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　关于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研究

1.3.2.1　关于中国—中南半岛关系的研究

要对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进行研究，首先要对中国—中南半岛一直以来的关系特别是中国—中南半岛经济关系有所掌握，因为从本质上说，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即为中国—中南半岛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升华，而由于中南半岛的地缘特殊性以及经济与政治的相伴相生性，为了更好地把握中国—中南半岛经济关系，就有必要对中国—中南半岛政治关系也有所了解。鉴于此，接下来本书将在回顾中国—中南半岛政治关系的基础上，重点梳理学界对中国—中南半岛经济关系的研究。

（1）关于中国—中南半岛政治关系的研究

关于中国与中南半岛的政治关系，很多学者首先从中国的视角进行分析。Johnston（2003）、阳茂庆等（2015）立足于中国与中南半岛几千年的历史渊源，认为双方具有很强的邦交关系［17］［18］。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更是将中南半岛视为周边重要的战略次区域，并不断对其展开“魅力攻势”（Bert，2003［19］；Kurlantzick，2008［20］），旨在“树立友善的中国形象，与中南半岛国家建立更友好的关系”。李明江（2015）将中国的这种做法称为“软实力战略”［21］，中国与中南半岛的政治关系因此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以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使得中南半岛国家开始相信中国的强大有利于该区域的稳定与繁荣（Glosny，2006［22］）。21世纪以来，中国“和谐世界”的理念进一步促使中国与中南半岛摆脱了对立与对抗，走向了政治上的相互尊重（何龙群，2008［23］；Khan ＆ Yu，2013［24］）。曹云华和徐善宝（2004）、Weissmann（2010）认为，中国所实施的更为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也使得中国在与中南半岛国家发展多边主义的实践中产生了良好的示范作用［25］［26］。在王玉主（2010）看来，中国所构筑的经济相互依赖格局也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与中南半岛的政治关系［27］。

也有学者基于中南半岛地缘重要性来探讨中国与中南半岛政治关系的发展。比如在何跃（2008）、李巍和罗仪馥（2019）看来，中南半岛“背陆挑洋”的独特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中国西南建立国际大通道的重要支点，也是中国经略东南亚、亚太乃至全球的战略要地［28］［29］；周娅（2013）认为中南半岛不仅有着优越的地缘联通性，而且作为东盟的半壁江山，中南半岛可以联动东南亚国家在东盟框架下对地缘政治、经济局势的发展变化握有重要的话语权［30］；梁茂林等（2017）更具体地从国别的视角分析了中南半岛国家对中国的战略意义，如缅甸是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印度洋的第一站且最为关键的一站，老挝是中国拓展地缘战略和实力的辐射中心，越南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向西通往印度洋、非洲和欧洲的必经之地，泰国和柬埔寨是中国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实力辐射东南亚海岛国家的重要平台［31］。朱陆民和陈丽斌（2011）认为中南半岛是看护好中国西南边境安全的重要一环［32］。正因如此，中国致力于通过“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努力增进与中南半岛各国双边或多边互动，以打造中国与中南半岛更为密切的政治关系。

随着全球权力中心转移至亚太地区，美日印等大国出于自身国家战略和地缘政治利益的需要，在亚洲实施了各自的战略部署，而中南半岛凭借独特的战略区位成为影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关键一锚，加之在地理上与中国毗邻，中南半岛也就理所当然地被这些国家视为“印太（Indo-Pacif-ic）”地缘战略弧上围堵中国的战略棋盘和棋子（林利民，2014［33］）。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中南半岛各国与各大国形成微妙的关系——既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部分国家又是美日印的盟友。泰国将对华政策发展为“周旋于美日印等大国之间的重要环节”（陈乔之等，2001［34］）：一方面，利用中国谋取与华盛顿的平等地位，又借助美国抑制中国南下；另一方面，鼓励日本增加对湄公河流域的关注与开发，又利用中国来遏制日本的政治野心；与此同时，还将印度引入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来抗衡中国，又利用中国对抗来自印度的安全施压。新加坡一直奉行“多边卷入”“多边支撑”的大国平衡战略，李光耀曾直言，“中国是本地区令人敬畏的玩家，不把其他东亚国家联合起来，该地区将失去平衡”，他还提醒美国“要积极参与亚洲事务以制衡中国”。越南深知“即便在最理想的状态下，中国的军事力量仍然难以匹敌”，所以就将与中国的关系置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多边框架之中，积极推进与美国的合作，从中寻求平衡。缅甸也游离其间，既向中国谋利，又借力平衡中国在缅甸的影响力，变得越发“左右逢源”。总之，美日印已经通过地缘竞争介入了中南半岛地区的事务，并基于美国“重返亚太”的背景再行协调相互间针对中国的政策，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南半岛的对华政策，中国—中南半岛政治关系日趋复杂。

（2）关于中国—中南半岛经济关系的研究

冷战后，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中国西南地区开始较多地与中南半岛互动，出现了以双边互动为基础的次区域合作地带。在互动中，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中南半岛带来了更多的经贸往来，也带动了中南半岛参与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积极性，“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等的提出与实践就是最好的例证。

亚洲开发银行倡议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于1992年正式启动，在吴志纯和唐敬年（1992）、谭果林和苏文江（1992）等学者看来，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不仅是中国面向东南亚开放的一个突破口，也是密切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经济联系的创举［35］［36］。贺圣达（2005）认为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与中南半岛的共同繁荣，是中国与中南半岛发展经济关系的重要平台［37］。卢光盛（2013）将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视为中国与中南半岛之间前所未有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形式，并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与深化了双方的经济联系，有力地推进了该地区经济的发展［38］。王士录（2006）认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在中国与中南半岛关系的重构与调适中起到了一种“润滑剂”的作用，促进了彼此之间政治关系的良性互动，良好的政治互动又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39］。王敏正（2003）、卢光盛（2013）等指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加大了中国与中南半岛的开放力度，并通过经济上的互动、连接、依赖形成了越来越强的共同利益与合作基础，增添了双方开展经济合作的信心，同时也使得中国与部分中南半岛国家的经济关系走向了“不对称相互依存”［40］［41］。

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与东盟合作迈向制度化安排的第一步，不仅有利于区域内国家间双边贸易与相互投资的增长，还促进了中国与东盟调整各自的产品结构、建立密切的产业内水平分工，形成生产的合理布局，从而在经济利益关系上逐渐成为一个整体，形成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新格局（张帆，2002［42］；江虹，2005［43］）。作为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共同参与的经济一体化安排，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对于中国与中南半岛同样也是互利共赢的，这是因为根据地缘经济依存度和经济互补性强弱，中南半岛属于中国对外开放国际格局中条件较优的圈层，中国—东盟自贸区良好的示范与溢出效应就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并夯实了中国与中南半岛双边经贸关系（邱丹阳，2005［44］、2006［45］）。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启动昭示着中国开始从被动应对到主导塑造其与中南半岛的经济关系（王玉主，2012［46］）。

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是对环北部湾经济合作的超越，它将合作范围进一步延伸，旨在构建一个“由两个板块和一个中轴组成的‘一轴两翼’大格局”。推进泛北部湾经济合作，不仅有利于中国西南省区拓展经济合作空间，也能促进经济资源在更大范围的整合，推动原有的“弱—弱”型合作转向“强—弱”型合作，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增强该区域的经济发展活力。正如贺圣达（2008）所言，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或将成为中国与中南半岛间又一个有效的合作平台以及推进良性循环的合作渠道［47］。更为重要的是，以往中国与中南半岛的经济合作更多地聚焦于陆地，忽略了海洋，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则引导中国与中南半岛的经济合作转向“临海型经济”。对此，李明江（2008）从南海的视角提出，如果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的构想能够充分实现，南海将变为这个经济区的“内湖”，因此就有理由对南海未来的稳定表示乐观［48］，而南海的稳定无疑是中国与中南半岛经济合作持续向好的重要前提。总之，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填补了中国与中南半岛这一板块尚未建立的合作机制的空缺，为中国寻找了一个便捷的出海通道，并通过从海路上打造中国与中南半岛的对接，推进了中国与中南半岛的海洋经济合作，打造了区域新的增长极，促使双方形成更为紧密的经济联系（张蕴岭，2008［49］；贺圣达，2008［50］）。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是中国发起并由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共同创建的一个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Pempel（2010）、Middleton和Al-louche（2016）、罗仪馥（2018）、Grumbine（2018）等认为，澜湄合作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诸多共同点决定了二者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一起一落、一兴一衰”的竞争态势，中南半岛上的国际合作制度终将因竞争而相互取代，出现制度达尔文主义［51］［52］［53］［54］。邓涵（2019）、朱进杰和诺馥思（2020）则认为澜湄合作找到了自身独特的定位，巧妙地避开了大国之间的“国际制度竞争”，与区域内既有国际机制并不存在“优胜劣汰”“此消彼长”“零和博弈”的互动逻辑［55］［56］。客观而言，澜湄合作对中南半岛既有制度所形成的竞争不可否认，但它所确定的“3+5”合作框架以及建立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契合中南半岛“高阶”合作发展趋势，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中南半岛既有国际合作制度的自然延伸与升级发展，彼此之间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在区域内形成了“多轮驱动”的格局。进一步而言，作为流域内六个亲密友好邦邻探讨建立新型次区域合作平台的重要努力，澜湄合作进一步开发了次区域各国合作发展的潜力，有利于推进成员国的经济发展，缩小发展差距，是中国与中南半岛经济合作框架的有益补充，也是双方构建全方位合作的重要举措（刘稚和徐秀良，2017［57］）。可见，澜湄合作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上提升了合作水平、拓宽了合作领域、强化了合作机制，“升级”了次区域的地缘经济架构，促使中国与中南半岛的经济关系跃上新台阶（刘卿，2018［58］）。

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是中国连接中南半岛的陆海经济带，它是深化与拓展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和澜湄合作的重要路径和突破口，也更深层次地促进了中国与中南半岛的经济合作（汪海，2007［59］；卢光盛，2016［60］）。梁茂林等（2017）指出，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建设能够有效地稳定并繁荣中国与中南半岛的边境地带［61］。在卢伟等（2017）看来，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建设不仅通过“战略经济”路径建立了中国与中南半岛的区域合作伙伴关系，也有利于中国与中南半岛标准、技术、政策等的全面对接，形成更均衡的贸易格局［62］。盛玉雪和王玉主（2018）认为，当前的中国与中南半岛是彼此需要的——随着中国进入“新常态”，亟须在对中南半岛的开放中寻找新增长点，而中南半岛则是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非常需要中国给予援助，因此，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建设能够为沿线各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63］。总之，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建设进一步消除经济壁垒与边界效应，更大程度地促进了要素有序的自由流动、资源的高效配置以及市场的深度融合，推动互联互通，扩大投资贸易往来，打造中国与中南半岛国际联动式发展的互利共赢新格局，促进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的共同繁荣，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支柱、主要内容，同时也是拓展与深化澜湄合作的关键，对中国构建次区域合作和全球治理新格局发挥着独特且重要的作用。（段涛和卢光盛，2017［64］；刘鑫和黄旭文，2018［65］）。

1.3.2.2　关于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的研究

实际上，在中国与中南半岛之间建立连接彼此的经济走廊的构想由来已久，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和南新走廊均为其早期的形态，只是在《愿景与行动》提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打造六大经济走廊后，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才得以正式形成独立概念，其建设任务也得以进一步明确。对于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建设，罗雨泽（2019）提出了“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发展理念，以共同规划凝聚民心，以合作机制建设规避风险，以示范项目探索成功模式，以早期收获坚定各方信心，先易后难，逐步积累经验、汇聚资源，形成滚动式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思路［66］。有学者从机制对接的视角进行了论证分析，例如，卢光盛（2016）、卢光盛和段涛（2016）认为应该从“一带一路”建设高度上将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与澜湄合作机制有机结合，进行整体性规划，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实现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与澜湄合作的良性互动，使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取得进一步突破［67］［68］；盛玉雪和王玉主（2018）综合考虑中南半岛合作机制的供需现状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的现实约束，也认为对接澜湄合作机制是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取得先期突破的必要选择［69］。也有学者试图挖掘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的潜力领域，例如在贸易方面，王金波（2017）、文淑惠和张昕（2017）、郑丽楠等（2019）对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贸易潜力进行了实证考察，均认为该走廊具有较大的贸易潜力，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提升走廊沿线各国的贸易联系程度［70］［71］［72］。梁双陆和申涛（2019）利用新经济地理变量“市场潜能”对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经济关联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发现走廊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不仅受本国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要素投入的影响，也受到临近国家经济增长所创造的市场潜能扩大的影响［73］。

在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具体建设策略方面，2015年9月召开的中国—中南半岛国际经济走廊（南宁—新加坡）合作发展圆桌会议特别强调，要合力推进东线的规划建设，同时和西线的建设相结合，各有侧重，协同并行。刘宗义（2015）认为在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建设过程中，项目推进不应急于求成，要先从沿线各国民心入手，对当地要有全面而深入的了解，特别需要培养国内“草根”外交力量［74］。古小松（2016）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作为一条交通基础设施较好的国际大通道，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天时”和“地利”条件皆已具备，当前建设的关键在于走廊沿线国家的参与意愿，即“人和”问题，因此要切实做到政治上和平共处、经济贸易上互利合作，文化上和谐交流［75］。吴良等（2018）、方志斌（2019）也指出，“民心相通”对于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中华人华侨的纽带作用不可忽视［76］［77］。赵可金（2016）、张建平（2017）均认为，推进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最大限度地释放交通网的经济活力，是推进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的必然举措和值得期待的目标［78］［79］。盛叶和魏明忠（2017）将走廊层次的提升视为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的关键，即要在现存经济合作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交通通道的建设，并充分利用水文地理优势建设海上交通通道，打造海陆交织的交通网，还要制定适用于走廊建设项目的统一法律法规体系和项目风险评估体系，减少走廊建设的风险，避免项目搁置［80］。在胡关子（2018）看来，软件基础设施连通对于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也非常重要，对此，他提出了要争取在多边协调上取得突破，也可以以较成熟的双边合作为依托，率先取得高质量的早期收获，再进一步整合资源使其上升为多边行动方案，同时加大相关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法制建设，加强制度保障［81］。对于制度的建设，全毅和尹竹（2017）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他们提出要升级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合作机制，也就是要在完整理论建构的基础上，促进合作机制的整合与升级，提高制度化水平［82］。苏小庆等（2018）认为，支点城市是经济走廊的空间支点，因此有必要通过“发挥支点城市增长极功能”“串联支点城市发展轴”“构建支点城市网络”加快支点城市发展，推动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83］。汤永川等（2019）则指出，甄别沿线国家的优势产业和要素禀赋，构建中国与沿线国家制造业的高质量合作格局，是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得以高质量推进的关键［84］。熊彬和范亚亚（2019）认为建设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重点在于沿线国家自由贸易战略的实施和国际产能合作的开展，其中国内高端生产要素的培育甚为关键，完善政府监管治理、提高政府效率以及改善投融资法律法规等制度环境也不可或缺［85］。熊琛然等（2020）通过“国家对外影响力模型”的测度结果发现，中国在部分时间里对某些中南半岛国家影响力的弱化并没有必然带来美日印影响力的实质性提升，这些国家在国际体系与战略层面确实给中国影响力的提升带来了一些结构性压力，但实为有限，长期发展趋势显示中国对中南半岛的影响力在持续上升［86］。文淑惠和胡琼（2019）就提出，中国需要充分发挥相邻效应，动态考虑制定相关配套政策来平衡中南半岛国家两两邻国之间的投资利益关系，最大化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效应，实现中国与中南半岛各国经贸合作的良性发展，以弱化政治因素的干扰［87］。在中美关系掣肘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这一问题上，朱翠萍和陈富豪（2019）特别指出，中国应从双边层次上细化对中南半岛国家的国情研究，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推动双方发展战略的有效对接，同时加强中美之间的安全对话，打消中南半岛国家“选边站”的顾虑［88］；方志斌（2019）则强调应该以合作共享的思维来规划中美关系前景，提升政策兼容性，管控分歧，相向而行，最大程度缓解大国关系对走廊建设所形成的制约［89］。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建设离不开中国云南和广西的区域经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