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理论基础与适切性
1.2.1 组织制度主义及其适切性
制度分析历来是社会科学领域里的重要分析范式。近年来，新制度主义凭借其对原有理论的建设性扩展和对现实问题的合理性解释，逐渐成为制度分析的主流理论
。在高等教育学的研究中，经常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而制度分析研究方法的兴起和发展，为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理论视角。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里的现代大学制度分析成为研究的热点和焦点，许多学者批判地采用新制度分析的理论框架，借鉴新制度分析的解释逻辑，增强了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研究的理论穿透力和说服力。
以“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制度主义”肇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后一直以主流的姿态活跃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行为主义独占鳌头，制度被视作预先存在的外生变量而遭忽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行为主义无法兑现当初的宏图伟志，新制度主义裹挟了对制度2 000多年的积淀与冷静，以“重新发现”的眼光，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研究范式转型的最重要产物，登上历史舞台。作为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热烈讨论的主题，新制度主义超越单一学科范畴，演化出不同风格和流派，如规范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经验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利益代表制度主义和国际制度主义等。对这些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制度探讨，共同构建了具有扩展性的新制度主义理论体系。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社会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制度主义认为，制度不仅包括“正式系统”的规则、程序和规范，还涵盖“意义框架”的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块；历史制度主义强调过去的历史对现在发展的影响，强调政治制度变迁和巩固存在的“路径依赖”对现代化进程所起的作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则以美国国会制度为分析蓝本、“理性人假设”为逻辑起点，重点探讨制度与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尽管各派之间观察制度的立足点不同，对制度内涵的解释各异，但归属于新制度主义的各个流派之间依然表现出“关注规则、重视正式制度、强调动态、秉持批判价值、凸显个体论、发展镶嵌性”的共同取向，也一致认可“制度是一种对人们行为产生约束的规则或规范”的理论解释。其中，美国学者理查德·斯格特对“制度”界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很强的借鉴意义。理查德·格斯特认为，制度是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包括社会符号、社会活动和物质资源三个层次，包含法令规章、规范、文化-认知三大要素，并梳理出各层次与各要素的内容、基础与价值，以及各层次与各要素之间的逻辑机制等。具体如表1-1所示。
表1-1 制度的要素及逻辑机制
资料来源：W RICHARD SCOTT.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M］. 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2001：52.
理查德·斯格特对制度的分析启示我们，制度不仅有硬性的法律、法令、规章等显性制度，还有一系列内在规范，更包括人们的文化观念、思想认知等隐性模块。在研究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过程中，对于现代大学制度的理解和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法律、法令规章、规定等显性制度，不能仅仅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更要关注到大学作为一个学术组织所具有的内在规范性和大众与内部人员对现代大学有关理念的文化认同。
可以说，当前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不仅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核心组成，而且是中国高等教育生态圈调整的目标。在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若干要素中，权力的资源配置无疑占据着核心地位，因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必然也包含着大学权力的制度化设计与建构。尤其是对于当下高度行政化的中国大学组织系统来说，识别学术权力的运行风险以及学术权力的制度化建构将遏制其行政化膨胀、敦促其回归学术本位。因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与实践早已证明：学术权力的制度化建构过程，不仅深刻地影响和显著地优化大学组织内部的权力资源配置、组织决策管理与监督，而且有益于大学组织及其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取向与角色期待、行为规范与文化认知乃至行为标准的匡正，进而有助于现代大学理念的坚守、大学精神的展现、大学制度的巩固和大学文化的传播。可见，厘清大学权力的分配以及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化构建，对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大学而言，不仅意味着一种意义重大的制度创新，而且预示着一场深刻的组织变革。或者说，这本质上就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过程中的一种组织变革与制度创新的双重转型，因而有必要同时从组织和制度层面进行深入的考察，这也是全面剖析这样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最佳视角。
综上所述，在这些问题上引入组织分析的视角和新制度主义的研究视角，不仅在理论依据和逻辑思路上具有适切性，而且紧跟了国内教育组织的制度分析的研究路向，这也使形成某些开拓性的研究价值成为可能。借用《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编辑部学者的话：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容易出现各种制度的废除、重建、调整、移植、扩散等现象，教育领域亦然。但是，围绕深化改革，通过系统学习和充分借鉴，中国教育研究者在国外制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开展的教育制度变迁分析，可看作他们对理论回应和实践关切的独特贡献，也可期许其研究成果对真实制度实践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