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孔布雷
一
好久了，我一直早睡。有时，蜡烛刚灭，我的双眼随即闭上，快得来不及思量：“我睡了”。半小时后，我想是该睡着了吧，这想法反倒把我弄醒了；我以为手上还捧着书，所以想把它放下，把灯火吹灭；似睡非睡的那会儿，我不停地想着睡前读的东西，但想法有点特别；我觉得书中讲的事仿佛与我密切相关：教堂，四重奏，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的纷争。这种似以为真的感觉在我惊醒时还持续了几秒钟；我并不觉得它违理，但它像玳瑁眼镜似的挡着我的眼睛，使我意识不到烛火早已熄灭。之后，它开始令我难以理解，似前人的思想，经过灵魂转生，附着在我身上；于是书的主题与我脱钩了，是否再挂钩，随我的便；我即刻恢复了视力，十分惊异地发现周围原来一片昏暗，这片昏暗使我的眼睛感到适意和舒服，可也许使我的脑子感到更适意和更舒服，对我的脑子来说，这片昏暗好像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可思议，好像真正是叫人不知其所以然的东西。我说不好当时几点钟了，只听得火车的汽笛声，忽远忽近，好似林中的鸟叫，指点着距离远近；汽笛声为我描绘了一片荒凉的田野，有个旅行者匆匆赶往临近的车站；他走的那条小路将铭刻在他的记忆里，因为新到的地方，新奇的举止，新近的交往，时至今夜的静谧中还萦回于耳的异乡灯下的话别，即将回家的快乐，这一切使他兴奋不已。
我将面颊轻柔地贴在枕头的美丽面颊上，它好似我们童年时的面孔，饱满而鲜嫩。我划亮一根火柴，看了看怀表。时近午夜。背井离乡的游子，尽管病魔缠身，却不得不借宿陌生的旅馆，往往就在这个时辰，病痛发作，惊醒之后，庆幸瞥见门下有一线光亮。天亮了，好运气！过一会儿侍者就会起床，他只要拉铃，就有人来救护他。得救的希望给予他忍受痛苦的勇气。正巧他仿佛听见脚步声，款款走近，又渐渐远去。但他房门下的那一线光亮随之消失了。时已午夜；原来那人是来熄灭煤气廊灯的；最后的侍者也走了，他只得孤独无助地熬上一夜。
我又睡着了，时不时惊醒片刻，只听得细木护壁板发出格格的裂声，我睁开眼睛，凝望黑暗中万变的浮光掠影，凭借稍纵即逝的意识的微光，领略着睡意的滋味，依稀瞥见在睡意笼罩下的家具乃至整个房间，仿佛我自己变成其中的一小部分，很好融入整体，昏花失去感觉。或者在睡着时我毫不费力地梦见一去不复返的童年时代，重新感受到儿时的恐惧，好比舅公揪我鬈曲的头发，直到我被剪了光头，恐惧才消除，那天对我来说是新纪元的创始日。可是这个新纪元的到来一直没有在我的睡眠中再现，直到为了躲开舅公的手，我把头一闪，突然惊醒，方始回忆起来，但为谨慎起见，我用枕头把脑袋严实地裹住后才返回梦乡。
有时，就像夏娃从亚当的一根肋骨脱胎而生，有个女人趁我熟睡的时候从我姿势不当的大腿之间钻了出来。我当时即将领略女性的快感，便以为是她奉献给我的。我的身体贴紧她的身体，正准备进一步深入时，我惊醒了。世上剩下的女子跟我片刻前分离的女人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我的面颊还留存她亲吻的余温，我的躯体好像还在承受她的躯体的重压。如果，有时也确有其事，梦中的女人与我在现实生活中认识的某个女人容貌相像，我将竭尽全力去达到这个目的：找到她，正如有些人长途跋涉非亲眼看看他们心目中的福地洞天不可，以为在现实中可以领略梦幻中的良辰美景。渐渐地对她的记忆消散了，我终于忘却梦中的姑娘。
一个人睡着时，仍在自己的周围保持一圈圈光阴的时轮，年年岁岁，天地星斗，井然有序。他睡醒时，本能地环视寻问，瞬间便弄清他在地球上占据的地点，在苏醒前所消逝的时间；但时间和地点的序列可能交织，可能脱节。即便他失眠至清晨才有睡意，而这时他正在看书，其姿势与平常的睡相大不一样，也只需抬一下胳膊就挡住太阳，乃至让太阳后退，等他醒来时，最初一刻不知道是什么时辰，还以为刚躺下不久哩。如果他打盹儿，例如晩饭后坐在扶手椅里，其姿势更加不妥，与平常更加不同，那么，日月星辰的时序完全混乱了，魔法无边的扶手椅载着他在时间和空间中风驰电掣地神游，等他张开眼皮，顿时觉得躺在几个月前去过的地区。但是，只需躺在自己的床上，我就睡得深沉，我的脑子就完全松弛；我的脑子甩掉了我熟睡的地方的平面图，于是，当我半夜醒来，我便不知道身在何处，甚至在初醒的瞬间连自己是谁也不知道，我只有最原始的存在感，如同动物萌发的那种迷离恍惚的生存感；我比穴居时代的人更赤条条，无牵无挂，但就在这时，回忆如同上天派来的救星，把我从虚无中解脱出来，否则，我永远不可能自我解救的；最初并没有回忆起我所在的地方，而只回忆起几个我曾住过或我可能要去的地方；在一秒钟之间，我跨越了几个世纪的文明，然后模模糊糊看见煤油灯的形状，翻领衬衫的形状，逐渐重新恢复我自己的相貌。
也许我们周围物件的静止状态是由我们的信念强加给它们的，是由我们面对物件的思想的静止状态强加给它们的。不管怎么说，我如此醒来的时候，我的脑子乱糟糟的，竭力寻清我身在何处，但总是徒自惊忧，这时，物体、地域、岁月，一切的一切在黑暗中围绕着我旋转。我的身子麻木得移动不得，却竭力根据疲劳状况来测定四肢的姿势，从而推断墙壁的方向，家具的位置，进而重建和命名身处的住宅。身子引起的回忆，两肋、两膝、双肩引起的回忆，使我接连重见曾睡过的好些房间，这时，看不见的四壁随着想象中的房间的形状而变换着位置，在黑暗中旋涡似的围绕着我旋转。我的思想往往在时间和物形的入口处迟疑，还未把各种情况进行对照，进而辨认住所之前，它，我的身子，已经回忆起各处房间卧床的款式，房门的位置，窗户的明亮程度，走廊的分布，以及我入睡时和睡醒时的思绪。因侧睡而变得僵硬的半边身子竭力猜测它面对的方向，比如躺在一张有顶盖的大床上，面壁而卧，这时我马上想到：“噢，我最终还是睡着了，尽管妈妈没来给我道晚安”，当时，我在乡下早已去世多年的祖父家；我的身子，侧卧的半边身子，忠实地保存着我的脑子永远不该忘却的一段往事，却使我想起波希米亚制的玻璃长明灯的火焰，是瓮形吊灯，用链子悬在天花板下，还使我想起西埃纳大理石的壁炉，那是在孔布雷外祖父母家里我的卧室；距离现在虽然已经久远，但我并没有恍若隔世之感，此刻睡眼惺忪，还难以确切再现那些遥远的日子，等一会儿完全清醒，就历历在目了。
然后，新的姿势又产生新的回忆；墙壁驶往另一个方向：我睡在德·圣卢夫人的乡间别墅专为我安排的房间里，我的上帝！至少十点钟了，人家大概晚饭都吃完了吧！我这个盹儿打得太长久了：每天傍晚陪德·圣卢夫人散步回来，先打个盹儿，然后换上夜礼服。离开孔布雷已有许多年了，在孔布雷的日子，不管散步回来多么晚，我总在我房间的窗玻璃上看得到夕阳红霞的反光。在唐松维尔，德·圣卢夫人家的生活则是另一种方式，在那里，我得到另一种乐趣：我只在夜幕降临时出去，踏着月光，沿着我从前在阳光下玩耍的小路散步；我们回来时，我从远处就瞥见我的房间，但见屋里灯火通明，酷似黑暗里唯一的灯塔；回到房间，我先打盹儿，而不马上更衣用餐。
这些旋转和模糊的浮现一向是稍纵即逝的；往往我一时记不起自己在什么地方，在多种假设之间难以确认，正如我们在电动西洋景里观看一匹奔马，镜头一个接一个地飞驰而过，无法把它们分离出来。但对我生平所住过的房间，我时而重见这一间，时而重见那一间，在睡醒之后的冥思遐想中终于统统回想起来了：冬天躺在房间里，把头缩进自编的窝，用的是极不协调的东西：枕头的一角，被子的上沿，披巾的一截，卧床的前沿和一份玫瑰色《辩论报》(1)，根据鸟儿筑窝的技术，终于牢固地建成万无一失的安乐窝；在天寒地冻的时节，可以享受到与外界隔离的安乐，好似在暖烘烘的地洞里筑窝的海燕；这时节房间的壁炉彻夜生火，熊熊的炉火像一件热气腾腾的斗篷，裹着熟睡的人，壁炉好像是在房间里挖出的一个暖烘烘的洞穴，一种摸不着的暖阁，火光忽悠忽悠的，热气一圈圈地扩散，形成一个流动不定的温带，不断得到冷空气的调节：从房间的四角，从窗户附近或距壁炉较远的地方，吹来已经变凉的空气，吹到脸上，清新凉爽；夏天躺在房间里，则喜欢温和的夜晚，月光透过半开的百叶窗，把一道光与影投到床前，好似中魔入境；人几乎就像睡在露天，好似曙光初露时在微风中摇曳的山雀；有时我回想起路易十六款式的房间，非常的明亮，甚至第一个晚上睡在里面也没觉得有什么不舒服，一根根小圆柱轻巧地支撑着天花板，柱与柱的间隔风雅别致，明显地为床多留出了位置；有时则相反，房间很小，而天花板却很高，简直像两层楼高的空心金字塔，部分墙面饰有桃花心木护板，我一脚踏进去就被一股从未闻到过的香根草气味熏得中了毒似的，认定紫色窗帘虎视眈眈，大声叽里呱啦的挂钟显出傲慢的冷漠，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一面又古怪又冷酷的四方形立镜斜挡着房间的一角，冷不丁地从我习惯视野的悦目的整体中硬挖去一块地盘；我一连几小时竭力想把思绪拆散，把它拉向高处，以便确切地弄清房间的形状，进而把思绪灌满这巨大的漏斗，为此，苦苦熬了好几夜，真是煞费苦心，我只得干躺在床上，眼睛向上翻，耳朵惶惶竖起，鼻翼发硬，心里怦怦跳，直到习惯了之后，才觉得窗帘改变了颜色，挂钟停止了吵闹，那面斜放的、冷酷无情的镜子也变得有恻隐之心了，香根草的气味完全消散了，至少大大隐退了，天花板的表面高度显著降低了。习惯，这个精明能干而行动迟缓的地域整治者，开始总是让我们的头脑一连几星期在某个临时的安顿中受煎熬，但不管怎样，我们的头脑还是很高兴有这样一位整治者的，因为倘若没有习惯这位整治者，单凭自身的力量，我们的头脑将无可奈何，无法使我们觉得某处住宅是可以一住的。
自然，我现在已完全睡醒了，我的身子最后翻了一次，信念天使停止了我周围的一切转动，让我躺在自己房间的被窝里，让我的衣柜、我的书桌、我的壁炉、朝街的窗户和两边的房门在黑暗中大致各就各位。然而现在知道我不处在那些往日住过的房间已经枉然了，我梦中朦胧的片刻明明目睹一间间房间的影像，至少在那一刹那以为是眼见为实的，总之，我的回忆已经开动了，一般来说，我不急于马上重新入睡；我用大半夜时间回想我们从前的生活，在孔布雷的姑婆家，在巴尔贝克，在巴黎，在栋西埃尔，在威尼斯，还有在其他地方的生活，回想我到过的地方，我认识的人，回想我听说过的有关他们的事情。
在孔布雷，当白日将尽，虽然还有很长时间我才该上床，还有很长时间才该离开母亲和外祖母就我独自呆着，我的卧室便又成为使我忧虑重重的一个固定的和痛苦的焦点。家人发现我每天晚上愁眉不展，为了使我开心，别出心裁给我搞来一盏幻影灯，趁着等待开饭的时候，把它套在我房间的吊灯上；如同哥特式建筑时代初期的建筑师和彩画玻璃匠(2)的作品那样，这种幻影灯用变幻莫测、虹彩和绚烂多彩的神奇幻象取代不透明的四壁，好似闪闪烁烁的彩画玻璃窗，上面也绘着传奇故事。然而，我的忧愁却有增无减，因为单单照明的变化就破坏了我对房间的习惯；先前已习惯了，除上床时叫苦不迭，对其余的一切还是觉得可以忍受的。如今我的房间变得面目全非，我呆在里面感到忐忑不安，就像下火车后第一次走进旅馆房间或“山区别墅”房间。
居心叵测的戈洛骑着马，一颠一颠地走出小山坡葱葱茏茏的三角形树林，仓皇窜向苦命的热内维埃芙·德·布拉邦(3)的古堡。这座古堡被切割了，因为玻璃灯片是椭圆形的，插在幻影灯框架的内侧滑槽，弧形的边线把古堡切去了大部分。这样古堡只剩下一面墙了，墙前是一片荒原，热内维埃芙在那里冥思遐想，她系着一条蓝缎带。古堡和荒原是黄色的，其实我不看也知道是什么颜色，因为在玻璃画片未打出以前，布拉邦这个铿然有声的大名已明显地展示出这种颜色了。戈洛停马片刻，垂头丧气地听着我姨婆夸张地高声朗读解说词，他好像完全听得明白，他的举止符合解说的指示：既顺从又不失尊严；听罢，他依然一颠一颠地赶路。什么也阻挡不住他缓慢的骑行。如果幻影灯移动错位了，那在窗帘上也看得见投影：戈洛照样骑马前行，遇到凸褶，人与马胖鼓鼓的，遇到褶缝，就变得瘦瘦的了。戈洛的身躯同他的坐骑一样具有神奇的本领，对付得了一切物质障碍，又对付得了一切阻挡，并且把阻挡物当作骨架，借以附身其间，哪怕是房门把手也不在话下，他立即就适应，让他的大红袍和苍白的面孔飘然而过，所向披靡，其神情总是那般高贵，那般惆怅，但面临中途被截的境地，并不显得张皇失措。
诚然，这些光彩奕奕的映画对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活像从古代墨洛温王朝释放出来的，把一幅幅如此古老的历史场景折射在我的周围。我无法说清这种奥秘和美妙闯入我的房间使我产生怎样的苦恼，虽然我最终自我充实了卧房，不大注意房间，而更念及苦恼本身。习惯的麻醉性影响已经停止，我开始思索和领会，多么令人狼狈呀。我房间的门把手在我看来与世界上其他门把手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似乎能自动打开，用不着我拧它，因为转动把手在我已是完全无意识的举动了，而如今把手却成为戈洛赖以转世的躯体了。晚饭铃声一响，我赶紧跑进餐厅，那里的大吊灯不知道戈洛和蓝胡子(4)，却认识我的长辈和化成锅中菜肴的牛肉，它每天晚上光芒四射；我急忙投入妈妈的怀抱，热内维埃芙·德·布拉邦的苦难使我对母亲倍感可亲可爱，而戈洛的罪孽促使我更加严格地审视自己的良心。
晚饭后，可叹哪，我不得不很快离开妈妈，她得留下跟别人聊天，每逢好天气时就在花园里闲聊，遇到坏天气，大家就在小客厅聚会。所谓大家，不包括外祖母，她觉得“在乡下闭门不出，真作孽”，所以，大雨滂沱的日子，她总跟我父亲争论不休，因为我父亲叫我躲进房间念书，不让我呆在户外。“你想让他身体健壮，精力充沛，这种做法可不行啊，”她伤心地说，“尤其这孩子特别需要增强体力和意志。”我父亲耸耸肩膀，仔细查看晴雨表，因为他喜欢气象学；这时我母亲蹑手蹑脚尽量不打扰他，带着动了情的敬意望他，但不是凝望，唯恐看破他优越于他人的秘密。可我外祖母，她不管什么天气，即便骤雨大作，弗朗索瓦丝急忙把贵重的柳条椅搬进屋里，生怕被雨淋湿，而外祖母独自留在空荡荡的花园里，任凭倾盆大雨浇灌，时不时撩起凌乱的灰白头发，让前额更好地吸收风雨的滋补。她说：“总算呼吸畅快了！”她还踩着泥泞小径，欢蹦乱跳地小跑起来；花园小径让新来的园丁按他的意愿修得过分对称，足见其人缺乏自然感，我父亲居然一清早就请教他天气是否会转好；我外祖母的小跑根据她内心起伏的波澜而调节；暴风雨的狂劲儿，卫生保健的威力，对我愚蠢的教育，花园的对称划一都会引起她心潮澎湃，她根本想不到让她的酱紫色裙子免受烂泥的飞溅，往往泥水溅得很高，弄得她的女仆又气又急，大伤脑筋。
每当外祖母在晚饭后到花园里跑跑跳跳，有件事可以使她回屋，就像用灯火引飞蛾准能把兜圈的外祖母及时召回来，这时小客厅灯火齐明，牌桌上已经摆好各种色酒，只听得姨婆冲她大喊：“巴蒂尔德，快来劝你丈夫别喝白兰地！”其实这是跟她闹着玩儿，她把这种迥然不同的精神带进我父亲的家，以致大家都跟她开玩笑，逗她着急，姨婆明知道我外祖父喝不得色酒，偏怂恿他喝上几口。我可怜的外祖母进屋后，热切请求丈夫别沾白兰地，外祖父发火，干脆一口喝个精光，外祖母心痛地走开，非常泄气，但脸上仍带着微笑，因为她心胸谦和，温存厚道，对人和善，对己从不考虑个人得失和自己的苦楚，一切和谐地交织在她的目光中，化为微微一笑，这与我们在诸多人脸上见到的正好相反，其讽刺的意味仅限于她自我解嘲，对我们大家则像用目光亲吻，她的眼睛对她所疼爱的人无不投以炽热而慈祥的光芒。姨婆故意作弄她，外祖母白费口舌恳求外祖父放下烈酒杯，由于心肠软，每每规劝无效，败下阵来，这种场面后来司空见惯了，反倒当作笑柄，大家居然站在作弄者一边，毫不迟疑地，喜眉笑眼地跟作弄者一鼻孔出气，却硬让自己相信这不是什么作弄；先前这些使我十分反感，我真想对姨婆大打出手。但听惯了“巴蒂尔德！快来劝你丈夫别喝白兰地！”也就疲沓了，我跟大家一样，像我们长大成人后那样，面对苦楚和不公，我背过脸，眼不见为净：爬上屋顶书房隔壁的小屋失声痛哭；小屋里弥漫着菖蒲味儿，窗外墙根下一棵野生黑醋栗树也飘来清香，一枝开满花的树梢还伸进半开着的窗户哩。白天从这间小屋极目眺望，可一直望到鲁桑维尔松林的城堡主塔，这间小屋原来用来做比较专门和比较粗俗的用场，却很长时间成了我的避难所，或许因为它是唯一可以让我反锁的房间，每当我需要不可侵犯地独处时，我就把自己反锁在里面；读书，遐想，流泪和作乐。可叹哪，我当时不知道最让我外祖母操心的并不是她丈夫节饮忌嘴方面的小差错，而是我薄弱的意志，我身体的虚弱，家人对我前途的困惑，这些更为使她伤心，她在下午和晚间不停的跑动中为此牵肠挂肚，她跑来跑去，斜着脑袋仰望苍天，面颊虽然已呈褐色，皱纹纵横，由于上了年纪，有如秋天耕过的土地几乎呈淡紫色，但她的脸仍旧清灵秀气，不过出门时，面颊虽然被半遮的面纱挡住，但寒冷和忧思总是使她不由自主地流下眼泪，却又总是让眼泪自然干去。
我上楼睡觉时，唯一的安慰是妈妈在我上床后来吻我。但她道晚安的时间太短，转身下楼太快，以致每当我听见她上楼，听见她经过双门走廊时她那挂着草编饰带的蓝色平纹细布套裙窸窣作响，我便感到一阵痛苦。这一痛苦的时刻预告下一个痛苦的时刻，届时她将离开我，她将转身下楼。因此，我竟然希望这声带来快乐的晚安来得越迟越好，只望妈妈上楼前的这段缓冲时间越长越好。有时她吻过我之后开门就走，我真想把她唤回来，对她说“再吻我一次吧”，但我知道她马上会满脸不高兴，因为她上楼来吻我，给我送来安慰的吻，是对我愁闷和烦躁的一种妥协，已经使我父亲大为光火，他认为这种仪式荒谬之极，所以她想竭力使我放弃这种需求，这种习惯，根本不想让我养成新的习惯：等她走到门口还允许我请求她再吻我一次。不过，看到她生气，片刻前她给我带来的平静就荡然无存了；她把亲情的面孔俯向我的床头，就像举着圣像牌的圣餐仪式上递给我一小块圣饼似的，我的双唇感受到她的存在和汲吸着入睡的力量。这样的晚上，妈妈不管怎么说还在我的房间呆上一会儿，已算甜蜜了，相比之下，有客人来吃晚饭，她就因此不上楼来向我道晚安了。所谓客人，平日只限于斯万先生，除了几个短暂逗留的外来客人，住在孔布雷来我们家的人几乎只有斯万先生一人，有时他作为邻居应邀来共进晚餐，不过，自从他与不适当的女人结婚后，就难得来了，因为我父母不乐意接待他的妻子，有时晚饭后，他不请自来。晚上，我们在屋前高大的栗树下，围绕铁桌子坐着，忽听得花园尽头传来铃声，不是自家人“不按铃”进门时碰响的声音：好一阵刺耳的叮当作响，叮当声所到之处，好像一路洒下源源不竭的冷铁水；而是专为外人设置的门铃声：叮当双响，这怯生生的铃声是椭圆形的和金黄色的；大家立刻面面相觑：“有人来访？会是谁呢？”其实大家明白得很，这只能是斯万先生；我姨婆提高嗓门说话，力求语调自然，为大家作了表率：她叫大家不要窃窃私语；她认为这是使来访者最不愉快的事情，好像使客人觉得大家在说他不该听到的事情；大家派我外祖母去侦察，她也总乐意找个借口到花园里多转一圈，顺便一路上把支撑玫瑰的支架拔掉，好让玫瑰花显得更自然一些，有如母亲用手把儿子被理发师梳得过于扁平的头发拨弄得蓬松些。
我们一个个屏气凝神，等待外祖母侦察后带回的敌情，好像我们处在可能被一大批敌人围攻的境地，一时进退两难，但很快我外祖父就开腔了：“我听出是斯万的声音。”其实也只听得出他的声音，根本看不清他的脸，因为我们在花园里尽量少点灯，怕招引蚊子。斯万长着鹰钩鼻，绿眼睛，高脑门，近乎红棕的金栗色头发梳成布雷桑款式(5)；我不露声色地去叫人端上果子汁；外祖母非常重视招待客人的饮料，认为果子汁不显得那么见外，对来访者反倒更加亲切。斯万先生尽管比我外祖父年轻得多，但跟他过从甚密；外祖父曾是他父亲的一位至交；他父亲为人极好，但是古怪，听说有时一点点小事儿就能使他内心冲动，改变思路。在吃饭时，我每每听到外祖父讲述斯万先生的父亲的一些轶事，千篇一律地讲有关老斯万妻子之死，说老斯万曾日夜照看过妻子。当时，我外祖父好久没跟他见面了，闻讯赶往斯万家在孔布雷附近的庄园去看他；为了不让他看见入殓，外祖父成功地把痛哭流涕的斯万从灵房领走片刻。他们在大花园里走走，正好有点太阳。突然，斯万先生抓住我外祖父的胳膊，高声说道：“嗨，我的老朋友，这样的好天气，咱俩一块儿走走真叫人高兴！您瞧这些树木，这些山楂花，还有您从未对我赞扬过的池塘，您不觉得这一切很美吗？您的脸色太阴沉了。您感到微风没有，嗬，不管怎么说，生活毕竟是有意思的嘛，我亲爱的阿梅代！”突然，他又想起去世的妻子，或许觉得在这样的时刻深究怎么会情不自禁涌现快乐的心情过于复杂，他只拍了拍脑门，揉了揉眼睛，擦了擦夹鼻眼镜，这是他的习惯动作，每当脑子里出现棘手的问题，他都是这样的。从此，他不能从丧偶的痛苦中自拔，在妻子去世后只活了两年，他对我外祖父说：“真奇怪，我经常想念可怜的妻子，可一次又只能想一点儿。”因此，“像可怜的斯万老爹那样经常来一点儿”成了我外祖父的一句口头禅，谈论各种各样的事他都挂在嘴边。我一向把外祖父看作是最公正的法官，他的判决对我具有权威性，后来我本来倾向于严加谴责的过错，根据他的裁决一一宽恕了，因此，要不是外祖父接着嚷道：“怎么？他的心肠可好呢！”我很可能以为这位斯万老爹是个魔鬼哩。
他的儿子小斯万先生曾经好多年，尤其在他结婚前，常来孔布雷看望我姨婆和外祖父母；他们猜想不到斯万先生根本不再跟他家的世交来往了，他来我们家还是用斯万这个姓氏，其实在他已是一种隐匿身份了，我家的人接待他住下，完全不知道他是微行的贵人，有如守本分的旅馆老板无意之中接待了一位著名的大盗，他们哪里会晓得斯万先生是赛马俱乐部最有气派的会员，巴黎伯爵和威尔士亲王最好的朋友，圣日耳曼上流社会的大红人。
我们对斯万在上流社会的显赫生活一无所知，其部分原因显然是他的性格内向，守口如瓶，同时也因为当时的资产者对社会有一种印度教式的观念，认为社会由封闭的种姓阶层组成，每个成员自呱呱坠地，就被定位在其父母所在的阶层，除非偶然因为例外的发迹或意外的高攀婚姻，根本无法使你跻身于高一等级的阶层。老斯万先生是证券经纪人，“儿子斯万”一辈子属于财富因收入而异的阶层，正如处在纳税者的某个等级。知道他父亲跟什么人交往，就知道他跟什么人交往，就知道他“能够”跟什么人交往。即使他跟别的阶层的人交往，也被认为年轻人交游广阔，他家的老世交，比如我的外祖父母，都会宽厚地睁一眼闭一眼，尤其在他成为孤儿后，还念念不忘旧情，坚持来看望我们；但十有八九他这些我们不认识的新交，倘若我们在一起时碰见了，他是不敢打招呼的。如果有人硬要给他标上个他本人的社会地位系数，那么，和其他与他父母地位相当的经纪人子弟相比，他的这个系数大概是偏低的，因为他非常随便，而且对古董和油画始终“着迷”得不得了。他现在住一幢老式花园住宅，屋里堆满了他的收藏品，我外祖母很想饱一下眼福，但因为地处奥尔良河滨道，我姨婆认为住这种街区丢人现眼。“您是不是内行？我这么问您是为您好哇，因为您搞到的很可能是商人倒手的蹩脚货。”我姨婆对他说；她压根就以为斯万是个外行，甚至在智力上也是平庸之辈，既然他在交谈时一味回避严肃的话题，而在锱铢枝节上谈吐精确得令人乏味，不仅他给我们讲菜谱时是如此，而且在我外祖母的两位姐妹谈论艺术时他也是如此。即使她们逼他谈谈个人的见解，讲讲一幅画的妙处，他也闭口不谈，弄得别人差不多要生气了。相反，他提供一幅画的具体情况时则是滔滔不绝，诸如画收藏在哪家博物馆，作于哪年哪月，等等。通常，他每次讲一则新鲜的故事来逗我们开心，总是他新近发生的事，总是与我们认识的人有关，诸如孔布雷的药剂师、我们的厨娘、我们的车夫等等。诚然，这些故事使我姨婆开怀大笑，但她弄不清究竟是斯万先生在故事中始终扮演可笑的角色还是他把故事讲得很幽默。她叹道：“您算得上是位真正的人物，斯万先生！”由于她是我家唯一有点儿俗气的人，在谈起斯万时，她自告奋勇向不知内情的人指出，如果斯万愿意，他本可以住奥斯曼林荫大道或歌剧院大街的，他是老斯万先生的儿子嘛，大概有四五百万法郎的遗产，可他生就一副怪脾气。姨婆还认为，有怪脾气的人必定会使别人开心；在巴黎时，每当斯万先生元旦来访，给她带来一包冰糖栗子，倘若有客人在场，她少不了要对他说：“喂，斯万先生，您还住在酒库附近吗？是不是为了每次去里昂不至于乘火车误点呢？”她一边说一边用眼角从夹鼻眼镜的上方扫视在座的其他客人。
然而，如果有人向我姨婆叙述下列情况，她会觉得好像在听天方夜谭：斯万先生作为斯万家的公子，完全“有资格”受到所有“上流资产阶级的名媛淑女”的接待，受到巴黎最有名望的公证人或诉讼代理人的担保（这种特权他却似乎故意让女人掌管），他却偷偷地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在巴黎时，他对我们说要回家睡觉了，但一旦离开我们家，刚到街角，就朝相反方向折回，去光顾任何别的经纪人或合股人从不涉足的沙龙；这些事情我姨婆听起来有如一位较有学问的女士想到她个人非常熟悉的阿里斯泰俄斯刚与她聊完就直奔忒提斯统辖的一个王国，钻进凡人眼睛看不见的帝国，而且据说维吉尔确实向我们表明，他在那里受到热情的接待(6)。或者，在姨婆听起来像一幅她念念不忘的画，更能使她浮想联翩，因为在孔布雷，我们的点心盘子上就有这样的画：阿里巴巴与我们同桌同餐，当他发现独自一个时，便钻进叫人眼花缭乱的山洞，意想不到会有那么多珍宝。
有一天在巴黎，他在晚饭后来看我们，对自己穿着夜礼服表示歉意；在他走后，弗朗索瓦丝说车夫告诉她斯万“在一位公主家”吃的晚饭，我姨婆耸耸肩膀，眼睛不离手上在织的毛衣，泰然自若地讥讽道：“是的，在一位半上流社会(7)的公主家！”
所以说，姨婆对他十分粗暴。由于她认为他应该对我们的邀请受宠若惊，因此，每逢夏天他来看我们手提一篮自家花园产的桃子或覆盆子，或每次从意大利回来总要给我带些美术杰作的照片，这一切，我姨婆觉得都是理所当然的。
每逢大摆筵席的时候，一旦需要多层沙司或菠萝色拉的配方，我家的人就毫不拘束地打发斯万去寻找，却不请他赴宴，认为他不够德高望重，不宜让他跟首次光临的贵宾共进晚餐。如果谈话涉及法兰西王室的王子王孙们，我姨婆便对斯万说：“像您我这样的人永远高攀不上他们，咱们略而不谈吧，是吧。”她哪里晓得，斯万衣兜里也许正揣着从特威克汉姆(8)的来信哩。每逢我外祖母的妹妹演奏歌曲的晚上，我姨婆便支使他推钢琴和翻琴谱，让这个在别处深受欢迎的人随她支使，像个不懂事的孩子那般唐突，拿着一件古董当一件便宜货那般毛手毛脚地玩弄。说不定在同一时期，在赛马俱乐部的成员中大有名气的斯万跟我姨婆所创造的斯万大相径庭。晚上，在孔布雷的小花园里，只要听见两声怯生生的门铃声，她便数落开了，搬出她对斯万家所了解的一切，把默默无闻的拿不定主意的人物说得活灵活现，当时他正跟在我外祖母后面从黑暗的背景中脱颖而出，不过从他的说话声早已认出来了。然而，甚至从生活中最微不足道的事情来看，我们实质上不是一个完全的整体，在大家的眼里并不相同，每个人只要前来了解一下便清楚了，有如对承包协议书或遗嘱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我们的社会人格是别人思想的创造物。哪怕极其简单的行为，比如我说：“看望一个我们认识的人，”就有部分是智力行为。对我们所看到的人，我们用有关他的一切概念来充实他的相貌，这些概念在我们设想的全貌中无疑占有最大的部分。到头来，使得面颊丰润饱满，使得鼻子的线条妥帖分明，进而影响嗓子的音色质地，仿佛音色只是一层透明的外罩，每次我们看见这张面孔，每次我们听见这个声音，我们又发现这些概念，听从这些概念。我的长辈们在塑造斯万的形象时或许由于无知而剔去他在社交场中的许多特色，而正是因为他有这许多特色，在别人的眼里，他的眉宇间充满风雅之气，但这股气宇，到达鹰钩鼻就戛然而止了，如同遇到了天然屏障；但他们也能在那被扒去魅力的脸上，在那空廓的眉宇间，在那被贬损的眼睛深处，堆起模糊而悦目的残迹，好像记得起又好像已遗忘的东西；那时我们是乡间的好邻居，每周一次共进晚餐，在牌桌旁或在花园里一起度过了闲暇的时光。我们朋友的体态外观因此十分饱满了，再加上有关他父母的一些回忆，以致当年的斯万已变成一个全面发展的、生气勃勃的人，以致我仿佛觉得在我的记忆中，早年的斯万和后来我切实认识的斯万是有区别的，我离开早年的斯万去接近后来的斯万，在早年的斯万身上我又发现我青年时代那些风流倜傥的不端行为；早年的斯万不像后来的斯万，却更像我当年认识的其他人，就像在我们的生活中或在博物馆里，同时代人的肖像似乎都是本家人，有着相同的色调；所谓早年的斯万就是那个优哉游哉的斯万，身上总有股清香：那是从高大的醋栗树、一篮篮覆盆子和一束束龙蒿散发出来的。
然而，有一天我外祖母去找她在圣心教堂认识的一位夫人帮个忙（由于我们的种姓血统观念，我外祖母后来不愿与她来往，尽管她们互有好感），那位夫人就是名门望族布永家的德·维尔帕里济侯爵夫人。侯爵夫人对她说：“我想您非常熟悉斯万先生吧，他是洛姆家我那些侄儿们的好朋友。”我外祖母那次访问回来时欣喜若狂，对德·维尔帕里济夫人劝她租下的那幢面朝花园的房子满心喜欢，对在大楼内院开铺子的内衣裁缝父女连声称好，因为她上楼时把裙子勾破了，就到父女开的铺子里去求织补。外祖母对他们父女俩赞不绝口，声称女儿是颗珍珠，父亲是她见过的最出众、最善良的人。因为对她来说，出众是绝对与社会地位不相干的。她对内衣裁缝的一句答话赞叹不已，对我妈妈说：“塞维尼(9)也说不了那么好！”相反，谈到在德·维尔帕里济夫人家会见的一个侄儿时，她说：“嘿，我的女儿，他太平庸了！”
德·维尔帕里济夫人有关斯万的那句话非但没有在我姨婆的心目中抬高斯万的身价，反倒使侯爵夫人自己降低了身份。根据我外祖母的信念，我们对德·维尔帕里济夫人是敬重的，但这种敬重好像迫使她不得做出任何有失尊严的事情，而她居然得知斯万其人，并允许她的一些亲戚跟斯万交往，她这样做是有失尊严的。“怎么，她认识斯万？你还说过她是麦克马洪元帅的亲戚哩！”我的长辈们对斯万的交往所抱的这种看法后来被进一步肯定，因为他跟声名狼藉的交际场所的女人结了婚，那几乎是个轻佻女子，况且他从不企图带她上门，婚后继续单独来我们家，尽管次数越见稀少，但由此他们认为可以判定斯万经常出入的社交圈子，当然是他们所陌生的圈子，他们猜想斯万就在那种地方搞到那个不三不四的女人的。
但是有一次，我外祖父在报上看到斯万先生是某某公爵星期日午餐聚会上一个最忠实的常客，这位公爵的父亲和叔父是路易-菲力普执政时最显赫的国务活动家。外祖父对这些小道消息一向很好奇，因为所有的小道消息都有助于他的思想潜入大人物的私生活，如莫莱，如帕斯基埃公爵，如德·布罗格利公爵。他高兴地得知斯万跟那些认识国务要员的人过从甚密。我姨婆则不然，她对那条新闻的解释于斯万不利：凡是在自己出身的种姓阶层以外或在自己的社会“阶级”以外选择交往的人在她眼里等于不幸地降低了等级。她觉得，有先见之明的家庭为儿女们体面地维护了和保持了原先与庄重的人们所建立的高尚联系，这种成果一下子被人抛弃了：我姨婆甚至停止会见一位公证人朋友的儿子，就因为他娶了一位亲王家的千金，在她看来，这等于从公证人儿子受人尊敬的地位下降到冒险家的地位，冒险家系指王室贴身侍从或车马侍从，据说王后娘娘们有时发了善心他们才走运的。所以，她责备我外祖父打算趁第二天晚上斯万来吃晚饭时向他打听我们新近发现的他那些朋友的情况。另外，我外祖母的两位妹妹虽然具有她的高贵气质，却没有她的聪明才智，她们声称不能理解姐夫找如此无聊的话题有何乐趣。她们俩是志趣高雅的人，正因为如此，决不能对所谓的闲话感兴趣，即便具有史话趣味的传闻，也不感兴趣，一般来说，凡是与审美或贤德无直接关系的话题，她们一概不闻不问。对于或近或远涉及社交生活的一切谈论，她们打心眼儿里不感兴趣；一旦席间的谈话带有轻浮的口吻或意境不高，而这两位老小姐又无力把话题引回到她们所喜爱的事情，她们便觉得她们的听觉处在无用的状态，于是干脆让听觉的接受器官休息，任其开始真正的衰退。倘若我外祖父需要引起两位小姨子的注意，他就不得不求助精神科医生对精神分散症患者采用的物理警告法：用刀刃连敲几下玻璃杯，外加猛喝一声和横瞪一眼；精神科医生往往把这些粗暴的手段移植到同完全健康的人交往的人际关系中来，也许由于职业习惯，也许他们认为所有的人都有点疯。
不过，当斯万来吃晚饭的前一天，亲自给她们送来一箱阿斯蒂生产的葡萄酒，她们倒是兴致勃勃的；我姨婆拿着一份《费加罗报》，看到上面刊登一幅在柯罗画展上展出的名画，画旁有一行说明：“夏尔·斯万先生收藏”，便对我们说：“你们瞧见了吧？斯万在《费加罗报》上大出风头了。”——“我一直对你们讲他的鉴赏力很强嘛。”我外祖母说道。——“你自然啰，什么时候你的意见都跟我们不一样。”姨婆抗辩道，她知道我外祖母一向跟她的看法不一致，又没有把握每次得到我们的赞同，于是想生拉硬扯我们站在她一边，针对我外祖母的看法群起而攻之。但我们偏不吭声儿。我外祖母的妹妹们表示想告诉斯万《费加罗报》的那句话，姨婆却竭力劝阻。每次她看到别人具有她所没有的长处，哪怕是微乎其微的，她也要自己相信这不是长处而是短处，为此，她非但不羡慕别人，反倒怜悯别人。“我想你们不会讨好的，换了我，要是看见自己的名字那么触目地登在报上，会感到败兴的；人家跟我谈这种事，我不会洋洋自得的。”
不过她倒没有硬要说服我外祖母的两个妹妹，因为她们俩本人就厌恶俗气，往往把人身影射转弯抹角地掩饰起来，话说得很巧妙，常常连当事人都察觉不出来。至于我母亲，她一心想着竭力取得我父亲的同意，不跟斯万谈论他的妻子，只谈他宠爱的妻子的女儿，据说正因为这个女儿，他才同意这门亲事的。“你只要跟他提一句，就问问她身体好不好。他没准儿苦不堪言呢。”听罢，我父亲发火了：“胡说！你尽出馊主意。这未免不伦不类了吧。”
我们家中只有一个人对斯万的来访叫苦不迭，那就是我。因为晚上若有客人，或哪怕斯万先生一人，妈妈就不上楼来我的房间。我在大家之前先吃晚饭，然后在餐桌旁坐到八点，照例我便上楼了；通常妈妈在我上床睡觉时给予我的那个珍贵而易逝的吻，我得把它从餐厅带到卧室，又得在脱衣服的时候把它留住，以免损坏它的温馨，以免本来就易逝的效力烟消云散；正是在那样的晚上，我接受妈妈的吻时需要格外小心，我得在众人面前抓住这个吻，赶紧把它藏起来逃走，甚至没有必要的时间和思考余地来专心得到这个吻，正如躁狂症患者在关门时尽量不去想别的东西，以便在躁狂症突然发作时，能用关门时的回忆来战胜它。那两声怯生生的门铃传来时，我们全家都在花园里。我们知道是斯万，但大家依然面面相觑，脸上带着询问的神情，并派我外祖母前往侦察，“别忘谢谢他送的酒，谢得清楚点，你们知道的，酒味醇香，而且是一大箱。”我外祖父叮嘱他的两个小姨子。“不要再交头接耳，”我姨婆关照道，“上别人家听见人家在说悄悄话，多不舒服哇！”——“喏，斯万先生驾到，我们过一会儿问他是否认为明天是晴天。”我父亲说。我母亲以为只要她说一句话就可以把我们全家自斯万结婚以来给他造成的难堪统统消除。她想出办法把斯万引到一边。但我紧跟着她；我舍不得离开她一步，过一会儿我就得让她留在餐厅里，而我上楼睡觉时又不能像通常那样得到她来亲吻的慰藉了。“哦，斯万先生，”母亲对他说，“跟我谈谈您的女儿吧；我肯定她已经像她爸爸那样能鉴赏艺术珍品了。”这时我外祖父走过来说：“喂，你们请过来跟大家坐到凉台上。”我母亲不得不把话打住，但她从这种约束中产生一个灵巧的心思，正如优秀的诗人从严格的韵律束缚中写出最美的诗句：“等咱俩单独在一起时再谈您的女儿吧，”她低声对斯万说，“只有当母亲的才配得上理解您呢。我相信她母亲也同意我的看法。”我们全体围着铁桌子坐下。我真不愿意去想今晚我独守空房的苦恼，辗转反侧的焦躁，我竭力说服自己，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明天清晨就会忘得一干二净；我竭力去设想未来，设想走上一座桥梁，以便越过令人心惊胆战的深渊。但我忧心忡忡，瞪眼凝视我的母亲，心弦绷得紧紧的，不容任何印象闯入。各种想法尽可闯进我的心扉，但一切可能扣动我心弦的美，乃至一切可能引起我开心的风趣都被排斥在外。有如一个病人，因上了麻醉药，动手术时心里清清楚楚，却一点感觉也没有；我可以背诵我喜爱的诗篇或观察我父亲诱使斯万谈论德·奥迪弗雷-帕斯基埃公爵所作的种种努力，然而前者不能使我产生任何激情，后者不能使我产生任何快乐。但是外祖父的努力没有结果。他刚向斯万提出一个有关那公爵演说家的问题，我外祖母的一个妹妹就觉得不入耳，认为这个问题不合时宜，以致造成长久的冷场，出于礼貌，她主动打破冷场，大声对妹妹说：“你想想看，塞莉娜，我结识了一位年轻的瑞典小学女教师，她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合作社向我作了详细的介绍，有许多非常有趣的细节。应当请她哪天来这里吃晚饭。”——“我看可以嘛！”妹妹弗洛拉回答，“不过我也没白白浪费时间哪。我在万特伊先生家遇见一位老学者，他跟莫邦(10)很熟，莫邦向他详详细细地介绍了如何创造一个角色。这有意思极了。他是万特伊先生的邻居，我原先不知道，他非常和气。”——“不光万特伊先生才有和气的邻居。”塞莉娜姨婆大声喊道，由于羞怯，她的声音发尖，又由于预谋，她的声音很不自然，同时她向斯万瞥了一眼，用她的话说是意味深长的一瞥。与此同时，弗洛拉姨婆领会到这句话是塞莉娜对阿斯蒂葡萄酒的赠送者表示感谢，她也望了望斯万，其神情中既有庆贺之情，又有讥讽之意，也许仅想强调她妹妹的妙语，也许嫉妒斯万给了她灵感，也许她不由自主地挖苦他，因为她认为斯万难以招架了。“我想咱们能请得动这位先生来吃晚饭，”弗洛拉接着说，“只要谈起莫邦或马泰纳太太(11)，他可以一口气谈上几个小时。”——“那倒蛮有意思的。”我外祖父叹道，但心想，大自然不幸地完全排除了人们对瑞典合作社或莫邦扮演的角色产生热切关注的可能性，同时它也忘记了为我外祖母的两个妹妹的才情提供一点风趣，就像叙述莫莱或德·巴黎伯爵的私生活时必须添油加醋，听起来才津津有味。“喏，”斯万对我外祖父说，“那我就谈一谈看上去跟您问我的事情更有关联的问题，因为从某些方面来看，事情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今天早上，我重读圣西门，有些东西也许会使您高兴。那是在有关他出使西班牙的一卷中，不算最精彩的篇章，只是一卷日记，但至少写得非常出色，仅此一点而论，就不同于令人厌烦的报纸，而我们则自以为早晚非读报纸不可。”——“我不同意您的看法，有些日子我觉得读报挺愉快的……”弗洛拉姨婆插话，以示她读到了《费加罗报》上关于斯万收藏柯罗的一幅画的说明。“每当报上登些引起我们关注的事情或人物的时候！”塞莉娜姨婆补充道。斯万感到诧异，答道：“我不反对，不过我责难报纸之处，在于报界每天让我们注意一些毫无价值的琐事，而我们一生难得读到三四回货真价实的书。既然我们每天早上迫不及待地拆封看报，那么就得换换花样，加些东西才行，让我怎么说呢，比如……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之类！”他把“思想录”三字说得夸张，用了反讽的语气，免得显得学究气。同时对上流社会的东西表现出某些社交界人士流露的那种轻蔑，他加添道：“那些切口烫金的精装书，我们十年只打开一次，而谈到的却是希腊王后驾临戛纳，威德·莱翁公主举办化装舞会。好像这样才合乎天理人情。”他后悔忘乎所以，把严肃的事情说得如此轻率，调侃道：“咱们的谈话十分高雅，我不知道为什么提及这些登峰造极的人物，”他转身对我外祖父说，“还是谈圣西门吧，他写道，莫莱夫里埃(12)竟敢向他的儿子们伸手套近乎。您知道，圣西门是怎么说这个莫莱夫里埃的。他说：‘他就像厚玻璃酒瓶，我看他一肚子坏水，又粗俗又愚蠢。’”——“玻璃酒瓶有厚有薄，但我知道有些瓶里装的是别的东西。”弗洛拉赶紧插话，她也乘机感谢斯万，因为那箱阿斯蒂葡萄酒是作为礼物送给她们姐妹俩的。塞莉娜开怀笑了起来。斯万狼狈不堪，但还是接着讲：“圣西门写道：‘我不知道他是不懂规矩呢还是死要面子，反正他想同我的孩子们握手。我及时发觉他的意图，没让他得逞。’”我外祖父对“不懂规矩呢还是死要面子”一说赞不绝口，但塞莉娜小姐，由于圣西门这个文豪的名字使她的听觉官能免遭完全的麻痹，听到此话却怒不可遏：“怎么？您居然大加赞赏？嗯，那好哇！但这些能说明什么呢？难道一个人非得不如另一个人吗？人若有才气和胆气，公爵也罢，马夫也罢，有什么要紧？您那个圣西门教子有方啊？他居然不让儿子们跟所有的正派人握手。真是可恶透顶。您竟敢引为佳话？”我外祖父心里很难过，见她硬是横插一杠，感到无法继续再让斯万讲叫他开心的故事了，于是低声对我妈妈说：“你还记得你教我的那句诗吧，在这样的时刻可以让我轻松一下。嗨，有了，‘主呀，有多少德行您要我们憎恨哪！’(13)嗬，说得多好哇！”
我目不转睛地望着母亲，我知道，一旦开饭，就不允许我呆着看他们吃饭；为了不惹我父亲生气，妈妈不让我当着大家的面亲吻好几次，就像我在卧室里那样。所以，在餐厅里，在即将开晚饭的时候，在我感到那个时刻来临之际，我决心尽可能预先把那短短而悄悄的吻由我自个儿来完成，用目光在母亲的面颊上选择好我即将亲吻的位置，作好思想准备：由于精神上已经开始亲吻，就能感受妈妈把脸凑过来的一刹那我的嘴唇所获得的温馨，正如只能得到几次短暂的模特儿姿势表演的画家，他准备好调色板，根据笔记，事先把一切素材回忆妥当，即使模特儿不在场，他也能把肖像画得惟妙惟肖。然而，晚饭铃未响，外祖父残忍地，尽管是无意识的残忍，说：“孩子看上去累了，该上楼睡觉了。况且我们今晚开饭又晚。”我父亲又不如我外祖母和母亲那样恪守协约，他说：“是呀，走，快睡觉去。”我正想亲一下妈妈，这时晚饭铃响了。“不，行了，别缠磨你母亲啦，你们这个样子道晚安该收场了，这种表示真是荒诞可笑。走，上楼去。”我不得不离开，没领到盘缠就上路了；我硬着头皮登每级楼梯，恰如俗话所说，“无可奈何”，即违心上楼，我的心不禁又返回母亲身边，因为她还没有吻我，我的心没有得到她发的许可证，不肯跟我回房。这可恶的楼梯，我一踏上它，总是百般惆怅，它散发的清漆味儿可以说吸收了、凝聚了我每晚所感受到的那种特殊的郁闷，也许正因如此，我闻到漆味时倍感惆怅难受，因为在这种嗅觉的形式下，我的智力不再能够发挥作用了。当我们沉睡时牙痛发作了，我们却感觉不到，只仿佛我们竭尽全力把一个姑娘从水里拉出来，拉出来又掉下去，一连二百次，或仿佛觉得我们在不停地背诵莫里哀的一句诗，惊醒后大松一口气，这时我们的智力才意识到是牙痛，才能剥去见义勇为的伪装或铿锵吟诗的假象。我上楼时，与这种大松一口气正好相反，闻到楼梯的清漆味，突然觉得一阵揪心，速度非常之快，几乎是顷刻之间的事，既是潜伏的，又是突发的，比精神渗透不知快多少倍。我一径进入卧房，就得堵住一切出口，把护窗板关死，掀被子，为自己挖好坟墓，把睡衣当裹尸布穿上。时令已交盛夏，家里人怕我在大床的棱纹平布帷子下太热，在我的卧房里加放了一张铁床，我在把自己埋入铁床里之前，顿时产生了反抗情绪，我想试一试囚犯的诡计。我给母亲写信，恳求她上楼来，有重要的事情禀报，又不便在信上说。但我非常害怕弗朗索瓦丝不肯为我送信，她是我姑妈的厨娘，每逢我来孔布雷，由她专门照料我。我猜想，对她来说，在家中请客时为我给母亲送信是不可能的，正如叫戏院门房送信给一个正在台上表演的演员，是办不到的。至于事情办得到或办不到，弗朗索瓦丝自有一部法规，既专横又翔实，既细微又强硬，其档次区分难以觉察或细腻入微。这使她的法规具有古风的色彩，其中惨绝人寰的规定可下令屠杀吃奶的孩子，其中大慈大悲的规定可禁止用母山羊的奶来炖山羊羔或食用动物大腿上的筋。倘若我从她有时冷不防地顽固拒绝承办我们委托的某些事情来判断，她的这部法规好像早已预见某些上流社会的复杂规矩和社交场上过分的礼仪，而这些在弗朗索瓦丝周围亲近的人中和在她乡村女仆的生活中是得不到任何启迪的；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她身上有着法兰西非常古老的遗风，高尚而不为人们所理解，有如在手工业城市中，一些陈旧的宅第证明昔日曾有过宫廷气派的生活，一些化学产品工厂的工人从事劳动的四周则有精美的雕塑品，如今仍旧再现着圣·泰奥菲尔的奇迹或埃蒙四子(14)。为对付当时的特殊情况，弗朗索瓦丝的法规专门有一项条款，除非发生火灾，她多半不可能为我这个区区小人物去打扰妈妈，她正陪着斯万先生哩，这不折不扣地表明她不仅尊敬长辈，如同尊敬故人、教士和王爷，而且尊敬我们给予款待的宾客；这种尊敬，如果出现在书里，也许使我感动，但出现在她的嘴里，总叫我恼火，因为她劝说的语气既严肃庄重，又动了感情，叫人受不了，尤其这天晚上，她把这顿晚饭说得神圣得不得了，以致拒绝打扰晚餐的礼仪。但为了碰碰运气，我毫不犹豫撒起谎来，对她说根本不是我主动要给妈妈写信，而是刚才妈妈跟我分手时叮嘱我别忘了给她一个答复，有关她让我找的一件东西；如果不给妈妈写这封短信，她会生气的。我看出弗朗索瓦丝不相信我的话，因为她像原始人那样，有着比我敏锐得多的感觉，从我们觉察不出的征兆中，立即识破我企图掩饰的全部真相；她盯着信封足足瞧了五分钟，好像纸面检查和书写外观可让她看透内容的性质或教她应当参照她的法规的哪个条款。然而，她无可奈何地走出房间，那样子好似在说：“哎！养了这么个孩子，做父母的真倒霉！”但没一会儿她就回来了，对我说他们刚在吃冰淇淋，这个时候膳食总管无法当着众人的面递交信件，得等到上漱口盅时才有办法把信递给我妈妈。我的焦虑顿时消失；现在不用像刚才那样担心直到明天都见不着妈妈了，因为我的短信至少把不露面而乐不可支的我带进妈妈所在的屋子，即将在她耳边说悄悄话，尽管可能使她生气，甚至双倍地生气，因为我的诡计将使我在斯万的眼里显得荒唐可笑；片刻前，冰淇淋（花岗石纹冰淇淋）和漱口盅在我看来还包含着有害的享受和极其可悲的乐趣，因为妈妈是在撇弃我后享受的，如今这间对我禁止和敌视的餐厅，突然向我开放，好比一个熟透裂开皮的水果流出的蜜汁那样滋润我的心房，因为妈妈读到我写的几行文字时流露出的关注将使我如醉如痴。现在我与母亲心心相印了，相隔的屏障已倒塌，一条美不可言的情丝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况且，还不止如此，妈妈多半还会来看我哩！
我刚才感受的苦恼，我想斯万会嗤之以鼻，假如他读到我的信和猜到我的用心的话；然而，正好相反，后来我听说，在他的一生中，一种类似的苦恼折磨了他多年，也许没有人比他更能理解我；他体会到这种苦恼：自己所爱的人在自己不在的或不能去相会的娱乐场所享受快乐，这就是爱情使他经受的苦恼，也几乎可以说，这种苦恼注定属于爱情，而且通过爱情，这种苦恼被独占了，被专门化了；不过，像对我这样的人来说，爱情还未出现在我们生活中以前，苦恼已经钻进我们的心窝，它一边期待着爱情，一边迷离恍惚地、不受拘束地活动，漫无钟情的目标，一天为某种感情效劳，第二天又为另一种感情效劳；时而是子女对父母的情爱，时而是同伴对同伴的友爱。当弗朗索瓦丝回来对我说我的信将送到，我得到第一次感情实习的喜悦，斯万一定也得到过这种喜悦，这其实是一场空欢喜，是我们所爱的女人的某个朋友或某个亲戚好心的结果，比如发生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来到公馆或剧院，明明知道我们所爱的女人在里面参加舞会或观看首场演出，这位朋友正准备去找她，却瞥见我们在门外徘徊，绝望地等待与她联系的机会。他认出我们，亲热地过来招呼，问我们在那里干什么。我们编造说有紧急的事要告诉他的亲戚或女友，他向我们保证说，这再简单不过了，他把我们请进候厅，并且答应我们五分钟内一定送她来见我们。我们多么喜欢他，就像此刻我多么喜欢弗朗索瓦丝这位好心肠的中间人，只用一句话就使我们的心情大变样了：刚才我还认为里面正在举行难以想象的、令人受不了的晚会，而且认为其中定有几股敌对的、反常的、迷惑人的旋风，把我们所爱的人裹挟而去，还让她嘲笑我们，可现在我们觉得里面的晚会还是过得去的，合乎人情的，几乎合时宜的呢！如果我们以他的态度来看：这位亲戚主动前来同我们搭讪，他本人只是初次涉足令人难堪的奥秘，那么我们可以判断其他的宾客不至于是恶魔的人物。当我们对她即将享受怎样的欢乐一无所知时，那样的时刻是叫人望洋兴叹的，使人万分痛苦的，如今意外地出现了一个缺口，我们可以钻进去了；如今在鱼贯而行的时刻序列中出现一个时刻，与其他时刻同样实实在在也许对我们更为重要，因为我们所爱的人与这个时刻更为紧密相关；这个时刻，我们想象得出，我们占有它，我们介入其间，几乎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即有人告诉她我们在那儿，在楼下的那一刻。多半晚会其他时刻与那个时刻没有多大的本质差异，不见得更为美妙，不见得使我们痛苦万状，因为好心的朋友说：“她一定乐意下楼的！跟您聊天对她有趣得多，她呆在上面腻歪透了。”可叹哪，斯万在这个方面深有体会，第三者的好意打动不了一个女人的心，当她得知连在晚会上也被她不爱的人跟踪时是要生气的嘛。往往，好心的朋友独自返回楼下。
我母亲没有来，根本不照顾我的自尊心（我曾希望，所谓她请我告诉她寻找东西这个谎言不被揭穿），她让弗朗索瓦丝给我捎回这句话：“不予理睬。”后来我经常听见豪华旅馆的门房或赌场的当差就是这样给可怜兮兮的姑娘回答的，姑娘大惊失色：“怎么，他什么也没说，这不可能的嘛！您真的把我的信交给他了吗？那好，我再等等吧。”而且，当门房要为姑娘多点一盏煤气灯时，她们总是说不需要，然后缩在一旁等候，偶尔听到门房和跑堂交换几句有关天气好坏的话，当门房瞥见时间正到，便赶紧打发跑堂为某位顾客把酒冰镇好；弗朗索瓦丝传过话后主动提出给我泡药茶或留下陪我，但被我谢绝了，让她回到配膳室去，然后我躺下，闭上眼睛，尽量不去听我父母在花园里喝咖啡时的说话声。几秒钟之后，我感到在给妈妈写信的时候，在冒着使她生气的危险而硬要接近她，甚至以为马上要与她见面的时候，我实际上已经在为我自己设置障碍，可能入睡前见不到妈妈了；我的心怦怦跳得越来越厉害，越来越难受，因为我竭力说服自己平静下来，对厄运逆来顺受，结果反倒增添了烦恼。突然，我的焦虑消失了，有如强烈的药物开始见效了，我顿时感到浑身舒坦，痛苦涣然冰释：我下定决心不见妈妈偏不睡觉，等她上楼睡觉时，要不惜一切代价亲她一亲，尽管肯定会惹她生气很久。苦恼既消，平静得以恢复，我的情绪异常兴高采烈，其异常的程度不亚于等待、口渴和临危不惧所引起的异常情绪。我悄悄打开窗户，坐在床脚旁，几乎一动不动，不让楼下听到我发出的声音。窗外，万物似乎也凝结在默然的期待中，生怕惊扰明亮的月色；月亮以自身的反光照遍每个地方，使每件东西都投下形影，都向后倒退，月色溶溶而又明净，使景致变得秀丽而悠远，如同人们把一幅卷着的画轴缓缓展开。需要动一动的东西，比如栗树的叶子，在微微颤动。树叶整体的微微颤动，细微有致，不影响树的其余部分，似乎脱离树木而独辟有限的空间。远处传来的杂音，大概来自小城另一端的花园，在这不吸音的寂静中坠落散开，温柔而清晰，是那样的“完美”，好似从远处传来轻轻演奏的乐段，正如音乐戏剧学院的乐队出色地轻声演奏的乐旨，尽管每个乐符清晰可辨，但都像从离音乐厅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所有的老听众，包括我外祖母的两个妹妹在内，如果斯万给她们送音乐票的话，都会侧耳倾听，好像在听部队行军的脚步声从远处渐渐传来，其实部队还没有拐出特雷维泽街呢。
我知道我陷入的案情同所有的案情相比，对我来说，可能会惹父母采取最严厉的处罚，其后果比外人所能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外人总以为充其量不过是丢人现眼的过失所造成的后果。由于人们对我施行的教育不同于别的孩子所受的教育，过失的轻重次序是不一样的；家人培育我习惯于把某些过失置于所有其他的过失之前，要不然，我大概没有必要让人家精心管教不犯这类过失，我现在明白这类过失的共同特性：因为大发肝火而失足，不过，失足一说当时没有挑明，也没有把根源公布于众，否则我会心安理得认为失足是可以原谅的，甚至是无法抵御的。其实我明明知道，在失足前，我百般苦恼；在失足后，我定遭惩罚；我知道，我刚才犯的过失与我过去为之严厉受罚的过失是同一类别的，尽管要严重得多。假如在母亲上楼睡觉的时候我半道迎上前去，假如她看到我一直没睡只等着到过道里向她再说一次晚安，那么他们不会再让我呆在家里，第二天就会把我打发到学校去住宿，这是肯定的。那么好吧！我宁愿五分钟之后跳楼自尽，那更痛快些。现在我一心想的是要妈妈，向她道晚安；为了实现这愿望，我已经走得太远了，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了。
我听得见父母送斯万出门的脚步声；门铃声提醒我斯万已走了，我便趴在窗上，妈妈问我父亲龙虾是否可口，斯万先生是否要了第二份开心果咖啡冰淇淋。“我觉得龙虾不过如此，”母亲说，“我想下次应当试一试另一种香料。”——“我说不出口，我觉得斯万大变样了，”姨婆说，“他像个小老头了！”姨婆习惯把斯万看作一成不变的小年轻，当她发现斯万比她固定给他的年龄显老时，就大惊小怪起来。况且，我父母也开始觉得他衰老得失常、过分、丢脸，单身汉才会这般老气横秋，所有那些觉得无望的大白天似乎比其他大白天更长的人才会这般老气横秋，因为对他们来说，白天是无实在意义的；自清晨开始的时时刻刻白白增加，分不出哪些时刻是有成果的。“我想他为不正经的妻子伤透了脑筋，那娘们跟一个叫夏吕斯的先生姘居，孔布雷的人都知道。这事成了全城的笑柄。”我母亲提醒说斯万近来倒不怎么愁眉苦脸了。她说：“也不像从前那么经常学他父亲的举止，动不动就揉眼睛，摸脑门。我想，他实在已经不爱那个女人了。”——“当然不再爱她了，”我外祖父接茬儿，“关于这件事，我很久以前收到过他的一封信，我尽量往好处想，但毫无疑问，他对妻子的感情，至少爱情已经淡漠了。”外祖父最后转身对两位小姨子说：“哎呀！你们真是的，你们还是没有感谢他送来的阿斯蒂葡萄酒。”“怎么，我们没有感谢他？咱们私下说说，我以为我转弯抹角的说法还相当委婉体贴哩。”弗洛拉姨婆说。“是的，你说得非常得体，我很佩服你，”塞莉娜姨婆说，“你也一样，你表现得也十分出色。”——“是的，我对自己谈到可爱的邻居们那番话相当得意。”——“嗨，你们这也叫作感谢呀！”我外祖父喊道，“你们的话我倒是听见了，但鬼知道这是说给斯万听的。你们尽管放心，他什么也没听懂。”——“不见得吧，斯万又不傻，我肯定他十分赏识。我总不能对他说酒有多少瓶，值多少钱吧！”我的父母单独呆在一旁，在花园里坐了一会儿；后来父亲说道：“行了，咱们上楼睡吧，好吗？”——“随你吧，亲爱的，不过我一点儿也不困；总不会是咖啡冰淇淋里那点咖啡弄得我没有睡意的吧；瞧，配膳室还有灯光，可怜的弗朗索瓦丝还在等我呢，我去叫她帮我解开胸衣的搭扣，你先去更衣吧。”母亲打开装有格条的门，走进正对楼梯的门厅。接着我听见她上楼关好窗户。我悄悄溜进过道；我的心怦怦乱跳，几乎迈不开脚步，但至少不是因为焦虑而乱跳，而是因为惊喜交加。我看见楼梯井里亮起烛光。然后我看见手持蜡烛的妈妈，便扑上前去。最初一瞬，她愣怔地望着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她的脸露出愠色，连一句话也不说，自然啰，平时比这样的事轻微得多她也会好几天不跟我说话。倘若妈妈对我说一句话，这就等于承认可以理睬我，但实际上也许对我来说更为可怕，就像即将发生的严厉惩罚的信号，而沉默，翻脸，倒是孩子似的表现。一句话语，哪怕是平心静气说出来的，比如决定辞退用人时就是这么回答的；一个亲吻，比如父母打发儿子出门谋生时给他的，而只想跟儿子生两天气的父母是绝对不肯吻儿子的。这时她听到我父亲从盥洗室换好睡衣上楼来，为了免得他冲我发火，气呼呼地结巴着说：“快逃，快逃，别让你父亲看见你像个疯子似的等在这里！”可我还是重复道：“来给我说声晚安吧。”话音未落，却见父亲手持的烛光已照到过道的墙上，我大惊失色，但我乘机利用父亲的到来作为讹诈的手段，希望妈妈鉴于不让我父亲看见我呆在那里而作出让步，会对我说：“先回房去，我一会儿就来。”但已经来不及了，父亲已到了我们面前。我不觉咕噜道：“我完了！”不过谁也没听见。
我没有完蛋。在执行协约方面，我父亲一向不像我母亲和外祖母那样肯通融，她们所允许的，他一概拒绝，因为他不在乎“原则”，也不顾什么“人权”。他随便说个理由或干脆没有理由，就在最后一刻取消我外出散步，而我通常固定的散步别人即使阻拦也得许个愿；或者像他今晚干的那样，离晚饭惯常的时刻还早着呢，就对我说：“走吧，上楼睡觉去，不许多说！”但也因为他不讲原则（我外祖母语），严格地说，他倒也不是硬不可通融的。他瞧了瞧我，样子又惊异又生气，不过，等妈妈不好意思地向他简要说明缘由，他便说：“那你去陪陪他吧，正好你说过你不想睡，在他房间里呆上一会儿吧，我不要什么了。”——“但是，亲爱的，”我母亲怯生生地回答，“这跟我想不想睡有什么关系，咱们不能惯着这孩子……”——“谈不上惯嘛，”我父亲耸耸肩膀，“你瞧这孩子垂头丧气的，一副愁眉苦脸，得了，咱们别折磨他了！等你把他弄病了，那你就讨便宜啦！他房间里反正有两张床，叫弗朗索瓦丝给你把大床铺好，今晚你就睡在他旁边吧。好啦，晚安，我不像你们那样神经过敏，我去睡觉了。”
还不能向父亲表示谢意，否则他要恼火的，尽管这叫多愁善感。我呆着不敢有所表示，他还在我们跟前哪；他穿着白色睡袍显得十分高大，头上缠着淡紫和粉红两色相间的印度开司米头巾，自从他得了神经痛，睡觉总要缠头：他的举止很像亚伯拉罕，斯万先生送我一幅伯诺索·戈索里(15)的原作复制品，版画中亚伯拉罕硬要撒拉舍弃以撒。(16)这事已经过去许多年了。当年我眼看烛光徐徐上升的那面梯墙早已荡然无存。留在我心中的许多东西，我当年以为永世长存，如今却也已支离破碎；许多新的东西平地兴起，给我带来当年难以预料的苦与乐，而许多旧的东西反倒变得难以理解了。很久以前父亲已停止对母亲说：“去陪陪小鬼吧。”对我来说，重见这样的时刻的可能性已一去不复返。然而新近，要是我静心谛听，我又清晰地辨出我幼时的哭泣；在父亲面前我竭力憋着，等到跟妈妈单独在一起时才失声痛哭。实际上，这种痛哭从来没有停止过，只因为我目前周围的生活比以前平静多了，才又重新听见幼时的哭泣，正如修道院的钟声白天被市区的喧闹所淹没，使人以为钟声不响了，可到晚上万籁俱寂时又开始回荡了。
妈妈那晚就在我的卧房过夜；正当我犯了一个大错误以至准备被迫离家的时候，我的父母却对我关怀备至，以前我做了好事也从未如此受到嘉奖。甚至在父亲对我恩惠有加时，他的举止也带有某种专横和妄求的特性；通常他的行为多半是心血来潮，极少深思熟虑。他打发我去睡觉时的态度，我称之为严厉，也许言过其实，与我母亲和外祖母的严厉相比，还称不上严厉，因为他的生性同我的区别大于同我母亲和外祖母，很可能至今还猜想不到我每天晚上是多么的不高兴，而我母亲和外祖母却知道得清清楚楚；但她们出于爱护我，不同意为我排忧解难，她们决意叫我学会克服痛苦，以便减轻神经过敏和增强意志。至于我父亲，他对我的爱属于另一种类型，我不知道他是否心肠更软，反正这一次，他看清楚我垂头丧气的，就对我母亲说：“你去安慰安慰他吧。”妈妈在我卧房过了夜；当弗朗索瓦丝看到妈妈坐在我身旁，拉住我的手，让我哭哭啼啼，也不责骂我，她明白一定发生了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问道：“夫人，少爷怎么哭成这样？”妈妈不想以任何的良心责备来弄糟这些非同寻常的时刻，这已超出我有权希望得到的东西了，于是便回答道：“他自己也不清楚吧，弗朗索瓦丝，他神经太紧张了吧；快给我把这张大床铺好，然后上楼去睡吧。”这样，破天荒第一遭，我的忧伤没有被视为应受处罚的过错，而当作无意的精神苦恼，并得到正式承认，至于神经紧张症，我是不负责任的；我松了一口气；不必为眼泪的苦涩而心绪不宁。我可以痛哭而不背黑锅。在弗朗索瓦丝面前，我对这种人事的反复颇为得意：一个小时前，妈妈拒绝上楼来我的卧房，并轻蔑地让人传话叫我睡觉，此时，事态的转折使我上升到大人的高位，使我一下子萌发成熟的悲伤，释放成熟的泪水。我该心满意足了吧，不，我还是满肚子不高兴。我觉得母亲刚才首次向我作出让步，这一定使她很痛苦，她第一次在设计的理想面前认输了，她，多么有胆量的女人，第一次承认失败。我觉得，我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跟她作对的后果，就像生病、悲伤或年幼所能获得的东西，迫使她松懈意志，动摇理性；那天晚上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将作为不光彩的日子留存下来。如果我有胆量，我就对妈妈说：“不，我不要，你别睡在这里。”然而，我懂得妈妈具有注重实际的明智，用现在的话说，是现实主义者，这种明智使外祖母遗传给她的灼热的理想主义天性减弱了，我知道，现在既然坏事已经铸成，她宁愿让我至少得到欣慰，以免惊动父亲。诚然那天晚上，我母亲俊俏的面容还闪着青春活力，她百般温柔地握着我的手，想尽办法让我停止哭泣；但我恰好认为不该如此，她若满脸怒气，我反倒不会这般悲伤，因为我童年时代从未有过这样的温情：我觉得仿佛用大逆不道的手暗地里在她的灵魂划上第一道皱纹，并促使长出第一根白发。想到这一层，我便嚎啕大哭起来；妈妈从来不让自己跟我动感情，此刻我看到她突然被我激动的情绪感染了，在竭力克制自己流泪。当她感到被我发现了，便笑着对我说：“喂，我的小宝贝，我的小傻瓜，再这样下去，你要把妈妈弄得跟你一样傻了。得了，既然你不困，妈妈也不困，咱们别呆着瞎发脾气，干点事情吧，拿出一本你的书来念好吧。”可我的书不在身边。“要是我把你外祖母准备庆祝你生日的书拿出来，你会不会感到扫兴？想好啦，后天什么礼物也没有，你不会失望吧？”正好相反，我非常高兴，妈妈去取来一包书，从包装纸看，我只能猜出书的大小长短，但光凭外表，虽然是粗略的和遮着纸的，已经使新年的颜料盒和去年的家蚕相形见绌了。这些书是《魔沼》《弃儿弗朗索瓦》《小法岱特》和《笛师》。事后我才知道，外祖母原先挑选了缪塞的诗，卢梭的一本著作和《印第安娜》(17)；如果说外祖母认为无聊的读物与糖果和糕点一样有害于健康，那么她断定天才的巨大灵感对孩子的精神所产生的影响不会比室外空气和海上强风对孩子的身体更有害，更缺乏振作力量。但我父亲听说她想送我的那几本书时，几乎说她发疯了，于是她亲自返回茹伊子爵镇的书店，以免我不能及时拿到礼物：那天的天气灼热，她回家后病倒了，医生警告我母亲切不可再让她如此劳累；她不得已而选择了乔治·桑的四本田园小说。“我的女儿，”她对我妈妈说，“我下不了决心给孩子买写得蹩脚的东西。”
事实上，她从不迁就购买任何于智力无补的东西，尤其注意向我们提供优秀的作品，使我们学会在福利享受和虚荣满足之外寻找乐趣。更有甚者，当她需要送人一件实用的礼物时，当她需要送一把扶手椅，几副餐具，一根手杖，她总去找“古色古香”的，好像东西长久不用就失去其实用性似的，因此，古色古香的东西与其说供我们生活所需，不如说向我们转告古人的生活。她原本喜欢让我卧房里挂几张古建筑的照片或最美的风景画。但当她购买时，虽然画面再现的东西具有审美的价值，但她觉得庸俗性和实用性在照相这种机械表现方式中死灰复燃得太快了。她想方设法运用计谋，即使无法排除商业性俗气，至少使它减少一些，至少在绝大部分代之以艺术性，引进几层艺术的“厚度”：比如为了取代沙特尔大教堂，圣克鲁大喷泉，维苏威火山的照片，她请教斯万，问他是否有什么大画家再现过上述景致；她宁愿送给我油画照片：珂罗的《沙特尔大教堂》，于贝尔·罗贝(18)的《圣克鲁大喷泉》，透纳(19)的《维苏威火山》，不管怎么说，这些照片的艺术档次总是高一层的吧。然而，假如摄影师不可以直接表现建筑杰作或大自然，那他只能取得复制画家所表现的东西了。我外祖母一旦发现作品俗气，她就千方百计追本溯源。她讯问斯万作品是不是雕刻的，如果有可能是镂版的，她更喜欢古本的版画，因为除版画本身之外，另有一番情趣，例如一幅杰作的临摹画犹存，而原作如今却已失传，就像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20)在原作损坏前，莫根所临摹的那幅版画。应当指出，通过送礼物来理解艺术，这种方法的效果不总是很引人注目的。提香画过威尼斯，画的背景据说是环礁湖，但我从中获得威尼斯的印象肯定大大不如普通的照片可能给予我的印象确切。家里有一笔糊涂账：我姨婆存心非难我外祖母，抱怨说她给新婚夫妇或老夫老妻送的扶手椅，人家刚想使用，立即就被某个受礼者的体重压散架了，这样的椅子外祖母究竟送了多少，那是算不清的。但我外祖母却不以为然，认为过于注重木器的牢度未免小家子气，因为旧木器上依然明显留存着昔日向女人献的殷勤、微笑，有时还有美丽的想象。这些木器，甚至以我们现今已经不习惯的方式显示仍然符合某种需要，这也使外祖母陶醉，好似那些古老的说法，即使在现代言语中我们还感受得到因习惯的磨损而变模糊的隐喻。而外祖母送给我当作生日礼物的那几本乔治·桑的田园小说恰恰好像古色古香的家具，充满过时而再度形象化的熟语，只在乡村还能听得到。我外祖母在各种书中有意选购这几本，好比她更乐意赞赏一幢带哥特式楼顶间的花园住宅或某件古色古香的东西，因为这些古物使她精神上感到很受用，发一发思古之幽情，到古代去作一番不可实现的遨游。
妈妈在我的床边坐下；她拿起《弃儿弗朗索瓦》，淡红色的书皮和不可思议的书名使我觉得弗朗索瓦这个人物非同一般，具有神秘的诱惑力。我还从未读过真正的小说呢。我早已听说乔治·桑是典型的小说家。仅此一说就促使我想象《弃儿弗朗索瓦》中会有难以形容的、美不可言的东西。旨在激起好奇心或同情心的叙述手法，引起不安和伤感的某些表达方法，稍有知识的读者一眼认出这些与许多小说都有共同之处，我只是觉得这些手法和方法使《弃儿弗朗索瓦》特有的本质感人肺腑地流露出来；在我眼里，一本新书并不是一件具有许多同类东西的物品，而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有其自身存在的依据。在书中那些日复一日的常事，那些普普通通的东西，那些司空见惯的用语，我却感到有一种格调，一种奇特的抑扬顿挫。故事铺展了，我却似懂非懂，更何况念着念着，整整几页没有念进去，心里想着别的事情哩。在阅读时，因为心不在焉，往往造成空白，再加上妈妈给我朗读时有意跳过所有的爱情场面，空白有增无减。所以，磨坊姑娘和小男孩各自的态度变化都很离奇，只能从萌生的爱情发展中找到解释，可我并不清楚，只觉得这些变化打上奥秘的印记，我乐于设想奥秘的来源在于“弃儿”这个称呼；我不知为什么，总觉得这个陌生而悦耳的称呼使这个“弃儿”的小男孩披上鲜艳的、大红的、迷人的色彩。我母亲虽说朗读时往往不忠实原文，但她读到表现真实情感的地方，却朗读得十分精彩，既朴实又尊重原意，声音既优美又甜润。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且不说艺术品，就拿人来说吧，当有人唤起她的同情或赞赏，她的样子看起来十分动人，她极其谦恭地用她的声音、手势、言语避免发生下列事情：避免兴高采烈，不使昔日失去孩子的母亲心里难受；避免提及节日、生日，不使老人联想到自己年事已高；避免家务闲谈，不使青年学者感到枯燥乏味。同样，我母亲阅读乔治·桑的散文时对书中力透纸背的善良高尚情操心领神会，因为外祖母早就教会母亲把这两种品格在生活中看得高于一切，而我只在很久以后才学会不要把它们在书本中看得高于一切，当年她朗读时全神贯注地从她的声音中排除一切小家子气和一切装腔作势，以免妨碍感情的洪流注入其间，她脉脉温情的自然流露，一团和气的声音，正是表达高尚情操所需要的，仿佛乔治·桑的字字句句专门为配合她的声音而写的，几乎可以说每字每句都在她心弦的音区扎下了根。为了把这些字句恰如其分地配音，她找出了预制好的真诚的语气，支配着字句，因为字句本身并不标明语气；由于有了这种真诚的语气，她在朗读过程中软化了硬邦邦的动词时态，使得未完成过去时和简单过去时所表达的善良平添温柔，情爱平添惆怅，引导句子承上启下，时而加速音节的节奏，时而放慢音节的节奏，音节的数量尽管不等，但连贯成句，一气呵成，从而她给平淡无味的散文注入一种富有感情和绵延持续的生气。
我的内疚平息之后，我随即沉浸在有妈妈做伴过夜的温情中。我知道这样的夜晚不会再有，在这个世上，我最大的愿望是留母亲在我卧房陪我度过夜间凄凉的时刻，这种愿望与生活的急需和大家的心愿背道而驰，因此今晚这种愿望得以满足只是强作的、例外的事情而已。明天我的焦虑又会复现，而妈妈则不会再留在这里了。然而，一旦我的焦虑得到平息，我就对焦虑置若罔闻了，反正明天晚上还远着呢；我心里思量还有时间想办法，尽管未来的这段时间不会给我带来任何新的本领，因为事情毕竟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因为只有在事情与我不相干时，我才会觉得较为可能避免。
就这样，在很长的时间内，每当我夜里醒来，都回忆起孔布雷，我只见到一截发亮的墙呈现在模糊不清的黑暗里，如同彩色烟火或电的某种照明映射楼房时凌空截断被照亮的墙面，把楼房的其余部分推进黑暗中；我见到颇宽敞的底层的小客厅、餐厅、小径的开端——那个无意中引起我忧伤的斯万先生就是从那里进来的；我见到门厅，门厅里的楼梯像不规则的棱锥体，陡得吓人，我正朝第一阶踏步走去；我见到顶层我的卧房外的走廊，妈妈就从走廊的玻璃门进入我的房间；简言之，一再看见我脱衣服时发生的悲剧所必需的背景，这个极简单的背景总是在同一个时间脱离周围的一切，从黑暗中孤立地呈现（如同外省上演旧戏时开头的场面），仿佛孔布雷仅由三层楼组成，中间由一座单薄的楼梯连接，又仿佛总是停留在晚上七点钟。说实话，我满可以向讯问我的人回答，孔布雷还包括别的东西，还有别的时辰的生活。但是，由于我回想时只靠有意识的回忆，只靠智力的回忆，由于这类回忆提供关于过去的情况没有保留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我从不乐意去想孔布雷的其他事情。实际上，这一切对我来说已经消亡了。
永远消亡了吗？可能吧。
在这整个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偶然性，而第二偶然，即我们死亡的偶然，往往不允许我们久等第一偶然(21)的种种优越之处。
我觉得凯尔特人的信仰合情合理，他们相信，我们失去的至亲好友的灵魂被禁锢在某些低等物种躯壳内，比如一头畜生，一株植物，一个无生命的物件，其中多为万劫不复，对我们来说确实永远消亡了，直到有一天，我们经过一棵树，发现恰恰是这棵树禁锢着他们的灵魂。于是他们的灵魂大为震动，呼唤我们，一旦我们认出他们之后，魔法随之被打破。由我们解救的灵魂终于战胜死亡，又回来跟我们一起生活。
我们的往事也一样。我们每每竭力回顾往事，总是枉然，即便使出全部智力也徒劳无益。往事不在智力的范围内，也非智力所及，而隐藏在某个我们猜想不到的物件之中，隐藏在这类物件赋予我们的感觉之中。这个物件，我们在死亡以前碰得到或碰不到全凭偶然了。
多少年来，孔布雷的一切，除了我临睡前的戏剧性和悲剧性的场景外，对我来说已不复存在了，但在一个冬季的日子，我从外面回屋，母亲见我冷，让我破例喝点儿茶。我起初拒绝了，但不知为什么又改变了主意。她让人端来一个扁扁鼓鼓的点心，名叫小玛德莱娜，看上去像是用扇贝形模子焙制的。当下，我面对阴郁的白天和无望的明天正闷闷不乐，机械地舀了一勺我先前泡着点心的茶，送进嘴里。就在这口带着蛋糕屑的茶碰到上腭的一刻，我猛然一震，注意到我身上发生了奇妙的事情。一种美不可言的快感传遍我全身，使我感到超然升华，但又不解其缘由。这种快感立即使我对人生的沧桑无动于衷，对人生的横祸泰然处之，对幻景般短暂的生命毫不在乎，有如爱情在我身上起作用，以一种珍贵的本质充实了我，或确切地说，这种本质并不是寓于我，而本来就是我自身。我不再感到自己碌碌无为，猥琐渺小，凡夫俗子。我这种强烈的快乐是从哪儿来的呢？我觉得它跟茶水和点心的味道有关，但又远远超出了味觉，与其性质肯定截然不同。那么，这种快乐从何而来？又有何种意义？何处方可领略？我喝第二口，并不觉得比第一口更有滋味，第三口却比第二口感觉淡薄了。我的品尝该到此为止，饮料的效力好像在减退。显而易见，我寻找的真情不在饮料，而寓于我身上。茶味唤醒我身上的真情，但识别不了真情，只能冷冷地重复同一个见证，其力量一次比一次弱，我自己解释不了这种见证，只求能再次让它出现，再次完好无损地找到它，供我使用，以便彻底弄清其究竟。我放下茶杯，求助于我的头脑。应该由它来寻求真情实况。但怎么找？每当头脑茫然，不知所措，便产生严重的迷糊；此时，作为探索者的头脑处在一片黑暗之中，它必须在黑暗的王国寻求，在那里它的全部知识对它将一无所用。寻求？不仅仅是寻求，还得创造。头脑面临某种尚未形成的东西，而又只有它才能意识到这些东西的存在，并把它们揭示出来。
于是，我又开始自问，这个陌生的情形到底是怎么回事，它不带任何合乎逻辑的印证，但带来快乐感和真实感，这是明显的现实，相形之下，其他的现实便化为乌有了。我企图让它再度出现。我通过思想返回到我喝第一勺茶的瞬息。我又发现同样的情形，但没有新的启迪。我又开动脑子，以便再次获得消逝的感受。为了不使捕捉这种感受的势头受到阻挡，我排除一切障碍，一切杂念，塞住耳朵不听隔壁房间的声音，全神贯注。但我感到脑子很累，毫无收获，于是反过来，强迫我的脑子分散注意力，让它想想别的事情，松弛一下，以便集中全力作最后的尝试。之后，我第二次为它廓清空间，把第一口茶水犹存的余味摆在它面前，这叫我感到我的心震动了一下，有个东西在移动，在上升，好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方挖出来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只觉得它在徐徐上升；我感受到它上升的阻力，我听得到它上升途中激起的响声。
诚然，在我内心深处闪烁的，必然是形象，是视觉回忆，与上述味觉相连，企图尾随其后来到我眼前。但它在挣扎，太遥远，太模糊；我依稀觉察到不鲜艳的反光，其中夹杂着斑驳杂色的旋转跳动，叫人难以捉摸：但我无法辨认其形状，无法要求它给我翻译，唯有它是唯一的译员，唯有它能译释味觉——同龄的、形影不离的伙伴的见证，我也无法要求它告诉我这与哪个特殊场合有关，与过去哪个时期有关。
这个回忆，即往日的瞬息，被一个相同的瞬息从遥远的往昔吸引到我内心的深处，又是激动，又是煽动，闹得沸沸扬扬，它能不能浮现到我清晰的意识上来呢？我不知道。现在我什么也感觉不出来了，它停住了，也许又往下沉了，谁知道它会不会再从黑暗中升腾呢？我将重新作十次努力，向它欠身致意。大凡怯懦使我们逃避一切艰难的任务，逃避一切重大的事业，如今又来劝我把它丢在一边，只管喝我的茶，想想我今日的烦恼，明日的期望，不用费我吹灰之力就可反复回想。
突然之间，我回忆起来了。味道正是那块小玛德莱娜的味道，在孔布雷，每星期天早晨（因为星期天在做弥撒的钟响以前我不出门），我去莱奥妮姑妈的卧房请安，她总把小块蛋糕放进茶或椴花茶里浸一下给我吃。可这天，我看到小玛德莱娜蛋糕，在品尝之前，什么也没有想起来；也许因为打那之后经常瞥见糕点店的货架上摆着小玛德莱娜，又没有再吃过，其形象早已和孔布雷的那些日子分离，而和一些较近的日子联系上了；也许因为事隔已久，早被抛到记忆以外，什么也没有残留下来，一切都已解体。形状——包括托着糕点的小贝壳形的衬纸，严肃而虔诚的打褶是那么富有肉感——消失了，或冬眠了，丧失了打入人们意识的扩张力。但是人亡物丧，昔日的一切荡然无存，唯有气味和滋味还长久留存，尽管更微弱，却更富有生命力，更无形，更坚韧，更忠诚，有如灵魂，在万物的废墟上，让人们去回想，去等待，去盼望，在几乎摸不着的网点上不屈不挠地建起宏伟的回忆大厦。
一旦辨认出莱奥妮姑妈给我吃的那种用椴花茶浸过的小块蛋糕的味道（尽管我还不明白或要等到晚些时候才明白为什么这个回忆使我那么高兴），在我眼前立即像戏台布景似的浮现临街的那座灰色老房子，姑妈的房间靠街面，另一面连接面朝花园的楼房，这是我父母在尾后加建的（这段截接的墙面迄今为止只有我重见过），随即浮现城市，从早到晚的城市，时时刻刻的城市，浮现我午饭前常去的广场，浮现我常去买东西的街道，浮现我们天晴时常去的道路。如同日本人玩的那种游戏：他们把原先难以区分的小纸片浸入盛满水的瓷碗里，纸片刚一入水便舒展开来，显其轮廓，露其颜色，各不相同，有的变成花朵，有的变成房屋，有的变成活灵活现的人物。同样，我们花园的各色花朵，斯万先生大花园的花朵，维沃纳河畔的睡莲，村子里善良的居民连同他们的小房子和教堂乃至整个孔布雷及其周围，不管是城池还是花园，统统有形有貌地从我的茶杯里喷薄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