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红太阳弗拉基米尔：罗斯的洗礼
——弗拉基米尔·沃尔科夫
史诗给弗拉基米尔起了一个富有诗意的温柔名字：“红太阳”。于是，它就成了历史上弗拉基米尔大帝的称号。教会将他列为圣人，使之“等同于使徒”。这样的关注度显得有些突兀，但这其实很正常：弗拉基米尔和任何其他人一样，也对今后俄国的本质、当时刚开始成形的民族的性格起到了关键作用。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他在基辅御座上的所作所为对俄罗斯的命运至关重要。
斯维亚托斯拉夫还活着的时候，新的时代就已开启。第一次有王公将自己的财产分给儿子们。他究竟有几个儿子，我们也说不清。在罗斯颇为重要的诺曼式多配偶制可以让人得出各种各样假设。但我们知道王公分给了长子和次子什么东西，也知道他让自己和奥尔加的女总管马露莎所生的年纪最小的私生子弗拉基米尔统治诺夫哥罗德，这是一座独立的城市，却和基辅维持着紧密的商业关系。桀骜不驯的诺夫哥罗德人希望有一个留里克的后裔当王公，但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头衔，不是真的去那儿统治：王公的权力事实上在这座城市里受到了维彻（viétché，即公民大会）的严重限制。
弗拉基米尔十岁左右的时候（他具体的出生时间并不清楚，推测是在960年），便开始统治诺夫哥罗德。他的长兄亚罗波尔克因统治基辅而获大公头衔，对自己的弟弟、杰列夫良王公奥列格发起了战事，而弗拉基米尔的命运就在他们之间摇摆不定。这是俄国历史上第一起兄弟相残的例子，后来成为俄国历史的主要因素，持续了数世纪之久。亚罗波尔克占领了弟弟的领地（奥列格阵亡）之后，便去攻打诺夫哥罗德。弗拉基米尔颇为谨慎，出了城。没了王位的弗拉基米尔花了两年时间周游世界。历史学家对他究竟去过哪儿众说纷纭：法国、意大利，或许还有斯堪的纳维亚。由于没有任何证据，所以争论就更为激烈。
亚罗波尔克夺取了兄弟们的所有领地之后，便让基辅成了罗斯的都城，确保其王位至高无上。编年史家认为他这么做，目的是为了和西方世界建立联系：他派了一个使团带了大量礼物去见鄂图一世（973），在基辅接待了本笃七世的特使（977）。我们时代的某些历史学家指责他“太亲西方”。
《往年纪事》记载，980年，弗拉基米尔“从大海的另一边”回来了，带回一批瓦良格亲兵，夺回了诺夫哥罗德。他向基辅宣布准备和大公战斗，并对波洛茨克王公罗戈沃洛德说要娶他的女儿罗戈涅德。王公想拒绝，因为公主认为嫁给女总管的私生子太不体面，便逃到了乡村地区。《往年纪事》对这一系列事件记述得都很简洁：“弗拉基米尔包围了波洛茨克，杀了罗戈沃洛德及其两个儿子，夺了他的女儿当妻子。”攻占波洛茨克之后，弗拉基米尔向基辅发起了进攻。基辅没有抵抗，因为在罗德尼亚筑壕据守的亚罗波尔克的随从里有人和进攻者联起了手。弗拉基米尔于是以战胜者的身份进入基辅。亚罗波尔克在罗德尼亚被杀。
弗拉基米尔大公的统治是从弑兄之后开始的，他的传记作者弗拉基米尔·沃尔科夫对此是这么说的：“这种行为或许不太道德，但这就是政治，干得不但考究，甚至还有些玩世不恭。”[37]作者的结论是，不管怎么样，“几乎不费一兵一卒，就取得如此大的成就，确实罕见”。[38]
所谓“如此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在基辅称王。弗拉基米尔统治了三十五年。他的传记作者无疑不会忘记他统治期间的一项主要“成就”，就是为罗斯施洗，这件事是大公本人的意愿，是由他倡议的。
弗拉基米尔的统治为军事战斗打开了大门。大公在这方面是留里克政策的接班人，首先考虑的是扩张领土，在那些领土上课税。但弗拉基米尔统治期间还发生了许多不为人知的事件。981年，基辅大公第一次迎击利亚赫人（波兰人）。维尔纳茨基甚至认为“这开启了对拉丁西方的抗争，并由此贯穿了整个俄国的历史”。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对抗看作俄波之间的第一次战争。弗拉基米尔在西北部的维斯瓦河发动的战事以胜利告终：他占领了“切尔维尼诸城”，也就是以后的沃里尼亚和俄国的加利西亚地区。基辅大公的对手当时都是东斯拉夫的部族，这些部族在10世纪下半叶的时候联合了起来。965年，后世波兰核心地区的第一位君主梅什科王公（属于皮雅斯特王朝）皈依了基督教，遵奉拉丁礼仪。于是，基督徒（基督教会的分裂发生于1054年）和异教徒之间便爆发了冲突，但这也预示了信奉天主教的波兰人和信奉东正教的俄国人之间的战争。
后来爆发的战事（984）是为了惩罚拉蒂米奇人而进行的远征，拉蒂米奇人是定居在第聂伯河两条支流索日河与杰斯纳河之间的斯拉夫部族。985年，由于西北方向行动的范围扩大，弗拉基米尔率领亲兵对驻守在伏尔加河支流卡马河的保加尔人发动了进攻。他打败了对手后，立刻与之缔结了和约。《往年纪事》记录了君主的舅舅多布里尼亚和弗拉基米尔本人之间的谈话。多布里尼亚向君主建议与保加尔人缔结和约，与之保持和平，因为战俘都穿着靴子。对多布里尼亚而言，这些人显然并不适合拿来当贡赋。最好还是去找穿椴树皮鞋（也就是有名的lapti）的敌人。这就是完整的外交政策规划：不去触碰富饶、强大的邻国，宁可挑北方贫穷、无害的部族下手。
可是，弗拉基米尔并没有听从舅舅明智的建议。他对自己在北方的力量颇为自信，他的势力已达布格河，并折向南方，而布格河已是皮雅斯特领地和基辅罗斯之间的边界。972年，斯维亚托斯拉夫曾在多洛斯托耳和拜占庭缔结条约，保证不再进犯保加利亚和拜占庭在克里米亚的殖民地。拜占庭帝国和基辅之间的商业及外交关系还没断裂。986（或987）年，皇帝巴西尔二世在欧洲向保加尔人开战，在亚洲攻打巴尔达斯·福卡斯举事的军队，要求弗拉基米尔出兵援助。基辅大公于是要求娶皇帝的妹妹安娜为妻。[39]君士坦丁堡答应了，可见帝国当时的情势有多危急，因为拜占庭本来是绝对不会同意让紫室贵族出身的公主下嫁给外族人的。弗拉基米尔出动了6000人，战争一直持续到988年，最终打败了福卡斯及其军队。但皇帝却迟迟不想履行诺言。弗拉基米尔便宣布向拜占庭开战。989年春，他包围了赫尔松，那是帝国在克里米亚的殖民地。夏天，赫尔松被夺取。不过，弗拉基米尔又把它归还给了拜占庭，因为皇帝承诺会信守诺言。基辅大公于是皈依基督教，娶了安娜为妻。
关于这件事，历史文献不多，而且颇有歧义。历史学家无论在弗拉基米尔的受洗之地（是赫尔松，还是基辅？）方面，还是在这么做有何理由、当时形势如何方面，都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弗拉基米尔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他皈依之后，也下令让民众，也就是基辅罗斯的臣民皈依了基督教。《往年纪事》提到基辅人成批来到第聂伯河边受洗。我们知道诺夫哥罗德人采取了抵制态度，不愿放弃他们的偶像。基辅的居民改宗时相对比较容易，那是因为近一个世纪以来，这座城市就已开始基督教化。在11世纪前二十五年写作的德意志编年史家提特玛写道，1018年，也就是弗拉基米尔死亡之后三年，基辅已经有了四百座教堂。[40]很难想象，民众改宗之后，能在二十年时间里建起这么多教堂。
10世纪下半叶是一神论战胜异教的标志性时刻：波罗的海沿岸的斯拉夫部族、斯堪的纳维亚人、波兰王公梅什科一世、匈牙利国王盖萨都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哈扎尔人选择了犹太教，伏尔加河畔的保加尔人则选择了伊斯兰教。东欧最后一个异教国家基辅罗斯最终也偏向了基督教。尽管基督教化在留里克的领土上取得了进展，但弗拉基米尔的这个选择是有意做出的，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往年纪事》记述了986年在弗拉基米尔朝堂之上进行的神学争论和宗教比赛。各个信仰的使节，如保加尔人的穆斯林、哈扎尔人的犹太教徒、教宗的特使都前来宣讲各自宗教的优点。基辅大公驳斥了他们的论点。但他被伊斯兰教对天堂的描述所吸引，照《往年纪事》作者的说法，因为“弗拉基米尔……爱女人，喜欢大吃大喝，所以他听得如痴如醉”；可他“受不了”割礼，也不喜欢不准吃猪肉、不得饮酒的禁令。《往年纪事》记录了君主的评论：“罗斯人的快乐就在于饮酒，无酒不欢。”还要再等上六个世纪，伏特加才会出现，但蜂蜜酒也足以满足这种快乐。大公很聪明，他很清楚饮酒对民众来说至关重要。
源自罗马的基督教派别之所以遭到弗拉基米尔的摒弃，只有一个简单的理由，那就是他的先祖，“我们的父辈”没有选择它。犹太教的特使（他们能来，表明被斯维亚托斯拉夫消灭的哈扎尔人还是存在着的，而且战胜者的儿子对他们并无深仇大恨）由于不得不承认他们“没有国家”，上帝的怒火发在他们身上，“令他们散居世界各地”而被打发回去了。
大公对拜占庭派出的“希腊哲学家”颇为关注，也有好感，但对其神学论点并不满意，于是向君士坦丁堡派了一个使团，该使团以前观察过穆斯林和天主教徒的仪式。基辅的使节报告说，穆斯林祈祷的时候“无喜悦之色”，“德意志人的神殿毫无美感”。相反，希腊的神殿却“美丽恢宏”，使节都不知道这究竟“来自天上，还是尘世”。基辅的波雅尔和各级长官相聚议事的时候，都支持希腊信仰，弗拉基米尔的祖母奥尔加“如此睿智之人”都已皈依基督教，所以这些人就更支持这种信仰了。但大公有个问题：“我们要去哪里受洗？”他们的回答是：“你喜欢的地方都行。”于是，弗拉基米尔最终选择了拜占庭仪式的基督教，也就是东正教。这是精神、美学上的选择，自然也是政治上的选择。
波兰王公梅什科一世于965年抛弃异教，改宗基督教。确实，未来的波兰根本没有选择：962年加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日耳曼国王鄂图一世矢志不渝地对斯拉夫各部族施加压力，逼迫他们受洗。东进即将成为主要的政治因素。梅什科一世知道无论自己愿意与否，他都必须接受基督教。此外，洗礼也是一种政治上隶属于帝国的形式。梅什科的儿子，勇士波列斯瓦夫，后来是弗拉基米尔的对手，也是波兰的第一位国王，他就接受了罗马递来的王冠。基辅大公想用武力让对手遵守诺言，也就是迎娶安娜公主。只有这样，他才会受洗。
弗拉基米尔以前在当诺夫哥罗德王公的时候，就很熟悉汉萨同盟这样的模式，所以他很清楚自己只有这个选择。虽然由于缺乏资料，他游历的情况如何，我们并不清楚，但显然他就是在游历期间发现了欧洲的。有一点不能排除，那就是：他并不仅仅受到了东正教仪式之美的吸引，而且受到了拜占庭国家体制的吸引。
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改宗基督教，同时与拜占庭皇帝联姻，以期提升基辅罗斯的地位。在这方面，他的理由很客观。《往年纪事》写道，在成为基督徒之前，弗拉基米尔忽然发现基辅周围城市极少，对此颇感惋惜。于是，他立刻着手建造城市，尤其是在杰斯纳河、特鲁别日河、苏拉河两岸，让士兵们住在这些城市里，照《往年纪事》的说法，这些士兵都是“人中翘楚”。他还在定居于平原上的各个部族中招募斯拉夫人和芬兰人。后来，城池得到加固，彼此之间用土方和树干围成的栅栏相连，形成“壁垒”，以抵挡大草原的游牧民。弗拉基米尔时期，罗斯的领土南北两向从拉多加湖延伸至第聂伯河的支流，东西两方从克利亚济马河河口一直延伸到西布格河的上游。罗斯和波兰之间唯一军事上存在争议的地区是克罗埃西亚人祖先的领土，后来这片土地被叫作加利西亚。罗斯占据了旧时的特穆塔拉坎殖民地，这块土地将基辅一分为二，由于第聂伯河左岸的支流与河流都汇入了亚速海，所以两者之间有河道相通。
现在，国家领土聚合在了一起，这在斯维亚托斯拉夫的时代是闻所未闻的，毕竟，斯维亚托斯拉夫孜孜以求的是去远方攻城略地，并未将基辅放在眼里。波兰历史学家G. 洛夫缅斯基曾设法计算过10世纪人口的密度。以一家6口人的标准来计算的话，两年一次轮作就需要22公顷土地才能养活一家人，以基辅罗斯为例，每平方公里的密度为3人，那么其全部人口就会是450万人。依据相同的计算方式，波兰有122.5万居民，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有45万人，德意志有350万人。[41]
俄国的祖先基辅罗斯这时还不是俄罗斯民族国家。正如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所写的，当时还没有俄罗斯民族这一说：“到11世纪中叶，才出现人种方面的成分，之后经过漫长艰苦的过程，俄罗斯民族才发展起来。”[42]必定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基督教才成为民众的精神纽带，各个部族才自动聚合起来，受到君主的管理。君主将废除分隔各部族的疆界，重新分配各部族承袭的土地，对外省实施新的管理制度。弗拉基米尔在自己的土地上确立了一种特殊的政府形式：派遣儿子统治罗斯的各个不同区域，但他不会让儿子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以免王公和民众之间的联系太过牢固。
国家的领导者是基辅大公。《律法与圣宠誓词》是罗斯最古老的标志性文本之一，为雅罗斯拉夫统治时期罗斯首任东正教都主教（1051—1055）希拉里翁所写，誓词盛赞弗拉基米尔的丰功伟绩。弗拉基米尔尽管让罗斯受了洗，但他还是被授予了“可汗”的称号，我们知道这是从哈扎尔君主那里借用过来的。因此，弗拉基米尔就成了哈扎尔强权的继承者。《往年纪事》称之为samoderjets，意思是“专制者”，这个称号可以在君主的印章上看到。Samoderjets是由希腊语autocrator直译而来的，autocrator是拜占庭皇帝的称号。差不多在同一个时代，拉丁语文献中都给皮雅斯特人冠以Dux（领导者）之衔。这个称号也被引入波兰语，意味着对君主的从属在封建体制中占据重要地位。要等到1320年，瓦迪斯瓦夫（矮子）受教宗的允准，才又宣布自己为波兰国王。
有了拜占庭的这名教士，拜占庭的政治概念才传到基辅。Gosudar这个称号意为“君主”，这和汉萨同盟的模式差别很大。Gosudar这个词在诺夫哥罗德用得很多，如“诺夫哥罗德陛下”（Gosudar Novgorod）或“大诺夫哥罗德殿下”（Gospodine Velikij Novgorod）。这个词在这儿指的是城市。在基辅，该词指的是大公、可汗、上帝派来的专制者，不仅要保卫城市不受外来威胁，还要确立且维护公国内部的秩序。拜占庭对罗斯政治观念的主要贡献是君主这个概念，那是主所涂膏的人。
罗斯在10世纪接受了基督教，此时，拜占庭又开始突飞猛进。事实上，在巴西尔二世统治时期，拜占庭收复了大量丢失的领土，击败了最可怕的对手保加利亚，设法使拜占庭国恢复其传统的形式。在东方帝国基础之上，就是社会统一体的理念，或者照希腊语的说法，就是共同统一体。共同利益在个人利益之上。笃信者尼古拉牧首的解释是：“你们都很清楚，共同体若得拯救，每个人的个体利益也会得拯救；相反，若共同体未得拯救，那它又该如何保护个体呢？如果我们无法勠力救治恶，那又该如何在共同的灾难中互帮互助呢？”[43]
帝国的全体国民——也就是共同体成员——都是平等的，因为所有人都是皇帝的孩子。现实中，这种绝对的平等也就意味着法律的普遍缺失。只有天父——皇帝——才享有权力。臣民都是他的孩子和他的奴隶。皇帝的专制权力源于神：他是主的涂膏者，是神意的化身。皇帝——专制者的神性本质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一旦加冕，他在实施权力的过程中所做的哪怕极微小的事都会受到赦免，受到濯洗。君士坦丁堡的宫廷仪式不仅强化，甚至还“实现了”这种神性特质。“生于紫室者”君士坦丁七世在《仪式书》中写道，宫廷生活的节奏就是上帝为宇宙创造的和谐与秩序的反映。
拜占庭的法律保留了罗马法的原则，承认私有财产。但所有土地财产的最高权益归属皇帝。所有不动产均属于国家。换言之，国家的化身皇帝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土地及税收。他可以没收和分配财产。他可以任命和解职官员，颁布法律，指挥军队，接待使节。束缚他权力的唯一一样东西就是还没有一部皇位继承法。9世纪之前，新皇帝登基都会在君士坦丁堡的赛马场上宣告：他允许人民表达自己的意愿。后来，皇帝会自行宣读继承者的名字，这样一来，对他权力的唯一束缚也就大大削弱了。
9世纪和10世纪，拜占庭建立了权力等级制，等级并不是以类似于西欧封建体系那样的臣属关系为基础，而是以皇帝授予的称号为基础的。贵族和官员都属于一个“等级”，当时总共有十八个等级。近七百年后，彼得大帝想要恢复俄罗斯帝国行政的秩序，设想出“官秩表”，共包含十四个类别。军事技术史家汉斯·戴布流克分析了拜占庭军队的组织结构，认为其缺乏“西方封建体系的灵魂”，那就是以个人与封建君主关系为基础的骑士团，骑士会向封建君主宣誓效忠。[44]
拜占庭的体制并不存在官职世袭一说，这又是它的一个特点。这样可以强化皇帝的权力，但也有利于社会的流动：战斗中表现优异的士兵、农民、城里人、获得自由的奴隶都可以晋升到军事贵族的等级。
采纳拜占庭模式的弗拉基米尔的基辅罗斯只不过是国家组织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对土地的管理、殖民和保护都是君主及其亲兵的事务。亲兵既是战争的武器，又是权力的工具。它分成两个范畴：一个等级高，由波雅尔（“年长者”）构成，另一个由“小伙子”构成。最年长的成员会成为君主的顾问，也就是“杜马”。以军事模式组织起来的城市里的代表也会加入顾问团。每个城市均掌握武装力量。武装力量由千夫长指挥，千夫长先是被推举而出，再由君主任命，该武装力量之下再分两个级别，分别由经推举而来的百夫长和十夫长率领。
社会分成奴隶和自由民，中间就是“半自由民”。自由民都是亲兵队员，或者说以各种方式隶属于亲兵。俄罗斯的第一部法典《罗斯法典》提及了好几种类型的“半自由民”，系统化地描述了农民的地位，农民的劳作就是为了偿还地主的预支款，可以牲口或实物偿还。数量庞大的奴隶可以从国家的本质及其起源得到解释。奴隶具有重要的经济作用，是国际贸易活跃的目标。
君主的权力受公民大会（维彻）的限制，城市不同，维彻的等级也不同，可以参与国内和国际事务的决策。
基督教是嫁接到基辅罗斯这个发展相对缓慢的国家和社会结构之中的，给予了它一种宗教、一种政治模式和一种国家组织结构。基督教逐渐排挤掉异教信仰之后，便塑造了第聂伯河与拉多加湖斯拉夫各部族的精神和心理结构。由于皈依了拜占庭仪式的基督教，弗拉基米尔便等于决定了罗斯未来几个世纪的发展方向和模式；那时候的罗斯是唯一一个未曾成为罗马帝国省份的欧洲国家，所以也没有从罗马那儿获取宗教。不过，988年，基督教仍然是统一的。尽管西方和东方的支派冲突愈演愈烈，但教宗仍然是教会唯一的首脑。教会分裂将基督教分成了两个敌对的阵营。从此以后，邻国相争、领土战争又具有了新的意涵。10世纪的冲突打的结到了20世纪末也不一定解得开。
我们知道，弗拉基米尔哀叹基辅周边城市太少，于是着手建城。守卫基辅是这些城市的首要功能。但大公这方面的考虑给加固的城池又赋予了一个新的使命。城里的民众由各个部族的代表组成，弗拉基米尔将这些部族从其发源的地区迁移而来。因此，建城也是一种拆解部族结构的方式。这些城里人从而也就不再是波良人、杰列夫良人，而成了弗拉基米尔人或罗斯托夫人。
大公让这些建造者所起的作用还有一个特点。建立于第聂伯河支流上的这些城市都是面朝西方和西南方的。它们也勾勒出了基辅君主领土的界限，以及其兴趣所向。992年，弗拉基米尔出发征伐克罗埃西亚人，这是定居于西部喀尔巴阡山山脚下的一个斯拉夫小部族。波兰历史学家注意到，那年5月，梅什科一世去世，再加上皮雅斯特王位继承人争夺不休，遂而引发基辅君主进攻臣属于波兰公国的克罗埃西亚人。这些波兰历史学家还提到弗拉基米尔于990年攻打利亚赫人的一场战事，但这场战事在罗斯的编年史中却未提及。基辅的亲兵抵达维斯瓦河，迫使当时正在和捷克人开战的梅什科一世向克拉科夫寻求庇护。
在新建的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城设立主教府，从中可以明显看出大公这次军事行动反波兰和反拉丁的意向。他是想在布疆人的土地，也就是沃里尼亚，强化基辅君主的权力。
梅什科的儿子勇士波列斯瓦夫与佩切涅格人联手，发起反击。第一次俄波战争就这样持续了三十多年之久，双方都是父子齐上阵：弗拉基米尔和雅罗斯拉夫，梅什科和波列斯瓦夫。罗斯王公打了胜仗之后，波列斯瓦夫也打了胜仗，后者在1018年支持弗拉基米尔的长子斯维亚托波尔克进入基辅。1025年，勇士波列斯瓦夫死后，兄弟相残，波兰四分五裂，雅罗斯拉夫便趁机夺回了失地，即“切尔维尼诸城”，981年，弗拉基米尔就是从这儿出发讨伐西方的。
弗拉基米尔时代，入侵西方、和波兰相争都不具备宗教战争的特点。东正教只不过是政治的工具。弗拉基米尔扩大了和西方的联系，特别是和各王朝的联系。在他改宗之前，他的无数配偶中间，就有两个捷克人和一个保加尔人。他的继承者斯维亚托波尔克有个很出名的摩拉维亚王公的头衔，还娶了勇士波列斯瓦夫的姊妹为妻。他的一个女儿后来成了卡齐米日的妻子，而卡齐米日则是波列斯瓦夫的侄子。《往年纪事》写道，11世纪初，弗拉基米尔和波兰的勇士波列斯瓦夫、匈牙利的伊什特万、波希米亚的乌达里希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这些人没过多久都皈依了罗马基督教。
军事冲突和想要同“拉丁人”维持关系的愿望成为弗拉基米尔政策的特点，他渴望从拜占庭获得独立。在寻求精神养料——书籍、圣像——时，弗拉基米尔并没有和君士坦丁堡对话，而是和奥赫里德的保加尔总主教对话。历史学家列夫·古米廖夫怀疑他是想和“斯维亚托斯拉夫及奥尔加”的传统决裂，“确立和西方的联系”，换言之，就是疏远东正教，转向天主教。如果说古米廖夫认为弗拉基米尔的决定危险、有害，那是因为在他看来，奥赫里德的总主教“极为博学，太博学了”。[45]历史学家这儿暗指的就是“摩尼教和马克安”的宣传。这些信仰在保加尔人中间特别活跃，发展得很不错，对这位总主教也产生了影响。拜占庭牧首在持续两百年的时间里拒绝将弗拉基米尔封圣，20世纪的这位历史学家似乎也赞同11世纪至12世纪君士坦丁堡的观点。
确实，之前也有过先例。首先皈依东正教的摩拉维亚很快就转向了天主教，认为和罗马的关系在政治上更有利可图。只要除了君士坦丁堡主教管辖区之外，还存在受实力强大的保加尔人支持的奥赫里德辖区，那罗斯君主是有可能改变政治策略的。保加利亚被巴西尔二世打败之后，这个机会就消失了，巴西尔奋勇杀敌的形象也为他赢得了“保加尔人杀手”的称号。
1015年，弗拉基米尔去世，继承人问题摆上了台面。照《往年纪事》的说法，大公身后留下了十二个儿子。长子斯维亚托波尔克被关在基辅的监狱里，据说他有通敌波兰之嫌（他的妻子是勇士波列斯瓦夫的姊妹），雅罗斯拉夫统治诺夫哥罗德，鲍里斯是罗斯托夫王公，也是军队的统帅。后来，基辅王位被获释的斯维亚托波尔克占据。他统治之初，先杀害了两个弟弟鲍里斯和格列布（罗斯最早的圣徒），然后又杀害了第三个弟弟斯维亚托斯拉夫。
斯维亚托波尔克是以“恶魔”之名走入俄罗斯历史的。俄语里的这个词有各种差别细微的含义，但均可归结为遭教会摒弃的恶灵、魔鬼之意。斯维亚托波尔克杀害弟弟，理应受到历史的惩罚。但弗拉基米尔本人不也接受弑兄的观点吗？后来，手足相残就成为罗斯王公争斗中通行的做法。
编年史家提到了斯维亚托波尔克出生时颇为奇怪的局面。弗拉基米尔娶他母亲为妻时，这个女人就已怀孕，于是，“恶魔”据说有“两个父亲”。但圣徒弗拉基米尔的长子受到如此严重的责罚，其中真正的原因与其说属于宗教—政治范畴，还不如说属于政治—宗教范畴。
弗拉基米尔的儿子雅罗斯拉夫本身就是诺夫哥罗德王公，拒不承认斯维亚托波尔克有权在基辅登上王位。诺夫哥罗德亲兵有瓦良格雇佣军助阵，作为亲兵的统帅，他便发起了进攻。斯维亚托波尔克则和佩切涅格人联手。北方（诺夫哥罗德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南方（基辅人和大草原上的人）爆发了战斗，最后雅罗斯拉夫胜出。斯维亚托波尔克逃往波兰他的内兄勇士波列斯瓦夫那儿。北方人进入基辅之后，抵制基督教化，捍卫异教信仰，让雅罗斯拉夫登上王位，将教堂付之一炬。1018年，波兰国王开始积极支持斯维亚托波尔克的权利。两军在布格河相遇，雅罗斯拉夫的亲兵战败。雅罗斯拉夫逃回诺夫哥罗德，而胜利者便进入了基辅。（差不多六百年之后，相似的情形再次重演：波兰人进入莫斯科，捍卫伪王德米特里登上罗斯王位的权利。）波兰人进入基辅引起了居民的愤怒。不满情绪激化，居民夜间向占领者发起进攻，还发生了大屠杀。基辅人发现“背信的”犹太人是“拉丁人”的盟友。1019年，雅罗斯拉夫最终击溃斯维亚托波尔克及其盟军，夺回基辅，安顿下来。他统治了三十五年，以智者雅罗斯拉夫的身份被载入史册。
对欧亚主义历史学家而言，斯维亚托波尔克是罗斯的首个西方主义者。他们从他的行为中发现斯维亚托波尔克想要皈依天主教的意愿，负有“背叛国族和宗教”[46]的罪责。将弗拉基米尔的这个继承人冠以“恶魔”之名，这也是另一个原因。
在基辅王位上还没坐稳，雅罗斯拉夫便要夺回罗斯诸王公纷争不断的土地，那些王公想获得这些土地以保持独立。1023年，他的弟弟特穆塔拉坎（塔曼半岛）王公姆斯季斯拉夫向他宣战。1022年，姆斯季斯拉夫就已经打败了盘踞在高加索山梁上的卡索格的切尔卡斯部族，将之编入由罗斯人和哈扎尔人组成的亲兵。姆斯季斯拉夫率领的这支军队向基辅开拔而来。1024年，他夺取了切尔尼戈夫，随后又击败了率领诺夫哥罗德新组建的瓦良格雇佣军的雅罗斯拉夫。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姆斯季斯拉夫后来并没有前往基辅。他和哥哥签订了和平条约，同意共分国土，到1026年，第聂伯河成了两者的界河。特穆塔拉坎王公的这场战事可以被看作落实祖父斯维亚托斯拉夫计划的一种尝试，只是方向相反：从南往北。姆斯季斯拉夫的全面胜利事实上重新确立了哈扎尔汗国的疆界，只是南方出现了一个新的首都和一个信奉基督教的王公。1034年，姆斯季斯拉夫死亡，他的领土又重新回到了基辅君主的手里。
姆斯季斯拉夫发动的这场战争成了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转捩点。由此出现了“第二条路”的可能性。这条路和其他路不同，并不是被选定的。俄罗斯继续沿着既定的道路前行。
在第聂伯河畔受阻于姆斯季斯拉夫的基辅君主努力向北进发。他开始着手制服芬兰各部族，和楚德人打仗，确立了自己在立窝尼亚的地位，1030年在那儿建立起尤里耶夫城。这座城市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之后，名字改成了多尔帕特，后来又变成了塔图。而立窝尼亚后来被重新命名为利夫兰狄，再后来就成了爱沙尼亚。1034年，雅罗斯拉夫打败了佩切涅格人，后者终于不再威胁基辅。不过，1061年，大草原上又出现了新的敌人：波洛韦茨人。
雅罗斯拉夫遵循的是弗拉基米尔的外交政策，和西方，主要是斯堪的纳维亚保持关系。基辅罗斯和各个大国联姻，与各王朝结盟。雅罗斯拉夫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波兰君主波列斯瓦夫，女儿则许配给了波兰和挪威的国王，以及法国的亨利一世。他的儿子分别娶了波兰公主、德国女伯爵、拜占庭皇帝单打独斗者君士坦丁的女儿。他本想将另一个女儿嫁给日耳曼皇帝亨利三世，但没有成功。这表明他特别希望能和西方搞好关系。
1043年，他和拜占庭的关系恶化。雅罗斯拉夫的儿子弗拉基米尔便率领军队攻打君士坦丁堡。罗斯的轻型战船无法抵御希腊的炮火，亲兵也同样在陆地上吃了败仗。历史学家对这场出乎意料的战争给出了各种解释。有人说这是拜占庭对罗斯的政策发生了改变，又说雅罗斯拉夫朝廷存在一个“反希腊的势力”，由瓦良格人构成。我们也能从中看出特别珍惜独立的弗拉基米尔政策的延续。由于和欧洲各国朝廷都有姻亲关系，基辅君主也就无法忽视与教宗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日耳曼君主之间的关系了。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从鄂图一世加冕到亨利三世驾崩（964—1056），日耳曼皇帝再三将天主教会的领袖扶植上台，或使之下台，有时就从自己家族中选人当教宗。雅罗斯拉夫对拜占庭的主教的选择毫无影响力，但可以指定教会在罗斯的继任者。1051年就是这么操作的。基辅的都主教第一次不是由希腊人来担任。这位都主教是斯拉夫人，名叫希拉里翁，是由大公任命的，以反对牧首的任命。1055年，一个希腊人取代了他的位置，但这事发生在雅罗斯拉夫死后。
智者雅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以灵活为特色，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在君士坦丁堡和罗马之间穿行，以此来抵消对拜占庭的天然倾向，毕竟基督教就是从那儿传入罗斯的。东正教同样来自希腊人：领导罗斯教会的都主教，令人印象深刻的行政管理方式，以及建筑师、画家、玻璃彩画工和拜占庭的歌者也都来自希腊。雅罗斯拉夫想要使都城犹如君士坦丁堡一般辉煌。在他统治期间，出现了圣索菲亚大教堂、黄金之门和无数宏伟的建筑。君主还鼓励教育，创建学校，让缮写师将希腊文本翻译成斯拉夫语。
罗斯的外国人数量极大，他们自信傲慢，再加上宗教上标新立异，自然引起了反拜占庭的不满情绪。单打独斗者君士坦丁统治期间（1042—1055），负责制定拜占庭政策的希腊哲学家米海尔·普塞洛斯认为1043年的战争乃是“旧有敌意”导致的结果：“该蛮族总是苦大仇深……不停地寻找借口想要和我们开战。”
我们在古罗斯初期的重要文献中，可以发现这是关于基辅对拜占庭矛盾态度的绝佳描述，拜占庭是东正教的摇篮，是掌控罗斯精神的帝国，它能限制大公的权力。雅罗斯拉夫任命基辅教区别廖佐沃以前的一个祭司担任都主教一职，似乎有些奇怪，《往年纪事》里记录了这则任命。但君主的这个选择和《律法与圣宠誓词》（以下简称《誓词》）有直接的关系，这是祭司希拉里翁于1037年至1050年间写就的。《誓词》由三部分组成：“论法律与圣宠”“弗拉基米尔可汗颂”“为我们的土地向上帝陈情”。
希拉里翁的《誓词》是一篇神学论文，是充满激情的政治宣言和演讲稿，但它首先极具论战性。这位今后的都主教先是说服拜占庭教会将弗拉基米尔大公封圣。他不承认帝国认为自己是世界主宰的说辞。他虽然否认拜占庭的重要性，但认为罗斯在世界上也拥有上帝赋予的使命。希拉里翁对赞颂弗拉基米尔并不满足。他对弗拉基米尔的先祖、他的祖父伊戈尔、父亲斯维亚托斯拉夫也颂赞有加，虽然这些人都信仰异教。《誓词》是俄罗斯文献中的第一篇爱国主义宣言。它见证了弗拉基米尔堪当大任的儿子雅罗斯拉夫的权力，以及导致俄罗斯命运形成的大量特点。
同样令人感兴趣的还有《誓词》的神学和哲学部分，这部分专门针对“律法”和“圣宠”。希拉里翁对比了《旧约》和《新约》，认为后者更佳，也就是说基督教优于犹太教。《旧约》中，上帝和人之间的关系建立于“律法”之上，所以自由是缺席的。除了律法，它还建立于强制，或者借用现代词语，建立于形式主义之上。《新约》则建立于“圣宠”之上，换言之，是建立于人和上帝之间的自由关系之上的。对希拉里翁而言，圣宠等同于真理，律法只不过是真理的表象，是它的阴影。律法是圣宠的仆人和先行者，圣宠服务于即将到来的时代和永恒的生命。先有律法，再有圣宠；先有真理的表象，再有真理。
“律法”用形式的锁链将人束缚，“圣宠”则允许灵魂自由颤动，这个问题后来便成为俄罗斯哲学家争论的重要主题之一。
但希拉里翁《誓词》的现实性并不止于此。历史学家不停地想要从该文本中搜寻出它反犹太教的理由。抑或这只不过是简单的《旧约》和《新约》之争？还是说《誓词》是对犹太教大力传教对基辅罗斯造成的威胁提出警告？1938年，古罗斯文献专家N. 古兹认为希拉里翁只不过是表达了一个观念而已，即用基督教替代犹太教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时刻，而该观念在中世纪历史和教会的描述中很普遍。“我们无法在希拉里翁《誓词》的第一部分中发现任何蛛丝马迹，表明是在和犹太教在旧俄的传教发生论战。”[47]但1989年，列夫·古米廖夫却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在基辅罗斯，“犹太教传教者同发展极快、阐述极精细的神学抵抗力量发生了碰撞……他那激情似火的文字（指希拉里翁的《誓词》）对罗斯而言，和洛林牧羊人那个有名的说法‘美丽法兰西’对中世纪的法国而言具有同样的意义”。[48]
希拉里翁所宣扬的爱国主义的本质同样是激烈争论的目标。这是俄罗斯的，还是乌克兰的爱国主义？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并不是产生了疑义，而是提出了相当猛烈的论点，来支持他们的观点。在写于1906年的《乌克兰简史》中，历史学家和政治家米哈伊尔·格鲁切夫斯基说得斩钉截铁：“在弗拉基米尔和雅罗斯拉夫的时代，乌克兰的势力从喀尔巴阡山一直延伸到了高加索，往北抵达了伏尔加河和未来的彼得堡附近的大湖。”[49]对他来说，希拉里翁的爱国主义属于乌克兰。波裔美籍历史学家亨利克·帕什凯维奇则拒绝加入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这场争论，他认为《誓词》的作者是瓦良格人。[50]古罗斯文献的另一个专家则认为希拉里翁是卢森尼亚人。[51]对希拉里翁这篇文本阐释上的分歧，对《誓词》所宣扬的爱国主义的国族起源的争论，都突出了这篇文本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将之视为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帝国意识的第一次显现。
在智者雅罗斯拉夫统治期间，基辅的国力得到了全面发展。他征服了佩切涅格人，大草原来的威胁也停止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公便着手扩大及巩固西部的边界。在国内，他完善了国家的行政组织结构。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最初的法律规范开始固定下来，经过雅罗斯拉夫的几个儿子的补充之后，便被命名为《罗斯法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俄罗斯根本性的法律。对君主的两个兄弟鲍里斯和格列布封圣使这个年轻的基督教国家有了自己的圣人（1020）。为了纪念这两位殉道者，雅罗斯拉夫还设立了“罗斯崭新大地节”，每年庆祝六次（主要节庆日是在7月24日）。
智者雅罗斯拉夫是留里克王朝真正的奠基者，是国家首脑，希拉里翁写道，“整个大地没人不认识他，没人不听他的话”，那个时代无数游历者也证实了这一点。雅罗斯拉夫的统治既是基辅罗斯辉煌的顶峰，也是衰落之始。君主死后，“罗斯崭新大地”上的权力便失去了“专制的”特色。雅罗斯拉夫的任何一个继承人都没有获得“整个罗斯的权力”。智者雅罗斯拉夫去世之前不久，便给五个儿子分了地。
每个儿子以及红太阳弗拉基米尔的孙子、雅罗斯拉夫的侄子弗谢斯拉夫都得到了土地：伊孜亚斯拉夫得到基辅和诺夫哥罗德，分别位于“从瓦良格人到希腊人”通途的两端；斯维亚托斯拉夫得到切尔尼戈夫、梁赞和遥远的特穆塔拉坎；弗谢沃洛德得到佩列亚斯拉夫尔、罗斯托夫、苏兹达尔、别卢泽洛；维亚切斯拉夫得到斯摩棱斯克；伊戈尔得到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最后，他的侄子得到了波洛茨克公国。他们各自传承的这些土地首先涵盖了基辅大公的领土全境。雅罗斯拉夫分给儿子的是广袤的国土，从白海一直到黑海。继承者的年龄和他们所获得的公国的富饶度具有紧密的联系，这点还是挺让人吃惊的。年纪越大，获得的土地就越是富饶。基辅罗斯的继位制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一个独具一格的现象，那就是轮换制。各王公只会继承领地一段时间。如果年长者即将死亡，那么年幼者就会接替他的位子。
历史学家在分析基辅罗斯逐渐衰弱和没落的原因时认为，最重要的是，这套政治体制是建立于其继位制之上的，其他民族并不熟悉这种制度。轮换制原则上允许每个儿子轮流登上基辅的王座，但实际上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兄弟之间的战争从未中断过。继承人的数量越多，分配和轮换就越复杂。出现问题时，可以采取不太公平的制度来克服困难。如果父亲还没轮到统治即死亡，他的儿子就会被剔除出等级体系。因此也就出现了被剔除的王公。此外，年资制也无法定得精确。于是，他们只能考虑代际（系谱长子）制和出生（自然长子）制。第二个条件极难遵守。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是这么说的：叔叔一般都比侄子年长。但若是遵从早婚习俗，又死得晚，那侄子就有可能会比叔叔年纪大。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无解的问题：到底应该谁胜出，是年纪更轻的叔叔，还是年纪更大、属于下一代的侄子？历史学家注意到，11世纪和12世纪王公之间大部分的战争都是“年长的侄子和年轻的叔叔、自然年龄大的人和系谱辈份高的人之间爆发的冲突”。[52]
缺乏明确性的继位制就为互相征伐和权力之争打开了大门。觊觎王位者的个人品质会成为兄弟相残的借口。更何况，儿子虽然对父亲有义务，但兄弟及其后裔之间并不存在义务。从数字上可以看出，混乱状况愈演愈烈。雅罗斯拉夫去世和单打独斗者弗拉基米尔去世之间有七十一年时间，基辅的王位被五任君主占据（其中一些君主好几次遭到驱逐，但过一段时间又复了位）。单打独斗者去世和鞑靼人入侵之间有一百一十五年时间，基辅易手四十七次（也是同样的情况，有时被驱逐的君主也会被叫回来重登王位）。
此外，政治体制的衰弱也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好几座城市参与了轮换制，它们会摒弃理应即位的王公，另选他人。编年史里有大量维彻，也就是公民大会发挥作用的证词。如果王公不同意他们的决定（直接民主制的例子），那他们就会迫使他三思。因此，1068年，基辅的维彻驱逐了君主：伊孜亚斯拉夫只能逃跑（后来又回来了），市民又立了另一个大公。要补充的一点是，每个公国只有一个维彻，他们会在最大的城市召开会议，而王公一般都会有很多。于是，公国层级上的分裂又出现在了整个罗斯大地上。
轮换制并非王公一劳永逸地掌管公国的方式，这也就削弱了他的权力，强化了维彻。但渐渐地，地方王公和他所掌管的那片土地之间的联系得到了巩固。1097年，一个新的理念露出了尖尖角，是由聚在柳别奇议事的各地王公提出来的，那就是采邑制，也就是父亲统治的土地，理应由儿子继承。议事会决定每个王公均应拥有自己的采邑。并非所有的王公都在柳别奇；因此，议事会的决定并不具有强制性。尽管如此，离心倾向也在不断扩大，1097年就是发轫之时。
基辅罗斯转变成了类似于公国联合体的机制，公国彼此之间并不是靠政治协约，而是靠系谱关系相连的。对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而言，11世纪的罗斯是由至高权力统治的，这是一个独一的权力，并不属于个体。基辅仍然是中心、主要城市，因为它最富有，势力最大，因为轮换制就是从它而来，到它那儿去的。除了基辅大公之外，两个兄弟也起到了重要的政治作用，他们是切尔尼戈夫王公和佩列亚斯拉夫尔王公。这辆三驾马车由雅罗斯拉夫的几个年纪较大的儿子构成，他们及其后裔对留里克帝国的命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雅罗斯拉夫的儿子之间和平共处的时间很短暂。大公死后不久，冲突就爆发了。后来，兄弟们又短暂结盟，这么做是为了抵御大草原来的新敌。这些好战的游牧民有的属于钦察突厥，有的是罗斯的波洛韦茨人，有的是希腊的科马诺伊人，这些侵略者接了佩切涅格人的班。整个11世纪，罗斯都在和这些人对战。留里克王朝兄弟相争期间，这样的战事时有爆发，他们有时胜利，有时战败，但仍然是大草原的主人，直到1222年蒙古人出现为止。1055年，波洛韦茨人扑向佩列亚斯拉夫尔公国，弗谢沃洛德和他们缔结了和平协定。1061年，他们再次返回，这次就留下不走了。1068年，罗斯的亲兵在阿尔塔河被打败。佩列亚斯拉夫尔自此落入了游牧民之手。弗谢沃洛德和伊孜亚斯拉夫逃往基辅。第三个兄弟斯维亚托斯拉夫再次进入切尔尼戈夫城，准备迎战。
照编年史家的说法，伊孜亚斯拉夫大公并没有向城里居民发放武器，让他们参加抵御“异教徒”的战斗，基辅人义愤填膺，便把他赶走了。君主逃到了波兰，要求表弟勇士波列斯瓦夫二世相助。波兰国王愿意相帮，于1069年5月和伊孜亚斯拉夫一起进入了基辅。居民对波兰人的敌意很快就让国王明白，还是赶快回家为好。伊孜亚斯拉夫对对手毫不留情，他的兄弟斯维亚托斯拉夫和弗谢沃洛德便密谋将他推翻，于是，大公不得不再次逃亡。他再次向波列斯瓦夫求援，照编年史家的说法，这次，国王“让他走自己的路去”。伊孜亚斯拉夫于是请求皇帝亨利四世的支援。后者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向基辅派出了使团，要求斯维亚托斯拉夫确保被逐大公的权利。但皇帝的支持基本只是口头上的，基辅根本就没当回事。伊孜亚斯拉夫于是向教宗额我略七世求援，教宗在一封信里承认他应登上基辅王位，尤其还说服波列斯瓦夫二世向被逐者提供切实的援助。1076年，获波兰亲兵支持的伊孜亚斯拉夫重返基辅。
大公获得西方支持，究竟付出了多少代价，或者说准备付出多少代价，这方面众说纷纭。没有任何资料明确指出他会背弃东正教，改宗天主教。不管怎么说，基辅人第二次接纳了他。确实，波兰士兵的在场无疑起到了一定作用。皇帝和教宗之所以不是很乐意帮助基辅的君主，是因为西方的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之间也在争斗。1077年1月，亨利四世在卡诺萨城墙前的雪地里待了三天，就是为了获得额我略七世的宽宥。世俗权力最终受到羞辱，被打败了。
1078年，伊孜亚斯拉夫返回之后大约一年，便在和波洛韦茨人的战斗中阵亡，而波洛韦茨人是由前不久逃到特穆塔拉坎的他的侄子奥列格带来的。雅罗斯拉夫的儿子弗谢沃洛德继任。他统治了十五年，其继任者伊孜亚斯拉夫的儿子斯维亚托波尔克占据王位二十年，在这期间，主要事件就是和波洛韦茨人打仗，以及各王公之间的敌对行为。和拜占庭的关系仍然很重要，但国内斗争削弱了基辅君主的权力，破坏了其外交政策的统一性。反映在和拜占庭的关系方面，主要就是每个公国都想拥有以自己命名的教会、自己的都主教。而这就需要得到牧首的批准，而牧首会以帝国的利益为考量，狡猾地与基辅针锋相对。作为对拜占庭的“小把戏”的回应，和西方的关系得以维持。弗谢沃洛德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亨利·冯·施塔登伯爵。他女儿很快就守了寡，于是又嫁给了皇帝亨利四世。这场婚姻完全失败。皇后最终离开了皇帝，向康斯坦茨和皮亚琴察的宗教评议会揭发了丈夫的阴谋诡计。正如列夫·古米廖夫所说：“欧普拉西是个罗斯女人。她无法忍受德国人的无耻行径……”[53]我们并不准备详细描述这样的家庭争吵，只需要注意，从皇帝和基辅君主的女儿之间的这场婚姻便可以看出基辅罗斯的重要性。
俄罗斯历史学家众口一词地谴责波洛韦茨人的入侵，这没什么好惊讶的：每年，大草原上的游牧民都会拥向罗斯，所经之处，烧杀抢掠，还掳走大量民众当奴隶。反击游牧民的主要是三个公国：切尔尼戈夫、佩列亚斯拉夫尔和塞维拉公国。无休无止的冲突，使许多人都有一种不可能战胜敌人、无法自保的感觉，大草原骑士的战斗素质，以及罗斯各王公从这些战斗中的得利，都可以解释为何会出现这种感觉。一方面，王公们在和“异教徒”战斗。塞维拉人采取的是以守为上：他们派兵对周边地区进行殖民，摧毁河岸边加固的防线。佩列亚斯拉夫尔是大草原上极为开阔的一片地区，那儿的人倾向于选择定期突袭的方式，王公们以这种策略将敌人击退至边境以外。但另一方面，王公们也和攻打他们父兄的波洛韦茨人缔结盟约；他们和波洛韦茨人一道劫掠城市和乡村，将那儿的人沦为奴隶。罗斯王公时常会同波洛韦茨的可汗结盟，娶他们的女儿。不过，这种姻亲关系丝毫无法阻挡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智者雅罗斯拉夫的后裔也丝毫不会受此影响。
游牧民的生活方式就是抢掠，但这并不足以解释这场针对波洛韦茨人的战争为什么一打就是一百多年。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强调旧俄历史上的两个重要的点：大草原就是基辅国的灾难；这个国家繁荣富裕靠的就是奴隶制。奴隶商人代表了城市的主要力量，在维彻也有一言九鼎的权力，所以有兴趣打一场无休无止的战争。但王公的亲兵兴趣更大，依照诺曼人旧日的传统，他们也是贸易的参与方，对他们来说，打胜仗也就意味着会有丰富的战利品，王公就会对他们大加赏赐。编年史的记录中，有些王公的亲兵队中有两三千名士兵。军饷通常是200格里夫纳（至少50银法郎）。因此，王公就需要大量现金，这样才能拥有亲兵。但这就是恶性循环，只有人数众多、武力强大的亲兵才能确保拥有如此规模的敛财手段。和西方的情况不同，11世纪，亲兵队员（尤其可以获得更多报酬的老资格队员）并不要求获取土地补偿。其中的理由还是出在王公的“流动性”上，换句话说，就是出在继位轮换制上。如果地产只能在波雅尔的手上保留很短一段时间（维持到王公出发前往另一座城市），那拥有土地还有何意义？
社会上最有影响力的阶层对能获取战利品的战争感兴趣，军事战争就不会停止。而他们的主要敌人波洛韦茨人又是异族人、异教徒、“不洁者”，所以打仗的热情更加高涨。被战败的游牧民（托尔克人，又名“黑帽子”的卡拉卡尔帕克人）都住在罗斯各公国的边境地带，他们也被称为“不洁者”。对这些人的态度并无恶意，但宗教分离政策却将这些“不洁者”视为永恒的敌人。不过，要明确一点，东正教罗斯各王公之间的内部战争的残暴程度也不遑多让。这些无休无止的冲突并不会造就温柔感性的特性。那个时代很残酷，但接下来还会更恐怖。
1100年和1103年分别召开了两次会议，之后，智者雅罗斯拉夫（以战功赫赫著称）第三子的儿子弗拉基米尔·弗谢沃洛多维奇终于说服各王公联合起来攻打波洛韦茨人。在这场战斗中，罗斯人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他们的胜利和游牧民的袭击交替出现。1111年，罗斯亲兵彻底击败敌人。波洛韦茨人于是重返大草原，恢复军力，以图后进。
1113年，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波尔克驾崩。他统治的二十年基本上就是在和波洛韦茨人打仗，历史主要留存了他的许多可怖的行为，这些行为放在当时那个不讲温情的年代也毫不逊色：斯维亚托波尔克让人挖出了弟弟瓦西尔科的双眼，因为后者阻碍了他的政治意图。还有一个奇怪的巧合，那就是王公本人的名字和遥远的先祖“恶魔”之名相同，后者就杀害了自己的弟弟鲍里斯和格列布。瓦西尔科失明一事发生在1097年，斯维亚托波尔克又统治了基辅十六年时间。
他死后，基辅人都不愿意按照继位制让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后人当王公。于是爆发了一场暴乱。基辅人向弗拉基米尔·弗谢沃洛多维奇发出呼吁，弗谢沃洛多维奇的绰号也叫“单打独斗者”，他以此来纪念自己的外祖父，拜占庭皇帝单打独斗者君士坦丁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