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他们是谁

一、新动向

我这里下雪了。

2019年11月26日，夜里10点过，听见窗外细响，以为是蚊虫或风声，结果是落雪的声音。雪花干爽、结实，坠地后竟能弹跳，可待我洗漱过来，窗台上的积雪已能陷一个指节。由此我相信了古书对凉山的描述：“群峰嵯峨，四时多寒。”

何况已是菊老荷残时节，且是在大凉山腹地昭觉县。我的意思是，单说凉山，无法理解真正的凉山。西昌作为凉山州首府，昨天我从那里过，可谓秋色宜人，城郊的尔舞山，苍松翠柏，日光透林，停车观景台，回头看邛海，海面如太极图的那条阳鱼，在蓝天白云下闪着银光，渐次低垂的黛青色山脊，颔首两岸，层层远去，与天相接。感觉天里天外，都被太阳照耀着，尽管有风从北面吹来，穿一件薄薄的抓绒外套，还是嫌热。然而，浅浅地打个盹，翻山过去，到解放沟，气温便陡然迭落。解放沟是西昌和昭觉的温差带。过了七里坪，一路东行，只见苍灰色的山体和悄无声息的河面，愈来愈深地横着冬日光景。

这是我第二次到昭觉。

五天前，我随广东佛山电台的袁小园、林靖、大田、杨峰等，从西昌过来，采访了昭觉回乡创业并到佛山接受过免费培训的大学生，住一夜后，穿越深长的峡谷，向北，向西，经越西，入喜德。在喜德县人民医院采访了佛山帮扶队，他们便回广东，我又经西昌到昭觉。这次是要在昭觉住下来，具体住多久，并无周密计划，可能一个月，也可能两个月甚至更长些。你若在这期间回蓉，我们是见不上面了。我也不要你来昭觉看我。成都到西昌的火车，道路塌方后一直未通，通了也要九个钟头。汽车有高速路，正常六小时能到，但不是每天都正常，我过来坐了八个半钟头（从西昌到昭觉，又花去将近三个钟头，虽然只有百公里）。飞机倒是快，但班次少，而且贵，五十分钟航程，有时比去北京还贵。你放心，在昭觉期间的所见所闻，我会写信告诉你。

听刘华说，你怪我前几天在电话上也没告诉你我的这个“新动向”——你老爱问我有什么新动向，其实我不喜欢这个词，“新”是自觉的但也是自然的过程，随时向“新”索要，既是对过去的轻易否定，也违背常识和规律。当我看到某些地方到处刷着“把创新当成本能”，就为那地方感到焦虑。

不过我这次出行，倒真有那么一点新动向的意思。我是要写一部有关昭觉县脱贫攻坚的纪实作品。尽管我做过记者，但长篇纪实作品并没写过；关键还在于，昭觉是我完全陌生的土地。凉山州的十七个县市，除八年前到过西昌，别的我从未涉足，也几乎一无所知。

要说知道一点，是从奴隶社会博物馆，全名“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位于西昌东南郊，是世界上唯一反映奴隶社会形态的专题博物馆。奴隶社会，听上去多么古老，再厚的历史书，也会放到前面几章。可凉山不同，1950年之前，那里的山山岭岭，还“闪动着奴隶主黑色的鞭影”。它是从奴隶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所谓“一步跨千年”。

再就是从电影上，二十年前看的《彝海结盟》。彝，本为夷，1956年，毛泽东主席和彝族干部商量，建议更夷为彝，说房子底下有米有丝，意味着有吃有穿，象征兴旺发达。这一改，四两拨千斤，将强弓硬弩化为细雨和风：夷的造字，乃“一人弓”，猎者之义，既表明以狩猎为生，也表明好战。1935年之前，兵行凉山而不战，史书无闻。但红军没战，刘伯承和小叶丹歃血为盟，红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直插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使蒋介石让红军“重蹈石达开覆辙”的计划落空。这成为红军长征史上十大事件之一。其间，近万名彝族子弟参加了红军。

正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说：“彝族兄弟对中国革命是有重要贡献的，要继续加强政策支持，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彝族聚居区与全国全省同步实现全面小康。”[1]并在2018年年初赴凉山视察时进一步指出：“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人都不能少。”[2]2019年的新年贺词中，习总书记又说：“我始终惦记着困难群众。在四川凉山三河村，我看望了彝族村民吉好也求、节列俄阿木两家人……新年之际，祝乡亲们的生活蒸蒸日上，越过越红火。”[3]以上，差不多就是我关于凉山的全部知识。也是我关于彝族的全部知识。就连凄婉美丽的《阿诗玛》，以前我也不知道是彝族的叙事长诗，更别说深藏在昭觉县的博什瓦黑岩画和三比洛呷恐龙足迹化石。

二、锁孔窥人

虽不知道，却听过不少传言。或者说，正因为不知道，传言才格外茂盛。昭觉东部的支尔莫乡，有个悬崖村（本名阿土列尔村），因一个网络视频和《新京报》的报道出了名，全国各地游客蜂拥而至；包括我身边的几个熟人，他们回来说尔舞山是条时间隧道，这边和那边，是两个世纪。接着就说悬崖村的险、昭觉县的穷，说脱贫攻坚在彝族聚居区，是虎牙也啃不动的骨头，因为彝人“懒、愚和不可救药”。比如不管地上多脏，都是一屁股坐下去，给他们凳子，却劈来烧了锅庄（火塘），或火把节投入了篝火；比如大面积吸毒；比如邻居得了艾滋病，受到政府救济，便想方设法也去得上，好一年领几百块钱；比如在人前放个屁，会自羞得进屋吊死，却在成都、重庆等多地，不断抓获从彝族聚居区去的小偷……

就在昨天，我从《凉山日报》看到，洛古乡正开懒汉整治班，破解贫困户精神贫困、看不见贫困和眼球贫困等难题，请来退伍军人，为懒汉担任体能训练师，还让懒汉随乡干部走村入户，互换体验。洛古乡并没在昭觉，是在布拖县，但布拖和昭觉同属凉山东五县，均为国家级深度贫困县，且边界接壤，情形相类。当然，懒汉不只彝族有，也不只凉山有，懒汉在精准扶贫中得到的实惠，让非贫困户不服，给扶贫工作带来极大困扰。但相对于其他传言，“懒”真还算不上什么，尽管卡夫卡称它为“万恶之源”。至少，懒还可作另解，比如懒得爬楼，就发明了电梯；懒得走路，就发明了车子。而脏、毒品、艾滋病之类，就像一加一等于二，只能得出唯一的结论，没有另解。

是谣言还是事实？或者，谣言谈不上，事实也谈不上，只因为他们与我们“不一样”，就把那种“不一样”当成了“事实”且是“反面事实”？

要求证或证伪，昭觉可谓最佳窗口，它是凉山州的腹心，东五县的中心。东五县是指金阳、布拖、雷波、昭觉和美姑。其余四县，像两道栅栏，竖在昭觉的东、南两面。昭觉又北靠越西，西接西昌和喜德，既是东五县交通枢纽，又是彝地方言汇聚之所，还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县，彝族人口占98.4%；这是资料上显示的，副县长王凉萍说，实际有98.6%，我相信她说的，不仅因为她是副县长，还因为她老公是县志编撰者。

因此有句话：到凉山不到昭觉，不算到凉山。我现在到了，却一片迷茫。走在昭觉城中，眼里所见，多是身披斗篷的男女，那斗篷俗称擦尔瓦，羊毛编成，无领无袖，像一口钟，下缀长穗，深过膝盖。这是彝人特有的服饰。四十年前，昭觉曾做过州府，至今残留着州府气象，比普通边地县城更见规模，街道横一条、竖一条，横竖都有深度，也有坡度，是个“坝子里的山城”。彝人就在这山城里，披着擦尔瓦，步态舒缓，来来去去，仿佛没有任何目的，且多是几人或十余人同行，却很少交流，连点个头、咧咧嘴，都难见到，脸上的表情始终如一。除疾徐不定的车声和商店电喇叭克制的吆喝，这是一座沉默的城。某棵道旁树下，或宾馆、店铺外的墙角，会突兀地蹲着一个老人，有时蹲着一排，擦尔瓦遮了全身，只露出头来，大多双唇紧闭，目光平视前方，形成更深的沉默。

他们是谁？他们在想些什么？

不认识这个民族，我的书写将毫无意义，这是我深刻感觉到的。

词典上说，民族是指在文化、语言、历史等方面与别的群落有所区分的族群。既有所区分，当然就不一样，而人们想事说事，往往站在自己的角度。晋惠帝闻奏百姓没饭吃，问为什么不吃肉；荒野山民担心皇帝吃不上地瓜，都是从自己出发。我的意思是，当一个汉族人去言说彝族的时候，心里是否只有汉族的标准？汉族的标准是否就是最好的标准？对此，史学家翦伯赞的回答是：“所谓汉族者，并不是中国这块历史地盘上天生的一个支配种族。”民族是个动态概念，汉朝开国，羌夷戎蛮融合而成汉族，因此，毛泽东不仅指出汉族是长期以来许多民族混血形成，还严厉批判过存在于党群中的大汉族主义思想[4]。“大”，表面是自我中心主义，其实是变相的“唯我主义”。但没有“他者”，就构不成“自我”，更没有“唯我”。萨特“锁孔窥人”[5]的比喻，证明“他者”既是“自我”存在的先决条件，也是对“自我”的唤醒和照耀。

虽如此，我们又必须承认的是，世界发展不平衡，一国之内的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同样如此，有先进，相应地就有落后，谁是标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后进向先进学习，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适应和学习，既是对整体的贡献，也是保存自我的根本途径。广东佛山禅城区委常委徐航，2018年来到昭觉，挂职县委常委、副县长，他说：“不学习就要落伍，这是规律。我们沿海地区的发展，也是不断学习和吸收别人先进经验的结果。谁好，谁就是我们的老师。”

三、不想就不会有

到昭觉后，我听得最多的话，是移风易俗。就是说，他们需要改变。不是年收入从五百块增加到五千块之类的改变，而是要改变风俗习惯，改变意识和观念，是从根子上改变。所谓风俗习惯，是特定地理和社会文化区域内历代形成并遵守的行为范式，自然环境造就的为“风”，社会文化造就的为“俗”，二者合力，强制于人，也内化于人，成为意识和观念的重要部分。因观念形成的长时性和内在性，改起来很难。可不改更难，因为不改就意味着被淘汰。认定了水只能往低处流，世上就不会有抽水机，大片农田将无法耕种。也由于观念的内在性，改变首先要立足自身，“时代在前进，我在干什么？”无论对谁，这都是一声断喝；其次是要有方向感，变是必然的，可怎样变，朝哪里变，又十分考究，所以才说：大船行稳致远，方向至关重要。当今的中国，让一个地区从物质上脱贫并不太难，尽管我给你写这封信时，昭觉还没有脱贫，凉山州的十一个贫困县，也仅有四个县脱贫。但就我所见，经过若干年特别是近两年的努力，彝族聚居区“两不愁”已经做到，“三保障”也已部分做到；还没做到的，正在做的途中；我目前走过的村寨，都做得相当出色。如期脱贫，上下都有信心。可是今天脱贫了，明天呢？虽然从中央到省市，都一再强调要“回头看，回头帮”，但究竟说来，扶贫力度不可能经年保持，帮扶干部不可能永远不走，要是力度一减，人员一撤，又返贫了怎么办？即使物质上不返贫，却还是像先前，只求生存不求生活怎么办？贫困的内涵，生存问题只是比较低端的指项。生存不单是人的渴望，生活才是人特有的追求。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说，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表明，人们所要的，不仅是“生活”，还是“美好生活”。要是相对发达地区这样想，贫困地区尤其是深度贫困地区不这样想怎么办？

不想，就不会有。

精神贫困可能带来物质贫困，必然带来文化贫困；文化贫困又必将制约社会发展，最终造成全面落后于人。如果贫困是脓疮，精神贫困及其具体表现——信念消极、意志薄弱、安于现状、目光短浅、急功近利、面子心重、嫉妒心强等，则是“脓芯”；脓疮破了，挤出些乌血，却没挤出脓芯；今天看上去消了肿，止了痛，明天又会红肿发炎，又痛，甚至更痛。

分明知道结果，但要下狠手把脓芯挤出来，却极其困难。人身上有种很奇怪的特性：越是毛病，越能挑动记忆，越能“持之以恒”。其实也不奇怪，人在意识深处，往往驯服于自己的弱点。

当驯服成了习惯，就让头脑生锈，形成更深的精神贫困。对此，毛泽东早在1926年就有洞见，尽管那时候许多人还吃不饱饭，可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湖南农民夜校上都说：我们脑子的饥荒大于肚子的饥荒。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全国农民运动权威，毛泽东不仅旗帜鲜明地指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基本问题”，还在脑子和肚子的辩证关系中，把能够想、应该想、必须想的“脑子”，提升到比“肚子”更重要的位置[6]。

这是从根本上确证人何以为人。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前两项，甚至前三项，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其实都是天生的、本能的，只有深入后两项，即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也就是精神层面的需要，人才能给自己定义。因为在生物圈的所有居民中，只有人类才既是物质王国的居民，“同时又是另一王国——非物质的、无形的精神王国——的居民”[7]。

我老家大巴山区，1990年代初，外出打工形成潮流（比凉山早了10—15年），其中有些人还当了老板，他们挣了钱回来，把先前的木瓦房改成青砖楼，两层三层，有的修到四层，后来干脆抛下祖居，去镇上甚至县城买房，铺了花岗石地板，摆上实木电视柜、大理石茶几、带宽大扶手的布沙发。他们的日子，和城里人是一样的。他们要的，就是这个“一样”。可遗憾的是，其内在生活没有丝毫提升，依然是赌博、喝酒、随地吐痰、高声骂街。不同之处，是把赌博喝酒吐痰骂街的地方，从村里搬到了镇上或县城。除了钱，他们对别的一切都不感兴趣，而且认为世间除了钱和钱带来的物质利益，别的一切都不存在，即使存在也没有意义。因此，孩子读完初中，就买个高中毕业的假文凭，或托关系去高级中学办个又真又假的毕业证，送上去外地务工的火车。

1926年至今，将近一百年过去，依然是脑子的饥荒大于肚子的饥荒。

尤其是，当肚子不再饥荒，脑子的饥荒就越发突显。所以要换脑子，要移风易俗。

四、青铜上的荣光

全国各地脱贫攻坚，都提移风易俗，但大凉山彝族聚居区提得最响。是因为最迫切。这话并不受听，因此阿尔拉莫要辩解，他说：“我们彝族不是最先进的民族，但我们是最神秘的民族。”

阿尔拉莫经营索玛花天然燕麦酒，是昭觉最有实力的企业家，在整个凉山州也赫赫有名。1994年从西南政法大学毕业后，他考取律师资格证，在成都一家律师事务所为普通百姓特别是彝族同胞讨公道，很多时候还不收劳务费。“行善是幸福，申冤是更大的幸福”，这句话他不一定知道，但我听出他是这样想的，并且干得颇有成效，南下广东，北上山西，先后为凉山农民工讨回4000多万元拖欠工资。可他慢慢感觉到，这种做法，只能帮到个体，于是毅然辞职，回到昭觉，接手古里酒厂，并做深度改革，成立公司，以“公司+农户+基地+生产”的模式，组建“壹品合作社”。加入合作社的，从几十户到几百户，现已超十万户，遍及昭觉、布拖、美姑、金阳等八县，成为四川省百强合作社、省级示范社。他本人也获称四川省优秀民族企业家、全国“明日之星”优秀民族企业家。但他并不满足，“我要做的是全省最大的合作社”，他说。

对自己民族，阿尔拉莫充满热爱，并因热爱而自豪。在他坚毅、安详却又略显沉郁的目光里，映照着昔日的辉煌，刻写着骨子里的骄傲。这是彝人的普遍特征。但他所谓的“神秘”，逻辑的成分少，玄学的成分多。有时候，玄学是对未知的敬意，但在另一些时候，是对已知的遮掩。这“已知”就是：彝族非但不是“最先进”，而且远远落后了。

可他们曾经是先进的。彝族学者且萨乌牛在其《彝族古代文明史》里，对此做过详尽陈述。且萨乌牛认为，彝族至少有万年历史，彝文则有九千年。长期从事古文字研究的刘志一说，世界上最早发明的文字，就是长江中游地区的古彝文，“在一万年前左右”，初用于巫术祭祀，到九千年前，向世俗转化，成为王权统治工具[8]。钟鸣在《南方周末》（2009年8月10日）撰文，称彝族曾是夏朝统治者，彝文也是夏代官方文字。夏王朝覆灭后，彝族被逐步驱赶至云贵川高原山区，彝文才走向没落。如今被称为刻符或图谱的，比如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遗址，许多铭文都是彝文。殷商汉甲骨文以及先秦六国古文里，也存在大量彝文。1990年11月12日的《人民日报》，还有过《半坡刻符是彝文始祖》的报道。相对于三千六百年前的中原甲骨文，彝文早得太多了。即便再往前推，如有些学者所言，汉字产生于大汶口文化时期，也无非四千多年，彝文同样早很多。

这似乎并非妄论。

2011年8月，中国地质博物馆举办“中国古玉文明探索暨民间收藏精品展”，有人提供了龟驮碑三十六字碑文，这些来自五千年前的远客，人皆不识，但老板萨龙认识：“要坐此神船，去找库土人……”[9]他的破译得到公认，是因为与情境契合，也能和虞夏时期的文明形成对应。文字的魔力，于此尽显：它可以保存记忆，并赐给我们一个故事。从古至今，人们创造着自己的故事，却始终追寻着别人的故事，由此形成戏剧性人格，也见证远方和梦想的价值。彝经《物始纪略》更是说：“在天下凡间，若不造文字，苍天不光彩，大地无光明，人难保性命。”有了文字后，“苍天有光彩，大地见光明，人生根势大”。且对文字做了形象描述：“像太阳，放光芒，明晃晃。”

需要说明的是，老板萨龙不是老板，他就叫老板萨龙。他对我讲，是他小时候念书，母亲领他去学堂，报了个名字，老师没听清，顺手这么写了，也就这么叫了。由此可知，彝族本无姓。这人平时不大开腔，谈到喜欢的话题，却连续三个多钟头，滔滔不绝，水也不喝一口。只是他的汉话糟透了，我必须把所有感官都变成听觉，才能从被彝腔淹没的汪洋里，打捞出他要表达的意思。

跟他交流后，我想到我老家的罗家坝遗址。因“揭开了古代巴人的神秘面纱”，罗家坝遗址成为当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被认定为中华文化遗产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所谓“揭开”，无非是试探性发掘出的近千件文物，文物上的图章和铭文，因年代荒远，成为“盲文”，只能归入“巴蜀图谱”系列。老板萨龙能否破译？以后若有机会，真可以请他去看看。我有一种感觉，那个和彝族一样生活于莽莽群山、剽悍勇猛、浪漫疏阔，把消失也弄成千古之谜的民族，说不定到了真正可以“揭开”的时候。何况且萨乌牛还从巴人悬棺葬入手，言之凿凿地指证：巴人和彝人不是并列关系，巴人就是“彝族先民的一部分”。

即使这种结论存疑，两种文化存在着深刻联系是定然的。据香港世界文化地理研究院报告，全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覆盖90%以上国土，都从出土文物中发现了古彝文。就是说，那个而今700余万人口，深隐于云贵川桂的高山大谷，尤以大凉山区作为安身立命之地的民族，曾经从南到北地影响过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难怪《华阳国志》谈到当时人们的言论时说：“虽学者亦半引彝经。”——还不止于此。我独自回到昭觉的当天，文联主席马海里根请来副县长王凉萍，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木帕古体，彝族文化专家俄比解放、阿吉拉则和企业家阿尔拉莫等，陪我吃晚饭，他们全是彝族。彝人碰面，仿佛出于生理反应，都用彝语交流。语言是水，也是墙。对我而言，这时候是墙，古老沉厚，把我严丝合缝地隔绝开，一缕风也吹不进来。听着那些完全不懂的“声音”，我怎么觉得与日语有几分相像？

竟然不是错觉。近半个世纪以来，有日本学者通过对稻作农耕文化的研究，剖析彝族传统，包括语言、服饰、用具、心理及宗教，认为日本人的祖先发源于云南高原，也就是彝族[10]。1989年，日本访祖团到凉山访问，发现彝人头上的天菩萨[11]（英雄髻）、作斋仪式、起居方式和语音语法，都和自己十分近同。代表团回国，消息悄然而走，民众哗然而动，掀起一场寻根热。他们来到中国，奔赴四川大小凉山及云南楚雄、红河等地，与彝人欢聚，“舞姿配合如笱接榫，服饰同样短衣肥裤，乍眼望去，很难分清哪是日本人哪是彝人”[12]。

彝人不仅通达越南和日本，还跨过北方的更北方，成为部分因纽特人的祖先，并渡过白令海峡，远赴美洲，成为印第安人的始祖。这是美国学者赫尔德利奇卡的研究成果。他发现，印第安人的生活习俗，与中国彝人相似，便第一个提出，美洲印第安人，是一万年前越过白令海峡进入美洲的中国人；当时正值冰川期，那些远渡重洋的中国彝人，利用了白令海峡的“冰桥”。

易中天在其《中华史·国家》里，也谈到这一话题，不过透露出的观点与前述略有不同：彝人并非夏王朝的统治者，而是商王朝的统治者。或者说，彝人既是夏王朝的统治者，也是商王朝的统治者。因为，无论是武王伐纣，还是周公平叛，胜利了的周人都没把殷商贵族当成战俘和亡国奴，“那些不愿意臣服于周的，则任其远走他乡。其中一部分，据说跨过白令海峡，成为印第安人的先祖”。殷商六百年，现今出土文物多为酒器，且殷商特别重巫，似为易说提供了佐证。何以如此，我后面会谈到。

五、书卷好比日生辉

这些大大小小的事件，彝文经书里都有记载，但能读彝经的不多，能读古彝文的，更是罕见。“年轻人中，只有我一个”，出生于1978年的老板萨龙说。说着用手指比比画画，在空气里给我写着古彝文的字形。

虽不认识，却感觉到一种美。有人说，在西方，建筑是国家思想的象征，而代表东方思想的，是线条，这线条既包括绘画，也包括文字。文字从被创造那天起，就不只是为了实用，文字的结构，本身就是一种美。因其美，令许多人对文字的产生着迷。关于文字起源的书籍，几乎遍及有自己文字的民族，甚至由国家机构设立专奖，征求语言和文字产生的最佳答案[13]。其实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最佳答案，都是依照现有智慧，对遗留下来的蛛丝马迹加以假说，将蛛丝马迹发挥成通衢大道。彝经《创世志》里，说是一个名叫尼什搓的人，自幼立下宏愿，要发明文字，从七岁起，四季勤作，栽花种树，经十年八载，“金花一千五，银花一千五，金银花三千，朵朵开得艳”。尼什搓请来东西南北中五方的五位友人，“一起来赏花，两眼仔细看，画笔手中拿。一千五金花，朵朵逗人爱，一朵一个样，照样描下来。三千金银花，变成三千字。写在竹片上，编成六本书”。

相对于仓颉造字的“下粟如雨，鬼神哭泣”，这样的表达还“老实”了些。比较起来，我更喜欢阿吉拉则的说法：远古时候，有一位妈妈，见儿子天天往森林里跑，问为什么，不答，去找，又找不见。某天，妈妈拿个线圈，悄悄拴在儿子腿上，儿子走，她也走，走到森林中，见儿子头上一只鸟，正朝他身旁的石板上吐血，他照着血迹纹路，写写画画，母亲问他在干啥，鸟儿闻声惊飞，文字中断。“所以彝文不够用。每本经书的最后两页，也都留下空白。”

两种说法，都表明了彝族与大自然的关系。老板萨龙提供的说法，则从大自然中分离出来，进入神界和人间。他说，彝族重巫，从事这一职业的，一是毕摩，二是苏尼。毕摩只有男性才能担当，有经书，有师传，需学习；苏尼男女均可，不得传授，亦无经典，常人因得了失神疾病等症，说苏尼鬼魂附体，用白羊、白鸡在林中祭之，病愈后即成苏尼。毕摩祈福，苏尼驱鬼。毕摩念经，苏尼击鼓。毕摩静，苏尼动——作法时全身战栗，旋转跳跃。苏尼从职前，须请毕摩开光，否则毕摩行下诅咒，苏尼那羊皮鼓一敲即碎。总之，毕摩高于苏尼。毕摩“做毕”时，用稻草编成各种形状，每个形状就是一个字，比如编的人没鼻没眼，就是坏人，字也表达那么一种意思。还有像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每个文物就是一个文字，或者一个成语。

他说的毕摩和苏尼，是神秘的职业，也是神秘的群体。苏尼相当于我老家的巫婆和端公，小时候见得多，倒不觉神秘，也不太感兴趣，但我对毕摩很有兴趣。他们对彝人巨大的心灵护佑或者说笼罩，让我不得不感兴趣。具体地说，在大凉山彝族聚居区脱贫攻坚当中，毕摩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11月30日下午，我去大坝乡科且村，看利利土司衙门遗址，见那遗址只剩了四根石柱，柱顶雕着雄狮，中部均凿孔洞（一说用于挂旗，一说为捆绑罪犯），旁边堆了柴草，台子底下一头黄牛，想喝铁皮桶里的水，头埋进去，却取不出，焦虑地扭着脖子，使劲甩，残水在桶里晃荡出响声。回程中坐在车上，心想那利利土司，位居凉山四大土司之首，且借朝廷格式，背山面水修了衙门，可到而今，万般风流，都被雨打风吹去。正这样想，见前方走着一位老者，步态庄严，身体消瘦，腰板挺直，遍身黑衣，背着个斗笠似的帽子。同行者告诉我，那是个毕摩，那帽子是他的法帽。毕摩占卜，是泄漏天机，戴上这帽子，把脸藏住，天上的神仙就看不见他，他就能免受处罚。说的人声音低沉，满脸崇敬。在彝人看来，毕摩犯险作法，是为施惠于众生。

这话以后再聊。我现在要说的是，彝文包括彝经能传到今天，毕摩居功至伟。“毕”是念经之意，“摩”为有知识的长者。事实上，长时间以来，毕摩接受着彝族唯一的严格教育，独占经书，掌握着哲学、伦理、天文、医药、礼俗、工艺等全部知识，并在彝人婚丧、生育、疾病、节庆、出猎、播种等日常生活中，负责沟通天地与鬼神，从而成为彝族民众的精神统治者。

但在彝族文明的黎明时期，知识不是独占的，是敞开的。

《彝族源流》说，原始母系社会的第十代女君王，名叫娄师颖，因创写了“书卷好比日生辉”的经文，被奉为圣贤和明君，“明君住丽地，丽树花盛开，白鹤鸣声脆，白鹤传知识，发展了知识”。而娄师颖本人，“心里想知识，口里讲知识，手里写知识，快速写知识”。被称为彝族古代百科全书的《西南彝志》，也有类似记载。

这些历史和典籍，让彝族人骄傲。另一个让他们骄傲的，是十月太阳历。他们说：“四大文明古国，中国本来排在最末，后来知道彝族有个十月太阳历，才排到第一去了。”其实无所谓第一第二，但他们要这样说。

不管哪种历法，三百六十天好说，三百六十五天不好说。那五天怎么讲呢？詹姆斯·弗雷泽在其《金枝》里，是这样讲的，希腊神话中，奥锡利斯是地神塞伯和天神娜特的私生子。当太阳神得知妻子娜特对他不忠，就发出诅咒：娜特在任何年月都不能生出这个孩子。他不知道娜特还有个情人，名叫索思。索思同情情人的困境，便和月亮下棋，赢得每天七十二分之一的时间，他用这些时间，拼凑成五个整天，这五天太阳神是不知道的。娜特潜入时间的空当，顺利生下了儿子。后来，将这五天加进希腊年历，三百六十天就成了三百六十五天。老板萨龙是这样讲的，彝族历法，以土、铜、水、木、火五元素配“公母”，即土公、土母，铜公、铜母，水公、水母，木公、木母，火公、火母，这样配齐十个月，成为十月太阳历，每月三十六天，一年就是三百六十天，还有五天，是用来过节的，过节的时间是在时间之外的，也就是没有时间。两种传说，精神实质是多么相似。都是在规范时间，同时又是对时间的逃避。人类早期，许多东西都同根同源。

老板萨龙是研究十月太阳历的专家，俄比解放称他是国内顶级专家。此人是1998级西南民族大学毕业生，求学期间，“读了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他指的是彝经，说莫名其妙，是因为不懂，比如为什么有十二月历，又有十月历，问同学和老师，都不明白。毕业后他到凉山大学教书，偶然间发现毕摩明白，他就把工作辞了，专找毕摩请教，计划三年：凉山一年，贵州一年，云南一年。结果，不知不觉间，将近二十年过去了。其间，他遍访云贵川桂，一个片区一个片区走，见经书就收罗，收罗来就读，读了就用对比法研究，由此成为彝族著名的文化流浪汉。最近两年，昭觉县将其作为人才引进，才得了个正式的饭碗。

六、骨头

你说的只对了一半，因为等级观念不是某个民族的专利，但比较而言，彝族确实有其特殊性。在先前，如果土司也算一个等级，那么土司之下是黑彝、白彝、呷西、阿加。人类学家林耀华说：“凉山的奴隶制不仅带有浓厚的原始公社残余，而且有着鲜明的种姓制度特征。黑主白奴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血统鸿沟。黑彝永远是奴隶主阶级的成员，而白彝无论多么能干，多么富有，也永不能升入黑彝所属的高贵等级。”（《凉山彝族今昔》）彝族谚语说：“牛再有力气，也跳不过坎子。”意思是：

不能越过等级界限。彝族由盛而衰，原因很多，等级固化，不能激发内生动力，是原因之一。

为了维护等级以及等级的“纯正”，是可以啥也不顾的。民主改革宣传动员期间，黑彝奴隶主表示，只要不许黑彝和白彝通婚，他们就可以接受。后来有黑彝白彝私下恋爱，黑彝联名给政府写信，要求制止。民改复查时，一些被错划为奴隶主的“干黑彝”（家道中落以至破产的贫穷黑彝），坚决不愿摘去奴隶主帽子，害怕帽子一摘，自己就跟白彝没什么区别了，就成为劳动者了。

以前讲等级，现在呢？大约是2017年，我去北京开会，回来的飞机上，与省某艺术团副团长邻座，她是彝族，且是黑彝血统。开会期间，就有人向她打听过黑彝白彝的事。这时候我问她：“现在你们还讲那个吗？”

她郑重回答：“嘴上不讲，心里讲，心里比太阳还亮。”来到昭觉，我才明白了她那句“比太阳还亮”的分量。时至今日，彝族依然忌讳等级外通婚。黑彝首先就不愿跟白彝通婚，与之相应，通常情况下，白彝也不愿跟黑彝通婚。这是因为，若白彝嫁了或娶了黑彝，将在黑彝白彝间都失去朋友，两边都不讨好。以前，同一等级间的两个男人，几杯酒下肚，其中一人就可能指着自己只有几个月大的女儿说：“我这个女儿就是你家的人啰。”自然，那另一人有个年龄相仿的儿子。这样，婚就订了，再杀个猪儿庆贺一下，就变得很正式了。现在这样的事很少了，指腹为婚更是绝迹，但讲等级这一点，虽有松动，却无根本性改变。同时，在彝人当中，自己或兄弟对舅表姊妹有优先择偶权，舅表兄弟对自己的姊妹也有同样的权利。表哥表弟没点头，表姐表妹就嫁与他人，是要拿话出来说的。他们的婚姻，爱情实在次要，次要到可以抹掉爱情这个词。

血统才重要。家族才重要。他们把家族叫家支。

以前我读艾特玛托夫的书，惊异于他说自己的民族，人人都可清清楚楚上数七代，在路上遇到个小孩子，问他父亲是谁，爷爷是谁，爷爷的爷爷是谁，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从事什么职业，邻居对他有什么评价……要是这家伙回答不出，他的父母就要被指责，说教子无方。当时读到那里，我如芒刺在背。

我以为艾特玛托夫那个民族就是最把祖先当回事的了，谁知在彝族面前，只是小儿科。昭觉东部的龙沟乡，与悬崖村所在的支尔莫乡挨界，龙沟乡党委书记马比伍哈告诉我，他能说出自己十三代祖先——果真流利地说出来了。

这也不算。某些黑彝，能背出八十代祖先。彝族虽无姓，但三百多代以前，就实行父子连名制，实行这一制度的初衷，很可能就是为了便于铭记。如此较真，是对祖先的缅怀吗？是缅怀，更是崇敬。彝族不敬天，不敬地，敬祖先。他们是祖先崇拜。李泽厚说：“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中国文化无可争辩的重大原始现象之一，是祖先崇拜。”（《说巫史传统》）这似乎帮助证明了彝族曾是华夏早期的统治民族。彝人不怕死，认为死无非如竹笋脱箨，认为不病不痛的只有大地，不老不死的只有日月。可即便是日月，茫茫阴天，被云雾遮盖，也就算死了；即便是大地，朔风凄紧，百草萎息，也就算死了。因这缘故，彝人不以寿命计算时间，除了此时此刻，不承认有别的时间。他们对寿命的看法，在过去，活到三四十岁还不死，就觉得很不像话，觉得自己是个懦夫——那时候战争频仍，十几岁参战，打一二十年，居然还活着，证明不够勇敢，没有冲锋在前，因此很丢脸；同时，自己不死，也挡了后人的路，并真诚地感觉到，自己活累了，也活够了，希望回到祖先温暖的怀抱了。死是回到祖先怀抱的唯一途径。视死如归这个成语，虽出自《韩非子》，但我怀疑首先是彝族人说出来的。这种对待死亡的态度和观念，在彝人生活中举足轻重，他们的一系列行为，包括对毒品的放纵，对艾滋的无惧，都与此有关；延伸开来，对脱贫攻坚的开展、推进、决战和成果保持，同样有关。

这封信我不就此多说，我想指出的是，他们对祖先较真，既有信仰关系，也有现实考量：记住血统，记住家支。他们把血统叫骨头，黑骨头、白骨头、黄骨头……家支在彝人的世俗世界，就如同毕摩在他们的精神世界，具有巨大的护佑和笼罩之功。记住了血统和家支，择偶时就不会搞混。混了可是大罪。

七、一个成语背后的故事

内部那么讲等级，可其中的最低等级，也对汉人“另眼相看”。

以前，汉人是他们买来或抢来的奴隶，称为“娃子”。即使那些被抢去的汉族娃子，时间稍长，也自称彝族，拒不承认自己的汉根，以免遭到轻视。昭觉县医院健康教育科科长吉木子石有个婶婶就如此。那婶婶自然不是她的亲婶婶，婶婶的丈夫，是国民党胡宗南部队的一个“落难兵”，被吉木子石的爷爷买来，做了娃子，后从汉地抢来一个女娃子配给了他，育两男一女。因为婚姻，大儿子和女儿先后自杀，小儿子死于艾滋病，然后男人也死了，只有这个婶婶至今健在。婶婶只会说彝话，不会说汉话，即使会说也不屑于说，且跟别人一样，把汉族叫“索”，就是娃子，而彝语的汉族叫汉呷。吉木子石是个开明而勇敢的彝人，她的故事很特别，到时候我会讲给你听。她告诉婶婶，说人家是汉呷啊不是索啊，要把汉族和娃子分开啊。但婶婶分不开。

这表明，就在半个多世纪前，彝人还入汉族地区抢汉民为奴。四川作家高缨有个小说，叫《达吉和她的父亲》，讲人民公社时期，一支工程队到凉山彝族聚居区，帮助尼古拉达公社修水库，其中有个老技师任秉清，总觉得彝人马赫的女儿达吉，是自己十多年前被抢走的女儿，多方查证，果然不虚。林耀华1947年出版的《凉山彝家》，对此做了实证并有生动描述，书中说，彝人抢人，多搞夜间突袭，杀掉一二，掠走其余，掠去的就充作娃子。有些汉商入凉山做生意，找黑彝家支头人作保，称为保头，若保头中途“反保”，汉商也被掠为娃子。娃子命运凄苦，可买卖，可杀戮。

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照样有抢夺汉民为娃子的，甚至把进凉山工作的汉族工程师和干部抓去当了娃子，且在娃子身上肆意行使“主人的权利”。《凉山彝族自治州概况》载，仅1955年，就发生百余起杀害奴隶事件（当时为稳定凉山，暂未提解放奴隶）。普雄（今越西县境内）一个奴隶主，为表示蔑视政府不许虐待奴隶的法令，重申奴隶是自己任意处置的财产，竟用十锭银子，专门买来一个奴隶，要杀给人看。次年，奴隶主米阿火说：“共产党就像涨水样，时间不会长，水流过了石头还在，奴隶主就是石头。”古之夜郎国，即属彝人政权。《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夷，泛指西南少数民族，随着诸弱势民族融入夷，夷做大做强，才专指夷（彝）。司马迁对夜郎国的描述极简短，却弄出个千古流传的成语：“夜郎自大”。这种由识见引发的观念和心理，依然潜伏在我们的意识深处。

“我们”，是指所有人，当然也包括彝人。有人从服饰寻找证据，证明彝族不是劳动民族，是曾经的统治民族。证据很方便就能找到，比如，彝人不惯着鞋。昭觉冷成这样，就算不下乡，待在县城整理我的采访记录，全副武装地出门买包烟，还冷得双脚跳，却几次看见有彝人光脚走路，不光脚也只趿着凉拖。他们可以赤脚在冰天雪地里呼呼大睡，头裹严实就行。不惯着鞋，自然表明不是下田地耕种的，也不是进林中打柴的。所谓“彝人重头，藏人重腰，汉人重脚”，也旁证了汉人是跑腿的角色。

前天，我跟阿吉拉则和俄比解放去昭觉服饰研究中心，见收藏的男人头饰蓬勃高耸，女装舒展华美。其中一件百褶裙，长4.3米，直径8.6米，用100公斤羊毛和膨体线，动用999名彝族织女，历时33天完成，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百褶裙，蓝黄红绿，穿在塑胶模特身上，每年火把节，就用大车拉去现场展示，成为火把节标配之一。普通男裤，也就是生活中穿的，大多比汉裤宽2至5倍，4尺宽是常事；阿吉拉则说，还有2米宽的。这么夸张，显然不便于钻林莽；旧时的凉山，处处林莽，不钻林莽也就是不参与劳动。同时，衣服是财富的象征，能穿大裤脚，证明有钱，因为当时布少。即使穿小裤脚，也配排扣衣，纽扣是银子做的，每颗纽扣大如鸡蛋，甚至大如拳头。

很明显，这都是彝族统治者的排场，与百姓没多大关系，但统治者的心理必然影响百姓的心理，久而久之，形成稳定的观念。

不仅稳定，还根深蒂固。令人无法想象的是，到了1982年，某村因村中无黑彝，也就是没有可做心理依傍的“黑骨头”，竟集体出动，去远处迎来一个黑彝遗孀；自那妇人进村，村民常为她凑集钱粮，让她衣食无忧，而自己还可能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并每户分摊五元钱，为她请来毕摩，做亡魂归祖仪式。三年后，即1985年，那邻近一村，将数十年前迁往他乡的一个黑彝奴隶主请回，村民自愿割让已承包到户的土地给他，村干部还组织群众，为他修房造屋[14]。其中因由，背景复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千百年的某些东西，已深入骨髓。

再举个现实的例子，昭觉县去上海发展得很好的一个演员，到了婚配年纪，就跑回故乡，找了个彝族姑娘；他的“骨头”是黑的，姑娘的“骨头”自然也需是黑的。他自己承认，这当中没有爱情的因素，只是按祖制行事。祖制让他不找汉族，他就不找汉族；祖制让他不找白彝，他就不找白彝。

由此你就知道，要在彝族聚居区“移风易俗”，会有多难。

注释

[1]《凉山日报》2019年1月14日。

[2]央视网2019年4月12日。

[3]《2019新年贺词——聆听习近平主席的“知心话”》，中国网2019年1月16日。

[4]参见毛泽东为《批判大汉族主义》所做的党内批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5]我通过锁孔偷窥别人，别人成为我的意向对象，这时我身后响起脚步声，我感到有他人注视我，“羞愧”向我揭示我。正是因为他人，让我感觉到了自我的存在。参见《存在与虚无》。

[6]参见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等。

[7]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

[8]《中华民族万年史源流探根——评芒·牧林教授〈犬鹿说概要〉》。

[9]彝学网2011年9月23日。

[10]彝人认为，他们的根在云南元谋地区。

[11]彝人男子剃发，唯于额前留一束，谓之“天菩萨”。

[12]《晚报文萃》1994年第2期。

[13]1769年，柏林普鲁士皇家科学院曾为此设奖。

[14]参见林耀华《三上凉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