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爱是什么
弗洛姆认为，爱是对人类生存问题的回答。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搞清楚爱到底是什么，如何去爱，最终的深远影响或将直接决定人类还是否能够存续。这个说法是否危言耸听？我想并不。从小处看，这会影响个体是否有能力建立合作互爱的关系，建立家庭及社会组织，实现发展与繁衍；往大处看，这关乎到那些正在增长的、足以将地球摧毁几十次的核弹数量，以及决定着这些核弹是否发射的人类群体之间的关系友善与否。
要想探讨爱的理论，就必须先了解爱诞生的基础，这也是弗洛姆所强调的——“了解人的理论和人类的生存理论”。在弗洛姆总结的爱的理论中，他首先明确了人类和动物的爱是不同的。人类既关联着自然，同时又已经超出自然，这使得人类的种群从一种凭借本能获得确定的状态进入了极大的不确定中。开化必然是孤独的，同时，生命的起始与终结也完全不在人类自己的掌握之中，个体的人类其实是被巨大的焦虑和孤独包裹着的，因此，弗洛姆指出，如果人不能从这种感到孤独与隔绝的生存状态中解放自己，以某种形式与他人，或与外部世界进行沟通，那么人就可能会被这种巨大的孤独感逼成疯子。
我想弗洛姆提到的孤独感我们每个人都曾体验过。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无论我们身边有多少人在爱着我们，爱我们有多深，当我们生病，要进入手术室，躺在手术台上的只能是我们自己。有许多生理的、心理的体验与经历是完全属于我们个人的，无论我们如何分享，仍有一部分他人无法触及，只能由我们自己一力承担。而当我们意识到这种孤独的存在，我们就可能会遭遇由此触发的焦虑与无助。
弗洛姆对此有精妙的描写——“孤独意味着无助，意味着无力主动地把握这个世界——事物和人，意味着这个世界无需我发挥能力并可以侵犯我。所以，孤独是强烈焦虑的来源。”[18]
这样的感觉在当今的生活中并不鲜见，有人曾经开玩笑说，人类其实很弱小，既没有尖利的爪牙，也没有强劲的肌肉，如果没有工具，单枪匹马的人甚至可能打不过一条狗。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更让人们感受到了无力与无助，当无法得到邻居、社区和政府的救助时，个体若想单凭自身解决物资的问题与生命安全的保障，几乎必然会遭遇巨大的风险。
无独有偶，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与思想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9]也曾表达过相似的观点。他提出了人类的“被抛状态”——我们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没有选择在何地、何时、以何种方式，我们是被抛入了现实之中。没有人问我们，你是否希望得到如今的父母、家庭、民族、国籍，抑或诞生于这个地球上的某个地方，你是否希望拥有这个DNA和躯体。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负责和发展我们内在的“被抛状态”的潜力。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弗洛姆所说的这种面对社会、自然和整个世界的无力感，是一种对个体来说多么难以承受的感觉。而当人类开始开化，从自然中超脱，并获得了人类的身份，不再只是屈居于本能的生物时，羞耻感就诞生了。为何会羞耻？因为我们发现了自己与他人不同，我们和他人是各自独立的个体，而不再是从前那种“大家都一样”的融合。我们和其他个体“分离”开了。《圣经》中讲过亚当和夏娃偷吃智慧果后有了羞耻心，弗洛姆则希望我们能够通过这个故事看见关于爱的隐喻：没有被爱重新结合的分离意识是羞耻感的来源，同时，它也是有罪感和焦虑的来源。
这意味着单独的个体如果无法和他人建立深刻的联结时，人就会遭受羞耻感和焦虑的袭击。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也是我们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困境。例如，日本盛行的御宅文化，大量的年轻人和部分中年人或由于学业受挫，或由于求职困难等，进而进入一种“羞耻——回避——愈发羞耻——持续回避”的恶性循环，从而脱离主流社会，进入一种完全自我封闭的状态，当中有不少人在常年封闭后进入了更糟糕的状态——失去了活下去的欲望。
而在我们如今的环境里，许多年轻人在建立亲密关系上因为缺乏足够的认识与实践，经历挫折后，也因个体自恋的受挫而退缩进入封闭的状态里。很多人更愿意在网络上恋爱，关注自己喜欢的屏幕情侣，却拒绝在真实世界里与他人尝试建立关系。
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伤。美国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20]曾经说过：“要相信一个人想要被主流社会价值认可的天然倾向。”这种倾向，也就是弗洛姆所指出的人所具有的最深切的需要：克服分离。认可即一种联结与和谐，一种自我存在得到印证和安放的象征。如果人无法实现这一点，就可能被孤独完全封锁，进而失去与现实世界的联系。
弗洛姆认为这是所有时代和文化中的人都面临的问题：如何克服分离，如何达到和谐，如何超出个人生活并发现一致。
然而面对这个所有人类的共同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否也都是整齐划一的呢？
显然并不是。弗洛姆对此提出了“迷狂状态”这个概念。所谓迷狂状态，就是指人类自发产生的精神恍惚、飘飘然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幻想与现实的边界被消融，人仿佛得到了极乐。也许你会问，为什么人会需要这样的状态？因为迈向自由是伴随着焦虑与痛苦的。当人类从自然的怀抱脱离出来，原始的纽带（人用来获取安全感的途径）开始变得越来越薄弱时，人类就更加需要摆脱分离的新途径。
因为分离并不一定都是快乐的。人类的发展可以象征性地看作是一个个体从婴儿期逐渐走向成熟期的过程。婴儿是不会感到孤独的，当母亲整天陪在身边，母亲的抚触、身体的味道和温度都能消融这些孤独感，如同早期的人类伴随动物在丛林原野中生活，他们没有“自己与其他动物不同”的意识，自然也不需要面对分离的焦虑。
但是当他开始开化，孤独和焦虑就会伴随分离铺天盖地地出现。他不再能像过去那样依赖和使用旧有的方式获得发展，他必须要去努力建立新的关联，为这个和过去已经非常不同的自己，重新搭建与世界沟通的途径。而迷狂状态就是最容易获得的一种状态。
原始部落的宗教仪式，迷幻蘑菇、迷幻药的使用，包括集体的性交仪式，这些都属于获得迷狂状态的途径，其目的都是抵消由于发展和进化而带来的分离的痛苦。
然而原始人是幸运的，因为那时还没有道德观的发展，以上的迷狂状态并不会导致人的二次焦虑与罪恶感。随着技术进步，迷狂途径虽然变得越来越容易得到——酒精、药物、性……一切可以让人摆脱痛苦的清醒状态的介质都可以促使迷狂状态的发生，但糟糕的是，这种状态一旦过去，人会感到愈发孤独，因为迷狂状态并不能让人原本体验到的孤独被真正终结，同时现代文明发展起来的道德观念对此类行为并不欢迎，当我们陷入其中，难免会感到二次挫败与羞耻。
这也是现代精神病理学当中对成瘾行为发生的解释缘由之一。“成瘾”的英文单词addiction，来自于拉丁语的addictus，它的拉丁语含义是“成为奴隶的战俘”。因此，一个成瘾的人，也就意味着被自己的成瘾物所奴役。而在精神动力学和精神医学研究的视角下，成瘾的主体之所以会成瘾，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消化、处理现实和内在的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情绪和情感。也就是说，成瘾的主体依赖于使用成瘾物来避免精神上的痛苦，与自己内在的情感保持距离。在这些情感中，孤独感、羞耻感是非常重要的构成。然而，我们如何确定，是分离感导致了这一切呢？
一个著名的成瘾实验——“老鼠乐园”可以向我们证明这一点。
心理学家布鲁斯·亚历山大（Bruce Alexander）曾做过一个非常著名的老鼠乐园实验。两组老鼠分别被放置在两个笼子里，一个笼子里布满玩具，同时有玩伴和性伴，另一个笼子拥挤、没有任何玩具并与外界隔离，两个笼子里同时都被放了略微发霉的自来水，以及掺了糖的吗啡水。实验结果发现，拥挤且与外界隔绝的笼子里的老鼠，喝吗啡水的频率是乐园老鼠的16倍；而乐园里的老鼠，无论实验人员往水里添加多少糖，几乎都会拒绝去喝吗啡水。经过多种条件变量，反复实验，三位心理学家最终确认，社会支持系统和关系匮乏、陷入孤独，是导致老鼠染上毒瘾的原因。而在人类社会里，引发成瘾并难以戒断的原因，同样和“陷入孤独、关系的破裂”有着直接而强烈的关系。
正是因为渴望跨越人与人之间的鸿沟，消除分离感，人们产生了迷狂结合。在弗洛姆看来，迷狂结合有三个特点：
所以，迷狂状态作为一种“麻醉剂”，并不能真正使我们摆脱对分离的恐惧和面对孤独的痛苦。那么除了迷狂状态之外，还有其他解决分离之苦的方式吗？有，第二种，叫作雷同一致。
弗洛姆不仅是精神分析学家，更是社会学家，所以他总是会将个体和群体的反应放在社会体制的背景下观察。他指出，政治体制对个体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人们到底有多怕分离？虽然独裁国家用威胁和恐怖活动达到民众的一致，民主制国家用倡导和宣传，但无论如何，这种一致都将帮助民众消除那种“个体难以承受的分离与孤独”。在这些不同的政体中，人们可能会因恐惧与众不同而自发达到高度一致，甚至不需被强迫。因为脱离民众，意味着自我认同的瓦解，意味着身份地基的消亡。脱离了大众，我是谁？我应当如何定义自己？我如何找出我的位置，获取我的空间？这些问题都将像隐形的牧羊鞭，驱使人们回归群体。因此，人们往往以为自己是特殊的、特立独行的，但这些可能是幻想。
为了表达特立独行，人们可能会在微小的事情上做努力，比如绣有自己名字的衬衫，刻有名字缩写的名片夹，追逐小众乐队或是世界级的球队。人们会通过这些东西来试图表达个人的差别。但比起我们可能无法意识到的对一致的渴求，这种彰显“不同”的方式在弗洛姆看来，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为什么弗洛姆会有这样的判断？因为从整个大的社会面来看，“平等”所代表的含义已经被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篡改。
在西方启蒙运动的哲学中，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曾非常清晰和系统地阐述过，任何人都不是实现他人目的的工具，大家都是平等的，因为人人都是目的而且仅仅是目的，绝不意味着互为手段。
这段话是不是充满激动人心的自由？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目的。如果是在一个充分开放且自由的社会环境里，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去选择自己的角色并自由地组合，有人想当农场主，有人想当农夫，有人喜欢做厨师，有人想要成为美食家，他们可以依据各自的目的在一起自由地结合，并通过结合而相互满足，这里面并没有对与错。
然而当这个理解经过了解读和重新定义，它可能就会被篡改为更狭窄的、带有明确倾向性的、服务于统治阶层意志的工具。比如，弗洛姆举例：消灭剥削、废除私有制，不管这样做是残酷的还是“人道的”。
我们但凡关注过历史就知道，无论是贪婪逐利的商人还是极具建设和创造力的企业家，都曾被不同的政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冠以“剥削”之名，并夺走一切，这样僵硬的教条主义的一刀切，对社会经济发展曾经造成过破坏性极大的影响。
当代资本主义定义的“平等”，指的便是“雷同”。雷同的定义，是指随声附和，与他人一样；也指一些事物不该相同而相同。媒体机构通过各种方式宣传鼓吹这种一致，人们在这种抽象化的雷同观念里，做一样的工作，读同种读物，持有相同的观点和情感，甚至男女天然的差异也被抹平，性别的两极也被消除了。人们成了“标准化”的产物。
英国作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的著名小说《刀锋》（The Razor’s Edge，1944）里，男主人公拉里深爱着自己的初恋伊莎贝尔，然而战后拉里归来，希望寻找到自己人生的意义，伊莎贝尔根据当时社会对中产阶级生活描绘的标准，认为寻找人生意义而不是投身于工作赚大钱的拉里，不再是能让自己过上“所有人梦寐以求的生活”的对象，因此离开了拉里，嫁给了非常符合当时的社会价值观的有钱人格雷。这种选择显然投下了一些阴影：在这种选择里，人不是最重要的，所谓的爱也并不指向一个人的存在，他完整的价值，而是指向他是否符合社会的标准与期待。
这种对“雷同”的追求带来了一种压抑，并因此忽略了个体内在独特的部分。在此基础上的亲密关系不是一种人与人的深层结合与相遇，而是一种照惯例行事，如同我们的旧有文化所追求的表面上的“门当户对”。个体的独特需求变得不值一提，但它又无法被彻底消灭，于是它逐渐郁结为个体内在的冲突，当这种冲突无法被压抑时，多数情况下，它就可能会爆发成为人生的悲剧。就好像《刀锋》里的伊莎贝尔，当她意识到拉里的独特，自己仍爱着拉里但不可能放弃自己现在的生活时，她转而把苦闷和愤恨化作卑鄙的手段，害死了即将与拉里成婚的不幸女孩——苏菲。
这种由于社会试图制造雷同带来的压抑，也许也是当代中年危机的主要由来之一。荣格在对中年危机的研究中发现，之所以人会有中年危机，是因为前半生把主要的心理能量用于适应外部世界，片面追求世俗目标，例如金钱、地位、成就、名誉等，导致精神上的空虚。而进入中年后，一直被压抑的内心需要、新的生活意义和精神价值开始冲击人的思想，就可能导致心理危机。
“标准化”的社会生活正是制造大规模压抑的原因，一方面它提供了人们逃避分离与孤独的通道，但同时，它也让人们回避了自己的内心与精神上的独特需要。在这种基础上产生的结合，弗洛姆认为“不足以弥补分离之忧”，也正因为如此，人们会用其他的失控而危险的方式继续去对抗内在的痛苦。
这种一致和雷同，如同一张网，把人们的方方面面都框在了网格之中。弗洛姆发出一个让人悲伤的提问：“陷入此种循规蹈矩之网的人应该怎样才能不忘记他是一个人，一个独特的个体，一个只被赋予一次生命机遇，带着希冀和失望、悲哀和恐惧、爱的渴求、对空虚和分离的畏惧的人呢？”[21]
这个提问让我不由得想到被困在无穷尽的格子间里，挣扎在生存线上的“社畜”群体。也让我想到保罗·柯艾略（Paulo Coelho，1947—）的《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The Alchemist，1988），若不是听从了内心的悸动和引领，确信了自己的独特，敢于脱离祖辈承袭的牧羊人身份，牧羊少年将无法遇见自己的宝藏，沙漠中的爱人，或许他将在荒原上与羊群相伴一生，他这一生所独有的意义也将消散在黄沙中。
迷狂结合与雷同一致，是人们用以解决分离和孤独之苦的两种方式，但显然它们并不能指向爱和幸福。弗洛姆并未令我们绝望，他指出了达到结合的第三种方式——创造性活动。
弗洛姆指出，一切形式的创造性工作都是人将自己与世界结合起来，然而，仅是这样是不够的，因为这并不是人际的协调。最好的结合形式，在于达到人际的协调，在于与另一个人融为一体，在于爱。
吉杜·克里希那穆提（Jiddu Krishnamurti）[22]对一个人是否是在爱的基础上达成和世界的结合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假如有一个制作乐器的手工艺人，在他制作乐器时能够创造性地将自己融入工作中，那在那一刻他是完整的；然而当他回家面对自己的妻儿，却对他们冷漠或暴力，此刻他则是破碎的。因为他的世界是分裂及相互冲突的。
所以，弗洛伊德说到人生的两大重要任务——去爱，去工作，要想实现具备完整感的爱的圆满，两者缺一不可。我们必须创造性地投入两者之中，并以一种一致的态度让两者整合成为生命的基石。
然而随之出现一个重要问题：是不是我们所说的所有可以达到结合的方式都能算是爱？
弗洛姆指出，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说的爱是哪种，是与生存同等重要的成熟的爱，还是共生性的不成熟的爱？
弗洛姆强调，他所说的爱是指前者，但是后者的探讨同样重要。
那什么是共生性的不成熟的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