九三一年面世,顿开注释上一新面目。于此书的前后,在军人著者方面,有:海军中将佐藤铁太郎的《孙子御进讲录》(着重于海军用兵法方面的研究,为教授日本天皇而作,非卖品)、辎重兵大尉冈本茂的《古代东洋兵学·孙子解说》、陆军士官学校教官尾川敬二的《孙子论讲》等。
在哲学家、政治家著者方面,有:北村佳逸的《孙子解说》、福本椿水的《孙子训注》、坂井末雄的《孙子评释》等。有作一般的研究,有着重于哲学的研究,有着重于政治外交的研究,有着重于海军理论的研究,有着重于战史与名将言论的研究,有着重于近代战争理论的研究,有着重于战斗纲要的研究,其研究的成果,每多至数十万言,务将为这部古代的兵书,注入新的内容,使其适用于今日的时代。
《孙子兵法》已成为世界的学问了,世界各国均有其译本、注释书,除上述诸书外,目下我还看到翟林奈、卡尔斯罗普军官两人的英文译本。近来我国亦有一种英译本,译者郑麐。
七、《孙子兵法》的基本原理
我们研究某种学说,或某种著作,最重要的是寻出它的基本原理,或根本思想。《孙子兵法》的基本原理是怎样的呢?《孙子兵法》十三篇仅有六千余字,而近时日本人作现代化的研究,竟达数十种,数百万言。
一九三五年春初,我在日本热海养病时,于无意中,读到北村佳逸的《孙子解说》,大为惊异,春初返东京,即陆续购全是类注释书,以供参考,着手编著《孙子兵法新研究》,一直到了是年十月间,第一次草稿方告成。告成后,复以疾病缠绵,整理无力。但以不时地回想,于无意中发现了它的十大基本原理,即解剖《孙子兵法》的结果,主要可分为这十大原理,其中不管篇名怎样不同,言词怎样差异,而归纳起来,不外是这十大原理的发挥。《孙子兵法》的构成在此,《孙子兵法》的伟大亦在此。
十大原理——(一)先知原理,(二)计划原理,(三)自然原理,(四)求己原理,(五)全存原理,(六)主动原理,(七)利动原理,(八)迅速原理,(九)秘密原理,(十)变化原理。现略述如下:
(一)先知原理:这是说,在未战之先,必须知道己彼天地的各种情况,以决定计划行动,方可取胜。其论据:《谋攻》篇说“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地形》篇说“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
但是怎样才会达到“知”的目的呢?这,固须如《始计》篇说的“经之以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与“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
而其主要的知彼方法,则为使用间谍,如《用间》篇说:“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故用间有五:有乡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
(二)计划原理:这是说,在未战之先,必须定下周密的作战计划。然计划生于先知,前已言之,因为作战计划的良否,即周密或疏漏,对于全战役,有至大关系,且常决乎胜败之事。如《始计》篇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军形》篇说:“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九地》篇说:“运兵计谋,为不可测。”又说:“践墨随敌,以决战事。”这不都是一些明确的论据吗?
(三)自然原理:孙子这个原理,渊源于老子。彼主张战争及战斗须因自然的情势而实施(合乎天地自然的法则),才有胜利的可能,且易于胜利,而反对人为的、勉强的战争及战斗,认为这样必致失败。
彼在《军形》篇说:“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者,形也。”又在《兵势》篇说:“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再在《虚实》篇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
更于战斗实施时,须置士卒于死地,以期利用其自然之情而收伟效,如《九地》篇说:“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同篇又说:“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焚舟破釜,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同篇再说:“故兵之情,围则御,不得已则斗,过则从。……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
(四)求己原理:战争之事,不管敌人如何,最重要的先求本身的强大,即自己先立于不败之地,然后方能乘机取胜。近年来各国所实施的各种国防计划,不外是在这个原则之下而努力着。
闲话休提,请看孙子的名言。彼在《军形》篇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同篇又说:“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又在《九变》篇说“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再在《九地》篇说:“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这在今日,是多么发人深省呢!
(五)全存原理:用兵的最高理想,是彼我不经血战,即全存,使敌屈服于我。因为这样的胜利,才是完全的胜利,最善的胜利。其所采取的策略为政治、外交、经济诸端,然必须拥有庞大的军备为背景。
如《谋攻》篇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此两项指用外交等策略),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同篇又说: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因为战争是劳民伤财的,如《作战》篇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用间》篇又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故战而胜,其牺牲亦不免,然拔人城,毁人国,其祸根亦愈深。所以在用兵上,必须奉“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最高原则。
(六)主动原理:这是说,在作战时,我必须掌握战场的支配权,常立于主动地位,陷敌于被动地位,处处受我左右,唯我的意图是从,而我的动作则自由自在,出其意表而攻之,必可取胜。如《虚实》篇说:“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
同篇又说:“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不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兵势》篇亦说:“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
(七)利动原理:孟子喜谈仁义,而不谈利。孙子则着重于利,这是兵法家与儒学家的不同之处。利与战争有密切关系的,孙子把它分为三点。
一为见利而后战,如《九地》篇说:“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火攻》篇说:“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军争》篇说:“故军争为利……故兵以诈立,以利动……”
二为以利鼓动我方士卒,如《作战》篇说:“取敌之利者,货也。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军争》篇说:“掠乡分众,廓地分利……”《九地》篇说:“施无法之赏。”
三为以利引诱敌人,如《始计》篇说:“利而诱之……”《兵势》篇说:“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军争》篇说:“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九变》篇说:“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虚实》篇说:“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
(八)迅速原理:孙子原是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倘若不得已而战,则以速战速胜,把战事结束得愈速为愈佳。不然,拖延下去,演成长期的持久战,这不独生命经济牺牲惨重,且酿成“渔人得利”之虞。
所以孙子在《作战》篇里说:“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胄矢弩,戟楯蔽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故兵贵胜,不贵久。”
因此,在作战上,必须采择迅速的行动,如《九地》篇说:“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敌人开阖,必亟入之。……后如脱兔,敌不及拒。”《军争》篇说:“故其疾如风……侵掠如火。”现代的速战速决主义,实胚胎于此。
(九)秘密原理:在军事上,如作战计划、意图行动及一切措施必须保守秘密,不为敌知,方可收效。《始计》篇说:“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军形》篇说:“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
《虚实》篇说“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吾之所与战之地不可知”。同篇又说:“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
《军争》篇说“难知如阴”。《九地》篇说:“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同篇又说:“是故政举之日,夷关折符,无通其使……是故始如处女。”《用间》篇说:“事莫密于间。……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
(十)变化原理:这是说,一切战法,必须因时因地因敌而使用,决不可拘泥于一端。好比今日所用的战法为是,明日未必为是;在此地为良法,在彼地未必为良法;对此敌为制胜之术,对彼敌未必为制胜之术。总之,必须尽其运用变化之妙才可。
孙子于此发挥其高深的哲理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见《兵势》篇。《虚实》篇又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
关于这一点,孙子更具体地提出了一些应变的原则:“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见《军争》篇。“圮地无舍,衢地合交,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见《九变》篇。
上述十大原理,我仅着重于材料的整理,尚未作详细阐明,继虽发现一些其他原理,亦未暇加入,拟俟诸异日另写专书。又,《孙子兵法》这十大原理,不独可应用于军事上,且可应用于政治斗争上,经济斗争上,以及一切斗争上,《孙子兵法》的原理真是不朽!
八、《孙子兵法》的伟大
日本近世大史家赖山阳很爱读《孙子兵法》,曾评《孙子兵法》说:“与其说是兵学的书,不如说是文学的书。”其他各家对于《孙子兵法》,有评为“兵学圣典”,有评为“不朽不灭的大艺术品”,或“外交教书”,或“政治秘诀”,或“人生哲学”。所以古今的军事家,固不用说,政治家、文学家,亦莫不研究《孙子兵法》。
在我国:如张良、韩信、邓禹、曹操、诸葛亮、杜预、唐太宗、李靖、苏老泉、王安石、欧阳修、岳武穆、刘伯温等均为研究《孙子兵法》的代表者。韩信于公元前二〇四年在井陉口布背水阵,大破赵军,事后部下问以取胜之理,他答道:“兵法不是说过吗?‘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这两句话出自《九地》篇。
“乱世奸雄”曹操,他是注释《孙子兵法》的开山祖,其序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诸葛亮于《后出师表》中评曹说:“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惟英雄能知英雄”,于此亦足见诸葛亮对《孙子兵法》的研究。至于苏老泉在文学上批评《孙子兵法》说“孙吴之简切”。降及近代,如太平天国诸将皆研究《孙子兵法》,曾国藩、胡林翼等均受《孙子兵法》的影响很大。
其在日本:日本古代各种兵法,如《甲阳军鉴》《信玄全集》《兵法记》《兵法秘传》等书,其中心思想,均出自《孙子兵法》。武田信玄很崇拜《孙子兵法》,彼曾录《军争》篇“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四句,涂上军旗,竖于军门。
又,八幡太郎受兵法于大江匡房,陆奥之役,由于悟起《行军》篇“鸟起者,伏也”,故看见雁鸟的乱然飞起,遂断为有敌军伏兵,得免于危。降至近代,如日俄之役,联合海军总司令东乡元帅于对马海战,大败俄国的海军,其阵法就出自《孙子兵法》。彼于出发时,曾随身携有《孙子兵法》,于战胜后,道其战胜之理:“以佚待劳2,以饱待饥。”这两句话,出自《军争》篇。
尾川敬二的《孙子论讲》中曾被题以“以正合,以奇胜”,这两句话,出自《兵势》篇。过去日军侵华时,日本中央公论社曾将大场弥平著的袖珍版《孙子兵法》一书加印五千册,分赠侵华倭军。
至在欧洲:拿破仑于阵中,常不停披诵法译《孙子兵法》(按:是当时法国到东方传教的教士,携原本返本国所译成者)。威廉二世于落魄的侨居生活中,看着《孙子兵法》,曾发了这样的浩叹:“在二十年前,倘若读到这本书,则……”因为最感动他的《火攻》篇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
蒋百里先生的杰作《国防论》,其中有一文曾述及他见伯卢麦将军于柏林南方森林中的别墅(按:伯卢麦曾任普法战争的普军大本营作战课长,又为世界驰名的《战略论》的著者),当时以手抚彼肩说:“好为之矣,愿子之诚有所贯彻也!抑吾闻之:拿破仑有言:‘百年后,东方将有兵略家出,以继承其古昔教训之原则,为欧人之大敌也。’子好为之矣!”彼又点睛说:“所谓古昔之教训云者,则《孙子》(是书现有德文译本,余所见也)是也。”
于此,亦足见欧洲军人对《孙子兵法》的注意。《孙子兵法》真是世界一部不朽的兵学宝典!
1 即公元七六○年,唐肃宗上元元年。
2 《孙子兵法》原文作“以佚待劳”,即今“以逸待劳”,下同。佚,同“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