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一滴血
1
总共算来，这地狱般的日子已经过了十四年，但她几乎没什么察觉。大部分的岁月里，她都活在恍惚当中，深深的恍惚，仿佛已经死去。不止一次，她在恍惚中几乎确信自己并非生活在现实中，她最终会醒来，像沃尔特·迪士尼动画片中的女主角，漂漂亮亮地打个哈欠，伸伸懒腰。这种想法最常找上她，就是在他把她打得特别惨之后，因为她不得不卧床休息一阵子才能恢复。这种事他每年干三四次。1985年——温迪·亚罗找麻烦的那年，他遭到上面训斥的那年，她“流产”的那年——这种事他干了快有十几次。那年9月，拜诺曼所赐，她二进医院，也是最后一次……反正到目前为止是最后一次。她当时一直咳血，他等了三天都没带她去医院，想着症状能自行停止；但相反，状况越来越坏，他才交代给她一套说辞（他总会交代给她一套说辞），然后带她去了圣玛丽医院。他带她去那里，是因为“流产事件”后，急救人员把她送去了市总医院。圣玛丽医院检查后发现她肋骨断了，戳到了肺部。三个月不到，她又讲了一遍“不小心从楼上掉下来”的故事，她觉得这次连一直站在旁边观摩检查和治疗过程的实习生都不相信了，但没人贸然问不好回答的问题。他们只是把她治好，然后送她回家。不过，诺曼知道他都是侥幸过关，在那之后就更加小心了。
有些夜晚，她躺在床上，会有各种情景猛然涌入脑海，如同怪异的彗星。最常涌入的是丈夫的拳头，指节上浸染了血迹，弄得他警察学院戒指上金制的凸起部分污迹斑斑。有些早晨，她发现戒指上刻的字（“服务、忠诚、社区”）被印在她的腹部或一只乳房上；她常因这个想起印在烤猪肉或牛排上那种蓝色的“PDA”（“宾夕法尼亚农业部”）印章。
那些情景涌来时，她通常睡在床边，快要掉下去了，全身松垮，四肢瘫软。接着眼前就会有拳头冲她挥来，她就这样又惊醒过来，完全惊醒，躺在他身边颤抖着，希望他不会在半梦半醒之间转过身来，因为被打扰到而朝她肚子或大腿来上一拳。
十八岁时，她走进这个地狱；三十二岁生日过了大约一个月，几乎在半生之后，她从恍惚中醒来。唤醒她的是一滴血，也就一角硬币大小。
2
铺床的时候，她看到了那滴血。就在最上层床单上，她睡的那边，靠近铺床时放枕头的位置。其实，她可以把枕头往左挪一点，遮住这块斑污，血已经干了，呈现一种丑陋的暗红色。她明白这不过是举手之劳，也很想这么做，主要是因为她不能只换最上层的床单；没有干净的白色床品了，如果用花纹床单取代了有血迹的纯白色床单，下层床单也得换另一条有花纹的。要是没做到，他很可能会抱怨。
看哪，耳边响起他的声音，该死的床单都不配套——下面是白色的，上面的又有花。天哪，你为什么非要这么懒？过来——我想和你谈谈，近一点。
她站在自己睡的那侧床边，一缕春天的阳光照在身上。她是个懒惰的荡妇，整天就打扫打扫这个小房子（浴室镜子一角上出现指纹的小小污迹都可能招来他的拳头），绞尽脑汁地想给他准备什么晚餐，她站在那里低头看着床单上那一小块血迹，脸上波澜不惊，毫无动静；要是有人在旁边看着，很可能觉得她迟钝低智。我那该死的鼻子应该不再流血了，她对自己说，我确信已经没流了。
他不常打她的脸，他不至于那么蠢。要打脸也是打那些醉酒的混蛋，穿了这么多年的警察制服，后来又做市局探员，他已经逮捕过数百个这样的人了。要是你经常打别人（比如，你老婆）的脸，用不了多久，什么从楼梯上摔下来，半夜撞到浴室门，或者踩到后院的耙子，这些故事就不灵啦。外人都明白的。外人会多嘴多舌。即便这女人嘴巴紧闭，你最终还是会有麻烦的。显然，人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好日子早就一去不复返了。
然而，上述这些都没有考虑到他的脾气。他脾气坏，非常坏，有时候会忍不住动手，昨晚就是这样。她给他端来第二杯冰茶，洒了一些到他手上。咚，他根本还没反应过来自己在做什么，她的鼻血就喷薄而出，像总水管爆了。血倾泻到她嘴上、下巴上，她看到他脸上露出厌恶的神情，接着又开始担忧地盘算——万一她鼻子真的断了怎么办？那就又得去趟医院了。有那么一瞬间，她以为马上要挨一顿那种结结实实的暴打了。有一次被暴打后，她蜷缩在角落，喘息着，哭泣着，努力找回足够的气息，这样她才好吐出来，吐到围裙里。她总是吐到围裙里。在这个家里，她不能哭出声，不能对一家之主表示异议，而且当然是绝对不能吐到地板上的——反正只要你还想保住项上人头，就别这么干。
接着，他开始在敏锐的自我保护意识下采取行动，在毛巾里包上冰块递给她，把她领到客厅。她躺在沙发上，把那个临时冰袋压在泛着泪光的双眼之间。他告诉她，如果想迅速止血并稍稍消肿，就必须把冰袋放在那里。当然，他真正担心的是肿胀。明天她要去赶集，要是眼圈乌青，还能戴奥克利墨镜来遮掩；鼻子肿了，可就遮不住了。
他又回到餐桌前，吃完了晚餐——烤鲷鱼和烤土豆，土豆是新鲜收获的。
今天早上，她往镜子里迅速瞥了一眼，看到肿胀并不厉害（在那之前他已经仔细看过她的鼻子，接着不屑地点点头，然后喝了杯咖啡，出门上班去了），她冰敷了短短十五分钟之后，血就止住了，或者说她以为止住了。但在夜里的某个时候，她熟睡的时候，有一滴血像个叛徒，从她的鼻子里悄悄溜了出来，留下这块斑污，这意味着她要把床单全换了，铺上新的，尽管她背很疼。这些天她总是觉得背疼，即便只是适度弯下和轻轻直起也会疼。他很喜欢往她背上打。与他所谓的“打脸”不同，打背部就很安全了……只要被打的人懂事，闭好嘴巴。十四年来，诺曼一直往她的肾那儿打，尿液中越来越频繁出现的血迹也不再让她惊讶或担心。这只不过是婚姻中又一桩不愉快，仅此而已，可能有数以百万计的女性面临更糟糕的情况。就在这个镇上，可能就有数千这样的女性。因此，她总是觉得，就这样吧，无所谓，直到此刻。
她看着那块血迹，感到脑海里涌动着一种自己并不习惯的怨恨，还有别的感觉，一种针刺般的痛感与激动，不知这是不是长眠后终于醒来的感觉。
她睡的那侧床边有个小小的曲木摇椅，也说不出什么理由，她一直觉得那是属于小熊维尼的椅子。现在，她往摇椅的方向退去，双眼一刻也未曾离开白色床单上那十分显眼的一小滴血。她坐了下来，在小熊维尼的椅子上坐了将近五分钟；房间里响起一个声音，她跳了起来。一开始她还没有意识到，这就是自己的声音。
“再这样下去，他会要了我的命。”她说。惊诧片刻，平复之后，她觉得自己是在跟那滴血说话，那是她已经死去的一部分，从她的鼻子里偷偷溜出来，死在了床单上。
回应出现在她自己的脑中，比她刚才说出声的可能性还要可怕得多：
他也有可能不要你的命。你想过吗？他可能不要你的命。
3
她没想过。但她脑海里倒是经常闪现着一个念头，觉得有一天他会打得太狠，或是不小心打中致命要害（不过她从来没把这念头说出口，甚至自言自语都没有过，直到今天），但从没想过，自己可能会一直活下来……
肌肉和关节处在嗡嗡作响，声音越来越大。通常她只是坐在维尼的椅子上，双手交握放在膝头，眼神穿过床和浴室的门，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但今天早上她开始摇动，椅子来回摇动着，轨迹是短促而突兀的弧线。她不得不摇。肌肉中嘈杂与刺痛的感觉只有摇晃起来才能减轻。而她最不想做的事就是看镜子里的自己，这跟鼻子不是很肿没什么关系。
过来，亲爱的，我想和你谈谈，近一点。
这种日子已经过了十四年，一百六十八个月。最初，是新婚之夜她关门关重了，他便拽住她的头发，咬了她的肩膀。后面她经历了一次流产、一次肺部损伤。他用网球拍做了很可怕的事。她身上衣服能覆盖的部位留下了很多旧伤疤。大部分是咬痕。诺曼喜欢咬人。起初，她努力让自己相信那都是因为爱她才咬的。一想到自己竟然曾经那样年轻幼稚，真是太奇怪太陌生了，但自己也一定曾经年轻过吧。
过来——我想和你谈谈，近一点。
突然间，她能辨别出这种已经扩散到全身的嗡嗡声了。那是她感到的愤怒，狂怒，这种领悟起到了奇妙的作用。
离开这里，她内心深处突然冒出一个声音。现在就离开这里，此时此刻。甚至头发都别梳了。只管走吧。
“这太荒谬了。”她说，以更快的速度前后摇晃着。床单上那块血迹灼烧着她的眼睛。从这里看过去，就像感叹号下面的那个点。“这太荒唐了，我能去哪儿呢？”
任何没有他的地方，那个声音回道，但你必须现在就行动。免得……
免得什么？
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免得她又睡着了。
她脑中的一部分——被长期恐吓而习惯了现状的那部分——突然意识到自己在鼓励这个想法，于是惊恐地大声叫嚷起来。离开十四年的家？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家？离开虽然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挥拳头，但一直尽责养家的丈夫？这个想法真是荒唐可笑，她必须忘掉它，立即忘掉。
她很可能会这么做，几乎肯定会这么做，但床上有那滴血。就那一滴暗红色的血。
那就别看了！幻想自己实际而理智的那部分大脑紧张地喊叫道，看在上帝的分上，别看了，会给你惹麻烦的。
但她控制不住自己，再也无法移开目光。她一直盯着那块血迹，再次加快了摇晃的速度。穿着白色低帮运动鞋的脚以越来越快的节奏拍打着地板（现在嗡嗡声基本上都集中在脑子里，让她激动恼火，浑身发热），她满脑子想的都是，十四年了。十四年，任由他和我“近一点”谈谈。流产。网球拍。三颗牙，其中一颗我吞了下去。断裂的肋骨。用拳头打。用手掐。当然，还有用牙咬。很多这样的事。很多很多——
别说了！想这些是没用的，因为你哪儿也去不了，他一定会找到你，把你带回来，他会找到你的，他是个警察，找人是他的专业之一，是他擅长的事情——
“十四年。”她喃喃自语，现在她想的不是过去十四年，而是下一个十四年。因为另一个声音，那个内心深处的声音说得对。他可能不会要她的命。他可能不会。再过十四年和他“近一点谈谈”的日子，她会变成什么样子？她还能弯腰吗？一天中，能不能有一小时（甚至只求十五分钟）的时间，她的肾不会感觉像被埋藏在背腹的一块滚烫石头？有没有可能他打她的劲儿使到位了，让身体的某些器官彻底失去作用，她的某条胳膊或某条腿再也抬不起来，或者某一边的脸瘫垮下来，再也没有表情，仿佛山下24号店的那个店员，可怜的戴蒙德夫人？
她猛然站起身来，用了很大的劲儿，维尼的椅背都撞到墙上了。她站定片刻，急促地呼吸着，双眼瞪大，还在望着那块暗红色的斑污，她走向通往客厅的门。
你要去哪里？脑海里那位“现实理性女士”尖叫起来——这个部分的她，似乎心甘情愿地想要被残害，被杀死，只为了继续享有知道茶包在橱柜何处以及沐浴球在水槽下哪个位置这些所谓的特权。你以为你能去哪儿——
她把这声音盖上了，直到这一刻她才知道原来能这么做。她从沙发旁的桌子上拿起她的钱包，穿过客厅走向前门。房间突然显得非常大，短短一截路突然很漫长。
我得走一步看一步。要是每次都得提前想好下一步，我会没有勇气的。
其实，她觉得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首先，她正在做的事情本身就像一场幻觉——她肯定不可能在一时冲动的情况下就那样离开住的家，放弃她的婚姻，对吧？这肯定是个梦，对吧？还有别的原因：不往下想，不往后想几乎成了她的习惯，从新婚之夜就开始养成了；当时，就因为她关门关重了，他就像狗一样咬了她。
好吧，你至少不能就这样走掉，即使你可能在走到街区尽头之前就泄了气，“现实理性女士”如此建议，至少要换掉身上那条牛仔裤，看你那屁股越来越肥。再用梳子理一下头发。
她停了一下，有那么一瞬间，她差点就要放弃整件事情，而她甚至还没走到门口。接着她醒悟到这个建议的真实面目——尽量把她留在这家里的孤注一掷的策略，而且还是高招。把牛仔裤换成裙子，或者往头发上抹摩丝，再用梳子梳好，这些都花不了多长时间。但对她这种处境的女人，几乎可以肯定，这时间是够了。
够什么呢？当然是够让她再次入睡了。等她拉上裙子侧边的拉链，心里就会产生严重的怀疑；等她梳完头发，就会认定自己只是遭遇了短暂的精神错乱，一种很可能与生理周期有关的暂时性神游状态。
然后她会回到卧室，把床单换了。
“不，”她喃喃道，“我不会那样做。我不会的。”
但一只手都放在门把手上了，她又停了下来。
这是理智的表现！“现实理性女士”呐喊道，这声音掺杂了宽慰、欢欣和——可能是？——淡淡的失望。哈利路亚，这个女孩是有理智的！此时回头，为时未晚！
但很快这脑海中的声音里的欢欣与宽慰就变成无言的惊恐，因为她快步走到了他两年前安装的煤气壁炉前，上方有个壁炉架。她要找的东西很可能不在那里，照惯例，他只会在月底才把它放在上面（“这样我就不会被诱惑了。”他会说），但看一眼也无妨。她知道他的密码；只不过是家里的电话号码，把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数字调换位置而已。
怎么会无妨，会出大事！“现实理性女士”尖叫起来，要是你拿了属于他的东西，后果会很可怕的。你是知道的！很可怕！
“反正也不会在那里。”她喃喃道，但东西确实在——一张翠绿色的商业银行的银行卡，他的名字以浮刻形式印在上面。
你不能拿！你怎么敢！
她竟然觉得自己确实敢——只要想一想那滴血，就敢了。而且，这也是她的卡，也是属于她的钱；婚姻誓言的意义不正在于此吗？
不过，这根本不是钱的问题，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真正的目的是要让“现实理性女士”闭嘴，别再出声，要让这种意料之外的突然猛冲成为一种必要而非选择。她内心隐隐明白，如果不这样做，自己最远就只能出走到街区尽头，然后不确定的未来就会整个出现在眼前，如同厚障壁一般的浓雾，她将转身回家，抓紧时间换掉床单，这样她还能赶在中午之前把楼下的地板洗了……尽管此时已经难以置信，但这就是她今天早上起床时满脑子唯一的一件事：洗地板。
她选择不理会脑海中那个声音的大喊大叫，把那张银行卡从壁炉架上扒拉下来，丢进手提包里，再次迅速往门口走去。
别这样！“现实理性女士”哀号道，哦，罗西啊，出了这事，他不仅会打你，还会把你打进医院，甚至可能要了你的命——你难道还不明白？
她觉得自己应该是明白的，但还是不管不顾地走着，低着头，肩膀向前倾斜，仿佛一个正走入劲风中的女人。他很可能会这么做……但他必须先抓住她。
这一次，手搭在门把手上，没有任何停顿犹豫，她转动门把手，打开门，走了出去。正值四月中旬，阳光灿烂，美好极了，树枝上正逐渐长满花蕾。她长长的影子延伸到门廊和新长出的浅色草坪上，仿佛是锋利剪刀从黑色美术纸上剪下来的。她站在门口深深地呼吸着春天的空气，闻着泥土的味道，这泥土被一场夜雨打湿（也可能变得更肥沃）；当时她正躺在床上沉睡，一个鼻孔悬在那块慢慢干掉的血迹上。
整个世界都在醒来，她心想，不是只有我一个。
她拉上了身后的门，一个穿着慢跑服的男人从人行道上跑过。他向她举手致意，她也举手回礼。她注意听着，以为脑海里的声音又会大叫大嚷起来，但并没有。也许是被她偷银行卡的行为惊呆到无语了，也可能只是被这个四月早晨的安宁静谧抚慰了。
“我要走了，”她喃喃道，“我真的，真的要走了。”
但她又在原地停留了一会儿，就像一只被关在笼中太久的动物，即使拥有了自由，也不敢相信。她把手伸到身后，摸了摸门把手——这扇门通往属于她的牢笼。
“再也不要。”她低声道，一边把包夹在一只胳膊下面，迈出了她最初的十几步，进入那重重浓雾之中。现在，这就是她的未来了。
4
这十几步将她引领到水泥路汇入人行道的地方——就是大约一分钟前，那个慢跑的人经过的地方。她慢慢向左转，又犹豫了。有一次，诺曼告诉她，那些认为自己在随意选择方向的人——例如树林里迷路的人——其实基本上是在跟着自己优势手的方向走。这问题可能无关紧要，但她发现自己甚至不希望离开家后在威斯特摩兰街上的选择方向符合他的说法。
连这一点都不要。
她没有左转，而是右转了，朝着自己劣势手的方向，走下了山。她经过24号商店，并在经过期间克制住了举手遮住脸的冲动。她已经有了逃亡的感觉，一个可怕的想法开始啃噬她的头脑，如同老鼠啃噬奶酪：如果他提前下班回家，看到她怎么办？如果他看到她穿着牛仔裤和低帮鞋走在街上，胳膊下夹着包，头发有梳理好，怎么办？他就会想，上午她本该洗楼下地板的，这么出来到底是干吗，不是吗？他还会希望她去他身边，不是吗？是的。他会想让她走到自己身边，这样可以近一点跟她谈谈。
真傻。他有什么理由此时下班回家呢？他才走了一个小时。没道理的。
没道理……但有时人就是会做一些没道理的事情。比如她——看看她此时此刻在做什么。万一他突然有了直觉呢？警察当久了，就会培养起第六感，他们能预知到事情不对劲，这事他跟她都说了多少次了？他曾经说过，就像脊椎骨最底部有根小针在刺着，除此之外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我知道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可笑，但你去找个警察问问——他不会觉得可笑。那根小针好几次救了我的命，亲爱的。
万一在过去二十分钟左右他一直觉得那根小针在刺他呢？万一他遵循这种感觉，上了车，往家里开呢？这恰恰是他回家的路，她骂自己，离开的时候竟然没有往左，而是往右了。她甚至还产生了一个更忧心的想法，而且还合理得可怕……甚至还有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巧合在其中。万一他在离警察局两个街区的ATM机前停下来，想取十元或二十元的午餐费呢？万一他发现卡不在钱包里，决定回家拿卡呢？
控制一下，别胡思乱想。不可能的。不可能发生那样的事情。
半个街区外有一辆车开到威斯特摩兰街上。红色的车，太巧了吧，因为他们的车就是红色的……或者说是他的车；车不是她的，正如银行卡也不是她的，里面的钱也不是她的。他们的红色车是一辆新的日产山特拉——真是巧上加巧了！——向她开来的这辆车不就是一辆红色山特拉吗？
不，这是本田！
但这不是本田，只不过是她强烈的想法。的确是山特拉，一辆全新的红色山特拉，他的红色山特拉。一想到这一点，她就感觉仿佛最糟糕的噩梦成真了。
有那么一瞬间，她感到双肾特别沉重，特别疼痛，特别满胀，她觉得自己肯定要尿裤子了。还真以为能逃脱他的手掌心？她一定是疯了。
现在担心这个已经太晚了，“现实理智女士”对她说。再也没有那犹豫不决的歇斯底里，现在这是她头脑中唯一似乎还能思考的部分，说话的语气像一种冷酷而精于算计的生物，把生存看得高于一切。你最好想一想，等他停车问你在这里做什么，你要怎么跟他说。而且最好想出很好的理由。你知道他有多敏锐，多能看透人心。
“花，”她喃喃自语，“我出来走走，看看谁家的花开了，就这么简单。”她停了下来，大腿紧紧地贴在一起，免得大坝决堤。他会相信吗？她不知道，但也只能这样了。她想不出别的办法。“我只是想走到圣马克大道的拐角处，然后回家去洗……”
她收了声，瞪着一双不敢相信的眼睛看着那辆车从身边缓缓驶过——确实是一辆本田，不是新车，确切来说更接近橙色而非红色。开车的女人好奇地瞥了她一眼，而人行道上的这个女人心想，如果真的是他，什么理由都说不过去，不管多么可信都不可能——他会从你的表情看到一切真相，简直是昭然若揭。那么，你要回去吗？恢复理智，回家去吗？
她做不到。那汹涌的尿意已经过去，但膀胱仍然感到沉重和超负荷，双肾仍然跳动得厉害，双腿在颤抖，心脏在胸腔剧烈地跳动，她害怕极了。即便坡度那么缓，她也无法再走回山上去了。
你可以的。你明白你可以的。在婚姻生活中，你已经做过比这更难的事情，而且活下来了。
好吧——也许她能够走回山上去，但现在她又想到了另一种情况。有时他会打电话回家。通常一个月有五六次，但有时更频繁些。只是说“嘿”“你怎么样”“要不要我带一罐混合奶油或一品脱[1]冰激凌回家”“好的”“再见”诸如此类的话。只不过她没从这些电话里感觉到任何牵挂与关爱。他是在查她的岗，仅此而已。如果她不接，电话就会一直响。他们没有答录机。她曾经问过他要不要买一台。他给了她一个并不算完全敌意的提示，请她放聪明一点。他说，你就是答录机。
万一他打电话来，而她不在家，没接呢？
他会觉得我早早就去赶集了，就是这样。
但他不会，问题就在这里。今天上午洗地板，今天下午去赶集。日子一直是这样过的，他认为就应该永远这样，威斯特摩兰街908号不鼓励自发行为。如果他打来电话……
她又迈开了步子，她明白自己必须在下一个拐角处离开威斯特摩兰街，尽管她并不完全确定特里蒙特街往左往右究竟能去向哪里。反正，这个节骨眼上，它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丈夫像他平时那样走I-295公路从城里回来，那么她恰好就在那条路线上，她感觉自己好像被钉在了箭靶的靶心上。
她在特里蒙特街左转了，一路还是那些安静的郊区小房子，相互之间以低矮的树篱或一排排观赏性树木为界——这一区似乎特别流行沙枣。一个男人，戴着角质架眼镜，脸上有雀斑，头顶上盖了一顶难看的蓝帽子，样子有点像伍迪·艾伦，他在浇花，中间抬起头来，向她挥了挥手。今天每个人似乎都很友好。她觉得是天气的原因，但她更希望大家别这么友好。她很容易就会想象到之后他寻踪而来，耐心地追探她走过的路，向周围的人打听询问，使出各种刺激记忆的小把戏，每到一个地方就亮出她的照片。
给他回礼。可别叫他觉得你不友好啊。人们很容易记住不友好的路人，所以你也要朝他挥手，然后自然地走过去。
她挥手回礼，若无其事地继续往前走。尿意又涌上来了，但她只能忍住。眼前看不到任何可救急之处——前面还是更多的房子、树篱、苍绿色的草坪和沙枣，再无其他。
背后传来车声，她想一定是他。她转过身，漆黑的眼珠瞪得大大的。原来是一辆锈迹斑斑的雪佛兰正以比步行快不了多少的速度在街道中央蹒跚前行。握着方向盘的老人戴着一顶草帽，脸上带着惊恐的决心。她趁着老人还来不及发现她自己脸上的惊恐，转过身去再次面向前方，她踉跄了一下，然后低着头迈开了坚定的步子。肾脏又开始跳动并引发疼痛了，膀胱也胀痛不已。她估计，在一泻千里之前，她只剩下一分钟或两分钟了。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她便再无可能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成功逃跑了。人们可能不会记得在美好的春日上午走在人行道上、面色苍白的褐发女人，但一定不可能忘记牛仔裤的胯骨周围有一大片慢慢扩大的深色污渍、面色苍白的褐发女人。她必须解决这个问题，立刻，马上。
她走的这一侧，往前数两栋房子，有一栋巧克力色的小别墅。窗帘紧闭，门廊上放着三份报纸，第四份躺在前台阶下的走道上。罗西迅速地四下瞟了一眼，没发现有人注意她，她匆匆穿过那别墅的草坪，沿着一侧往里走。后院没人。铝制纱门的把手上挂了一张长方形的纸。她双腿夹紧，迈着小碎步走过去，读着印在纸上的内容：您好，我是安·科雷斯，您的本地雅芳女士！这次您不在家，但以后我会再来的！万分感谢！如果您想了解雅芳的优质产品，请给我打电话：555-1731。下面潦草地写着日期，4月17日，那是两天前。
罗西又看了看四周，发现一边有树篱挡着，另一边有沙枣树，她解开了牛仔裤的扣子和拉链，蹲在后门廊和液化气罐之间的小角落里。她瞻前顾后，担心有谁会从两边毗邻的房子上层看到自己，但现在也已经来不及了。此外，这种释放和解脱让上述问题显得微不足道——至少目前是微不足道的。
你疯了，你知道吗？
是啊，她当然知道……但当膀胱压力减轻，她的尿液在这个后院的砖缝之间流淌成之字形时，她突然感到内心充盈着一种疯狂的喜悦。那一瞬间，她明白了，原来是这种感觉啊，仿佛跨过一条河流，进入完全陌生的异国，然后放火烧掉身后的桥，站在河岸上，看着唯一的退路变成袅袅青烟，化为乌有，同时深深地呼吸。
5
她走了将近两个小时，穿过一个又一个陌生的社区，来到城市西侧一个沿公路排开的商业区。“油漆地毯世界”门口有一部公用电话，她拿起电话叫出租车，惊讶地发现自己根本已经不在城里了，而是在梅普尔顿的郊区。两个脚后跟都起了大水泡，她想这也难怪——她应该走了七英里[2]多的路了。
电话打了，十五分钟以后，出租车到了，那时她已经去了这一排商店最末端的便利店，买了一副廉价的太阳镜和一条色彩鲜艳的红色人造丝方巾。她想起诺曼曾经说过的话，如果不想让别人去注意你的脸，最好的办法是穿戴鲜艳明亮的服饰，把看你的人的专注点引向其他方向。
出租车司机是个胖子，头发乱糟糟的，眼睛布满血丝，有口臭。他穿着一件褪色的宽大T恤衫，上面印着南越的地图。地图下面写着：死后我会去天堂，因为已经在地狱服过役了。铁三角，1969。[3]他那双贪婪的红眼睛迅速打量了她一番，从嘴唇到乳房再到臀部，然后似乎失去了兴趣。
“咱去哪儿啊，宝贝？”他问道。
“你能拉我去灰狗车站吗？”
“码头站？”
“是巴士站吗？”
“是啊。”他抬起头，用后视镜与她对视，“不过，那要穿城了。二十块的车费，小事。这钱你能付吗？”
“当然，”她说，然后深吸一口气，又道，“你能在沿途找台商业银行的ATM机吗？”
“生活中的所有问题都这么简单就好了。”他说着把计价器上的旗子放了下来。当前车费显示2.50元。起步价。
计价器上的数字从2.50元跳到2.75元，“起步价”字样消失的那一刻，她认定这就是新生活的开始。除非迫不得已，她将不再是罗丝·丹尼尔斯（Rose Daniels）——不仅因为丹尼尔斯是他的姓，因此很危险，还因为她已经甩掉他了。她将做回罗西·麦克伦登（Rosie McClendon），那个十八岁时消失在地狱的女孩。也许有时会被迫使用夫姓吧，但即便如此，在心里，在脑海中，她也会继续做罗西·麦克伦登。
我真的是罗西，出租车开过特朗卡塔尼大桥时，她这样想着，莫里斯·森达克的歌词，卡洛尔·金的歌声如一对幽灵飘过她的脑海。我是真·罗西。
不过，她真的是吗？她是真的吗？
我就从这里开始探寻答案，她想，从这里开始，从此刻开始。
6
车子在易洛魁广场停了下来，司机指着那边的一排提款机，广场上还有一个喷泉和一个看不出来究竟是什么的拉丝铬合金雕塑。最左边的机器是翠绿色的。
他问道：“你想找的就是那台吧？”
“是的，谢谢。我马上就好。”
但她花的时间比“马上”稍长了一点。一开始她好像就是没法输对密码，即便提款机的键盘很大。等她最终完成这部分操作后，又拿不准到底该取多少钱。她按下75.00，犹豫着要不要按下“交易”键，又缩回了手。如果他抓住了她，他会因为她的逃跑行为狠狠打她一顿——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如果他把她打得够惨，打进了医院（或者要了你的命，一个小小的声音喃喃地说，他可能真的会要了你的命，罗西，如果你忘了这一点，你就是个傻瓜），真正原因将是她竟敢偷他的银行卡……还用了。她愿意为了区区七十五元而冒受这种报应的风险吗？这就够了吗？
“不够，”她低声说，又伸出手去。这次她输入了350.00……她又犹豫了。她不太清楚眼前这台机器显示的现金和支票账户里到底有多少他所谓的“保险金”，但三百五十元绝对是个大数目。他肯定会非常非常生气。
她把手伸向“取消/返回”键，然后又一次地问自己，这又能改变什么呢。无论如何，他都会生气的。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
“您还需要很长时间吗，女士？”身后有个声音问道，“我的休息时间已经超时了。”
“哦，对不起！”她说，惊得跳了一下。“不，我只是……在发呆。”她按下了“交易”键。自动取款机的屏幕上出现了“请稍等”。等待的时间并不长，但足以让她产生一个生动的幻想——机器突然发出高亢的警报声，机械化的吼声响起：这女人是个小偷！拦住她！这女人是个小偷！
机器没有说她是小偷，而是在屏幕上显出“谢谢”字样，还祝她生活愉快，并出了钞，十七张二十元和一张十元。罗西向站在她身后的年轻人露出一个紧张的微笑，没有任何眼神交流，然后匆匆回到出租车上。
7
“码头站”有一座楼，低矮而宽阔，墙壁是朴素的沙石色。各种各样的巴士——不仅仅是灰狗（Greyhounds），还有旅途（Trailways）、美探（American Pathfinders）、东高（Eastern Highways）和大陆特快（Continental Expresses）——一圈圈环绕在站楼周围，车头深深地藏在停车处。在罗西眼中，它们就像一头头铬制的小猪，正围着一头极其丑陋的母猪，吃着奶。
她站在大门外往里看。候车厅并不像她隐隐希望又隐隐担心的那样拥挤（人多更保险，但十四年来，除了丈夫和他有时会请回家吃顿饭的同事，她几乎没有见过其他人，她逐渐患上了陌生环境恐惧症，还不轻），可能是因为现在是周中，最近的假期也还早。不过她估计里面怎么说也得有几百人，他们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坐在老式的高靠背木长椅上，玩电子游戏，在快餐店喝咖啡，或者排队买票。小孩子拽着母亲的手，把头往后仰，像迷路的小牛一样对着天花板上褪色的伐木壁画号啕大哭。大喇叭里的声音宣读着各个站名，回荡在车站里，如同塞西尔·B.德米尔导演的《圣经》史诗片中的上帝之声。宾夕法尼亚州，伊利；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密西西比州，杰克逊；佛罗里达州，迈阿密（这回响在整楼的空洞声音念的是“迈阿木”）；科罗拉多州，丹佛。
“女士，”一个疲惫的声音响起，“嘿，女士，帮个小忙。就一个小忙，好吗？”
她转过头，看到一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满头浓密的黑发脏兮兮的，背靠车站入口的一侧坐着。他的膝上支着一块硬纸板，上面写着：“无家可归且患有艾滋，请‘爱助’[4]我。”
“你有多的零钱吧，有的吧？帮帮我吧？等我死了很久了，你还会在萨拉纳克湖上坐快艇找乐子的。你行个好吧？”
一阵奇异而眩晕的感觉突然涌上心头，她处于某种精神和情绪过载的边缘。眼前的车站似乎在逐渐变大，直到和大教堂相当，通道与不同功能的隔间里人潮涌动，其中的某种东西让人惊骇不已。一个男人，脖子一侧垂下来一大块肉，像挂了个包，晃晃荡荡的，他低着头从她身边蹒跚走过，身后还有个用绳子拖着的行李袋。袋子在脏兮兮的瓷砖地面上滑行，发出蛇一样的咝咝声。一只米老鼠玩偶从行李袋顶部探出头来，对她露出殷勤的微笑。有着“上帝之声”的广播员正通知集合的旅客，前往奥马哈的旅途快车将在二十分钟后出发，请到第17号检票口。
我做不到，她突然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我无法在这个世界生存。不仅仅是因为不知道茶包和沐浴球在什么位置，他就关起门来打我，他也用那扇门把这一切的混乱和疯狂挡在了外面。而我再也没法通过那扇门回去了。
有那么一瞬间，她的脑海中充满了小时候在主日学校课堂上看到的画面，惊人地生动鲜明——亚当和夏娃用无花果叶子遮羞，脸上是相同的羞耻与痛苦，赤脚走在一条石子路上，走向毫无希望的痛苦的未来。他们身后是伊甸园，郁郁葱葱，鲜花盛开。一位长着翅膀的天使站在紧闭的大门前，手中的剑闪着可怕的寒光。
“你敢这么想！”她突然喊道，坐在门口的男人猛地一缩，牌子都差点弄掉了，“你敢！”
“天哪，对不起了！”拿着牌子的男人边说边翻了翻白眼，“如果你是这种想法的话，走吧。”
“不，我……与你无关……我在想我的——”
此时此刻，她终于意识到自己在做多么荒谬的事情——试图向一个坐在巴士总站门口的乞丐解释自己的事情。她手里还拿着出租车司机找给她的两元，她把钱扔进了拿牌子的年轻人身边的雪茄盒里，然后逃也似的进了“码头”终点站。
8
又遇到一个年轻人，留着埃罗尔·弗林[5]的小胡子，长着一张不可靠的帅脸。他在候车厅后面找了个地方，放下行李箱，弄了个临时游戏，她记得从电视节目里看过，叫“三牌赌一张”。
“找黑桃A吧？”他发出邀请，“找找黑桃A吧，女士？”
她脑海里出现一个拳头朝自己涌来的画面，第三根手指上戴着一枚戒指，戒指上刻着“服务、忠诚、社区”。
“不，谢谢了，”她说，“这不是我的问题。”
她从他身边走过，看对方的表情，他大概觉得她住在钟楼上，还会放几只蝙蝠在周围飞来飞去。但是没关系，他不是她的问题。入口处那个也许得了艾滋也许没得的男人，那个脖子一侧垂下来一大块肉包的男人和从他行李袋中探出头来的米奇玩偶，这些都不是她的问题。她的问题是罗丝·丹尼尔斯——不对，罗西·麦克伦登——这是她唯一的问题。
她沿着中间的过道走下去，看到一个垃圾桶，停了下来。在它圆圆的绿色肚皮上，印着一个简短强势的命令——请勿乱扔垃圾！她打开手提包，拿出银行卡，低头盯着卡看了一会儿，然后拿着它推开桶顶的翻板。她并不愿意扔掉它，但同时也为和它告别而感到解脱。如果留着，她可能无法抵御再次使用它的诱惑……而诺曼并不傻。是的，他残暴，但并不愚蠢。如果她给他留下追踪的线索，他就会顺藤摸瓜。她最好把这一点牢记在心。
她深吸一口气，憋了一两秒，再呼出来，走向车站中间那一群“到达/出发”的显示屏。她没有回头。如果回了头，她会看到那个留着埃罗尔·弗林小胡子的年轻人已经在桶里翻找，寻找那位戴着太阳镜、围着鲜红方巾的古怪女士扔掉的东西。年轻人觉得那是一张银行卡。很可能不是，但不亲眼看看怎么能确定呢？有时候就会走这种大运啊。有时？去他的吧，是经常。这里被称为“机遇之乡”，不是无缘无故的。
9
往西走的话，最近的大城市也就在二百五十英里开外，好像太近了一点。她决定去一个更大的城市，要从那个城市再走五百五十英里。和这儿一样，那也是一个湖滨城市，但已经在下个时区了。半个小时后有一趟大陆特快前往那里。她走到售票窗口前，排起了队。心脏在胸腔里剧烈跳动，她口干舌燥。就在前面的人完成交易并离开窗口之前，她用手背捂住嘴，堵住了一个就要奔涌而出的嗝，这嗝还带着早晨喝的咖啡味。
你可不敢在这里使用两个名字中的任何一个，她告诫自己，如果他们问你名字，你必须说个别的。
“有什么需要，女士？”售票员问道，他的鼻尖上架了一副很不牢靠的半框眼镜，眼神越过眼镜看着她。
“安杰拉·弗莱特。”她说。这是她初中时最好的闺密，也是她最后一个真正的朋友。在奥布里维尔高中，罗西与一个男孩确定了恋爱关系；她高中毕业一周后，他就娶了她，组成了一个只有两人的国家……这个国家的边境通常是关闭的，游客勿入。
“请再说一遍，女士？”
她才意识到，自己说的是人名，而不是想去的地名，听来一定特别奇怪（这家伙很可能在观察我的手腕和脖子，看有没有精神病人穿的紧身衣留下的痕迹）。她因为困惑和尴尬而涨红了脸，并努力集中精神，让思绪形成某种秩序。
“对不起。”她说。心里又浮现出一个糟糕的预感：无论未来是什么样子，这句简单而可悲的话将一直跟在她嘴边，如同绑在流浪狗尾巴上的锡罐。十四年来，她和几乎整个世界之间隔了一扇紧闭的门，现在她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吓坏了的老鼠，找不到自己在厨房踢脚板上打的洞，回不去了。
售票员还在看着她，那副好笑的半框眼镜上面，一双眼睛已经相当不耐烦了。“您到底要不要买票，女士？”
“要的，麻烦您。我想买张11:05发车的票。还有座位吗？”
“哦，我估计还有四十个座位呢。单程还是往返？”
“单程。”她说着，突然明白自己说出的这句话的严重性，霎时感到脸颊又烫了起来。她努力微笑，又说了一遍，这次用了点力气：“单程，谢谢。”
“59.70元。”他说。她松了一口气，感觉自己的膝盖也因此瘫软下去。她设想的车费要比这多多了，她甚至还做好了心理准备，车票可能会花掉她身上的大部分钱。
“谢谢。”她说。他一定听出了她声音中真诚的感激，便从正忙着绘制的表格中抬起头来，朝她微笑。眼里已经没有了那不耐烦和戒备的神情。
“很高兴为您服务，”他说，“您的行李呢，女士？”
“我……我没有行李。”她说着，突然害怕起他的目光。她努力想着怎么解释——一个女人，没有同伴，要前往一个遥远的城市，除了手提包外没有任何行李，他肯定觉得很可疑——但想不到任何解释。接着，她发现，好像没什么问题。对方没有怀疑，甚至都不好奇。他只是点了点头，为她开票。她顿悟了，而这个顿悟并不叫人愉快：在码头站，她这种人并不鲜见。这人经常看到像她这样的女人，躲在墨镜后面的女人，买票去不同时区的女人，这些女人看上去仿佛在人生路上忘记了自己是谁，忘记了自己以为在做的事情，以及为什么这么做。
10
巴士缓缓驶出码头站（准时），左转，再度穿过特朗卡塔尼大桥，上了I-78公路，向西驶去，罗西感到深深的解脱。市区有三个出口，巴士经过最后一个出口时，她看到那栋三角形玻璃幕墙大楼，正是新警察局。她想到，此时丈夫可能就在某一面大窗户后面，甚至可能正看着这辆闪亮的大巴士在州际公路上疾驰而过。她闭上双眼，数到一百。等再睁开眼睛，那栋楼已经消失了。永远消失吧，她但愿如此。
她的座位在巴士的后四分之三处，柴油发动机离她身后不远，发出稳定的嗡鸣。她再次闭上双眼，侧脸靠在窗户上。她不会睡觉，心里太紧张激动了，睡不着；但可以休息一下。她想着，自己需要尽量休息，能休息就休息。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她还在震惊当中——这件事与其说是生活发生改变，不如说更像心脏病或中风发作。改变？这个词实在太轻描淡写了。她不是改变了生活，而是把生活连根拔起，就像一个女人把整株的非洲紫罗兰从花盆里扯出来。是啊，生活完全改变了。不，她永远不会睡觉，绝不可能睡得着。
就这样想着想着，她没有进入睡眠，而是进入了连接睡眠与清醒的脐带。她在这脐带之中缓慢地来回移动着，仿佛一个泡泡，隐约听到柴油机稳定不断的嗡鸣，轮胎轧过柏油碎石路面，还有个在前面四五排的小孩问妈妈什么时候能到诺尔玛姨妈家。但她也明白，意识已经脱缰，和那个“自己”分开了，她的思想如一朵花（当然是玫瑰[6]）般开放；只有她既不在这个地方，也不在另一个地方时，这朵花才会如此开放。
我真的是罗西……
卡洛尔·金的嗓音，唱着莫里斯·森达克的歌词。歌声从某个遥远的穴室飘到她所在的过道上，不断地回响着，有钢琴的伴奏，清透易碎，如幽灵一般。
……我就是真·罗西……
还是睡一觉吧，她想，我想我真的要睡觉了。谁能想到！
你最好相信我……我很了不起……
灰色的过道消失了，现在她身处一片黑暗而开阔的空间。鼻腔和整个头脑之中，都弥漫着夏日的气息，非常甜美，非常强烈，几乎势不可当，无法抗拒。其中最突出的是忍冬的味道，丝丝缕缕地飘荡着。她还听到蟋蟀的叫声，抬头就看到皎洁的月亮，如同光亮的骨瓷，高高地挂在头顶。洁白的月光洒向四面八方，将她一双光腿周围纠缠的草丛中升起的雾气变成轻烟。
我真的是罗西……我就是真·罗西……
她举起双手，手指张开，两个大拇指快碰到一起了；她把月亮框成一幅画。夜风抚摸着她赤裸的双臂，她感到自己的心先是因幸福而膨胀，又因惊恐而缩紧。她感觉到这个地方有着还未苏醒的野性，仿佛那芬芳的灌木丛中可能蛰伏着有巨大獠牙的猛兽。
罗丝。过来，亲爱的。我想和你谈谈，近一点。
她转过头，他的拳头从黑暗中迎面冲来。警察学院戒指凸起的字母上闪着一缕缕冰冷的月光。她看到他的嘴唇紧张地张开，向后拉，似乎是在微笑——
——她在座位上猛然惊醒，气喘吁吁，额头上大汗淋漓。她应该已经用力呼吸了一段时间，因为车窗上湿漉漉的，全是她呼出的气，几乎整面窗都起雾了。她用手侧在玻璃上擦出透明的一小片，向外看去。车子差不多出城了，巴士正经过一个远郊地带，那里杂乱地分布着加油站和快餐店，但远处就是绵延广阔的空地。
我已经摆脱了他，她想，不管今后会怎么样，我已经摆脱了他。即使我不得不睡在别人家门口，活着睡在桥下，我也已经摆脱了他。他再也不会打我了，因为我已经摆脱了他。
但她发现自己并不完全相信这话。他将因为她的行为而无比暴怒，并会想方设法地找到她。这点她倒是确信无疑。
但他怎么找得到呢？我已经掩盖了行踪，我甚至不用为了买票而写下老同学的名字。银行卡也扔掉了，那就是最要紧的东西了。那他怎么找得到我呢？
她确实想不出来……但找人恰恰就是他的工作，她必须非常、非常小心。
我真的是罗西……我就是真·罗西……
是啊是啊，这两句应该都说得很对吧。但这辈子她从未像现在这样，觉得自己完全没什么了不起的，觉得自己是漂浮在没有方向的茫茫大海上一块小小的废料。她仍未摆脱刚才短暂梦境的尾声充斥全身的恐怖感，但欢欣与幸福也留下了痕迹；那种感觉，即便不能称为强大，至少也能称为自由。
她倚在高靠背的巴士座位上，目睹快餐店和围巾店最后的残迹逐渐消失在视线中。乡村成为唯一的风景——新犁过的田地和一排排密实的树木，正逐渐变成那种美妙而朦胧的绿色，是四月的专属。她凝视着这些呼啸而过的风景，双手松松地交握，放在膝上，任由这银色的大巴带她奔向前方未知的一切。
[1]1品脱约等于0.568升。
[2]1英里约等于1.6千米。
[3]由此判断，这个司机应该是美国派去参加越南战争的老兵，也可能只单纯穿这么一件T恤。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自1961年开始，1975年结束。
[4]AIDS（艾滋）和AID（援助）刚好写法一样，只差一个S。
[5]埃罗尔·弗林（Errol Flynn，1909—1959），澳大利亚演员、编剧、导演、歌手。代表作品有《侠盗罗宾汉》等。
[6]即Rose（罗丝）这个名字的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