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第1章
创建一种值得过的生活
2011年6月末的一个美丽夏日，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著名精神病院“生命学院”（Institute of Living）[1]，我站在大礼堂里，面对着两百多名观众。
我对这次演讲深感焦虑，这可不是我的性格。我站在那里，是为讲述自己如何在二十多年前开始为高自杀倾向人群开发一种行为疗法的故事，这种疗法即辩证行为治疗。这是针对该人群的首个成功的治疗方法，这些人经历着地狱般的悲惨生活，以至于死亡似乎成了他们最合理的选择。
6月的那天，很多人都赶来生命学院听我的演讲。有来自世界各地接受过这种疗法训练的人士，有认识我本人或是了解我的研究的人士，有我以前的学生和同事，还有我的家人。在此之前，我做过很多次关于DBT的演讲，通常用的题目是“DBT：从何而来，现在何处，去往何方”。我会讲述我经过数年探索性研究最终开发出这一疗法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很多次尝试和失败。我会描述该疗法对自杀人群的效果，以及实证研究表明它还会对哪些精神疾病有帮助，等等。
但是，我在6月那天做的演讲和以往的不同，我将首次提及我是如何真正开始开发DBT的。它的诞生不仅得益于我前些年的研究和尝试，而且源于我的个人经历。“准备这次演讲是我人生中做过的最艰难的事情之一。”我用这句话作为我的开场白。
我不想一直都是懦夫
我的生活历尽艰难困苦，最突出的一次是我被迫经受完全出乎意料的彻底崩溃，即关于“我自己”和“我究竟是谁”的毁灭性打击。你很快就会对此稍有了解。这段经历最终致使我必须奋力重新接受高中教育，我只有一边读夜校，一边在白天工作，才能养活自己。之后，在我努力为读大学做准备时，还是继续过着日间工作、晚间读书的日子。在这个过程的大部分时间里，我辗转居住于不同城市的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的狭小房间。大多数时候，我都是孤身奋战。在这条路上，几乎每前进一步，我都会接连受挫，这很容易让我偏离轨道。后来，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必须努力让我的激进理念和治疗方法得到同行和世界精神病学界的广泛认可，同时，作为一名女性，如果我想要在男性主导的学术界站稳脚跟，就必须奋力前进。
为了这次演讲，我足足准备了三个月。对于将自己置身于这种窘况，我多次感到后悔不迭。我遇到的困难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我必须将我的人生故事压缩在90分钟内；其二，我很难回忆起20岁前后的那段生活经历，具体原因稍后会解释。我有的只是“灯泡记忆”（lightbulb memory），能够清晰回忆往事的明亮时刻只是稀疏点缀于漆黑之幕，这就好比你在仰望城市夜空时，能看到的只有来自星系的点点辉光，而大部分是深不可破的暗夜。为此，我必须求助于家人、朋友和同事，请他们帮助我重建人生故事，他们的记忆力远胜于我，能帮我尽可能地忆起往昔。这个过程很艰难，而更艰难的是，我将首次公开生命中一些绝对隐私的细节，那些都是我数十年来小心翼翼守护的秘密，除了少数特别亲近的家人和朋友，并无人知晓。既然如此，我为何还要这样做？
原因就是，我不想一直都做个懦夫。对个人生活继续三缄其口，实乃懦夫所为。
我可以忍住不哭吗
生命学院曾经在我的生命中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正因如此，我觉得那里是我进行演讲的绝佳场所。我和生命学院焦虑障碍中心的主任大卫·托林（David Tolin）进行了电话沟通，说我想要在美国东海岸发表这个重要的演讲，生命学院正是我的最佳选择。他听说后很激动，但还是恳请我说出理由，我说我很想在生命学院最宽敞的地方发表演讲，因为届时将会吸引大量观众。得知缘由后，他欣然同意。
于是，我最终伫立在那里，面对几百号人，不禁自问：“我这是将自己置于何种境地？”我很担心在演讲时忍不住潸然泪下，那是我绝对不想看到的情形。
我在演讲开场时就告诉观众：我在过往发表关于如何开发DBT的主题演讲时，通常会说这项工作始于1980年，当时，我获得了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NIMH）的一项基金，专门资助我进行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行为治疗有效性的研究。我说：“事实上，我早就有了想要把人们（高自杀倾向人群）救出‘地狱’的热情。”
我盯着观众席看了几秒钟，目光四处游移，眼见我生命中这么多美好的人儿欢聚一堂——朋友、同事，还有我过去和现在的学生。我知道我的妹妹艾琳在场，之前也很希望我的兄弟们（约翰、厄尔、马斯顿和麦克）都能来，但我不确定艾琳能否把他们都叫来。结果，他们真的悉数到场了，就坐在前排。在他们后排坐着的是我的秘鲁女儿杰拉尔丁和她的丈夫内特，从他们结婚开始我们就住在一起。杰拉尔丁的哥哥和同伴也来了。我很感激他们和其他人的到来。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早已热泪盈眶。还好，我没有任泪水肆意洒落。
DBT的真正起点
“事实上，DBT的种子是在1961年播下的，”我接着说，“那时我18岁，我住进了这里，住进了生命学院。”
我曾经是一个无忧无虑、充满自信的女高中生，颇受同学们的欢迎，经常是校园活动的发起者，比如组织音乐会，或者召集同伴跑到杂货店买冰激凌。我总是小心翼翼地确保每个伙伴的需求都得到满足，每个人都能有参与感。高中三年级时，我被提名为班级的“狂欢节皇后”。那时的我人缘很好，不仅赢得一众好友，而且还在三四年级[2]时被推选为班委。可以说，我就是那种大家公认的“最受欢迎”或“最有前途”的女孩。
但是，在我高中的最后一年，那个自信的女孩消失了。
我并不清楚在我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也无人真正知晓。我在精神病院的经历如堕“地狱”，在失控的情绪风暴和彻底的心酸苦痛中饱受折磨，无处可逃。“我还可以依靠谁呢？”我每天都暗自低语，答案却求而不得。我发现，痛苦和混乱是难以形容的。你如何才能充分描述深陷“地狱”是何种感觉？你无能为力。你能做的只是感受和体验这种感觉，而我正是那么做的。我去感受自己内在的这份痛苦，它最终的外在表现就是自杀行为。
幸运的是，我还是活了下来。即将出院时，我发誓：我要帮助自己逃离“地狱”——只要我做到了，我就要开辟一条道路，帮助他人也成功“越狱”。
开发DBT曾经是、现在也是我为信守这份誓言所付出的最大努力。这份誓言主导了我的大半个人生。我下定决心要开发一种心理疗法，帮助那些通常看似注定无法获得拯救的人。我确实做到了。我一直都能对他们的痛苦感同身受，感受他们在与情绪魔鬼搏斗时灵魂深处喷涌而出的泪水。我也能够深刻理解遭受可怕至极的情绪痛苦是何种滋味，那会令人万般绝望，任何深陷其中的人都想不惜一切代价把自己解救出来。
惊奇之旅
当我踏上兑现誓言的旅程时，完全没料到它最终会如此纷繁复杂、令人惊奇，也完全没料到我的目标（针对有高自杀倾向人群的有效疗法）将会迥异于现存的所有疗法。旅程伊始，我所拥有的全部就只是一份毫不动摇的信念，我坚信自己一定能开发出一种行为治疗，得以帮助有高自杀倾向的人群过上有意义的生活，别无其他。我发现，我着实天真。
比如，我完全没有料到，有一天我会走进系主任办公室，说我想去一间禅寺待上一段时间，学习有关“接纳”的实操方法。这听起来很有禅意！不过我确实去学习了相关方法。还有，我完全没有想到，经过充分开发后，这项治疗计划需要花费整整一年时间，而不是最初所设想的三个月。我甚至从来没听过“辩证”（dialectical）这个词。
DBT有两个独到之处。第一，它是接纳与改变之间的动态平衡，接纳自己和自己在生活中的处境，并且拥抱朝向更好生活的改变。（这正是“辩证”的含义：在对立面之间寻求平衡，共同达成一种和谐状态。）而传统的心理治疗主要聚焦于帮助人们改变行为，即用积极行为替代消极行为。
在开发DBT的过程中，我很早就发现，如果聚焦于帮助患者改变行为（这也是行为治疗的主要目标），患者就会提出反对意见，大致会说：“什么意思？你是在说我这个人本身有问题吗？”相反，假如我致力于教患者如何耐受[3]生活中的痛苦，即接纳生活，他们还是会反对：“什么意思？你都不准备帮助我吗？”
于是，我最终找到的解决方案，是在接纳与改变之间寻求平衡之道，是一曲二者之间的动感之舞：不断来来回回，挪动舞步。在寻求改变的策略和寻求接纳的策略这二者之间取得平衡，既是DBT的根基，也是其独到之处。用“接纳”来平衡“改变”，该理念源自我亲身体验过的东方（禅宗）修习和西方心理学实践这二者的整合。
DBT的第二个独到之处是，它首次将“正念”作为治疗技术纳入心理治疗。这同样源于我的禅修体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念还是一个晦涩难懂的议题，经常由于被认为过于偏向“新时代”[4]而不受重视，特别是在学术界。时至今日，相信你会发现，正念已繁花盛开，不仅在心理治疗领域，而且在医疗保健、商业、教育、运动甚至军事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应用。
谁是DBT的受益者
所有行为治疗都旨在帮助个体改变行为，特别是那些显著扰乱家庭生活和职场表现的行为模式，并且会用更为有效的行为模式来代替原有模式。DBT的确属于行为治疗的阵营，但正如我刚解释过的，它与传统的行为治疗非常不同。
我设计DBT是想帮助高自杀倾向个体，这部分患者的治疗难度极大，通常伴有其他多种严重的心理和行为问题，他们的名字经常出现在许多医院的“拒收”名单上。在这些问题中，最主要的是边缘型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BPD），众所周知，这种疾病处理起来非常棘手。边缘型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包括极端的情绪波动、暴怒、冲动和导致自我破坏的人际关系、对被抛弃的恐惧、自我憎恶，以及其他一些表现。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会感到极度痛苦，生活不堪忍受，对患者本人及其亲朋好友来说都是如此。这对治疗师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们常常发现自己成了患者发泄愤怒的靶子。因此，很多治疗师会直接拒收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
DBT技能可以作为生活技能
与其说DBT是一种个体心理治疗，不如说它是一种行为治疗计划。它结合了个体心理治疗会谈、团体训练、电话辅导、治疗师咨询团队以及帮助患者改变其社会和家庭状况的各种良机（例如家庭干预）。其他的行为治疗模式也会涉及这些部分，但不会面面俱到。这也是DBT的一个独到之处。
DBT起效的核心在于学习相关技能：这些技能可以帮助患者找到一种方式，将真正悲惨的生活转变为值得过的生活，而且，在这种值得过的生活中，患者会表现出很高的效能。一直以来，我都很荣幸能够不断见证这种转变。
不过，同样的这些技能对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也非常重要。是的，你可以称之为生活技能。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擅长处理和所爱的人、朋友、同事以及整个世界的关系，帮助我们管理情绪并克服恐惧，也会帮助我们在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如鱼得水，比如在工作中表现良好。
所有这些技能强调的都是让一个人能够在生活、社交和实践中更有效能。某些人或许比其他人更擅长应用这些技能，有些人则能够更加从容地应对日常生活的挑战和起起落落。
一位大师曾经说过，每个人都渴望幸福。我相信此言不虚。我所有的患者都渴望幸福，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帮助他们弄清楚如何才能如愿以偿，或者至少能够发现一种值得过的生活。我指的是，当你在清晨醒来时，你会预期今天有足够多积极的事情在等待着你——喜欢的活动、想要陪伴的人、遛狗，所以你很想从床上爬起来，赶快投入其中。这并不是说生活里没有消极的事情，毕竟对大多数人来说，很多事情依然会发生，我们也并不总是心情愉快。对我的那些患者来说更是如此，我会教给他们有用的生活技能：首先，接纳自己生活中的问题；然后，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我们在寻求积极方面的同时，也要学会耐受消极的方面。
作为行为主义者，我们从不相信一个人会主动选择过悲惨的生活。我们认为，在悲惨状态的背后必有缘由，可能源于他们的经历和所处的环境。我们也并不认为会有人不想改变，而是假定每个人都渴望过上幸福的生活。在心理动力学疗法中，治疗师从来不会告诉患者要何去何从，这是一种深度的治疗方法，意在尝试打开个体的潜意识之窗。而我总会直截了当地告诉患者需要做些什么。这是DBT的另一个独到之处。
我对每一位患者都持有相同的立场：“你很清楚自己在生活中需要什么，但并不清楚如何满足这些需要。你的问题就在于，你的动机或许很棒，但缺乏相应的技能。让我来教授你一些很棒的技能吧。”
这是一个关于坚持和爱之力量的故事
正如我在6月那天在生命学院所做的演讲，这本书会谈到我在这家精神病院度过的时光，也包括我如何一步一步最终兑现誓言，靠自己从“地狱”中逃出生天，以及我如何找到帮助他人成功“越狱”的方法。
我的生活是一个谜，因为时至今日，我都不清楚自己是如何在18岁时如此快速和彻底地堕入“地狱”的。我希望自己逃脱“地狱”并且没有再次堕入的经历，能够给那些仍然在“地狱”中苦苦挣扎的人带来希望。我的基本信念就是：“如果我能做到，你也能做到！”
我的故事有四条紧密交织的主线。
第一条线是关于我在堕入“地狱”期间的所见所闻，以及它们是如何最终致使我立誓逃脱“地狱”，并且帮助别人也“越狱”的故事。
第二条线是我的心灵之旅——自我救赎的旅程。这趟心灵探索之旅深刻地影响了我对DBT的开发，尤其是促使我将正念引入心理治疗。
第三条线是我的专业研究生涯——关于我如何练就实现目标的能力，我在攻克错误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以及我遭到的各种拒绝。
第四条线是关于爱在我生命中的巨大力量的故事：爱如何使我登上世界之巅，随即又引发了我生命中最悲伤的事情之一。关于善意和爱给我的力量，它来自那么多随时准备对我施以援手的人；反过来，爱护他人的力量又以某种方式把我从“堕落”中拉了出来。这个故事还有一部分是关于我和我妹妹是如何重归于好的，我们是如何在那么多年的疏离和痛苦之后达成谅解的。这个故事也会提及我是如何成为一位母亲，直到现在为人外祖母的。
我的故事同时也在讲述：信念和运气都很重要；我们当永不言弃；即便屡战屡败，也要屡败屡战（一次又一次，我总是独自爬起，或是被人拉起，继续前行）；要坚持不懈，善于接纳——DBT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对生命说YES！[5]
[1]生命学院”（Institute of Living）是当时一家相比普通精神病院更加舒适且昂贵的创新型精神病治疗机构，作者在下文会有所介绍。——译者注
[2]美国高中一般是四年制。——译者注
[3]受（tolerate），是目前国内DBT领域的通用译法。在DBT中，“痛苦耐受”是指有能力感知周遭环境却不强求立即改变，有能力体验自身当下的情绪状态却不试图改变，能够观察自己的想法与行为模式，而不尝试阻止或控制。耐受现实并不等同于赞同现实。——译者注
[4]新时代”是“新时代运动”（New Age Movement）的简称，起源于西方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促进人类意识转变、心灵回归和飞跃的一种运动。——译者注
[5]或许会好奇，为什么我在讲述我的生活和工作时不会涉及任何关于患者的生命故事，是这样的，我所信任的人都认为讲述这些故事有违伦理，对此我深表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