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把握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机遇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20多年来，我国西部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各层次、各领域、各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充分证明了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前瞻性、正确性和有效性，充分彰显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首先，我国西部地区经济总量不断增加，西部地区生产总值1999—2019年这20年的年均增长率为11.0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GDP的比重20年间上升了2.1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进一步缩小。其次，我国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呈现“二三一”型的发展态势。再次，我国西部地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统计年鉴》2020年的统计数据表明，20年来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都有较大提升。最后，我国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突破，教育、社会保障、医疗等社会事业全面发展。西部大开发20多年来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突破，西部地区交通线路综合密度大幅增加，道路等级和质量显著改善。

2020年5月，中国政府网公开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正式披露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的顶层设计。《指导意见》从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大西部开放力度、加大美丽西部建设力度、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等六个方面提出了36条举措，对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做出了部署，鼓励重庆、成都、西安等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提出要推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和大中小城市网络化建设等，突出了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核心引擎作用，对于形成新的强大的动力源，推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方向性意义。第一，凸显了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前瞻性、正确性和有效性。《指导意见》指出：“我国西部地区的发展，事关我国国家发展战略全局，特别是扩展了我国国家发展的战略回旋空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各项指导意见和规划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不仅展现出针对西部地区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又体现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不同时代特色，面对不同时期的具体问题进行科学应对。特别是本次《指导意见》的印发，一方面表明了国家对西部大开发政策和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度肯定；另一方面，国家结合西部地区发展的实际情况，对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出新发展战略和发展理念。一是要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当今西部地区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任务依然繁重，这就需要我们必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西部地区作为我国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主阵地，需要我们将西部地区所存在的问题放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政策体系中，通过发展的手段进行解决，不断提高我国国家治理的能力水平。二是要形成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的对外开放格局。我国西部地区长期落后于东部地区，并且这种差距还很大，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就更大。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成功经验说明，要发展就要对外开放。西部地区要发展，就要进行对外开放，要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将西部大开发政策与“一带一路”倡议融合，形成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新格局。第二，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域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该《指导意见》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的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纲领性文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域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域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特别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以中国发展的现实为导向，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学科。我国的区域经济学与西方的区域经济学有着显著的不同，集中表现在以下三点：一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解决人的需要；具体而言就是满足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相比之下西方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区域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二是我国区域的发展，在某一区域优先发展的同时，注重其他地区的协调发展，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本质、共同富裕原则的重要体现；而西方区域经济发展就是区域之间共同“抱团取暖”，从而导致强的地方越强、弱的地方越弱，加剧了贫富分化的程度。三是我国区域发展的重要载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制度，而这个体系和制度具有显著的优越性，是我国区域内部与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得以共同发展的重要原因；西方国家区域经济发展则是建立在本国市场经济制度的框架下，虽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推进，其消极作用也逐渐显现，这也成为阻碍它们区域经济发展的最大劣势。《指导意见》的印发，客观体现了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的价值目标，成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的经典文献。一方面，《指导意见》将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来通盘考量，并且提出要在2035年实现人民生活水平与东部地区相当的目标，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我国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另一方面，《指导意见》的第七部分“加强政策支持和组织保障”中提到，要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给予西部地区政策支持，包括财税、金融、产业、用地、人才和帮扶政策等。特别是在政策支持的基础上，要发挥我国组织优势和组织保障的作用，要加强党对西部大开发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充分体现了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越性，充分说明了我国国家治理能力的不断提高。第三，对于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推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指导意见》的生命力在于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新时代出现新形势，新形势产生新课题，新课题需要新理论，新理论需要新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西部大开发所取得的重大历史成就，高瞻远瞩地指明了我国西部大开发所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制定了《指导意见》，足见习近平总书记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强烈的历史担当。《指导意见》的印发有两重现实意义。一方面，《指导意见》明确指出，新时代要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并规划分“两步走”，到2035年实现“人民生活水平与东部地区大体相当”的目标。《指导意见》还指出，要从“打好三大攻坚战、提升创新发展能力、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能源供需结构、城乡融合发展、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等方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从而推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这为我们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提供了思路、指明了方向，是我们做好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另一方面，《指导意见》指出，当今的西部地区“仍然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短板和薄弱环节”，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也是我国国家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既然西部地区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短板，我们就要集中力量补齐短板，促进西部地区的发展，这对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要意义。从这个层面而言，通过西部大开发政策推动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而促进全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意义重大。第四，为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日之中国不再是中国之中国，而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说明了当今的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的发展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关注，同时中国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密切关注着全人类的发展，不断为全人类的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一方面，《指导意见》的出台与印发，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西部地区实践的产物，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着眼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西部地区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发展区域。要加大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力度，形成西部地区大开发的对外开放格局，从而使西部大开发所带来的成果由“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人民所共享，进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根据此次《指导意见》，成都的定位上升到“国际门户枢纽城市”，这赋予成都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内陆开放高地和开发开放枢纽的战略定位。一方面，其鼓励成都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构成“3+5”的开放型城市框架。这个框架的特征是抓核心带沿边，突出开放引领。这就意味着，重庆、成都、西安这三个国际门户枢纽城市与其他的沿边城市，要为整个西部大开发尤其是开放做出贡献。建立具有全局性质的开放城市体系，是西部开发和开放不断深入、资源要素流动不断加快，西部区域和城市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有利于形成更加均衡有力的国家开放新格局。西部地区的开放发展亟须形成强大的功能平台，以实现东西南北的均衡配置。将西北的西安以及西南的重庆、成都打造成为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对于开放空间格局起到极大的优化与完善作用。成都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更好地把握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发展机遇，根本落脚点在于以人民为中心，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价值追求。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要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放在首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来保障和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但是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赚取经济利润，而是要满足人民的需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本质，也是我国的优势，更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最大不同。同样，我国发展西部地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效果也不能单纯地以经济效益来衡量。我国发展西部地区，归根到底，是为了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满足人民的需要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价值目标，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追求，更是我国与资本主义区域经济发展机制的最大区别。因此，凡是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事情，我们就干；反之，我们则坚决抵制。把满足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根本标准，就要牢固树立“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就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就要一切以人民的需要为根本遵循，发展群众迫切需要的，改正群众不满意的；加强群众的监督。成都要想当好“极核”与“主干”，就要努力下好开放发展这一盘棋，为“盆地”变“高地”提供更有力的支撑。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只有以开放倒逼改革创新、倒逼动能转换，重塑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新优势，才能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成都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拓展新空间。成都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要求既发展自己，同时也要满足“腹地”空间的需求。以西部各省份为主，包括东部等其他地区在内，各方面都会对成都作为“门户”的作用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寄望成都发挥经济、金融、文化、科技、交流等多方面的门户功能。打造西部内陆开放新高地，首先要不断拓展对外通道，持续拓展“48+14+30”国际客货航线网络，有序推动重点区域定期直飞航线航班恢复和重要航点频次加密。建设亚蓉欧陆海联运战略大通道，加快推进成自铁路至昆明段、成渝铁路成隆段、成达万高铁、沪渝蓉高铁成都至重庆段建设，川藏铁路引入成都枢纽线（朝阳湖至天府站段）、成都外环铁路、成渝中线争取2021年内开工，宝成铁路改造工程争取纳入国家规划。全力推进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建设，做强中欧班列（成渝）优质品牌，深化“枢纽对枢纽”的“欧洲通”运输模式，增强成都国际铁路港承载集疏功能。其次，还要深入实施稳外资外贸行动，力争落地首家市内免税商店。与此同时，积极争取成都国际铁路港经开区升级为国家级经开区，支持成都东部新区申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并纳入川渝自贸试验区协同示范区。最后，增强区域开放优势方面，要深化“两区一城”协同发展。高标准推进四川天府新区、成都东部新区和西部（成都）科学城建设，统筹布局重大功能项目和平台载体，构筑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的高能级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