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名父之子，迂夫本色

01 家世背景与祖先记忆

家庭出身与个人成就的关系，是现代历史学中一个老生常谈的有趣话题。秦末农民大起义领袖陈胜喊出的那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真有石破天惊的觉悟。而最终以平民之子登顶权力巅峰的，却是汉高祖刘邦。从东汉末年到唐代前期，家庭出身一度是压倒一切的决定性因素，能不能受教育、当官，当又累又危险的官还是当又轻松又升得快的官，能够跟谁结婚，该穿什么样的衣服，跟谁在一起吃饭聊天，都是家庭出身说了算。相比之下，宋代的人有了更多自由，更多地摆脱了家庭出身的束缚，可以靠个人奋斗求取功名。尽管如此，家庭背景在个人成长中的作用仍然是至关重要的。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成年人身上任何的善与恶、喜悦与悲伤，都可以在童年找到根源。家庭就像是无形的模子，在每个人走向社会之前就已经赋予了我们大致的形状。走向社会之后，家庭的影响仍然时隐时现，几乎无处不在。古人其实也不例外。

宋朝士大夫特别重视家族的建设和维护，司马光尤其如此。他有一部礼学著作《书仪》，专门讨论各种家族内部的礼仪制度，受到南宋儒学大师朱熹的高度赞誉。这部《书仪》吸收了古礼，以宋代的标准衡量，又极为实用，有书信礼仪、冠礼（成年礼）、婚礼、丧礼等等，对于“新媳妇见公婆”“女婿见岳父母”等等，都有相当具体的指导，对于怎样当家长、怎样当晚辈，也有原则性的意见。司马光对家族的重视，与司马家族有着莫大的关系，而司马家族本身也是他成长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没有那样的司马家，就不会有那样的司马光。

现代版的司马光简介，通常会说他是宋代的陕州夏县，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夏县人，但是，宋元时代的人在谈到司马光家世的时候，却有三种不同说法。

第一种是大跳跃式的，首先把司马家的源头一直追溯到遥远古代的高贵皇族，然后中间没有任何过渡，就跳到了司马光无官无爵的高祖或者曾祖。比如，司马光死后，苏轼代表宋朝官方所作的《司马温公神道碑》[1]，就是这样写的：

其先河内人，晋安平献王孚之后。王之裔孙征东大将军阳，始葬今陕州夏县涑水乡，子孙因家焉。曾祖讳政，以五代衰乱不仕……

这段文字一共三句，每一句的内容都可以独立成篇。第一句：“其先河内人，晋安平献王孚之后。”河内，郡名，治所在今河南沁阳。晋安平献王司马孚，是西晋奠基人司马懿的亲弟弟，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的叔祖父，《晋书》有传。[2]这样说来，司马光的家世实在是很了不起的。

第二句：“王之裔孙征东大将军阳，始葬今陕州夏县涑水乡，子孙因家焉。”这说的是司马氏这一支定居夏县的原因。司马孚的孙子司马阳，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征东大将军”，后来（不知何时何故）葬在了陕州夏县涑水乡的高堠里（今夏县坡底村一带），他的子孙就在那儿定居下来，繁衍生息，成了陕州夏县涑水乡人氏。

第三句：“曾祖讳政，以五代衰乱不仕……”这说的是司马光的曾祖父司马政没有出来做官的原因。五代是唐朝之后、宋朝之前的一段分裂过渡时期，一共只有五十三年，却换了五个朝代、十三个皇帝，的确是个乱世。因为乱，所以司马政没有做官，只是个平头老百姓。其实，不只司马光的曾祖父、高祖父是平民，再往上捯，司马家族自唐代起就“仕宦陵夷，降在畎亩”，几百年没出过什么像样人物了。

三句连起来形成了强烈的跳跃感：从西晋的皇族、大将军“噌”的一下就跳到了唐五代的一介平民，六七百年的时光一跃而过。不仅跳跃，而且虎头蛇尾。皇族后裔、大将军子孙，是何等显赫威风，怎么几经跳跃就成普通百姓了呢？这中间没有任何交代，让人觉得那遥远的光荣简直就像是虚构的传说。这是宋朝人有关司马光家世的第一种说法。

宋朝人对司马光家世的第二种说法，是根本不提晋安平献王司马孚，抛开像传说一样辉煌的远祖，避虚就实，直奔主题。南宋人王称所作的《东都事略》中的《司马光传》就是这个路数，直接上来就是姓名、表字、籍贯，然后干脆利落地介绍本人事迹。这篇传记的开头是：“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这样写，是不承认或者至少不重视司马光跟西晋皇族的关系。

关于司马光家世，还有第三种说法。在元人所修的《宋史》当中，司马光和他的父亲司马池都有独立的传。按照古人修史的一般做法，父子都有传的，有关家世背景的介绍要放在父亲的传里，儿子的传只要说明他爸爸是谁就可以了。《宋史·司马池传》这样介绍家世：“司马池，字和中，自言晋安平献王孚后……”元朝人修《宋史》，很多内容都是从宋朝人自己编的“国史”中直接抄过来的，所以，这种说法多半是宋朝国史的记载，它反映了宋朝一部分人对司马光家世的看法。“自言”者，“自称”也。“司马池自己说他是西晋皇族的后裔”，年代那么久远，谁知道呢。这第三种说法大有弦外之音，对司马光与西晋皇族的关系，采取了一种有欠厚道的怀疑态度。

那么，说司马家是西晋皇族后裔、安平献王司马孚的后人，究竟是攀附还是历史事实？那遥远得像传说一样的辉煌祖先，在司马光的人生中是无足轻重还是意义非凡？不管答案是哪种，司马孚跟司马光的实际生活肯定是没关系的。所以，我们可以把他那辉煌的远祖暂时放在一边，先从他那“入宋以前皆平民”的近世祖先谈起。

司马光的高祖司马林、曾祖司马政都没当过官，“以五代衰乱不仕”。孔子曾经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3]大意是，如果现政权有道，那么，有操守的人就应该当官，进入政府以实现理想、服务大众；如果现政权无道，那么，有操守的人就应该不参与政治，韬光养晦、保全自我。五代衰乱，政权短命而“无道”，所以，司马光的祖先选择了“卷而怀之”，不愿意出来当官。这是一种很高尚的形象，它属于司马家族的祖先记忆。

人们记忆中的祖先往往带着高尚美好的光环，而历史学者常常会做的事就是打破光环，告知真相。当然，真相不一定都糟糕，只是没有那么辉煌。关于司马光先祖的“不仕乱世”，可以补充两点。第一，五代时期，想“仕”也不易。五代，“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4]，各政权提供给读书人的工作机会非常少。虽然科举年年举行，但一年就录取那么几个人；就算考上了，巴结不上有权有势的，也很难获得提升；就算是靠上大树、抱住粗腿了，也不知道这棵大树能撑多久，这条粗腿何时会断。“徒见以乱易乱，若覆杯水。不如田家树一本疏木，尚得庇身荫族，积久存也。”[5]所以，一般来说，当官不如种田。第二，司马家“自唐以来，仕宦陵夷，降在畎亩”[6]，财产和势力有限，所以，没有军人会强拉他们入伙，可以“不仕”。

大致而言，在进入宋朝以前，司马家族在陕州夏县涑水乡本乡本土的小范围内享有崇高声誉，属于“本乡贤达”。那么，这样一个平民家族为什么能为大宋培养、贡献司马光这样的名臣呢？司马光的成功是横空出世，还是循序渐进、水到渠成？

虽然司马家入宋以前皆平民，但是，司马光绝不是那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7]、一步登天、横空出世的草根宰相。相反，如果我们把司马光的祖父司马炫、父亲司马池和司马光三代人的经历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一下，就会发现一条不断向上的爬升曲线。

第一代是司马光的祖父司马炫，此人是司马家第一个中进士做官的人，可能是因为去世得早，官位并不高，只做到耀州富平县（今陕西富平）的县令，属于下层官员。祖父算是为司马家开了个头，但谈不上有多大的社会影响力。

第二代是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同样是进士出身，踏踏实实从底层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向上攀升，在地方、中央的许多重要职位上都干过，最终进入了高级官员行列，开始享有荫子特权，死后在宋朝官修国史中拥有自己的传。司马炫能够在正史上留下一笔，纯粹是因为有“孝子”司马池和“贤孙”司马光，而司马池能够名列史册，却并不依靠自己与司马光的关系。没有司马光，司马池也会留名青史，只不过可能会跟正史中大多数有传的人一样，只是作为一个名字悄无声息地躺在纸上。司马池本人成就已高，只是到今天还有人谈起他，显然是因为司马光。

第三代就是司马光，进士出身，官至宰相，生前声闻朝野，耸动四方。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在包括宋、辽、西夏在内的大中国范围内享有崇高声誉；作为一个史学家，他的《资治通鉴》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巅峰之作。

从司马炫到司马池再到司马光，只用了三代人，司马家族就已经成为宋朝最显赫的文官家族之一。司马家的上升历程，非常正面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属于宋朝的成功故事，故事的主题是“科举改变命运”。在宋朝，科举考试相对公平，任何一个有志男青年都可以通过“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最终“功成名就”“光宗耀祖”。

“科举改变命运”是司马家崛起故事的一个方面，没有这面是万万不行的，只有这面却是远远不够的。在宋朝，对家族地位的提升来说，除了勤学苦读好儿郎之外，还需要什么？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位苏先生，祖上三代都没有读书做官的人，家境也还算殷实，到了他这儿，自幼“慷慨有远志”，志向远大，“自力读书，不治家事”，一心读书，家里的事儿、地里的活儿全都（丢给仆人）不管了。结果，这位有志青年遭到了全体族人的一致耻笑怒骂。骂他的人说：“你家祖祖辈辈都是普通农家，勤勤恳恳地种地、老老实实地种桑养蚕，这才衣食无忧。你倒好，想起什么来了，心血来潮丢下祖业，也学人家当书生？你呀你，过不了多久你就得穷死饿死！”[8]

读书做官，固然志向恢宏、前程远大，可是能不能实现，不好说。

宋代的科举考试可以说是一桩高风险、高回报的买卖。“高回报”好理解，用宋朝第三个皇帝宋真宗的话来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有女颜如玉。一朝金榜题名，名誉、地位、财富、美女都会随之而来。高风险，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是考的人多，录取率低，考中不容易；另一方面是准备周期长，能够少年得志、一举得中的毕竟是少数，很多进士在考中之前，怎么着也得考个两三榜，耗上个十来年。一榜考试，从通常在州城举行、由地方政府主持的资格考试——“解试”开始，取得进京资格后还要赶往首都开封参加由中央政府举行的“省试”，最后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这样一级一级地考下来，怎么着也得折腾一年多。这一年多，吃饭穿衣、旅行住宿、纸墨笔砚，再加上必要的社交活动，开销绝非小数。万一考不中，下次开科，还得重来一遍。所以，宋朝科举虽然说基本不设门槛，向一切有志青年开放，但绝不是穷人家的孩子玩得起的。像苏先生这样的普通殷实人家，搞不好就考“穷”了，自己也得挨饿受穷。族人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那么，为什么苏先生非得挨饿受穷呢？他自己不能一边念书，一边经营家业吗？不能！不仅他不能，大多数古代读书人都做不到一边专心念书，一边经营家产。所以，如果没有雄厚的财力做后盾，书生们在金榜题名之前基本上就只能过相对清苦的穷日子。小说戏曲里赶考的多半是“穷书生”，就是这个缘故。

提升家族地位需要有人去读书应举，而苏先生的故事却告诉我们，读书应举与经营家产不能两全。因此，在宋朝，对家族地位的提升来说，除了“勤学苦读好儿郎”之外，还必须有善于经营家产、能够为读书郎提供物质保障的人。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整个家族分工合作，会念书的专心念书，擅长经营的经营家产，提供物质保障。司马家崛起故事的另一面，就是和谐的家族关系、团结协作的家族精神。

按照司马光的记载，司马家“同居累世，宗族甚大”[9]，几代人都住在一起，没有分家，是个大家族。这个大家族之中，除了会念书能考试的好儿郎，总还有一位能干又顾全大局的当家人。司马光的笔下一共有三位当家人。两位是他的伯父，一位是他的堂兄。

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这一辈，族中男丁除了司马池以外，还有他的两位堂兄司马沂和司马浩。这三兄弟当中，老大司马浩、老三司马池都选择了读书应举，当起了“撒手掌柜”，不问家事，一心读书。管家的重担落到了排行老二的司马沂身上。这位二伯父司马沂，是司马光所记录的第一位当家人。

司马家主要从事的是农业和畜牧业。自古以来，都是农业最累，农民最辛苦，而且远不如经商利润丰厚。靠农业养家，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吃得了苦、受得起累。司马沂比司马浩小七岁，比司马池大四岁。同为司马家子弟，哥哥在念书，弟弟也在念书，风吹不着，日晒不着，而自己却要在庄稼地里面朝土、背朝天，忍受风吹日晒，这样的事情放在别人身上，肯定是受不了的。但是，司马沂从小就是一个孝顺听话、顾全大局的好孩子，既然父辈和兄长都让他管家，他也就尽心尽力地承担起了全部家事，“平整土地，修理菜园子，把家里的篱笆院墙、猪圈、厕所、仓库全都修缮一新”。这些活儿当然不是司马沂一个人干的，家里有仆人，有雇工，但是，这些都是司马家的外人。家人不尽心，如何让外人尽力？司马沂管家，从来都是身先士卒、带头苦干。他晚上睡觉，从来不用枕头，就枕着块木板（“侧板而枕之”），为什么枕木板呢？为的就是“寐不至熟辄寤”，醒了就起来干活。[10]靠着司马沂的苦心经营，司马家虽然人口越来越多，地没有增加一分，日子却过得富足安逸。司马沂做到了让家中长辈有酒喝、有肉吃，两位读书的兄弟后顾无忧。而这位当家主事者司马沂本人，不逢年不过节，从来不亲近酒肉。

可惜这位富有牺牲精神和大局意识的司马沂先生，只活了短短的三十二年。司马池感叹说，自从司马沂去世，“家遂贫”，家里顿时有了贫穷的感觉。那么，是不是从此司马家就分家单过、各奔前程了呢？没有，大哥司马浩接棒当了新的当家主事人。这是司马光所记录的第二位当家人。

司马浩主持家事，可以说是一种无奈的回归。他本来主修《诗经》，是准备应举当官的，但是考了八次都没有考中，又赶上弟弟去世，没人管家，只好下定决心不再参加科举考试，专心打理家业。这一管就是十几年，尽心竭力、公平无私。

司马浩最令人称道的事迹有两件。第一件是把司马沂年幼的儿子司马里培养成了进士。他看出这个孩子聪慧非凡，“自幼教督甚严”，后来，这个孩子考中进士，做了官，而且官声很好。悉心照顾弟弟留下的孤儿，在经济上支持，在感情上抚慰，这些凭着一颗善良的心，应该不难做到；难的是真正承担起教养责任，高标准，严要求。就凭这一点，司马浩可以说是一个称职的大家长。第二件是率领同乡修护农田水利，筑坝扬水。传统上，涑水乡人靠修筑水渠引涑水灌溉农田，以提高粮食产量。但是，年深日久，涑水的堤岸受到水流的冲刷下切，越来越深，水位降低，流不到渠里。由于缺乏灌溉，高处的田越来越贫瘠，那一点点收成，眼看着都不够交租了。这时候，是大家长司马浩率领乡人，征得县官同意，在下游筑坝抬高水位，让涑水重新流到了田间。能够做到这一点，司马浩的贡献已经超出了司马家族，惠及乡里。

司马光记录的司马家的第三位当家人是他的堂兄、司马浩的儿子司马宣。司马宣才十六岁，司马浩就把管家大业交给了儿子，自己过上了“优游自适”的退休生活。在司马宣的管理之下，司马氏全族上下衣物饮食分配公平、供应充足，大家都满意，没人说闲话。

这三位当家人，在超过六十年的时间里，以勤劳、公正、高效的组织能力和自我牺牲精神，维持了一个几代同堂、团结和睦的大家族。

司马沂去世五十四年之后，司马光提笔为这位伯父写下“行状”，在行状中，司马光记录了司马池说过的一段话：“自吾兄之亡，而家遂贫，岂所以资生之具减于昔，勤惰不同而已矣。呜呼！使天下之民皆若吾兄之为，虽古治世何以加？惜其无位而才不大施也。”[11]司马池一方面感叹司马沂的勤劳可以为天下百姓的表率，另一方面则为司马沂抱屈，遗憾他终身家居，从未获得更高的地位，没有机会参与到更广阔的“治国、平天下”活动中去。

话虽如此，然而，就司马家族的整体发展来说，这种牺牲却是值得的，也是必要的。[12]一个几世同堂的大家族，必须有人承担起家族事务，才能让整个家族衣食无忧、富裕安乐。家族为个人的进步提供后盾，个人为家族的发展提供动力。有时候，个人必须妥协甚至屈服，但是，这种妥协和屈服不是毫无结果的自我牺牲，而是互利双赢的彼此成全。这就是宋代涑水司马家族成功的秘诀。如果把宋代的涑水司马家族比作一幢大楼，那么，那些出去读书做官的子弟就是这幢大楼的地面部分，他们决定了楼的高度，而这些在家乡经营土地、维护宗族的子弟则是这幢高楼的地基，他们决定的是楼的稳固程度。

这三位当家人，司马光有幸见过的只有两位，成年之后打过交道的只有一位。因为司马光生得太晚，是司马池四十出头才有的“老来子”。但是，这三位当家人身上所体现的和谐友爱、团结协作的家族精神，毫无疑问对司马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第一位当家人司马沂，他去世十三年之后，司马光才出生。但是，从司马光一生简朴低调的作风当中，却能看到这位伯父的影子。司马光“以圆木为警枕，小睡则枕转而觉，乃起读书”[13]。这“警枕”不就是司马沂睡觉枕着的那块木板吗？累世同居的涑水司马家给了司马光简朴、厚道、平和、沉稳的性格基调。作为涑水司马家的孩子，司马光一生都用温和厚道的态度对待别人，从不走极端。

司马光记录了这些本家尊长的故事，也继承了这些本家尊长的精神。这是他人生的根基所在。但是，当司马光记录家族历史的时候，也始终没有忘记说上一句，我们是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的后裔，是征东大将军司马阳的子孙。那么，涑水司马氏与西晋皇室究竟有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他们究竟是一个司马，还是两个司马？是“五百年前是一家”的糊涂亲戚，还是不绝如缕的血脉传承？要想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或许只能求助于DNA测试。只是，我本人无意进行这样的研究，也无意主张或者鼓励任何单位或个人开展此类研究。

关于涑水司马氏与西晋皇族的关系，唯一可以肯定的事实是：涑水司马氏坚信他们是司马孚、司马阳的后裔。这是涑水司马氏“祖先记忆”的一部分。它与家族情感有关。

就司马光本人而言，司马孚的身上还有一种隔着数百年与他遥相呼应的精神传统。公元265年，魏元帝禅位于晋（司马炎）。曹魏的政权最终是被司马家夺去了。但是，就在那一刻，司马氏年辈最长的司马孚却拉着魏元帝的手，“流涕歔欷不自胜，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六年多之后，九十三岁的司马孚过世，临终遗令曰：“有魏贞士河内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当衣以时服，敛以素棺。”“其家遵孚遗旨”，拒绝了司马氏皇帝所赐予“东园温明秘器”，举行了符合司马孚心意的葬礼。几百年之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记下了上述情节。[14]当写下“孚性忠慎”四个字的时候，司马光的心中又激荡着怎样的思绪啊！

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给了司马光遥相呼应的精神传统，涑水司马氏给了司马光坚实而厚重的人生基调。但是，司马光的一生之中，真正在涑水度过的时光却是少之又少。

[1]见苏轼撰，芽维编：《苏文忠公全集·东坡集》卷三九，明成化本。

[2]见房玄龄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晋书》卷三七《安平献王孚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081—1085页。

[3]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义疏》卷第八《卫灵公第十五》，中华书局，2013年，第397页。

[4]薛居正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旧五代史》卷九八《晋书·安重荣传》，中华书局，1976年，1302页。

[5]柳开撰，李可风点校：《柳开集》卷一四《宋故中大夫行监察御史赠秘书少监柳公墓志铭（并序）》，中华书局，2015年，第181页。

[6]司马光在两份文本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家世，一份是在《故处士赠尚书都官郎中司马君（沂）行状》，一份是在《故处士赠尚书都官郎中司马君（沂）墓志铭》，见《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七五，四部丛刊影宋绍兴本。

[7]语出南宋刘黼《庆元府劝农文》：“一、劝尔农教子读书，力行好事，则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古语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非出于农家乎？又云：‘不见公与相，起身自锄犁。’非出于农家乎？人事既尽矣，天理自见。可不勉乎？”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52册卷八一五七，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06页。

[8]见司马光：《苏骐骥墓碣铭序》，见《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七五。

[9]司马光：《太常少卿司马府君墓志铭》，见《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七七。

[10]见司马光：《故处士赠尚书都官郎中司马君（沂）行状》，见《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七五。

[11]司马光：《故处士赠尚书都官郎中司马君（沂）行状》，见《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七五。

[12]第三位当家人司马宣，其实已经获得了做官的资格，但就是因为司马家族离不开他，所以推迟到很晚（六十来岁）才正式参加工作。而这，正是司马光父亲司马池的意思。司马光《尚书驾部员外郎司马府君墓志铭》：“兄用从父太尉府君荫，补郊社斋郎。太尉以家事非兄不能办，未听从宦。后数年，乃调达州通川尉。”

[13]赵善璙撰，程郁整理：《自警编》卷二《操修类·俭约》，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58页。

[14]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七九，第2492、25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