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悲剧的本质
狄奥尼索斯肯定一切存在的东西，“甚至包括最深重的苦难”，而且以各种被肯定的形象出现。多样与多元的肯定——这就是悲剧的本质。倘若我们考虑到把每一事物变为肯定对象的困难，这一点就会显得更加清楚。在此，多元主义的努力和精神都是必要的，它们是转化的力量，是狄奥尼索斯的苦难。痛苦与厌恶在尼采那里总是在这一点出现：一切能否成为被肯定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快乐的对象？对于每一个事物，必须找到它被肯定，不再被否定的特殊方式。[1]总之，悲剧既不存在于痛苦或厌恶之中，也不藏匿于对失去的统一的怀旧情绪中。悲剧只能在多样性和这种肯定的差异性中找到。悲剧的意义是由多样和多元的快乐界定的，这种快乐不是升华的结果，也不是净化、补偿、顺从或者和解的结果。尼采攻击一切没有认识到悲剧是一种美学现象的悲剧理论。悲剧是快乐的美学形式，而不是医疗处方或用来解除痛苦、恐惧和表示怜悯的道德手段。[2]快乐才是悲剧的精髓，而这意味着悲剧直接引发欢乐，唯有对于那些愚钝的、病态的、满脑子道德伦常、指望靠悲剧来保证道德升华和医学净化效果的听众，悲剧才会招致恐惧与怜悯。“因此，随着悲剧的再生，富有艺术气质的听众也再生了。原本代替他们坐在剧院的，一直是一半带着道德要求一半带着装模作样的学术要求的古怪家伙，即‘批评家’”（《悲剧的诞生》，22）。事实上需要一种真正意义的文艺复兴，以便将悲剧从毫无品味的听众所奉行的恐惧与怜悯中解放出来，他们只能赋予悲剧某种源于内疚的庸俗含义。贯穿尼采整个哲学的反辩证、反宗教的梦想遵循多重肯定的逻辑，因而也是纯粹肯定的逻辑和与之相应的快乐伦理。悲剧的基础不在于生命与否定的关系，而在于快乐与多样性、积极性与多样性以及肯定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关系。“英雄是快乐的，这一点正为迄今为止的悲剧作家们所遗忘”（《权力意志》，第4部分，50）。悲剧是率直的、生气勃勃的和充满快乐的。
这就是尼采放弃他在《悲剧的诞生》中依然称道的戏剧概念的原因。戏剧仍然是一种悲怅的情怀，是充满矛盾的基督教情怀。正因为这个缘故，尼采批评瓦格纳制造了一种戏剧性的音乐，从而抛弃了音乐的肯定性特征，“我为之痛苦的事实是，音乐变成了颓废之音，不再是狄奥尼索斯的笛声”（《瞧！这个人》，第3部分，“瓦格纳事件”，1）。同样，尼采要求悲剧有权获得英雄式的而不是戏剧性的表现方式，表现一个欢快的、轻盈的、翩跹起舞的、爱游戏的英雄（《权力意志》，第3部分，191，220，221；第4部分，17—60）。酒神狄奥尼索斯的任务就是令我们轻盈，教我们舞蹈，赐予我们游戏的冲动。任何一位敌视或漠视尼采思想的历史学家也能识别出狄奥尼索斯的个性：欢快、轻盈、灵活善变并无所不在。[3]狄奥尼索斯携着阿里安升上了天宇；她王冠上的珠宝是闪烁的群星。这是阿里安的秘密？是在那次著名的掷骰子后绽放的灿烂星群？正是狄奥尼索斯掷出了这些骰子，正是他舞蹈着将自己变形，正是他被唤作“万乐之神”，即成千上万种快乐的神灵。
总的来说，辩证法不是世界的悲剧图景，相反，它是悲剧的死亡，因为它用理论概念（苏格拉底）或基督教的概念（黑格尔）替代了悲剧图景。黑格尔的早期作品所体现的正是辩证法的终极真理；现代辩证法是真正的基督教意识形态。它想替生命寻找正当的理由，并使之屈从于否定性的工作。然而，基督教的意识形态与悲剧思想还是在一个问题上有相通之处，即生存意义的问题。依据尼采，“生存是否具有意义？”是哲学的最高问题，是最经验主义的甚至是最具“实验性”的问题，因为它在同一时刻提出了诠释和评价的任务。严格说来，这一问题意味着“什么是公正？”，而尼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整个工作就是为了正确理解这一问题所做的努力。关于这一问题，当然存在蹩脚的诠释；长久以来，似乎只有被当作某种有缺陷的或者应该受到谴责的东西、当作某种不公正的从而应该为之正名的东西时，生存才具有意义。为了对生存进行诠释，需要一个上帝的存在；为了给生命正名需要拯救生命，而拯救生命又需要非难生命。生存的评价总是脱不开内疚的陈词滥调。这便是危及整个哲学的基督教启示。黑格尔从苦恼意识的角度来解释生存，但苦恼意识不过是内疚意识的黑格尔版。甚至叔本华……叔本华虽然使生存与公正的问题获得了空前的反响，但他却是在苦难中发现了否定生命的方式，并在否定生命中找到了为生命正名的唯一途径。“叔本华是我们德国人当中第一位公认的不屈不挠的无神论者：这便是他敌视黑格尔的秘密。在他看来，生存的非神性是既定的真理，明确无疑、不容辩驳之事……我们一旦拒斥基督教的阐释，叔本华的问题便令人悚惧地矗立在我们面前：生存究竟有无意义？这个问题需要好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能得到完整深刻的解答。而叔本华本人作出的回答，请原谅我这么说，是不成熟的，是一枚青涩的果实，是十足的折衷，他早早停下来，陷在基督教禁欲主义道德观的窠臼里，在这些道德观中人们同时抛弃了自己的信念和对上帝的信仰”（《快乐的科学》，357）。那么什么才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另一方式，才称得上是真正悲剧性的理解方式，依据这种理解，生存会为一切它所肯定的东西正名，甚至包括苦难，而不会由苦难替它正名，换句话说，不会因苦难被神圣化？
注释
[1]参见查拉图斯特拉对永恒回归的苦痛和厌恶。早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中尼采就说过，原则上“一切可被否认的存在都是应当被否认的；真正的存在，相当于相信绝对无法被否认的、自身为真的、没有欺骗的实存”（《不合时宜的思想》，第3部分，“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4）。
[2]早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便攻击过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是一种宣泄的观念。他指出“宣泄”一词的两种可能诠释；道德升华和医学净化效果（《悲剧的诞生》，22）。但无论怎样解释，宣泄都将悲剧看作悲情和“反动的”情感的抒发。参见《权力意志》，第4部分，460。
[3]M.让梅尔（M.Jeanmaire）：《狄奥尼索斯》（帕约[Payot]主编），“快乐是他的性格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并赋予他这样一种活力，为了理解狄奥尼索斯崇拜的扩张力，我们必定要回到这一活力”（第27页）。我们得到的关于狄奥尼索斯概念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它唤起那种本性流动的，永远在变化的神性观念，即行进队列所展现的流动性。这既是狄奥尼索斯的追随者合成队列的方式，又是队列意象的体现。（第273—4页）“由妇人所生，由神秘的妇人争相护送，狄奥尼索斯是一个神，他不断与凡人联络，传送他直接在场的情感。与其说他下降到凡人的高度，不如说他的在场使这些凡人提升到他的高度”（第3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