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段旅程的开始
——迪伦·托马斯
上幼儿园的第一天，罗森博格夫人给我们介绍了每日例行活动：午睡、游戏时间、课间餐时间——还有每天下午2点，集体“穿越大厅”。
她完全没说穿越大厅要去哪里，也没有解释原因，但我也从来没觉得奇怪，因为我从来不会对任何事情产生怀疑。我的整个小学生涯也充满了困惑：比如上六年级的时候，我掌握了所有我需要知道的纺织业知识，但从来都没问过到底什么是纺织品，甚至都没有想过纺织品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一种物品。如果有人硬要我猜的话，我可能会说纺织品有点像油毡布，但是我连猜都没猜过，甚至都不知道有什么可以猜的。
不管怎么样，到了下午2点的时候，我们都在教室外排好队，然后跟着罗森博格夫人穿越大厅。我很愉快地跟着大家的步伐，直到我们转了个弯然后撞上我整个5岁人生里见过的最不祥的东西——墙上挂着一个标志，标志是亮着的，所以没有人会质疑它的重要性——上面写着“火灾出口”，还有一个大红的箭头指向我们走向的方向。
那一刻，我完全不知道“出口”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但我肯定知道“火”是什么，我绝对不会跟着罗森博格夫人或者任何人直接走进大火里。所以我掉头回到教室，然后安静地等着其他人被大火焚烧的消息传来。
我从来没想过要去警告其他人，大概我觉得他们在上幼儿园之前还不认字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或许当时我认为最好还是低调一点，免得那股控制了罗森博格夫人的神秘力量找到我，然后用大火把我烧了。我也不记得自己有多紧张，我就是在教室里静静地坐着。等其他人回来后，尽管和我所预想的不一样，我也没有对大家都安全返回这件事感到特别惊讶和好奇。
所以从那时开始，只要快到下午2点，课堂里的其他人都会排队去穿越大厅，而我就在桌子边上安静地坐着。罗森博格夫人也从来没说过我什么。她带着整个班级从大厅穿过，过了一会儿又回来了，我一直坚信他们这么做会被大火烧成灰，但我确实开始好奇他们到底去哪儿了。
这是我上幼儿园时期最大的两个困惑之一。另一个困惑是：每天下午2点半，罗森博格夫人会指派一个学生带我上洗手间。我从来不清楚为什么把我单拉出来带到洗手间，虽然别的学生也是需要上洗手间的。但也可能他们不需要，可能他们都是钢铁制成的机器人，这也就能说明为什么他们从大火里穿过还安然无恙。
有一天，罗森博格夫人拉了一把椅子坐在我课桌对面问我：“你为什么不愿意跟我们一起穿越大厅？”我觉得如果告诉她我怕火会很尴尬，所以我说：“我只是不喜欢而已。”带着幼儿园老师特有的温柔和坚定，她说：“好吧，那以后你必须得去。”我说：“好。”
那天晚上我睡得还好，我没有感到恐慌，也没打算逃跑。我接受了这一事实，和其他同学一起平静地穿越大厅，然后从此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他们曾经安全穿越这件事并没有给我提供任何理性的参考。明天我们会穿越大厅，然后再也回不来了，就这样吧。
但是第二天的下午2点，我内心的平静感开始消失。我不得不鼓起勇气站在队伍里，因为罗森博格夫人说我必须这么做，那我就这么做吧。
我们穿过了大厅，路过了那个直指我们死亡之路的标识，但是——可能读者们也预料到了——这个旅行的目的地根本没有火，取而代之的，那里是一个洗手间！
在洗手间里，我获得了我人生里最令我震惊的智慧感悟。我本来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困惑：一个是，我的同学们每天都去哪里了？还有一个是，为什么是我，而且只有我，每天要单独被人带到洗手间？结果这两个困惑竟然有着同一个答案。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这个世界如此精妙、美丽、复杂，而且万物交织，而真正的理解取决于有没有把所有线索都理顺。
当我告诉罗森博格夫人“我只是不喜欢”穿越大厅的时候，我很肯定她感受到了我的尴尬，而且我很肯定她以为上洗手间这个事让我觉得尴尬。不像我，可怜的罗森博格夫人从来没有感悟过这么伟大的真相。
那天之后，我再也没有害怕过那个火警标志。生活这么丰富多彩，根本没时间浪费在琐事上，比如担心为什么有人要挂一个误导人的标志，或者纺织品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在5岁就弄清楚了人生的优先意义何在。
虽然我下定了决心要着眼全局，但10岁的时候我就很肯定地要把生命献给哲学研究了，因为所有其他的人生路径看起来都充满了危险。你可以去建造桥梁、写诗或者治疗癌症，但是如果人生不染指哲学，你怎么知道一座桥、一首诗或者一项医学突破是有价值的成就呢？
几年后，我再一次经历了人生的顿悟，让我从选定好了的事业路径上转移。首先，所有的路径都充满了危险。如果我把生命献给哲学研究，结果在92岁的时候发现我想上医学院，该怎么办？另外，为什么要花长达50年的时间，就为了深入研究然后发现治疗癌症是有意义的？
这个顿悟动摇了我的志向，于是我漫无目的地度过了几年，直到在有一天，青年的我碰巧读到了一本书，叫《狭义相对论中的时空》（Space and Time in Special Relativity），作者是康奈尔大学的教授大卫·莫民，我突然发现思考对我而言是可行的，我的意思是真正的思考。莫民教授用极度清晰的语言和美妙的行文，给我展现了怎样从几个简单而清晰的假设开始，逐渐引出它们的逻辑结论，并构造出一个伟大而完全无法预料到的有关时间和空间属性的图景。这本书是一个大学一年级学生的物理学入门课程，但是对当时还没上大学的我来说，它令人叹为观止。
很多年以后，我开始思考人口的问题，特别是“如何来界定合适的地球人口规模？”这个问题。举个例子来说：一个世界有10亿幸福人口更好？还是有100亿不那么幸福的人口更好？我们应该以最大化的幸福总量为目标，还是以人均幸福量或者其他评估指数为目标？
我从几个简单、清晰而且我认为每个人都会认同的假设开始，逐渐推演出它们的逻辑结果。尽管我只是解决了部分问题，我还是很高兴地发现我最终推导出的等式跟莫民教授在另一篇论文中推导出的一模一样，那么我的问题和他的问题在结构上就有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相似性。我给莫民教授寄了一篇我的论文，上面放了一封信，用来感谢他给予我一生的灵感和启发，他的回复我至今还珍藏着。
尽管莫民教授的书深深地震撼了我，我却从来没想过要去研究物理学；我一直怀疑，我不是那种能在实验室精密仪器前静下心的稳重之人。所以我上大学后，不断从一个专业跳到另一个专业（分别是英语、历史、政治学）。直到有一天，我的朋友鲍勃·海曼，一个优秀的数学专业天才学生，告诉我无穷集的大小各异，有些比其他的要大很多。这个听起来虽然有些怪异，但是刺激了我想要了解更多的欲望。在鲍勃的推荐下，我选了一门集合论的课程，从此就热爱上了数学。
我热爱数学跟热爱那本相对论的书的理由是一样的——它们美妙、逻辑清晰，还蕴含着深刻的真理。从那时起，我集中修了大量的数学课，几乎到了忽略大学其他必修课的程度，以至于没法拿到学位。
幸运的是，当我确定没法拿到学位之前，我就已经被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院录取了；更幸运的是，芝加哥大学并没有问我是否读完了大学。
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数学的时候，我有幸被一群生气勃勃的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邀请参加他们每日的午餐自由知识讨论会。我们像阿尔冈琴圆桌会[1]一样思考，但带着更多实质的讨论内容——不只蕴含着智慧的火花，同时还有令人醍醐灌顶的启示。我得知经济学家也同样要掌握一些专业技巧，以便能够通过简单的假设和逻辑推理步骤得出出人意料的结论。我想掌握这些技巧，而我的朋友们恰好是优秀又耐心的老师。
我用了我的余生去寻找——让我感到惊喜和愉快的是，我找到了同样精力充沛、才华横溢、幽默风趣并且热爱真理的朋友，就像我第一次在研究生院遇到的一样。这30年来，我把午餐会伙伴当成我幸福美好一生里最值得珍视的部分。
后来我选择从事学术研究并同时教授数学和经济学，过程中也涉及一点物理学研究，但我从来没有忘记对哲学里的重大问题的沉醉——宇宙从何而来？万物为何存在？如何获取知识？是什么证实了信念？我们如何辨别是非和好坏？我们应当如何度过一生？
哲学家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有一套有效的思维方式，但是非哲学家也可以。物理学家知道有关宇宙起源的知识，数学家知道有关现实的模式，经济学家知道我们的选择如何影响他人的生活，这些跟如何分辨是非都息息相关。因此我相信这些学科能够为解决一些哲学问题提供最好的工具。
如果有一个拿着锤子的人告诉你所有东西看起来都像钉子，你应该质疑他的客观性。当一个对数学和经济学有所涉猎的人告诉你，哲学问题可以通过数学和经济学来解决，你有权给他同样的反馈。但在这里我认为因果关系是相反的：我被引导进数学和经济学里，是因为它们能够阐明这些哲学里的重大问题。我先看到了钉子，然后才去找的锤子。
在这本书里，我会告诉你我对现实本质的看法，知识的基础以及伦理道德的根基。我不敢说我的任何信念一定是正确的，但是我会解释为什么我认为它们是合理的——而且比任何其他信念更有可能正确。（当然，我也可能最终被新的观点征服。）
在这个过程中，我会偶尔偏离主题提到科学、数学和经济学里的一些碎片知识，有时是为了阐明某个观点，有时只是为了趣味性。所以我们会学习到一些大数字的知识、色彩视觉的运行机制、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的真正含义、《塔木德》法典给出的分割破产财产的方法等其他很多内容。
就像有关童年的记忆一样，我对哲学的漫谈也是没有顺序、没法终止的。所以有时候我会把话题拉回来，有时候我就继续新的话题了。
新颖的想法是罕见的，我的这本书里包含的也确实不多。有些人可能早已涉猎或驳斥过我所提及的一些想法和观点。但我希望我能用一种新的方式将它们呈现出来，并激发你思考的兴趣，让我们享受这整段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