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响原子弹
1955年1月15日下午，几个人步履匆匆来到了中南海怀仁堂，他们中有地质部部长李四光[1]、地质部副部长刘杰[2]、物理学家钱三强[3]。其中一个人抱着个铝箱子，神神秘秘的，不知道箱子里面藏了什么宝贝。
一进门，他们发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彭真、李富春、薄一波等中央领导人都已经在此等候了。
“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课。”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道。话音刚落，大家求知的目光便齐刷刷地汇聚到了他们三人身上。
为了让大家先有一个初步的感性认知，刘杰打开了那个铝箱子，小心翼翼地将里面的“宝贝”拿了出来。当包裹着它的红绸布打开后，一块拳头大小、黄中带着无数绿点的石头呈现在众人面前。第一次见到这样奇特的东西，在场的人都很兴奋，大家纷纷议论这到底是什么。紧接着，钱三强拿出了一个钢笔模样的东西，这是他们研究所里自制的盖革计数器。这时有人开玩笑：“你们的新奇东西还真不少哩！”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当接通电源后的盖革计数器靠近这块石头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大家都清楚地听到了“嘎嘎嘎”的响声，离得越近，响声越大，把盖革计数器移开，响声便停止了。几位领导人因为好奇也亲自上前做了实验，结果也是一样，引得大家笑声不断。
“这块石头能不能让我们拿起来看看？”
“当然可以，看完了要记得洗洗手啊！”
原来，这块石头是铀矿石。1789年，德国科学家克拉普罗特发现了铀元素，并用天王星的名称“Uranus”将其命名为“Uranium”。铀是实现核裂变反应的主要物质，有没有铀矿，是一个国家能否发展核工业的重要前提。
接着，李四光和刘杰对我国铀矿资源情况做了全面汇报。他们讲道，经过一年的普查，在西北、中南、华东等地发现放射性异常点达200多处，确认有远景的矿点11处。他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丰富的铀矿资源，可以为将来大力发展原子能工业服务。
接着，钱三强发言。他先从肉眼看不见的原子讲起：原子的直径只有一厘米的一亿分之一左右，如果把一个原子放大100亿倍，它就像一个直径一米的圆球。通常来说，一个只有芝麻粒大的东西，里面包含了万亿亿个原子。但是后来科学家研究发现，原子并不是最小的，它本身的构造很复杂，像个小小的太阳系，每个原子中间有个微小的太阳，这就是原子核，所以说原子核比原子更小。为了让大家有个直观的了解，他把原子和原子核的关系以一个形象的比方来说明：假如把一个原子放大到像怀仁堂礼堂那样大，那么其中的原子核就像放在礼堂中央的一粒黄豆。后来，钱三强又讲了构成原子核的质子和电子以及它们的关系。
趁热打铁，他又挂出了示意图，开始介绍原子弹的爆炸原理和基本构造：“先从铀矿中提炼出铀，再把形成固体的铀加工成两块半球型浓缩铀-235，外面包上一层中子反射体，把它们放在弹壳里，用高能炸药引爆，使两块半球型铀发生链式反应。这样，原子弹就爆炸了……”
钱三强一边讲着，一边用眼睛环视着整个会场，有的人托着腮，有的人在点头，还有的人用手比画着。这堂课钱三强是做了精心准备的，为的就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的直觉告诉自己，眼前的这些从战争年代走来的老革命家基本上都听懂了，并且听得很认真。即使是没听懂，也在心里烙下了印记。
课讲完了，房间里也安静了下来。毛泽东点上了一支烟，望着示意图，若有所思。过了好一会儿，他突然说道：“我们要不要搞原子弹啊？我的意见是中国也要搞，但是我们不先进攻别人。别人要欺负我们，进攻我们，我们要防御，要反击……不要我一个人说呀，大家也都说说嘛！”
见主席都发话了，在场的人就开始讨论了起来：
“三强，我们的科学家要把原子弹搞出来，大概要多久？”
“我们搞这个，目前是不是有很大困难？”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现场气氛热烈。
大家提出的问题很多，但是钱三强都没有回答。他对毛泽东说：“主席，在回答问题前，我能不能也提个问题？”
毛泽东点点头。
“主席，我就想问问：我们国家是不是真的下定决心搞原子弹呀？”
“我说了也不算，大家是什么意见？”毛泽东望着在场所有人，笑着说道。
大家纷纷举起手来，表示赞同，有的人甚至还举了双手。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出兵朝鲜我想了三天，要不要搞原子弹，我思考了三年。我认为，原子弹一定要搞，既然要搞，那就尽快搞。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发现了铀矿，进一步勘测一定能找出更多的铀矿来。我之前就和刘杰说过，这是决定命运的。我们也培养了一些人，科学研究目前也有了一定基础，创造了一定条件。这件事总要抓的，现在也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毛主席的话，让大家感到热血沸腾。
中国为什么要搞原子弹？这要从1945年7月16日说起。那天，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的大沙漠中成功爆炸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此后，苏联、英国、法国也相继拥有了自己的原子弹。
二战时期，美国先后向日本的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据统计，近20万日本市民丧生。核威胁所带来的影响不仅让日本人遭受其害，还让全球各国民众人人自危、谈核色变。
后来朝鲜战争的爆发和日益紧张的台海局势，让中国一次又一次处在美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核讹诈、核威胁之下，中国人意识到只有拥有自己的核力量，才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唯一出路。很多国家也相继开展了核研究、核试验，更让中国产生了尽快研制核武器的紧迫感。在这场涉及国家实力和国家安全的综合博弈中，中国虽然落后，但是毛泽东的著名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原子弹是纸老虎”，给了大家迎头赶上的决心，眼下又发现了铀矿，这正是开干的大好时机。
那天的会议开到了晚上七点多，不知不觉中，夜幕悄悄降临。会后，毛泽东留大家共进晚餐，他特意斟了一杯红酒，然后举杯站了起来，环顾着四周，用他那浓厚的湖南口音大声说道：“来吧，那我们为了中国原子能事业，干杯！”
这是毛泽东在“两弹一星”方面亲自主持的时间最长的一次会议，1955年1月15日这一天被永久记录为“中国正式下决心研制核武器的起始日”。
就在这一年，钱学森[4]回国了。在美国人眼中，他学术造诣高，一个人就抵得上五个师的力量，所以千方百计阻挠他回国，甚至还监视、拘禁他，但这丝毫不能阻止他回国的脚步，这条艰辛的归国之路，他走了整整五年。
“我终于回到了日益思念着的祖国，今后要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为祖国的建设事业服务。”这是钱学森在回国后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的话。
时间不等人，1956年10月8日，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简称五院）成立了，由钱学森担任首任院长。很快，这里便集结了任新民[5]、屠守锷[6]、梁守槃[7]、庄逢甘[8]、蔡金涛[9]、黄纬禄[10]、姚桐斌[11]等数十位专家，还有中级科技人员以及当年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他们是中国导弹、火箭事业的第一批骨干力量，我国导弹、火箭的宏伟蓝图也就这样开始描绘起来。
紧接着，经中央批准，原子能工业部也成立了，由于要保密，对外称第三机械工业部，后又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二机部。宋任穷[12]是第一任部长，刘杰和钱三强也过来帮忙协助工作。在党中央的大力帮助下，很快便有1万多名各类人员义无反顾地汇集到了二机部。二机部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原子弹工程进入正式实施阶段。
然而，此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要造导弹、原子弹这类尖端武器，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实事求是地说，在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初期，苏联这位“老大哥”热情地向我们伸出了援手，对于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来说，这一举动无疑是雪中送炭。
很快，苏联按照之前与我国签订的协议，不仅帮助中国建成了“一堆（反应堆）一器（加速器）”，还协助我们完成了研制基地、配套工厂和试验基地的选址工作。紧接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人陆续奔赴青海、甘肃、新疆等地，加入工厂、基地的建设之中。他们中间有刚毕业的大学生、建筑工人、国外回来的专家，还有大批解放军指战员。
就在我国核工业刚刚起步的时候，谁也没想到“中苏蜜月期”过得如此之快，苏联翻脸不认人了。1959年6月，赫鲁晓夫领导集团背信弃义，撕毁了之前同中国签订的合同，撤走了派到中国来的200多名原子能专家，中国当时还眼巴巴等着苏联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呢。
消息到了毛泽东那里，他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当年，苏联单方面毁约，对中国的打击是巨大的。现在看来，我们还要感谢苏联，正因为苏联的不讲信用才让中国下定决心独立自主研制自己的“争气弹”。为了记住1959年6月，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就叫“596”。
这个“596”仿佛自带了一种魔力，吸引了大批留学在外的科学家纷纷回到祖国，有的人拒绝了国外的优渥待遇，有的人放弃了学术发展的广阔前景，还有的人冲破重重阻碍才登上了回国的邮轮……当然，能把他们聚集到一起，有一个人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个人就是钱三强。1948年，钱三强抱着为国家做一件大事情的决心回到祖国怀抱，这件大事情就是为中国搞出原子弹。他回国后，担任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所长，该所不久便改名为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曾有人称，由钱三强带领，培养出了大批优秀人才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孝”。
一天，宋任穷找到钱三强，对他说：“三强同志，眼下大批科学家要来，能不能推荐一个人？既是科学家，又能做组织工作。”
“朱光亚[13]。”钱三强脱口而出。那时的朱光亚已经取得了物理学的博士学位，1957年被钱三强调到了二机部，从事中子物理和反应堆方面的研究。
“他虽然只有35岁，名气也不大，但正是干大事的年纪，是来核武器研究所的不二人选。”钱三强对宋任穷说。
不久，朱光亚来到了二机部新成立的九局，干起了副所长，协助局长李觉[14]开展工作，和科研人员一起，开启了原子弹的上下求索之路。
1959年至1961年的中国正处于困难时期，当大饥荒像潮水一样席卷而来的时候，全国人民都在饿肚子，科学家也不例外，尽管饥肠辘辘，但是他们的脑子却一刻也没有闲着。
北京西郊一座灰楼里的灯昼夜亮着，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就在那里，从里面隐约传来算盘和手摇计算机噼噼啪啪、此起彼伏的响声，原来是邓稼先[15]带领着理论部的十几个年轻人正在进行原子弹方程式的运算。
原子弹的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简单来说，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理论设计，二是制造，三是试验。理论设计是龙头，原子弹设计不出来，就无法投入制造，更别提试验了。邓稼先也是在钱三强的推荐下来到核武器研究所（代号“二机部九局”）理论室的，是理论室的带头人，主要负责原子弹设计工作。
原子弹不像其他武器，它无法在战场上缴获，然后进行拆卸研究。一切都得靠这些从未见过原子弹的年轻人凭空想象，以及参考朱光亚来研究所后主持整理的那份苏联专家讲课的提纲。令人头疼的数学概念、闻所未闻的结构、极其复杂的方程式、数以万计的数据，一切都要靠计算，工作量十分庞大。而大量的计算，需要借助运算工具。
二机部想了各种办法，无奈条件有限，只能使用邓稼先找来的四台半自动苏式乌拉尔电动计算器，这是当时最先进的工具了，每秒100次，算一个除法要分好几步，若算开方，还要查巴罗表。这样还远远不够，许多数据还要靠手摇计算机、计算尺，甚至是算盘来运算。
由于缺乏经验，第一次计算失败了。万事开头难，邓稼先带领众人认真分析原因，提出了三种解决方法。时间紧张，他们三班倒，连轴转，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分别进行了三次计算，即第二、三、四次计算。问题又来了，三次计算的结果虽然十分接近，但是他们发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和苏联专家当时讲课时讲到的技术指标差别很大，运算工作陷入了困境中。到底该怎么办？大家都没有头绪。
连日加班让大家的体力消耗很大，理论部基本上是20多岁的年轻人，饭量大，可是饭又不够吃，经常饿肚子，邓稼先经常能听到他们念叨：“老邓，我们饿……”原来邓稼先那时拿的是教授级别的工资，跟年轻人比起来，手头宽裕不少，再加上邓稼先平时对他们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他们饿了就去找邓稼先。这个时候，邓稼先便放下手里的工作，对他们说：“你们等着，我去想办法。”不一会儿，他便拿着从街上买回的高价饼干或是其他食物回来了。年轻人一哄而上，抢着吃。他也饿得两眼发虚，咽着口水，说：“你们吃，也给我留一块吧……”
工作还要继续，如果数据不能确定下来，那么，照此设计的原子弹很可能就炸不响，而且可能还会有巨大的危险。后来，彭桓武[16]来了，他也是钱三强从清华大学要来的，他在英国留学期间获得了哲学、科学双博士学位。彭桓武的到来为理论部增添了新的力量。在彭桓武的指导下，大家集思广益，经过反复验证和讨论，又提出了三个重要的物理因素，建立了三个数学模型，进行了第五、六、七次运算，结果出来了，和前三次的演算结果一样！
算了这么多次，结果都是相近的，大家心里开始犯嘀咕：“到底是我们的运算有问题，还是苏联专家早先提供的数据是错误的？”大家一时没了主意。彭桓武、邓稼先等人认为，多次得到相同的计算结果，足以证明他们的计算不容置疑，但是又没有足够的论据来否定苏联专家的数据。大伙把机器停下来，进行讨论，这时搞方程的人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他们又进行了第八、九次计算，果不其然，得到的结果还是和前几次一样！后来，他们发现的确是苏联专家提供的资料有错误。
这就是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过程中有名的“九次运算”。这个运算过程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光数据纸就有几大麻袋。说起来还多亏了苏联的错误资料，才让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如此扎实。
后来，为了摸清和掌握原子弹的内爆规律，验证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是否正确，试验队投入紧张的爆轰物理试验中，在王淦昌[17]、郭永怀[18]、陈能宽[19]的带领下，又通过实际试验，再次证明邓稼先他们的计算是正确的。
与此同时，在位于北京西南郊坨里的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员王方定[20]正在犯愁。他想起了当初自己的老领导钱三强把这个任务交给自己的时候，自己可是拍着胸脯说要尽快搞出来的。可如今，点火中子源的研制一点起色都没有，他生怕完不成任务，拖了大家的后腿。
点火中子源，也就是氘化铀，虽然它只有乒乓球大小，但它是原子弹引爆装置的核心部件，作用就如同点燃鞭炮的明火。王方定他们小组已经做过200多次化学实验了，但效果还是不理想。
这一天，在原子能研究所合成氘化铀实验室里，气氛紧张而又热烈，王方定正带领着他的小组进行新的实验。说是实验室，其实就是用芦苇秆抹灰当墙，将油毡涂沥青做顶盖的一个简易工棚，就在原子能研究所院子的一角。
只见身穿防护服、戴着橡胶手套、嘴上捂着大口罩的王方定，小心翼翼地将一些色彩鲜艳的材料放到一个容器里，吩咐助手说：“抽出空气。”
之后，王方定又往里面放入了另一种材料，然后挥手：“加热！”
另一个助手迅速调整加热器的温度，动作娴熟。这时，有人在观察，有人在一旁做记录。只见容器里面，两种材料化合、膨胀，在他们眼前翻滚着，发出了耀眼的光彩。这个场景似曾相识，王方定突然反应过来，这就是当初在黑夜里查看钱三强从国外带回来的放射性原料的景象，但比那个景象更壮观、更宏大……
王方定紧张地注视着，额上沁出的汗珠浸湿了他的大口罩。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当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时，他看到一个奇异的现象，一个过去从没见过的异常艳丽的现象，随即倏然消失在眼前。这个转瞬即逝的场景唱响了成功的前奏，让王方定等人兴奋不已。他和助手小心操作，反复调试，捕捉那个宝贵的瞬间……
不知是因为过于兴奋还是疲劳，王方定突然感到一阵眩晕，紧接着大汗淋漓。“糟糕！真不会挑时候，老毛病又犯了。”他想要强撑，身体却不听使唤，摇晃了几下，突然倒地。众人急忙拥上前去想要扶起他。他艰难地说道：“别管我……快注意成分变化……要找到刚才那个现象……再调一下温度……”
他就这样强忍着疼痛，躺在地上指挥着，眼睛紧紧盯着容器，生怕错过什么。容器里的光彩变得更加夺目，那令人惊奇的、绚丽多姿的瞬间，再一次出现了……
王方定的脸上终于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这事成了！那是1963年12月初，王方定带领的实验小组终于捕捉到宝贵的瞬间，为原子弹点火装置研制出了理想的原料，在后来的原子弹出中子爆轰试验中进一步得到了验证，点火中子源的研制取得成功。
原子弹要成功爆炸，还需要有原子弹试验场。在新疆，有着“死亡之海”之称的罗布泊就是核武器试验基地的所在地。在大片土黄色的沙土中，一丛丛美丽的小花随处可见，当地人说，这是马兰花，于是核武器试验基地便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马兰”。起名字的人是马兰基地的第一任司令员张蕴钰[21]。
从上甘岭战役的炮火中走来的张蕴钰将军恐怕比谁都更能体会这一点：落后就要挨打，中国要想不被人欺负，唯一的选择就是制造出自己的导弹和原子弹。
早在1958年，基地选址工作就开始了，41岁的张蕴钰在领受组建核武器试验基地的任务后，便马不停蹄地投入基地的选址工作中，最后终于从一片荒原中找到了他想要的“风水宝地”。
在导弹试验基地、核试验基地和核武器研制基地这三个基地的建设过程中，马兰核试验基地上马最晚，1959年春天才开始。
随着首批2万人的建设大军浩浩荡荡开进罗布泊，马兰核试验基地开工了。在建设初期，赶上了中国三年困难时期，原子弹研究面临“下马”的危险。这个时候，大家的耳边响起了很多不和谐的声音——原子弹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造出来，基地部队可以去种地、放羊，等经济好转了再搞建设……张蕴钰听到这些话，火气一下就上来了，他吼道：“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等。一年不搞我等一年，两年不搞我等两年，他们愿意走就走，我干我的。中国，总要有原子弹。”后来，不知道是受他影响还是大家自己想明白了，没人再提走的事了。
在基地建设最困难的时期，“以戈壁为家，以艰苦为荣”的口号在不知不觉中被叫响了。没有施工机械，一条条公路就是靠张蕴钰和政委常勇[22]带领战士们拉着石磙子，一步步碾出来的。车辆少，口粮运不进来，张蕴钰和常勇就率领机关人员徒步几十千米，一袋袋往回扛。那个时候，戈壁滩老榆树上的一串串树叶、榆钱成了战士们的高级食品。基地有一个叫张荷泽的助理员，负责到哈尔滨押运国家调拨的一点奶粉，途中他发现破了一袋，即便自己喝了其实也没人知道——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能有奶粉喝真是一件美滋滋的事情，可是他没有，他拿纸包起那袋破了的奶粉，将所有奶粉如数运回了罗布泊……
他们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就把核试验基地建起来了。
1963年3—4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心位置定在甘肃敦煌西北方向，指挥区距敦煌80千米，生活区距敦煌10千米左右。爆心确定了，试验场区爆心铁塔的设计和建设又落到了张蕴钰的肩上。
如今，位于中国罗布泊核试验场爆心处的钢铁塔架早已在核试验中被摧毁，严重扭曲变形，呈麻花状倒在地上，让我们很难相信它原来足足有102米高。而美国在1945年进行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时的铁塔高度仅有30多米。
当时，在中国的大地上，还没有百米以上的高塔。
几十年后，当80多岁高龄的张蕴钰将军回忆起和大家一起建铁塔的日子，他的眼中不禁泛起了泪花，回忆如潮水般涌上心头——他们顶着强风和高温在塔上作业，在这么艰苦的情况下，他不能把伙食保障到位，每人每天只能定量分到六个馒头，这件事情一直让他耿耿于怀。
1964年春天，高大的铁塔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成了戈壁滩上最耀眼、最绚丽的风景。
围绕着爆心，是分布在不同距离、不同方位上的各种工号。电缆沟密密麻麻通向四面八方，最后汇聚到铁塔下面。
张蕴钰望着他“最为得意的作品”陷入了沉思，他知道，离中国引爆原子弹的那天不远了。
同年，兰州铀浓缩厂里传出了一个好消息，在王承书[23]等人的努力下，被称为世界上最难以捕捉的物质——铀-235提取成功，原子弹爆炸所需要的燃料终于得到了保障。我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三国之后，第四个能生产出这种物质的国家。法国虽然此前引爆了原子弹，但用的核材料是钚，而不是铀。毛泽东知道后称赞：“很好！”
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拦路虎”，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正大踏步前进……
1964这一年是新疆天山公路格外繁忙的一年，也是核试验基地格外忙碌的一年。“老邱”即将上场，一场好戏即将上演，如何让它在闪亮登场的时候达到一鸣惊人的效果？当然，保密是关键。
新疆罗布泊，大队人马从四面八方而来，悄悄地在这里集结。与此同时，一列安保级别空前的一级专列也从青海金银滩核武器研制基地出发了，青海向北京报告“老邱已上轿”。
“老邱”是人的名字吗？它其实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因为外形酷似一个球，“老邱（球）”的名字由此而来。由于“老邱”身上还要连接几十根雷管，再加上很多电缆线，“老邱”看上去就像长了长发一样，所以大家还管它叫“邱小姐”。
为了把原子弹安全完好地运送到罗布泊的核试验场，大家可真是煞费苦心。先运走的是假的，后面运走的才是真的。真正的原子弹又是分成两部分运走的，用火车运的是原子弹的两个最关键的部件—铀球和点火中子源，另一部分则是用另外一列专车运到西宁后，再用经过保温改装的伊尔-14运输机，运往核试验基地。沿途又设了层层关卡，找了专人押送。
10月初，原子弹被安全运到爆心铁塔下的地下室，由专家进行装配，核试验基地随着“596”任务的临近变得热闹起来。
我国那个时候其实生产出了两颗完全相同的原子弹：596-1和596-2。一颗用于正式试验，一颗留作备份，万一正式的不响，再用备份的那颗。张爱萍[24]等人研究后，决定将备份的596-2藏匿于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的导弹试验基地附近。
伟大的时刻要到来了。
让我们回到1964年10月16日那一天。当14时59分40秒到来的时候，在离爆心17千米的主控站里，空气好像凝结了，所有人的呼吸仿佛也停止了。这时坐镇指挥的张震寰[25]又看了一下表，下达了最后一个口令：“发K3！”
自动控制系统的所有设备仪器一起启动，在悦耳的蜂鸣声中，所有的指示灯依次亮起，比星星还要闪耀。
紧接着，一位女技术人员响亮的读秒声传来：“10，9，8，7，6，5，4，3，2，1。”
“起爆！”一只手有力地按下了红色按钮。
一阵强烈的闪光照亮了整个戈壁滩，可能只有1000个太阳，才能与其争辉。时间定格在1964年10月16日15时整。
闪光过后，一个巨大的火球出现了，带着翻滚的黑烟团，伴着隆隆的爆炸声，不断升腾着，随后出现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
巨大的威力使得爆心周围的坦克、军舰、飞机、大炮、楼房等效应物灰飞烟灭……马兰机场，一架取样飞机腾空而起，向着蘑菇云飞去；穿着防化服的参试人员乘车冲进爆心采集数据；离爆心60千米的观察所里，上千米的壕沟内外，人们笑着、跳着、抱着、喊着，帽子在空中乱飞，甚至还有人高兴得在地上打滚……主控站里，张震寰、张蕴钰、李觉、程开甲[26]、陈能宽等人激动地拥抱着、欢呼着……还有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等科学家都流下了积蓄已久的热泪……
张爱萍接通了北京的电话。
深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了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播音员的声音久久萦绕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听到消息的人们立刻欢呼起来，不一会儿广场上便成了欢乐的海洋。人们走街串巷，奔走相告，笑声、呼喊声、鞭炮声，声声入耳，报道了原子弹成功爆炸的号外被人们哄抢一空。聂荣臻也派了秘书小周去“抢”号外，可惜人太多，只抢到了一张。聂荣臻拿着“沉甸甸”的号外，一遍遍地看着上面红色的大字，怎么看也看不够。他对小周说：“这张号外要永久保存，这是有纪念意义的！”
早在消息还没有对外公布的时候，美国、苏联、日本就通过各种手段，侦察到我国西部爆炸了一颗万吨级的原子弹，他们纷纷表示：简直不可思议！
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独立掌握核武器技术的国家。
那天晚上，简单而又隆重的庆功宴在核试验场生活区的戈壁滩上举行，足足有几千人参加。喇叭里、收音机里循环播放着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还有什么事比这更让人痛快呢？就连平日里滴酒不沾的科学家们也都端起了酒碗，很多人都喝醉了。据朱光亚晚年回忆，他这一辈子只喝醉过一次，就是在那个晚上。
有了原子弹似乎可以松一口气了，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远远不够的。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的一次中央专委会上，周恩来提到了氢弹。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氘、氚等轻核，通过产生的核聚变反应瞬间释放出巨大能量的核武器。和原子弹相比，氢弹的威力更大，体积更小，便于导弹和飞机携带，但是它的研制从原理到技术都比原子弹要复杂。我国的氢弹之路，究竟在哪里呢？
其实在原子弹研制的过程中，钱三强早就把眼光瞄向了氢弹。在他看来，从原子弹到氢弹是必然的发展过程，虽然中国在氢弹领域是一片空白，但先做些氢弹理论方面的探索，定会是有益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这个“预谋”是正确的。
1960年12月的一天，刘杰把钱三强请到自己的办公室，突然聊到了氢弹这个话题，两人的想法竟然不谋而合。经过商量，他们决定把这个任务放在原子能所进行，核武器研究所则重点突破原子弹这一难关。
钱三强又开始物色合适的人选了，有一个人的一生也因此发生了改变，他就是于敏。
于敏[27]清楚地记得1961年1月12日的这一天，钱三强叫他去办公室密谈，那时于敏还是近代物理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钱三强告诉他，组织上有个重大的决定，想让他“转行”，参与到氢弹理论的预研工作中去。听到这个消息，他觉得很突然，自己带领的原子核理论研究小组正在进行基本粒子的研究，进展很顺利，照此发展下去，很快就能出成果了。突然要他改干别的，他心里十分矛盾。经过了短暂而又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决定放弃自己钟爱的原子核理论研究。“相信你一定可以干好的！”在钱三强的鼓励下，于敏郑重地点了点头。
后来，这位没留过洋的国产“土”专家带着他的轻核理论组从理论上攻克了氢弹的原理，完成了氢弹研制的第一步。我国的氢弹在原子弹爆炸之后，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也爆炸成功，速度令世界称奇，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和当初这个“先行一步”的任务是有很大关系的。
1966年12月28日，科学家们先是完成了氢弹原理试验，通过这次试验，确认了几个关键物理量的测试结果数据和理论预估基本上一致，这个试验的成功表明我国彻底掌握了氢弹原理和制造技术。
1967年6月17日，一架空军轰炸机在茫茫戈壁滩中投下了我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了。氢弹爆炸产生的蘑菇云比原子弹的还要壮观。据初步计算，核爆炸的威力在300万吨左右梯恩梯的当量。我国赶在了法国的前面，成为继美、苏、英三国之后，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而且只进行了5次原子弹试验，就将氢弹搞出来了，美国当年进行了足足45次原子弹试验才得到了氢弹。它再一次证明，外国人能办到的事，中国人也一定能够办到，而且可以办得更好。
这时候，人们不由得想到毛主席1958年6月说过的话：“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中国人做到了，还赶在了前面。