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旨发言
新阅读的资源生产与“文”“艺”类型的形成
黄显功
（上海图书馆）
阅读是人们获取信息与知识的过程。各个时代的不同群体与个人在接收信息与知识的过程中，将受到文献资源生产的客观环境与条件的制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献载体的形式与生产方式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阅读。19世纪以来，中西文化的交流互动扩大了中国人的阅读视野与知识疆界，促进了官员、士绅、学子与市民阅读结构的转移，形成了新的阅读空间，推动了中国近代新的文本类型与艺术类型的成长与发展。晚清以来新式传播媒介在这转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既形塑了知识的学科化与出版物的类型化和功能性，也顺应了读者的阅读需求而不断创造出新的出版物与艺术创作。本文在此以报刊为考察对象，以“文摘”和“画报”两种类型为例，解析新阅读的资源生产与“文”“艺”类型的形成。
一、大变局时代的中国出版与阅读变化
阅读的变迁史既与书籍史相关联，同时也受制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阅读资源的生产结果与阅读对象具有互动关系，两者在变化的背景下，直接促进了阅读的新变迁，形成阅读的新状态。
1．西学东渐进入新阶段。明末清初以来，西学东渐是一个不断影响中国人世界观和知识体系的过程。数百年间，前期的西学只在少数的知识精英和开明官员中发挥了知识传播的影响，到晚清时期，随着沿海城市的陆续开埠，传教士、外商和外交人员的不断进驻与侨民化，西方文化以强劲的势头涌入中国。除了传教士开创的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发展，外商还纷纷在华开办报刊，出版图书，兴办学校、医院，设立工厂、商铺，操纵经济、贸易、金融、航运等领域。西学不仅以印刷载体的形式在中国传播，还以文化的实体形态被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感知，在有形和无形中介入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中。
2．中国出版形成新格局。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的知识资源经历了崭新的重构，知识的阅读对象与生产机制，出现了一系列变革性的转型与发展。知识资源的商品属性，随着出版物的发行进一步得到了加强。上海是我国受到西学影响最大的城市之一，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出版充当了文化先锋的角色。多元化的出版格局和数量众多的出版机构使上海成为中国的出版中心。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数量可观的各种出版物，构筑了中国人新的知识版图，扩展了阅读空间的外延与内涵，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与知识的方式与途径。随着地理区位优势的不断加强，上海不仅在经济方面日益显现出沿海城市的枢纽地位和辐射内地的龙头影响力，在文化方面也以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吸引了中外各类文化人士在此融汇古今中外。引领时代风气。承载文化创新成果的各类报刊图书，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阅读生活，上海成为中国阅读资源类型最丰富、传播输出能力最强的城市。
3．读者阅读产生新群体。与知识传播和阅读直接相关的教育模式在晚清发生了重大变革。新学制的出现，教学形式的转变，学生教材的更新，以及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均对中国人的阅读转向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晚清是中国社会从封建帝国向近代转型的时期，传统士人出现了身份转向，而新兴阶级的形成以及“口岸知识分子”的崛起，使知识资源的社会功能发生了改观。知识的价值再造促进了阅读的多元化与非功利性，知识的实用性日益受到了人们的重视。(1)都市的崛起催生了市民文化的繁荣，适应不同性别、职业、年龄的读物陆续出现，于是读者群体日益扩大，不断造就了新的读者群体。
4．阅读结构出现新转移。在晚清社会大变局的背景下，新的阅读空间促进了人们阅读结构的转移，即有别于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而是面对新知识、新学科、新文本的信息与知识，其知识体系更新为中外结合和学科化的专业知识，以及国内外时事新闻，文学艺术等内容。其阅读的视野、文本的形式与内容的选择，均比以往有极大的超越。特别是日益增长的翻译书刊和传教士的编纂著述为中国人建立了新的“知识仓库”(2)，如上海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南洋公学译书院、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图书等。此时的新阅读不是对中国传统知识的全盘传承，而是对“西学”与“东学”的学习，是跨文化、跨语境的知识更新。这种转移的结果在20世纪初呈现了不可逆转的结局，即中国传统经典从“知识资源”转变为“学术资源”，失去了主导地位。(3)
所以，时代变局下出现的以上与阅读相关的新变化，对阅读的资源生产也产生了直接影响。晚清以来，中国近代文献资源生产的文本形式、内容结构、视觉感受突破了古代抄本和刻本的传统定势，随着印刷技术与材料的迭代更新，经专业出版人员的编辑，形成了书、报、刊三大类型的出版物，由此构建了作者、编辑、读者的新型关系和“知识生产”与新文本阅读的新景象。
二、报刊是中国近代出版的新起点
报刊是不同于书籍的连续出版物，它的演变是中国近代出版的主要考察对象之一。近代意义上的报刊是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的产物，是随着我国城市文化和市民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起来的。早期的中国报刊在传教士的主持下出版，他们出于传教的需要，自1815年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起，从南洋渐次向香港、广州等地发展，将西方的新闻媒体工具逐步引进到我国沿海城市与内地，带动了中国近代报刊的出版，推动创建了以报刊为主要载体的中国近代舆论场和新阅读文本。在此从读者的视角对报刊阅读略作考察。
当习惯于中国传统图书表述文体的士人阅读翻译图书时，对其结构差异曾经历了一个适应过程。如关注西学的孙宝瑄在日记中说自己读完《日知录》后，感到“我国人自古著书多无条理，往往凌杂续成，无首尾一线到底者。试观释家之书及西人书，则节目条贯，无丝毫紊杂为可贵也”(4)。新式文本的报刊同样有一个适应读者的过程，这种阅读的适应性调整首先来自报刊主办方的努力。在早期传教士主办的出版物中均有内容从注重传教到增强世俗化转变的特点，以此争取更多的读者，如影响最大的传教士中文刊物《万国公报》在前身《中国教会新报》的基础上，“历次变革与举措的主要目标是为了争取读者，扩大发行量。所以，就《万国公报》而言，其社会影响力的形成，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主办方的极力推动，二是读者的阅读层次与群体响应”(5)。晚清时期的传教士采取多种形式，“根据不同的群体，采用多样的传播形式，针对对西学有兴趣者，出版科学书籍与科学期刊，与官方合作举办征文比赛，且在科考时发散小册，以扩大在士人间的影响力。针对文化水准不那么高的，除了口语宣传之外，有采取当地方言写成白话期刊与宣传品。由以图画为主文字为辅的画报。几乎所有的传播形式都运用上了”(6)。这种适应性调整的出版策略正是对早期利玛窦倡导的适应性传教策略的一种应变性继承。
此外，中国近代的商业性报刊在经营的过程中，也积极应对读者的需求，不断调整策略与内容，增强报刊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如1872年4月30日创刊的《申报》，不仅价格低，而且在内容上十分注重迎合多层次读者的阅读趣味，《本馆告白》曾声称：“上而学士大夫下而农工商贾皆能通晓者，则莫如新闻纸之善矣。”(7)因此，除了丰富的新闻外，增加了人们喜闻乐见的诗文、图画等，仅8个月即挤垮经营十余年的《上海新报》，成为影响最大的中文报纸。《申报》所开创的商业化经营模式，对中国报业发展具有示范效应，促进了报刊出版以读者为中心的经营理念的发展。
报刊作为中国近代新式传播媒体，为读者提供了大量的新阅读资源，这种连续性出版物培育了中国读者新的阅读习惯。但从接受度来看，报刊的读者范围从19世纪中期的士绅逐渐向市民和普通民众扩展。戊戌变法后，报刊出版数量明显增长，报纸成为清末民初舆论场中的喉舌，影响日益增强。19世纪末，在变革思潮的推动下，涌现了面向大众读者的白话报刊，1900年到辛亥革命，各地的白话报达一百多种。至此，报刊的读者群体更加多元。(8)1904年还出现了供人免费阅读报刊的“阅报社”，到1905、1906年时，各地阅报社大量出现，《大公报》等报纸上对此有许多报道。兹以北京为例，《大公报》1905年6月12日报道：“北京志士纷纷设立阅报处、讲报处，诚于下等社会及寒士有大禆益。”据统计，“北京一地到1905年7月底前为止，共有十处；到1906年的2月就已经增加到二十几所；到6月共有二十六所”(9)。《大公报》1905年5月5日报道，1905年成立的北京西城阅报社，内有《中国白话报》十六册，《福建白话报》三册，《广雅报》一册，《广雅俗报》四册，还有《湖南俗报》《安徽白话报》《新白话》《童子世界》《启蒙画报》等京津等地的报纸。直到1910年，《大公报》还刊登了一篇《推广阅报社之益》：“大抵开通民智之难，莫难于使之自愿。故强迫不可也，劝导无效也。使之自愿之道，殊无过于广设阅报社。阅报报社之设置甚易，只须择公有地方数处，略备椅桌，购置各种日报而已。”“阅报社一事，非为城邑所不可少，乡镇之间亦宜同时举办。”(10)阅报社成为“开民智”的举措之一得到了社会认同，设于寺庙、茶楼等处的阅报社多由有识之士、商人、出家人出资支持，之后官府士绅也参与其中。1910年公布的《京师地方自治章程》将设立阅报社也列入了规划。
倡导阅报还体现在学校对报刊的重视，晚清时期的部分学校将此列为“日课”阅读。如光绪二十三年（1897），某御史“以现在各省士子，不知时事者，实繁有徒”，“因特具奏请饬各直省地方官，传谕各书院肄业诸生，均须将日报留心观览，以扩见闻，则异日身入士途，当可一洗迂腐之习，不至于世故人情，茫无理会”(11)。这是迄今所知通过政府将报刊阅读列入学校教育的最早记载。之后求是书院订有《阅报章程》，陕西课吏馆颁布《阅报条规十则》，将阅报纳入学校教学制度中。当时，人们对报刊已有如下认识：“农工有报，商业有报，政法有报，经济有报，有普通报，有专门报。要而言之，无事不有学，即无学不有报，无人不知学，即无人不阅报。”(12)
辛亥革命后，各地报刊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创办，除了五花八门的党派报纸外，专业性报刊也陆续问世，城市中大量的文艺类、娱乐类报刊成为市民文化的消费品，吸引了大量读者。如上海的小报是“一类数量很大，有广泛读者的报纸”(13)。其“读者主体是职员、店员、学生和粗通文墨的市民，但是政府要员、上海闻人、出身显赫的上海寓公、大小公馆里的有闲人士喜欢读小报的也不在少数，甚至不少新文学作家也有读小报的嗜好”。因其庞大的读者群，上海的小报“总数至少在一千种以上”(14)。
中国近代报纸是一种新式传播媒体中的阅读文本，读者接受方式的变化正如戈公振先生所说：“嘉道间，报纸多系送阅；咸同间，报纸多系挨户乞阅；光宣间，报纸始渐流行，然犹茶余酒后之消遣品也。共和告成以来，报贩渐成专业，派报所林立。”(15)因此，中国近代报纸在出版的过程中，演绎出一系列新的出版物，不仅丰富了中国读者新阅读的资源，而且有助于我们探讨“知识生产”的内在逻辑和读者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考察出版史与阅读史之间的关系。
三、文摘：报纸出版的二次文化消费
报纸作为连续性出版物，各家出版周期、篇幅、发行范围与数量、阅读对象均不相同，各具特色。报刊出版具有周期短、时效性强的特点，是一种即时性的文化消费品。因其数量多，影响大，读者难以遍阅，客观上具有信息整合、精选加工的内在需求。在此基础上出现了选择性的文摘类报刊，这种衍生性出版物是阅读需求催生的产物，其所呈现的文献再生产现象，不仅是报刊出版的二次文化消费，还具有新阅读的价值取向。
文摘具有信息密集、内容指向性明确的特点，从阅读的角度具有以最少时间获取最大信息量的功效。其体例有选报、选刊、选书，文本形式有全录、摘录（或全译、摘译）及缩写等。尽管现代文献学、情报学对文摘的定义莫衷一是，但我们从文摘的基本特征与编者的目的这两方面仍能对我国早期的文摘进行分析考察。纵观晚清民国百年间的文摘读物，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以官方阅读为主的翻译类文摘报刊；二是面向大众的文摘报刊。在此择要介绍和分析。
1．以官方阅读为主的翻译类文摘报刊：《澳门新闻纸》和《西国近事汇编》
《澳门新闻纸》 1839至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面对英军的侵扰与鸦片走私，林则徐奉旨在广东禁烟期间，组织4位译者，开展了一项翻译英文报纸的活动，以期“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16)。这份根据当时英文报纸内容选译的《澳门新闻纸》，林则徐认为“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御准备之方，多由此出。”(17)因此他除了自己利用之外，也抄送广东同僚与他省督抚官员参阅，还曾将部分内容附折奏呈道光皇帝御览。据学者苏精研究，“《澳门新闻纸》的底本就是《广州记事报》《广州新闻报》和《新加坡自由报》三者，其他如《中华从论》或伦敦、孟买、孟加拉与其他地方的报纸与书籍，都不是《澳门新闻纸》的底本，或者只能说是间接的来源。”(18)《澳门新闻纸》内容译自以上三种报纸中的新闻、社论、行情、广告等栏目。选择什么内容翻译？苏精推测或许是林则徐先提出主题范围要求译者据此翻译；或许是由译者将一天的报纸每则内容的主题译出后，由林则徐及其幕僚圈出要译的内容；也有可能完全交给四名译者自行选择，译出内容后呈林则徐批阅。(19)从1839年7月16日到1840年11月7日，《澳门新闻纸》的翻译文字超过十万字，共有177篇，每篇开头均注明译文来源，即某年某月某日的某地新闻纸，另起一段为译文内容。若是与前一篇来源相同，则标以“又”字。遗憾的是，这部中国人的“第一部英文中译作品”，因译者水平的限制出现较多问题和错误，“导致林则徐虽然睁开了眼，看到的却是笼罩着一层薄雾也有些扭曲变形的世界”(20)。
《澳门新闻纸》原件现已不存，如今可见的是两份分别藏于上海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的稿抄本。从其形式来看，具有连续性；在文本的生成方面，有相当于编辑部的专职人员负责编译；在材料来源上有特定的对象。因而，这可归入专供官方读者利用的编译性文摘。
《西国近事汇编》 这是1873—1900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主办的以翻译国际时事新闻为主的出版物。对于它的性质，学术界有书籍说、报纸说、期刊说三种。基于笔者对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历史与文献的整理(21)，《西国近事汇编》的文献性质应归为期刊。
《西国近事汇编》又称《西国近事》或《近事汇编》，从同治十二年（1873）创刊，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停刊，连续出版28年，每周出版一期（个别几期是相隔两周、三周或四周出版），每季或每年汇编成册，连续出版了1 320期，共108卷，是晚清官办的一份时间最长的连续出版物。先后参与编辑该刊的中外人士有15名，该刊报道内容涉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注明消息来源的报刊有200种左右，另有国内外电讯、来信以及翻译馆采编的新闻和部分中国的中英文报纸，重点报道西洋各国的外交、政治、军事、社会、科学、宗教等，是一份综合性的国际新闻译刊。其体例属于“选报”，即有编选意图地从各种外文报纸中选译相关主题内容。
2．上海出版的面向大众的文摘报刊：《集成报》《萃报》《选报》《文摘》《月报》和早期的《东方杂志》
《集成报》是旬刊1897年5月6日由陈含创办于上海。1898年5月出版至第34期后停刊。该刊内容多取诸《时务报》《万国公报》《汉报》《博闻报》《新闻报》《官书局报》《中西报》等，以及《美国纽约报》《巴黎时报》《日本内阁官报》《上海字林西报》等外文报刊。所摘内容，颇为丰富，遍及政治、科技、实业、历史、地理以及掌故、轶闻等。因《集成报》的成功，引起了人们对文摘报刊出版的热情，之后沪上又出现了三种类似的刊物。另一种《集成报》是4年后，即1901年4月在上海创立的刊名、内容、刊期、装帧、型式均与前者相同的一种文摘期刊，共出版了49期。所不同者，只是前者为连史纸石印，后者为有光纸铅印。1897年8月22日，由梁启超写《叙》的《萃报》出现在读者面前，此刊所选内容在栏目之下按国别、地区分类编排，在沪出版了20期后移至武昌出版。1901年11月，上海新创刊的《选报》旬刊问世，由蔡元培作《叙》，出版42期后改为周刊。
我国正式以“文摘”命名的刊物是1937年元旦出版的《文摘》月刊，由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孙寒冰主编，复旦大学文摘社出版。这份诞生于抗战时期的刊物具有明确的时代特色，积极宣传抗日，以首次刊发斯诺发表在《亚细亚》英文杂志上的《毛泽东自传》译作而闻名。“八一三”上海淞沪战役后次月，《文摘》改名为《战时文摘旬刊》，随着向后方的大迁移，转到汉口、重庆出版，抗战胜利后回沪，1948年终刊。这是民国时期出版时间最长的文摘刊物。1937年1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月报》也属于文摘刊物，出刊7期后因战事而停刊，此刊每期篇幅多达250页左右，内容十分丰富。
20世纪初还出现了一份不同于上述以新闻和知识性内容为主的文摘杂志，即我们熟知的《东方杂志》。它在创办早期（1904—1908），是以“选报”的形式问世的，选择了当时48种有影响的报刊上的论说为内容，“通过汇集众家言论来体现自身的政治理念”(22)，是一份独具特色的舆论性文摘刊物。直到1908年7月第五卷第七期起的调整后，其“选报”体例才逐渐消失。
此外，文摘报刊还有上海的《经世文潮》（1903年）、《文萃》（1945年）、《读者文摘》（1946年），广州的《述报·中西近事汇编》（1884年）、金华的《萃新报》（1904年）、武汉的《半月文摘》（1937年）、北京的《时代文摘》（1944年）、山东的《新华文摘》（1945年）、长沙的《时代文萃》（1946年）、重庆的《现代文摘》（1947年）等。兹不具述。
3．文摘报刊创办的原因
历史上的新文本的出现均有其背景与场合，对新文本进行加工再利用是文献传播史上的常见现象。原始文献与再生文献交互后所产生的新文本具有多种类型，而不同形式的文摘读物，正是适应阅读需求而产生的新资源。其产生的原因有以下三方面。
一是顺应时局的政治需要，给执政官员提供参考。由于清王朝的闭关锁国，中国人缺乏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在时局的逼迫下，统治者才意识到知“夷情”的重要性。《澳门新闻纸》虽然存世时间较短，阅读者仅限于少量的上层官员，但林则徐的创举仍应载于史册。多年后，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到“中国自林文忠督广时，始求外国新闻纸而读之”时，充满了赞赏之情。《西国近事汇编》的出版是洋务派务实求知的重要举措，希望“选沉潜缜密之士，凡各国之传承闻可信者，简其要而删其繁，分类辑录，以备省览”，以达到“录新报以知情伪”、“考其形势，觇其虚实”和“可资策画”的目的。(23)这两份晚清文摘类读物的存在，正可说明历史上“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摘的政治家”对此的需求。(24)
二是大众阅读需求的推动。维新运动时期我国近代报刊发展进入繁荣的阶段，各种报刊纷纷登场。中国有多份文摘报刊创刊于20世纪交替前后。《集成报》在创刊的《叙》中说，当今“综日报计之，每月不下几百纸，中人之产，中材之士，纵观非易，遍购又难”。胡愈之在《月报》创刊卷首的《这一月》明确地说出了办刊的目的：现在国内发行的报刊有千种以上，“每一种刊物都有值得一读的文章，但是也都有不值得一读的文章，如果把所有的刊物都读过，不用说平常人没有这么多的钱，就是时间也不许可，为了弥补这一缺点，我们才想到办这么一个综合刊物”。所以，为读者着想是文摘报刊的办刊宗旨。
三是出版界自我反省与革新的产物。《集成报》创刊的意图如孔昭晋在《集成报叙》中提到的，“日有日报，旬有旬报，月有月报”的报刊繁荣中，存有六大憾，即“各报有长短，有是非，限于见闻，局于体例，一憾也；择焉不精，语焉不详二憾也；专攻时政，或伤国体，三憾也；累牍雨晴，连篇琐屑，四憾也；好丹非素，论甘忌辛，意见所歧，交构之渐，五憾也；把持暖味，假托谣传，乞米受金，以文为市，非特无以劝惩，甚且借之牟利，自刽以下，吾无讥焉，六憾也”。此外，仍有一憾，即“中人之产，中材之士。纵观匪易，遍购尤难，即识能纵观，力能遍购，积以岁时，浩如烟海，其中军国之大政，华夷之变局，伟人硕士之论说，未易得其二三，何况对其八九”，此为“六憾之外一大憾也”。因此，为解报刊之憾，需“专集各报，节其所长，去其所短，取其所是，辟其所非，类聚群分，都为一册”。为《萃报》写《叙》的梁启超也对晚清风起的报刊批评道：“报章体例未善，率互相剿说，杂采澜语，荒唐悠谬，十而七八；一篇之中，可取者仅二三策”“每日一纸，芜词过半”。所以，须对众报刊的缺陷进行“节长”“去短”“取是”“阙非”的工作。既能纠偏众报缺失、又可促生新报种的“无憾”之举，正是报界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自我反省与革新的产物。
四、画报：开创了机器复制时代的图像艺术的发展与文本阅读
中国自古有图文并重的传统。长期以来，文字和图像是中国古代文献媒介上的主要视觉对象。图像作为一种视觉存在，一直在图书阅读史上发挥着作用，不仅吸引着读者的阅读兴趣，而且有众多艺术家为之绘画插图。“左图右史”作为我国先人对图文并重的概括，既体现了一种“图书观”，也反映了一种“阅读观”。但独立的以图像为主的阅读载体形式较为少见，图像性的连续出版物更加缺少。所以，“当中国的图书文献未完成内在的自身蜕变时，只能被动地接受外来文化的输入，以西方的出版模式再造自己的文献生产过程与表现类型”(25)。深受大众喜闻乐见的“画报”，开创了机器复制时代的图像艺术的发展与文本阅读。
在近现代历史上，上海是中国的新闻出版中心，占据了我国画报出版的半壁江山，是一批最具影响力的画报名刊的诞生地。在新闻摄影还未引入或广泛运用的时代，以绘画来描述动态的时事，是一种新颖有效的书面可视图像形式，也是19世纪后期中国报刊编辑出版的一种创新。戈公振指出：“我国报纸之有图画，其初纯为历象、生物、汽机、风景之类，镂以铜版，其费至巨。石印既行，始有绘画时事者，如《点石斋画报》、《飞影阁画报》、《书画谱报》等是。”(26)因此，报纸是我们考察画报产生的主要研究对象。兹以我国晚清和民国两个时期的代表性画报为例考察画报与报纸的渊源。
《申报》主办的《点石斋画报》之前的早期画报有1874年2月在福州创刊的《小孩月报》，由传教士家属普洛姆夫人和胡巴尔夫人主编。1875年5月在上海创刊的另一种《小孩月报》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主编。之后，有1877年6月在英国编译的《寰瀛画报》，1880年由上海《小孩月报》改名的《花图新报》（《画图新报》）。这些画报的创办者均有教会和外商的背景，他们作为文化的摆渡者，将在西方诞生不久的画报引入了中国。此举在中国出版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申报》的主要创办人美查是较早认识到图像在报纸上具有独特地位和作用的报人，他借鉴西方的报刊出版经验，积极拓展报纸经营。他在《申报》上运用了图像的叙事功能，而读者也从满目文字的报纸上乐观其版面的变化，热衷于欣赏耳目一新的画像。19世纪后半期，报纸报道“时事”、传播“新知”的图像新闻兴起后，激发了读者的读图热情，随之催生了画报这一新式出版物的诞生，对此读者评价道：“方今欧洲诸国共敦辑睦，中国有志富强，师其所长。凡夫制度之新奇、器械之精利者，莫不推诚相示，资我效法，每出一器，悉绘为图。顾当事者得见之，而民间则未知也。今此报既行，俾天下皆恍然于国家之取法西人者，固自有急其当务者在也。”(27)《点石斋画报》创刊之后陆续出现的画报正是出版人应势而为的结果，也是西方文化深入影响的产物。在仿效西方报刊出版模式，利用西方印刷技术的背景下，画报以雅俗共赏为取向，取材广泛、内容丰富，举凡寰宇天下，从人文到自然，从民间到官府，从工商百业到华洋百态，从市政交通到娱乐餐饮，从奇闻怪事到科技新潮，展现了具有百科全书特点的社会画卷。上海出版的《点石斋画报》《飞影阁画报》等一系列画报除了其内容的综合性外，对上海特定时期的社会变迁有着十分写真性的描绘，保存了一批较为纪实而生动的城市景象。
晚清画报并不是以艺术创作为目的，而是通过图像叙事为新闻服务，是以图来“画”报。我们从美查的《点石斋画报缘启》中可清楚地看出他的意图，他强调“爰倩精于绘事者，择新奇可喜之事，摹而为图。月出三次，次凡八帧。俾乐观新闻者有以考证其事，而茗余酒后，展卷玩赏，亦足以增色舞眉飞之乐”(28)。
晚清画报从属于报纸的属性还可从画报的名称与发行来印证。“时事”乃新闻的又一称呼，而“时事画”即为图像新闻之意，一些早期画报直接以“时事”和“新闻”命名。如上海有《时事画报》（1907，又名《时事报馆画报》）、《时事报图画旬报》（1909）、《时事新报星期画报》（1911），北京有《（北京）时事画报》（1907）和《燕都时事画报》（1909），广州有《时事画报》（1905）和《广州时事画报》（1912），以“新闻”命名的有上海的《图画新闻》（1907）、《新闻图画》（1909），北京的《浅说日日新闻画报》（1908）等。晚清的画报发行多是随报附送，不仅《申报》的《点石斋画报》如此，其他还有《海上日报》的《海上日报画报》（1899）；《民呼日报》的《民呼日报图画》（1909）；《神州日报》的《神州日报画报》（1909）等。这种随报纸附送画报的状况到民国时期的上海仍有沿袭，如《民立画报》《时报·图画周刊》《新闻报图画附刊》《申报图画周刊》等。有些画报往往在报纸附送后，出版累积本，如《点石斋画报》《时事报馆戊申全年画报》等。
民国时期城市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新闻出版业的繁荣。随着报刊数量的增长与类型的日益丰富，画报的呈现面貌也更加多样，在内容上突破了时事画的藩篱而趋向多元，印刷技术也从早期的雕刻铜版、石印向先进的铜版、锌版、影写版转变，独立发行的画报渐成主流。一批画报名刊在市场上争奇斗艳，洋溢着强烈的大众娱乐气息，成为城市生活的多棱镜，反映了丰富的大众阅读趣味。作为以图像为主的画报，它的资源生产特别重视新技术、新材料的运用，其产品的编辑与发行针对不同的读者群体和文化类别细分为不同的画报，不断满足读者的新阅读需求。这个时期依附于报纸的画报虽然已在减少，但报纸孵化画报的功能依然发挥着作用。兹以漫画类画报为例说明。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漫画是外来文化的产物，滥觞于清末，成熟于民国时期，与中国现代社会的变迁关系密切，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特色。漫画的创作与传播离不开新兴媒体报刊的发行。1904年3月27日，上海《警钟日报》上发表了一组被冠以“时事漫画”名称的绘画，之后的一个多月该报刊载了三次“时事漫画”。1925年5月上海的《文学周报》刊登丰子恺的小品画时称其为“漫画”后，“漫画”作为绘画种类的名称才流行起来。我国漫画的发表以报刊为主要载体，民国时期的众多报刊定期或不定期地辟有漫画作品专栏。随着报刊上分散发表的漫画作品的不断积累，读者的阅读趣味也随之提高。从早期依附于报刊的零星刊登，到专业漫画杂志的出版，这个“孵化”过程既扩大了漫画的社会影响，产生了一批新的漫画类画报，也确立了漫画艺术的独立地位，形成20世纪30年代的一种文化现象。漫画杂志的问世，不仅以其专业性丰富了中国美术杂志的多样性，还以其新闻性、批判性和幽默性特色，使其在艺术性之外，具有强烈的社会性价值，是折射时代面貌的重要媒介。
由此看来，报纸是专业画报诞生的温床，是新兴传播媒体发展后的一种新的阅读资源，其生产从孕育到成熟有渐进的过程。我们发现，报与刊的互动是报刊出版的常见特征，其他一些类型的期刊往往也是脱胎于报纸而独立出刊。
结束语
新阅读的资源生产是“知识生产”的结果，不同历史阶段的“知识生产”均会出现与之相适应的“新阅读”和为之服务的资源生产。这一历史过程，在不同时期表现出各自的特点。对于晚清民国而言，新阅读的资源生产呈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快速变革与多元发展的特征。其资源生产的技术“场域”、内容“场域”与读者“场域”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而读者是其中最关键的因素。
阅读史研究证明了媒体的受众是文本生成的土壤。一种文本的存在，是因为读者赋予它被阅读的意义。两者的交互关系决定了双方的期待，一是期待组织“可读”空间（内容），二是期待将作品“现实化”的环境空间（阅读）。(29)本文选取“文摘”和“画报”这两种文本形式作为新阅读的资源生产来讨论，是因为这两类文本具有较广的阅读群体，直到现在仍广受瞩目，在“文字”与“艺术”形态的两大报刊类型中具有代表性，而且在“技术”和“内容”方面具有特殊性，一类属于非原创文字的二次文献，一类属于图像文献，具有阅读的视觉两重性。这两类文献读本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均有明显的演变特征，有助于我们考察新阅读资源生产的典型性，分析读者的阅读行为变量与文本形式变量这两个维度中读者与文本的关系。以上对“文摘”和“画报”的考察使我们对“新读者创造新的阅读行为，文本的新意直接依赖于文本的新形式”(30)，从中国的阅读史中得到了新的认识。
(1) 〔日〕仓田明子著，杨秀云译：《19世纪口岸知识分子与中国近代化——洪仁玕眼中的“洋”场》，凤凰出版社2020年版，第228页。
(2) 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1833—1898）》，“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年版，第50页。
(3) 章清：《传统：由“知识资源”到“学术资源”——简析20世纪中国文化传统的失落及其成因》，《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章清：《学术与社会——近代中国“社会重心”的转移与读书人新的角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4)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35页。
(5) 黄显功：《万国公报影印出版前言》，《万国公报》，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第1册，第4页。
(6) 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台湾稻乡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页。
(7) 《本馆告白》，《申报》1872年4月30日。
(8) 蔡乐苏：《清末民初的一百七十余种白话报刊》，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报刊介绍》第四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3—538页。
(9) 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44页。
(10) 无妄：《推广阅报社之益》，《大公报》1910年4月2日。
(11) 编者：《报章有益》，《集成报》1897年第3期。
(12) 王世德：《关中学报序》，《关中学报》1906年第1期。
(13) 秦绍德：《上海近代报刊史论（增订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9页。
(14) 李楠：《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页。
(15)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317页。
(1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二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9—30页。
(17) 魏源：《海国图志》卷80，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947页。
(18) 苏精：《林则徐看见的世界：‹澳门新闻纸›的原文与译文》，台北斯福斋2016年版，第14页。
(19) 同上，第41—42页。
(20) 同上，第50页。
(21) 笔者主持整理出版有《江南制造局译书全编》40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西国近事汇编》将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于2023年出版。
(22) 丁文：《“选报”时期‹东方杂志›研究（1904—1908）》，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9页。
(23)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4），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79页。
(24) 〔美〕哈罗德·博科、〔美〕查尔斯·L·贝尼埃合著，赖茂生、王知津译：《文摘的概念与方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
(25) 黄显功主编：《经典老画报丛刊·上海》前言，山东画报出版社2017年版。
(26)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233页。
(27) 见所见斋主人：《阅画报书后》，《申报》1884年9月19日。
(28) 尊闻阁主人：《点石斋画报缘启》，《点石斋画报》第1号，1884年5月8日。
(29) 参见〔法〕罗杰·夏蒂埃著，吴泓缈、张璐译：《书籍的秩序》，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88页。
(30) 同上，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