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论：异名同出、相生互补

我和汤先生就诠释学在中国的发展进行了对话。我记得在2001年，社科院方克立教授邀请我做了一个关于什么是本体诠释学的论文演讲。我指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注释不能代替诠释，正如解释不能代替诠释一样。思想文化的内涵不能只借镜文字意义或历史意义，因为那是片段的，个别的。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完整却是开放的视野，涵盖过去与未来，因而不能不诉诸本体的认知与理解来整合传统，建立理论，寻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也才是中国诠释学应有的发展途径。传统经典诠释走的路线基本上与汤先生讲述的没有太多差别。抓住语言表达的正确意义，正确的表述方式，集体或个别，为现代人提供过去或传统的面貌，这样便产生传统的经典诠释。本体诠释学对中西形上学与本体哲学及宇宙观的建立，以及对本体性的思想与理念差异非常关注，但却不忘寻求其相关的整体性与统合性，自然也不否定其他对本体的基本诠释，以寻求其相通与融合。

本体诠释学强调本体的一元而多体，也强调人之一体中本、体、知、用、行的一致性与可通性。在基本方向上，中国本体学不同于西方：西方二元哲学强调上帝与人的差别，知识与行为的差别，价值与事实的差别。海德格尔想打破这种哲学格局却不成功。对当代中国而言，恢复国学，寻求文化复兴，就必须要掌握文化传统中哲学思考的历史意义与价值所在，就不能不问本源何在、体系何在、根据何在、发展何在，以及它与西方本体诠释学的异同何在。而要回答这些基本问题，就不能不面对本体学的思考与本体诠释学的诠释功能。

总结来说，中国诠释学基于中国人对人与生命本体的哲学探讨，也基于具体处境与对象的深入认识，包括对中国哲学的更广泛的认识，在更深刻的基础上说明中西不同。西方的存在结构与中国的本体结构不同，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有中国的诠释学，西方有西方的诠释学。未来怎样解决中西方文化差异的问题，自然必须从本体的诠释入手，对于如何指导人的实践行为，也必须从本体的理解开始。这两点是本体诠释学特别强调的。在这个意义上，本体诠释学把中国诠释学这些具体事实融合于其中，应能更好地实现这两个方向上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