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辽朝密宗及“显密圆融”思想
一、辽朝密宗的代表高僧及其著作
（一）总秘大师觉苑及其著作
觉苑为辽兴宗、道宗时著名的密宗高僧，同时是一位精通华严学的佛教思想家。他的著作现存有《大日经义释演密钞》（全称《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义释演密钞》）十卷，是研究辽朝密宗思想的重要资料。觉苑虽为辽朝著名高僧，但传世僧传未见其生平事迹的记载。现在只能通过辽人赵孝严和觉苑本人为《大日经义释演密钞》所作的两篇序文中，大体了解他的一些事迹。赵孝严在序文中记载：
时有总秘大师赐紫沙门觉苑，细攻蚁术，长号鹏耆。学赡群经，业专密部。禀摩尼之善诱，穷瑜伽之奥诠。名冠京师，诏开讲会。最上乘之至理，由此发扬。因集科文五卷，通行于世。师自是谈演之暇，乘精运思，复撰成钞十卷。……亦既进奏，亟命雕锼。[295]
觉苑在其自序中也记述了写作该书的经过：
（引者注：道宗皇帝）爰命琐才，俾宣密咒。因咸雍初提总中京大天庆寺，属以时缘，再兴未肆。……越大康三年，忽降纶音，令进《神变经》疏钞科，则密教司南时至矣。[296]
综合以上记载，可知觉苑曾师从西域高僧摩尼学习密法。摩尼不见于僧传，据赵孝严序文记载：“暨我大辽国有三藏摩尼者，从西竺至，躬慕圣化，志弘咒典。然广传授，未遑论撰。历岁既久，逮今方兴。”[297]可知此三藏摩尼为西天竺人，精通密法，但以教学传授为主而无著述。觉苑在辽道宗时的佛教界知名度很高，所谓“名冠京师，诏开讲会”，他与鲜演大师一样，属于道宗皇帝的高级顾问僧官。他在《大日经义释演密钞》中署名为“燕京圆福寺崇禄大夫检校太保行崇禄卿总秘大师赐紫沙门觉苑”[298]，在《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中则署名为“燕京右街检校太保大卿沙门觉苑”[299]。由此可知，觉苑被道宗皇帝授以“总秘大师”的称号，以及检校太保、崇禄大夫、行崇禄卿等官衔，他常住于燕京的圆福寺，并于道宗咸雍初年任中京大天庆寺提总。在道宗皇帝的亲自授意下，觉苑为唐代一行禅师的《大日经义释》作注疏《大日经义释演密钞》，这正反映出他作为辽朝密宗代表人物的重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觉苑将辽道宗皇帝称为“密教司南”，这说明辽朝佛教界确实将辽道宗视为“教主”。
觉苑在序文中还提到了他校订《大藏经》的重要事迹，称辽兴宗“志弘藏教，欲及迩遐，敕尽雕锼，须人详勘。觉苑持承纶旨，忝预校场”[300]。据吕澂、罗炤、李富华等学者的考证，觉苑受敕命校正的便是辽圣宗时完成的契丹版《大藏经》，并将圣宗时代的藏经505帙续补为579帙[301]，可知他在兴宗时代已经是著名高僧。而据《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记载，道宗咸雍四年（1068），觉苑与居士邓从贵在燕京阳台山清水院（今北京市西山大觉寺）印造《大藏经》五百七十九帙，并“创内外藏而龛措之”[302]。此《大藏经》应当就是经他续补完成的《辽藏》（又称《契丹藏》），由校正《大藏经》的事迹可知，觉苑虽以密宗大师知名，但同时是一位精通各宗义学的高僧。
在佛教义学方面，觉苑虽然对密宗义学最为精通，但对华严学也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其《大日经义释演密钞》虽然是对密宗经典的注疏，但其中包含有许多华严宗的理论学说。关于该书具体思想内容及理论特色，将在下文进行论述。
（二）显密圆通法师道及其著作
道㲀[303]也是一位精通华严学的辽朝密宗高僧，其著作现存有《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一书，该书序文称其为“显密圆通法师”，可见注重显教华严学和密教思想的融合是其主要的思想特点。道㲀的事迹在传世僧传失载，可依据的传记资料只有《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卷首辽人陈觉所作的序文，以及该书卷末道㲀弟子性嘉所作的后序。关于其生平，陈觉序文记载：
今显密圆通法师者，时推英悟，天假辩聪。髫龀礼于名师，十五历于学肆。参禅访道，博达多闻。内精五教之宗，外善百家之奥。利名不染，爱恶非交。既而厌处都城，肆志岩壑。积累载之勤悴，穷大藏之渊源。……因是错综灵编，纂集《心要》。文成一卷，理尽万途。[304]
性嘉在《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并供佛利生仪后序》中记载：
今我亲教和尚，讳道[305]，字法幢，俗姓杜氏，云中人也。家传十善，世禀五常。始从龆龀之年，习于儒释之典。天然聪辩，性自仁贤。博学则侔罗什之多闻，持明则具佛图之灵异。……由是寻原讨本，采异搜奇，研精甫仅于十旬，析理遂成于一卷，号之曰《显密圆通成佛心要》并《供佛利生仪》。[306]
陈觉和性嘉作序文时，道㲀依然在世，因此两文并无其卒年的记载。陈觉为道宗时人，《辽史·道宗本纪》记载陈觉曾作为使臣吊祭宋英宗赵曙[307]，咸雍五年（1069）撰有《秦晋国妃墓志铭》[308]。此外，道㲀在《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卷下末尾记：“今居末法之中，得值天佑皇帝菩萨国王，率土之内流通二教，一介微僧幸得遭逢。”[309]天佑皇帝为辽道宗的尊号，可知道㲀为活动于辽道宗时的高僧。他在《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中署名为“五台山金河寺沙门道㲀”，可知金河寺为其常住寺院。金河寺位于蔚州五台山（今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小五台山）[310]，今存遗址。历史上的金河寺为辽西京地区的重要寺院和佛教义学中心，辽朝高僧行均[311]和道㲀均为金河寺僧人。据《辽史》记载，辽圣宗于统和十年（992）“九月癸卯，幸五台山金河寺饭僧”[312]；辽道宗咸雍九年（1073）七月“幸金河寺”[313]，可见西京蔚州金河寺在辽朝佛教界具有重要地位。
综合以上两文的记载，可知道㲀为云中（今山西省大同市）人，字法幢，俗姓杜氏。他出生于一个信奉佛教的家庭，童年时就礼拜名师，学习儒家和佛教经典；出家后持戒谨严，参禅访学；并曾隐居山林研习《大藏经》。相比于前述诸位高僧，他与皇室的关系似乎较为疏远，序文中并无皇帝召见、赐号、加官之类的记载，似乎符合“利名不染，爱恶非交”的记载。此外，据《燕京永安寺释迦舍利塔碑记》[314]和《显密圆通建舍利塔记》[315]等碑铭记载，道㲀曾于辽道宗寿昌二年（1096）建造过舍利塔，可知道宗后期他依然在世。在佛教义学方面，道㲀精通显密两教，显教以华严学见长，密教则以准提法门为主。他的主要著作有《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一卷及《供佛利生仪》（附于《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后），前者是华严宗和密宗思想结合的产物，集中反映了他的显密融通思想，对此下文将进行论述。
（三）石刻文献中所见辽朝密宗僧人与“显密圆融”学风
在现存的辽代碑刻文献中，记载有另外一些密宗僧人的简要情况。据辽道宗咸雍八年（1072）王鼎撰《蓟州神山云泉寺记》记载，志秘上人俗姓李氏，蓟州人，先在盘山甘泉寺修行，后来到蓟州神山创建云泉寺，“正殿之中，实以本尊八菩萨，颇加严饰，以备归依”[316]。这里提到的“本尊八菩萨”应当是指密宗所崇奉的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弥勒菩萨、虚空藏菩萨、普贤菩萨、金刚手菩萨、除盖障菩萨、地藏菩萨八大菩萨，其经典依据主要是唐代不空三藏所翻译的《八大菩萨曼陀罗经》。八大菩萨形象在现存的辽代佛教文物中也有发现，如辽宁朝阳北塔天宫北壁雕刻有八大菩萨曼陀罗，山西应县木塔五层塑有八大菩萨曼陀罗，皆为辽朝密宗遗迹[317]。因此，从建造“本尊八菩萨”像“以备归依”来看，志秘上人应当为密宗僧人。此外，据韩温教《金山演教院千人邑记》，沙门弘昇、志霞与居士田辛曾在涞水县金山演教院建有正堂五间，“正面画本尊八菩萨形象”[318]，则弘昇、志霞可能也属密宗僧人。
值得注意的是，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显密圆融”即华严宗和密宗兼学并重是辽朝佛教界的普遍风气，这不仅在觉苑、道㲀的著作中有鲜明的体现，在现存的辽代石刻文献中也有反映。据大安六年（1090）《为自身建塔记》记载，涿州（今河北省涿州市）广因寺沙门守恩以密宗修行为主，“持诸杂真言，大悲心小佛顶胜六字观音满愿金刚延寿文殊一字咒”及“《大方等经》”（即《大方等大集经》）、“《大般若心经》”等经，可知守恩本人是一位以密宗为主，精通义学的僧人。但其后题名的法孙则有“讲《华严经》奉美”“习《华严经》沙门奉成”，可知两人为华严学僧，此外还有“讲经律论沙门奉昭”“重孙持念沙门智觉”等题名[319]。守恩及其弟子对密宗、华严宗等显密宗派的兼学，应当是当时辽朝佛教界的普遍情况。
此外，据乾统七年（1107）《宝胜寺僧玄照坟塔记》记载，该寺僧人玄照以《华严经》为主要研习经典，“一旦听读《大华严经》，玄谈方周，六载未曾有辍”[320]；同时还将持念密宗经咒作为重要的宗教修行，“诵得《观音品》《般若经》《梵行品》《大准提陀罗尼》《灭罪陀罗尼》《佛顶心陀罗尼》《一字顶轮王陀罗尼》等”[321]。据天庆十年（1120）《易州马头山善兴寺华严座主塔记》记载，曾有被称为“华严座主”的僧人住于易州（今河北省保定市易县）马头山善兴寺。由其名号可知，该僧人虽以华严学见长，但该文又记载他曾念诵《大悲心》等密咒真言共一百三十六万遍[322]，可见他对密咒修持也颇为重视。
由此可见，华严宗和密宗兼学并存也是辽朝佛教界的普遍风气，这反映出辽朝华严宗和密宗的兴盛，以及两者相融合的“显密圆融”特点。这不仅体现出辽朝佛教的特色，同时也是辽朝佛教思想界的创新所在。对此，下文将从思想融合的角度对此做进一步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