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产业协同集聚的存在性及测度

（一）产业协同集聚的存在性

传统产业集聚的研究，侧重于分析同一行业内企业的空间相邻（集中）的模式以及集聚效应。艾利森和格莱赛（Ellison and Glaeser，1997）首先注意到了不同的行业间的空间集聚，指出了产业的协同集聚不仅是单个产业的空间集聚，而且是不同产业趋向于在空间上相邻。在产业协同集聚过程中，不同产业间往往存在一定的联系，如垂直关联或是水平关联等。波特（Porter，1998）认为，没有哪一座城市的行业是单独发展的，不同行业往往会集聚在一起。巴利奥斯（Barrios，2003）利用爱尔兰27年的就业数据，对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集聚状况进行了测算，发现两种产业的协同集聚指数整体是提高的。柯尔克（Kolko，2010）对美国的制造业与服务业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服务业的集聚程度超过了制造业。伽尼（Ghani，2016）利用印度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集中度较高，制造业倾向于向大城市集聚，而大城市通常也集聚着大量的生产性服务业。

国内学者也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吉亚辉和段荣荣（2014）利用全国各省份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之间存在着双重集聚的特点。江曼琦和席强敏（2014）基于产业间存在投入产出关联的特点，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中的信息、科技类行业与制造业之间有高的协同集聚程度，这能显著降低制造业生产中的交易成本。陈晓峰（2016）以长江三角洲为研究样本，认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这两大产业存在协同集聚，并在价值链和城市异质性影响下，存在互补和挤出两种集聚效应。原毅军和高康（2020）发现，我国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都表现为“中心-外围”的空间结构，并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点。苗建军和徐愫（2020）利用长江三角洲30个城市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各大区域的协同集聚状况存在异质性，而协同集聚状况与城市各单个产业集聚状况有关。

（二）产业协同集聚的测度方法

现有文献对产业协同集聚进行了大量研究，但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衡量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测度方法。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多以灰色GM（1，N）模型、耦合协调模型、投入产出模型、D-O指数、E-G指数、产业间协同集聚指数等进行测度。

从实证研究成果来看，江曼琦和席强敏（2014）采用产业间集聚度的简化计算式，运用产业间的投入产出法，对上海市18个区域的生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综合集聚度进行了测算，并对这些集聚度进行了分类。陈晓峰（2014）利用的是区位熵的方法计算协同集聚，研究发现，在中国东部沿海区域，不同省份的产业集聚度差距很大。唐晓华等（2018）运用灰色GM（1，N）模型对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协调发展进行了量化分析，并运用门槛模型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孙正等（2022）选用行业分类数据，应用灰色GM（1，N）模型，测算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指数，认为两种产业的融合模式是城市群内部之间的协同集聚，而过去是由单一城市或地区为主。李宁和韩同银（2018）采用耦合协调方法，对京津冀的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与同期相比，北京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协同发展速度较慢，而天津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协同发展速度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