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生命在本质上是一种自我超越和自我创新的生成运动，而它的生成动力又建立在生命内部的自我给予的动力学原则基础上。所以，把握诠释的复杂性及其在可能性和不可能性之间的悖论，必须把目光转向生命内在深处的自我给予机制及其复杂运作奥秘。

在一定意义上说，诠释在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之间的紧张状态，同生命中的自我给予性所一再面临的不可能性及其深不可测性，始终保持密切的关系。

古典诠释学的奠基人之一、浪漫主义诠释学家施莱尔马赫曾经把诠释学界定为“理解的艺术”（Kunst des Verstehen）和进行正确解释的技艺（die Technik der richtigen Auslegung）。2伽达默尔也说，诠释是宣告、翻译、说明和解释的艺术。3我们还可以举出关于诠释和诠释学的许多类似定义，从不同角度和不同视角说明诠释的性质。所有这些关于诠释的定义，基本上是把诠释看作是解释和理解语言文字所构成的论述或文本的意义的活动，而其基本特征就是从语言的角度去了解诠释的性质及其运作逻辑。

其实，诠释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生存能力，它虽然通过语言文字及其论述和文本结构的运作来进行，但它与人类生命本身的性质及其复杂的生存过程有密切的关联，甚至可以说，诠释在语言文字层面的活动，只是展现诠释的表面构成因素；诠释在语言文字层面的运作，不过是作为生命活动的诠释的现象表演；诠释的本质，乃是人的生命的高度优化能力及其灵活的生存技艺的集中表现，它显示人类生命旨在寻求优化生存方式所可能采用的一种文化创造状态。

海德格尔曾经试图以“此在的诠释学”探索诠释的生命基础。但海德格尔显然仅仅从个体生命的此在性出发，寻求诠释由之出发、而又回归于终的根基。4海德格尔还进一步试图在此在分析的基础上探究个体性存在的普遍性根据，使他在超越一切此在的存在中，即在超越现实性的可能性中，推导出一切此在的真正原型：“可能性高于现实性。因此，现象学的理解就在于把理解当成可能性”。5

问题在于，可能性在本质上就是不可能性；一切可能性都以不可能性的普遍存在作为其立足的先决条件或基本前提，就像一切现实性都以可能性的普遍存在作为其基本前提一样。当海德格尔论证此在是“能在”，并由此论证可能性构成了此在生存论环节的可能性的时候，他仍然还没有跳出此在的诠释循环。

海德格尔的此在诠释学的重点是推翻传统形而上学，他只是在哲学范围内，在存在论范围内，而且也只是在个体的此在存在论范围内探索诠释的可能性及其复杂性。突破可能性与现实性之间的矛盾及其难题，不能只是在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寻求出路，而是要在生命的不可能性以及生命超越不可能性的可能性中找到解决可能的途径。

利科恰当地指出，诠释活动本身就是一种事件，甚至是各种事件的复杂交错网络，因为整个诠释的过程必须历经文本、话语、思想和行为的完整活动，它既要通过语言，又要超越语言范围而同发生诠释活动的整个生活世界发生密切的联系，进行复杂的交往。语言在其中穿针引线，又在不同程度上对诠释本身进行干扰、限制、压制和伸展，因为语言在发生作用时，会遭遇到生活世界中各种复杂的活生生的力量，并同它们进行相互渗透。语言对诠释的干扰，具有悖论性质：一方面，语言对诠释的干扰，显示语言面临复杂的现实世界时所可能出现的多种选择方法，显示诠释者与被诠释者之间的极度复杂性；另一方面，语言的力量会在时间、空间及其历史维度的伸缩中受到扭曲，受到预想不到或不可预测的加工、篡改和转化，特别在隐喻、借喻和换喻的交互转化中，同想象、现实、历史诸因素扭成各种新的意义纽结，使诠释不知不觉地朝向不可知的方向发展。

因此，利科认为，一切存在，如果要成为一种真正的存在，就不能再沿着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存在论的思路，必须拒绝使自己局限于自身，同样也要拒绝使自己选择走上“短程”的生命通道，而是要使自身一再地走上曲折的诠释绕道（le détour herméneutique），在各种意义的外在表现，在文化所展示的各种例示中，在社会、政治、宗教及人文科学的领域中，进行尽可能曲折的绕道，并在绕道中实现同它们之间的对话、交流和相互理解。也就是说，意识必须通过无意识（l’inconscient），也就是通过利科所说的“欲望的语义学”（la sémantique du désire），直观（l’intuition）必须通过批判的诠释（l’herméneutique critique），也就是通过一种“怀疑的诠释学”（l’herméneutique de la suspicion），理性必须通过语言，语言也要走出抽象的语言本身而成为活生生的论述或言谈（le discours），而反思又必须通过诗式的想象（l’imagination poétique），把法国古典时代思想家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 1621—1695）所说的“诗性与宗教之间所固有的持久的含混性”带入诠释活动，迎合生命运动所需求的带有一定程度的神秘需求，让诠释与生命一道始终向往彼岸的不可能性，用永恒的不可能性引导生命自身跳出可能性的陷阱。

显然，利科认为，一切存在必须通过对于异域和异于自身的“他者”的“诠释的绕道”，才能使自身充实和成熟，使自身获得一再的重生，延长自己的文化生命，并提升自己的生命的价值。当然，利科所说的诠释绕道，从来都不是停留在精神思想领域，而是归根结底必须诉诸行动（l’action），实现从诠释的文本而走上行动领域的超越。这种诠释的行动，一方面敢于对一切现实世界的苦难和罪恶，承担起道德的责任，另一方面又以诗意般的想象，对于一切不断变化和不断更新的各种意义，敢于做出创造性的回响和反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利科最终把诠释学干脆说成是行动的诠释学（l’herméneutique de l’action）。这种朝向行动的诠释学，是以利科所说的行动的存在论（l’ontologie de l’action）为基础的负责任的乐观世界观和人生观，一种建立在踏实的可永恒开发的行动基础上，不断实现富有进取性的反思精神活动的“渴望生存”（désire à être）的生活态度。

但利科毕竟还是过多地把目光转向外在世界及他者，从哲学转向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长程迂回过程，试图在生命及其外在环境各复杂因素间的矛盾中，在哲学的不可能性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开放迂回的可能性中，把诠释扩大成超出个体生命运动范围的生活世界诸因素与个体生命间的交错运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